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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哲学应包含“社会工程”
田鹏颖 孙雷 发布时间： 2006-08-21 01:11 来源：光明日报
几年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了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先后举行了两次年会和若干专题研讨会，工程哲学研究者队伍不断扩大，一些核心期刊发表了一批工程哲学方面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文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把“工程”理解或解释为“自然工程”，而对“社会工程”只字不提。
其实，
“社会工程”也是“工程”，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更重要的工程。如果从工程哲学的学科建设、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建设当代社会文明的高度来审视，那么确立“社会工程”范畴，构建社会工程哲学是完全必要的。 社会工程的基本界定和特征
“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体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以社会技术为中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与自然工程相比较，社会工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工程对象的社会性。自然工程一般以“物”为对象，目的在于创造或改造或建造“人工物”。社会工程一般以“人”为对象，目的在于改造（改变、影响、引导）人和调整“人的社会关系”。因此，一项社会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不但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知识水平，而且依赖于改造对象的文化程度、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以及接受意愿。社会工程是工程策划主体建构一定的社会模式，要求一定的对象按照特定的模式去行动，从而实现同其所塑造出来的新的行动规范、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乃至价值观念之间的社会整合。
二是工程实施的人文性。由于自然工程主要指涉“物”，而社会工程的设计者、实施者、接受者都是“人”，或者说社会工程是因其强烈的人文关怀才实施的，因此其人文性便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社会和谐等人的终极追求，成为社会工程的灵魂。
三是工程目标的公正性。自然工程一般主张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而社会工程则往往强调公平、公正与和谐。一项工程的实施过程是由一系列的操作过程得以完成的，而其中程序的合法性、结果的公正性，则是一项社会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并最终成功的关键。社会工程决策者要统筹各种因素，包括法律制度、方针政策、社会环境、文化修养乃至社会风俗习惯等，并权衡利弊、决定取舍，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人的利益诉求，取得良好的社会综合效益。
四是工程理论的复杂性。自然工程一般主要以自然科学、自然技术为基础，是自然技术的集成或整合。而社会工程的理论基础往往比较复杂，既涉及基础社会科学，又涉及应用社会科学，更要紧紧依赖社会技术。如果说“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社会世界、控制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运行的知识体系”，那么，社会工程就是这一知识体系的展开和运用。有的社会工程本身就是对社会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如“农村税费改革”工程，既是对农民与国家税负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农村财税体制的重构和创新。 构建社会工程哲学的基本前提
构建社会工程哲学有两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逻辑前提。中国人民大学黄顺基教授提出了“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概念，认为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技术既包括自然技术，又包括社会技术；工程既包括自然工程，又包括社会工程。换言之，“神舟六号工程”、“三峡工程”等是工程；“创新型科技人才造就和培养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也是工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重要的工程。在社会工程实施中包括自然工程，在自然工程实施中也包括社会工程。这种思考的逻辑，自然要求我们在开展自然工程哲学研究的同时，也要把社会工程提高到哲学的“平台”上。人们从自然科学而自然技术而自然工程，同样的逻辑，人们也可以从社会科学而社会技术而社会工程。这是我们对社会工程进行哲学研究的逻辑前提。 二是事实前提。建设社会文明，其主要手段应当是社会技术，其基本载体或者“平台”应当是社会工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特别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到3000美元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公平问题、效率问题、就业问题、就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安全生产问题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解决这些问题不依靠“自然工程”不行，但仅仅依靠“自然工程”恐怕也不行。在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面前，确有必要建构社会工程哲学，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方法论支撑。
工程哲学:十个基本观点综述
来源：科学时报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以来，仅从纯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的观点来看待工程问题，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工程哲学随之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和中国自然辩证法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工程与工程哲学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与工程哲学有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新近出版的《工程哲学》一书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报特地撷取了此次会议上的一些精彩观点和案例在此刊发，以飨读者。
为了比较全面地概括我国工程哲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推进工程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把工程哲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工程院于2004年正式立项研究工程哲学问题(项目负责人殷瑞钰)，其宗旨是希望能集中我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学者、专家的智慧，合作撰写一部对工程界、工程管理界和哲学界都有帮助、有启发的专门理论著作。《工程哲学》(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结题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工程哲学的发展，大力支持《工程哲学》的写作，并亲自撰写《工程师要有哲学思维》一文作为《工程哲学》的“代序”。他提倡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携手共同研究工程哲学的方向和进程，希望《工程哲学》能对工程界以及理工科院校的师生有所助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支持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设立工程哲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为在我国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工程哲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总括全书，作者们提出和论述了如下基本观点。
第一，哲学与工程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两项基本活动，工程哲学就是沟通工程和哲学的一个桥梁。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工程就具体体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哲学研究要着重在工程活动中反思并贯彻“人的全面发展”和终极关怀的精神；工程需要思考在哲学层面实现从“征服自然观”到“和谐工程观”的理念变迁。建立哲学界和工程界的联盟关系，共同研究工程哲学，将有利于工程哲学学科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哲学界和工程界应该携手合作，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第二，科学、技术与工程“三元论”是工程哲学得以成立的基础。“三元论”认为，科学、技术和工程是3类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是以探索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集成建构为核心的活动。人们既不应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也不应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工程并不是单纯的科学应用或者技术应用，也不是相关技术的简单堆砌和剪贴拼凑，而是科学要素、技术要素、经济要素、管理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等多要素的集成、选择和优化。“三元论”明确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突出强调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强调“工程化”环节对于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关键作用、价值和意义，强调应该努力实现工程科学、工程技术和工程实践的有机互动与统一。
