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名人--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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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历史名人--杨虎城2007-04-21 21:14 杨虎城(1893.12.12—1949.),小名长久,后改名祥忠,,号虎臣(“臣”旋改为“城”),陕西蒲城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35.4.3),爱国将领,军事家。
      杨虎城于1893年11月20日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个贫民的家庭。父亲杨怀福精于木工,农闲时制作些农具,补助家用,但主要以农作为主。母亲孙一莲勤劳俭朴,治家教子严厉。杨以孝母著称。他有个胞弟名叫茂三,奉母理家,从未担任过官职。
      杨困家境贫寒,仅读过两年私塾。十三岁那年,他就到孙镇一家小饭铺帮人家拉风箱打杂,挣口饭吃。1908年夏,他的父亲受仇家的陷害,在西安被清政府以绞刑处死。从此,全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年仅十五岁的杨虎城肩上。由于父亲惨遭杀害的痛苦和生活的煎迫,他逐渐滋长起对清政府的仇恨。他在安葬父亲的时候,与本村七户农民建立了一个丧葬互助组织,名叫“孝义会”。这年中秋节,他以“孝义会”为基础,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成立了“中秋会”,自任领袖。中秋会有个简单朴素的政治纲领,即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陕西省爆发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杨虎城带领中秋会的部分成员,毅然参加了辛亥革命的队伍,隶属于秦陇复汉军向枝山的向字营。杨目睹辛亥革命后,我国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依然如故,广大农民的生活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感到十分失望,便于1913年退伍回乡。此后,他凭著原来中秋会的力量,组织起当地的农民,开展抗暴抵捐的斗争。次年夏收的一天,杨虎城因事去姑母家,碰上蒲城东南乡的恶霸秀才李桢带领流氓打手来向农民逼债。李桢一伙刚进村,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惶恐不安。有人找杨商讨对付的办法,他即召集一些贫苦农民,将李打死。杨虎城为民除害,名声大振,受到当地农民的爱戴。但是,县府派差役四处缉捕他。杨不敢家居,被迫和中秋会的部分成员过著流浪生活。在这期间,他们乘黑夜劫夺了澄城县解往西安的一批税款,并买了一支“曼利夏”步枪,然后转到同州(今大荔县)、朝邑、合阳(今合阳)一带进行武装抗暴斗争。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这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诗,是杨虎城在1917年参加靖国军后写下的。
      早在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时,杨率领数百人,参加了驱逐袁在陕的爪牙陆建章的义军。杨部在陕东朝邑、华县、华阴一带截击袁军,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遂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力量。1916年,陕西整编军队,杨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是年,他在同州和罗培兰结婚。
      讨袁胜利后,陈树藩窃取了陕西军权成为省督军,隶属于北洋军阀段棋瑞系统。陈奉段命,通缉在陕的同盟会会员李岐山、杨仁天、曹毓生等。李岐山等人逃到杨虎城营中,陈树藩勒令杨将李等人交出,他拒不接收命令。陈威胁杨没有效果,又改用利诱的办法,答应把杨部扩充为一个团,也被他所拒绝。因此,陈树藩和杨虎城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树立护法旗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陕西省以中华革命党人于右任、井勿幕为首,建立靖国军,总司令部设在三原县,同陈树藩对抗。杨虎城顺应历史的潮流,参加了靖国军,初任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旋改为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驻军临潼栎杨镇。这时,杨就比较注意对部属进行教育。他吸收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其中有留日学生韩望尘、张瑞卿等,组成一个“广益社”,每周召集部队讲演中国政治形势以及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以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为了加强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统治地位,陈树藩于1918年4月纠集刘镇华的镇嵩军,由渭南县固市镇向西进攻,企图冲破临潼县的关山、相桥一线,直插靖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及高陵等中心地区。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发动所谓“八省援陕”,企图利用晋军商震、直军王鸿恩、甘军陆洪涛、川军刘存厚、奉军许兰洲、绥远军李际春、鄂军王安澜等部,一举围歼靖国军。杨虎城率领不满六千人的!部队,在关山东北的界方,与陈部万余之众激战了六昼夜。虽然伤亡过半,终于以少胜多,挫败丁陈部的猛烈攻击。在整个抗击北洋军阀围攻时期,杨部在关中地区东挡西杀,作战最多。1919年,杨虎城和张惠兰结婚。张一向随侍杨母。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取代了皖系段棋瑞。为了对奉系备战,直系军阀变换手法,对靖国军采取分化和收编的政策。不久,靖国军大部分接受了改编,唯有杨虎城不为所动。曹锟的参议武斌叔找他谈判,答应将杨部编为一个独立旅,他一口拒绝。原靖国军将领曹世英、胡景翼等人也先后派童蒲生、王子中劝杨受编,他以“保全革命人格”、“人各有志,各行其是”为辞,不予理睬。靖国军大部分被直系拉过去后,总司令部不再存在,于右任被迫离开了三原。杨虎城乃迎于到武功驻地,重建总司令部。于右任委任杨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部队改编为四个团。这时,甘军陆洪涛从北京西运三十三马车军械,途经扶风县法门寺,杨部将其全部截获,计有步枪一千多支,子弹六十万发,使部队的装备得到充实。
