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30年阅读流变：【1978-2008私人阅读史】

天益社区版面：读书时间
作者：张清 胡洪侠
出版社：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定价：48元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第一本集合各方高手撰写的“私人阅读史”；她出生在正该出生的时候，不早也不晚；每一篇文章都是有分量的——不仅因为说话的都是读书届有分量的人，关键是他们说出了从前没透露过的私人读书秘辛；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书之书”），而这一类的书总是容易让人回忆和怀旧；他们提供的读书经历、方法和书单都可以当样本看，可以当文献看，而且很有用；名人写文章有时喜欢“装神弄鬼”，可是在这本书里，他们说的是心里话，可读而且易读全书“四色”印刷，书衣皆为老版本翻拍，更为此书增添了珍贵的文献价值。
在这本书里，34位文化名人将自己的阅读经历回味与梳理，一个个有趣的关于书的故事是他们个人化的心灵轨迹，更是一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们以他们的真诚与坦白说出了阅读的真相，让我们这些阅读他们“阅读史”的人，多了几分会心的快乐，因此更多一层体会出阅读的智慧与价值。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私人阅读史》　　胡洪侠 张 清 编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１月
阅读本是私人事
杨小洲
胡洪侠君在此书后附《编馀零墨》中说：“述说‘私人阅读史’最容不得作伪，因为太容易露出破绽。”大抵外行掉书袋易被人一眼看破。胡君又言：“回忆自己三十年的阅读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激活记忆，逡巡书架，翻看笔记，复原阅读现场，甚至揭开久已痊愈的伤疤，梳理杂乱无章的碎片，重温‘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文字。”算是一种对私人阅读的注解。
阅读本是私人的事，读什么书或怎样读，皆由自己随心所欲，旁人无从干涉或代作决定。譬如知堂老人曾作《入厕读书》一文，谈到许多入厕读书的事，古今中外有持卷入厕以为快事者，颇晓此间之乐。拿《知堂书话》随手翻检，知堂另还写有《灯下读书论》、《谈禁书》、《谈毛边书》、《销夏之书》、《读旧书》、《小人书》、《租书看》等诸篇关于读书的文字，皆为私人阅读经验，读来甚感有趣。不过这些都可看作是个人阅读的某种趣味，联系起来大抵看出一个人的阅读过程，但是人们的阅读兴趣往往随时间或者识见阅历环境等等发生改变，因此要观察私人阅读史，倒是很可看出一种人生成长，但这里又还牵扯到阅读的个人品位，从所阅读的书籍看到此人的智识高低。加拿大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有《阅读史》，写得很有趣，说农夫阅读天空以测天气、渔夫将手放入海里以测海流云云，将阅读的意义设定得十分广泛，超出我们通常将阅读限于书本的范围，连情人在被窝里用手阅读对方的身体都在其中，倒是很新鲜的见识。不过倘若按这样来解释阅读，恐怕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可算作阅读，此书国内早有译本，似乎少见有人谈到这书，看来阅读这事尚未普及，由此见出阅读的私人属性。
说到私人阅读，虽与大众阅读有距离，却也脱不了时代所共有的阅读潮流，早前一些很时兴的书，未必还会成为今天的读物。因此记录个人的阅读经历，在旁人看来最为有趣。《１９７８—２００８私人阅读史》是册关乎三十年私人阅读的采访录，共收三十四人关于阅读的经历与感受，附《我的三十年三十本书》之个人书单，大体能看到这些受访者近三十年在阅读上的故事。这些采访得来的私人阅读史原刊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选编成此书。这是件难能可贵的事，毕竟要将这些颇具私人的事公布开来，许多人都有所顾忌。譬如在台湾长大的香港梁文道先生，他的阅读史及所开书单多为内地出版物，这委实有点不大对，连读者都要为他感到委屈。毕竟阅读涉及到我们这三十年文化与思想的发展过程，即便有顾忌也不必限制到只读内地书的程度。
书中所采访的那些私人三十年的阅读经历，很可看出一些人生发展与变化，譬如李辉的私人阅读收获，在《万历十五年》和《光荣与梦想》的“如何通过人物来写历史”，而“《随想录》是对我影响终生的一本书，它决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和思路。”从这些简单的阅读叙述与回顾，便可梳理李辉的阅读与创作之关系，也知阅读对思考的影响成就了他的人文关怀写作，见出阅读对人生所起到的作用。刘苏里谈私人阅读史说：“我个人的阅读，一直紧扣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从战争中走来》、《高岗在北京》、《想象的共同体》、《极权主义的起源》、《以色列史》、《权力与自由》，口味一直没变。”这在兴趣方面很可说明他这种阅读性格，阅读他所写文章，也多与这些阅读口味相关。
止庵先生的私人阅读，是“把‘我’和‘我们’分开”，因为“影响了‘我们’的，不一定影响了‘我’。”若作进一步阐述，则为：“在思想方面，我不想受到‘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与“读了这些书，我变成现在的我”，可知他强调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在阅读上有很清醒的分辨。不过这个独立存在的“我”，与现世一些张扬个性有所差别，须建立在广博与深厚的阅读积累之上，是为“书对人的影响是一个升华过程”。止庵在读书界之声誉甚隆，盖得益于其读书多而细致，且关乎读书事有问必答，以谢其章言“问不倒”是也。
扬之水为自己的三十年阅读只开出三本书：《管锥编》、《知堂书话》、《金瓶梅》。她所总结的私人阅读史，入门书为《管锥编》，原由是：“《管锥编》不仅告诉我怎么读书，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做学问”，读《知堂书话》则在“周作人教会我‘写文章’”。谈到这里，扬之水有句话不妨引述如下：“看了周作人，才知道文章应该这么写。同时更喜欢的是张爱玲，但张爱玲的灵气是天才，学她的所有人永远低她一等，我没那个天分。周作人不同，浸淫在里面，慢慢陶冶，还能熏出来。”话说得颇为得当，就写作而言，周作人与张爱玲分别代表中国现代散文和小说的最高成就，我甚认同她“读了周作人，他同时代人的文字，我喜欢的就不多了”。她的第三本书《金瓶梅》，开启她对名物研究的兴趣，有“从《金瓶梅》走入名物研究”之语，可想她对阅读有自己的标准，对所读之书大有选择，颇为挑剔。
另一种阅读如李景端先生，则是“我主要是为了‘做书’而‘读书’。因此涉猎的多是西方当代社会小说，阅读状态则是‘浅阅读’。一般是把书作为信息来看”，因为李先生职业杂志编辑，因而“出于我的职业，我读书不仅是为了自己，需要考虑我的读者”，可知他是为职业而读书，很有为公众而阅读的被动，难以体会私人阅读的愉快，这种阅读与职业一样都带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无奈。我另还读到李先生自己一本书，书分《我与名家》、《名家与我》、《我写名家》、《名家写我》等辑，也可看出这些皆与他的职业紧密联系，不过在旁人眼里，免不了附庸他人的成分，失去“自我”所独立的个人存在，尤其看到他要为别人而读书，倒是颇有些让人替他难过。
借上面所谈的私人阅读过程，正可看到阅读需要天赋与能力，他人无法效仿或复制。胡洪侠君在此书后附《编馀零墨》中说：“述说‘私人阅读史’最容不得作伪，因为太容易露出破绽。”大抵外行掉书袋易被人一眼看破。胡君又言：“回忆自己三十年的阅读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激活记忆，逡巡书架，翻看笔记，复原阅读现场，甚至揭开久已痊愈的伤疤，梳理杂乱无章的碎片，重温‘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文字。”算是一种对私人阅读的注解。但就私人阅读说来，我曾在以前的文章里讲过此类话，即藏书如藏妾，金钱和情感皆花费在她身上；书房似闺房，时间与精力都消耗在这里。其实私人阅读可资谈论的话题很多，喜怒哀乐冷暖等皆由此可得，如止庵读《古拉格群岛》有冰水浇背之感，惊出大病一场，旁人当不可体验，读者不妨藉来一笑。
刘苏里：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
刘苏里
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著称。生于1960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10月，创办北京万圣书园，从此万圣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它也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书店之一。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1.《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译组译，朔望、??乐山、关在汉校，商务印书馆，1978
2.《早期教育与天才》，木村久一著，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教育组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
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
4.《忏悔录》，卢梭著，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让历史来审判》，罗伊?梅德韦杰夫著，赵询、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
6.《官僚主义的弊害》，佩雷菲特著，孟鞠如、李直译，商务印书馆，1981
7.《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9.《古à?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10.《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乐山译，中国对外??译出版公司，1983
11.《世界面临挑战》，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著，三联书店，1984
12.《兴盛与危机》，金观涛、刘青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3.《宽容》，房龙著，迮卫等译，三联书店，1985
1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6
15.《圣雄甘地》，à?皮埃尔、克林斯著，周万秀、吴葆璋译，新华出版社，1986
16.《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7.《白鹿原》，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8.《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9.《民主新论》，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
20.《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6
21.《历史深处的忧虑》，林达著，三联书店，1997
22.《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3.《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4.《圣经：从神话到历史》，戴维?罗尔著，李阳、沈师光译，作家出版社，2000
25.《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风?烛?灰——思想的旋律》，金克木著，三联书店，2002
27.《自然权利与历史》，施特劳斯著，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
28.《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9.《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30.《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急用先学”贯穿30年阅读史
这30年的阅读，我先做个现象描述。个人感受到三个状况，一是起伏特别大，二是急用先学。由于3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太急速，起伏跌宕，阅读也深受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人们已经很难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阅读了。一是闲暇式阅读，完全本着个人的兴趣和兴致去阅读；二是持续关注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因此，很像前10年的改革状况“摸着石头过河”，读书也如此，“摸着脉动找答案”的阅读方式一直贯穿在30年中国人的阅读史中。
第三个状况更加严重，那就是阅读总趋势一直在下滑。这也非常契合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就像“大国崛起”式的跨越发展不能深究一样，阅读状况的表面繁荣这扇门也不能轻易推开。如今，每年图书生产的总量很大，其中确实不乏好书，整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提高。但仔细一辨别，就会发现虾兵蟹将，鱼目混杂。图书生产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知识生产、思想生产的状况。而中国目前的图书生产太缺乏有价值的原创，低水平的3?袭、重复生产反倒数不胜数。由此也造成读者阅读疲劳、购买疲劳的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所谓“能看”的书，几乎无一例外是引进版。而真正中国原创的，包括30年以前成就的学者、30年以来成就的学者，在整体图书品种的生产总量中，占的比例都非常小。目前中国内地每年生产20万种图书，30年以来生产的图书总量约150万种至200万种，我推测，其中真正的优秀原创学术书大约只占千分之一，大概一两千本，可能都还不到这个数。
“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
谈到“30年30本书”的评选标准。我认为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技术标准第三。首先应该是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的书。在此基础上，再来检视它的品质。最后一步才是文本、创新程度、文笔等相对技术化的细节。因为真正影响力大的书，在价值方面不会太差，无非是过时了，比如《第三次浪潮》，你不能说它没有价值，确实是开启了两代中国人的眼界。
此外，还要兼顾一下高端阅读界的口味。中国30年的阅读是分了很多档次的，虽然有《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这样的书，波及面从公务员到自由职业者，但在相对比较高的知识界影响较大的书，如《顾准文集》，也应该适当照顾一下。因为这个层面产生的影响，往往难以估量。在精英阶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会最终作用于知识生产，甚至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向。出于这个理由，我建议在30种书中，应该给这类书百分之十五的容身之地，即四到五种。
“1997年是一个分水岭”
1997年是一个截然的分水岭，它把30年中国阅读史划为两段。中国到了1997年，才开始真正??天覆地地告别传统社会。1994年、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把它称作“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新时代就是彻底的商品经济——所有价值被重估，标准只剩一个：金钱，理想主义崩溃，是非观念开始丧失。
再细分起来，1992年到1995年是一段决战期，经过一次激烈的人文精神大辩论，最终以传统知识阶层的边缘化、理想主义的败阵而告终。而1978年到1988年，则是一个完整的阶段。
1997年之后，由于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大众阅读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的流行阅读，呈现出十分单一的状况，玄幻、鬼故事、小情小调的青春文学，这种流行让我忧虑。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流行读物，但“50后”、“60后”流行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小说；“40后”流行的是《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70后”流行的至少是金庸、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三毛。纵观中国30年阅读史，却没有一条一贯不变的价值取向“金线”贯穿其中，从雷锋到郭敬明，从李谷一到李宇春，时代偶像的变化找不到一丝共同之处，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忏悔录》让我们学着“诚实”
谈谈我的个人阅读史。我1979年上大学，在那之前住在一个边疆小镇，几乎没有书读。我真正的阅读是从1979年开始的。最早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给我的震动是，一个人还可以这样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历。其实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解决“诚实”这个问题，当时的青年人也是如此。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在谎言中一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会“诚实”是第一个大问题。
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对我影响也非常大。这本书一般人不注意，但我从中看到了，原来一个欧洲中心国家法国和中国这么像，它的文明道路、民主进程也可以走到今天。看到了法国毛病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之相关的是1982年前后风靡知识界的两本书，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前者带给我们民主社会的常识，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后者则让我们认识了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我最初读《圣雄甘地》，是在1986年，一直到1991年，我持续阅读这本书五年。那是一个剧烈的变动时代，到底应该取一种什么姿态来应对，甘地教会了我们“非暴力”。我个人的阅读，一直紧扣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从战争中走来》、《高岗在北京》、《想像的共同体》、《极权主义的起源》、《以色列史》、《权力与自由》，口味一直没变。
《白鹿原》一定入选小说前五
上世纪80年代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日本人木村久一写卡尔?维特的《早期教育与天才》、《戴高乐回忆录》。最让我震惊的书是《豺狼的日子》，写职业杀手受雇暗杀戴高乐总统的一部纪实小说。此外，还有《让历史来审判》、《第三条道路》、《第三次浪潮》、《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灭亡》等，都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
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不能忽略李泽厚。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李泽厚时代”，不论他的“思想史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还是《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美的历程》，李泽厚都领导着整个80年代的思想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书慢慢多起来。对我震动最大的，当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对整个精英集团影响很大，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决战一方的“炮弹”。1992年，我开始开书店，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学术思想类图书了。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当时在知识界影响极为广泛。更偏一点的，还有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都在1994年前后被引进。
上世纪***十年代之交，有两本小说我印象特别深。一本是《废都》，一本是《白鹿原》。后者尤为重要，很少能见到这种史诗般的大作品。如果要评30年的小说作品，前五本中一定会有《白鹿原》。
