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中国谋变-《财经》杂志

　　这是全球化的劫后余生，市场化的一波三折。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年多来，中国和世界的改变都是空前的。

　　面对全球化诉求与中国改革之路，学者、政要、金融家和企业家的思考不尽相同。在2009年12月18日举行的“《财经》年会2010：预测与战略”上，相关讨论热烈而深入。

　　始于2008年9月15日的这场金融危机，从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到通用汽车陷入困境，从外向型企业减产关门，到2000万农民工浩荡返乡，何处是足够安全的避风港？

　　2009年底，突然爆发的迪拜世界债务危机提示我们，虽然中国可能已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进入“后危机”时期，但危机在全球的冲击波和后遗症，并没有就此结束。所谓“后危机”，即经济增长已呈触底复苏迹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更是“V型”强劲复苏。

　　走向2010年，这场金融危机无法被真正忘却。危机改变了世界与中国，催生了金融与经济变局，国家利益和国际格局也面临深刻调整，一些重要共识正在逐步形成：

　　学者认为，危机从来是改革的助产士，中国最近30年来的改革都与危机联系在一起。率先进入“后危机”时期之际，中国相应政策调整和改革议程应予启动。

　　政要主张，这是第一场全球化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进入“后危机”时期，无论全球权力东移带给中国怎样的选择和取舍，“开放都应是永恒的主题”。

　　金融家和企业家则关心，“后危机”时期如何生存与成长，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商业帝国有的东倒西歪，任何曾经的激进扩张都不得不重走回头路。

　　中国长期以来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当这场危机来临时，中国政府适时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

　　但此轮刺激政策在解救危机的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中国长期赖以生存的经济增长模式，变投资和净出口的双轮驱动，为投资的单轮拉动。

　　从长期来看，这一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且将恶化中国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扩大政府的权力边界，并减弱消费水平，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恶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要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平衡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的关系。为此，“后危机”时期的中国不仅要继续全球化进程，更要坚持市场化改革。

　　更全面开放不可动摇，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必然伴随企业个体扩张。“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需要有勇有谋的行动。

　　更激烈的市场化改革有待推进，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需要向刺激消费转变，外贸萎缩之后的内需增长值得期待，技术升级和产业调整则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与此相应的配套改革，以及更广泛的法治和公民权利维护，都有赖于深层改革的推进。

　　许多重要的改革议程重启，时间表并不限于2010年，但惟有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后危机”时期中国才会不同凡响。

上篇：全球化劫后重生

《财经》金焱/文

　　2010年正在临近，争议不休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在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的情况下，于12月19日草草收场。很少有人把这个结果，与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相联系。

　　而在着眼于未来变局的人们看来，危机之变已经开始，中国身处其中，震荡尤为深刻，危机之后，选择更为关键。

　　海外扩张一波三折

　　2009年圣诞节前，招商银行（600036.SH）行长马蔚华又一次得以近距离看美国。只不过这时的美国，刚和经济大萧条擦身而过，还喘息未定。

　　最差的日子毕竟过去了，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出入的饭店更加高级，食欲也好了。60岁的马蔚华一如既往地健谈且雄心勃勃。在外界看来，招商银行和它背后的招商局集团，从一开始就以少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源和包袱，开始小步快跑。

　　此次金融危机发端于华尔街，积极靠近老师的中国银行界也因此成为最早感受寒冷的中国企业。

　　作为较早推行国际化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在纽约开设分行等行动，均广受关注。在过去五年里，招商银行还以年均超过22％的股本回报率，成为中国盈利能力和成长性最好的银行之一，好像一切都顺风顺水。

　　但一夜之间，银行家们发现，竞争格局和发展策略已悄然生变。2008年10月8日，招商银行纽约分行成立。但同一天，布什政府呼吁全球救市，金融体系似已不堪一击。

　　2008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美国银行业的利润从上年盈利1128亿美元转为亏损911亿美元，欧洲银行业从盈利3748亿美元转为亏损164亿美元，日本银行业的盈利则从466亿美元下跌至165亿美元。与2009年年初相比，五家国际主要银行的资产规模到今年底平均缩水7％，次贷相关资产造成的损失仍未化解。

　　中国银行家们长期仰视的成长模本，失去了往日光辉。花旗银行在2009年宣布一分为二，从一个具有2.4万亿美元资产规模的金融集团，瘦身成一个只有1.4万亿美元资产的银行机构，其股票市值最低时，不过200亿美元，不及招商银行市值，更不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平安，601318.SH）市值的一半。

　　而在过去几年间，同在深圳的马明哲，也在按既定策略推动中国平安（601318.SH）的国际化。不过，中国平安曾经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在危机影响下也面临调整。

　　2007年，中国平安先有巨额融资计划被迫取消，2007年底，中国平安以18.1亿欧元（约196亿元人民币）购入荷兰/比利时富通集团的9501万股股份，加上随后的增持和增发，中国平安累计向富通投资238亿元。

　　但到2008年底，中国平安只能将投资富通股票产生的157亿浮亏计提减值。如果不是来自监管程序的低效和官员的谨慎，如果更早买下富通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股权，平安的损失可能更多。

　　不是所有中国商业银行都处于艰难时世中。在花旗等国际银行巨头收拾残局的一年多时间里，范一飞担任副行长的中国建设银行，和其他三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起，跻身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前十位，中国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更成为全球市场第一大银行。

　　12月18日，前来参加《财经》年会的范一飞对《财经》记者预言，中国几家大银行靠前的排名还会保持一段时间，这一方面托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福，另外在国家控制下，利差较为合理，加之银行自身重组也确有进步。

　　但压力和挑战，也如影随行。刚刚通过充分的拨备隔离了华尔街的风险，2009年突然出现的天量信贷，又把银行家们逼到了前台。截至三季度末，中国五大银行贷款及垫款余额平均达4万亿元，比年初新增9000亿元，平均增幅30％以上。

　　56岁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12月中旬向《财经》记者慨叹，全球银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全世界银行业正在进入新的战国时期，谁是未来的赢家，谁是未来的输者，“我们都会在未来的混战当中找出和定位自己。”

　　朱民刚于11月底从中国银行（601988.SH/03988.HK）副行长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他在中国银行任职的最后一年多，恰逢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银行国际业务损失的争议，令中国银行高层深感压力，多次公开澄清，避免谣言乱传。

　　不过，中国银行家对危机后的全球金融格局之变，仍审慎乐观。马明哲同样没有停止扩大中国平安的金融版图。2009年6月12日，中国平安宣布收购总资产达5219亿元的深圳发展银行（000001.SZ）。在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度“全球500强”企业榜单上，中国平安位列全球寿险公司第二位。

　　肖钢执掌的中国银行，在2009年9月全球十大市值银行排名中落至第六位。但中国工商银行仍在延续海外扩张，9月29日宣布以37.18亿元人民币，全面收购泰国ACL银行。