第三，从知识层面看，工程位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的知识链和知识网络的中心位置，工程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对于科学和技术来说，工程发挥集成的作用，而这种集成还有赖于工程科学的指导和支撑。对产业和经济来说，工程是构成单元，各类相关工程的关联、集聚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产业。因此，现代工程活动需要在相关知识网络链接的大背景中，研究和总结工程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类事物和现象，揭示其中隐藏的带有普遍性的工程规律，发展工程科学。
第四，工程是直接生产力，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工程架起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是促进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各种类型的创新成果、知识成果的转化，归根结底都需要在工程活动中实现，并据此检验其有效性与可靠性。工程创新的目标就是通过工程理念、工程决策、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和生产运行、控制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努力寻求和实现在一定边界条件下的集成和优化。可以说，工程创新具有广泛的关联度和综合显示度，工程创新的状况往往直接决定着国家、地区、产业、企业和有关单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进程。
第五，在工程实践中，既要重视突破性的工程创新，也要重视渐进性的工程创新。突破性的工程创新往往立足于基础科学层面的原创发现，体现出高超的才智和重大的突破，因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然而，多数工程创新却并不依赖于基础科学层面的原始创新，而是通过知识、技能的渐进性积累、综合集成、逐步改进和加以完善来实现；这类创新通过积累效应和集成效应同样可以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效果和历史性影响。
第六，要高度重视工程思维与工程方法的研究。与注重理论理性的理论思维相比，工程思维是构建性思维、设计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体现的主要是实践理性。与注重想象和虚构的艺术思维相比，工程思维也具有想象性，但强调的是目标想象性和可实践的过程。工程思维也追求美，弘扬美，但这种美是通过工程活动变成现实后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美。与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一样，工程思维中也渗透着价值追求，但工程思维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更加具有综合性，往往是知识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人文价值等的融合。工程思维渗透到工程理念、工程系统分析、工程决策、工程设计、工程构建、工程运行以及工程价值评价等工程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程的成败和效率。
第七，工程理念和工程观是人们关于工程活动所形成的总体观念和基本观点，它渗透到工程活动的全过程，并深刻影响着工程战略、工程决策、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建构、工程运行以及工程管理的各个阶段和环节。只有从工程理念和工程观的高度重新审视各类工程，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工程和世界。近代以来，工程往往被不恰当地视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对工程活动可能产生的长期的、多方面的生态效应和各种风险估计不足，这种“征服自然”的工程理念已经对工程实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的工程理念和工程观要求工程活动要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遵循社会道德、社会伦理以及社会公正、公平的准则，坚持以人为本，环境友好，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八，工程应该以为公众服务为目的，因而，公众应该理解和参与工程。工程直接关系到大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福祉，工程决不是、也决不能成为一个被专家垄断的领域，工程活动必须得到公众的理解，也必须有公众的参与。公众作为重大工程创新的利益相关者，有权以适当方式参与有关工程创新的决策和实施过程。社会应鼓励公众真正作为有资质的行动者，介入重大工程的决策、设计和价值评价过程，从而促成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根本上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尽量解决在工程实施之前，并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尽量消灭在萌芽之中。
第九，需要将工程哲学的新观念落实到工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工程人才和科学人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各有其特点和教育规律，绝不能简单地按照培养以自然科学研究为目标的科学人才的思路和方法去培养工程人才，应该认识和掌握工程人才成长的特点与规律。与此相关，应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工程师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工程师的社会声望和待遇，使工程师成为对青少年有吸引力的职业。
第十，理论联系实际是研究工程哲学的灵魂。案例研究在工程哲学研究领域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案例研究可以成为直接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不但可以成为抽象理论的“落实”过程，同时又可以成为实现理论“起飞”的基地。
在《工程哲学》一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们逐步厘清了中国学者们研究工程哲学的基本思路，那就是：从工程活动的实践出发，建立工程师、哲学家、工程管理学家等相关专业人士的“联盟”，针对工程活动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对话，碰撞出思想火花，寻找到工程与哲学的“交集”，推动工程哲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进而扩展成工程与哲学的“并集”。这样，一方面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并促进哲学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深化了对工程的认识，并促进工程实践的健康发展。本书的写作过程表明，只有充分发展工程师、工程管理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联盟关系，才能使我国工程哲学研究走向深入，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
盛晓明 王华平
（浙江大学 哲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8）
http://hps.phil.pku.edu.cn/viewarticle.php?sid=2181&st=0
摘要：工程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和环境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作为一门有别于传统科学技术哲学的工程哲学。古希腊以来，科学与工程一直被认为代表了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但在哲学发生历史主义转向后，两种不同的合理性走向融合。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变得时髦的今天，我们对工程这种物质性活动进行哲学研究的进路就再也不能采用传统哲学那种单一的规范化方法，而应该将工程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从多维外部视点来理解。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的特性使得工程哲学应该超越传统的规范化方法，而去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并在容纳各个外部视点后综合每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
关键词：工程哲学；描述；工程知识；工程实践
在《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一文中，罗蒂（R. Rorty）要求我们不要将理智的进步看作越来越紧密地符合非属人的世界，而应将理智的进步描述为：“我们在那个非属人的世界的推动下，通过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得到我们所需的方式，重构我们的信念和欲望体系。”[1]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放弃了“你认识了真正的对象还是只认识了其中的某种现象？”这样的问题，而代之以“我是否在对自身的处境进行着一种最可能的描述，或者我能否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这样的问题时，完全的人本主义文化才会出现。
请注意，罗蒂在这里表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正如后实证主义时代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刻反思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科学进步很难表述为向真理的朝近，而是我们如何实现更好的重构。第二，我们应该放弃表象主义的规范方法，而采用非表象主义的描述方法。但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讨论罗蒂所说的人本主义，而是利用他的思想来探索一块新大陆——工程哲学。
工程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古来有之，埃及金字塔和中国长城都是伟大的工程。但工程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自开始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后，工程技术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经过二十世纪的加速增长，它已成为我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并对社会、政治和环境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工程如何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它怎样影响社会？我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工程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库恩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活动是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的。像工程这样的活动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仅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内部”来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透过“外部”视点实现工程的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甚至是政治学的研究。工程哲学应该包容这些“外部”视点，并综合各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如此一来，我们对工程的理解也就不是从对科学、技术与工程等概念的分析着手，而是一开始就把它们描述成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不同文化活动。不过，我们仍然承认科学、技术和工程“三元论”[2]（p.36）的提出是有益，因为它可以不是规范性的分析，而是描述性的比较。无论如何，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我们为什么需要工程哲学”这样的规范性问题上，而是聚焦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这样的描述性问题。