      1922年5月,直系为了最后消灭靖国军杨虎城部,派阎治堂、郭金榜,及镇嵩军柴云升部共三万多人,进犯武功。在武功以东大王店,杨部同十倍于己的敌军奋战了二十多天,终因众寡悬殊,孤军无援,被迫西退凤翔。于右任和杨虎城商定“必须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以便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继续进行革命”。于是,杨率部向陕北转移,打算依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保存实力,以待后命。
      从凤翔到陕北北部,路途一千数百里。杨部经过数十次苦战,击败了北洋军阀的尾追和堵截,进入了井岳秀的势力范围延安。他派蒙发源到榆林与井岳秀联系。通过商量决定:(一)杨本人目标过大,井不便对外,暂时脱离部队,住在榆林;(二)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团副,下编三个营;(三)部队分驻定边、靖边、横山、延安、延川等地。
      靖国军虽然失败了,但是杨虎城一直忠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说:“革命的旗帜不能倒。”在向陕北转移的途中,获悉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赶出广州的消息,杨义愤填膺,即发出声讨陈的通电。1922年冬,他派姚丹峰去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请示。孙中山指示他,要保存革命武装,以待后命,并邀杨到上海晤谈。杨因患伤寒症之后不能长途旅行,加之部队刚到陕北,立足未稳,因而作罢。1924年1月,杨虎城又派姚丹峰为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百忙中接见了姚,并为杨办理了正式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1924年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联合推翻下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成立了国民军。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部由陕北南下,回师关中,与刘镇华的镇嵩军和麻振武部在渭北地区作战。1925年5月,他积极支持陕西青年学生反对北洋军阀的“驱逐吴新田运动”,并在岐山、宝鸡地区,重创了向汉中撤退的吴军,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在妍阳(今千阳)、陇县地区击败甘军孔繁锦部。
      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入陕后,杨部改编为该军第三师,杨虎城任师长。杨住榆林期间,通过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结识了陕西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他在同杜、魏频繁的来往中,懂得不少革命道理。是年7月,他在耀县开办“三民军官学校”,委任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聘请其他一些共产党员任教官。
      1926年1月,张作霖、吴佩孚联合向国民军开战。刘镇华奉吴之命,以“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名义,率领镇嵩军七万人向陕西进攻。镇嵩军攻占潼关后,长驱直入,于4月初兵临西安城下。时西安守军是陕西军督办李云龙的第十师部分兵力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两个团,总共不到五千人。刘镇华满以为西安指日可破,准备搞一个“入城式”。
      就在这时,杨虎城召集他的主要干部,包括孙蔚如、魏野畴,在三原开会,分析局势,研究对策。为了配合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合乎陕西人民抗刘的要求,决定配合友军共守西安,痛击镇嵩军。
      4月16日,在渭北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西安各进步团体的欢迎之下,杨虎城派先头部队从北门进城。刘镇华获悉杨部从三原向西安转移时,大为惊讶,即令在城东北郊三辅洼一带的镇嵩军攻城。原在东郊的守军纷纷向城内撤退,情况十分危急。杨的先头部队来不及休息吃饭,即出东门应战,将敌打退,使战局稳定下来。刘等待入城的幻梦破灭后,便命令部队向南北两个方面移动,将西安城包围起来。这样,著名的西安之战就开始了。
      18日,杨虎城率领幕僚和卫队等由三原到达西安。他对李云龙说:“我杨彪杀至只身单骑,功必力守待援。”根据敌我力量对比,他作出长期固守的计划,并命令所部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兵坚守。
      5月中旬,西安与外县的一切联系全被截断,成了孤城。为了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交通线,守军组织了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杨虎城感到,大敌当前,如何统一指挥与团结合作,是应首先解决的问题。论实力,杨部的兵力约五千余人,是保卫西安的核心力量,而且得到进步力量的支持和合作。然而,杨以大局为重,提出取消国民军的番号,改称陕军的建议,并推戴李云龙为陕军总司令,自任副总司令。其次,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把从靖国军开始时就戴的红圈军帽取消,同李云龙、卫定一部一致。在分配防务时,杨担负起敌人攻击的重点东、北两个方向,李部担任南面,卫部担任压力较小的西面。为了防止敌人声东击西的诡计,守军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刘镇华用各种办法组织镇嵩军攻城,都被守军击退。
