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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文纪念为那个年代无私地奉献青春的人们，特别向朱洪霞先生致敬
                  2009年8月28日
     1966年冬季的一天晚上。
     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里正在召开总部及各分部负责人和那些与工造有联系的其它群众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认淸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讨论如何加强团结、迅速壮大工农造反派组织。我虽然是个学生，但由于工人造反司令部是我发动和组织的，所以也经常参加司令部的会议。不过，作为一个学生，我不愿在工人组织里担任任何职务，当工造能独立运转时，我就会完全退出。我最欣赏毛主席的“咏梅”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会议吵吵嚷嚷地开到了半夜，我只是听。忽然，吵嚷声中有一个人在咕哝：“还在吵吵嘞，马上就没得饭吃了。”我警觉地朝咕哝方望去，认得是工造汉口分部的负责人。我起身到他身边问：“你刚才说‘马上就没得饭吃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煤场的煤快没了。”我吃了一惊：“你具体谈谈。”他看了看我，说：“我是××煤场的，我们煤场的煤只有两天的供应了。”“其它煤场呢？”“都差不多，最多的也不会超过五天，有的煤场已经没煤了。”我心中一沉，问在主持会议的工造副总指挥（是武汉邮电局的职工，姓胡，忘记了他的名字）：“会开得差不多了吧？”他说：“差不多了，再开也说不出个么名堂。”于是我提高了嗓音：“大家静一静。刚才汉口分部的负责人说，武汉市的煤快没了，这个事情很紧急，可能会严重影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工造的同志们，你们散会回去后，立即调查所在地区煤场的存煤情况，将情况电话汇报给司令部，司令部今晚通霄有人值班，等候你们的消息。
     拂晓，情况陆续汇到了，果然如汉口分部负责人所言：整个武汉市各大煤场储煤最多的也不过五天，一般的也只有两三天，部分煤场已无煤供应了。我立即拟了份电文，简述了武汉市当前的煤炭供应情况，请求中央立即调煤到汉救急，分别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胡付总有部邮电局的摩托，我叫他立即回邮局用急电发出。于是我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早饭后，胡付总回来了，异常兴奋，叫道：“国务院回电啦！国务院回电啦！”递过了电文接收稿，上面是电码，译文是：“立即作好接收准备。”这么快呀？我也很高兴。胡付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电报稿给、给、给我吧？留作纪念，行不行啊？”我笑着递给了他。于是在司令部的几个负责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工造无法出头，还是由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组织“钢工总”领头的好，如果它不动事情就很难办。工造总指挥吴炎金住在省委在参加省的夺权会议，我挂通了他的电话，向他简单通报了下情况，要他顾全大局，服从“钢工总”的指挥，吴炎金表示同意。我立即骑着自行车从汉口友益街出发了。
      到了武昌蛇山下的武昌首义公园红楼门前，我锁好自行车，掏出了一张“钢工总”的“特别通行证”，递给了大门守卫中的一个。那几个守卫反反复复看了一会，说没有见过这样的通行证。我说：“你把通行证拿给办公室的胡主任看。”一个守卫拿着通行证进去了。不一会，我的同班同学胡乾钊笑着跑出来：“我就知道是你来了。”我们拍肩打掌地进了他的办公室。坐下后他笑说：“这种通行证发的很少，总部几个头头大家都认得，用不上。用通行证的就只有你啦！”我也笑道：“看来我受到的是你们的最高层礼遇啦！”互相扯了会闲话，我问：“朱洪霞（工总一号头头）在吗？”胡乾钊对我的问话感到奇怪：“你找他？还是工造找他？”于是我把情况简述了下，请工总赶快组织接收。胡乾钊越听脸色越凝重，听我讲完后站了起来：“朱洪霞在，我去汇报。”好一会，他陪着三号头头夏帮银进来了。我站起来打招呼：“老夏啊！”夏帮银愕然：“你认得我？”我笑道：“你在我们学校躲过难呢，我还听过你的报告。”老夏望了望胡乾钊，胡乾钊也笑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老夏连忙伸过了手。