一、工程和科学：两种合理性？
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工程则是被低估的典范。传统的科学观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知识内容被看作是“自然之镜”，它是自然的正确表象，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相反，以工程为代表的创制活动是视情况而定的，它有目的性、特殊性、具体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并受既定的价值判断的限制。S. L.•戈德曼（S. L. Goldman）认为，工程和科学的差别代表了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并且表征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群，而这两个概念群可归并到充足理由律（PSR）和不充足理由律（PIR）这两个原则中。[3]（p.167）PSR包含实在、知识、真理、确定性、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等概念，与之相应的PIR概念是经验、信念、意见、可能性、主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PSR和PIR概念群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推理模式，同时意味着辩护方式的不同，知识构成的不同。前者代表的是主流的理性传统，其中必然性起核心作用；后者则与诡辩、修辞、怀疑主义、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相连，核心概念是偶然性。
戈德曼进一步认为，PSR和PIR概念群作为历史事实，反映了西方历史上围绕合理性所展开的争论。这场争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攻击智者，把他们说成是理性的滥用者，是教授诡计让那些不知道善、正义和真理的人赢得辩论的教师，因而根本不是哲学家。但是智者精心“避开纯粹理性和完全正义驻留的领域”，转向“易变的和不确定的行动与交谈的领域”。[4]（p.10）对于智者来说，哲学的目标首先是阐明行动，哲学的方法是修辞。修辞不仅是劝说的技巧，也是通过社会交往对如何更好地行动的发现。柏拉图追求澄明无蔽地进行思考和交流的愿望在智者看来是错觉，使用演绎逻辑的力量来强行获得一致就像“用激情来沉思”一样不合理。当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时候，他的意思可以是，“对一个人来说，达到最好的行动方法这一目标必须从理解人们怎样行动开始，理解人们是怎样‘度量’事物的，以及他们是怎样把价值赋予他们的经验的。”[3]（p.169）在这个意义上，伊索克拉底说应该称之为智者的是柏拉图而不是修辞学家，因为柏拉图教授的是那些对做决定毫无帮助的智力小花招，而修辞学家在实实在在地追求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由于行动具有偶然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并不存在行动的科学，但这样他同时不得不承认在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之间存在一条理智不能弥补的裂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的压倒性胜利让主流的西方文化将合理性建立在PSR上，但在PIR上重建合理性的要求历史上从未间断过。怀疑论者指出，没有任何人提供了一条能判别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准则。他们要求用偶然性和可能性的词汇重新定义知识和理性，因为经验事实就是如此。文艺复兴的一大特点是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正是人文主义创造了历史主义，它为我们带来了情景主义、相对主义和多元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编纂了大量的工程教科书，工程绘图也在那时发明，这些大大促进了工程的发展并催生了现代工程。
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确定性的追求》一书中指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两个竞争的合理性概念。在杜威来看来，理解科学的关键在于工程。[5]（p.84）他论证说，科学其实是工程的一种形式，因为科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假设的必然性基础上，这种必然性是对在经验中遇到的偶然性的理想化。真正的科学和工程一样是价值负载的，利益化的和情境化的。因此，科学和工程并不是真正地对立的，它们都包含一个将行动的实际结果和预期结果系统地关联起来的过程。
然而，真正让两种合理性的对抗形势发生逆转的是恩库以来的历史主义。库恩不仅要求我们关注科学的历程，更主要的是去关注科学活动的现场，因为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情景化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知识本质上不是一项知性的事业，而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受偶然的社会因素影响，并不遵守任何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因此，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我们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用一种非评价性的视角，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活动过程，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上相信了什么。用罗蒂的话来说就是，（非表象主义者）“并不是将研究看作跨越主客体之间的鸿沟，而是在由人的行为和事物所造成的因果影响的压力下，对个体或公共的信念和欲望进行渐进的重构。”这样，历史发展到今天，两种合理性的争论形势似乎调换了一下。而这种调换把我们引向了经验性的描述方法。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讨论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
二、工程知识
工程知识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二者的结合。显然，工程师要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是工程师的设计知识的组成部分；但这一般不是理论知识的直接应用，而是工程师把理论知识当作概念工具和技巧并以他们的术语加以运用，并同时调整这些具有普遍化特征的知识以使它们适用于特殊的工程问题。沃尔特•文森提（W. Vincenti）认为，以前我们将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婢女，以为工程只是应用科学的发现，现在是我们改变这种看法的时候了。科学力图解释事物，而“工程指任何组织人造物的设计和建造（文森提增加了操作）的实践，它改造了我们身边物理的（皮特增加了社会的）世界，以满足普遍接受的需要。”[6]（p.6）文森提通过戴维R.•戴维斯（D. R. Davis）发明B-24轰炸机机翼的案例有力地说明，应该把工程看作一种不同于科学的有它自己的形式的文化活动，它拥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实践组织，并且工程师用他自己的方法、程序以及技巧自己建构人造物与知识。在他看来，设计新机翼就创造性而言，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伟大的科学发现逊色。他因此得出结论，工程不单是运用科学以制造技术，它有独立的内容。
约瑟夫C.•皮特（J. C. Peter）认为工程是一项有特定目的实践活动，它通过组织设计、构建人造物来实现将人们周围的自然界、社会向人们需要的面貌转变，或者将一些通常不清楚的要求翻译成为标准的具体的技术问题。工程知识是有关以人类环境为目的的人造物的设计、构建及操作的全过程，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定条件、确定工程的目标、设计工程方案、作出明智的决策、预见工程后果等。工程知识是任务特定的，并且关注于人造物的生产，以适合预定的目的的需要。作为工程活动基本角色的工程师，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有一个特殊的方面，即对一些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能跨工程领域作用的方式在参考书中被记录和编辑起来。对于某项任务，其操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系统化了，具体的操作能在适当的工程手册中查到。皮特因此将工程知识形象地比喻为“菜谱知识”，并认为它是工程师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唯一形式的知识。[7]（p.25）
我们知道，波兰尼在其代表作《个体知识》中提出了默会知识这一概念。他认为，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是达不到的，相反默会知识在人类知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科学的进步在每一阶段上都是由难以界定的思想力量决定的”。[8]（p.138）不可否认，确实存在一种为我们所知但难以言传的东西。波兰尼把这种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称之为默会知识，并指出它是我们把握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我们认为默会知识打破了传统的PSR知识观，为讨论更多地具有PIR特征的工程知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显然，工程师用图纸和手册是堆砌不出工程的，他一定要到工地去解决现场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工程师需要将有关的各种线索、细节整合为一个综合体来加以判断，从而作出最佳选择。这不是一个分析性的演绎过程，而是动用默会能力进行建构的过程。对工程师来说，拥有皮特所说的“菜谱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要知道“怎样做菜”的知识。正在这个意义上，弗里斯（M. J. de Vries）说，工程技术知识不符合知识论里知识的标准定义——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因为它包含文森提所说的“能知”的知识。[9]（p.5）吉尔伯特•赖尔（G. Ryle）专门讨论了所知（knowing that）与能知（knowing how）的区别，而后者与波兰尼的默会知识非常相似。
