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市场万能论必然越走越窄 去政府理论充满谬误(2)

经济参考报：那么，如何理解狭义新自由主义及其基本存在形态呢？

刘迎秋：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不仅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同涵义的“新自由主义”，还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因为，严格地说，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社会思潮三种存在形态的总和，虽然其侧重点是不同的。

首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一个科学与谬误组成的理论和思想混合体。翻阅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论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并在很多问题上做出了新的解释和发挥，而且在很多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存在严重谬误。例如，哈耶克关于商业循环和货币、信用政策效应的分析以及弗里德曼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阐述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现代经济理论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的作用，他们也因此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的“去政府”理论和政策主张则是充满谬误的。归纳起来，他们的“去政府”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有三：一是小政府和去政府论；二是私有产权有效论；三是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论。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主要特征、以夸大的形式把原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经济理论推向市场极端的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具有多种存在形态，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推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思潮的突出特点是宣扬“市场万能论”，否定“市场缺陷”及其“失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片面夸大市场的自修正和自复衡功能，否认政府干预对于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认为除了维护法制和社会秩序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将有损于市场及其健康运行。

最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华盛顿共识”。1989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旨在解决拉美国家经济衰退的国际研讨会。会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将会议取得的收获称为“华盛顿共识”。应当指出，“华盛顿共识”所概括的十项内容既有合理因素和政策建议，也充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四项开放原则和三项“去政府”干预要求，集中反映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潮。

经济参考报：您提出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均源于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呢？

刘迎秋：新自由主义虽然早在1920～1930年代就产生了，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它的真正兴[0.40 3.95%]盛则是19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爆发“滞胀”危机以后的事情。“滞胀”既是当时持续推行凯恩斯主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也是战后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到位以及主导产业日益成熟使然。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相伴而生，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才由30年代以后的“被边缘化”转为重新登上历史前台。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新政”的开启和“里根革命”的到来，起到了助推新自由主义兴起和迅速向全球传播与蔓延的作用。

“撒切尔新政”的实施，标志着哈耶克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进入主流意识。1979年5月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其当选为英国首相前夕的一次演讲中，向世人公开宣布了她“别无选择”地接受哈耶克的政策思想，并由此彻底表明了她的政治主张及其新政指向，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由此开始进入主流社会。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在其当选美国总统后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也曾明确提出“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了他的反“凯恩斯革命”的立场，而且指明了他的政策取向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潮完全吻合。

随着“撒切尔新政”的实施和“里根革命”的展开，他们为医治滞胀性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相继出台，包括紧缩货币供给、降低税率、压缩政府开支和减少财政赤字、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放松管制等等。其中，里根政府于1982年签发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标志着放松金融监管，也即新自由主义从思潮转变成为政府政策的开始。

伴随英美等国“滞胀”阴影的消失，新自由主义思潮便成为被广泛宣传的一种“新思想”，“华盛顿共识”也因此于1990年正式公开问世。

经济参考报：那么，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必然衰于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呢？

刘迎秋：种种迹象标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在推起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其整个国民经济推到了衰退严重的阶段。实际上，早在“撒切尔新政”实施不久和“里根革命”的年代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就已经在解决“滞胀”困境的同时，给他们的所在国经济发展留下了许多难于克服的隐患和棘手难题。例如，“里根革命”至少给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三大隐患：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带来的巨额赤字和国债余额成倍增长与高额贸易逆差同时并存的隐患；不加监管的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两级分化和更多更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隐患；低利率和信贷盲目扩张及全民负债超前消费带来的更多美国人选择不节俭和不储蓄倾向的隐患。随着这些隐患的显现，人们才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产生怀疑。

首先，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内在缺陷的第一次大暴露。这是一次震惊了世界的比索汇价暴跌和股票价格狂泻的金融危机，也是一次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必然发生的危机。到1995年底，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负 增 长6 .2 %， 通 货 膨 胀 率 超 过 了50%，实际工资降低了20%。墨西哥金融危机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内在弊端与本质缺陷的第一次明显外露。

其次，1997年5月先从泰国开始、进而成为殃及包括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洲金融[2.68 -0.37%]危机，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主张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历史局限性。当时，最具影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的援助计划。危机期间，除马来西亚外，其他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分别向IM F提出贷款申请。这几个国家虽然分别得到了IM F的紧急援助贷款，但均是以服从充满“华盛顿共识”要求的IM F的苛刻条件为前提的。为摆脱危机，上述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此间，中国不仅公开宣布人民币对外不贬值，而且还实行了一系列与IM F要求完全相反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增发国债以扩大政府支出、降低利率以促进民间投资、提高工资以增加国内需求等启动内需的政策。虽然此间中国遇到了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压力，但通过启动内需，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保持7 .8%以上的增长，而且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增长和实现第二次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必然使人们更加怀疑“华盛顿共识”的正确性。

第三，1998年爆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后来在拉丁美洲国家接连发生的金融危机，又一次用铁打的实事证明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充满了矛盾与危险，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不仅俄罗斯有过因求助于美国“休克疗法”而惨遭经济衰退的经历，而且拉美国家也有过借新自由主义实现本国经济更快发展美梦破灭的历史。例如，自1981年拉美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直到2001年的20年间，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远远低于他们曾经诅咒的1960～1980年间国家主导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时期。到2000年，这些拉美国家的人均生活仅相当于1980年曾经达到的水平。实践迫使越来越多的拉美人民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噩梦中醒来，大批左翼或中左翼政府也因此重新登上拉美政治舞台。

第四，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必将全面走向衰落与终结。因为，自“华盛顿共识”问世以来的近10年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影响及其危害曾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则充分表明，它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同样具有巨大伤害作用。导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原因，诸如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等，均与放弃凯恩斯主义、推崇和遵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影响密切相关，甚至这些政策行为本身就是它的结果2007年开始爆发并波及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全面衰落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