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 被绑架的“干部廉情公示”

“媒体只对‘财产’感兴趣”。浙江慈溪市纪委眼睁看着舆论一边倒地将他们的“廉情公示”报道成“财产公示”，并和他们的初衷越走越远，“财产公示是个方向，但我们还没有这个考虑”。

我们做的是“廉情公示”不是“财产公示”。

———慈溪市前纪委书记周忠贤

“媒体只对‘财产’感兴趣”。浙江慈溪市纪委眼睁看着舆论一边倒地将他们的“廉情公示”报道成“财产公示”，并和他们的初衷越走越远，“财产公示是个方向，但我们还没有这个考虑”。

在慈溪市纪委多少有些被迫被推上前台的这个过程里，他们眼睁睁看着舆论一边倒地将他们的“廉情公示”曲解成“财产公示”，并和他们制度设计的初衷越走越远。

慈溪市前纪委书记周忠贤几乎每接受一次采访都要说明，“我们做的是‘廉情公示’不是‘财产公示’。”这两个名称对于纪委来说，前者是2008年初慈溪市建立廉情预警机制和“源头反腐”的一部分，是慈溪响应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后者虽然是国际上“终端反腐”的现行经验，但在中国20多年来一直止步于立法规划，也从未进入过慈溪市纪委的视野。

纪检干部上上下下都明白，“廉情公示只是过去领导干部到了年底述职述廉工作的一个延伸，既不是什么改革，也不是什么试点，更别提什么财产公示”。

“这只是在公开途径上做了些突破”，以往每年领导干部对重大事项也有报告的制度，只不过这种报告主要由纪检部门和组织部门掌握，“而廉情公示不过是引入了群众监督”。慈溪市纪委常委、党风室主任杨智峰说。

“我们小老百姓不注意这个哩”

慈溪的三北大街在当地人眼里就像是“政府街”，国税局、规划局、国土局等在路北一字排开，与一路之隔的市政府遥遥相望。

2009年年初，这里因为执行市纪委的“干部廉情公示”而引来了全国众多媒体的围访，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摄影机也扛进了规划局的大楼。2009年的年尾，记者重回三北大街，沿路南的商户一家家问过去，从本地老板到外来打工仔，竟无人对这一曾轰动全城甚至全国的公共事件留有印象。

“新一轮的局长、副局长的公示信息马上又要贴出来了，他们的房产、车辆、配偶的名字及工作单位、孩子的名字和就读学校都会一一公布，你们甚至可以知道他们平时开的车型和具体住宅的地址，这一次你们会跑过街去看么？”记者追问。

“我讨我的生活，他们过他们的日子。”一位卖彩票的张先生没有一点心动的意思，“我们小老百姓不注意这个哩。”再追问一个饭店的打工仔，他二话不说直接请出饭店的老板娘，“我们外地人不懂哩，老板娘你会去看么？……”

一个宝马4S店的售后服务员终于说他听说过这个“廉情公示”。“很大动静呢，中央电视台和宁波电视台都报道了。”他记得当时市规划局门口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大爷在电视上毫不客气，“我可以肯定地说，你查不到，干部买第三套第四套房子，谁写自己的名字？”

“《东方时空》的节目里也有市民穷追不舍，‘你拿多少工资？你抽的什么香烟，一样一样分析，那就有劲了’”。不过这个武汉来的宝马机修师却认为“所谓的公示很难到达这个层面”。

市政府办公室里，接受过众多媒体采访的共青团慈溪市委副书记李胜同样认为，廉情公示主要是起一个“教育和警示的作用”，“要靠它来杜绝腐败是绝不可能”。而在市规划局的一个办公室内，对桌而坐的两个干事甚至针锋相对，一个认为“公示打破了笼罩在领导干部身上的神秘感，怎么都是一种进步”；另一个认为“公示流于形式，除了政治意义没有其他意义”。

各地纪检干部却反应灵敏。慈溪的“廉情公示”在《东方时空》播出之后，天津、湖北、湖南、重庆和浙江省内的纪检干部纷至沓来向慈溪取经，中纪委也在七届四中全会之前让慈溪市纪委报送总结材料。

悄无声息的第二轮“廉情公示”

12月23日，慈溪市纪委下发了2009年度《领导干部廉情公示通知书》。但是在年底各项总结工作繁忙的节奏里，这份通知书所规定的新一轮公示时间表，似乎是因为记者的到来才被人们想起。

12月31日之前在单位内公示3天，2010年1月15日之前民主测评完毕并报送市纪委测评结果。整个流程给全市81个部门、20个街道镇和14家国有控股企业留出的时间不超过23天。

慈溪市规划局纪检组组长陆幼菊没有注意到，新一轮的公示对象已从“副局(科)级以上的市管干部”扩大为“全市市管干部”。这意味着市里那些从领导干部岗位退居二线的调研员也将进行公示，公示人数将从去年的近700人增加到800多人。