我把情况向老夏又简述了一遍，请工总出面组织接收。夏帮银说：“这个事情我个人做不了主，我们要集体研究。”说完就出去了。过了好一会，三个人进来了，走在前面的是朱洪霞，中间的那个，应是二号头头胡厚民啦。我叫了一声：“老朱！”朱洪霞一楞：“你怎么认得我？”我笑着说：“你不认得我啦？我们前不久还见过面呢！”朱洪霞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瞪着大眼不知所措。我说：“前不久在炮校（武汉高级炮兵学校）开造反派联合会议，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我给空军的同志递条子，请他们出面调解，来来往往写了几张，你拍桌子发火啦，说我搞阴谋诡计。结果空军的同志把条子拿出来了，你才没做声了。”朱洪霞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呀，那次是个误会，是个误会。”连忙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连抖了几抖，态度非常诚恳。我趁此提到了来意。朱洪霞问：“由我们来领导组织，吴炎金会同意吗？”我肯定地回答：“没问题。”朱洪霞仍不相信：“你怎么能让吴炎金服从我们的指挥？”我看着胡乾钊：“你问他。”胡乾钊字字分明地慢慢说：“工造是他组织的，吴炎金是他扶起来的。”三个人又望了望了我，朱洪霞面向我说：“我们商量商量再答复你。”于是又出去了。过了好一会，夏帮银进来把胡乾钊也叫出去了。
      又过了好一会，夏帮银和胡乾钊一起进来了。夏坐下后态度极其严肃：“刚才我们核心组反复作了研究，郑重决定：我们服从工造的指挥。”我完全没思想准备，一听急了：“这怎么行啊？你们是大组织啊！”夏说：“事情既然是你们开头的，还是由你们继续的好，我们对情况不熟悉。我们保证服从工造的指挥。”我知道是不可挽回了：“那‘九一三’呢？它也是个大组织啊！”“我们刚才和李湘玉（‘九一三’的头头）同志通了电话，‘九一三’也保证服从你们的指挥。”说完就站起来，“事情很紧急，我们就不多陪了。”看着胡乾钊：“我们这边，全权委托胡主任，你们直接联系。”说完就出去了。 我无可奈何地盯着胡乾钊：“你看你看，我是来请他们的，这下可好，赖着我啦！”胡笑了笑，透着几分诡异：“是你开的头啊，不赖你赖谁？”我们往外走。到了门口，我开了车锁，推着车子。胡乾钊到底忍不住了：“刚才夏帮银叫我进去干什么？”我说：“不是讨论吗？”“他们核心组开会，我能去吗？”“那叫你去干什么？”胡笑了：“他们问了你的情况，要我劝你过来呢。”我不禁哈哈大笑。胡说：“我也给他们说了，那是不可能的。”我回转身：“我走啦，去组织接收呀，具体情况我给你打电话。”转身上了自行车。午饭时和在工造司令部的几个头头（胡副总、作战部长王锦铭、宣传部长范凯、办公室主任戴鹏）碰了头，大家对接收束手无策。是呀，我们连武汉市有多少煤场、煤场在哪处、煤车怎么调度等等一系列具体问题都一无所知，怎么能够组织接收啊？现在要去了解情况和组织新的一套系统，那还来得及吗？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啊！我说：“没办法啦，只好动用原来市委的那套系统，叫走资派出来组织了。”有人反对：“怎么能让走资派又来领导我们造反派？”我劝导他：“这不是走资派造反派的问题，事情火急了，新系统又没建立，暂且使用一下。”那人仍反对。我看着那个反对者：“那好，谁来组织？”那人不做声了，大家也都大眼望小眼。我看了看他们几个，说：“都没意见了？那就这样定了，我马上去市委。”
     对市委的机构我不熟悉。书记宋凯夫不知道是被哪个造反派组织抓去批斗了，还是躲到什么鬼窟窿去了；市长刘惠农是个草包。该找谁呢？咳，这不是经济计划部门管的事情吗？那就找市经委主任文祥吧！对，就找他！我将自行车停在了市委党校我的临时住处楼旁，徒步往市委后门马路对面的市委头头们住的大院走去。记得文祥告诉过我他住的是××号院子，我推开了院门，走进了院子，迎面一个中年妇女问：“同志，你找哪个？”“找文祥。”那妇女有点急了：“文祥不在这个院子。”我奇怪了：“文祥告诉我，他是住这个院子的呢！”那妇女大声叫喊：“他不住这个院子，你快出去！快出去！”我很奇怪她有那么大的嗓子。正在这时，一声“谁啊？”打断了那妇女的叫喊，抬头一看，文祥在二楼阳台出现了，我大叫：“老文你搞什么鬼！神神秘秘的！”文祥笑道：“是你啊，进来吧，进来吧。”那妇女埋怨：“叫你别出来，你偏不听！”嘟嘟囔囔地说个不休。文祥下楼后在楼门口对那妇女说：“是老熟人，没关系的。”我跟着他进了二楼客厅，坐下后环顾了四周：“嘿，这么高级的房子，怪不得要打倒走资派呢！”文祥有点尴尬。扯着扯着，扯到了前几天市委的头头们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我笑问：“高帽子戴着舒服啊？”文祥也笑了：“还舒服！真不好戴，在头上老是打转，生怕掉了。怎么不做小一点呢？