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2000年以后，阅读趋势变得多元了，好书也为数不少。像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沉重的肉身》，承续了他早年的学术思考。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给我震动也很大。其中有几种特别重要的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最终受到人们高度重视，一版再版，但这本书仍未走出知识界。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林达几乎以一年写一本的速度，对知识大众持续产生影响力，有些书的影响力甚至蔓延到普通读书人。从1997年夏天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到2006年底的《当彗星划过夜空》，其思考水平一以贯之，行文酣畅淋漓。某种意义上，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还有两本书也十分关键，戴维?罗尔的《圣经：从神话到历史》和《传说：文明的起源》，这是关于人类起源的考古学著作。它论证了《圣经》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而不是神迹。“人类起源”实际上是近15年来读书界持续不断的热话题，从最专业的考古学著作，到比较通俗的《走出非洲》，在“寻找人类根源”这个话题上一脉相承。
有一个人需要特别注意，就是李零。从《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到《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再到去年推向高潮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他已经持续五六年在阅读界产生影响。冯象也不能忽视，他的“圣经”??译系列和法学随笔，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说到历史，还有几本非常关键的书不能漏掉，像《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要注意吴思的研究，《潜规则》开启了“吴思时代”，至今也已八年，经过2004年的《血酬定律》，近年他可能还会有一本更重要的学术著作面世。不能忽略的还有茅海建的历史研究，从《天朝的崩溃》到《戊戌变法史事考》，其影响也在十年以上了。
有影响力的书，举出来还真不少，但无论如何不该漏掉这么几种，它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陈敏编??的《傅雷家书》、莎士比亚的几部作品、索尔仁尼琴的《古à?格群岛》、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有《荒漠甘泉》、《天路历程》、《伊利亚随笔》等等，都是顶尖作品，这30年来，各自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今天没法展开了。对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别给落下。
最近，我正在写一篇较长的文字，回顾30年的阅读生活，起名《三十年：人、书籍与社会》，其中我尽可能全面地给出我的体会和书目。
（笔录?刘悠扬）
王鲁湘：阅读趋向个人化
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进湘潭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1984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获哲学硕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被称为“电视布道者”。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文化遗迹》、《冰上飞鸿——黄宾虹??学探微》、《墨天无尽——李可染艺术研究》、《大山之子——??家张仃》、《中华泰山》、《神明之地》、《中国乡土建筑》、《故国》等。主要电视作品有《寻找远去的家园》、《纵横中国》、《文化大观园》《改革开放20年》等。
1.?《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2.?《美学》，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
3.?《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局外人?鼠疫》，阿尔贝?加缪著，郭宏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
5.?《说园》，陈从周著，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
6.?《绿化树》，张贤亮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7.?《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8.?《庄子集释》，郭庆藩集释，中华书局，1985
9.?《论语疏证》，杨树达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8
11.?《老子新译》，任继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正义论》，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历史研究》，汤恩比著，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4.?《释梦》，弗洛伊德著，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
15.?《爸爸爸》，韩少功著，作家出版社，1996
16.?《红高粱家族》，莫言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17.?《高僧传》，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
18.?《基督教会史》，张绥著，上海三联书店，1992
19.?《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6
21.?《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22.?《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2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黄晓京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4.?《四书集注》，朱熹注，岳麓书社，1985
25.?《四书遇》，张岱著，朱宏达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6.?《五灯会元》，普济著，中华书局，1984
27.?《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8.?《复活》，列夫?托尔斯泰著，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9.?《九三年》，雨果著，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0.?《悲惨世界》，雨果著，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注：本书单系记者根据采访内容列出，未经王鲁湘核定。）
如果要说出30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本书，猛地一想还真不好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在理论方面的书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有影响的，这本书提供了对古代文明进行重新审视的新角度和新眼光，当时只要是好读书的人，几乎都看过。
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精神空间的理解上，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中间的核心概念。还有《顾准文集》，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震撼感，这种震撼不在于这本书提供了哪些正确的观念，或者对社会有哪些正确的判断或结论，而在于在那样一个集体愚昧的年代里，在资讯很不发达的条件下，顾准居然能够突破“黑房子”，展开自由的思考，可以说这对我产生了灵魂上的震撼。
此外，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让我见识到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可以如此的辽阔。这本书让我看到，在一个智者的眼光中，如何分析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模式，使之变得这么清晰、透明，这是一件让人钦佩和震撼的事情。
挑出《美学》40多处??译问题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历中，曾经让我读得非常认真的书是黑格尔的《美学》，它让我系统地了解了德国古典哲学。如果没有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所学习和了解的话，是没有办法把全部四册的黑格尔《美学》读下来的。在《美学》的总序和各章节前的各种小序里，黑格尔都是在谈自己的哲学体系。其实黑格尔作品写的是整个西方的文明史，他用绝对理念的历史时空中辩证、发展的轨迹，把整个文明史套在他的逻??框架里，这种思维方式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美学》刚刚??译出版的时候，我正在湘潭大学中文系上大学二年级，当时读这部书读得非常艰苦和艰难。为了读懂这部书，我还专门到哲学系选修了《德国古典哲学》。回想起来，当时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我把《美学》读得非常仔细，自以为是地在正文和注释中挑出了40多处在??译上和表述上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整理出来，给商务印书馆寄出了一封信，托他们转交给译者朱光潜先生。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中国古典作品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在过去是“不存在”的。30年前，这些作品就像是重新创造出来的。在我们刚开始阅读这些古典作品的时候，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体验，而且是一种完全“颠覆”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在那样的背景下，我重新认识了曾被“妖魔化”的孔子，重新在庄子身上体会到很多人生智慧，重新看到孟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君子人格。我逐渐通过阅读了解到，究竟是哪些经典在培养、规范着这种君子风格。
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人道主义
30年来出现的第一个阅读争论热点，是围绕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应该说，这也是30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焦点，相信有很多人都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这场争论。当青年马克思的手稿被重新发现和??译的时候，很多人发现青年马克思所表述的内容，以及各种观点、提法，和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当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其实这在前苏联等国家是早就争论过的问题了，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作品之前并没有被??译，因此，当时中国读书界在对青年马克思的一次重新发现过程中，很多人产生了这样的疑惑：究竟是青年马克思对，还是晚年马克思对？或者是在这两者中间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当然，这些疑惑都不是最主要的。从本质上来讲，这场争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人道主义，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争论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肯定人道主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要不要讲人道主义？当时在整个思想界，对这些问题都争论得非常厉害。这场争论几乎把经济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各个社科类学科的人都卷进来了，也逼着参与争论的各方都去读大量跨学科的书，其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水平以及产生的影响，都不亚于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那场争论。
如今，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对于“人道主义”、“人性”等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了，已经完全不需要再讨论了，已经成为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常识了。如果现在还有人反对人道主义，那这个人肯定会被认为是个疯子。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寻根思潮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人都特别“迷”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存在主义是影响非常大的思潮。虽然当时很多类型的刊物里都能看到有关存在主义的内容，包括直接介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各种流派的，也包括介绍存在主义各个阶段主要人物及其特点的，但是，我认为真正能够在阅读中对许多人产生影响的存在主义作品，是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加缪用小说的形式，阐述了存在主义思想，描写了人在某种存在状态中的无奈、不自由和多余，并在这种存在状态中确认一种本质，然后突破这种存在。可以说，加缪第一次使我们在思考自己人生的时候，看到了人存在的深渊，甚至看到了这个深渊的底。同样是小说作品，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让我看到了一种中国人当下的存在感，他把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放到了一个民间的环境里，一切都剥离了，显得极其赤裸，这也体现出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终极命运的一种思考。
当时还有一个阅读热潮是精神分析学，很多人书架上都有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但大部分人都基本上是??一下就不会再读了。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超我”、“本我”、“潜意识”等概念，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虽然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讲得乱七八糟、离题千里，闹出很多笑话。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在和一位80多岁的长者大谈特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我在旁边听得瞠目结舌，他居然可以那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可见，当时精神分析学在社会上是一个人人都想知道的学说，连一些老先生都想向年轻人询问。精神分析学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一些作家在创作时用这一学说来建构小说中的人物，一些诗人也在诗歌中涉及相关的内容，同样的，从事电影、绘??等门类的艺术家们也尝试着在作品中表现精神分析学。
文学界的“寻根思潮”波及的影响面也非常大，以作家莫言、韩少功的作品为代表。当时人们在探寻走向未来的路时，心里总有一个非常急切的任务，就是询问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而在此之前我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后来这种“寻根思潮”直接引发了文学、电影、音乐界“西北风”的兴起。西北原是秦、汉、唐的所在地，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古代崛起、兴盛时的那种生机勃勃的面貌，在西北地区的民间可能还存在着，于是到西北地区的民间文艺中寻根，挖掘出西北的民间绘??、威风锣鼓、陕北腰鼓等等。在追溯什么是汉唐气象的过程中，有人发现一些在西方文明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思维和文艺形式，其实我们的祖先在上千年以前就拥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了。
从集体阅读到个人阅读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不断受到追捧的阅读内容，一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各种思想、哲学等文化思潮，这种趋向在大学校园里尤其明显，大学生们面对大量新??译的书籍，纷纷通过阅读来恶补各种知识，当时只要是新出版的书，都会受到关注。后来很多人学习“新三论”，即方法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虽然学下来是非常生硬的，但在思考方式上能够受到一些影响。再后来，围绕着中国文化的书也受到欢ó?，当时新儒家的作品一问世，就引发了阅读热潮。
从阅读心态上来看，上世纪80年代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主要希望通过阅读来获得心灵、精神上的享受，通过各种书籍来获取思想，超越自我，提升精神境界。当时人们的精神话语空间是非常大的，可以因为某一部小说就引发一个争论焦点，也可以因为《收获》等文学期刊上有什么新的动静而引起各种热潮。这些现象在现在都是完全不可能再重现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的价值观转向了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转变最大。很多人都偏向于专业阅读，即使有争论，也是围绕着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圈内讨论，已经很少有精神阅读方面的争论了。当然，精神阅读依然存在，但已不会再有全民阅读、讨论思想的现象，到上世纪90年代后就更没有了，经管类图书的兴起就说明了阅读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如今，阅读更加趋向于个人化，与上世纪80年代阅读强烈的集体人格意志有着明显的区别。实际上，这是一种进步，因为现在实在没有必要几亿人同时去关注同一本书。
（整理钟华生）
吴思：一场为了寻找世界观的阅读
吴思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任全国新闻工作者D?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 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隐蔽的秩序》等作品，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1.?《韩子浅解》，梁启雄著，中华书局，1960
2.?《明史》（点校本），中华书局，1974
3.?《社会学和现时代》，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潘培新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
4.?《新阶级》（“灰皮书”），密洛凡?德热à?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
5.?《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翁贝托?梅洛蒂著，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
6.?《增长的极限》，丹尼斯?L?米都斯等执笔，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84
7.?《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5
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
9.?《系统思想》，小à?尔夫?弗?迈尔斯主编，杨志信、葛明浩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0.?《逃避自由》，埃?弗洛姆著，陈学明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
11.?《反抗死亡》，E?贝克尔著，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彼德?布劳著，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8，
