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背后遏制中国的博弈

碳排放背后遏制中国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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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排放博弈中，西方在人权、司法和财务上实行歧视和双重标准，把自己低碳化，把中国高碳化。碳排放权是基本人权，人权是对每一个人的没有国家的概念，而人均属于国家的概念，以人权代替人均，我们将占据道德制高点。同样若以历史赔偿向西方算账，因为历史上没有约定，溯及既往违反了西方的司法原则，因此我们应按照责权发生制和历史摊销的方式计算排放，这样西方的历史排放就要摊销到今天，而中国没有多少历史排放可摊销，这样的计算因为符合西方的司法原则必将给我们带来主动。进一步，将来的国际争端、WTO仲裁都要以这些司法原则说话，只有占据法理，才能赢得有利的谈判地位。

一、  绿色经济与信息经济的博弈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Jacobs与Postel等人在1990年代所提出的绿色经济学中倡议在传统经济学三种生产基本要素：劳动、土地及人造资本之外，必须再加入一项社会组织资本（social and organization capital, SOC）。信息经济又称资讯经济、IT经济。作为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伟大成果的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所谓信息经济，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型经济。

对于绿色经济，最近炒作的热点和绿色经济的核心之一就是碳排放问题，碳排放的问题提出的背景是地球的气候变暖，会对于人类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胁，因此需要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的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简称为碳排放。针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国际社会在1992年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并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京都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

我们注意到美国不是《京都议定书》的成员国，但是美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中国现在成为排放碳最多的国家，但是要计算历史排放量，中国与美国差别巨大。我们应当注意到的就是对于绿色经济的主导权是在欧盟等国，而当今单极世界的霸主美国并不是绿色经济的主导而处于被动地位，美国出于主导的是信息经济，不但世界最主要的网络信息公司在美国，芯片的核心CPU技术也是美国领先世界，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的核心技术和标准也是美国控制，所以当今的绿色经济的背后，就是欧盟主导的绿色经济与美国信息经济的一个博弈过程。

美国通过他们的信息/IT技术的领先、市场垄断和标准，通过信息经济相关贸易是没有多少资源输出却大量输入资源，通过贸易使得美国可以享有世界资源的主导权，使得美国可以奢侈的享受它们所控制的资源；但是欧盟所做的就是把这样的资源享用通过绿色经济的方式加以限制，限制美国的碳排放本身就是限制美国在世界资源上的发言权，把绿色生活方式信仰化，在绿色经济上争夺这个世界的话语权。

而对于我们中国，中国的诸多人口要消费大量的资源，是西方发达世界所都不愿意的，中国要经济发展社会发达就需要有大量的基础建设积累也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的消耗是难免造成碳排放的增加，对于中国多占有资源与西方竞争是世界发达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虽然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主导权有博弈，限制中国多占有资源的立场却是一致的，而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快速的崛起也是有压力的，所以中国会在碳排放上感到西方世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压力。但是中国也要看到世界进入信息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博弈争霸时代，也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机会和空间，中国需要的就是认清自己的博弈位置，为自己的发展争得空间。

二、  碳税背后有利益

什么叫碳？举个例子，生产一吨水泥就会产生一吨二氧化碳，一吨二氧化碳就要缴纳10～70美元的关税。想想看，有多贵？一吨转炉钢会产生1.8吨二氧化碳，一吨电炉钢产生0.6吨二氧化碳，这些可能不太具体，具体一点来说，麦当娜最新的全球巡回演唱会带来了1 635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征收碳关税的话，1 635吨乘以10美元或者70美元，假设碳关税是30美元一吨，那么麦当娜的演唱会要缴纳的碳关税就是1 635吨乘以30美元，49 050美元。周迅为了抵消她在去年飞行149 483公里所产生的碳排放，大概19.5吨，她得花6 000元买238棵树，来弥补这个碳排放。北京的八达岭，以后叫做碳汇林林场。你花1 000块钱买到的碳汇林就可以抵消你所排放的5.6吨二氧化碳，一个中国家庭两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就是5.6吨，每一吨多少钱？各位读者想一下你们的未来，以后连呼吸排放的二氧化碳都要收费了。事实上这个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欧洲不但建立起了市场，而且建得非常好，包括各种衍生性金融工具也都建立起来了。