然而在一年之前，慈溪市纪委首次试行“领导干部廉情公示”，从2008年12月5日下发通知到2009年1月31日回收测评结果，时间跨度为57天。

在媒体离开后的这大半年里，慈溪市纪委默默地收集和整理数据，“每一个干部的基本信息和测评结果都记录在案，以备和将来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有波动大的，我们就会留意。”

12月24日，记者到来的这天，除了市纪委内部人士，机关内的工作人员也大多不知道，作为廉情公示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原慈溪市纪委书记周忠贤已经在一个星期前平调宁波市鄞州区任纪委书记，原宁波市纪委研究室主任接替了他的位置。

“这是每年年底正常的人事调动，周书记的家人都在宁波市，这样也方便他工作。”慈溪市纪委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认为这个调动并不会影响廉情公示在慈溪的推进，“而且这个工作本身也只是纪委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

“媒体只对‘财产’感兴趣”

慈溪市政府新闻办干事孙云东也没想到，自己以慈溪记者站记者的身份递交给《宁波日报》的一篇500字的小稿件，后来会带来那么大的反响。“关键是编辑改了我的标题。”他说。

这篇发表在今年1月12日《宁波日报》二版上的文章，主标题为“700余名领导干部公开‘隐私’”，副标题为“慈溪实施领导干部廉情公示制”。

文章很快被别的媒体转载，并在2月迎来媒体报道的高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新京报等先后派记者赴慈溪采访。

几乎与此同时，新疆阿勒泰也因为在2009年年初公示55名刚提拔的县处级“新官”的财产及廉政信息而成为新闻热地。

在随后跟进的网络舆论里，大部分的评论都把慈溪和阿勒泰放在一起，作为敢于公示官员财产的第一拨“吃螃蟹者”，成为“一东一西两块惹人注目的‘试验田’”。

而继阿勒泰和慈溪之后，四川高县、重庆市江北区、湖南浏阳和衡阳等地也制定了各有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媒体称“这一制度已自下而上成滔滔之势……”

在慈溪市纪委多少有些被迫被推上前台的这个过程里，他们眼睁睁看着舆论一边倒地将他们的“廉情公示”曲解成“财产公示”，并和他们制度设计的初衷越走越远。

周忠贤几乎每接受一次采访都要说明，“我们做的是‘廉情公示’不是‘财产公示’。”这两个名称对于纪委来说的分别是，前者是2008年初慈溪市建立廉情预警机制和“源头反腐”的一部分，是慈溪响应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后者虽然是国际上“终端反腐”的现行经验，但在中国20多年来一直止步于立法规划，也从未进入过慈溪市纪委的视野。

纪检干部上上下下都明白，“廉情公示只是过去领导干部到了年底述职述廉工作的一个延伸，既不是什么改革，也不是什么试点，更别提什么财产公示”。

“这只是在公开途径上做了些突破”，以往每年领导干部对重大事项也有报告的制度，只不过这种报告主要由纪检部门和组织部门掌握，“而廉情公示不过是引入了群众监督”。

《廉情公示表》上的内容被清晰地细化为四大块：家庭基本情况，包括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私家车拥有情况等；廉洁自律情况，包括因公因私出国(境)情况、有否借婚丧嫁娶之机大操大办、收受钱财以及参与赌博等；廉洁从政情况，包括有否利用职权职务便利或影响，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市纪委眼中媒体和他们的错位还体现在，“媒体感兴趣的基本就在第一块中的财产，而我们更为看重后面的三块”。中纪委曾颁布过《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八项规定》，慈溪市纪委就把里面的内容整理之后一条条放进廉情公示表中去，“我们不可能指望领导干部经常去读这两个文件，但是每年填这个表格的时候，他们就会加深印象”。

舆论很热闹，他们很冷静

周忠贤等验明“干部廉情公示”正身的努力，渐渐淹没在“官员财产公示”汹涌的舆论浪潮里。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正踏在了怎样的一个舆论节骨眼上。

其时，被各国公认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的立法呼吁已经进入第22个年头。1987年中央高层就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的问题，但直到1994年被列入立法规划后也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

1995年，工资、各类奖金等四项内容进入《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有关配偶、子女的内容又被加入新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中虽然增加了报告财产的内容，但未规定信息公开的办法。

2006至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韩德云四次在两会期间提出《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2008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大教授巩献田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

这股舆论攻势在今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前被官方杂志《瞭望》周刊一把火燃到沸点。该刊物预言四中全会“或将对官员财产申报这些社会最期待处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而此时媒体适时公布的网络调查显示，九成民众支持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做的抽样调查却也在这一刻显示，97%的官员对申报持反对意见。

双方拉锯中，一批反腐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律师韩德云等站出来，在媒体上呼吁“大赦贪官”以换取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行。言论引发无数民意炮轰。

9月18日，四中全会并未提出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化的问题，但中纪委要求“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要进入“领导干部个人重要事项”的报告。

而慈溪并没有将“投资”一项加入新一轮的廉情公示表中。“有些内容不宜过深过细。”慈溪市纪委保持一贯的谨慎，“在中央对报告的样式出台细则之前，我们只坚持原来的做法。”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吴珊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