是故意整我们的吧？咳，掉了是不是要挨打呀？”我哈哈大笑：“看你戴的时候，我看你的脸都黑了呢！不过呢，真的掉了，也不会让你们挨打的。在市委这多时了，我们动过你们一个指头啦？”文祥连连叹气：“唉！唉！第一次戴，真的很难受。”又笑了，“不过，有了第一次，以后再也不怕戴高帽子啦，老了脸皮啦。”我也叹了口气：“本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有人在骂我们是保皇党了，我们也是没办法啦。要不然，让别的组织抓了你们，那个飞机（1）架起来是很舒服的啊！”文祥连连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扯了会闲话，我把接收煤炭的事情简要地说了，要他出面组织，文祥大吃一惊：“那怎么行啊，那走资派复辟的罪名哪个当得起！”我笑道：“复什么辟呢！你本来就是走资派嘛。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你不肯走，还算什么走资派！得好好走呢。”不管我好说歹说，文祥就是不肯，还找理由：“工造听你指挥，别的组织会听你的？”我说：“那是我的事情。”文祥仍然不答应。我严肃起来：“老文哎，三四天后，整个武汉市就没煤烧了，这是个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吧？”文祥沉默了好一会，叹道：“可这个事情也不归经委管啊！”“那归哪个部门？”“煤炭部。”我诧异了：“还有个煤炭部啊？那还有鱼部猪部吧？”文祥笑了：“那叫水产局、食品公司。”我禁不住大笑：“哈哈！还真有呢！”于是起身告辞。文祥送到门口，告诉我煤炭部长叫张××，又叮嘱：“别说是我说的啊。”我笑道：“就说是你文祥说的。”
     在市委办公楼的二楼找着了煤炭部，我在门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问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个块头较大的中年人：“请问，张××在吗？”那人看了看我：“这里没有张××。”屋里其他人都看着我们这边。我说：“不对，一定有个张××。”那人肯定地说：“真没有张××。”我面向他：“那煤炭部该有个部长吧？不管名字叫张三李四，部长总有吧？”那人语塞，打了个顿说：“部长出去了。”我问：“这个时候不在办公室斗私批修，反省自己，还出去逍遥自在，谁批准的？”众人俱不做声。那人说：“上厕所去了吧。”我看着墙上的挂钟：“我来了有5分钟了，再等10分钟，15分钟上个厕所够了吧。”那人站起来往门口走，我问：“你到哪去？”那人说：“上厕所。”出门了。我看着墙上的钟：“又过了5分钟。再有5分钟不到，我就不客气了。”有一人也说上厕所出了门。坐在里面的几个人悄悄地说：“你对面的就是张××。”“先出去那个就是。”我点了点头。
       一会张××回来了，后出去的那人也进来了。我又盯着墙上的钟：“时间到了，15分钟呢，煤炭部长还没来啊，我打电话问问市委的造反派组织。”便伸手去拿桌子上电话机的听筒。张××抢先按着听筒：“你找张××有么事呢？”我盯着他：“和你有么关系呢？”那张××真正是无可奈何了：“我就是张××。”“煤炭部长？”“是的。”我笑道：“早说不就少好多罗嗦了？”那张××嗫喏着不好回答了。
      于是我将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要他立即启动原来的那套系统，准备接收。张××不肯。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情都推到我的头上，是我要你做的。”对其他人：“以后你们都可以作证。”那张××死活不肯干，宁愿挨斗架飞机，也不愿以后做走资派复辟的典型。我说：“你干了，以后不但不会作复辟的典型，还能将功折罪；不干，你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马上抓你进牢房。”那时候“公”“检”“法”都已乱了套，能抓人定罪的就只有部队了，大概那张××认为我这个学生造反派说要抓他坐牢定他反革命罪是吓唬人的，于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就是不答应。我不禁大怒，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找出了个电话号码，拨了号，将听筒递给张××：“找省军区支左办公室的贾云鹏，说是曹××找。”张××大吃一惊，压下了听筒：“你找部队干什么？”“抓你这个现行反革命！”“我……顶多也就是个走……走资派，怎么能是反……反、反革命呢？”“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积极得很；可革命需要你干事，你却不肯干。不肯为革命干事的人，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你……你真个要抓……抓我呀？”