《京都议定书》规定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实施温室气体减排。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任务，有减排指标任务的发达国家，可以到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指标。这样就在碳排放等问题上人为的设定了一个商品和利益模式，这样的商品实际上是衍生出来的。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当某国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英文简称ＣＥＲ）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同样的，在一国内部，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的企业也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企业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ＣＤＭ便因此形成，碳排放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市场。在此机制下当前全球碳交易市场年均交易额已达300亿美元，预计将来还会大幅增加。《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增长。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1263.5亿美元，比2007年的630亿美元上升了100.6%。在欧洲，企业可以通过买卖二氧化碳排放量信用配额来实现排放达标的目标。碳排放已经成为一种市场化的交易。在伦敦金融城，除了股票、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外，还有不少专门从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

众多碳交易市场中，主要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温室气体减排体系等四个碳交易市场。其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2008年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近60%。而英国的伦敦金融城和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成为全球碳交易的两大中心。目前，全球范围内共有20多个碳交易平台，交易标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类似期权与期货的金融衍生品，二是相对复杂的减排项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曾在2009年6月发表报告，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法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提出的征收碳关税提议，近日在全球引发争议。尽管遭到了欧盟的一致反对，但法国日前仍单方面提出，将从2010年开始对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在此之前，法国已宣布对本国的家庭和企业征收这一新税种，主要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方面的消费。所谓碳关税，主要是指如果某一国生产的产品不能达到进口国在节能和减排方面设定的标准，就将被征收特别关税。

美国以前就提出过要征收碳关税，德国、日本和中国都反对。可是美国是个非常厉害的国家，美国说无所谓，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反正我就这么干了。因此6月26日众议院通过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于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吨碳征收10～70美元，一吨二氧化碳征收10～70美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利用国际对于碳的交易成为了可以渔利的东西，这样给某个国家定多少的碳排放的指标，实际上就是变成了给该国多少钱的权益，因为指标高了可以直接换取钱，而指标低了就必须从他国那里买，这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世界的利益瓜分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世界的实物资源瓜分殆尽以后，在环保方面有人为衍生出来了大量的衍生资源和利益，成为进一步掠夺他国利益的手段。而更进一步的碳税，实际上就是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说法，如果是真的要保护环境，不是征税而是投资补贴进行环境保护，因为这些产品是进口国消费不是出口国消费。所有这些都是被冠以环保的帽子，背后是利益的角逐。

三、  谋划中国的如意算盘

目前我国一年60多亿吨的碳排放位居全球第一，而如果我们不采取较大的力度进行控制，碳排放峰值上升到100亿吨，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全球碳排放中的占比将从1/5上升到1/4。所以世界把碳排放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围绕着碳排放问题针对中国的博弈在不断的升级。

对于这样的碳排放在国际上中国的处境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中国碳排放的总量在世界是第一，而且人均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处于不利地位，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具有大量铀矿等核能资源和发达核技术，印度的气候情况是不用采暖的，虽然有使用空调的需要，但是空调不是必须的，中国北方取暖是必须的；对于巴西等国家由于有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固碳，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因此中国被国际的竞争对手所孤立。

所有这些碳排放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于中国的遏制战略。在现有能源中，天然气最清洁，石油燃烧排放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比较多，烧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而煤恰恰占中国能源七成以上的来源。相比之下，法国70%的电力是核电，美国1/3 的电力是天然气发电。如果中国接受了既有水平上的碳减排限额，就相当于设定了煤炭产量上限、火电以及发电设备产量上限等等，这类无增长的行业将退回到用分红收益率估值。

另外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在碳排放的背景下钢铁、化工产业的成本也将大幅度上升。而对于发达国家建设期早已经过去，钢的需求量少，而且钢的保有量多，可以回收大量废钢利用电炉炼钢。中国的钢需求量极大，但钢的人均保有量较少，主要只能用铁矿石、炼铁水炼钢，得用焦炭，二氧化碳排放无法减少。目前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耗只有2149度，不及韩国的30%，假设到2025年，中国人均耗电也达到韩国水平，如果用煤炭发电，碳排放量仅此一项就增加70亿吨。即便新能源等得到迅猛发展，减排了20亿吨，碳排放量仍然会多增50亿吨，从而使中国每年的碳排放量从目前的57亿吨增长到107亿吨。

