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越：说得清楚和说不清楚的故事 转帖 - 秋心斋书画网 - 秋心斋书画网, 汪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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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的母亲说，我出生以后，很少啼哭，以致来我家的客人有的就颇感诧异地问：“怎么你家就像没有小孩子一样?”     大家知道，哭是婴儿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饿了要哭，渴了要哭，身上不舒服要哭，瞌睡又不肯睡要哭，甚至没有任何原因也哭。据说，哭是婴儿的一种运动，但是我自幼就不爱运动——不常哭。     其实，不爱啼哭的孩子，并非“只此一家，”而是往往有之，没啥稀奇。只是小时不爱哭与长大也不爱说话，二者之间是否有所联系，我就说不清楚了。     如果不深挖历史根源到婴儿时代，则我从小就不爱说话的原因是很简单的，那就是：社会影响，家庭教育。但对我影响最深刻的，却是胡适的一条标语。大约在十二三岁时，我在一本《随笔》上看到这一则故事。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床头贴着一条英文格言，译成中文就是：“如果你叫得不响，不如闭起嘴巴。”这句话是那末强烈地深入我的脑际，成为我的信条。这条洋标语其实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是这种思想，使我获益不多，受害甚重。建国以来，每次政治运动中，我的检讨里都少不了批判个人英雄主义这条内容。现在，我的那个该死的个人英雄主义总算基本消除，但已行年七十有三垂垂老矣。孔老二自我吹嘘：“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还是有点道理的。        上面说到“社会影响，家庭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可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简单地说，我的童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军阀混战时期。我的家庭是充满封建礼教，迷信思想的家庭。祖母室内墙上挂着一幅乩笔写在白绫子上的大“佛”字，她面向“佛”字，整天念经，以求死后上天堂。父亲迷信“纯济社”虔诚焚香叩拜，祈求将采得到“超度”。父亲不但自己虔信，还要我的哥哥和不满十岁的我也都加入“纯济社”，按时前去叩拜“吕祖大仙”。     但是，时代的潮流，不可抗拒。那时候，就在我的家乡小县城里，也有过打翻城隍的破除迷信运动，抵制日货的反帝斗争。那时我还小，当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是心向往之，十分拥护。我也小有举动，略述如下：     在我童年时候，每到阴历腊月二十三日都要“送灶”。送灶时要在一张黄纸木板印刷的灶疏上填上户主姓名，然后点燃香烛，焚化灶疏，送灶王上天向玉帝回报。那一年我填灶疏时，就在户主姓名下写上“小太爷”三个字。这种和灶王开个玩笑，以他的“小太爷”自居，实在算不了什么破除迷信，但从这个微不足道的故事里可以看到社会影响，家庭教育，并不是对于每一个人都起同样的作用。而一个人对社会影响、家庭教育的诸多方面，也是或接受，或拒绝，并不是全部“笑纳”，或一概“壁还”的。例如我的家庭教育中要有礼貌，不要多言的教训，我深以为然；而迷信鬼神、求佛保佑的思想就灌不进去。     书籍——我指的是小说——也是如此，对我起作用的并不是《封神榜》、《西游记》、《子不语》、《镜花缘》，而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茅盾的《大泽乡》、《神的灭亡》，老舍的《二马》，丁玲的《韦护》…… 我有一个堂兄，曾在“上大”读书。那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办的学校。功课表正反两面不同，国民党来校视察，就翻过背面的功课表，国民党人走了，再把功课表翻过来。我这位堂兄听过恽代英讲课。后来他辍学回家，当了教师。夏夜纳凉，他偶然谈起共产主义社会，他描绘得十分美好，真是入耳动心。     我的堂兄是寿县有名的才子，尤擅填词，也能写字。他认为我的字“写不出来。”我的一位老师也说我的字“不行。”这位老师是我极其钦佩的，他常引用苏东坡的诗“我虽不善书，知书莫若我。”我绝对相信这两位权威的话，所以我就不去瞎费工夫，写我“写不出来”的字了。但是，我这位老师却看中了我临摹的一幅仕女图，认为我可以学画。后来，我就进了上海美专。(有人说我：“拜刘海粟为师”。那是胡说，绝无其事。)     说到我的老师，觉得对于其中的两位，需要多说几句。     我最怕数学，偏爱语文，作起文来，也还通顺。记得十岁左右，写过一篇作文，老师的批语至今还记得是：“笔共而峭，宜读王文。”就是认为我这个小孩子可以学王安石的文章。这位老师在清代中过秀才，但他并非只懂“八股”，也通晓古文。他的学问、文章，究竟如何，我这个小学生当然不足以知之，只记得他常常以一根白带子紧勒着额头，他有头疼的毛病，但坚持上课。这位老师名叫王心泉。     另一位老师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他是我们寿县有名的学者。他上课似乎从来不备课，有时上课甚至不带课本，而是借用学生的书。他也无所谓课时计划。一篇文章的一个题目，他能讲上一个课时，自然这有点炫学的意味，但他繁征博引，妙语连珠，真能令听者忘倦。他确实是师道尊严，绝不容许有一个学生不听课。倘竟有人不认真听课，他就挖苦得你抬不起头来。这位老师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作白话文比作文言文难。一般的学生只准作文言文。他认为可以作白话文的学生，才准许作白话文。我也是被允许作白话文的一个。有一次他出的作文题是《秋怀》，我是这样开头的：黄叶飞来了，带到某一时代将莅临的消息。连夜寒风偷偷把植物换上颜色，树叶终于由枯黄而脱落了。当悲哀的辞树时，它也曾竭力地飘扬飞舞，但最后，终于要归到它应该去的地方：根下或阶前。但它还有一个不平凡的死；当人们踏着它时，还能发出沙沙的响声。不过，即此也很难说了，须在未化作泥之前。”下面回忆了一个也是发生在秋天的故事，最后，我这样结束了这篇文章：“现在，黄叶又飞来了，带到某一时代将莅临的消息。他是什么都没有了，只年复一年地期待着他永久期待着的一幕热刺刺的喜剧开演在黄叶飞来时小小的点缀点下这他自以为值得低徊的秋光。”     作文簿发回来了，老师在文后批了这样几句话：“作者于缠绵悱恻缜密往复之中，另有一种清真爽适之妙。侪辈中吾见亦罕矣。前途预测，无限光明。”当时，我觉得评价过高，真有受宠若惊之感。今天，回首前尘，不禁哑然失笑。盖从1952年思想改造以来，每逢政治运动，我必挨整、受批。我这个从小就不爱运动的人，竟然成了“老运动员”。这就叫做“无限光明”吗?老师为我算的命，一点也不灵。 （原文刊于“北京大学中国名人丛书委員会”编辑的《逆水风帆——中国名人谈少儿时代》书中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