1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卡伦?霍妮著，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4.?《庄子》，庄周著，郭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道格à?斯?C?诺思著，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16.?《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
17.?《经济分析史》（一、二、三），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6
18.?《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19.?《罗马帝国衰亡史》，爱德华?吉本著，黄雨石、黄宜思译，商务印书馆，1997
20.?《存在的勇气》，蒂利希著，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2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2.?《行为生态学》，尚玉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3.?《文化的解析》，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4.?《经济学原理》，曼昆著，梁小民译，三联书店，1999
25.?《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6.?《生态学》，A.麦肯齐等著，孙儒泳等译，科学出版社，2000
27.?《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著，商务印书馆，2000
28.?《封建社会》，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
29.?《神经元经济学》，à?切奇尼、格林切尔等著，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主编，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0.?《合作的进化》，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上大学之前，我们能读到的所有书，都是当时挑选出来的。像托尔斯泰的，莱蒙托夫的，《斯巴达克思》已经算出格了，甚至连《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文革”期间都属于修正主义，不让读了。这些本来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格儿”所能容忍的作品。实际上，我们上大学前读的所有书，都没有超过五六十年代划定的框框。所有正宗的“资本主义”读物（即马克思列宁没有夸奖过的），中国古典的儒释道学说，基本都没读过。这就是我们文科的知识背景。
上大学意味着，可以放开读书了
1978年上了大学之后，第一轮读书恰好就是冲开这个框框。读什么书呢？先读以前看不到的，例如传说中的“灰皮书”。像德热à?斯的《新阶级》，当年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内部参考资料，印给少数人看。我不记得那本书是不是“灰皮”，那时也尚未解禁，但在学校阅览室可以读到。因此上大学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就意味着——可以放开来读书了。
这一大类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条线索，不过向左右拓展了，我们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条主线之外的新学说。上学不久，人大名教授吴大琨就推荐了《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谈的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是个意大利人，他详细介绍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前我们熟悉的都是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现在看到了这个体系外的异端说法。
再往下走，就开始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早年马克思主义著作。青年马克思最热门的作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点谈“异化”理论。人是怎么异化的，劳动是怎么异化的，这又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一个分析框架。读起来非常吃力，但还是啃了一遍。然后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更多学说，像法兰克福学派，读了一些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文章。
寻找“什么是对的”
第二大类是以前完全被封锁的所谓“资产阶级”学科，比如社会学和心理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听说“心理学”这个词，觉得特别神往，当时想是不是有一门学科，学了之后就能洞悉人们的内心世界。我曾经拿了母亲的借书证，去首都图书馆借一本苏联人写的《心理学》，图书管理员不借，说是修正主义的书，还追问我的身份。那是1976年前后，社会学、心理学都是资产阶级学科，要单位开证明，打着批判的旗号，才有可能借出来。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把社会学和心理学取消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学科的阶级性有问题。1978年以后，我开始带着神秘感读这些书。读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正是一本苏联人写的《普通心理学》。很快，大学里又开始流传弗洛伊德、马斯洛等学派的心理学观点了。
此外就是社会学，建国以后中国几乎没有社会学的书。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社会学原理》，还是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在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教科书。隔了一两年，中国开始引进苏联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和现时代》上下两本给我印象很好。
第三大类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补课。那时市面上还很难见到《论语》，我从图书馆借出一本，3?了一遍。《庄子》也是借了几个版本对着读，还有《六祖坛经》等等，儒释道的基本功开始补了一点。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我们的专业课，就不用说了。
大学期间的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扩展知识面，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还存在一个动力，即解决世界观崩溃的问题。以前的社会实践，比如我们开门办学，上山下乡，整个生活经历好像都失败了。那什么是对的？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列宁斯大林如果不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追马克思，实际上是清理自己的疑问；读西方和中国古典，则是为了寻找“什么是对的”，是为了在过去的理论框架引起强烈怀疑之后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观。
感觉最好的是制度经济学
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农民日报》，当了记者，之前的三条阅读线索还在延续：深究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西方学术继续浏览，中国古典继续补课。在西方学术方面，“走向未来”丛书介绍了很多新学科新著作，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系统思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的综合》等等，都是以前从未接触的西方各种流派的简介。紧接着，国内又出了好几套介绍西方学术流派的丛书，如“20世纪文库”、“西方学术文库”、“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作家参考丛书”，我买了很多来读。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本书，有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健全的社会》，还有贵州人民出版社“现代社会与人”译丛，是心理学色彩较重的一套译丛，包括《反抗死亡》、《存在的勇气》、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等。
这时，我的阅读又开辟了一个经济学的新系列。以前对经济学毫无兴趣，觉得那是像帐房先生一样，一门很俗的学科。可是当了记者，不读经济不行。于是开始读农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最初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但很快就转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走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学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显学，加上我1996年开始炒股，于是，经济学的阅读量越来越大。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都有简明的介绍。经济学里让我感觉最好的是制度经济学。最早我从盛洪那儿听说“制度经济学”这个词，最初读的是卢现祥写的一本小册子，后来德国人柯武刚的《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已广为流传了。“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经济学中的结构与变迁》，也是这个学派的必读书。微观经济学方面，比较流行的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后来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最近我看的一本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等一套三本书也很有新意。经济学史方面，我读的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三卷，对这个学科的历史形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新的世界观渐渐浮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阅读线索已经断了，之后，心理学、社会学的书也不读了。当我试图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社会、解释我们看到的历史时，总是感觉其解释力不足，力量不够。它们不能提供一种世界观，不能代替我们经过试错，已经被证伪、已经崩溃的世界观。197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我粗粗浏览了西方各种理论，再回过头补上中国古代经典。做完这一切之后，还是不能形成一个对世界的、完整的、说服力很强的、有系统的看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我放弃了这些努力，尽管还是不知道那个世界观在哪儿。
怎么办？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我转向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学大寨运动为什么失败，比如从炒股票到理解公司和经济形势，再如朱元璋大力反腐败，为何还是垮台。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做具体的利害计算，又读了大量历史资料，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随后才有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想再靠在别人身上，借别人的框架去解释问题。最近十几年，我的见解随着这些具体问题一寸一寸地生长，一寸一寸地建构，不理睬别的什么主义，只是去解决问题，从经济学、博弈论、生物学、生态学、行为学之中寻找启发。
直到前年，忽然意识到我有一种世界观了。在我寻找它20多年未果、已经放弃寻找的情况下，这种新的世界观正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中，渐渐浮现出来。
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我的工作是编《炎黄春秋》，当了十几年编??，也读了大量近现代史和当代史方面的东西。它们不断加深我对中国历史的感觉，会发现，一个人生活在10年前、100年前或是500年前，往往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在相同环境下的行为非常一致，历史在不断重复。
1996年以后，我的阅读重点是中国历史。以明史为核心，把重中之重放在明以来直至近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战争史上。同时也读些世界史，《罗马帝国衰亡史》、《封建社会》、《十五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是印象深刻的好书。
五六年前，我又开始读生态学的书。人类总是神圣化自己，从生物学和生态学角度去看人类社会结构，会有让人眼亮的收获。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必读书，还有《生态学》、《生态行为学》，更具体的，如《野生短尾猴的社会》、劳伦兹的《所罗门的指环——与鸟兽虫鱼的亲密对话》和《狗的家世》、《与狼共度》、《黑猩猩生活探秘》、《细胞生命的礼赞》、《蚂蚁帝国》等各个物种的书，都是我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人类学的书，也有几本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的解析》。还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当作社会学来读。《江村经济》则是正宗社会人类学的路数。现在书桌上还摆着一本《地球上的人们》，也是这一类的。
除此以外，知识界流行的书也会涉及。上大学时一度流行“美学”，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是个时髦。还有些大名鼎鼎的小说，像《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日瓦戈医生》、《癌病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江健三郎和博尔赫斯的书。阿瑟?黑利的《航空港》、《钱商》、《汽车城》那一系列，都当作“闲书”看着玩儿。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是种好消遣。
（整理刘悠扬）
陈子善：打破读书“等级制”是最重要的变化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后来在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对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著作有《文人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这些人，这些书》等10种，编订现代作家文集、全集和研究资料集数十种。
1.?《重放的鲜花》，宗璞、流沙河、方之、王蒙、陆文夫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2.?《鲁迅回忆录正误》，朱正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4.?《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
5.?《晦庵书话》，唐弢著，三联书店，1980
6.?《鲁迅全集》，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傅雷家书》，傅雷著，三联书店，1981
8.?《古à?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9.?《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10.?《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著，黄锦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1.?《宽容》，房龙著，迮卫等译，三联书店，1985
12.?《传奇》（影印版），张爱玲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13.?《知堂书话》，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6
14.?《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5.?《性心理学》，霭理士著，潘光旦译，三联书店，1987
16.?《一九八四》，奥威尔著，??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
17.?《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
18.?《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
19.?《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0.?《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5
21.?《规训与惩罚》，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22.?《长恨歌》，王安忆著，作家出版社，2000
23.?《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李欧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4.?《我的藏书票之旅》，吴兴文著，三联书店，2001
25.?《知识分子论》，萨义德著，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
26.?《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
27.?《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8.?《查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芙著，陈建铭译，译林出版社，2005
29.?《珠还记幸》（修订本），黄裳著，三联书店，2006
30.?《特别的猫》，多丽丝?莱辛著，彭倩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谈到30年来影响较大的书，首先要澄清的是一个观念的转变。1978年以前的传统观念，实际是“阶级论”、“等级制”在阅读领域的反映。这观念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的人天生就有“免疫力”，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天生就是革命者，他们可以看想看到的任何书，即使是“毒草”也不会中毒。普通老百姓则被先验地假设为一定会“中毒”，所谓“封资修”的书都是不能看的。怎样判断这些书是另一回事，读者首先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以全本《金瓶梅》为例，当时只有老干部和军级以上干部可以读。
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步把这种“等级”打破了。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人的正当读书权利，在这个时候开始恢复。因此《读书》杂志创刊号提出“读书无禁区”，我认为非常及时，影响非常深远。
“读书无禁区”是一个标志性变化
“文革”前开始的“内部发行”五花八门，为了区分各种人群的阅读，出现了“白皮书”、“灰皮书”、“黄皮书”等各种名目，但无一例外是限制老百姓的阅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限制也逐步破除了，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西方的，慢慢被引进了；萨特、福柯，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哈耶克、??恩斯的著作，大量进入中国；文学类更不必说，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唯美主义等书籍，大量??译引进。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方面做得很好。一个是??译，虽然近年有些粗制滥造，但??译面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宽广，甚至可以做到同步引进了。另一个是作家的创作、学者的思考和探索，束缚慢慢少了。