      西安城内有些绅士组织“和平期成会”,作为刘的内应,随时准备迎刘入城。是年冬,城内粮食供应断绝,军民先后饿死和冻死近五万人。“和平期成会”乘机造谣惑众,制造混乱。杨虎城坚定地站地进步群众和学生团体一边,枪毙了大绅士褚小毖,镇压了投降活动。
      杨虎城同李云龙、卫定一生死与共,坚守待援八个月,直至11月28日西安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解围。西安坚守战拖住了北洋军阀的大量兵力,从侧背威胁了吴佩孚和张作霖的部队,遥相援应了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是民国史上守城作战的典型战例。
      就在西安解围的前四天,杨虎城的夫人罗培兰因忧急去世。罗豪迈机智,对杨帮助很大。1922年武功之役时,她怀孕在身,为了安定军心,经常随杨骑马到前线巡视和慰问伤员。杨部退往陕北后,一时人心涣散,罗培兰作了出色的团结工作。于右任的挽联云:是杨虎夫人,应习战马;为革命女子,等死沙场。她与杨虎城生一子拯民、一女拯坤。
      1927年初,杨虎城应冯玉祥的邀请,任国民军第十路总司令,旋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5月,杨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受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节制。杨除指挥第十军外,还指挥庞炳勋、王鸿恩、吕秀文等三个军,在陇海东段归德、徐州间,和直鲁联军徐源泉、褚玉璞、孙殿英、张敬尧等八个军作战。终以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伤亡过重;加上国民军联军第十一军姜明玉部在后方柳河叛变,投降张宗昌,退路断绝,杨部被迫经柘城转至皖北太和县、河南鹿邑一带休整。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冯王祥于这年6月与蒋合流,下令国民联军各部实行“清党”。但是,杨虎城没有执行冯的这个命令,坚持和共产党合作。当时,在陕的共产党都先后来到杨部。他常和原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魏野畴、原东路军总部代表南汉宸及原国民军联军总部《革命军入朝报》总编辑蒋听松等共产党人一起讨论研究国内外的大事。杨在太和县凋整人事时,在所部重要位置上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他委任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长。杨还创办了一所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这时,杨部的共严党员约有二百余人。魏、南、蒋等为领导人,成立了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的皖北特委,以杨虎城部为中心,积极开展工作。
      中共皖北特委的活动,引起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这年冬,南京政府派反共大同盟系统的韩振声,携带两万元,以劳军为名,到皖北侦察情况。韩和南汉宸、寇子严曾一起随同冯五祥去过苏联。韩到杨部后,要杨虎城把南汉宸逮捕起来,押往南京见蒋介石,以便立功。韩向杨保证,如能这样办,则军队的编制经费都可以解决。然而,杨不为利诱所动,他对韩说:“你我都和汉宸是朋友,而你和他的关系还比我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照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
      1928年春,中共皖北特秀发动刘集(在太和阜阳之间)暴动失败,魏野畴也光荣牺牲。由于叛徒告密,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因而共产党员在杨部不能再呆下去了。杨就委托军参谋长孙蔚如,将暴露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他对孙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他日见面的余地。”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思想非常苦闷。他哀痛刘集暴动时挚友的惨死,又无意参加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也不愿参与陕西将领反对冯玉祥的活动。此时,他的身体状况也不佳。他接受别人提出的去日本“休养”的建议,于4月中旬经上海出国。
      同年秋天,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出现裂痕,杨虎城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蒋、冯都电促杨回国。冯将杨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调往鲁南。11月6日,杨从日本回到上海,转往南京,首先去见冯玉祥。冯即令他前往胶东,准备围剿刘桂堂、颐震等匪部。这时,何应钦也送来一份请柬,约杨虎城吃饭。何特送杨一份密电本,要杨以后多联络。之后,杨由南京到泰安,面见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著赴临沂,就任第二十一师师长。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杨虎城率部围剿刘桂堂、顾震等匪部,连战皆捷,使胶东地区暂时得到安定。
      1929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关系濒于破裂,冯以“时局不靖,集结兵力,缩短防线”为借口,令杨虎城向河南撤退。这时,何应钦也打来电报,要杨“应即驻防原地,维持秩序”,并称“所有部队经费番号中央当负责解决,请希来京面谈”。杨部的大多数中上层干部认为,冯对该部的态度和对其他杂牌军一样,随同撤退,势必成为冯的牺牲晶;胶东的绅士和商人,以张宗昌所属部队和刘、顾残匪仍有活动为由,再三挽留杨部;再说,杨部如撤退,就必须和由徐州北进的蒋系陈调元部作战,而冯的指令却说:“战端绝不要从我而启”。杨虎城揆度局势,权衡利害,便到南京见何应钦,然后见蒋介石。杨部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他任师长,同年9月,杨奉令率部由胶东开往河南南阳,阻击由陕西商、雒出淅川、内乡一路的冯玉祥部刘汝明军。