能知的知识是行动的知识，它是引导我们达到想得到的结果的知识，也是智者的知识。在智者看来，人类追求知识的原因和目的都是为了阐明行动。同样地，我们认为工程知识也应该以建构工程为导向。的确，工程师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他们需要考虑技术之外的更多的因素，比如当地的法律法规、经济效益、工期、可维修性、工程的解释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等。特别地，由于现代工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多地采用招标制，这使得工程师在招标和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完成这类工作除了专业技术外，还需工程师掌握一定修辞的技巧。由此看来，工程知识确实应该包含智者所提倡的行动知识。
谈到工程知识，我们不应该忘记对它进行知识与权力的考察。这是因为，工程知识很强的实践性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这种考察的典范。彼得•惠利仔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并且指出技术知识是工程师的职业地位或阶级地位的明确标志。[10]（p.197）在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结构张力中，工程师很明显站在管理人员一边。我们认为，工程知识包含海德格尔所说寻视性（circumspective）内容，“它是在由资源、目标、人员和标准等因素所构成的地方性情景中，对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实践性评估。”[11]（p.55）这种寻视是一种知道如何获得知识的能力，它形成一种控制和支配的关系，从而表现为福科意义上的微观权力。
三、工程实践
我们把工程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来考察，是因为它确有特质。我们至少可以简要地列举出以下四点。第一，工程实践的目标是明确的。一般来说，工程实践在事先就有明确的要求，这有别于科学家的探索，他们的问题是“自然”而不是他们的雇主提出的。第二，工程的目的性使它具有明显的价值意义。康德说人有资格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是因为他是世界上唯一能选择和确定目的的存在者。工程实践是我们主动地选择生存的活动，因而它的好坏取决于我们的评判标准。即使是工程的同一特性，它的好坏也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变量，而不是它的固有属性。比如一个水库，它的防洪功能对下游的人来说是好的，可对上游的人就不然。第三，工程实践具有典型的PIR特点。工程实践充满了偶然性，要实现同一个目标，工程师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选择。工程师怎样进行选择，这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因而工程师无法逃脱对自己的行动所负有的责任。围绕这方面的讨论是工程伦理的内容，它是工程哲学的重要组分。第四，工程实践不但是应用知识的活动，还是制造知识的活动。
制造知识的工程活动在科学的内部和科学的外部占据着双重的地位。工程师一方面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把企业的要求和社会的期望带入到解决方案中。作为工程实践的主体的工程师既是公司权力的代表，又是其对象，既要有老板，还要有顾客。工程师就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交汇点，利用他特殊的张力来编织无缝之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劳（J. Law）和卡龙（M. Callon）把工程师说成是工程——社会学家，他们不仅坐在绘图室中设计机器，而且还从事社会活动——设计社会或社会制度，使之适用于机器。[12]（p.284）社会建构论者认为，工程师的设计方法是由社会要素以各种方式塑造的，工程设计活动是情境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结合，共同构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网络。要了解这个网络，就要深入到工程实践的现场去“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在他们看来，工程哲学应该是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继而认识人造物如何被蕴涵在这种实践中、并且由这种实践产生出来。因此，他们主张进行类似比杰克（W. E. Bijker）描述世界第八大奇迹——荷兰的三角洲工程[13]（pp.242-249）一样的微观或经验的研究。
荷兰是低地国家，大约有40%的土地比海平面低。海岸工程使得大约1000万荷兰人能够生存在堤坝后低于海平面的低地上。然而，1953年2月，泽兰（Zeeland，鹿特丹南部的沿海地区）在大潮汛的侵袭下被淹没了。那一夜，1835人被淹死，75万人受伤，40万英亩土地被淹没。这次灾害迫使人们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究竟是修复和加高堤坝还是寻求更彻底的方案呢？加固和修补堤坝的传统做法是沙包，在20年代之后，混凝土才开始用来构筑沙包无法胜任的大堤。为了在短时间内封住决口，工程师把诺曼底登陆中使用的沉箱技术也用上了，他们还利用比例模型在实验室的沙盘上对沉排的封闭方式进行了几百次的演练。在1953年洪灾的最后一个决口的封闭中，比例是1：1的实战开始了。通过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指令，他们充分利用了在实验室中发现的一些潮汐特性，从而在平潮期的关键几分钟内成功了封住了决口。
技术发展使人们对国家水文委员会充满了信心，加之人们对安全的优先考虑使得荷兰国会最终在1957年采纳了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三角洲计划启动，它将莱茵河和马斯河流入北海的西兰三角洲的所有海潮入口封闭。这个激进的选择要求人们部分地放弃已有的堤坝和松散的水文管理体系。三角洲计划不仅需要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还需要组织和经济上的改革。各种因素的积极调动使得三角洲计划在60年代末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着手封闭最大的海潮盆地东斯海尔德。然而，举国上下支持三角洲的热情此进已经消退，与以往相比，人们更加关注海潮的生态特征，并对封闭港湾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它很可能成为污水的巨型蓄水池。1972年的大选中，东斯海尔德的封闭变成了一个敏感的正当话题。1974年，国会否决了继续支持彻底封闭的动议。最后，东斯海尔德的防汛堤坝直到1986年才由荷兰女王亲手开启，这宣告了三角洲计划的完成。
在三角洲计划中，安全的价值和环境保护被纳入这项工程之中，国家水文委员会的组织以及荷兰国会的财政政治与沉排、铁门和控制计算机一样，被一并嵌入这项工程中。是荷兰社会塑造了三角洲工程，而后者也同样塑造了荷兰社会的未来。它让我们看到，“自然”无非是由先前的工程技术塑造成的一种环境。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海岸工程技术，那么荷兰的社会和自然将不复存在。当我们选择了一项工程时，我们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当这项在社会中取得成功时，它的价值就得到加强，而它在促进一些价值的同时，也禁止了另外一些。因此，工程实践始终是我们的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并且虽然是缓慢地却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文化。
四、结语
对荷兰三角洲工程的描述有什么意义？它能提高荷兰海防堤坝在100年后的安全性吗？或者它能帮助提高中国的海岸工程吗？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当我们承认情境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东西后，当下的描述多大意义上能指导未来的行动？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为了描述而描述吧？因此，为描述寻找范导作用而赋予它意义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应该说，库恩的思想对解决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的。库恩把科学知识确认为一种集体财产，这种集体财产具体体现在科学研究的传统之中。虽然我们在描述的时候缓慢改变着这种传统，但我们确实是在这种传统的指导下进行描述的。在这种传统下，描述的任何行为都激活了某种现存的描述语言所遵从的惯例，继而把所描述的事物与其它事物和其它场景联系起来。描述的每一个行为都为想象力的扩展扫清了道路，并使得能力和经验广泛化，这种拓广虽然不会保证特殊事例的成功，但它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希望它会在未来成功。实际上，如果我们沿着笛卡尔相反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描述的范导作用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不是先怀疑一切，然后再去寻找描述性知识的“阿基米德点”，而是在没有理由去怀疑的情况下，让它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认为，这种类似于皮尔士可错论的思想对解决描述的范导作用问题大有裨益。
至此，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这个问题，我们表明了立场，那就是：随着科学和工程所代表的两种合理性走向融合，科学与工程一道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从多维外部视点来理解。在新视野中，工程知识既不是纯粹的科学知识，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知识，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有鉴于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的特性，工程哲学应该超越传统的规范化方法，而去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并综合各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描述的意义在于每一个行为都为想象力的扩展扫清了道路，并使得能力和经验广泛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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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晓明（1956－），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科学哲学，西方哲学。
王华平（1972—），男，湖北咸宁人，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哲学。
田鹏颖 孙雷 发布时间： 2006-08-21 01:11 来源：光明日报