解放以后有多次禁书运动，改革开放以后，每一次平反都带来一批作品的解禁，譬如“胡风案”的平反、胡适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
此外，“海禁大开”也是改革开放给读书界带来的一个大变化。过去海关查得非常严，艺术家带回的人体绘??，都被扣留下来。荷兰著名性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上世纪***十年代之交在中国内地还是“内部发行”，前两年，商务印书馆已经能够光明正大地公开出版了。这就是一个进步。受过中等以上文化教育的读者，对书籍自有其判断力，要相信他们的判断力。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相信”的面越来越宽了，包括旧书，以前旧书也是不可以流通的，如今网上的旧书买卖非常活跃。通过这样的流通，许多书信、文稿、日记等重要资料被发掘出来，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和研究便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读书无禁区”是1980年前后读书界的一个标志性变化。但真正要做到“无禁区”，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完结。
两本来自海外的新文学史
我自己的私人阅读史比较个人化，更侧重于专业阅读。譬如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1979年在香港出版了。当时我托一个朋友从香港寄给我，竟然也寄进来了。过了几年，这本书又寄不进来了。当时海关的标准是瞬息万变的。我一看这本书就吃了一惊，夏志清对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张天翼等人的重新评价，与传统现代文学史的“抹去”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学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进来的还有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世纪80年代，上海书店出了上中下三册的影印本，发行量惊人。他完全从另一个角度评价现代文学，比如发掘出无名氏，也是传统文学史从来不提的人物。这两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两本海外著作。
那些年，在专业之外，成为一个知识界话题的流行书，我也会关注。像本?雅明、福柯、杰姆逊的书，黄仁宇、余英时、钱穆、陈寅恪、吴宓的重新发现。我不是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的，但某些话题也会关注。比如老区作家孙犁，在改革开放以后“焕发青春”；比如汪曾祺的重新发现；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长恨歌》产生的影响，我都会因研究而阅读。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还有性学书籍的出版。比如霭理士的七卷巨著《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三联书店出版。改革开放以后，这也是一个大的突破，以往这类书是不允许出版的。
改革开放与“走向世界”
最早从我研究文学的角度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本书叫《重放的鲜花》，印量很大。为什么叫“重放的鲜花”？这些作品都是“文革”前和“文革”当中被批判的，比如王蒙、陆文夫、宗璞????鲜花打成毒草，所以叫“重放”。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学者首先就是文学爱好者，这本书被上海文艺编选出版后，大受欢ó?。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出版现象很有意思，即作家、学者日记的披露。日记是最私密的东西，但提供的信息量不可小视，鲁迅日记、吴宓日记、胡适日记的研究，如今都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傅雷家书》是上世纪80年代影响极大的一本书，现在不知已重印多少版了。对年轻人的道德修养、人生修养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辅助读物，它会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尽管不是惟一答案。我今天已经60岁了，读来还是很受教育。
岳麓书社出版、钟叔和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标志。介绍19世纪甚至更早，中国人走出国门的见闻、所思，记录了不同文化的碰撞。这跟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大环境十分一致。实际上，中国人正是在20世纪后半叶重新“走向世界”。岳麓的另一套书，不仅有很大影响，我本人也参与的，就是周作人书的重编、重印。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使得他的书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出版。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岳麓书社开始，才有计划地、系统地重印周作人的书。这是一个开端，冲破又一个禁区的开端。
当年，我从新加坡一位学者郑子瑜的手中，得到周作人的诗作手稿，推荐给岳麓之后，便促成了《知堂杂诗3?》的出版。这之后，钟叔河先生约我编周作人的外文集，我于是编了两大卷，分“解放前”和“解放后”，共四册，先后在岳麓书社和海南出版社出版。
《传奇》比《张爱玲文集》更重要
1981年的《鲁迅全集》，我认为不得不提。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出版鲁迅的全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鲁迅这个人也是绕不过去的。这套书开了出版作家全集的先河，之后各种全集不断出版。与之相关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对我个人影响也比较大。朱正把许广平等人写的各种鲁迅回忆录拿来，一个个辩证、细究历史的真相，开创了一个比较严谨的从史料出发的研究方法。
说到张爱玲，经我推荐，1985年张爱玲的《传奇》重新影印出版。上海书店根据解放前《传奇》的增订本重新影印，这是张爱玲的书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现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安徽文艺出版社又出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这个版本更全一些，发行量更大，但“张爱玲热”的兴起，必须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传奇》影印本的出版。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加强调个性化阅读，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书单。阅读的主体性更加凸显出来，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致。我是黄裳的推崇者，上世纪80年代三联出了他的《榆下说书》，为了兼顾年代，我推荐不久前增订版的《珠还记幸》。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成为书界传奇，老版价格早已步步攀高，三联书店的新版尚未上市，黄先生自费印制的一百册编号精装签名本已经在圈内炒得沸沸扬扬。装帧精美自不待言，众多“黄迷”的推波助澜，更使得这部新版甫一面世马上跃居为“珍稀秘籍”。
（整理刘悠扬）
秋风：哈耶克是我的出发点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译介、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为什么是市场》等，已出版译著有：《法国大革命讲稿》、《哈耶克传》、《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等十余种。主持??译《奥地利学派译丛》。
1.?《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2.?《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3.?《自由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4.?《没有极限的增长》，朱利安?西蒙著，江南等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资本主义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
6.?《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7.?《中国意识的危机》，林毓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8.?《知堂书话》，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6
9.?《国富论》，亚当?斯密著，商务印书馆，1988
10.?《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著，??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
11.?《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2.?《贞元六书》（上下），冯友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3.?《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14.?《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5.?《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商务印书馆，1999
16.?《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7.?《西洋史》（“新世纪万有文库”），陈衡哲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8.?《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9.?《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中国的道路》，李慎之、何家栋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21.?《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22.?《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基础》，布坎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3.?《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著，陈美延编，三联书店，2001
24.?《国民经济学原理》，卡尔?门格尔著，刘絜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5.?《自由的逻??》，迈克尔?博兰尼著，冯银江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6.?《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7.?《法律哲学研究》，吴经熊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8.?《新儒家思想史》，张君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9.?《乡土中国》，费孝通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0.?《伶人往事》，章诒和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31.?《政制与法制》，张君劢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我1984年上大学。那正是“新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反专制的呼声却是以反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书比较热门。这方面的文章和学术活动都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走向未来”丛书。记得当时有一本《增长的极限》，最早介绍罗马俱乐部，又出了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反对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这场讨论，直到现在还留有深刻印象，因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始终是个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
还有一本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他们提出，从秦以来两千年中，中国社会不变，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当时自然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横扫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这本书是国内外较早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被称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中国历史之谜”。但真的解开了吗？
“80年代”缺乏真正的学术积累
我这一代人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上的中学。我们一上大学，就接受到一大批新鲜思潮，像刘小枫、甘阳、刘小波、金观涛等一批文人、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做大量文化反思工作。我们是看他们的书成长的。和他们不同，我们不存在“冲开”什么的问题，那时大家试图解开的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中国为什么会长期专制？”的疑惑。我在大学学的是历史，自然更关心这些。印象比较深的是陈鼓应先生的演讲，记得我和一个同学去北大，听他讲《老子》。陈先生是比较早从台湾到内地来讲学的学者，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正好契合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比较研究”盛行的大趋势。
大学高年级的时候，还有几本书印象深刻，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后一本提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存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趋势。这些书在整个知识界影响很大，不仅带来新的观点，还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们完全突破了主流的学术话语体系。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成长起来，对这个年代，我并不想作太高评价。那是一个很浮躁的时代，比如，用“三论”来分析历史，从学术角度看，是比较荒唐的尝试。又如，把传统文化和专制捆绑在一起批判，隔了20年来看，也很幼稚。整个80年代，在我的印象中很“激荡”，不断有各种新的思潮和概念在流行，但真正的学术积累却没留下太多,也没有什么思想可言。因为，人们的思考普遍缺乏足够的资源准备，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深度。这样的“80年代逻??”走到极端便是《河殇》。
当代中国学术景象的两个源头
上世纪90年代以至于整个30年，学术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国文化重新进入内地中国人的视野。最早，周作人、钱锺书、陈寅恪、张中行、季羡林等人开始流行，他们都是民国的“孤儿”和“遗腹子”，其学术思想都形成于民国时代。他们的重新被发现，使得中国人在一定程度接上了自己的学术传统、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更多了。
这个阶段，民国传统文化的“复活”加之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引入，对整个中国后来的学术景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说今日中国还有一些学术，应该是从这两个源头发展而来，而不是上世纪80年代。
周作人的散文我差不多全读了。岳麓书社的《知堂书话》大概最早，止庵编的周作人选本也读了，还有周作人的??译作品。也读过钱锺书的小说、他的《宋诗选》。至于《管锥编》，实话实说，还读了两遍。陈寅恪的一些史学著作，他的《柳如是别传》也读过。当然还有陆健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价值观震动，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个年代还有这样坚守自由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发掘了好几个人。一个是陈寅恪先生的精神价值，当然也包括吴宓先生。另一个是顾准的发现。后者对中国思想界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很大。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想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明晰起来。陈寅恪对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并没有太多贡献，他的价值在于人格和精神；顾准却不同，他的思想对许多学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他主张经验主义的转向，这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有重大影响。因而，此后的自由主义就和“五四”运动、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了，朱学勤后来所讲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应该就是这个自由主义。
这里涉及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另一个源头，即哈耶克。与之相伴，还有布坎南、波普尔思想的引入。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布坎南关于宪政经济学的一些书，像《同意的计算》，都在那时被引进。他们都是属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内的成员，与顾准、陈寅恪等中国自有传统结合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股潮流，最终塑造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品质。
哈耶克席卷经济学、法学领域
哈耶克对中国的影响既在经济学领域，又在法学领域，包括政治学领域，他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学人。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些想法，那主要是来自哈耶克。
哈耶克最早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冲击的一本书是《通往奴役之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内部发行本。这本书对中国人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行？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失败？”等问题，给出了一个可信的答案。他的著作还有几本比较重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思想上，《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则体现了他的法学与政治学思想。
中国的法学体系是以苏联体系为基础的，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法学的介绍相对较少。苏联法学体系所强调的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致，就是国家本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哈耶克等英美法学体系被引进，整个社会的法律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从理念上搞清楚了，民主究竟是什么，市场究竟是什么，以及法制究竟是怎么回事，最终落实到宪政究竟是什么。人们开始放弃“法制”，而使用“法治”一词。从这里开始，一个现代政府、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才逐渐清晰。
