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小语--再见啦,崖边的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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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啦,崖边的查某!

(2006-08-18)

.郑维

  华人社会里面,一个女人能被大众叫成“姐”,自然是有点身份门道的。

  国共内战时,中共曾经的女地下党江竹筠,在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展现了一身的硬骨头,被红色文人尊称为“江姐”;香港超级大牌艺人汪明荃,入行三十几年就红足三十几年养成一股霸气,被媒体尊称为“阿姐”;福建“偷渡皇后”郑翠萍,在走私人蛇的黑色劳力出口产业上成为一方之霸主,被广大“跳飞机族”尊称为之“萍姐”。

  这类的例子多不胜数。

  官姐,没有江姐全身的红色光辉,没有阿姐满身钻石的灿烂,也没有萍姐“人口罐头出口公司”的手眼通天,连她最后一个合法的身份“公娼”也已经成为了历史。

  命如草芥的官姐,原名官秀琴,媒体都唤她官姐。

  她平凡的心酸故事简述如下:

  官姐自幼家贫、仅念了两年小学,为了医治母亲的眼疾而卖给人家作媳妇。但婚後连生两女,未能得男。丈夫在婆家的默许下另娶。二婆肚子争气,怀上男孩,婆家的冷嘲热讽,丈夫的无情对待,如倾盆大雨。骨头硬的官姐签字离婚,带着女儿回宜兰乡下的娘家。

  一无所有的官姐回到贫穷的娘家,当矿工的父亲也正好罹患癌症,面对如此的重担,只有小一程度的官姐选择了躺下去,用最原始的方式挑起来养活一家子人的重任。

  官姐的身影出现在媒体面前,是在台北决定废除公娼的时候。

  柔性的讨论场合,官姐挺身露脸为了公娼姐妹说话,拜托大家「手势抬高,放公娼一条生路!」;在公娼决定上街抗争後,官姐第一个挺身而出上街投入公娼自救运动。公娼上街抗争时,无不戴帽蒙脸,只有官姐以真面目示人,在每一次的街头冲锋中,展现出了当时的台北市长,现在的台湾总统陈水扁都没有的勇气与担当。

  从娼的这些年,她不愿家人知道,一人在外租屋独居。电视播出她抗争的镜头时,家人才知她以公娼为业。小女儿打电话找她,哭个不停:“也知道你是为了家,但是有那麽多阿姨,为什麽唯独你要强出头?”

  她说:“我不偷不抢,只是行业不同,那麽多模特儿脱光让大家看,我们只是一男一女在一起而已,有什麽见不得人?”如此的谈吐,令人动容。

  还记得官姐的两个经典镜头:

  一:她在电视镜头前对着在那群拿满美国文凭,生活在钻石名牌中的台湾妇运领袖面前用台语大骂:「阮(我)是崖边的查某(女人),退一步就掉到海里,恁拢(你)是坐在冷气房的高尚查某,不懂阮的痛苦……阮不是爱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那“崖边的查某”一语,至今我没有找到能与之匹敌的形容。

  二:官姐一把脱下裤子,向传媒展示身上被警察打瘀的伤痕。那一身的青紫,已经成为了公娼抗争的象征。

  为性工作者权益奋斗着的她,做了一切她能够做的。可是这最底层的卑贱声音,无法打动那些口口声声姊妹情谊、女权至上的妇女团体,或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晚上偷喝花酒的市政官员。

  公娼,还是废了。

  悍勇仗义的官姐今年也死掉了。

  台湾日日春协会有关官姐之死的原文是这样的:

  “官姐在北市与四个小姐合作经营小型私娼户,自己也兼做小姐。地下化的性工作使得娼馆经营,面对任何人都要低头和委曲求全,官姐一肩承担各种交际应酬,应付各种地方势力、黑白两道、警察取缔、打点邻里关系,因地下化经营而需增加的支出庞大,她经常感概「变成非法,什麽人都可以骑在你头上,我们只有低头,求人手势拿高,放我们一马」。努力工作,生活还可以撑得过去,但在93年,店里别的小姐欠债落跑,马上牵连到原来大家互相借贷的系统,一个洞一破,全部人受牵连,官姊开始欠卡债去补洞,但做保人的官姐也承接朋友的地下钱庄的债务,挖东墙、补西墙,庞大的卡债、钱庄利息,就像吸血鬼一样,她的经济急遽恶化,债务越滚越大。

  就在官姐一手扶持家庭经济、一边费力交际经营私娼馆、一面开始陷入每天都要缴利息焦头烂额的还债时,七月底,报马仔再度传来消息「中央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强取缔色情专案,你们到九月底都最好不要开」,「取缔色情不能开店」,无异是压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崖边的查某”官姐,终于跳下崖,她的尸体漂浮在基隆水湳洞,五十四年来累积的痛苦都溶化进了太平洋。

  无论是火中莲,还是日日春,众多的比喻都已经凋谢。

  只有自己,看着自己写着的告别文,回想着看到公娼抗争时满心的嘲笑和不屑,才突然自省,什么时候开始缺失了每条新闻后面都该有的同情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