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如何霸占了“样板戏” -- 胡说胡有理 -- [欢迎光临]

　　一　　1963年到1964年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很不满意，曾经作过两次批示，非常严厉地批评中国文联和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死人部，快要堕落为裴多菲俱乐部等等，引起文艺界极大恐慌，并开展了对名作家如田汉、阳翰笙、阿英等人的大批判。其实这时文化部已经在筹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审查演出并挑选优秀剧目。当时我在戏剧家协会工作，主管剧本创作，所以就参加到全国京剧会演办公室，主要是观看演出和审读各地送来的剧本。本来这次会演规模不大，有实验性质，后来国务院批示，既然是全国性会演，就应该把范围扩大；只要有排好的剧目都可以到北京来参演。所以当时有数十个新剧目。为了挑选出好剧目，我们首先注意到北京的剧团，当时中国京剧院排练的《红灯记》已接近完成。我曾到人民剧场看过几次，这一剧目是由以前哈尔滨京剧院的《自有后来人》剧本重新改编而成的。改编者主要是翁偶虹和张东川，总导演是阿甲。他们组成一个班子，包括主要演员李少春和杜近芳等人，除了故事内容和《自有后来人》相似，其他的都已完全改了；特别是人物创作非常具有典型性，唱腔既没有脱离京剧韵味，又加上音乐伴奏的创新，导演的调度，舞台美术和人物性格造型等等，不仅已经完成，而且几近完美。我们曾去看过几次，看过排练的人都很赞赏。北京京剧院的《沙家浜》，是由上海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赵燕侠、马长礼和谭元寿等人不断创新。那时还有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是由北京人艺的话剧改编的。

　　周恩来总理为了推广和发展京剧现代戏，批示只要排演出新戏的都可以到北京参演，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量大为增加。我们收到二十多个新剧目，比较完整的有河南京剧团的《朝阳沟》，山东有《红嫂》、《奇袭白虎团》，湖南有《屈原》等等。当时有一出戏比较特别，即山东省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以抗美援朝为题材，舞台上出现了美国兵，而且有志愿军与美军开打的场面。这是所有剧本中独一无二的，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山东省委特别重视，由省委宣传部领导，并特别邀请会演办公室派出人员审查，我们当时也实在派不出人去济南看戏，就提出让山东省京剧团提前来京，在北京审查该剧，他们知道后很快由省委宣传部阎副部长率团到北京来。

　　这次京剧会演是由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主办，中国剧协协办的，中宣部也派人来参加了，林默涵是主要领导之一。会演本来与已经多年未参加文艺领导工作的江青无关。有一个晚上，我们正在人民剧场观看中国京剧院排演的《红灯记》。这时《红灯记》已基本完成创作，只是让有关人员再次来看彩排，并提出修改意见，当晚林默涵和我们几个业务有关人员到场观看，阿甲和张东川还特别和我们坐在一起，以便互相交换意见。演到第二场时，忽听剧场外边传来汽车声，继而是零乱的脚步闯进了剧场，大家都很惊愕。只见周扬带领一群人走入剧场，和周扬并行的是一个穿军装、戴军帽、披着首长军大衣的人，大步走进来。这时大家都站起身来张望，周扬高举手势并大声叫暂停，剧场里的人都呆住了，阿甲赶紧走过去，张东川也走了过去。周扬放大嗓门喊道：“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了”，带头鼓掌，又接着喊，“江青同志很关心京剧现代戏，所以来了解情况，你们继续排练吧。”这时在场众人都发呆了；有些人是认识江青的，大多数人恐怕没有见过面。阿甲走近前去，伸出手同时又像鞠躬。江青却打哈哈地说：“阿甲同志，大导演呀，听说你要把斯坦尼演出体系与京剧相结合，很好嘛”，同时伸出手来与阿甲的手碰了一下（其实她并没有坐下来看排练），环视一下所有人说，“很好，很好，我下次再来看排练！”随后昂首阔步走出剧场，周扬紧跟其后。

　　没有过几天，《红灯记》排演过半，江青真的又来到人民剧场，还是由周扬陪同，坐下来看完排练。她让所有主要演职人员张东川、阿甲、翁偶虹、李少春、杜近芳、袁世海、高玉倩等，围成一圈坐下，江青很严厉地说：“你们的编导都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难道暗号就是一盆花吗？李玉和一家都很贫穷，怎么穿新衣服？京剧有化子装嘛，应该改。李玉和是工人阶级，英雄人物，李少春个子太矮了，演唱都不够有分量，缺少英雄气。杜近芳是唱青衣的，铁梅应该是小旦。这出戏还要大改，李少春和杜近芳应该换人。”在场的人都错愕吃惊，这时阿甲站起来说：“江青同志，你的意见都很好，都对，我们一定按照你的意思修改，如何改请你指示。只是两个主角不能换，因为已经排了好几个月，而且唱腔、动作设计等都是李少春他们自己创作又经过不断修改才有今天的连排，时间很紧，演员就不换了吧，求你啦江青同志！”但江青毫无所动，站起身就走出了剧场。