　　全球银行业动荡依旧，但随着经济触底复苏，花旗等美国银行的盈利状况出现好转，净利润的V字形上升态势也开始出现。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2009年更是稳中有升。

　　对此，范一飞却仍有危机感：“西方银行业一定会重振雄风，中国银行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却还未解决，我们之间的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很难预测，但我不是很乐观。”

　　曾经被指责为步伐过于保守的中国金融改革，却在这次危机降临之际护佑着中国银行家“只是吓出一身冷汗”。但早已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联想集团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中国制造业公司跨国整合更好的参考范本，是更早开始全球化的联想集团。

　　联想和国际PC业巨头苦斗数年之后，仍然只局限于中国等亚洲市场。其后联想为开拓全球市场尽其所能，2004年以12.5亿美元收购IBM全球PC业务。这一度被视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真正的硕果，当时，先于联想进军海外的中国企业，正在相继撤回国内。

　　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联想的全球化也遇到了麻烦。国际大客户为求生计，纷纷削减IT开支，一方面公司客户减少，另一方面个人客户增长并不明显，在2008财年结束时，联想报出亏损2.67亿美元。

　　危难关头，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重新复出，试图力挽狂澜。2009年12月柳传志对《财经》记者回顾说，“出现亏损的时候，有人认为联想的收购失败了，或者当初不应该进行并购，我认为这些都不客观。任何一件事情，尤其是并购这么大的事，不磕磕绊绊或者摔个跟头，就想把事做好，根本不可能。”

　　在柳传志复出前的2008年第四季度，联想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为7.1％，而在2007年则是7.5％，更重要的是，“联想在全球基本没打开，在全球的占有率主要还是在中国。”在2009年接近尾声时，柳传志松了一口气，“这两个季度，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第一批试图全球化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后均面临两难选择：放弃全球化可能是放弃未来，但继续全球化似乎也步履维艰。

　　不过，另外一些中国企业则继续试图在危机中发现新机会。作为20世纪美国象征之一的通用汽车轰然倒下，其过分依赖非汽车业的金融业务模式和全球化扩张，因此令人生疑。

　　但中国企业新的收购尝试，也同样被质疑。名不见经传的四川民营企业腾中重工，6月3日突然宣称欲将美国悍马纳入囊中。虽然10月9日，通用汽车与腾中重工就悍马业务出售事宜签署了协议，但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意见至今未达一致，收购亦搁浅。

　　颓废的美国汽车业频频示意，中国汽车制造商视其为不可放过的机会。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浙江吉利汽车控股公司（下称吉利）在2009年也开始了一系列跨国收购行动。

　　吉利董事长李书福谈论汽车工业全球化时，已先后将生产伦敦出租车的企业股份，和澳大利亚一家全球少数的独立汽车变速器生产商纳入怀中。2009年11月，美国福特汽车的全资子公司宣布吉利成为沃尔沃的优先竞购方。

　　眼看着一个个并购机会旁落，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汽）坐不住了。26年前，北汽是中国首家与外商联姻的汽车制造商。几经反复，有制造战斗机传统的萨博，在2009年12月中旬成功地链接上北汽。

　　一边是衰退，一边是相对做大。在危机前，新兴市场只占40％的世界市场，而“后危机”时期，一切都在变化。

　　部分中国企业和行业逐步走到前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在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迈得很快，在石油、矿业等领域的收获更为丰厚。

　　危机往往是重大历史转折的开始。现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有生存能力的中国企业，将有机会从此加速成长为跨国公司。

　　一些中国企业家经常被海外同行问及：中国经济能否经得起摔打？中国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企业的下游严重依赖外部市场，上游则依赖外部能源与资源。加入WTO后，中国全球化程度加深，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

　　但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 罗奇（Stephen Roach）对《财经》记者说，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即将结束黄金时期。

　　其实从2007年起，中国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出口就先后呈现下滑的趋势。社科院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另有40％在生死线上徘徊。

　　珠三角是重灾区——这里集中了中国出口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三来一补”产业，仅东莞玩具业巨头合俊集团破产，就有6000名员工失业。在外向型企业聚集的温州，80％以上的外向型企业受到了冲击，有人估计一半的企业倒闭停产。

　　在2008年的企业倒闭潮中，共有60万名民工离粤返乡。30年前中国的全球化就是从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启动，30年后，人们目睹了这样的场面：60多个四川平昌县民工浩浩荡荡地结成“大篷车”队，拉着煤气罐等家当和攒下的电视机、自行车等大件，和一场失落的梦想，行程6000余里返乡。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2009年考察广东后撰文说，要从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中走出来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广东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过去的30年，从闭塞的农业省份转变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在金融危机后被推到聚光灯下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被称为中国领导者中最具创新精神的思考者之一。

　　弗里德曼对汪洋称许有加，认为上层给了他改革实验的空间，他也在引人注目地将危机看做是改革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机遇。珠三角的新目标是，要在2020年前发展为中国重要的创新中心。

　　在长三角，人们热议着如何透过政府手段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杭州喊出口号：“杭州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工厂，还要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温州市，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促使企业家们加大品牌创新和产品研发力度，涉足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尽管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龚方雄12月18日对《财经》记者说，中国经济阶梯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向纵深发展，向“大陆型经济”转变，由二三线城市起火车头的作用，向内寻找驱动自身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额同比下降24.9％，而同期内GDP增长6.1％。

　　金融危机正在尘埃落定之际，中国经济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板块格局正在发生漂移，地区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于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诸多企业纷纷大举进入中西部地区，争夺内地市场的消费能力。酒店、付费培训和零售等众多行业的企业，也在伺机将内陆地区纳入销售版图。

　　不过，欧洲金融集团银行瑞士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石应瀚12月17日对《财经》记者说，中国的内需还是非常低，很脆弱，其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往下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12月18日也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谈“内需型经济”在中国还为时尚早。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的结构，即从原来主要依靠投资、依靠自然资源的投入，转化为依靠就业的增加，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吴敬琏强调：“用一句说了十几年的话来说，就是转变发展方式。”

　　转向国内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外贸形势在危机中急剧恶化。

　　1月以来，中国每个月的进出口数据都让人不安，同比下降超过20％的数据背后，是许多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订单减少，工人失业。连续升值三年的人民币，在2009年也不得不停止了上升之势。

　　与中国有诸多相似性的邻国越南，11 月底突然决定本币贬值5％。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开始不安，呼吁人民币适当贬值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迈克尔佩蒂斯解读说，当一些国家寻求通过操纵本币汇率以获得或保持贸易优势的时候，那些无法对本币贬值的国家，将以贸易保护政策（尤其是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来应对，从而使全球贸易蒙受损失。

　　在预测2009年经济发展前景时，鲜有经济学家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潜在的影响要素。而2009年的事实是，全球贸易占GDP的份额大幅下降了6个百分点，达到26.7％。是二战以来降幅最大的一年。“去全球化”的声浪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复兴正引导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一些国家的盾牌。金融危机下，一些国家和地区扩大内需受阻，转而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复苏，甚至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致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中国在此过程中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12月中旬表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还没完全放大，但对中国的损害在加剧。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都在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到今年11月初，全球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101起贸易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亿美元。