      12月初,唐生智与阎锡山、冯五祥合作反蒋,称“护党救国军”。唐委任杨为一方面军总指挥,企图拉拢杨。
      杨虎城有个特点,每当国内政治上发生重大变化,便会顿时紧张起来,几天连续不断地找自己的朋友、将领和下部谈话。有时他会指定一个有政治水平的干部,找几个人(或由他指定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分析之后,给他作有系统的报告。对于上述的谈话或报告,他为让别人把话说完,即使分析错了,他也不表示意见。经过这个过程,他就关起门来睡觉,除过问与时局有关的重要电报外,几天几夜不见人。待确定决策之后,他才起来。唐反蒋后,杨虎城也采用这种作法,最后决定对唐作战。他说:“唐孟潇太看不起人了!我革命的时候,你还是北洋军阀的小喽罗。对蒋介石造反有什么不可以呢,但至少你应当事前和我商量商量,你这样搞太看不起人了!我跟蒋是杂牌,跟你合作,也是杂牌,你们双方都是军阀,没有什么选择。”当蒋介石命令他从南阳向唐生智侧背进攻时,杨却建议向唐部大本营所在地驻马店攻击。蒋复电说:“估计兄部兵力太单,不能膺此重任,兄如有此决心,即照此进行。”当时,因下大雪,杨的西路部队一时调不回来,能使用的兵力只有三个团,而且武器都较差。杨虎城毅然决然率部袭击驻马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以致命的打击。杨部于1930年元旦攻入驻马店。唐部组织多次反扑,均被挫败。
      3月,杨部改编为陆军第十七师,他任师长。中原大战爆发后,杨虎城率部由南阳、方城经叶县、鲁山、宝丰、临汝等地的敌人空隙中,向洛阳挺进,在龙门以南,和宋哲元部一度激战。7月,杨部先后扩编为第七军及讨逆军第十七路,杨虎城任军长及总指挥。10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委派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代他主持省政府各项工作。11月,杨部占领了西安。
      1931年7月,杨虎城代顾祝同潼关行营主任职,潼关行营撤销后,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总指挥。是年11月,派孙蔚如部入兰州,驱逐了吴佩孚及其余孽,稳定了西北局势。杨曾数电蒋介石,要求委孙为甘肃省主席,均遭拒绝,仅委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
      杨虎城在陕西执政期间,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他断然压缩军费,拨出专款,作为教育基金,使教育工作者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扩大了省立各中等学校学生名额;提倡学术自由,包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内,都可以公开讲授;重视对青年的培养,资送了许多进步学生留学。他明知王炳南、江隆基、潘自力等人是共产党员,仍信任不疑,送他们出国深造。杨还把水利建设作为施政的重要项目之一。他委任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建设厅长,除拨出专款外,还与“华洋义赈会”合作,修筑了泾惠渠。这条水渠可灌溉田地五十万亩,后经修扩,达到了七十万亩。
      杨阅读文件很慢。为了适应繁重的工作,所有文件、报纸、小说之类,都由别人念给他听,多少年来,已成为习惯。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听明白了的东西就可以记下来。《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书,他说得很多,也都是由旁人念给他听后而记忆下来的。
      至于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他事先研究决定一本书或一个问题,指定专人讲解。他闭目谛听,除某些地方没听清楚,要求再讲一遍外,一般不说话。之后,他会提出一些问题,让讲解人解答,有时还会进行一番争论。听念报是杨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清。他订了国内各派系的报纸刊物,还有几份外文报纸。这些报刊由主管报刊的秘书先看一遍,勾出重要部分,每天早上拿去念给他听。因此,杨的知识非常广泛,作报告或开会,讲得头头是道,很能吸引人。
      杨虎城生活很简朴,对抽烟、喝茶、吃饭都毫不讲究,从不挑剔。早年他酒量很大,以后却很少喝酒。对各种赌博一窍不通,连当时流行的打麻将也不会。有时迫不得已参加时,就以输钱来应付场面。
      自主持陕西工作以后,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日渐加深。1933年5月,蒋逼走南汉宸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了杨的省主席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是国民党中首先提出抗日主张的高级将领之一。1933年3月,正当日寇向热河进犯的时候,他特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然而,遭到蒋的冷遇。
      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不仅在言论上遥为声援,而且予以物资援助。同年,他在家乡蒲城县由自己出资创办了一所尧山中学,用“教育报国”四字作校训,向学生宣传抗日自由原则。后来,这所学校有许多学生奔赴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1935年初,杨部奉蒋介石的严令,阻截、“围剿”由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地区转移的红二十五军,遭到红军沉重的打击。元月,在蔡玉窑和菖牌镇两地被歼灭六个营;3月在,佛乎、华阳地区,警二旅两个团被歼;4月,警三旅五个营在柞水九间房地区被歼;7月,警一旅又被歼于秦岭山区袁家沟口。杨虎城从惨痛的教训中,逐步觉悟到“剿共。是没有前途的。现实逼著他寻找新的出路。