几年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了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先后举行了两次年会和若干专题研讨会，工程哲学研究者队伍不断扩大，一些核心期刊发表了一批工程哲学方面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文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把“工程”理解或解释为“自然工程”，而对“社会工程”只字不提。
其实，
“社会工程”也是“工程”，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更重要的工程。如果从工程哲学的学科建设、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建设当代社会文明的高度来审视，那么确立“社会工程”范畴，构建社会工程哲学是完全必要的。 社会工程的基本界定和特征
“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体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以社会技术为中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与自然工程相比较，社会工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工程对象的社会性。自然工程一般以“物”为对象，目的在于创造或改造或建造“人工物”。社会工程一般以“人”为对象，目的在于改造（改变、影响、引导）人和调整“人的社会关系”。因此，一项社会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不但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知识水平，而且依赖于改造对象的文化程度、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以及接受意愿。社会工程是工程策划主体建构一定的社会模式，要求一定的对象按照特定的模式去行动，从而实现同其所塑造出来的新的行动规范、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乃至价值观念之间的社会整合。
二是工程实施的人文性。由于自然工程主要指涉“物”，而社会工程的设计者、实施者、接受者都是“人”，或者说社会工程是因其强烈的人文关怀才实施的，因此其人文性便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社会和谐等人的终极追求，成为社会工程的灵魂。
三是工程目标的公正性。自然工程一般主张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而社会工程则往往强调公平、公正与和谐。一项工程的实施过程是由一系列的操作过程得以完成的，而其中程序的合法性、结果的公正性，则是一项社会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并最终成功的关键。社会工程决策者要统筹各种因素，包括法律制度、方针政策、社会环境、文化修养乃至社会风俗习惯等，并权衡利弊、决定取舍，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人的利益诉求，取得良好的社会综合效益。
四是工程理论的复杂性。自然工程一般主要以自然科学、自然技术为基础，是自然技术的集成或整合。而社会工程的理论基础往往比较复杂，既涉及基础社会科学，又涉及应用社会科学，更要紧紧依赖社会技术。如果说“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社会世界、控制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运行的知识体系”，那么，社会工程就是这一知识体系的展开和运用。有的社会工程本身就是对社会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如“农村税费改革”工程，既是对农民与国家税负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农村财税体制的重构和创新。 构建社会工程哲学的基本前提
构建社会工程哲学有两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逻辑前提。中国人民大学黄顺基教授提出了“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概念，认为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技术既包括自然技术，又包括社会技术；工程既包括自然工程，又包括社会工程。换言之，“神舟六号工程”、“三峡工程”等是工程；“创新型科技人才造就和培养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也是工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重要的工程。在社会工程实施中包括自然工程，在自然工程实施中也包括社会工程。这种思考的逻辑，自然要求我们在开展自然工程哲学研究的同时，也要把社会工程提高到哲学的“平台”上。人们从自然科学而自然技术而自然工程，同样的逻辑，人们也可以从社会科学而社会技术而社会工程。这是我们对社会工程进行哲学研究的逻辑前提。 二是事实前提。建设社会文明，其主要手段应当是社会技术，其基本载体或者“平台”应当是社会工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特别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到3000美元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公平问题、效率问题、就业问题、就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安全生产问题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解决这些问题不依靠“自然工程”不行，但仅仅依靠“自然工程”恐怕也不行。在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面前，确有必要建构社会工程哲学，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方法论支撑。
工程哲学:十个基本观点综述
来源：科学时报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以来，仅从纯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的观点来看待工程问题，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工程哲学随之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和中国自然辩证法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工程与工程哲学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与工程哲学有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新近出版的《工程哲学》一书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报特地撷取了此次会议上的一些精彩观点和案例在此刊发，以飨读者。
为了比较全面地概括我国工程哲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推进工程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把工程哲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工程院于2004年正式立项研究工程哲学问题(项目负责人殷瑞钰)，其宗旨是希望能集中我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学者、专家的智慧，合作撰写一部对工程界、工程管理界和哲学界都有帮助、有启发的专门理论著作。《工程哲学》(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结题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工程哲学的发展，大力支持《工程哲学》的写作，并亲自撰写《工程师要有哲学思维》一文作为《工程哲学》的“代序”。他提倡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携手共同研究工程哲学的方向和进程，希望《工程哲学》能对工程界以及理工科院校的师生有所助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支持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设立工程哲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为在我国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工程哲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总括全书，作者们提出和论述了如下基本观点。
第一，哲学与工程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两项基本活动，工程哲学就是沟通工程和哲学的一个桥梁。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工程就具体体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哲学研究要着重在工程活动中反思并贯彻“人的全面发展”和终极关怀的精神；工程需要思考在哲学层面实现从“征服自然观”到“和谐工程观”的理念变迁。建立哲学界和工程界的联盟关系，共同研究工程哲学，将有利于工程哲学学科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哲学界和工程界应该携手合作，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第二，科学、技术与工程“三元论”是工程哲学得以成立的基础。“三元论”认为，科学、技术和工程是3类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是以探索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集成建构为核心的活动。人们既不应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也不应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工程并不是单纯的科学应用或者技术应用，也不是相关技术的简单堆砌和剪贴拼凑，而是科学要素、技术要素、经济要素、管理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等多要素的集成、选择和优化。“三元论”明确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突出强调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强调“工程化”环节对于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关键作用、价值和意义，强调应该努力实现工程科学、工程技术和工程实践的有机互动与统一。
第三，从知识层面看，工程位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的知识链和知识网络的中心位置，工程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对于科学和技术来说，工程发挥集成的作用，而这种集成还有赖于工程科学的指导和支撑。对产业和经济来说，工程是构成单元，各类相关工程的关联、集聚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产业。因此，现代工程活动需要在相关知识网络链接的大背景中，研究和总结工程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类事物和现象，揭示其中隐藏的带有普遍性的工程规律，发展工程科学。
