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王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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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接到一封来自兰州画院的信,是王天一写来的,信中说:王天一个人画展定于2000年10月26日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开幕,信的末尾还附了一首七言:步履荆棘赶斗牛,迎来旭日照神州,生平不做蟾宫梦,愿吹军号到金秋。我悟出了他信中的一番玄机,20年前,他的花鸟画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风格,他在这20年中刻苦作画,使自己在中国画中自成一派。此次携画来京汇报,也正是他将向人们尽情倾吐一下多年积压在心头的块垒的时候了。 

我们相识是在20年前的一个春天,坐落在昆明湖西边一个小岛上的藻鉴堂被文化部选中作为画坛大师们共商国画艺术复兴的聚会之所,我作为一个报道文艺界多年的记者忝列其中,自然感觉到一种少有的快乐。而偌大的厅堂里大师云集,欢声笑语,只有一个人我并不认识。他是画室最忙的一个人,一会儿迎来送往,一会儿端茶倒水,还不时毕恭毕敬地向大师们请教着什么。等到晚上别人都回家休息了,画室里只留下他一个人守夜。我想,这大概是文化部请来的杂工。一次,在观摩大师们的作品时,我忽然发现一张独具一格的“牵牛花”,画上一簇迎风朝阳怒放的牵牛花,艳丽中透着淡雅,生动活泼之态跃然纸上。我环顾左右问,这张画是谁画的?大家的眼光一起转向了我误认为是杂工的那个人,刘勃舒问我:“你不认识他?这就是来自西部的画家王天一!”我听了马上向他道歉,并提出采访他的要求。当时五十出头,四方脸上挂着一副眼镜的他浮着敦厚谦和的笑容说:“有这么多的大师在,你还是写写他们吧!同他们相比,我只是一个花鸟画的新人,实在要写,过二十年再说吧,那时,估计我的花鸟画可能会成为气候。我的经历很坎坷,简直是不堪回首,到那时我再向你倾吐吧!” 

20年后,王天一没有食言,画展如期开幕,他带来的150幅作品集中展示了他近20年来的国画创作风貌,这是西部画家在北京举行的档次很高的一次个人画展。王天一和他的相濡以沫的老伴儿张帆端坐在鲜花丛中,脸上挂满了喜悦的笑容。画展境界的高远得到了所有观者和评论者的接受和赞誉,而他也履行了20年前对我的许诺,接受我的七次拜访,推心置腹地向我讲述了他那不堪回首的人生之路。

(一)

小学时代的王天一就怀揣画本到处临摹。离家不远有一座关帝庙,庙里有彩绘和壁画,这里的桃园三结义和诸葛亮指挥作战的故事令他着迷。先是一点一滴地临摹下来,回家后就依样画葫芦地照着小画本放大来画。没有纸墨笔砚,他就在家里墙外的墙上、地上、影壁上到处画自己喜欢的景、物、人,渐渐在乡里有了点小名气。他的绘画作业,每每在课堂上被老师评为100分,他就像中了状元一样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更加执迷,成了乡里知名的小画家。

小学毕业后,王天一考上县里的师范学校,开始接触西方绘画艺术。课堂上学素描人物造型和绘画基础知识,课堂外临摹自然、景物,有时应人所邀画些画,虽然粗糙,却颇像模像样,他就更认定了“画画也是职业,也能挣饭吃”的道理。18岁的时候,王天一怀着理想只身去西安投考技艺师范学校美术科,校长虽然很欣赏他的美术才华,但看到他过于自立和成熟便怀疑他是陕甘宁边区派来的卧底者,就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这是他平生遭遇的第一次挫折。 

1983年为中南海紫光阁作巨幅布置画《金秋》

由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安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被学校取消入学资格的王天一只好流落街头。幸好这时遇到了学校的一位美术教员顾群。顾群是个好人,见到王天一背井离乡,孤苦无依便收他为课外学生,并照顾他的吃住。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半年的时间,师母侯杰因为是中共地下党员而被捕,顾群一家顿时陷入困境。王天一在西安无法安身,又只能辞别老师走上回乡的路。但是这次挫折却给他指出了另一条明路。顾群在和王天一临别的时候叫他回乡后寻找成县的地下党组织,依靠党组织,继续学画。这样,王天一回到成县后,按照顾群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地下党,这里的同志见他非常刻苦,是个可造之材,便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随后推荐他到成县一中当了一名美术教员。一年的教学生涯加强了他学习绘画的决心,攒足路费以后,他立刻来到了四川,考入了四川专科学校绘画科,师从华晋青学国画,师从李有行、沈从文学西画,其间也受到担任客座教授的张大千的指教。 

