“糖衣炮弹”说和新时期反腐倡廉新思路

　　公开揭露并报道大量干部腐败案，不再顾忌暴露阴暗面，是放弃革命党思维切合现实的大进步。把社会主义存在的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定义为旧社会剥削阶级遗留，其始作俑者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苏共理论家布哈林，结果是他本人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资产阶级代理人遭处决，而旧的遗留在苏联却也是越留越多。苏共不正视现实自诩先进，党政干部分利集团不接受监督，最后亡党亡国。大量事实证明，把官员贪污腐败说成是中了“糖衣炮弹”并不符合实际，虽然确有不少干部被坏人拉下水，但更多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自身。旧社会遗毒说更是缺乏解释力，解放都半个多世纪了，旧的遗留不是越留越少，反而越留越多，越来越厉害了，被糖衣炮弹击中的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可见不是旧遗毒，而是新情况。如今腐败分子较之解放初刘青山、张子善官位不知大了多少，陈希同、成克杰、程维高、高岩等高干贪污难道不是他们自身本质不好，而要把帐算到别人的“糖衣炮弹”上去吗？怪不得沈阳“慕马案”主慕绥新、马向东在被处决前忏悔其案发出之偶然，他们并不畏惧纪检机关的常规监察，其案发也并非纪检监察部门的发现，而是隐蔽战线国家安全部门拍下了其在澳门豪赌的照片，赌徒不检讨自己的丑恶灵魂，却说自己 “成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俘虏”，是别人拉他们下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临刑前更忏悔说自已出身贫寒，却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学习，放松改造忘了本。那胡长青的“本”真的就很好，不值得忘吗？出身贫寒就一定“优良”吗？反过来富裕者必然个个是黑心狼吗？中外多少富可敌国的企业家倾资捐赠社会公益，如邵逸夫、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等，出身富家的人“本”就一定坏吗？胡长青的忏悔活现了一个鄙卑小人的丑恶嘴脸，以出身贫寒作政治资本，乔装打扮不择手段往上爬，他贫寒时未必就很纯洁，利欲薰心掌了权就大肆贪污，伪君子临刑前还要把罪责推给别人，子虚乌有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竟被许多贪官当作遮羞布挡箭牌，成了腐败分子的替罪羔羊。

　　随着时代的进步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革命党的意识形态说教已越来越不合时宜，执政党要与时俱进开创新时期反腐新思路。本来，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存在官僚制治理不足为奇，千百万官僚中有成千上万贪官也不足为怪，中国人多官多官场病也会多些，无须遮遮掩掩捂盖子，把腐败分子揭露出来，绳之以法，划清界限，贪官是贪官自己的事，不必意识形态化。既不必将贪官说成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俘虏，也不必将这批害群之马的帐算到政府党组织的身上，自己的事自己负责，不必东拉西扯。“糖衣炮弹”及“好起来烂下去”说可谓是一把双刃剑，用于抹黑敌人说起来方便，一旦自己执政腐败问题多了只好捂盖子，由于怕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对大批贪官以前是不敢公开披露，意识形态说教反而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足，使自己犹抱瑟琶半遮面，不敢放开舆论进行监督。而世界经验告诉我们，舆论监督是无处不在最有力有效的监督。这种顾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纵容了贪官，贪官往往自称代表党代表组织代表政府甚至代表人民，而实际上谁也代表不了只代表他自己，任何组织或政府或阶级均不可能为腐败分子承担责任。谁人做事谁人当，硬把贪污腐败分子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处理，丑化不了敌人也美化不了自己，既没有说服力也没有制约力，是早已过时了的革命党旧说教。把贪污腐败说成是剥削阶级思想也不合时宜，那么多贪官都说成是滑进了资产阶级泥坑，今后还会查出更多的贪官，则其逻辑结论不正是毛主席所警告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的贪官比文革前多得多，政府公开查办宣布的就有几十万，没有查办隐藏的贪官倍于其数，既然认定贪官是滑进了资产阶级泥坑，那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阶级分析意识形态说教在此形成逻辑悖论，反倒为已被否定的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找到了现实依据，而再搞“兴无灭资”穷折腾，斗“走资派”，造反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又还能搞出什么结果？新时期不能以革命来反腐败，而要用法制来反腐败。

　　说穿了，官僚腐败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既不姓社也不姓资，也不是旧社会的遗留，不是封、资、修，古今中外任何社会任何政府都存在腐败。连联合国及国际奥林匹克组织也存在官僚受贿，目前揭发的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就牵涉到黑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子，而竞选奥林匹克举办城市时接受贿赂出卖选票的也多是非洲兄弟。公开揭露打击腐败应是全人类的共有任务，历史上不少封建皇帝也设酷刑反腐败，无论那个阶级那个集团的任何政府都会顾忌自己烂下去，怕的只是制度不善回天乏术。韩国总统一个接一个被揭发出腐败问题，查出来就法办，韩国并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而是好起来。美国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洛克希德丑闻”曝光被赶下台，当时苏联象捡到了稻草大肆渲染，结果是苏联自己捂着问题不揭发先垮了台。不怕贪官多就怕捂着盖子不揭发，不怕总统腐败就怕没有制度制约，将腐败降低到零点谁也办不到，斗私批修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良好的制度安排才是持续反腐败的最好途径。将官僚腐败意识形态化只能使腐败问题更难解决，是把水搅浑为腐败贪官提供保护伞。

　　腐败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大家共同来反腐败，当然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合作。新时期腐败的一大焦点是贪官携巨款外逃，窃走的人民血汗动辄几个亿，据中国新闻网2005年9月1日报道：近几年外逃贪官约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被追回遣返的很少，仅抓获71人。我国周边近邻越南、朝鲜等也开设睹场拉贪官去豪赌，越南、朝鲜当然不姓资，却专门引诱中国贪官睹徒去挥霍国脂民膏。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再依照意识形态旧框框，讲什么姓社姓资，而要有新思路诉诸国际法和外交途径缉拿贪官。联合国有反腐败国际公约，我国政府也签了字。设在德国的非政府民间“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廉政情况公布一期“腐败排行榜”（CPL），名列前矛最廉洁的政府是香港、新加坡。同样是华人社会他们的反腐倡廉为什么得到国际公认呢，我看其好就好在制度严明，特别是公开透明，舆论监督做得好，使监督无处不在。香港廉政公署许多行之有效的反腐办法就值得我们学习，如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等。不必讲兑现不了的空话，少唱高调多办实事。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超过英国或法国总人口，入党做官，什么样的人都有，个个都具有先进性不太可能，“三讲”、“保先”其实仍然是“社教”旧思路，老一套的意识形态灌输说教既效用递减，思想教育并不能保证党员个个都自觉抵御“糖衣炮弹”进攻。古代圣贤孔孟强调君子小人之分，现代经济学认为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为目标，而在行为方式上又是理性的。官僚也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理性人知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保证官员忠诚于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要借助于外部制约，对任何人都一样。由此看来，我国反腐败的持续深入，还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旧的教条框框，吸取各国成功经验和世界政治文明成果，不仅要制度创新还要有思想理论创新，特别是抛弃意识形态包袱，不对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恐怕难于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