　　绿色壁垒则使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更为艰巨。2008年中国有36％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全年贸易直接损失达505亿美元。

　　贸易摩擦最多的是中美之间。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提出反对任何以环境的名义进行贸易制裁，暗指美国以“碳关税”设立贸易壁垒。此前，经济衰退尚未结束时，9月11日奥巴马签署了对中国轮胎实施3年惩罚性关税法案。

　　加入WTO之后一向表现温和的中国，在9月13日选择了反击：针对美国出口中国的部分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对于美国来说，减少贸易逆差，防止美元危机的出现，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案的倾销调查初裁，中国进口的油井管将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

　　随后，美国接连对中国无缝钢管、金属丝托盘和油井管发起调查。不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又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尼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涉案的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相关产业均大受影响。在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实行特保轮胎第二个月，涉案轮胎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就下降了1/3。贸易摩擦的影响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扩散，直至国家政策层面，甚至影响了国家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佩蒂斯担心贸易领域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国际冲突舞台。中国已经先后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将对原产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取向电工钢开征进口关税。

　　如果进入一个广义的贸易冲突时期，佩蒂斯说，“我担心中国很难适应一下子从出口过剩到一个突然的出口下降的调整。我不确定是否每个中国人都清楚这种调整的难度。”不过，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觉得，贸易保护主义是和危机相伴而生的，随着经济恢复，贸易保护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全球化是当前世界最强大的趋势。”史蒂芬罗奇对《财经》记者说，“但至少还没有被真正理解。全球化表现的尺度很多：贸易流动，金融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信息流动，劳动力流动。现在我们要集中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避免采取不必要的阻碍贸易发展的措施，否则全球贸易就会呈螺旋式下行。”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12月18日在北京参加“《财经》年会2010：预测与战略”也提醒：虽然危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其对世界经济金融、实体产业、发展模式、思维观念等带来的冲击，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金融格局和发展态势。同时，各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效应尚待进一步观察，一些潜在的风险隐患值得高度警惕。

　　面对全球化诉求与中国开放之路，英国首相布朗曾表示，这次金融危机，从很多方面看是第一场全球化危机。

　　而无论全球权力东移带给中国怎样的选择和取舍，开放都应是永恒的主题。尽管经济全球化的目标是打破国界，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平衡，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总会有保守和开放之间的摇摆，无论中外。在“后危机”时期，复苏不等于高增长，各种问题的清理还远未结束。■

　　□ 林密/文

　　金融危机成为这一年多来全球最热门的关键词，各行业也在危机中经历着或多或少的冲击。

　　2008年9月15日，从雷曼兄弟控股公司总部大厦走出的人们个个面色凝重。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在这天正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两万多名员工面临失业。

　　9月17日，美国政府同意最高出资85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获得其79.9％的股份。

　　9月21日，美联储批准最后幸存的两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提出的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至此，华尔街五大投行时代结束。

　　9月26日，全美最大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公司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查封、接管，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倒闭的最大规模银行。

　　9月29日，美国众议院投票否决了布什政府提出的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纽约股市出现暴跌，道琼斯指数下跌777.68点，跌幅达6.98％，创下2001年“911”事件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10月9日，冰岛政府宣布接管该国最大的商业银行Kaupthing，至此冰岛已有三大银行由政府接管。10月10日，日本金融机构“大和生命保险”申请破产，这也是日本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破产的首家金融机构。

　　金融业的震荡还没有停下脚步，人们在忐忑中迎来了2009年。

　　一些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放松了对资本的管制，却没有得到欧元这个新的防火墙的保护。2009年初，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的货币兑美元下跌幅度接近20％。

　　3月9日，冰岛硕果仅存的第四大银行——Straumur-Burdaras投资银行被政府接管。

　　在哀鸿中也慢慢出现了希望的火苗。3月11日花旗宣布今年1月和2月实现盈利190亿美元，几乎达到去年前三个月210亿美元的盈利业绩。道琼斯指数涨5.8％，创2009年最大涨幅。

　　美国银行业的成绩在4月的第一季度财报中超出人们的预期。富国银行宣布当季每股收益55美分；高盛宣布其第一季度实现利润16.6亿美元；摩根大通实现利润21亿美元。

　　10月30日，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关闭加利福尼亚州国民银行等9家银行，创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单日银行倒闭最多记录。至此，全美今年有115家银行倒闭。

　　11月25日，迪拜政府宣布重组旗下的主权投资公司迪拜世界，并寻求延迟6个月偿还债款。亚太及欧洲大部分股市应声暴跌，多国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冲击实体产业，许多行业在危机中或破产，或并购，或重组，新的格局也在危机后逐渐形成。

　　2009年4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克莱斯勒正式破产，由菲亚特和美国政府接手，菲亚特以向新克莱斯勒转让部分技术、车型平台和动力总成为条件最多将得到其35％的股权。

　　5月12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公司通过发行3亿股股票获得14亿美元的资金。

　　6月1日，通用汽车在纽约联邦法庭申请破产保护，将被迫出售旗下悍马、萨博、欧宝等品牌。

　　□ 李航/文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各国政府、央行出台救市措施，联手应对。美国迅速通过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法国、德国等政府随即也推出了银行拯救计划，阻止金融系统陷入崩溃。

　　美联储联合欧元区、英国、加拿大、瑞典和瑞士等五大央行共同宣布，一致削减基准利率50个基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协调行动，采取措施恢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奥巴马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奥巴马经济复兴计划。2009年6月，又推出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与发展中国家、新兴的大国加强合作，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美中有必要成为一个有效的G2的建议。尽管中国反对这样的提法，但是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包括中国在内的 “金砖四国”根据各自情况，实施不同形式的财政刺激政策，着力促进投资，扩大内需，改善流通环节，加强对外经贸合作。经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被视为最可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力量。

　　二十国集团匹兹堡金融峰会与会者也认识到这一点，将包含主要新兴经济体的G20作为未来决定世界经济的主要平台，以代替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G8）。

　　出口导向经济的一些亚洲国家则在危机中加速转型，纷纷开放市场，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经济反弹速度远超欧美。援引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的话，“亚洲以往为欧美制造，现在则是为亚洲而造。”

　　从美国刮起的金融危机的寒风把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变成了一片重灾区。执着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在2009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取代《欧盟新宪章》的《里斯本条约》终获通过， “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从此诞生。

　　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亦暴露了过度创新、监管缺失、泡沫膨胀的病疾。改革国际储备制度、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呼声。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未来将会有更多储备货币可供选择，比如欧元，还有处在国际化初期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提出建立超主权货币，日本则重新弹奏“亚元”的老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9年会，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和WB发言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共同发展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亦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活力。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变革和转型，各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温家宝总理对世界经济现状的判断切中肯綮。经过各国的努力，在持续许久的宽松货币政策之下，世界经济渐渐冒出复苏的“绿芽”。