《牵牛花》

1949年西安解放后,四川也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川陕公路,学校不得已停课。王天一只得打点行装,徒步从成都沿蜀道剑阁入甘小道,走了7天回到陇南老家。此刻,解放的曙光已经临近甘肃,王天一艰难的求学之路也露出了一线的光明。

(二) 

在陇南家乡,王天一迎接了甘肃全境的解放,这时,他和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女友张帆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担任文工团的美术教员,而张帆担任文化教员。参军前,王天一画了一幅作品,画上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身背着讨饭筐,拖着一根要饭的棍子,题目是“老大徒伤悲”,意在警示自己,丢开画笔就是这个下场。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时候,王天一被调到西北军区文化部战士读物出版社当美术编辑,黄胄是创作组组长,两人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经常有机会在一起切磋绘画艺术,互帮共联,受益匪浅。此时他的最大收获是深刻认识到了美术创作源于生活的道理。他的第一部创作就是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完成的。这是一组反映解放军部队建设天兰铁路的28幅油画作品,从自然景观劳动场面、战士生活、精神风貌各方面和角度描绘出建国初期那种特有的战斗文化生活和艰苦创业的忘我精神。这组作品参加了当时西北军区第一届文艺大检阅,王天一因此被评为部队优秀文艺工作者,并获得一枚一级文艺奖章。接着,他的油画《巡逻归来》、《追歼》、《猎归》等相继参加了部队和全国美展。 

王天一作为军旅画家最大的贡献就是创作了巨幅油画“瓦子街大捷”,当时他们的创作组接到中央军委“西北要拿出一幅大画”的指示,到陕北宜川瓦子街体验生活后,创作组的7个人都拿出了一张草图,结果王天一的被选中。作品完成后在全国美展获得了殊荣。王天一等甘肃新一代画家的名字也第一次在全国打响。 王天一的军旅生涯前后延续了7年,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当大有作为的时候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厄运。先是部队审干,发现他中学时期曾被集体拉入三青团。这件事连他自己都早已忘记,想不到在强化阶级斗争的年代却被当作重大问题提出来,接着自然和参加地下党的问题联系起来,是否真的加入地下党也受到了怀疑。总之,结果是他不能继续留在部队,必须转业。上级考虑到他在部队的时候一直是兢兢业业,就让他转到省文化厅美术工作室继续搞绘画。这当头一棒的打击使他几乎晕头转向,但好在还有继续作画的环境和条件,只要是这个权利不被剥夺,再大的委屈他也能忍受。 

转业到地方后,审查还在继续,他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被武断地否定,从此停止了组织生活。接下来的运动中在检查他在画报上发表的连环画时,说他画上的贫下中农“都很胖,像地主”,于是他又被扣上了只专不红、白专典型的帽子。1957年的反右他侥幸躲过,可是随之而来的反右补课,他却在劫难逃,最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保留公职,劳动改造。这时,甘肃省刚刚成立了一个地方戏陇剧团,王天一遂被发配到了陇剧团。

(三) 

到陇剧团之前,王天一思量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回家后向老伴儿张帆说:“我这一去凶多吉少,你和孩子都要受连累,不如咱俩离了吧,一了百了!”张帆深知自己丈夫的为人,眼泪如断线珍珠般流了下来,说:“等你死了再离,你不死咱们就一块儿过,再大的罪过我和你一起顶着。” 

陇剧团的劳动改造,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酷,无非是押运布景、道具,搭个台子什么的,剩下来的就是根据剧情设计布景、服装之类,所以他干得很尽心,把一切都干得井井有条。但最难忍受的是剧团里一些人的歧视和白眼,叫他干活时都是点着名字吆五喝六的命令,有了成绩却都是别人的,有了过失都算在他的头上,开他的批斗会。这一切,王天一都默默地忍受着。 

1999年为天安门城楼大厅作《国色天香醉春朝》

大概是因为王天一的任劳任怨感动了上帝,陇剧团给他派了个美差,驻守到上海、苏州跑服装厂,为剧团设计制作戏装。这个工作令他喜出望外,因为总算可以接触到绘画艺术了,要知道,他是一个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呵!为此他更加克勤克俭,不舍得多花一分钱。苏州有七八家戏装厂,每天跑完了戏装厂,他就到苏州的公园和私家园林去观摩树木花鸟、小桥流水。苏州的自然景观是甘肃不能比的,就在此时,他萌发了放弃油画改学传统花鸟的念头。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眼前的和纸上的这些树木花鸟都会成为他笔下的素材。 

1961年夏天,班禅大师进京路过兰州,陇剧团赶排了一场戏欢迎他,就打电报叫王天一回来设计戏装和布景。王天一奉命匆匆赶回,一下车就投入了工作。戏装设计完了,又去高高的脚手架上画布景,太阳晒得他大汗淋漓,等到一切都忙完了,他也倒在脚手架下大口大口地吐血。他实在太累了,但这是劳动改造的考验呀,他自己又能说什么呢? 