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可以发展新能源产业，但是一般认为，以现有的电网技术，类似风电、太阳能这样的不稳定电源不能超过电网总容量的15%，否则会造成电压不稳定电网是受不了的。也就是说，如果以当今的中国排放量接受碳减排限额，电力方面的新能源应用最多减排8.55亿吨。这里有人又想到了核电，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核燃料不是你可以随便买的，中国的铀矿不是很多，为什么限制铀的交易原因再简单不过的幌子就是害怕恐怖组织得到核原料，核电的废燃料棒是可以提取武器级的铀的，但是中国要是大量建设了核电站，谁会卖给你铀呢？你能够买多少呢？

背景资料：

据WISE(World Information Service on Energy )资料，截至2005年1月1日，世界已知常规铀可靠资源回收成本≤130美元/千克铀的可回收资源量约329.67万吨。其中回收成本≤40美元/千克铀资源量约194.74万吨；回收成本≤80美元/千克铀资源量约264.33万吨。世界第一的澳大利亚回收成本≤130美元/千克铀的可回收资源量约74.7万吨，其中回收成本≤80美元/千克铀资源量约71.4万吨。据近年我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陆续提供的一批铀矿田的储量推算，我国铀矿探明储量排在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美国、南非、纳米比亚、尼日尔、巴西、俄罗斯、乌兹别克等国之后居世界第10位左右，具备当前市场开采价值的不足10万吨储量，不能适应发展核电的长远需要。矿床规模以中小为主(占总储量的60%以上)。矿石品位偏低，通常有磷、硫及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矿产与之共生或伴生。

另外有资料表明，澳大利亚储量为64.6万吨,占41%;加拿大为26.5万吨,占17%;哈萨克斯坦为23.2万吨,占15%;南非为11.8万吨,占8%,这4个国家就占了世界铀储藏量的80%以上。另外盛产铀的国家还有巴西、乌克兰等（源自: 核电，拿什么来维持？ 《科技日报》2006/04/01）； 截至1985年底,中国已探明的可靠铀储量可居世界9大产铀国(储量超过10万吨)之列。（源自: 议可持续发展的我国能源战略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11期 ）

所以假设设定了碳排放限额，中国的核电和新能源都是有限的和要看他人脸色的，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以及节能建筑等即使是抛开发电不稳定的问题不讲，这些能源需要的占地等等也是很大的资源，对于中国的人口密度也是有问题的。中国储量占据优势的就是煤炭，这样的结果就是新建火力发电装机容量将必须在国际市场购买排放权。按照现有的CDM机制推算，考虑到中国购买的量会达到约50亿吨/年，乐观估计每吨排放权售30欧元，这些企业每年必须缴纳1500亿欧元的排放费。实际上中国的购买量太过于巨大，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可能会被炒到100欧元。从而导致中国每年必须缴纳5000亿欧元的排放费。这1500亿到5000亿欧元排放费是无法抵消的，只能转移到消费者头上。此外，汽车用油的碳排放费还未计算进来，中国今年的汽车销售量超过了美国达到1200万辆，我们知道汽车一箱油就会产生200-300公斤的碳排放，四箱油就是一吨，汽车的排放量也是巨大的。

所以在碳排放限额的情况下，中国的损失是巨大的，而西方对于中国竟然可以把这样的限制中国的手段给宣传成为中国的巨大商机，说什么中国可以进行碳交易牟利，外国可以投资中国的减排项目而让中国获利，但是这样的机制只能说是一个利诱的陷阱，一旦给中国套上碳排放限额的枷锁，以中国的发展需要，将来需要购买碳排放指标的就不是外国而是中国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指标价格会更加高昂，就如当初中国出口石油的时候油价才20美元左右，但是到中国进口石油的时候油价就飙升很多倍了。对于碳排放也是一样的，因此对于这样的博弈机制，我们需要依据西方的规则给中国创造有利的博弈环境，不能被眼前利益所迷惑。

对于西方给世界造成的历史损害，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已经公开的大言不惭地说：“美国无需对于碳排放历史内疚和作出赔偿。”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人口总数不到全球的20%，但从1900年到2005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却占全世界的80%，1950年以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而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至大气后，少则50年，长则200年不会消失，所以不把历史计算进来对于中国是极大的不公。世界发达国家在自己大量排放取得发达以后，再以碳排放的理由限制中国而不提他们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期都一定会有更多的排放，如果不能给中国同样的标准就是对于中国的极大不公，我们的老百姓要认清这一点不要被洗脑，不要盲目的跟随西方的说法，后面本文将详细分析西方是怎样在人权和司法、财务惯例等方面在碳排放上实行人权歧视和双重标准的。