　　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3.5％，为连续四个季度经济下滑后首次出现正增长。欧元区16国和欧盟27国，分别在三季度取得0.4％和0.2％的增长。日本经济增长率由一季度的-12.4％大幅升至二季度的2.3％。

　　虽然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但金融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没有改变

　　□ 尚福林/文

　　深入分析和探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就有关热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促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深化，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世界各国纷纷推出应对危机和刺激经济的方案，改革金融体系，推进国际监管政策协调，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和处置，来遏制危机恶化和再生。

　　目前，虽然危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其对世界金融系统、实体产业、发展模式、思维观念等带来的冲击，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金融格局和发展态势。同时，各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效应尚待进一步观察，一些潜在的风险隐患值得高度警惕。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各主要经济体对于刺激政策的撤出时机认识和把握不一致，可能加大国际市场的波动性：像近期发生的迪拜主权债务违约事件就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尚未彻底消除。我们必须保持审慎和清醒的认识，把“应急”与“谋远”结合起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对国际金融危机传导路径、影响后果以及解决对策的分析和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推动了市场改革和监督工作的深入。

　　去年以来，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揽子计划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作为中心任务，统筹兼顾，远近结合，坚持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深化市场改革创新，在维护市场总体稳定的同时，实现了市场新的发展。

　　一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平稳推进。发行环节是整个资本市场形成的前端，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要求，进一步理顺新股发行体制，一直是我们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今年以来，按照“分步实施、逐步完善”的思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有序实施，强化了市场内在约束，推动发行人、投资者、承销商和保荐人等市场主体归位尽责。

　　在此基础上，新股发行工作平稳重启，截至目前，已安排66只新股发行。总体看，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达到了阶段性的目标。同时我们也看到，市场对于发行价格的约束机制尚不健全，还需要不断培育和完善。

　　二是创业板市场实现良好开局。推出创业板，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经过长期酝酿和精心准备，我们在创业板制度设计、发行审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市场监督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符合市场实际的制度安排。今年10月，创业板市场正式启动，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上市交易。目前，尚有已发行待上市公司14家，在审企业161家。

　　三是公司债券市场发展取得突破。针对长期以来直接融资比重偏低，特别是股票融资与债券融资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我们把债券市场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公司债券在扩大直接融资中的作用，积极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协调有关各方面共同推动上市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试点。截至11月底，今年共有34家公司发行公司债632.1亿元，同比增长119％。

　　四是期货市场功能日益深化。大力发展期货市场对于支持实体经济管理风险，掌握重要商品定价权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大力加强期货市场基础建设，实施期货市场统一开户制度，强化对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陆续上市了螺纹钢、线材、早籼稻和聚氯乙烯四个新品种，已上市期货品种累计达21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交易品种体系初步形成。

　　五是行业规范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开展“上市公司治理整改年”活动，着力加强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加强对基金投资管理人员执业行为的管理，强化中介机构信托义务和受托责任，保持对“老鼠仓”、短线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截至11月底，证监会开展各类调查案件199起，做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定64项。

　　截至12月15日，上市公司数总计1700家，总市值24.25万亿元，流通市值14.93万亿元。前三季度，上市公司实现总收入8.43万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38.7％。前11个月，我国期货市场共成交18.83亿手，成交金额113.38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5.78％和72.57％。

　　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第一，深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投资。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扩容和运行质量改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健全机制、融入资本的意向积极，广大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财富管理的意愿增强。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将社会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促进资本形成、集聚和流转，有效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政府鼓励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有利于中国经济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第二，强化资本市场促进并购重组的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上市公司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日趋活跃，资本市场已成为企业重组和产业整合的主要平台。

　　要将支持促进符合条件的企业并购重组纳入资本市场服务宏观经济的组成部分，通过发挥并购重组市场机制和内在约束作用，鼓励优质资产、优势项目向上市公司集中，促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企业存量调整，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同时，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社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为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动力支持。

　　第三，发挥资本市场推动技术创新的优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影响全球产业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传统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应对中普遍重视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信息网络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的新兴产业正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

　　通过资本市场提供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促进各类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有效融合，形成创新型企业、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以创业板的推出为契机，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各类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有效融合，推动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促进中国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拓宽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渠道，提高中国企业和经济的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调整组合，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各经济体的综合国力与核心竞争力。

　　随着资本市场体系渐趋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逐步形成，上市公司市场价值逐渐成为并购、出资、合作、交易的基础，改变了以前净资产定价交易方式，在“引进来”和“走出去”过程中维护了企业的正当权益。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总体规模跃居全球第三位，境内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不少境外公司希望在中国市场上市，为拓展中国企业发展空间，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虽然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但金融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没有改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继续加强和改善市场基础建设，注重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能力。针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大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力度，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一）加强市场基础建设，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继续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强化资本约束和价格约束，积极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对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常规监管和现场检查，建立健全跨市场监管的制度安排。加强信息披露监管，推动完善合规管理，提高市场透明度。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符合中国市场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发挥市场整体功能，增强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推行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坚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逐步完善新股价格形成与承销配售机制。积极推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做优做强，促进产业整合与经济结构调整。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积极稳妥推进证券、期货品种创新，适时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不断拓展资本市场价格发现、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功能，处理好深化改革、提高效率与维护市场稳定的关系，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三）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拓展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推进公司债券市场建设，积极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丰富债券品种，完善债券管理体制，进一步发挥公司债券在扩大直接融资中的作用。加大创业板市场监管力度，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的关系，使创业板真正成为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的平台。择机扩大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推进场外市场建设。理顺主板、创业板与场外市场的层次关系，建立健全转板与退市机制，形成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市场体系。

　　（四）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以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为抓手，丰富投资者教育的渠道和方式，切实增强投资者的法制观念与风险意识，培育理性审慎的投资文化，健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完善对异常交易尤其是并购重组中的内幕交易、短线操纵等新型违法违规行为的快速反应机制，依法严厉查处“老鼠仓”、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案件。■

　　全球化意味着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是一个市场里的伙伴，全球化就是一体化、全球一起行动

　　□ 本刊记者 何力 马国川／文

　　雨后的山城空气清新。距重庆人民大会堂不远，就是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所在地。

　　在经过了两道门岗之后，来到一幢两层小楼前。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正值中年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曾在这座小楼里居住办公。

　　黄奇帆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小楼里，不久前他刚刚被任命为重庆市代市长。在一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黄奇帆接受了《财经》记者的采访。

　　这个只有十岁的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到处是脚手架和搅拌机，几乎看不到金融危机的迹象。十多年前的浦东也是这样一派繁忙建设景象，那时的黄奇帆是浦东建设的见证者也是推动者。