其实，不只是中国，在东欧的所有转型国家，哈耶克的影响都是最大的。直到近几年，他的影响才开始衰减，因为在许多人看来，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打破专制，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边缘学派在中国的大热
对我来说，哈耶克是一个出发点，我不断重温哈耶克。我最近一些年的阅读、研究，也正是沿着他的学术脉络，向上溯源。由此找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英国普通法传统。近几年来，阅读了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法律著作和政治文献，形成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一些初步观念。至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作，则有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我这两年主编了一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新星出版社去年出了五本，今年又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了两本。
“奥地利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派，包括芝加哥学派，新制度学派的科斯、诺斯在内，都是比较边缘的。但在中国，往往是边缘学派影响更大。这不难理解。这些学派更为关注制度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国内经济学大家，如周其仁、张维ó?、吴敬琏等，关注的也都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著作也被大量引入。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对市场制度的建设影响都很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企业家理论”，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企业家群体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民国学术传统再次复兴
最近出版界出现一个新现象，民国学术的复兴。和上世纪90年代的民国人文复兴不同，这次偏重社会科学。像陈衡哲的《西洋史》，萧公权、张君劢、钱端升先生的著作，都成批地出版。虽然之前也陆续有不少民国学术著作被出版，但似乎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等领域。刚去世的瞿同祖先生的《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倒是出版很早。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也在上世纪90年代被大量出版了。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文、哲学、历史研究的思路。
最近重新出版的则是民国时代的政治学、法学著作。这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读了七八十年前学者的著作，你会发现，过去几十年的许多所谓“学术”几乎一无价值。因为，我们迄今似乎还没有资格与萧先生、张先生、钱先生对话。人们应该反省，中国当代学术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没有生产力。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传统曾经彻底断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张君劢先生、萧公权先生写了多么伟大的著作。这些著作重新出版是个好现象，我们终于可以衔接上一个伟大的学术思想传统，它有助于我们去思考中国学术思想的渊源。这批民国学术思想大师们真正做到了中西知识传统的融合，他们向现代学人揭示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思路。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出版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迄今看到的最好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它既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又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历史方面有钱穆的《国史大纲》，我认为，迄今没有任何一部通史比这本书更值得推荐。
张君劢关于“宪政”、“新儒家”的著作也值得称道。在我看来，他是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立国之道》，探讨现代中国立国之道，奇怪的是，我们的出版社却把其名字改成《政制与法制》。张先生在关注宪政的同时，还投入很多精力研究儒家，试图实现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他一生建构了十分完整的学术体系，既是保守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宪政主义的，张君劢把三者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中国的“正统”。如何接续这个正统，是当代学人所面临的挑战。
（整理刘悠扬）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大学首批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编者按：向陈平原先生约访，他谦虚地说自己读书那点事，不值得一说再说。可??都知道，陈先生是“莫问藏书有几许，漫卷诗书喜欲狂”。他最后交来的稿子，果然是书香生色。陈先生还极具创意地将“我的30年30本书”书单改为“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文科大学生的阅读记忆”，他说“这样更有趣些”。
1.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 《当代英雄》，莱蒙托夫著，翟松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 《贵族之家》，屠格涅夫著，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4. 《罗亭》，屠格涅夫著，陆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 《契ú?夫戏剧集》，契ú?夫著，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 《马克?吐温自传》，马克?吐温著，许汝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7. 《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 《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9. 《城堡》，卡夫卡著，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0. 《呕吐》，萨特著，吴煦斌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
11. 《薛西弗斯的神话》，卡缪著，张汉良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
12. 《第二十二条军规》，约瑟夫?赫勒著，南文、赵守垠、王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3.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
15.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尼?à?宾著，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
16.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伯à?威尔著，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
17.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8. 《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勃兰兑斯著，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册），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0. 《奇特的一生》，格à?宁著，侯焕闳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21. 《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2.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3. 《谈美书简》，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4. 《美学拾穗集》，朱光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5. 《一以当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2
26. 《喜闻乐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3
27.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28. 《美学论集》，李泽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9.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30. 《吾国吾民》，林语堂著，郑陀译，台湾德华出版社，1980
最近几年，关于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30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了。
考上大学的15年后，我为即将出版的自选集写序，题为《四十而惑》，其中有这么一段：“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象，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更加‘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
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15年过去了。这回ó?面碰上的是命题作文“谈读书”——不是辨析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而是追怀30年前大学校园里的读书生活。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追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即便我信守承诺，不刻意夸饰或伪造，可是，能经过时间这个大筛子的，都是“过去的好时光”。如此温柔的“反思”，能有多大的批判力度？我很怀疑。
所有的追忆，都是事后诸葛亮，也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30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就能摇出今日的“五彩缤纷”。
至于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能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吗？
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都说77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我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背历史，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老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不是说“自由阅读”就一定好，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老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站在图书馆前，幻想着能一口把它吞下去。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这样“带着问题学”，有好也有坏——当选题切合自己的趣味和能力时，确实事半功倍；否则可就乱套了。我曾经围绕“悲剧人物”、“晚明文学思潮”等专题读书，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镀金时代》、《百万英镑》、《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马克?吐温自传》等，还有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马克?吐温的“只言片语”。
阅读“悲剧”或谈论“晚明”，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多少还有点自己的问题意识；可“专攻”马克?吐温，几乎是毫无道理。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好，对美国历史文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要说“讽刺”与“幽默”，更非我的特长，但鬼使神差，我竟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小时候背治学格言的缘故，以为真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此“为论文而读书”，毫无乐趣可言；文章写不好不说，以后一见到马克?吐温的名字或书籍，就感到头疼。明知这种心理乃至生理的反应不对，可就是无法静下来，以平常心面对汤姆?索亚的神奇历险。
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我之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作家出版社，1962）、《喜闻乐见》（作家出版社，1963）以及《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换句话说，我之接触“美学”，多从文学艺术入手，而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致与能力。-
李泽厚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偶像”，一本《美的历程》、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几乎是“人见人爱”。也正因此，有现炒现卖，撷取若干皮毛，就开始“走江湖”的。那上下两卷的《西方美学史》，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美学业余爱好者”，读起来似懂非懂。当初引领诸多大学生入美学之门的，其实是朱先生的另外两本小书：《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和《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朱先生擅长与青年对话，这点，从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能作高头讲章，又不薄通俗小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别人很难学得来。宗先生的书，很多人一看就喜欢，尤其是“美学散步”这个词，太可爱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流行语”。初读宗先生的书，以为平常，因极少艰涩的专门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多了，方才明白此等月白风清，得来不易，乃“绚烂之极”后的“复归于平μ?”。
跟日后的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纯属特定时期的特殊爱好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我买的是 1980年重印本。如此“雄文四卷”，就堆放在床头，晚上睡觉前，不时??阅，而且是跟《贝多芬传》对照阅读。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的题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用说，这话特别适合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主人公如何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这一“精神历险”，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激赏这种有着强大的个人意志以及奋斗精神，渴望成为“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仅仅属于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同样属于青年马克思。我如痴如醉地阅读尼?à?宾著《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关注的是其精神历险与人格力量，而不是具体的理论主张。记得还有另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也是苏联人写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书厚得多，但思想太正统，且文字不好，我不喜欢。
注重精神力量，同时兼及文章风采，这种阅读口味，让我迷上了一册小书——苏联作家格à?宁所撰“文献小说”《奇特的一生》（侯焕闳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这是一本小册子，168页，一个晚上就能读完，却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除了感慨主人公柳比歇夫献身科学的巨大热情，更关注其神奇的“时间统计法”。传主之别出心裁，加上作家的妙笔生花，居然让繁忙的例行公事、杂乱的饮食起居，还有枯燥的科学实验，不说全都变得充满诗意，起码也是可以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第十五章），这点，着实让既贪玩又想出成果、总是感叹时间不够的我辈歆羡不已。
30年前如饥似渴的自由阅读，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有惘然若失的遗憾。举个例子，读了许多俄国作家如托尔斯泰、契ú?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可回避了鲁迅所说的“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是个无可弥补的损失。那时存在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涌进来，“他人就是地狱”成了喜欢“扮酷”、“做深沉科”的大学生的口头禅。于是，我跳过了陀翁，一转而阅读卡夫卡的《城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萨特的《呕吐》、加缪的《局外人》以及《西西弗的神话》去了。
我所就读的中山大学，位于改革开放的“前线”广州，校园里流行阅读港台书。手持一册港台版的萨特或加缪的书，那可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既代表眼界开阔、思想深邃，也暗示着某种社会地位。此类书，图书馆偶有收藏，但不外借，只限馆内阅读；因此，若想看，得排长队。回想起来，当初为何热衷于此，除了“思想的魅力”，还有金圣叹所说的“雪夜读禁书，不亦快哉!”——可惜广州没“雪”。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果，是什么年龄说什么话。阅读也一样，错过了“时令”，日后再补，感觉很不一样——理解或许深刻些，可少了当初的“沉醉”与“痴迷”，还是很可惜。
梁文道：在香港读内地的书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在台湾长大，中学时回到香港，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首篇剧评见于《信报》文化版。1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活跃于香港文化节、知识界，曾在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职务，现任香港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并担任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文道非常道》等节目主持人及其他节目评论员。著有《弱水三千：梁文道书话》、《味觉现象学》、《读者：梁文道书话Ⅱ》等。
1.?《人啊，人！》，戴厚英著，花城出版社，1980