第四，工程是直接生产力，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工程架起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是促进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各种类型的创新成果、知识成果的转化，归根结底都需要在工程活动中实现，并据此检验其有效性与可靠性。工程创新的目标就是通过工程理念、工程决策、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和生产运行、控制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努力寻求和实现在一定边界条件下的集成和优化。可以说，工程创新具有广泛的关联度和综合显示度，工程创新的状况往往直接决定着国家、地区、产业、企业和有关单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进程。
第五，在工程实践中，既要重视突破性的工程创新，也要重视渐进性的工程创新。突破性的工程创新往往立足于基础科学层面的原创发现，体现出高超的才智和重大的突破，因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然而，多数工程创新却并不依赖于基础科学层面的原始创新，而是通过知识、技能的渐进性积累、综合集成、逐步改进和加以完善来实现；这类创新通过积累效应和集成效应同样可以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效果和历史性影响。
第六，要高度重视工程思维与工程方法的研究。与注重理论理性的理论思维相比，工程思维是构建性思维、设计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体现的主要是实践理性。与注重想象和虚构的艺术思维相比，工程思维也具有想象性，但强调的是目标想象性和可实践的过程。工程思维也追求美，弘扬美，但这种美是通过工程活动变成现实后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美。与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一样，工程思维中也渗透着价值追求，但工程思维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更加具有综合性，往往是知识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人文价值等的融合。工程思维渗透到工程理念、工程系统分析、工程决策、工程设计、工程构建、工程运行以及工程价值评价等工程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程的成败和效率。
第七，工程理念和工程观是人们关于工程活动所形成的总体观念和基本观点，它渗透到工程活动的全过程，并深刻影响着工程战略、工程决策、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建构、工程运行以及工程管理的各个阶段和环节。只有从工程理念和工程观的高度重新审视各类工程，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工程和世界。近代以来，工程往往被不恰当地视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对工程活动可能产生的长期的、多方面的生态效应和各种风险估计不足，这种“征服自然”的工程理念已经对工程实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的工程理念和工程观要求工程活动要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遵循社会道德、社会伦理以及社会公正、公平的准则，坚持以人为本，环境友好，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八，工程应该以为公众服务为目的，因而，公众应该理解和参与工程。工程直接关系到大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福祉，工程决不是、也决不能成为一个被专家垄断的领域，工程活动必须得到公众的理解，也必须有公众的参与。公众作为重大工程创新的利益相关者，有权以适当方式参与有关工程创新的决策和实施过程。社会应鼓励公众真正作为有资质的行动者，介入重大工程的决策、设计和价值评价过程，从而促成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根本上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尽量解决在工程实施之前，并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尽量消灭在萌芽之中。
第九，需要将工程哲学的新观念落实到工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工程人才和科学人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各有其特点和教育规律，绝不能简单地按照培养以自然科学研究为目标的科学人才的思路和方法去培养工程人才，应该认识和掌握工程人才成长的特点与规律。与此相关，应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工程师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工程师的社会声望和待遇，使工程师成为对青少年有吸引力的职业。
第十，理论联系实际是研究工程哲学的灵魂。案例研究在工程哲学研究领域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案例研究可以成为直接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不但可以成为抽象理论的“落实”过程，同时又可以成为实现理论“起飞”的基地。
在《工程哲学》一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们逐步厘清了中国学者们研究工程哲学的基本思路，那就是：从工程活动的实践出发，建立工程师、哲学家、工程管理学家等相关专业人士的“联盟”，针对工程活动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对话，碰撞出思想火花，寻找到工程与哲学的“交集”，推动工程哲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进而扩展成工程与哲学的“并集”。这样，一方面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并促进哲学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深化了对工程的认识，并促进工程实践的健康发展。本书的写作过程表明，只有充分发展工程师、工程管理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联盟关系，才能使我国工程哲学研究走向深入，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
盛晓明 王华平
（浙江大学 哲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8）
http://hps.phil.pku.edu.cn/viewarticle.php?sid=2181&st=0
摘要：工程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和环境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作为一门有别于传统科学技术哲学的工程哲学。古希腊以来，科学与工程一直被认为代表了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但在哲学发生历史主义转向后，两种不同的合理性走向融合。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变得时髦的今天，我们对工程这种物质性活动进行哲学研究的进路就再也不能采用传统哲学那种单一的规范化方法，而应该将工程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从多维外部视点来理解。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的特性使得工程哲学应该超越传统的规范化方法，而去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并在容纳各个外部视点后综合每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
关键词：工程哲学；描述；工程知识；工程实践
在《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一文中，罗蒂（R. Rorty）要求我们不要将理智的进步看作越来越紧密地符合非属人的世界，而应将理智的进步描述为：“我们在那个非属人的世界的推动下，通过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得到我们所需的方式，重构我们的信念和欲望体系。”[1]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放弃了“你认识了真正的对象还是只认识了其中的某种现象？”这样的问题，而代之以“我是否在对自身的处境进行着一种最可能的描述，或者我能否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这样的问题时，完全的人本主义文化才会出现。
请注意，罗蒂在这里表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正如后实证主义时代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刻反思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科学进步很难表述为向真理的朝近，而是我们如何实现更好的重构。第二，我们应该放弃表象主义的规范方法，而采用非表象主义的描述方法。但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讨论罗蒂所说的人本主义，而是利用他的思想来探索一块新大陆——工程哲学。
工程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古来有之，埃及金字塔和中国长城都是伟大的工程。但工程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自开始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后，工程技术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经过二十世纪的加速增长，它已成为我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并对社会、政治和环境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工程如何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它怎样影响社会？我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工程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库恩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活动是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的。像工程这样的活动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仅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内部”来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透过“外部”视点实现工程的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甚至是政治学的研究。工程哲学应该包容这些“外部”视点，并综合各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如此一来，我们对工程的理解也就不是从对科学、技术与工程等概念的分析着手，而是一开始就把它们描述成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不同文化活动。不过，我们仍然承认科学、技术和工程“三元论”[2]（p.36）的提出是有益，因为它可以不是规范性的分析，而是描述性的比较。无论如何，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我们为什么需要工程哲学”这样的规范性问题上，而是聚焦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这样的描述性问题。
