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与“权力之争”！ - 古彭万俟轩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无耻小人在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建国后前三十年伟大建设成就的同时，就是不遗余力地在毛主席选择接班人问题上“说事”。他们把毛主席自动辞职退居二线、让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一事，说成是大跃进失误毛主席的“引咎辞职”；把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说成是毛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其实，这些指责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也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还是让历史来说话吧。

先说所谓的“引咎辞职”。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从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辞职，到刘少奇正式接任国家主席，中间经过了大约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说，毛主席早在1956年4月份就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时距离大跃进还有两年时间。

1954年9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年半之后的195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首次提出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主席说：瑞士有7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毛主席说，下届人大选举国家主席时就不要再提他的名了。毛主席当时还明确表示：“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由于毛主席的崇高历史地位和在民众中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他准备辞职的意见刚一提出，当即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特别是许多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思想不通。为首的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和黄炎培。1957年5月1日，陈叔通、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15至20年内，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为好。

看了陈叔通和黄炎培写的联名信之后，毛泽东于5月5日在该信中间写了四段批注，还在信前、信后写了三段批语，并附纸写了一件批示，明确表示从1958年起离开国家主席一职，以摆脱繁琐事务，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六十条指出：“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12月9日毛主席发表讲话：“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讨论终于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1959年4月18日至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大会选举朱德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1956年4月份首次提议辞去国家主席一职，1957年5月份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后来又经过1年多的党内外酝酿和说明，到1958年底形成决议，195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前后经过3年时间。通过这一过程也可看出，毛主席不仅是真心实意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而且早在3年前就提出来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毛主席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才“引咎辞职”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也是对毛主席的恶意毁谤。

再来谈谈所谓的“权力之争”。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关于究竟走什么道路的分歧和斗争已经白热化。有关资料证明，建国初期，毛主席与刘少奇在建国主张以及大政方针上就存在分歧，毛主席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刘少奇，并直截了当地说：刘少奇不准备搞社会主义。在大跃进时期，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树立“特大型人民公社”典型，鼓吹“穷过渡”，大刮“浮夸风”、“放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主席发现后七次召开会议“纠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仍然对刘少奇抱有殷切希望，而且力挺刘少奇，让刘少奇在1959年4月顺利当选国家主席，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的宽广博大胸怀。

可惜的是，刘少奇从大跃进时期的“极左”，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突然跳到“极右”。他先是在农业生产中极力推行“包产到户”等资本主义货色，试图把社会主义方向扭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四清运动时期，刘少奇又严重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搞一套。他树立的“桃园经验”“整群众”，与毛主席的四清“整干部”发生严重对立。至此，毛主席才意识到，刘少奇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路线、死心塌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的人物，批评和教育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毛主席一生光明磊落，他尊奉“唯有主义之争”，从来不搞什么个人恩怨。1965年，毛主席就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我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再让他们再走回头路。”这些话不仅可以作为毛刘路线之争、政见之争的有力佐证，同时也批驳了所谓“权力之争”的荒唐谬论。

通过上述历史资料，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污蔑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期退居二线是“引咎辞职”，污蔑毛主席与刘少奇的路线之争是“权力之争”，不仅没有任何根据，也是别有用心的。特别是把毛刘路线之争说成是“权力之争”，这只能证明那些可耻的改革“精英”们已经黔驴技穷，只会以小人之心来揣度毛主席的伟人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