2.?《芙蓉镇》，古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4.?《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5.?《干校六记》，杨??著，三联书店，1981
6.?《棋王》，阿城著，作家出版社，1985
7.?《书剑恩仇录》，金庸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8.?《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9.?《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花城出版社，1986
10.?《唐山大地震》，钱钢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11.?《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2.?《随想录》，巴金著，三联书店，1987
13.?《红高粱》，莫言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14.?《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5.?《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6.?《卖桔者言》，张五常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7.?《王朔文集》，王朔著，华艺出版社，1991
18.?《独白下的传统》，李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9.?《文化苦旅》，余秋雨著，知识出版社，1992
20.?《废都》，贾平凹著，北京出版社，1993
21.?《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2.?《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5
23.?《中国可以说不》，宋强、乔边等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24.?《牛棚杂忆》，季羡林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25.?《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6.?《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7.?《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8.?《狼图腾》，姜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29.?《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三联书店，2006
30.?《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著，中华书局，2006
31.?《开卷有疑》，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32.?《青春万岁》，王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梁文道对书单的特别说明：
1. ?这是我在供网络评选用的《第九届深圳读书月“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评选活动候选书目（200本）》中选出的书目。请注意，这不是一份“30年好书选”，而是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书。
2. ?我没有选任何??译的书，一来是名额有限，二来是部份作品或许曾经非常畅销，但实在很难确定其影响范围及方式，例如萨特和海德格尔，他们到底影响了什么呢？
3. ?由于名额有限，所有重新出版的建国前书目也不列入。
4. ?此外，我建议在候选书目中加入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温元??的《中国大趋势》、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王军的《城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卫慧的《上海宝贝》，二月河、梁凤仪以及村上春树的一系列小说。
5. ?我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有不少国学著作和谈传统文化的书也曾经很有影响，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呢？例如汤一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王世襄的《明代家具研究》，以及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两方的历史》。
6. ?候选书目中，整个马克思传统的东西和后来“新左派”的东西也都比较少，前者如埃?弗洛姆的《马克思论人》等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著，曾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起过一定作用；后者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从台湾回到香港，看到很多内地出版的书，那时觉得很好奇，因为有些书是之前在台湾看不到的。当时看的大部分是文学书，而且是较早前的文学书，比如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的作品等等，这些都属于“老书”了，而不是当代作者的作品。后来回头看，这些书的出版也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一个趋势，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改革开放也让他们有机会重新阅读1949年前的书。虽然我在香港，但我和许多内地的同代人在这方面应该是同步的。
那时内地的??译还没与国际同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进入了“文化热”的高峰期，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在文学上，大家都在讨论最令人震撼的阿城，莫言、贾平凹、余华的作品，还有一些诗人，比如顾城、北岛的作品，大家都在看。当时我觉得，小说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新文学”最有长进的一部分，要么就是做很先锋的试验，要么就是像汪曾祺、阿城那样，在传统里找到很多“养分”。但当时的散文则仍然有问题，没有脱离在文体书写上的“腔调”，那种腔调喜欢讲气势，写很长的句子，用很累赘的字词。尤其是在书写感情的时候，无法像之前的作家写得那么轻松、从容、平μ?。直到今天，大部分人写散文总是在修辞上过于臃肿，简单说就是废话太多，不干净，不简洁。而诗呢，就有点“邯郸学步”，看那个年代一些好的诗人的作品，除了海子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之外，其他大部分诗人都写得不怎么好。应该说，当时大家都在重新学习怎么去写现代诗。
除了文学书之外，上世纪80年代各种学术书也出得不少。比起今天，当时出书的量要少得多，因此就会出现一些书是大家都在看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念中学，当时到广州、北京旅行，会看到大街上有人在读萨特、海德格尔。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套书，一套是金观涛等人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一套是甘阳等人在三联书店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不过，当时我对“走向未来”这套书走的路线特别有意见，因为里面很多书的观点对于我来讲太简单，而且与我阅读的同时代书籍相比，这套书在学术上的要求没有达到国际上的标准，例如其中一些书在讲别的文明时，用了很多非常“第二手”的，甚至是“第三手”的材料，这很不严谨。而“文化：中国与世界”则不同，比如苏国勋写韦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了。
那时我还很喜欢看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有法兰克福学派的书，马尔库塞的书等等。当时在香港可以很方便就买到内地出版的简体字书，价格相比在内地会贵一些，但也不会贵很多，比起台湾版的书就便宜太多了，比起英文原版书就更便宜了。当时我们根本买不起英文原版书，能看??译的就看??译。不过，当时内地的??译作品还没与国际同步，??译的大部分都是以前的东西，比如弗洛伊德、萨特等等，而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可能已经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东西了。当然，当时也有后现代主义的书开始进来了，唐小兵??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影响就很大。
对于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当年给我的印象是一些老先生的作品在陆续结集出版，这很值得一看，记得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我几乎每一本都买了。不过我觉得当时中生代学者的作品显得比较粗糙。
那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
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对内地出版界的印象是比较模糊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多了很多有关国学研究的书，刘东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也有一定的影响。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著作出版，是一次国学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再发现，这方面的进步很大。可以说，当时学术出版的整个“气压”很低，回顾起来看不出什么总的趋势，大家都在摸索着各种出路。
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争论，比如“人文精神”的争论。当时我看王小波，也看王朔，他们应该是那时最“红”的了。由于环境不同的关系，让我跟内地许多同代的同行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王小波对我从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王小波要表达的那些东西，我总觉得自己小时候就在别的地方看过了，所以他的启蒙作用还要看是在什么环境。但是我对王朔则感到比较过瘾，因为以前我没看过别人这么来写中文作品的，他把那么俗的语言写进小说里，这对我来讲是比较刺激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在庙堂之上，是在云端看世界，显得高高在上，那么上世纪90年代的王朔就是把我à?回了最地面、最底层的世间。
上世纪80年代出的书大部分都是讲文化、很有品位的，而且没有现代意义下的畅销书。现代畅销书一般都不是太深奥、太了不起的文学、学术著作，而是一些很通俗、很浅易的书，但上世纪80年代畅销的却是萨特、弗洛伊德的书，其实这是很怪异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出版市场开始变得商业化了，但具体商业模式应该怎么走，大家还在摸索。在这期间，一些很糟糕的出版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比如有大量的3?袭，还有大量的所谓“话题”热潮，有一阵子流行出一些“某某百科辞典”的工具书，结果市面上一下子就出现几十本这样的书，每一本书都大同小异，明显就是互相3?袭。这些都是市场的牟利动机在推动，这些书的出版社都想赚钱，但他们赚钱的方法却是一窝蜂地去做一些事情，彼此3?来3?去，很不要脸。
图书市场“光谱”变得开阔
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是整个内地出版市场逐渐成熟的过程。单从市面上的零售环节、从逛书店所看到的景观来看，我觉得已经跟国际完全同步了。这段时间书的种类所形成的“光谱”非常宽阔。也可以这么说，上世纪80年代主要受到注意的、最常见到的书，在别的正常市场上是高端的，而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众畅销书。只有到2000年以后，从最通俗的畅销书到最高端的学术书，这中间的各类书籍才都出现了。国际市场上有一种书有点文化气息，但又不是最严肃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很通俗，比如有些书是讲厕所的历史的，或者讲科学普及，还有讲经济学入门的等等，这些书属于“主流中间书籍”，它们的大量出现，使整个书籍市场的“光谱”被à?开了，显得完整了。既有非常畅销，能卖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书，也有只能卖个一二千册的书，但很多书籍是在一万册上下浮动的。同时，书在种类上也齐全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讲电影书的，也很少有书讲建筑、讲设计，但现在这些书都非常多了。很多生活类的书籍，如旅游指南，讲吃喝的，讲穿衣服的书等等在市场上都大规模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书的量也增加得惊人。一个人有可能收藏上世纪80年代初某一年出版的所有书籍，但绝对不可能收藏完2000年出版的书。
流行书籍的??译最烂
图书市场的成熟也是相对的，它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问题。首先是仍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书籍，还会赶“题材热”，比如一流行“戏说历史”，就出版了一堆；一讲《论语》，就大家都来讲《论语》。应该说，现在纯粹以市场导向为眼光的作者也多了，比如师永刚写的那一系列??传，虽然不是很糟的书，但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书，他的特点是眼光非常准确。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出畅销书的个人工作室，或者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创在北京开了“贝贝特”，用这种“社中有社”的独立经营方式，开一种半民营的出版社。与此相反的趋势是，各省市的出版社走了集团化的路线，从而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出版集团，像世纪文景、凤凰等等。从市面上来看，书的种类齐全了，书的??译也和世界同步了。
书量这么大，就难免良莠不齐，其中有不少??译质量很糟糕的书，尤其是流行书籍的??译最烂。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做??译的人还比较认真，尤其是一个老专家、学者，可能他一辈子研究这个东西，就??译这个东西。但现在对于??译的概念就不同。上世纪80年代??译的大多是文学和学术，??译者都是很内行的人，而现在多了很多畅销书或“中流书籍”，没有人会是??译这些书的专家，比如说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哈利?波特专家”。所以就会出现“职业??译者”，往往是“你给我什么，我??译什么”，这种人的水准很不整齐。这种??译风气也影响到了严肃的文学、学术作品上，这样就使整个书籍市场的??译水准都下降了。虽然理论上我们出国留学的人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很多，但??译的东西却不一定是有保证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是那种“编著”的书很多，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出书方法。其实，所谓“编著”就是一种高雅的3?袭，作者承认自己不是原作者，而是“编著”，那“编著”到底是什么呢？他就不说明。
书评与读者需求尚有距离
我认为，我们的读者还不能独立地去判断一本书的好坏，而是会较多地关注一本书的题材是否吸引、轰动。另外，我们还比较少有“专门化的读者群”，虽然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但数量上还是比较少。比如说外国有一些专门看历史书的“历史迷”，或者专看爱情小说的读者群。而我们的读者往往是听说某本书大家都在看，于是自己也去找来看。所以，我们的读者虽然有对作者的忠诚度，但是还缺乏对“书种”的忠诚度。
如果从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刊的书评版作者、编??跟市场之间有很大距离。虽然有很多畅销榜上的畅销书，比如一些讲财经的，或者教人怎么管理的书，但它们的书评却很少，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因为大部分书评作者、报道书讯的记者和编??，都是一些很有品位的文化人，他们不一定会看这些畅销书，往往都是看自己“圈子里的畅销书”，所以这中间就出现了明显的落差。可是对于大部分的读者来说，他们恰恰需要畅销榜上那些书的书评和指南，因为这些书非常多，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选择，也很容易被??。所以，我觉得这个缺口也非常值得关注。
（整理钟华生）
江晓原：我的30年私人阅读史片段
江晓原，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员，国际东亚科技医学史学会（ISHEASTM）会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性教育D?会副会长，《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常务编委。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50种，在英、美、德、韩、中国大陆和港台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1. 《左传》（可读中华书局的《左传选》）
2. 《史记》（可读中华书局的《史记选》）
3. 《玉溪生诗集笺注》，李商隐著，中华书局，1979
4. 《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 《阅微草堂笔记》，纪昀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2006新版
8.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著，三联书店，2002
9. 《金庸作品集》，金庸著，三联书店，1994
10. 《西方哲学史》，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
11.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
12.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著，周煦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站在巨人的肩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伟大著作集》，斯蒂芬?霍金编，张卜天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4. 《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15. 《西方的没落》（两卷全译本），施宾格勒著，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16. 《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译组译，朔望、??乐山、关在汉校，商务印书馆，1978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8. 《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9.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0. 《西方科学的起源》，戴维?林德柏格著，王珺译，中国对外??译出版公司，2001
21. 《萨顿科学史丛书》，萨顿著，刘兵、陈恒六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22. 《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米歇尔?霍斯金著，江晓原等译，山东??报出版社，2003
23. 《中华科学文明史》，李约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03
24. 《物理世界奇遇记》，乔治?伽莫夫等著，吴伯泽译，科学出版社，1978；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25. 《时间简史》，史蒂芬?霍金著，吴忠超、许明贤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6. 《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é?著，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7. 《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男人篇、情爱篇），雪儿?海蒂著，林淑贞等译，海南出版社，2002