　　过去八年间，黄奇帆主管重庆经济工作，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冬中，地处内陆的重庆经济强劲攀升，有专家预言重庆今年GDP增速将达到14％以上。

　　身躯壮硕的黄奇帆笑眯眯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气定神闲，侃侃而谈。

　　作为一位熟悉经济特别是金融的官员，黄奇帆在会议上常常脱稿讲话三四个小时，其间引用数据上千个而极少差错。谈及后危机时期，黄奇帆非常乐观。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财经》：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由市场遭到质疑，这种情况下，世界还是平的吗？

　　黄奇帆：世界仍然是平的。但是金融危机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全球资源面临重新整合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在我看来，关键要树立一个观念——“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财经》：哥伦布说“世界是圆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这里“重组”的定义和内涵是什么？

　　黄奇帆：就像哥伦布和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圆的”、“平的”一样，可以把“重组”二字理解为一个形容词，表现为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的变化，等等。为了经济发展，可以选择重组；遇到灾难，也可以通过重组来逃生。

　　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领域，也包括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可以涉及重组。我着重想谈的，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重组，包括企业界的重组、经济要素的重组、区域之间的重组。

　　经济领域的重组的定义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管理模式、资源配置、企业结构、股权结构、资产结构等方面的企业运作，包括管理重组、权利重组、资源重组、要素重组，等等。比如在一定条件下，把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达到“1+1＞2”的效果，就是一种重组；企业领导人换了，可能引起整个经营管理层的变化，这种权利的再分配，也是一种重组；企业之间的经济要素的流动、债务的组合，都是重组。

　　《财经》：我们经常讲经济方面的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和重组是什么关系？

　　黄奇帆：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很多重组即是改革，许多改革就是重组。你可以说创新是技术创新，但是经济领域的创新，很多都是和重组有关的。

　　《财经》：经济领域推进重组的动力来 自何处？或者说，重组的目的是什么？

　　黄奇帆：从目的来区分，经济领域的重组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了超常规发展而重组。比如，有的企业为发展去增资扩股去上市，有的企业为了发展进行横向的甚至跨领域的兼并收购，这都是重组。

　　第二种，为了摆脱困境而重组。企业陷入困境时，往往都有重组。有的企业为了规避破产进行重组，希望通过新的力量注入，起死回生。有的企业大到不能倒、不能死，否则影响稳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政府就强力去重组。像花旗银行、AIG之类的企业，美国政府就出资去拯救它，把一个要死的企业救活，也是一种重组。有的企业破产了，资源也好、要素也好，都重新调整到另一个企业，实质上也是一种被动的重组，是“被重组”。

　　第三种，企业之间为了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而重组。一般来说，不管是强强联合，还是强兼并弱，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就是一种双赢的重组。联盟企业之间，竞争对手之间，都能够进行这方面的重组。

　　第四种，为了转变体制机制而重组。突出表现为系统内部为了更高的效率而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或者方法上的调整，比如国有企业改制，使自身结构更加完善、使内部的管理更加优化，或者为了取得更高效率，改进工作作风，进行体制机制，或者工作方法的改革，这也是会产生重组的。

　　《财经》：谁是企业重组的主体？

　　黄奇帆：重组是需要资源的，企业在资源不足时，需要借助外力来渡过难关。

　　外力有三种，第一种外力是政府。政府是有资源的，包括政策、资金。

　　第二种外力是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包括私募基金、风投基金，通过适度的资本注入，希望通过合作取得直接的回报。

　　第三种外力是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包括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等，他们通过参与重组的某个环节，获取相应的报酬。

　　所以，这三者都可能成为重组的主体，或者是推动重组的工具。利用得好，发挥得好，可能使重组过程变得比较顺利。

　　《财经》：重组的方法有哪些呢？

　　黄奇帆：总体来说，重组有四种方法：第一种，调整边界条件。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动，当边界条件调整了，这个企业就会发生变化，坏的企业可以变成好的企业。当然，边界条件调整不当，好的企业也可以变成坏的企业。一般说来，凡是要摆脱困境的重组，一般就是进行边界条件的调整。

　　《财经》：朱镕基总理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典型的调整边界条件的重组。

　　黄奇帆：对啊，由于许多历史原因，造成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劳动力冗员多、社会负担重等问题。这些问题单单靠国有企业内部消化，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政府亲自出手，改变边界条件，比如帮助分流劳动力、剥离债务、降低负债率、剥离社会负担，等等。

　　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采用了汇金集团外汇注资、坏账剥离、发行债券注入现金流等战略性重组措施，并在上市前引入近20个主流券商注资，这些都是边界条件的重组。凡边界条件重组，一般是外力促使，要么是政府，要么是其他第三者。

　　推进经济领域重组的第二种方法，就是调整优化资源配置。这类重组一般是企业之间按市场原则进行的自愿的、互惠的收购兼并。它并不是改善边界条件，而是发生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变现为优势资源的流动。企业之间的重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一定是为了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强强联合，或者是一种强势企业和弱势企业之间的弱肉强食，但一定是经过整合之后，蛋糕越做越大。

　　第三种方法，系统内部的体制机制调整。一般是更替领导阶层，或者转换企业发展思路，都是从系统内部进行自我革命，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解决问题。

　　第四种方法，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它着重从方法论上考虑利益蛋糕如何划分的问题，通过重组，改变原来的利益格局或者蛋糕分配方式。一种可能是，各方面利益兼顾，虽然有部分人利益受到一点损害，但总体上大家都过得去。另一种可能是，本来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却把别人的好处抢过来了，表现为掠夺资源、财产再分配、抢夺别人蛋糕。

　　《财经》：调整边界条件是“外来革命”，体制机制调整就是“内部革命”了。

　　《财经》：最合理的是哪种重组？

　　黄奇帆：重组的要义是“多赢”。不仅仅是重组方与被重组方，还有其他有关方，都要利益兼顾。最合理的重组是两种：企业之间资源优化配置和系统内部体制机制变革。因为资源优化配置本身是一种双赢的重组，实现了重组的放大效应。而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组，则是一种内在的消化和挖掘，对外部影响也不会很大。

　　但是其他两种重组就有风险。改变边界条件往往是不得已的重组，是面对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再不重组就会造成更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类重组需要政府或第三方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

　　调整利益格局类型的重组，一般是拆东墙补西墙，损了东家补西家。作为利益格局调整的重组，主要注意各方面利益的兼顾。如果原来的分配不公平，可以把蛋糕重新切割，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财经》：在重组的四个主体中，政府往往处于强势地位。政府在调整边界条件的重组中应该注意哪些界限？

　　黄奇帆：如果政府违反经济规律，重组失败，就可能制造出许多泡沫的坏账，强势只是增加犯错误的动力。如果政府对资源进行准确配置，重组成功，就可能获得高回报率，强势就会有利于超常规发展。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强势，是智慧。