四、  碳排放必须人权上平等

我们对于各种宣传中的碳排放的提法如果注意，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这是有很大不同的。“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的减排是强制性的、绝对量的，而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对减排，且并不具强制力。”对于发达国家是总量减排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减低碳强度，这里总量减排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在此基础上设定的减少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目标，总量减排会较大影响经济发展；而降低碳强度指的是产生万元GDP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降低碳强度只是降低单位GDP排放二氧化碳的数量，不一定会产生二氧化碳总量减少的结果。

但是现在西方的阴谋就是给中国加上总量减排的枷锁，而且要以目前的排放量进行，这样的结果就师生为美国人，人均可以排放19吨的二氧化碳；生为欧洲日本人，人均可以排放8.5吨的二氧化碳；生为中国人人均可以排放5吨多二氧化碳。因此在既有水平上设定碳排放的限额，特别是按照国别来设限，也就是每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排放权的不同，这样人与人的不同和不平等，就是种族歧视的表现，这将是全球种族歧视的新变化和新高峰，在碳排放上产生了新的种族歧视。

2009年涵盖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年人均排放20.58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的19.58吨，成为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均历史碳排放总量计算，中国为66吨，而英国美国人均高达1100吨二氧化碳，以历史而论，中国只是美英等国的近二十分之一；而2009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85个国家里也排在第44位，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有4.6吨，不及澳大利亚和美国的1/4。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国人是极大的不公平，世界所有人应当是权力同等的，这样的人权不就是西方宣扬日久的东西吗？但是对于自己和他人是双重标准。

在这里碳排放的权利不同，我们还应当看到这里面是有巨大利益的，按照目前的碳排放30多美元的价值，美国人就要比中国人多享受400多美元的权利，而在将来很可能把碳排放的价格炒高的上百美元甚至几百美元的话，这样的差别就可以有上千美元到几千美元，对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当前收入水平，这是非常恐怖的金额，对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如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了在既有水平上设定的碳减排限额，就是自认中国人下贱于欧美人，无异于签下了新世纪的马关条约！一切支持中国接受当前限额的行为都是汉奸卖国行为！

我们进一步讲，碳排放权就是一项人的基本权利，是基本人权，人只要是活着就需要呼吸，就要呼出二氧化碳，就要有碳排放，我们的吃喝也要有碳排放，我们生火做饭和取暖也是碳排放，人类的生产力更高社会更发达，碳排放也就更多，因此碳排放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人的生存权中的一项，碳排放权利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这个人的生存空间和状态，没有碳排放也就没有生命。因此即使是为了人类生存的共同需要而限制碳排放，也需要对于每个人在人权上的平等，对于奢侈的、高额的碳排放行为应当是征税补贴穷人低排放的人群，而当今西方的收税是没有区分人群的，由于穷人是大多数，其结果就是更多的剥夺了穷人的利益来满足富人的奢侈，而国与国之间就更是如此了，因此我们对于碳排放问题首先要上升到人权的层面上进行考量，先要设定人身的碳排放权问题，先明确碳排放权在人身上的平等问题，有了这样的前提才可以讨论其他问题。

西方一向主张是人权大于主权，以人权干涉他国主权，但是这样的标准就应当在人权上平等的事情却以国家为单位而论不以人权说话了，对于人权的原则就是每一个排放碳的权利不应当由于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而以人权为核心的做法应当做的就是如果有哪个国家不限制超过限定碳排放人群的相关消费，就制裁哪个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对于世界的环境影响极大，本来就应当补贴和帮助欠发达国家，按照人均制定标准，再让西方按照市场交易的方式把自己多排放的碳向非洲、亚洲等等的低排放国家和人民购买排放权，这样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可以得益的，这些利益对于很多穷国还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外交我们就可以争取主动，争取在条约和联合国的表决上的主动地位，就如美国多次以人权干涉中国内政的时候，中国总不缺乏饱受干涉的朋友国家的。