28. 《基地》三部曲（全11册），阿西莫夫著，叶李华译，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5
29.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哈耶克著，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
30.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阅读：一种心灵旅行
从11岁起，阅读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阅读是每个搞学问的人必须去做的一项功课，占去了我们一生中大量的时间，从只事耕耘到无心插柳，慢慢地，自然会沉淀下一些东西，回顾起来，总是让人感慨系之。
1982年我到北京读研究生，在导师席泽宗院士的指导下，我才开始有计划地读书，精读了英文版《天文学史》、《西方数理天文学史》，还有意识地读了很多西方科学思潮及与科学史有关的书。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买书藏书，读研究生时开始通过写文章挣回买书的钱。
1986年我在上海定居，有了自己的家。回忆当年，书房里那种惬意：夏天，在书房中间的凉席上堆满了书，俨然一片书的海洋。我整日就趴在凉席上看书，累了就倒在凉席上睡觉，睡醒接着看。后来有了电脑，我有时就会从凉席上爬上电脑桌，在电脑上写论文和书稿。那段时间里我一直过着很安静的生活，读书的热情不断高涨，同时也是我写学术论文最有劲、最旺盛的阶段。
《万历十五年》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写“学术论文”眼看将成为我的职业行为，为此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就别想读下去。“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像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
然而，阅读又是一件相当个人化的事情。我虽然有一个纯理科的“出身”——天体物理专业，但天生的兴趣却是在文学历史诗词歌赋琴棋书??之类的玩意儿上。除了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还曾热衷于书法和×?刻，读过相当数量的书法作品和印谱。我的兴趣在那些“不务正业”的方面似乎更强烈、更浓厚。
20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被《西厢记》迷得神魂颠倒。从“王西厢”到“??西厢”，从《会真诗》三十韵到赵德麟《商调蝶恋花》，我尽力收集一切和《西厢记》有关的材料，直到元稹的艳诗“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之类。后来我发现，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
金庸小说我全读过，其中许多部还读过几遍，其《天龙八部》是我认为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的，故拿来作为代表。金庸小说最令我着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笔下的武林世界，与当代学术界有着高度的“同构”；二是他总是让他喜欢的主人公“吃亏是福”——每一次痴情，每一次献身，每一次犯傻，都成为走向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契机。段誉和虚竹，都是这两点的集中表现者——事实上几乎每一部金庸小说中这两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对于我的“第二专业”来说，《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当然是必读之书。全书共三卷。卷一为“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为中国古代与性有关的文献之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之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解。卷二为“秘书十种”，皆为该书作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3?录的中文文献。卷三即明代春宫图《花营锦阵》全册。全书自首至尾，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高氏亲笔手书影印。考虑到后两卷内容不宜一般公众阅读，高氏未将该书公开出版，仅在东京私人印刷50部——由他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我所读的是后来台湾朋友帮我弄来的影印本。
从30年前好书的稀缺、对知识的饥渴，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到信息大爆炸，图书、电视、音像、网络的多媒体时代，已经开始严重的信息过剩。在忙碌的生活中，时间显得不够用，得到书的速度又总是超过了阅读的速度。
不过，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我最喜欢的事情仍就是待在自己的书房里，有那么多的书陪伴着我，我拥有它们，并有选择阅读它们的权利。
什么是好的习惯？不是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习惯，不是通宵达旦打电脑游戏的习惯，而是——阅读的习惯。阅读，只有文字的阅读，才能让我们体会忘我境界，让我们亲近抽象思维，让我们找到精神家园。这是任何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虽然现在阅读的快感没有“文革”时期那么强烈，但是现在家里有那么多的书为伴，觉得在书房有一种逍遥自在的感觉，很幸福，很知足。每天周旋于阅读、看碟与写作三件事情之间，主动省略了电视和网络的干扰（我已经整整五年不看任何电视节目了），反倒成了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开一本书，思想可以通过历史跨越千年，通过科幻遨游太空，倒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体验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境界。
高山：科学和哲学经典
史蒂芬?霍金选择了五位科学大师的著作，加上他所提供的五位科学大师的传记，编成一书，书名《站在巨人的肩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伟大著作集》。这五种大师经典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节选）和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
我们和经典原著已经疏离得太久了，我们已经不习惯亲近科学大师和他们的原著了。为什么不在霍金的建议下——或引诱下——来亲近一把呢？对于人文学术的大师及其经典原著，我们有时还是偶尔亲近一下的，或者至少还会有亲近一下的冲动；但是对于科学大师及其经典原著，我们久矣就连亲近一下的冲动都没有了。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科学经典毕竟和人文经典不一样，科学经典有一个较高的专业门坎，而人文经典往往门坎较低甚至没有门坎。比如说《天体运行论》和《红与黑》，前者没有一定的数理基础就读不懂，可是后者几乎??都能读（尽管读后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被打动就因人而异了）；再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衰亡史》之类的经典，虽然比《红与黑》之类难读些，毕竟中学生也能读懂，但你不可能让中学生读懂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天才神童除外）。
二是有一种观念，认为对于掌握科学知识来说，阅读大师原著远不如阅读教材或普及读物来得有效。比如许多人认为，如果你要了解行星运动三定律，你只消查一下天文爱好者手册就可知道，有什么必要去啃几百年前开普勒的原著呢？这话虽然是不错，但是，阅读天文爱好者手册和阅读开普勒的原著毕竟不是一回事，这两者是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的。
伽利略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假托在四天中三人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形式（想想柏à?图的对话和著名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此书的写作技巧也极有可取之处。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所有有中译本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中最精彩、最让人读得下去的。对一个不以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读物，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罗素自己就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为人又风流浪漫，因此他的文笔也是大胆奔放。我心目中此类书籍的最高境界，可用九个字概括之：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此书可算已经达到这一境界。
宝藏：历史和文学
《左传》从形式上看它是对《春秋》编年记事的补充，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政治、外交智慧，哺育了中国的帝王将相2500年。不过当年最打动我的，一是书中所记各国使节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辞令，二是作者记述纷繁事件所用的文笔。前者分寸之准确、措词之委婉，今日绝对无人能及；后者则处处简洁明快，却又o?义丰富，表达、褒贬，俱臻佳妙。比比《左传》中这些辞令和文笔，今日的众多作品（包括那些名满天下的）那就实在太丑陋了——简直就是没文化啊！
多年来，只要是历代笔记小说的排印本，我见一本买一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历年所出，几乎搜罗无遗。我通常在车上、枕上和厕上读这些书，读到有价值或有趣的材料，则随手在书后作上索引。在我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颇得益于此一习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之先进、文笔之诙谐、材料之丰富，皆属上乘，故堪为代表。纪昀虽不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其文字则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
另一部达到“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境界的著作，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作者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鲁姆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
幻想：从电影到小说
最近三四年来，我观看了数百部美国的、欧洲的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地的科幻电影。在这数百部科幻电影中，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那就是——所有这些电影中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μ?而悲惨的。
而在科幻小说中，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中，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在想象和展望中，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和小说中，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总是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大瘟疫????未来世界常见的主题不外是资源耗竭、惊天浩劫、科学狂人、专制社会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也几乎清一色都不再是绝对美好的了——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其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进入20世纪，当乌托邦思想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反乌托邦”传统出现了。“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1920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了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
《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包括：“前传”：《基地前奏》上下、《迈向基地》上下；“正传”：《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后传”：《基地边缘》上下、《基地与地球》上下。中译本共11册。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基地》系列第一部写于1941年，最后一部写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述一个名叫谢顿的人，发明了一种“心理史学”，可以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盛衰。于是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秘密为帝国的崩溃和重建作准备——他要让中间这段黑暗时期从三万年缩短为一千年。故事的场景被设定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那时人类已经遍布银河系中的可居住行星，而日暮途穷的“银河帝国”已经有着两万多年的历史。
《基地》史诗般的故事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触发了阿西莫夫的灵感，让一部帝国盛衰史在银河系遥远未来的时空中全新搬演。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很有深度的思考或猜测。对于这些思考或猜测，谓之杞人忧天固无不可，谓之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亦无不可。因为这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
桥梁：科学和人文
乔治?萨顿（George A. L. Sarton）号称“科学史之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萨顿的科学史，不是那种只知道简单地为科学歌功颂德的科学史，也不是那种只充当促使人们如何更加热爱科学的教育工具。萨顿的科学史，是要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萨顿认为：“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内心，远离了他们的天国，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说来，相当多的科学家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实际操作者，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呼唤。
1962年，当蕾切尔?卡é?用她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之后六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年）。之后十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也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的。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至今仍将科学作为无条件崇拜的对象。然而在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在他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善恶并陈，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就是从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开始，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又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他在书中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ó?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
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技术垄断文化”中，技术是赢家，文化是输家，所以会出现“文化向技术投降”。
说实话，我虽然早已经不看电视，不看网上新闻——原因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不够，而是信息过剩，所以当务之急是寻求合适的信息过滤机制。只看报刊杂志来了解新闻，就是我在无奈之下选择的信息过滤机制，因为纸媒中的垃圾成分比网络上少。但在接触波兹曼的媒介批判思想之前，我并未深入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更未曾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意义联系起来考虑（至于现代传播使用科学技术手段这类表面上的联系，在这里并无意义）。我觉得，真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的。
许多学工程技术出身的人，一事当前，总是只想到用技术去解决问题，却往往不先思考：这个问题值不值得解决？解决了会不会生出更大的问题？会不会得不偿失？等等。科学只能教人怎样做事，人文才能教人怎样做人。一个人来到社会，要想达到他的理想，成就他的事业，那对他来说，如何做人的学问永远比如何做事的学问更重要。所以，如果你不满足于终身只当一个匠人，而想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你就必须要有人文。
毛尖：从手读本到电子书
毛尖，浙江宁波人，20世纪70年代生人，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著有《非常罪 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慢慢微笑——毛尖自选集》，《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毛尖文化生活笔记》等，译有《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1. 《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连环??），高尔基著，傅骏、王申生、贝家骧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2. 《福尔摩斯探案集》，柯南道尔著，群众出版社，1980
3.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4.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5.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6. 《世界电影史》，乔治?萨杜尔著，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7. 《荒诞派戏剧选》，萨缪尔?贝克特、尤金?尤涅斯库、让?日奈著，施咸荣、高行健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8. 《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著，施咸荣译，漓江出版社，1983
9. 《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著，黄锦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0. 《沈从文文集》，沈从文著，花城出版社，1984
11. 《传奇》、《流言》，张爱玲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12. 《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13.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著，赖其万、符传孝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4. 《日瓦戈医生》，帕斯特尔纳克著，力冈、冀刚译，漓江出版社，1986