一、工程和科学：两种合理性？
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工程则是被低估的典范。传统的科学观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知识内容被看作是“自然之镜”，它是自然的正确表象，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相反，以工程为代表的创制活动是视情况而定的，它有目的性、特殊性、具体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并受既定的价值判断的限制。S. L.•戈德曼（S. L. Goldman）认为，工程和科学的差别代表了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并且表征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群，而这两个概念群可归并到充足理由律（PSR）和不充足理由律（PIR）这两个原则中。[3]（p.167）PSR包含实在、知识、真理、确定性、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等概念，与之相应的PIR概念是经验、信念、意见、可能性、主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PSR和PIR概念群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推理模式，同时意味着辩护方式的不同，知识构成的不同。前者代表的是主流的理性传统，其中必然性起核心作用；后者则与诡辩、修辞、怀疑主义、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相连，核心概念是偶然性。
戈德曼进一步认为，PSR和PIR概念群作为历史事实，反映了西方历史上围绕合理性所展开的争论。这场争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攻击智者，把他们说成是理性的滥用者，是教授诡计让那些不知道善、正义和真理的人赢得辩论的教师，因而根本不是哲学家。但是智者精心“避开纯粹理性和完全正义驻留的领域”，转向“易变的和不确定的行动与交谈的领域”。[4]（p.10）对于智者来说，哲学的目标首先是阐明行动，哲学的方法是修辞。修辞不仅是劝说的技巧，也是通过社会交往对如何更好地行动的发现。柏拉图追求澄明无蔽地进行思考和交流的愿望在智者看来是错觉，使用演绎逻辑的力量来强行获得一致就像“用激情来沉思”一样不合理。当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时候，他的意思可以是，“对一个人来说，达到最好的行动方法这一目标必须从理解人们怎样行动开始，理解人们是怎样‘度量’事物的，以及他们是怎样把价值赋予他们的经验的。”[3]（p.169）在这个意义上，伊索克拉底说应该称之为智者的是柏拉图而不是修辞学家，因为柏拉图教授的是那些对做决定毫无帮助的智力小花招，而修辞学家在实实在在地追求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由于行动具有偶然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并不存在行动的科学，但这样他同时不得不承认在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之间存在一条理智不能弥补的裂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的压倒性胜利让主流的西方文化将合理性建立在PSR上，但在PIR上重建合理性的要求历史上从未间断过。怀疑论者指出，没有任何人提供了一条能判别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准则。他们要求用偶然性和可能性的词汇重新定义知识和理性，因为经验事实就是如此。文艺复兴的一大特点是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正是人文主义创造了历史主义，它为我们带来了情景主义、相对主义和多元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编纂了大量的工程教科书，工程绘图也在那时发明，这些大大促进了工程的发展并催生了现代工程。
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确定性的追求》一书中指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两个竞争的合理性概念。在杜威来看来，理解科学的关键在于工程。[5]（p.84）他论证说，科学其实是工程的一种形式，因为科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假设的必然性基础上，这种必然性是对在经验中遇到的偶然性的理想化。真正的科学和工程一样是价值负载的，利益化的和情境化的。因此，科学和工程并不是真正地对立的，它们都包含一个将行动的实际结果和预期结果系统地关联起来的过程。
然而，真正让两种合理性的对抗形势发生逆转的是恩库以来的历史主义。库恩不仅要求我们关注科学的历程，更主要的是去关注科学活动的现场，因为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情景化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知识本质上不是一项知性的事业，而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受偶然的社会因素影响，并不遵守任何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因此，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我们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用一种非评价性的视角，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活动过程，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上相信了什么。用罗蒂的话来说就是，（非表象主义者）“并不是将研究看作跨越主客体之间的鸿沟，而是在由人的行为和事物所造成的因果影响的压力下，对个体或公共的信念和欲望进行渐进的重构。”这样，历史发展到今天，两种合理性的争论形势似乎调换了一下。而这种调换把我们引向了经验性的描述方法。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讨论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
二、工程知识
工程知识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二者的结合。显然，工程师要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是工程师的设计知识的组成部分；但这一般不是理论知识的直接应用，而是工程师把理论知识当作概念工具和技巧并以他们的术语加以运用，并同时调整这些具有普遍化特征的知识以使它们适用于特殊的工程问题。沃尔特•文森提（W. Vincenti）认为，以前我们将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婢女，以为工程只是应用科学的发现，现在是我们改变这种看法的时候了。科学力图解释事物，而“工程指任何组织人造物的设计和建造（文森提增加了操作）的实践，它改造了我们身边物理的（皮特增加了社会的）世界，以满足普遍接受的需要。”[6]（p.6）文森提通过戴维R.•戴维斯（D. R. Davis）发明B-24轰炸机机翼的案例有力地说明，应该把工程看作一种不同于科学的有它自己的形式的文化活动，它拥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实践组织，并且工程师用他自己的方法、程序以及技巧自己建构人造物与知识。在他看来，设计新机翼就创造性而言，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伟大的科学发现逊色。他因此得出结论，工程不单是运用科学以制造技术，它有独立的内容。
约瑟夫C.•皮特（J. C. Peter）认为工程是一项有特定目的实践活动，它通过组织设计、构建人造物来实现将人们周围的自然界、社会向人们需要的面貌转变，或者将一些通常不清楚的要求翻译成为标准的具体的技术问题。工程知识是有关以人类环境为目的的人造物的设计、构建及操作的全过程，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定条件、确定工程的目标、设计工程方案、作出明智的决策、预见工程后果等。工程知识是任务特定的，并且关注于人造物的生产，以适合预定的目的的需要。作为工程活动基本角色的工程师，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有一个特殊的方面，即对一些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能跨工程领域作用的方式在参考书中被记录和编辑起来。对于某项任务，其操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系统化了，具体的操作能在适当的工程手册中查到。皮特因此将工程知识形象地比喻为“菜谱知识”，并认为它是工程师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唯一形式的知识。[7]（p.25）
我们知道，波兰尼在其代表作《个体知识》中提出了默会知识这一概念。他认为，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是达不到的，相反默会知识在人类知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科学的进步在每一阶段上都是由难以界定的思想力量决定的”。[8]（p.138）不可否认，确实存在一种为我们所知但难以言传的东西。波兰尼把这种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称之为默会知识，并指出它是我们把握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我们认为默会知识打破了传统的PSR知识观，为讨论更多地具有PIR特征的工程知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显然，工程师用图纸和手册是堆砌不出工程的，他一定要到工地去解决现场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工程师需要将有关的各种线索、细节整合为一个综合体来加以判断，从而作出最佳选择。这不是一个分析性的演绎过程，而是动用默会能力进行建构的过程。对工程师来说，拥有皮特所说的“菜谱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要知道“怎样做菜”的知识。正在这个意义上，弗里斯（M. J. de Vries）说，工程技术知识不符合知识论里知识的标准定义——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因为它包含文森提所说的“能知”的知识。[9]（p.5）吉尔伯特•赖尔（G. Ryle）专门讨论了所知（knowing that）与能知（knowing how）的区别，而后者与波兰尼的默会知识非常相似。