      是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使杨几乎有绝处逢生之感。他认识到,“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并觅取停止打内战的办法。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花了一笔钱,当选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后,他气愤地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太丢人了!”正在这时,南汉宸派申伯纯到南京,建议杨虎城和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杨即表示赞同。
      12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亲自派汪锋到西安面见杨虎城。汪转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给杨的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对杨给予很高的评价,提出了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希望杨和共产党的关系保持下去,发扬光大。因而,杨更坚定了不打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
      与此同时,南汉宸又派王世英秘密去西安。杨虎城在自己的别墅“止园”客厅里与王会谈。之后,达成四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外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杨还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回陕北。
      从此以后,杨部和红军再未发生过实际冲突。在红军过黄河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部进攻红军后方,杨虎城都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应付过去。杨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红军人员来往很方便,只要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进出西安。红军的军用品及其物资可通过交通站运往陕北,杨部还常派汽车协助运输。这样,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夏季,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东北军入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由于蒋挑拨离间,张、杨之间一度矛盾较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进步人士的工作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消除了误会及成见,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共抗日。
      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中国共产党“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1936年夏,两广“六·一事变”解决后,蒋介石调动重兵准备大规模地。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举消灭红军。10月20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向杨虎城和张学良宣布不准抗日,实行“剿共”的计划。杨、张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的呵责。12月4日,蒋再次到西安,提出两个方案,逼杨、张作最后的决定。这两个方案是:(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杨、张如不愿意打内战,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杨、张在重压之下仍不接受这两方案,并坚持对蒋介石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求蒋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苦谏置之不理。张学良采用哭谏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反遭蒋介石责骂。到此,杨、张都明白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张学良试探杨虎城,问可不可以找王炳南(在杨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谈谈,看王有什么意见。杨故意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一听此话,连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因此,张、杨决定发动“兵谏”。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张学良在十里铺劝回学生后,立即找到杨虎城,说:“群众的要求我已作了保证,蒋很顽固,善言好语是没有用了,你看怎么办好呢?”杨紧紧握住张的手说:“副司令,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定跟你来。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请不要迟疑。”
      10日晚上,险些出了大乱子。那天晚上,杨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应约去找张的宪兵营长孙铭九,宋突然发现孙正指挥几辆坐满士兵的卡车,向临潼(当时蒋介石的住处)进发。宋以为有紧急情况,立即报告了正在易俗社陪蒋介石的高级将领看戏的杨虎城。杨见张学良没有来看戏,也以为张背著自己抓蒋介石去了,立即命令调部队包围易俗社。直到深夜11点,张学良从临潼返回,才知是一场误会。当时有人发现剧院被包围,质问杨虎城,他以保卫安全作解释。