而我们要坚持的就是世界大同人均一样，对于西方国家按照他们的人权标准搞人权，要求每一个人的人均权利，西方对于中国是限制中国的时候讲总量，贬低中国的时候讲人均，而对于人权就是个人的权利，没有总量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将有关问题与西方的人权挂钩，不让西方搞双重标准和种族歧视，我们需要的就是世界人权上的平等。

所以我们在碳排放的谈判当中，需要讲的不是人均，而是人权，抛开国家讲个人，是每一个人有多少碳排放权，这才是碳排放问题的根本，让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限制本国的超过规定的高排放人群，这才是世界在人权和种族公平的体现。

五、  碳排放西方利益大于法理

在碳排放的博弈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西方采取了有利于他们的不公平的计算方法，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法制和钱决定的社会，社会的运转离不开司法和财务，而西方对于碳排放的计算恰恰是没有按照司法和财务的根本原则进行计算，违背了法理和惯例。

对于司法的原则首先就是公平的原则，也就是在碳排放上需要有公平的机制，这样的公平就是人的平等，人人的排放量不一样是不行的，但这只是公平的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还有另外的方面，那就是你要对于可以减排的各种能源大家有公平的、同等的使用方式和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交易机制，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国际社会所不到也不允许做到的，那就是欧洲很多国家的低排放是建立在核能的大量使用基础上的，但是对于核技术、核原料西方却禁止很多国家拥有和研制，即使是中国这样的核国家也不能公开的按照市场原则购买核原料，如果你不能让他人与你同等的使用减排的技术和能源，不能让他人公开同等的购买和交易减排资源，你凭什么要求人家与你一样低的排放？

在当今的法制社会，司法的根本原则就是权利和义务要对等，不能只有权利而不享受义务，在财务上我们的财会准则也是记帐的责权发生制，各种费用支出是与利益取得紧密挂钩的，同时也是时间上的前后对应的，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对于碳排放我们也应当遵守这样的原则，也就是碳排放不是以哪个国家排放的多少为唯一标准，还要看谁在最终消费这些碳排放所生产的产品，产品的消费者享有产品的权利，当然就要在产品上承担义务，这个义务就应当包括这个产品的碳排放。如果是这样的计算，西方进口和消费大量的高碳排放产品，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却很低，西方的碳排放数量还要进一步的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减低碳排放的一个标准做法就是把高碳排放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从而达到本国的低排放，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高排放的产品这些国家还是要使用的，只要你使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的碳排放就应当由你承担！我们可能说这些加工工业其他国家愿意得到，还争夺的得到，发达国家不把这些工业给发展中国家的话会极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等等，但是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实质是无论你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哪个国家，无论被转移到的国家的碳排放的高低，这些碳排放都应当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和责权发生制的原则记录在产品消费国的名下才是合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看到对于西方世界的碳排放实际上是比现在的记录要高很多，而中国饱受非议的高碳排放强度实际上是由于西方的产业转入而引起的，对于这些高碳排放的产业和产品，很多也是这个世界的必需品，把这些必需品的生产转移到某个国家，这个国家当然要高碳排放，结果就是这样的国家自己付出了环境的代价，最后还要受到世界的职责，就如这个世界离不开掏粪工人，但是大家还都歧视掏粪工人和嫌弃粪臭，这是人性丑陋的表现。

我们还要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注意到在财务中对于资产添置、投资、递延费用、无形资产等等都是需要按照实际的发生效用时间和使用年限进行摊销的，这也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和责权发生制的基本要求，对于碳排放也是这样的情况，对于投资建设的碳排放是应当在该建设工程和投资的使用年限里面进行摊销才合适，这才是符合责权发生制的原则。西方在制定碳排放标准的时候，早已经完成了国家的基本建设阶段，他们的历史排放是非常多的，而中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正在建设阶段，当然要排放比较多。我们看一下历史，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中国比印度的多这一点点也就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气候需要取暖造成的，我们看历史就可以知道西方消耗的是中国的近17倍，如果按照摊销的原则把历史的建设在当今还使用的摊销到今天，把今天的建设要以后使用的摊销到将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变化不大而中国就是天壤之别了。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进行说明，对于污染排放，工厂区肯定要比办公区和居住区的污染排放大多了，现在你却要让工厂区与办公区的污染排放一样，这本身就不公平。而社会的分工显然把工厂、办公和生活的区域混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做法就是把工厂生产的产品在办公区使用的，这些产品的污染排放计算在办公区的排放上，同时再由办公区的人们给在工厂区的人们进行环境补偿！但是现在的碳排放西方是反过来的，他们不但对于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不给环境补偿，对于工厂的排放量的要求甚至比办公更加严格，本身就不公平；还有就是对于建设房子的污染当然比使用房子的污染大，西方自己早已经把大房子盖好了，却对于建设房子的中国说盖房子的污染，却对于他们以前盖房子的污染只字不提，这更不公平。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西方所谓的清洁排放等等只是在使用的时候清洁，没有计算生产这些设备的能量消耗和排放问题，这些材料和产品很多还是中国制造呢！