能知的知识是行动的知识，它是引导我们达到想得到的结果的知识，也是智者的知识。在智者看来，人类追求知识的原因和目的都是为了阐明行动。同样地，我们认为工程知识也应该以建构工程为导向。的确，工程师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他们需要考虑技术之外的更多的因素，比如当地的法律法规、经济效益、工期、可维修性、工程的解释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等。特别地，由于现代工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多地采用招标制，这使得工程师在招标和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完成这类工作除了专业技术外，还需工程师掌握一定修辞的技巧。由此看来，工程知识确实应该包含智者所提倡的行动知识。
谈到工程知识，我们不应该忘记对它进行知识与权力的考察。这是因为，工程知识很强的实践性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这种考察的典范。彼得•惠利仔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并且指出技术知识是工程师的职业地位或阶级地位的明确标志。[10]（p.197）在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结构张力中，工程师很明显站在管理人员一边。我们认为，工程知识包含海德格尔所说寻视性（circumspective）内容，“它是在由资源、目标、人员和标准等因素所构成的地方性情景中，对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实践性评估。”[11]（p.55）这种寻视是一种知道如何获得知识的能力，它形成一种控制和支配的关系，从而表现为福科意义上的微观权力。
三、工程实践
我们把工程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来考察，是因为它确有特质。我们至少可以简要地列举出以下四点。第一，工程实践的目标是明确的。一般来说，工程实践在事先就有明确的要求，这有别于科学家的探索，他们的问题是“自然”而不是他们的雇主提出的。第二，工程的目的性使它具有明显的价值意义。康德说人有资格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是因为他是世界上唯一能选择和确定目的的存在者。工程实践是我们主动地选择生存的活动，因而它的好坏取决于我们的评判标准。即使是工程的同一特性，它的好坏也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变量，而不是它的固有属性。比如一个水库，它的防洪功能对下游的人来说是好的，可对上游的人就不然。第三，工程实践具有典型的PIR特点。工程实践充满了偶然性，要实现同一个目标，工程师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选择。工程师怎样进行选择，这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因而工程师无法逃脱对自己的行动所负有的责任。围绕这方面的讨论是工程伦理的内容，它是工程哲学的重要组分。第四，工程实践不但是应用知识的活动，还是制造知识的活动。
制造知识的工程活动在科学的内部和科学的外部占据着双重的地位。工程师一方面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把企业的要求和社会的期望带入到解决方案中。作为工程实践的主体的工程师既是公司权力的代表，又是其对象，既要有老板，还要有顾客。工程师就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交汇点，利用他特殊的张力来编织无缝之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劳（J. Law）和卡龙（M. Callon）把工程师说成是工程——社会学家，他们不仅坐在绘图室中设计机器，而且还从事社会活动——设计社会或社会制度，使之适用于机器。[12]（p.284）社会建构论者认为，工程师的设计方法是由社会要素以各种方式塑造的，工程设计活动是情境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结合，共同构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网络。要了解这个网络，就要深入到工程实践的现场去“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在他们看来，工程哲学应该是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继而认识人造物如何被蕴涵在这种实践中、并且由这种实践产生出来。因此，他们主张进行类似比杰克（W. E. Bijker）描述世界第八大奇迹——荷兰的三角洲工程[13]（pp.242-249）一样的微观或经验的研究。
荷兰是低地国家，大约有40%的土地比海平面低。海岸工程使得大约1000万荷兰人能够生存在堤坝后低于海平面的低地上。然而，1953年2月，泽兰（Zeeland，鹿特丹南部的沿海地区）在大潮汛的侵袭下被淹没了。那一夜，1835人被淹死，75万人受伤，40万英亩土地被淹没。这次灾害迫使人们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究竟是修复和加高堤坝还是寻求更彻底的方案呢？加固和修补堤坝的传统做法是沙包，在20年代之后，混凝土才开始用来构筑沙包无法胜任的大堤。为了在短时间内封住决口，工程师把诺曼底登陆中使用的沉箱技术也用上了，他们还利用比例模型在实验室的沙盘上对沉排的封闭方式进行了几百次的演练。在1953年洪灾的最后一个决口的封闭中，比例是1：1的实战开始了。通过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指令，他们充分利用了在实验室中发现的一些潮汐特性，从而在平潮期的关键几分钟内成功了封住了决口。
技术发展使人们对国家水文委员会充满了信心，加之人们对安全的优先考虑使得荷兰国会最终在1957年采纳了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三角洲计划启动，它将莱茵河和马斯河流入北海的西兰三角洲的所有海潮入口封闭。这个激进的选择要求人们部分地放弃已有的堤坝和松散的水文管理体系。三角洲计划不仅需要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还需要组织和经济上的改革。各种因素的积极调动使得三角洲计划在60年代末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着手封闭最大的海潮盆地东斯海尔德。然而，举国上下支持三角洲的热情此进已经消退，与以往相比，人们更加关注海潮的生态特征，并对封闭港湾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它很可能成为污水的巨型蓄水池。1972年的大选中，东斯海尔德的封闭变成了一个敏感的正当话题。1974年，国会否决了继续支持彻底封闭的动议。最后，东斯海尔德的防汛堤坝直到1986年才由荷兰女王亲手开启，这宣告了三角洲计划的完成。
在三角洲计划中，安全的价值和环境保护被纳入这项工程之中，国家水文委员会的组织以及荷兰国会的财政政治与沉排、铁门和控制计算机一样，被一并嵌入这项工程中。是荷兰社会塑造了三角洲工程，而后者也同样塑造了荷兰社会的未来。它让我们看到，“自然”无非是由先前的工程技术塑造成的一种环境。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海岸工程技术，那么荷兰的社会和自然将不复存在。当我们选择了一项工程时，我们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当这项在社会中取得成功时，它的价值就得到加强，而它在促进一些价值的同时，也禁止了另外一些。因此，工程实践始终是我们的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并且虽然是缓慢地却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文化。
四、结语
对荷兰三角洲工程的描述有什么意义？它能提高荷兰海防堤坝在100年后的安全性吗？或者它能帮助提高中国的海岸工程吗？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当我们承认情境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东西后，当下的描述多大意义上能指导未来的行动？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为了描述而描述吧？因此，为描述寻找范导作用而赋予它意义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应该说，库恩的思想对解决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的。库恩把科学知识确认为一种集体财产，这种集体财产具体体现在科学研究的传统之中。虽然我们在描述的时候缓慢改变着这种传统，但我们确实是在这种传统的指导下进行描述的。在这种传统下，描述的任何行为都激活了某种现存的描述语言所遵从的惯例，继而把所描述的事物与其它事物和其它场景联系起来。描述的每一个行为都为想象力的扩展扫清了道路，并使得能力和经验广泛化，这种拓广虽然不会保证特殊事例的成功，但它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希望它会在未来成功。实际上，如果我们沿着笛卡尔相反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描述的范导作用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不是先怀疑一切，然后再去寻找描述性知识的“阿基米德点”，而是在没有理由去怀疑的情况下，让它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认为，这种类似于皮尔士可错论的思想对解决描述的范导作用问题大有裨益。
至此，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这个问题，我们表明了立场，那就是：随着科学和工程所代表的两种合理性走向融合，科学与工程一道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从多维外部视点来理解。在新视野中，工程知识既不是纯粹的科学知识，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知识，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有鉴于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的特性，工程哲学应该超越传统的规范化方法，而去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并综合各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描述的意义在于每一个行为都为想象力的扩展扫清了道路，并使得能力和经验广泛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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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希拉•贾撒诺夫, 杰拉尔德•马克尔等编著. 盛晓明、孟强、胡娟、陈蓉蓉译. 科学技术论手册 [C].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175-195. W. E. Bijker. Sociohistorical Technology Studies [A]. S. Jasanoff, G. E. Markle, J. C. Petersen et al,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229-256.
作者简介：
盛晓明（1956－），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科学哲学，西方哲学。
王华平（1972—），男，湖北咸宁人，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