      11日,杨、张商定于次日凌晨6时行动,并分工由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抓蒋介石,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当晚九时,杨召集亲信的高级干部,宣布了“兵谏”计划,他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又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同时,杨与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一起详细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具体部署是:孔从周旅负责解除蒋介石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陕西省府的宪兵连和西关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机场;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的警戒(东南一隅归东北军),每一街巷如有武警时,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了增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调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为副旅长。炮兵营归孔从周指挥,炮兵位置设在北城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西京招待所随同蒋介石来的高级官员。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监视思想反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的营长李振西,该营由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杨虎城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学良率领十一名军官来到杨的新城大楼,与杨共同指挥行动。张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回答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月12日凌晨5时左右,闻名于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部在临潼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杨虎城部于8时左右完成了计划的任务。
      张、杨逮捕蒋介石以后,立即通电全国,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他们还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去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处理善后事宜。
      15日,杨虎城向全国发表广播词,强调指出:“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向同一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他说:“只要中华民族能够生存,对个人为功为罪,是不计较的。”
      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7日到达西安后,周恩来会见了杨虎城。杨开始不同意释放蒋介石,说:“你们过去都是讲反蒋抗日,为什么现在又讲联蒋?”又说:“蒋介石气量小,又极阴险,放了他,将来他一定会大肆报复。”周恩来反覆向他阐述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使杨消除了顾虑,终于赞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感慨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25日,张学良要亲送蒋介石去南京,杨虎城再三劝阻张不要陪蒋前往,可是张不听。
      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押。杨虎城即发电质问南京国民党政府,对蒋背信弃义的行径表示极端的不满。1937年1月5日,杨又领衔通电南京政府,再次抗议扣押张学良和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称:“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内战再起。“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俗求对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就在这天,他被蒋介石撤职留任。
      3月初,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地去见蒋介石,以便“恢复感情”。杨于该月28日到溪口和蒋见面。蒋介石大骂张学良一顿后,对杨说:“虎城竟跟著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第二天,蒋又约杨单独谈话。蒋问杨:“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蒋接著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这样,杨虎城被迫以“考察军事”名义出国。