中国的GDP总额只占世界的3.3%，却消耗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钢材和煤炭，二分之一的水泥，原因就是中国在建设期，西方的新建住房不到1%，而中国基本上都是这些年建造的房子，这样的大规模建设肯定会让中国的碳排放高企，但是这样的建设我们公平合理的使用年限是50年，而摊销50年以后就没有那样高了，是非常低的，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而且中国的建设期过后，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行列，碳排放就会自然的大幅度下降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预计，中国到2050年以后碳排放将达到减少的拐点。对于世界发达各国也均经过了自身的建设阶段，但是在他们自身经过了这样的阶段以后，他们再限制其他国家，本身就是对于世界得不公平。而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世界把高碳排放的产业都放到中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高是合理的，把这些碳排放合理的进行帐务处理和统计以后，责权统一以后中国的碳排放就不是那样的高企了。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积累率达到40%以上，中国的经济是投资拉动的，因此这些碳排放是要摊销50年的，这样中国人均近5吨的碳排放就要有约2吨被摊销到今后，而历史上摊销到今天的却很少，因为10年前中国的经济和碳排放只是当今的几分之一，没有多少可以摊销的。而中国的另外一个经济发动机是出口，中国大量出口高耗能产品，中国的压低控制能源价格的政策等于是补贴了这样的行业，例如需要大量耗电的炼铜，中国每磅加工费只有几美分，中国进口的物资和知识产权、芯片等等的碳排放是很低的，所以如果按照谁使用产品谁承担产品的碳排放的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合理计算方式，这样5吨的碳排放里面还有30%要记载在其他国家的账下，因此减去这样两项，中国的碳排放就减去了三分之二，中国的经济本来也是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各拉动三分之一的格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所以中国的碳排放有三分之二要记录在其他国家账下和进行摊销，这是与中国的经济国情完全吻合的，摊销后中国不仅仅人均而且总量也在很多发达国家之后。“全球碳计划组织”（GCP）在《自然地球科学》期刊发表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已远远超越富裕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源。不过，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当中，有四分之一得归咎于它们同西方国家的贸易活动增加。在2002年至2005年，中国所增加的碳排放量，就有一半来自该国的出口业。”所以中国的碳排放应当记帐给西方国家的数量是中国当前的一半，考虑到中国还有的进口行为，从这个角度验证也是以三分之一计算是比较合理的，这样整个中国实际消费的碳排放也就是不足人均2吨了，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责权发生制的计算模式下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是非常低的。

以历史赔偿向西方算账，因为历史上没有约定，这是一个溯及既往的过程，是违反西方的司法原则的，但是本人提出的按照责权发生制和历史摊销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清算了历史，因为西方的历史排放要摊销到今天，中国没有多少历史排放摊销到今日但是西方国家就大大不同了，这样的计算是符合西方的司法原则的，这就是大大的不同，可以给我们带来主动。而且进一步讲，将来的国际争端、WTO仲裁等等，均要以这些司法原则说话，我们占据法理，是非常主动的。

因此对于中国的碳排放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西方违背他们的司法原则和财务原则进行不合理计算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是非常不公平的，西方违背自己一贯坚持的法理和惯例对待中国，这是没有起码的诚信的表现，因此大家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揭穿面具看到世界博弈的贪婪本质。

六、  碳排放强度应当科学计算

碳排放强度就是单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多少，这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减排的主要指标，中国承诺到2020年对于碳排放强度进行减排40-45%是世界最大幅度，西方的科学精神也是西方的社会基石，对于中国的碳排放的计算更应当是科学计算。