　　当然，政府行为要有边界。政府在调整边界条件的重组中应该追问三个问题：第一，政府适合不适合参与重组？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可能通过企业内部的调整就能够解决，政府介入过多，可能影响市场的公平，改变企业的运行轨迹。所以，在介入的时点上，政府要把握好。

　　第二，政府应在多大力度参与重组？企业重组需要政府付出代价，而政府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十分的资源用了一分，去救了企业，这没什么。但是如果政府的十分资源透支成三十分，结果企业可能救活了，但是政府却破产了，这也不行。

　　第三，政府以什么方法参与重组？政府在采用调整边界条件去救急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今后退出的条件和可能的前景，只要政府不是趁火打劫，不是弱肉强食，是在水火之中以拯救为目标，按市场规则操作，取得风险收益也是应该的。

　　《财经》：这界定了政府的行为边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人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对政府的作用寄予莫大希望。

　　黄奇帆：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能取代市场的“无形之手”，要认清全球化的趋势，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全球化就是梯度转移，就是把发达国家不想要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吗？全球化意味着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是一个市场里的伙伴，全球化就是一体化、全球一起行动。没有梯度转移，只有合适不合适，如果合适美国到重庆也可以，如果不合适就是广东到重庆也不可以。

　　2009年11月18日，当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蒙牛）的员工们在为重夺中央电视台年度广告标王而狂欢时，作为养牛人的牛根生已经辞任蒙牛董事长116天。

　　六年前，他把牛奶卖到了太空，并大单下注中央电视台的年度广告招标，成为当年的“标王”。中央电视台后来把牛根生评为“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并给他这样一句颁奖辞：“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速度。”

　　但六年之后，他卖了牛，脱轨了。

　　被主导的“国进民退”

　　116天前，51岁的牛根生辞去了蒙牛董事长一职。外界称他实现了自己在“救救蒙牛”万言书上的愿望：“宁可白送给兄弟，也不愿卖给外国人。”

　　从在大街上拉车送奶到中国乳业巨头的掌门人，牛根生用了10年。那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黄金十年，不仅是乳业，从房地产到汽车，从肉类到饮品，13亿中国人的潜在需求即使只有一小部分被唤醒，也足以让有为的企业家功成名就。

　　但这一次，从他洒下热泪写下“救救蒙牛”的万言书，到把董事长让位他人，只用了10个月。那时正是华尔街金融危机从发生到蔓延的关键时期，美国人的消费水平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2008年圣诞前夕，几乎取消了所有能取消的给中国企业的订单。

　　中国消费者的储蓄本能，也迅速恢复。牛奶这种并非人人每日必需的消费品，也被主妇们列入了削减名单。至少，不必每次喝的都是“特仑苏”——蒙牛卖得很贵的一种牛奶。

　　看似意外的事件，是河北省三鹿乳业引发的三聚氢氨事件。这一事件的曝光，恰好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恰好与华尔街金融危机前后脚。蒙牛也深陷其中，大量证据表明，其下属企业收购并生产了大量含三聚氢氨的劣质牛奶。

　　虽然没有像三鹿那样被分解，但多年来高速增长的蒙牛，显然也面临着一场重大的危机。牛根生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个好东家。他因此成全了一个央企掌门人——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这个被外界称为“中国摩根”的产业整合者，在其执掌中粮五年时间里，接连以重组、控股和收购的方式，将至少八家企业纳入麾下。对他而言，“吞下”蒙牛只是把中粮朝着“全产业链”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下一步宁高宁将把收购大旗插向哪里，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悬念。

　　与牛根生祸起“三鹿余孽”相比，44岁的杜双华似乎显得有些“冤”。在牛根生辞职一周之后，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了整整22年之久的杜双华，结束了短短数月的抗争，将自己掌控的日照钢铁集团67％的股权，出让给了地方国字头的山东钢铁集团。

　　五年前，杜双华的日照钢铁集团还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第四大钢铁产业基地，一年前杜双华还为汶川大地震慷慨解囊一亿元，甚至直到2009年上半年，日照钢铁还实现了近18亿元的净利润。

　　但一场由高价囤积铁矿石引发的资金链危机突然来袭，杜双华绝望地发现，要么接受政府的“产能调控”和“信贷调控”安排，要么委身山东钢铁集团，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2009年底，仍在进行最后集体抗争的，是昔日风光无限、富甲一方的煤老板们。但他们并不能赢得公众的同情。在很多人眼里，带血的煤和畸高的房价都与他们脱不了干系。

　　然而，当一场轰轰烈烈的煤矿业整合突然来临时，昔日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们也蔫了。他们有的血本无归，有的债台高筑，幸运一些的也只能心有不甘地选择退出。

　　并不习惯于示弱的煤老板们，这一次学会了试着文雅地拿起法律武器：聘请律师，集体维权。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制度和体制的破坏者，并在钱权交易中得益，如今面对制度和体制之变，他们显得很弱很小。

　　与四年多前“非公36条”推出时民营资本的集体欢呼雀跃相比，一场突然袭来的金融危机，使得2009年成为一些民营企业不折不扣的“卖身年”，一些市场和业界人士更是直接将此总结为“国进民退”：从完全竞争性的食品行业到国有资本高度控股的航空和资源行业，民营资本或且战且退，或卖身自保，而国有资本则趁机逆势扩张，成功抄底。

　　就连民营资本充当重要角色的房地产业，也在国有企业的强大攻势下迅速洗牌。以中化方兴、中泽置业为代表的央企或地方国资背景的地产商，正在不惜成本地买进土地，一些没有土地储备，也缺乏资金实力的民营地产公司，或转让股权，或转投他业。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房价，从2009年第二季度突然开始猛烈上涨。在国庆节前夕即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房价水平。2009年底，随着房地产相关政策调整预期的出现，京沪等地房价继续出现了堪称疯狂的上涨。

　　但国企掌门人并不乐意接受这样的判断。2009年8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广州的一次党政干部和国企负责人专题报告会上公开回应说：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现象，在这一轮的并购整合大潮中，也欢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央企进行重组并购，而不是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宁高宁更不愿意买账。2009年秋天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反击：“国企卖了，说我们‘贱卖国有资产’，买东西又成了‘国进民退’，到底让我们怎样做才对？”

　　中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常振明12月18日在《财经》年会上说，如果承认市场经济是公平的竞争体制，那么就应该承认，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退的可能性，关键是进退是市场机制的自愿运行，还是政府等权力机构的强制力使然。

　　十年前，“靓女先嫁”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制高潮时一句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十年后的今天，“并购重组”则成了时代的新主题。

　　如今最富戏剧性的变化则是，十年前那些兴致勃勃地参与收购国企的民营企业在今天则成为国企们并购重组的对象。

　　这一变迁的大致逻辑和路径是：国有企业先从竞争激烈的一般性行业完全退出，让位于民营企业，同时将多余的员工完全剥离。最后，留下了196家国企组成了“央企王国”（不包括金融企业），在航空、铁路、电信、能源、石油、国防等若干行业专事垄断经营。