在陇剧团除了政治上的歧视,还有艰苦生活的磨练。王天一每月的生活费只有40元,粮食定量28斤,而这些除了自己的吃穿用度,还要省出一部分支援爱人和孩子。要不是妻子和孩子靠捡煤核、挖野菜艰苦度日,他的家庭恐怕早已支离破碎了。陇剧团厨房的大师傅是个好心人,他看到王天一每天劳动,实在饿得不行,就把蒸馒头的屉布收拢来,帮他刮下沾在屉布上的馒头皮,再拣些白菜根来煮煮充饥。有时实在饿极了连做猪食用的豆腐渣也吃过。这样的日子苦熬了4年,终于在1962年的错误甄别中被摘掉了帽子。 

但随着文革浪潮的袭来,王天一再一次被打进了地狱,甚至连他当作是生活动力的作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被关进牛棚,以前所有的罪名统统翻了出来,另外还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每天早晚两次请示,只能做劳务,不准再沾绘画的边儿,晚上睡觉都不安稳,时不时地被拖出去过堂,拳打脚踢不算,连家里人都成了黑五类,受到非人的歧视。

对于王天一来说,他心胸坦荡,从没有屈服过,他始终牢记一条,对于他来说,艺术创作和求索就是生命,就是生活,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能放弃。他搞到了几本绘画理论的书,偷偷藏在枕头底下,被勒令读“红宝书”时,他就把这些书包上红书皮,认真研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当他第一批被解放时,他口气十分坚决地提出离开陇剧团,到一个能够专心绘画的单位,如果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就回家种地去了。于是,省文化厅同意了他的请求,调他到省博物馆去当美术师。

(四)

王天一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敦煌千佛洞从事古代壁画的临摹和研究。   

到了敦煌千佛洞后,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过去从画册中和影视中看到的敦煌壁画实在太少,太浅薄了。这里连绵25公里,走不完的壁画群,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天穹顶姿态各异的飞天,没有重样的,唐代人物的手脚上千上万只中没有一笔败笔,古代绘画师对生活观察的细微,实在令人叹服。当时任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的常书鸿老先生,得知他的“遭遇”后,不假思索地掏出一串钥匙,说:“这里的所有开放的,没有开放的洞窟你都可以进去,想临什么就临什么,想临多少时间就临多少时间,对你的研究没有任何限制。”   

半年多的临摹和考察终于过去了,王天一向博物馆写出了一份比较完整的考察报告和一大摞临摹绘画资料,既充实了博物馆的藏品,又为自己后来的绘画技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敦煌回来虽然很疲劳,但他感到一身轻松,眼界大开,因为他多年追求的绘画生涯终于得到延续。博物馆领导交给他一个新任务:到嘉峪关新发现的魏晋墓中去临摹一批砖画。这些砖画要比敦煌画早400多年,属于汉末魏晋时期,距今约1700年。   

《敦煌千佛洞》

看到这些近二千年前的绘画真迹时,王天一真是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这时,“四人帮”虽已倒台,但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他想,与其在地上再受蹂躏,还不如钻到地下去和这些宝贝绘画为伴。外面戈壁滩的炎阳高照,墓底却很暗,很凉,他沿着隧道爬进去,用一件军大衣裹身,墓室里有一种特有的霉臭味,他带了一瓶白酒,用嘴喷洒在周围,找来一头大蒜砸扁后塞住两个鼻孔眼,第一个夏天考古队从附近的酒泉机场借来一台小发电机,解决了墓内照明问题,第二、三个夏天借不来发电机,他就在土墙上面,趁太阳高照,在墓外放上一个大镜子,把阳光反射在墓道里,在墓道再放面大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墓底。