      6月26日,杨乘胡佛总统轮离开上海。7月9日,在旅途中听到日军进攻卢沟桥的消息,他即给宋子文发电报,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他曾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战,都遭到蒋的拒绝。于是他利用到欧美一些国家参观的机会,进行抗日的宣传。7月14日,他抵达美国旧金山,在书面谈话中,慷慨激昂地说:“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于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当时,有的人从杨的个人安全设想,对他回国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然而杨虎城的答复是:“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10月29日,他终于乘法轮“哲利波”号离开法国马塞,于11月26日到达香港。一路上,他受到爱国华侨和进步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可是,当杨一踏上香港码头,就被戴笠派的军统特务监视起来了。11月30日,杨离港飞往武汉,拜访于右任。此时,蒋介石打来电报,假称到南昌见他。12月2日,杨虎城到南昌,没有见到蒋,却被戴笠囚禁起来。从此,杨与世隔绝,失去了自由。
      杨虎城在狱中生活长达十二年之久。
      1938年春,蒋介石令戴笠将杨解往长沙、益阳监禁。该年冬,他被转押到贵州省息烽玄天洞。这个山嗣终年不见天日,里面很潮湿。杨虎城常生病,身体很虚弱。他的夫人谢葆真和幼子拯中一直陪在身旁。谢是在大革命时期到杨部作政治宣传工作的,1927年和杨结婚。杨虎城被囚后,她明知生的希望不大,但毅然抛下四个女儿,带著幼子拯中与杨共度囚禁生活。1941年,他们在狱中又生下一个女儿。
      1945年,抗战胜利了,杨虎城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很快会获得自由。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第二年春又被押到重庆,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1947年,谢葆真不幸死于狱中。杨虎城万分悲痛,日夜以谢的骨灰箱子为伴,睡觉时也要放在自己的枕边。
      1949年春,代总统李宗仁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杨虎城。李一方面给重庆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派一架专机到重庆要把杨接走。杨看到《中央日报》登载出这条消息后,兴奋不已。杨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拿不定主意,只好一边给李复电推搪说,毛人凤不在,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清楚;一边却叫周养浩打一个长途电活给住在上海的毛人风。毛是戴笠的继承人,即请示告退在溪口的蒋介石。蒋断然反对释放杨虎城。于是,毛人凤等特务头目决定把杨先转移到贵阳。当徐远举劝杨转移时,畅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周养浩欺骗杨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于是,杨虎城就同意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乘专机转往贵阳。
      同年8月间,蒋介石从台湾折返重庆,亲自主持对西南特区的破坏活动。当时,毛人凤遵照蒋的指令,暗中策划杀害杨虎城。毛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商议怎样处决杨的问题。有入主张在贵阳就地处决,但是徐远举认为,就地处决难免会露出风声,还是把杨骗回重庆再行事。他们还确定杀害杨虎城的地点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树坡“戴公祠”,并挑选了六个极端残忍的刽子手。
      9月初,周养浩到贵阳,面见杨虎城。周佯称蒋介石在重庆可能要见他,把他送去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于17日乘车回重庆。周养浩按照毛人凤预先约好的做法,立刻秘密打了一个紧急电报,以便让重庆的特务们安排行刺的工作。当晚11点多钟,杨虎城和儿子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了戴公祠。杨走下汽车,看守他的特务队长张鹄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介石接见,另一方面等到台湾的飞机。接著,在张鹊的带引下,他们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的儿子拯中,双手捧著母亲的骨灰箱子跟在后面。当拯中走上石级,正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特务杨进兴用匕首刺入其腰间,拯中惨叫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去。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心知有异,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儿子,刽子手的手刃就刺进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去。杨的年仅九岁的幼女、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宋振中也惨遭特务杀害。刽子手们把杨虎城和拯中的遗体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并用硝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这一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就立即著手调查杨虎城的下落。12月1日,杨虎城的遗体被发现。1950年1月15日,重庆隆重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邓小平、刘伯承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追悼会。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中共中央的唁电指出:“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30日,杨虎城的忠骸和随同死难者的灵柩从重庆运到西安。以彭德怀为首的领导同志和西北各界人民,在西安车站举行了迎灵公祭。2月7日,根据家属的意见,杨虎城安葬在西安南乡韦曲少陵原杜甫祠西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