对于碳排放的合理计算，就是应当对于工厂、办公和生活的不同性质的合理行为排放进行科学计算，不发达地区的人类活动碳排放很低的原因就是人们处于原始生存状态，是一个生活区，同样西方的优美社区很多也是生活区，西方的生产已经是后工业化时代，基本是以研究、工业设计、第三产业、信息产业等等为主的办公环境，因此他们的排放均无法与出于高速发展的建设区和正在生产的工业区相比拟，对于碳排放强度是应当对于人类不同的生产活动区别对待区别科学计算的。

对于第三产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服务，基本是不怎么产生二氧化碳的排放需求的，而且对于中国很多事情是没有在第三产业里面计算GDP的，比如我们自己洗衣服就不算生产产值，但是拿到洗衣店让他人给我们洗就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更多的是人的消费活动，中国的GDP如果合理的计算第三产业按照购买力评价进行计算就不是人均3000美元左右而是人均6000美元左右了，因此对于碳排放更加合理的就是要将第三产业从计算碳排放强度的数值中扣除出去。对于第三产业的比重，美国75.3%、日本68.1%、韩国55.1%、法国72.4%（中国年鉴网）这一比例近年来都是比较稳定的。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是15%、52%、33%，而世界平均是5%、31%、64%。所以我们不计算第三产业的时候，中国的碳排放实际上就是相对减半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就是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为12%。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50～60%，世界平均为40%，其中美国人工资总额达GDP的58%。在GDP的生产过程中人的碳排放是可以忽略的，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低不仅仅是中国劳动力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也要看到其中的产业结构的问题，西方的即使是第一、第二产业也是在研发、设计、信息等工作，这些工作本身就是在办公室环境的工作以人力为主没有多少碳排放的，对于中国就如中国的劳务外包企业、外来加工企业，很多血汗工厂的人员工资也是占生产产值的最大比例，是最主要的成本，但是这样的工厂不等于先进，可以他们的碳排放极低啊！因此我们更要看到就是扣除人工工资以后的单位GDP碳排放数值，这样的数值才更加科学，这样的计算以后，中国的碳排放在扣除第三产业减半以后还要相对减低一半左右，中国的碳排放强度这样一来就不是那样的恐怖了。

根据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创造每1000美元GDP就要排放2.85吨来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相比之下美国在2006年每创造1000美元GDP，仅排放0.52吨二氧化碳；瑞士这一比例为0.17吨；较为贫困的乍得则仅为0.07吨，这里瑞士是主要来自没有碳排放的金融收益和钟表等精密工业，乍得是没有工业开发，他们与中国没有多少可比性，我们就中国与美国进行比较，中国扣除了人员工资成本和第三产业以后，美国的单位碳排放是3.75而中国是4.833，中美差距大大减少，这里还没有计算世界将高耗能产业转移到中国的因素，所以虽然有中国技术落后能耗增加的问题，但是问题绝对没有西方夸大的那样邪乎。

因此在科学计算之下，中国对于自己的碳排放问题应当建立信心，在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人员工资提高以后，也就是中国经济发达以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自然会大大降低，所以我们承诺的目标是有现实的基础的，中国的环境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解决的，忽视历史和中国的产业结构的特殊性，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中国需要的就是一个科学发展观。

七、  中国在碳排放的突出贡献

中国建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文件。 人口管理事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实践表明，通过人口管理等有效措施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问题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不仅关注人口自身问题，更关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从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将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提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中国已经制定了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即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以内；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左右；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之后，中国人口总量缓慢下降，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30年前的5.8下降为目前的1.8，也就说中国在过去30年里少出生了4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57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1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所以，中国的人口管理为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气候变化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环境或发展问题，应该更加综合地将人口、健康等问题纳入框架，并以综合的手段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将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最高目标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必要考虑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人口之外还有自己的有利宣传点，那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在固碳方面的作用。中国继续保持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时的8.6%，增加到目前的18.21%，森林蓄积量达到124.56亿立方米，活林木蓄积量达到136.18亿立方米，已经根本扭转了“森林赤字”长期格局，成为“森林盈余”大国。在世界森林资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达到5300多万公顷，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近1/3，居世界首位，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2000—2005年全球年均减少森林面积730万公顷，而中国年均增加森林面积405.8万公顷；全球人工林面积年均增加280万公顷，其中中国年均增加148.9万公顷，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的数据，1999—2005年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态价值。中国森林固碳能力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36.42吨/公顷增加到21世纪初的 150.47吨/公顷。1980—2005年，中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造林和森林经营，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3亿吨。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