就这样,连续3年,他一直生活在魏晋墓群中,上午11点太阳当空照的时候进洞,下午将近日落的时候爬出来。剩下的时间他就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炕头放一张小桌伏案整理资料和画稿。三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他把文物资料如数交给了博物馆,把绘画用的彩色染料也都交给考古工作者们去化验,挑选出来的艺术形象较好的画作则作为美术资料,分为11个部分保存,这里包括1700年前的耕作场面,古代牧区生活,丝绸之路上的蚕桑丝,贵族生活场面,庄园和坞壁,屠宰和庖厨,壮观的军事画面,古代狩猎,禽兽,文化生活画卷,邮驿使图等,他特意请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写了序,嘉峪关文物管理所所长高凤山写了简介,自己则从艺术角度写了“魏晋墓砖画的艺术特色”。王天一成了把这一地下发现全面推出的第一人。

(五)

50年代中期王天一与黄胄同在西北军区的艺术创作室工作,闲时谈起一个画家的创作道路,黄胄说:“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必须有一手绝活,例如齐白石是一位全能的大家。但提起他,首先人们就想起他笔下的虾,那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姿态,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我喜欢画驴,你想走花鸟画的路,你就选择一种花吧!”王天一听了心领神会,可惜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选择,他想画人物,没有深入生活的权利,想画山水更没有条件去游历名山大川。这时他想起了黄胄的建议。朝夕相处的老伴张帆最了解王天一的心情,买来一包牵牛花籽,在窗台上种了一片牵牛花,几只家雀飞到窗前,每天和牵牛花相伴,触发了他的灵感。这牵牛花的花朵在朝霞中饱含露水,显得那么生气勃勃,我观花画花总不会有人干涉?何不画这牵牛花呢?于是铺开画纸,饱蘸笔墨和颜色画了起来。画着画着他不禁把花的命运,和他自己的坎坷经历联系了起来,有感而题诗一首:曲折攀登道路歧,步履荆棘迎朝夕,柔姿不限盆花艳,风邪未肯把头低。他心里进而有了这种意境,笔下也自有了一种前人未有过的神韵。   

有一次他和花鸟画大师朱屺瞻相遇,朱老的一番话让他永志不忘:“我画画从不赶浪头,你喜欢,我也这样画,不喜欢我也这样画,你展览我这样画,不展览我也这样画,永远追求自己的风格。”严格地说,王天一愿意专攻花鸟画是从牵牛花开始的。方向确定后,他就广泛向卓有成就的老画家们请教各种花卉、鸟禽的意境和技法,在这方面他受到了何海霞、许麟庐、李苦禅、李可染、关山月、黄胄等大师的悉心指教,他领悟到一幅好的花鸟画,不仅在技巧上是高超的,而且作为形象的再创造也是美的。画一幅好的花鸟画,需要对花和鸟,不但在形象结构上熟悉,而且要经过观察有所感受,寄画家之感情,表达理想和愿望。   

《文成公主与赞普》

为了画好牵牛花,他在外出采风时,总是细心观察各地的牵牛花,比方有些地方把牵牛花叫做“勤娘子”,意在它能鸡鸣即起,催促人人早早开始一天的劳动;有的地方又叫“喇叭花”,也有催人勤奋劳作之意。牵牛花虽没有牡丹那样富丽,也没有菊花那样高雅,更没有兰花那样芳香,但它那种努力攀登的精神,不择环境而生,不怕荆棘,叶到深秋枝蔓已枯萎,但仍在顶部开放,不被西风吹落的气质,恰恰印证了他的刚烈人生。   

80年代初,王天一分得一小间陋室,他略加改造后变成一间画室,并经画友兼恩师许麟庐的点拨,给它起个名字,“马兰 ”。马兰花的生命力极强,不怕寒风吹,不怕雨雪打,与王天一的经历很相似。他还为此画了一幅马兰花并附诗一首:马兰生路旁,自枯亦自荣,春风花影动,疑是蝶寻芳。

“马兰 ”的女主人张帆,早年因为热爱美术跟王天一结婚,但老伴的命运却使她大半生处于苦涩的生活之中,吃尽人间的艰辛,等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她的青春年华已过,但她没有灰心,从工厂退休后,才拿起了梦寐以求的画笔,多年在王天一的熏陶下,她对绘画并不陌生,而且进步神速,画起来竟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画得入迷,忘了吃饭,王天一只好自己下厨把饭菜作好,冲屋里大喊:“老太太快来吃饭!”吃着饭,还打趣地跟老伴说:“怎么样,咱俩换换班吧?”王天一现在已经恢复了真党员的面貌,原来的政协委员和省国画院副院长头衔已经退掉,成了真正的“自由身”。他说:“我先天不足,后天亏损,肯定不会成为大画家的,不过我还不会放下画笔,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