我吼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能不抓吗？我要一个武装班来！手拿开！”大概这时张××明白面前这个学生造反派是真能调军队来抓自己去坐牢的了，双手死死按住听筒：“我干我干！我干还不行吗？”我喝道：“早说不就少好多罗嗦了？”张××畏畏缩缩地说：“光我一个人还是干不了啊。”我懂他的意思，对办公室里听得目瞪口呆的其他人说：“这件事情特殊，你们都要听他安排，启动原来的系统。哪个出了问题，都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现行反革命论处！”又对张××说：“把你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我。从现在开始，你一天24小时不准离开办公室，直到任务结束。你立即准备启动原来的系统，有事情找我就打这两个电话。”我抄了两个电话号码给他就走了。
      回到工造司令部，我拨通了钢工总的电话，向胡乾钊通报了情况，胡说立即报告朱洪霞。我对围拢来的工造的几个头头们说：“刚才你们也听到了，我也就不重复啦。老王，你打电话给各个分部，让各大煤场作好准备，听从原市委煤炭部的安排；老胡，你立即回邮电局给国务院发电报。”胡副总问：“电文怎么写？”我一字一顿地说：“已作好接收准备”。胡疑疑惑惑地问：“就这么几个字？”我强调：“就发：‘已作好接收准备’，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也不能改。你马上去发报吧，就在邮电局等国务院的回电。”说罢就下楼到院子里去透透风。在院子里转了会，心情也松快了些，于是回楼来，看到胡副总还在和他们几个人在商量什么，我走过去问：“老胡，你怎么还没走？时间急迫啊！”胡副总边说边走：“就走就走。”下楼骑着摩托走了。
      等了一个下午，还不见国务院的回电，胡副总也不来个电话，我真个是有点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了。一直到吃晚饭时，胡副总才骑着摩托回来了。我问：“回电呢？”胡说：“还没回。”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你是按我拟的电文发的吗？”胡嗫嗫喏喏地说：“基……基本是。”我警觉起来：“‘基本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胡看了看王锦铭：“我……我们看你就那么几个字，是给国务院发啊，就那么几个字，觉得不大好，就加了些。”我冒火了：“我强调了又强调，不准动一个字，你没听见？这下你满意了？”“那……那我赶快再发。这次怎么写？”我说：“还是那几个字：‘已作好接收准备’。”胡掏出个小本子拿笔记下了，递给我看了，我说：“就是了。”胡晚饭也没吃，骑着摩托走了。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我还在司令部大楼里漫无目的地转着，王锦铭过来告诉我，说胡副总打电话过来，国务院回电了，大同煤矿的煤车已经陆续发出，最早的明晚就可以到汉。我长出了一口气：“你们呀，耽误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忙打电话告诉胡乾钊，又打电话给煤炭部长，张××说已经对整个武汉市各大煤场作过调试，各大煤场的回应都很迅速，准备工作已经作好了。我又叫王锦铭电话通知各分部，准备支援的人员和工具。一会，胡副总回来了，满面笑容：“我知道你们等急了，先打电话告诉你们。”又对王锦铭他们说：“还是知识分子厉害，我们100多字抵不上他7个字。”

     后记：大同煤矿的煤车向武汉运了整整三个日夜，武汉的造反派空前联合，各自组织人员抢卸，各派还搞起了卸煤竞赛。我吃睡在工造司令部，三方协调，总算是完满地做成了这件事，也不管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
     意犹未尽，写诗一首：
                    
               忆      友       人
                 2009年8月28日
往事匆匆四十三（2），  江城叱咤一心丹。
风云变幻青春梦，         人物替交革命权。
争位名流皆系缚，         混身乡佬自安闲。
作文犹忆昔时友，         恩怨相泯夕照间。
注释：（1）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群众斗“南霸天”时，将他的双手反背上扳，文革中造反派学了来，取了个雅名叫“架飞机”。戴高帽子也是从这里学来的。
   （2） 1966年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