　　1964年6月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期间《红灯记》主角没有换，演出很成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大家都认为这是会演中最成功的现代京戏：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创新。阿甲和张东川他们都非常欣慰。我们曾在一起谈论：《红灯记》的成功，无疑使京剧这一古老又有严格规律的剧种找到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1965年底，文艺界的“大革命”之风已开始刮起来了，阴风阵阵，人人不知所措。江青活跃起来：她首先要在京剧中闹革命。全国京剧会演的总结大会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作总结报告，周总理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充分肯定会演的成绩，为京剧改革找到了很好的道路，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又特别提到演员们的努力尝试和创造，尤其是不少京剧名家们如马连良、李少春等都十分热情地参加京剧改革，为今后改革获得很好的经验；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更创新绩。周总理讲话后，会议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江青忽地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跑上讲台，对着麦克风大声吼叫，大家不知所措，周总理站起来，招手让大家坐下，说：“江青同志有什么话请讲吧。”江青没头没脑地就骂起来：“解放到现在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呢？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你们都拿着这样的高薪，一月几千几万，你们不是白吃人民的小米吗？你们对得住人民百姓吗？你们那些改革都是什么？”眼看着全体人员脸色刷白，无所适从，周总理向大家招了招手说“再见了同志们”，独自走出会场，江青一伙紧跟其后。

　　二　　江青的京剧革命开始了，首遭其祸的是《红灯记》。江青到了京剧院召集《红灯记》主创人员会议；将总导演阿甲撤换靠边站；浩亮换掉李少春，刘长瑜换掉杜近芳，张东川留下，修改剧本。其实直到最后也没改什么，一直演到现在都与原来一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阿甲因“不听首长指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李少春被打成反动权威关进牛棚，直至郁郁而终没有重现舞台；杜近芳是幸运地靠边站。不久之后有关媒体就大肆宣传，说江青领导京剧革命获得很大成功。《红灯记》被树立为样板，于是样板戏由此产生了。

　　《奇袭白虎团》在北京试演时，文化部部长们和会演办公室的人都去看了，大家感觉很有特点，确实把京剧“革命化”了，特别是其中的男主角，奇袭连连长，是19岁的青年演员宋某，他的武功根底很好，整场演出比较流畅，大家都认为是比较好的剧目。山东省京剧团演出没有几天，江青就知道了，也来看《奇袭白虎团》。第三天她在中南海她自己的家中召集了个会，有文化部部长们、齐燕铭、周扬、林默涵、徐平羽等人。我也被江青召了去，我是第一次去那里，也弄不清叫什么厅。大厅布置得很舒适，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张高背沙发，那当然是江青的宝座了。我们都静静地等候着。过了近半小时，随着噔噔的皮鞋声，江青神气十足地进入大厅，直接坐上她的宝座，扫视一遍在场的人问：“通知的人都到齐了吧？”大家无声。于是她开讲了：“我去看过《奇袭白虎团》了，很好嘛，真有点革命的味道了。听说你们还在争论，有什么好争的？我看好得很，你们大概不知道，朝鲜战场就是毛主席指挥的，五次战役都是，你们不知道，我可是全知道，有什么可争的？”大家愕然。江青继续说：“那个小武生多么出色，是个可以培养的尖子嘛，这是来参演的好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就大抓京剧革命。《红灯记》已成样板，有主要贡献的阿甲却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奇袭白虎团》的编导、山东省委宣传部阎副部长呢？江青说：“那个什么副部长，不就是省委书记谭启龙的老婆吗？她有本事改好京剧《奇袭白虎团》吗？她不听我的招呼嘛。她和谭启龙是一路货，反革命，要打倒！我看团长就换成小宋吧。”于是《奇袭白虎团》又成为江青的样板戏了。

　　我记得大概是1986年我到湖南省长沙市开创作会议时，和当年的阎副部长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我们不期而遇，谈起当年的事，她倒也是个豁达之人，对我说：“这都是陈年往事啦，江青也垮台了，还说这些也没意思了。”

　　记得在1963年时，在“两个批示”以后，那时文艺界正在狠批“四条汉子”（周扬暂时除外），我所工作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中宣部的严厉监视下，开展对田汉、阳翰笙、阿英的批判，几乎天天开批判会。有一天，江青突然召见田汉，让他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为京剧。田汉开始时有点受宠若惊，对我说：“看来组织上还没有抛弃我，江青同志还让我写革命京剧哩。”但时不过几日，田汉就感到非常为难，要把《红色娘子军》由电影改为京剧，有极大的难度，故事情节和人物创作都无从入手。他曾找《剧本》编辑部的编辑们共同讨论研究如何着手，当然我们也拿不出好主意。田汉在天天受批判，不断作检讨，同时也在拼命改编《红色娘子军》京剧本，几次写的稿送给江青审查，但都被退回来重写。这个本子至少七易其稿，但都没能完成。于是在“文革”中，田汉又增加了一条罪状：不听首长招呼，抵抗样板戏，现行反革命。田汉被抓进监狱，也死于监狱。随后《红色娘子军》由北京芭蕾舞学校校长陈锦清领导，由附属芭蕾舞团排成芭蕾舞剧，很成功。“文革”开始，陈锦清当然也成了反革命，芭蕾舞成了样板戏。到底江青出了多大力气来创作该剧就不得而知了。

　　前几年社会上又开始演唱样板戏了。开始时由于和江青沾上边，所以一提样板戏，我和许多人都很反感讨厌。其实这是不对的：江青只是霸占了样板戏，而所有的劳动都是文艺界同志们、戏剧工作者和专家们辛勤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