因此我们也要注意抓住自己的有利宣传点，为中国创造有利的博弈位置。对于世界指责中国的同时，对于中国对于保护环境的重大努力也应当给与同样的标准进行对待，中国需要公平的评价。

八、  更本质的环境因素是熵增

对于环境问题，碳排放仅仅是一个方面，对于环境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的，除了温室气体，还有化学耗氧量、生物耗氧量、核污染等等，就是清洁的天然气能源，这也是对于地球亿万年积累的一个消耗。西方把碳排放放到了首位是不公平的，西方采取的核能等能源是其他国家难以采用的，但是核能的污染等等也会有其他巨大的问题，西方的核废料处理就是核能的软肋，但是他们就是回避这个问题。而新能源虽然在使用的时候没有碳排放，但是在生产这些设备的时候一样是需要有碳排放产生的。

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更加本质的问题应当是熵的概念，熵反应物质中不能被利用的能量，地球的变暖也是一种熵增加的表现，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建立以后，第二类永动机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世界的熵只能增加，对于地球而言，让熵降低就必须有额外的能量，这就是太阳给我们的负熵效用，这样的效用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知道的就是熵在增加，在熵增加的原理面前，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能量是守恒的，但是可利用的能量在熵增加下是越来越少的。对于熵的概念是普适的，对于碳燃烧等等是熵增，对于化学耗氧、生物耗氧也是熵增，而核能的使用后带给我们的还是熵增，熵的数值在物理上是很容易计算和统计的。

对于碳排放是否是直接造成温室的研究还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气温升高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大大的加强植物的光合作用使得碳被固化的更多植物产量更大，就如在16世纪的小冰河时期以前，我们的气候温度是比现在高的，对于当时的生活也没有那么有害的影响，现在的气候变化对于世界的影响，更主要的应当是地球的熵的增加，因为我们把地球上的历史资源都挖掘出来了，在发展中国家，平均一亩地中化石燃料的投入是太阳能的4倍；发达国家，化石燃料与太阳能的比值是40∶1；美国这一比值更高达90∶1。自从1859年发现了石油，美国人就主要靠亿万年前的太阳能活着，我们种一亩的地靠的是1200小时的人工，他们才10个小时，剩下的就是往地里泼汽油，这些问题直接造成了地球历史积累的负熵大量释放，地球进入了熵增，因此熵增问题才是更本质的，熵增问题才是核心，但是西方国家却把它变成了碳排放一个相对片面地问题，原因就是把它们使用的石油天然气的熵增影响大大降低（石油天然气燃烧的熵增大于煤的熵增很多），把他们核能的熵增影响给忽略，这样的计算是一个有利于西方的计算方式。

动物和微生物排放的温室气体为220G吨每年（1G等于10亿），植物220G吨每年，人类活动对应的排放在这十几年从23.5G吨增加到26.4G吨；人类活动增加的碳排放还不到总排放量的1%，所以说人类的碳排放是气候的罪魁本身就是有疑问的。但是过去30年间，地球平均升温不足1℃，但北冰洋大部分地区却上升了大约3℃；一些冰原消失的地方，气温甚至上升了5℃。这样的气温上升不是平均的上升，不仅仅是碳排放，各种其他的影响作用也很大，比如臭氧层被破坏造成地球紫外线增加，紫外线会破坏包括DNA在内的生物分子，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受致命的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受破坏，使农作物减产加强温室效应。这样的极地的上升导致极地冻土中的甲烷释放和冻土有机质降解排放是非常巨大的，导致气候变化是整个生物圈的熵平衡的破坏，是地球取得负熵的一个耗散结构被破坏，这些影响不仅仅是碳排放的问题，更本质的还是熵增加的问题，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熵增的影响，在热力学的规律中温度增加就是熵增，全球变暖正是全球熵增加的体现。

我们应当看到更加本质的问题是熵增，大家应当计算各国的生产和消费给地球造成的熵增，而对于责权发生制的模式，我们更加合理的是把所有的产品的熵增以最终消费权利享有人来承担计算，这样就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存消费给地球带来的熵增，可以统计出一个国家的总体对于地球的熵增影响，大家的人权上的平等是一个熵增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