　　过去的五年来，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兼并重组，国企之间更不例外。中央企业的数量也从最初的196家减少为132家。 然而这一次，被并购重组而消失的这64家企业却没有一家落入民营企业的囊中，他们只能充当观众。兼并重组的结果是，中国各行业的集中度大幅度提高，民营资本在这场竞争中基本落败。

　　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刘东生12月18日在《财经》年会上介绍：1998年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2008年增至13.2万亿元。一批国有大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得到了提高，1998年只有四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8年则增至24家。

　　2009年9月8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4岁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蒋洁敏与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作为“中国最赚钱企业”的掌门人，他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总额高达30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

　　就在几个月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也从中国进出口银行成功获得了高额授信。凭借巨额的信贷支持，两大石油巨头在风声鹤唳的全球市场一路所向披靡。从中东到北美，过去多年久拖未决的协议在2009年纷纷意外地得以成功签订。

　　在国内，司机们对两大石油巨头却颇有微词，因为当下北京市场的汽油零售价格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在国内，这两大巨头垄断了8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一位司机对《财经》记者说，国际油价暴涨时，他们只是象征性地向国库上缴石油特别收益基金（近两年才开始征收），国际油价暴跌时，政府又通过石油费改税和提供石油补贴而不是通过引入新的竞争者来继续强化他们的垄断地位。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完全被大企业战略迷住了。”这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位经济学家在一年前对中国经济作出的一句评论。“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5％，但是利润却占到了90％，靠的主要是垄断。”经济学家陈志武说。

　　这一次，金融危机突然来袭，本来已经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再次借机“壮实”了一把。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高增长，政府以空前的力度推出了一揽子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最为核心的当属近10万亿天量的信贷和大规模行业振兴规划。

　　迄今，仍然没有翔实准确的数字用于统计在这次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中，国企和民企分别获得了多少份额，人们只能从民企老板的抱怨声和大国企纵横捭阖、连夺地王的对比中去揣测个中的分化和差别。

　　然而，下面这两组公开的数据仍然有助于人们管窥一二。2009年2月国家开发银行发布公告时坦承：央企一直是该行支持的重点，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以支持大型中央企业扩大内需为切入点，全年向105家央企发放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854亿元。

　　此外，由北京银联信信息咨询中心发布的51个行业2009年第一季度金融研究报告显示：在大多数行业中，银行信贷都呈现出国企增加而民企减少的现象，其中钢铁、有色、船舶、石化、汽车等行业尤其明显。

　　该机构的监测表明：今年3月份，金融机构对私营企业及个体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9.9亿元，该数据在4月份降为29.73亿元，5月份降为-7.37亿元，呈现连续负增长。

　　有钱作后盾，国企掌门人的心在冬天也觉得格外暖和，徐建一也意外地过了个暖冬。到12月9日，他执掌的一汽集团已累计销售汽车1801846辆，提前22天完成了年初制定的180万辆的销售目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制定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作为国有汽车龙头企业的一汽集团，成为重点支持对象。

　　而民营汽车龙头吉利则没有这样的幸运。2009年3月，吉利掌门人李书福利用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全国两会间隙下乡考察时还不忘呼吁政府对微型轿车进行补贴。“国家目前对轿车消费没有补贴政策，我们吉利自己研究补贴方式优惠给农民用户。”李书福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2009年，就在举国上下应对金融危机之时，接连发生在垄断巨头身上两件意外的“悬案”深深刺痛了人们脆弱的神经。两大石油巨头相继爆出的“团体购房”和“天价吊灯”事件，被媒体爆炒。

　　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起十年前电力行业年薪10万元的抄表工。他们担心，有人在以国家利益为幌子，构造进入壁垒、形成行政垄断，去实现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而这些，也许正是他们拒绝竞争和改革的真正理由。

　　令人忧虑的是，收入分配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600000.SH）为例，根据该行2008发布的年报显示，该行2007年员工平均薪酬已经高达36.67万元，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601988. SH）2007年度员工平均薪酬也达到了15.38万元。

　　但绝大多数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企业盈余的增长而实现均衡增长。以制造业为例，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职工报酬支出与经营盈余之比，1990年为1∶3，到2005年陡降至1∶7.6。这说明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资本的索取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企业盈余的增长未能有效传导到居民收入的增长，造成居民收入和分配格局长期畸形。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看来，在微观层面收入畸型的背后，是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制长期“与民争利”。

　　过去十年，中国的GDP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而居民收入只增长了8％。也就是说，政府通过财税手段，拿走了大部分红利。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消费萎缩成为必然。刘伟对《财经》记者表示。

　　被政府拿走的钱又去了哪里？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再投资。根据刘伟的测算，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3％以下时，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减少0.6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3％以上，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将减少0.8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这时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出现绝对量减少的负增长。

　　刘伟警告，在当前政府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带动下，2009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3％。这就意味着，此时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出现绝对减少，最后的结果是投资越多，距离启内需、扩消费的目标将越远。

　　矛盾已然纵横交错，解局之策亦众说纷纭。而路又在何方？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说：面对危机，正确认识危机比应对危机的办法更加重要。而经济学家陈志武则担心，危机给了人们一个犯错误的机会，那就是：是市场化造成了今天美国和全球的危机。他呼吁人们，切不可因为危机而停止市场化和改革的脚步。

　　□ 许瑶/文

　　中国是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惟一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较去年有所增长的国家。11月4日，世界银行将2009年中国GDP增速预测由此前的7.2％调高至8.4％，并预计2010年GDP增长有望达到8.7％。这源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作为首要任务，强调“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

　　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公共投资扩大，重点建设被提高到相当的高度。中央核准了铁路、公路、机场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建设进度也快马加鞭。2009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支出56236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73.8％。

　　2009年中央陆续推出了“结构性减税”的具体策略推进税费改革。改革从最大的税种增值税转型开始，此后成品油税费改革、个人住房交易税收政策调整、减征收车辆购置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并实行单边征收、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举措相继出台。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实施一年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涉及多个行业。据测算，实施这项政策，仅2009年就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5500多亿元。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从而拉动消费成为政策的一个着眼点。针对农民的政策有：提高农民收入，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措施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优抚对象的抚恤与生活补助标准。

　　中国人的消费信心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11月，中国汽车销量超过1200万辆，到9月底，汽车产销量就已超过2008年全年水平。

　　得益于宏观调控的还有房地产行业。自2008年10月27日开始实施的房地产利率优惠政策效果明显。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月至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520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3.0％。

　　为稳定出口，政府在救市计划中多次适当调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但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作用略显薄弱，好在随着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开始发挥效力，全球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中国11月份进出口总值首次实现正增长。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助推器。2009年第三季度央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货币信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货币流动性继续增强，中长期贷款增加较多。

