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社会最大的潜规则：假戏真做

在不能说真话的权力关系中，有权者和无权者都在做戏。日常生活和做戏的界线失去了把持，一切变得真假难分。主奴权力差异悬殊，这极大地限制了权势者和无权者双方在公开政治话语中真实表白的可能，迫使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地作“不真实表现”。权势政治和下层政治因此都极富表演性。

  权势政治和下层政治都离不开公开语本。公开语本指的是“下属者和统治者的公开交往。”公开语本是做戏，是上得台面的表演。

  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者斯考特(James C. Scott)用“五一”、“国庆”这一类的盛大游行来说明公开语本对绝对权力的确认作用。游行的场面和程序所展现的是权力的威严和等级。主席台上的观礼席位和入场顺序必须按预定程式一丝不苟地执行，“它所设计的权力和团结的印象，是为了使党员、公民和外国敌对分子受到同样的震慑。”

 展示权力者不仅需要把自己放置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还需要独占公共舞台，因此，一切未经官方批准的群众集会必然只能是“暴徒乱民”的捣乱破坏。

 展示权力和行使强制暴力的效能是一样的，但成本却低廉得多。“只要拿捏得当，”斯考特说，“展示权力能造成确实具有权力和有决心行使权力的效果，比真的动武经济实惠许多。”与动真格的暴力相比，展示权力比较文明，比较有风度。

 权力展示是表演，其观众不仅是权力震慑对象，而且也是权力拥有者。反复展示的权力能使权力拥有者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权力展示能起到长自己威风，灭敌人志气的作用。所以，“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或者“叫阶级敌人吓破胆，”这类豪言壮语并非只是小儿科的唬人招数。它们其实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公开语本戏码。

 公开语本的第二个政治作用是隐藏：“只要控制了公开舞台，当权的对付底下人，就能把自己装扮成任何摸样。这种骗术就叫宣传。”因此，当权的必须与老百性保持相当的距离，做出深藏不露的样子。偶然发一道深奥莫测、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指示，给人一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感觉。

  权力主角需要隐藏，权力的运作也需要隐藏，这样才能显示权力的稳定团结。南斯拉夫作家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新阶级》一书中用一个例子说明后台操纵与前台仪式化表演之间的关系。

 德吉拉斯写道，在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重大的国家大事是在亲密的饭桌上、猎场上或两、三个人的密谈中决定的。党代表大会、政府会议或议会，其作用只不过是代为宣布或装饰门面而已。”

 国家社会出了重大的事情，即使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不到官方宣布的时候，也是不能公开议论的。冤假错案不到官方平反的时候，都仍是正确的决定。

 于是出现了斯考特所说的“双重文化”现象：“官方文化充满了粉饰之辞、沉默和陈词滥调。而非官方文化则有其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和诗歌，自己的刻薄话，自己的音乐，自己的幽默，自己的小道消息。”

 公开语本的第三、四个作用其实是同一个作用的两个方面，就是凡事粉饰或冠冕堂皇。饿死人是“自然灾害”和“苏俄逼债”的结果，失业是“待业”或“下岗”，学校关门、学生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粉饰的要义不在说什么，而在为什么能这么说。斯考特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者对公开知识的垄断是得到受制者公开认可的。当然，受制者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只要没有人公开质疑这种垄断，它也就无须提供解释说明，无须负任何责任。”

  戏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对戏的反应，信或不信，放在心里或做在面子上，都直接关系到戏的成败。对统治者来说，最理想的当然是受制者心悦诚服地感觉到统治权力的稳固。退而求其次，也得让受制者觉得，即使不心悦诚服，顺从也比不顺从好。公开表示的顺从，不相信但却做出相信的样子，将观众反应预先纳入权力演示，这才是权力公开语本的精随。斯考特指出：“有效地展示顺从，再加上对偶尔不顺从行为警戒性的惩处，便能使权力关系演示得有声有色。”

 统治权力必须以被统治群体的恭顺、服从的行为来验证其有效存在。斯考特指出:“比起统治者来说，戏本和舞台指示对下层群体的要求要远为严格。”

 下层群体表现恭顺和服从必须达到纯熟自然的程度。这当然需要无数次反复方能纯熟自如，几如天性。受制者不仅需要学习正确的言语表情，还要克服因强行自我克制而产生的叛逆心理，“如情不自禁的发怒，冒犯，出言不逊，甚至暴力相向。”

在宫廷文化和官场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中，等级层次间的恭顺和傲慢表演特别程式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下属对上司绝对正确表示的体制性语言。”象开口必称官职或必称“某老”、“某长”一类的行为，斯考特称之为“权力礼仪”。

 下层的群体处于权力礼仪的底层，形成美国黑人思想家杜博伊斯所说的“双重意识”：“双重思想、双重义务、双重社会等级的双重生活，它必定产生双重语言和双重理念，使得(奴隶)又要讨好又想反抗，又想装好人又想挺而走险。”

摘自 徐贲 《弱者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