　　尽管近期信贷增速回落，且11月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2990亿元，但同期货币供应增长持续加快。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74％，增幅比上月末提高0.2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34.63％，比上月末提高2.6个百分点。M1增速的显著回升显示企业经营活动继续回暖，投资意愿大幅增强。

　　要从原来主要依靠投资，依靠自然资源的投入，转化为依靠就业的增加，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

　　□ 吴敬琏/文

　　仅从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所谓“三驾马车”的状况，来分析中国经济走势。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消费需求起色不大，出口需求大量减少。于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就走下坡路了。

　　所谓“三驾马车”这样的分析框架，很明显是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财政赤字和进出口。长期来说，还是要靠市场，要看市场的走势，通过市场使得经济结构优化。

　　分析未来的经济走势，恐怕还是要用罗伯特索罗建构的经济增长模型。索罗模型描述了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引起产出的增长。其重要假设是：在劳动供给不变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同时，储蓄率不变。

　　利用索罗模型可以估计出各生产要素在增长中的贡献。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强调内生性制度的作用。

　　如果从“三驾马车”来看，对需求确实有很大刺激。四万亿投资，十万亿左右的贷款，主要靠投资需求拉动复苏。

　　这样一个经济结构是不是能够支撑中长期稳定增长？恐怕不能够。怎样才能增加消费需求以改善经济结构呢？

　　现在有各种建议，比如要尽快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比如更大规模地发放消费券，让老百姓消费。还有像家电下乡补贴这种办法。我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恐怕还是要在生产结构上打主意。

　　马克思说“以什么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或者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各种产出可以分配为要素生产者的收入。

　　现在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低，最典型的就是农民工，农民工不是不愿意消费，但他们收入不高怎么消费？

　　另外一类是专业人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就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不是很好，看到媒体上报道“蚁民”聚集区，就是像蚂蚁一样的聚集区。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听说即使2000多块钱月薪的职位，也有许多人去抢，往往还抢不到。要他们消费的办法，就是他们作为人力资本能够加入生产，让他们从生产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经过索罗重新解释过的生产函数，产出是四个因素组成的，包括资本收入、劳动收入、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

　　过去的增长方式或叫发展方式，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和自然资源的投入，也就是土地投入。投资也好，自然资源也好，收入者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当然也有一些很有钱的人。这些人的收入增加，大概对于消费的提升都没有太大作用。

　　那么要让我们的生产依靠什么呢？一个是普通劳动者，就是说要增加就业；另外一个是技术进步。这样，专业人员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就会增加，而他们的消费偏好更高。

　　改变生产的结构，就是要从原来主要依靠投资、依靠自然资源的投入，转化为依靠就业的增加，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用一句说了十几年的话来说，就是转变发展方式。

　　1995年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明年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促进结构的转变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于转变发展方式，有人失去了信心。有人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有人认为经济矛盾突出就是出在这个转变上。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从各地的调查来看，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和提升产业上做得好，所受的冲击就相对较小。

　　所以，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还是不要失去信心，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也不是轻而易举，不是说转化就转化，要做很多工作。

　　一方面是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比如说GDP成为政绩的主要的指标；比如说政府仍然有很大的支配资源的能力，于是，就动用这种能力来保证政绩；比如说现行财税体制，促使各级政府必须要用大量的资源推动GDP增长，否则财政状况就不好过等等。

　　另一方面，如何建设鼓励创新的体制，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体制对创新缺乏鼓励，甚至阻碍创新。

　　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应该说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技术创新的产业化之路仍是障碍重重。重启改革议程，就是为了扫除这些体制障碍，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化的制度环境。■

　　旧的模型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一定要采取激进的方式改进这个模型

　　□ 史蒂芬罗奇/文

　　现在谈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前景，“后危机”时期这个词很流行。但我担心它会造成误解。这个词包含着一种自满。事实上，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世界了。

　　“危机”在中文里面蕴含了“危”和“机”两层意思，对中国来说，重点是应该抓住其中的机会。如果中国在“后危机”时期不进行深刻的变革，将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处理，恐怕就不太容易得到更好改进的机会了。

　　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需要变化。大家对于变化的意愿，实际上正是对不健康经济发展的一剂对症良药，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再次进行变革了。

　　中国经济结构让人感到不安。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总量的75％，而内需所占比重太少，这个缺陷举世皆知。

　　中国领导人两年半之前就提到过，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当中，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等问题，这个认识在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印证。

　　中国经济肯定会更加不平衡。今年前三季度GDP的增长为7.7％，这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已经达到了75％，占到了GDP增长的95％。出口下滑的趋势一时不会改变。

　　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的出口竞争对手会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出口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外需）会长期疲软，尤其是美国。所以，如果还选择旧的经济模型，就意味着投资占比一定要再往高处走。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占了75％，你还想占多少呢？

　　旧的模型是不可持续的模型，而且它已经走入了关键时刻，这就要求中国一定要采取激进的方式改进这个模型。或者，更换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型。

　　改变中国经济结构，有几个重要因素必须注意。第一是家庭储蓄。2000年居民储蓄和GDP之间的比例是27.5％，八年后变成了37.5％。大多数人是因为对退休之后的生活保障心存不安，要对医疗、教育等可能的巨大支出做出准备，才到银行存更多的钱，所以新的发展模式首先要消除人们这种不安。

　　发展中小服务企业也非常重要。这些年中国的中小服务企业发展不够显著，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相比印度的水平差距也很大。为什么要关心第三产业呢？因为服务业是人口密集型产业。

　　除了基础服务业之外，还有物流、交通、IT服务，包括在高等学院周围的IT集群产业，还有医生、会计、咨询师和金融服务领域，这些都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

　　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无限广阔，发展基础也越来越好，必定会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在未来的新发展模型当中占更高的比例。

　　中国新的发展模型中还要处理好一些定量化的因素，包括低消费、低服务，以及研发占GDP的百分比过低等问题。现在看来，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和城市建筑的发展相比，社会所需的软件环境的发展还极不协调。

　　对普通民众来说，劳动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险额还是太低，社会保障系统的进展也令人失望，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要想捕捉“后危机”时期的发展机会，有三件事一定要做好。

　　第一件事就是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企业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支持社会保障，但是目前这些措施的力度太小了，远远不够。中国必须采取更多的保障措施，让民众减少预防性的储蓄，让他们都能够把储蓄用于消费。

　　第二件事是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对他们提供支持。目前有8.5亿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家庭收入非常低，而且也缺乏更多的收入来源，所以应该多给他们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采用更好的土地改革政策，帮助农村建设实用的IT设施，让中西部农民家庭和沿海区域的差距减少，建设更加平衡、和谐的社会。

　　第三件事就是要规划一个大规模发展服务业的蓝图。要特别强调需求的转型，即从资金密集型转变为人力密集型。这样能够更好地吸收劳动力，并借此增加民众的收入。服务业对于“十二五”规划来说是个机会，肯定会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十二五” 规划一年之后就要实施，所以留给政府筹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此文是作者12月18日在《财经》年会上的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