15. 《探索小说集》，程德培、吴亮选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16.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à?著，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87
17. 《北方的河》，张承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18.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
19. 《一九八四》，奥威尔著，??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
20. 《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李健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1.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
22. 《父与子》（连环漫??），埃?奥?卜劳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23. 《挪威的é?林》，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漓江出版社，1989
24. 《追忆似水年华》，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桂裕芳、周克希等译，译林出版社，1990
25. 《反抗绝望》，汪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6. 《潜流与漩涡》，王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7. 《王朔文集》，王朔著，华艺出版社，1991
28. 《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著，钱春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9. 《金庸全集》，金庸著，三联书店，1994
30. 《神圣回忆》，蔡翔著，东方出版中心，1998
我是1970年出生的，可能是年龄的原因，一些非经典的普罗读物在我的阅读经历里占很大份量，例如小人书，像《保密局的枪声》，把电影??面剪??下来的小人书，我特别喜欢看，这也培养了我们后来爱看电影的习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小人书扮演了家长缺席时的一种启蒙读物。
印象特别深的是《红楼梦》，还有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另外是《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直到现在，我家里还留着《三国演义》的小人书。
从“手读本”开始的阅读史
第一次看长篇小说，是从一本缺头缺尾缺页的手读本开始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和我同桌的是个留级生，因为每次考试需要我的D?助，所以总会千方百计地搞一些稀罕的东西来贿赂我。那一次，他把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我，用颤抖又得意的语气说：“手3?本。”那是本地地道道的手3?本，已经被太多的人看过，我至今不知道它的标题是什么，但天然地意识到那是本“黄色读物”。多年以后，我在书店里看到被印刷得很精美的我们那一代的手3?本，比如《第二次握手》，根本无法重历当年的激烈心跳，那实在是一些平常小说。
然而，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光是“抚摸”这样一个词，就足以让我们呼吸急促。《简?爱》能在上世纪80年代如此风靡，和小说题目中的那个“爱”字是大有关系的，那时候，“爱”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书籍的匮乏让我们对所有能到手的读物都非常珍惜，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凭票供应《基督山伯爵》，爸爸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带了一套给我们，那套礼物之贵重，可以从我们当晚的伙食看出来：杀了一只老母鸡，买了一条大黄鱼。
《基督山伯爵》后来成了我们家的“钻石”，很多人来借，白天刚还来，晚上又出门了。那时外国文学刚开始公开发行，书一上架，就卖完了。当时的阵势只有后来我们上中学时，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日子才重新出现过。
那时文史哲总是“三位一体”
上世纪80年代“读书热”。我还在宁波读小学、中学，我姐那时读大学，我也跟风去买一些书，包括《诗意的栖居》、《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等，但是基本不看，就是看大概也看不懂。不过很奇怪，虽然从来没看过，却也觉得好像理解了似的，那些名词，存在、虚无、诗意、栖居，总觉得特别对胃口，那个年代的氛围就是这样。
当时，文学作品其实承担了文史哲的综合功能。比如说我们看《荒诞派戏剧选》，把荒诞派挂在嘴上，觉得其中特别有人生哲学，所以好像也是真的，并不是非要把《存在和虚无》打开来看啊。
我现在仍然非常喜欢看的一个类别，就是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特别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电视上播放“福尔摩斯”也总是百看不厌。还有一个“手3?本”，叫《一只绣花鞋》，也是这一大类里的作品，我都很喜欢。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看间谍小说的习惯，这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养成的阅读习惯。包括带有一点好莱坞倾向的，像西德尼?谢尔顿的《假如明天来临》，那时可是相当风靡。记得我已经初中了，一边看西德尼?谢尔顿，一边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这一路偏欧陆，《假如明天来临》偏美国，一个贵族一点，一个普罗一点，两种风格我都喜欢，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也非常深广。
很多人可能都会提到港台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包括琼瑶、三毛、倪匡、??桥。那时金庸的书还没正式引进内地，我们读大量的盗版金庸，纸质也很差，但是非常喜欢看。《萍踪侠影》、《射雕英雄传》、《冰川天女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这些武侠小说全面取代了书包中的教科书，我们为这些武侠小说包上封面，题上“语文练习三百题”。
《大众电影》和《读者文摘》
《理想的冲突》风靡校园标志着少年时代的结束，我们开始对西方思想和哲学感到很大的兴趣，“走向未来丛书”应运而生，但凡自己觉得有点深度的人，一定是看过这套丛书的。后来和一些朋友谈起来，都说谈恋爱的时候，谈谈“走向未来丛书”，那事情基本上就成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进了大学，回忆起来，《挪威的é?林》这一系列书的风靡，似乎是在为“日流”和“韩流”做一个准备工作。
潮流中的书其实最能代表阅读史。就像《挪威的é?林》，20年前它可以影响你，却影响不了你的现在，它只是你生命时光中的一个点。而托尔斯泰却可以一直陪伴你，不会说只是在你20岁的时候格外击中你，30岁的时候它依然会击中你，甚至到了40岁时还可以反复击中你。如果说陪伴你一生的书，我可能会选一本托尔斯泰的书，但是要说阅读史的话，我可能会举这些潮流中的书。就算青春无悔吧，我也不能说我没看过琼瑶。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出现，然后你抛弃它。这很正常。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还有一个类别是漫??。印象特别深的是《父与子》，作者是德国的埃?奥?卜劳恩，特别特别喜欢，包括《丁丁历险记》、《史努比》。从我们这代开始，漫??越来越多。因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电视了，于是卡通就进来了，“日流”中半壁江山都是卡通拿下来了，卡通片跟我们这代人的关系其实蛮深的。
在我的个人阅读史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恶之花》、《麦田里的守望者》、《嚎叫》等。我后来兴趣转向电影了，比较认真看过的是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的《世界电影史》，作者是乔治?萨杜尔。想起上世纪***十年代，对电影的爱好很大一部分是靠《大众电影》普及的。那时候，《大众电影》有几百万的发行量，对全国人民影响都很大，看《大众电影》的封面和彩页就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除了《大众电影》，对普罗大众影响极大的杂志还有《读者文摘》（现改名为《读者》了）。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尤其是乡村社会，《读者文摘》起到的道德教育力量是极大的，不可以看不起《读者文摘》。虽然我现在不看这本杂志了，但是每每回想起来，我情感中许多正面的东西，可能还都是来源于它。
“王朔”和“张承志”在内心交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同时读着两个人的作品，王朔和张承志。他们对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心中还有非常庄严的、“重”的东西，一方面是来自文化传统，一方面就来自张承志。直到今天，王朔和张承志还在我们内心交战，从来没有??战胜过??。
这种倾向，在我们这代人身上非常有代表性。在我们内心被打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王朔的语言说话；但是当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时候，整个语言就换成张承志那一套了，这两种情感从来也没有抵消过。王蒙写过一篇《躲避崇高》，我们平时虽然经常可以像王朔一样藐视一切，但为什么一看见解放军进入灾区，眼泪就哗哗流下来？因为我们内心还一直保留着“张承志情结”，这些其实都来源于内心的一种崇高感。
我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多矛盾的线索，张爱玲和海子又是一对。张爱玲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她那种对市民生活的重新发现和关照，与海子对日常生活的背对（他从明天起，才会关心粮食和蔬菜）两相对照，看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它们又能汇合一处。
上世纪90年代我应该提出一本书，就是我的导师王晓明先生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那是我读研究生时候特别认真读的一本传记。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以后，我就对传记特别有兴趣，基本上写得比较好的传记都买，特别喜欢罗新璋译的《福楼拜传》。
我对上世纪80年代怀着非常美好的感情，因而会觉得，上世纪90年代显得太喧嚣。好像什么都可以在你心里停留七分钟，就是不可能终生跟它“厮守”。2000年我结婚了，老公做出版，每个星期还要去书店买几百块钱的各种新书，家里的书水漫金山一样铺开来了，事实上我已经有点麻痹了，对书也似乎失去了当年那种狂热的感觉，甚至会嫌书多。譬如现在，回想以前的书多半还印象清晰，反倒是近两年买的新书却是记忆模糊。这恐怕也是书多的负面后果之一。
另一个原因，可能阅读方式改变了。2000年以后，影像阅读变得重要起来。比如你让我说一部电视剧，我可能会说《士兵突击》。甚至，在我激烈地反对电子书的二十世纪过去后，我现在也使用电子书。无论是在飞机还是火车上，我都充分享受电子书的便利，当然，有时从视屏上抬头，看到窗外世界，会觉得这个世界变了那么多，自己变了那么多。想起少年时候在黯μ?的灯光下看小人书的自己，多少是会有伤感涌上心头的。
（整理刘悠扬）
吴晓波：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未来
吴晓波，1968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大败局2》（2007年）《激荡三十年》（上）（2007年）、《激荡三十年》（下）（2008年）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1.?《三国演义》（“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窗外》，琼瑶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3.?《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周国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沈从文文集》，沈从文著，花城出版社，1991
5.?《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新华出版社，1982
6.? 金庸作品
7.?《心灵史》，张承志著，花城出版社，1991
8.? 鲁迅作品
9.? 房龙作品
10.?《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泰德罗著，杨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11.?《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剑桥中国史系列》，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起各版本
13.?《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4.? 史景迁作品
15.? 黄仁宇作品
1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17.?《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乐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18.? 茨威格作品
19.?德鲁克作品
20.《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
21.《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22.?《水浒传》，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3.?《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
24.?《宋词鉴赏辞典》，夏承焘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25.?《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
26.?《资治通鉴》，司马光撰，柏杨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
27.?《圣经》
28.?《经济学原理》，曼昆著，梁小民译，三联书店，2001
29.?张五常作品
30.?《??恩斯传》，R.F.哈罗德著，刘精香译，商务印书馆，1997
那本《三国演义》好像已经等了我很多年
非常惊讶，我能够在几分钟内很快地写下30本书的名字，好像不需要记忆和搜索，它们已经是身体的一部分了。
我第一次有记忆的阅读经验应该也就是在30年前开始的，那时我10岁，刚刚认得了上千个汉字。我读的第一本“成年读物”是繁体字的《三国演义》，它是“文革”前的遗物，黄旧不堪，躺在一个大木箱子的杂物之中，好像已经等了我很多年。就是这本书让我终生喜欢大鼓齐鸣的刚烈文字，而对婉约温润的风格不以为然。在这个书单中，惟一的例外是琼瑶的《窗外》，我实在难以忘却即将高考前的某个晚上，一夜未眠地读完这部小说时的感动，它柔软得像一个刚刚开放的青春。
在这份书单中，包括了很多人的全部著作，我只好用“金庸作品”、“德鲁克作品”这样的方式记下，对于很多与我同时代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些非常熟悉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用自己的文字和思想构筑了这个年代的精神要素。
从这份书单上，我终于发现，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单调的年代，也许没有一个年代的人、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们——像我们这样的五谷杂粮、精粗不弃，为了求得寸及的进步，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上左冲右突，其慌乱和惊心宛若物质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中国的成长高度，并不以所谓的“全球第一高楼”为标志，而是以我们的思想为标准。我们的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着一个辽阔的未来。
和许多人一样，我在读大学前，整个阅读是非常枯燥的，以教科书为主。而我是1986年进的大学，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出版很活跃的一段时期。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诗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浮出水面。我记得谢冕编过一套《朦胧诗选》，当时非常喜欢。那时候大学里最流行读的书就是存在主义，于是读了最多存在主义的作品，如尼采、萨特，我们这一代人受他们的影响太大了。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让我印象深刻。
我在上海读书，而女朋友在杭州，大学四年没有条件见面谈恋爱，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我是学新闻的，课程比其他系的同学都要轻松，所以就在图书馆读书，一排一排地读，从一楼一直读到了阁楼，复旦图书馆的阁楼是向研究生和博士生开放的，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到阁楼上去读书了。那时候的阅读是一种集体阅读，集中在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但小说我读的很少，读的比较多的是诗歌，苏联、欧美、中国内地与台湾的诗歌我都读。
对我影响大的经济学读物有两本，我接触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就是萨缪尔é?的《经济学》，而我也是凭借这本书进入新华社工作的。因为当时要考取新华分社，但新华社一般招人都会从实习生里选拔，而我没有在那里实习过，所以他们考我就是用萨缪尔é?的《经济学》，从此，我开始了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另外一本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曼昆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技巧让我很着迷。至于其他经济类书籍，喜欢的是张五常的作品。当初读到他的《卖桔者言》时，感觉以这样的手法来写一本经济学书实在很有趣。还有一本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则是让我见识到当世欧美学者的财经写作高度，其他如《??恩斯传》也是人物传记的经典作品。在过去20年里，我读过很多财经类图书，如韦尔奇的管理书籍、《长尾理论》等等，但是如果从30年的角度来讲，这些书对我的影响还不如一本《三国演义》大。所以我没有选择很专业的书放进我的30年书单。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的书我印象没有多少，但我看张季鸾的所有作品，就是他当年办《大公报》写的评论，印象很深。因为从这些作品里你看到的是一种这个职业的气节，以及敏锐性。新闻是很容易做得平庸的一种职业，特别是你做的时间越长，抱怨和不平衡就会越大，老是写字会感觉得不偿失，但一旦停止写字也就没有了你的价值。做媒体的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情绪里。但是我当了十多年记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在大学里我读过这样的作品，我知道一个好记者应该怎样让自己留下来。当年的许多政治人物都烟消云散了，但我们依然能记住这些记者的名字与作品。这些作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职业和人生的价值观。
对我影响至深的三作家：沈从文、张承志、金庸
1990年大学毕业后读的书就杂了。政治、商业类的读了很多。我倾向于集中读一个人的作品，例如鲁迅、沈从文、梁启超、金庸、茨威格、德鲁克、史景迁、黄仁宇、张五常，他们所有的作品我都读。但在写作的方式上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三个人。
第一个就是沈从文。22岁那年，我夹着一本《从文自传》在湘西流荡了一个月。我坐在沅水的船上，想象当年沈从文也在这条水上，每隔一天给他的三三写信，我看着他看过的那些风景，“一切光景过分的幽美，会使人反而从这光景中忧愁”，我在他出生的木床上跟他80多岁的表妹聊天，老太太目已半盲却牙齿洁白，我去看夕阳下的凤凰城墙，很多年前，少年沈从文也在这里站立过。
沈从文的文字委婉而冷酷，如丝般柔滑清纯却让人冷到骨子里去，他那种对生命珍视到极致却又实际上完全的无所谓的倔强态度，实在令人着迷。我读过沈从文所有的文字，但是说实话，我只喜欢《从文自传》和《湘行散记》两部。他的人生，像极了他的文字，平缓优雅而冰冷透澈、貌似柔软却无比倔犟。我在青年的时候碰到沈从文的文字，却好像是命中注定，他和当时盛行的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纠缠在一起，让我对生命开始产生别一样的思考和态度。
在影响我的文学家中，还有另外两个人。第一个是张承志。我希望他写过的其他小说或文章全部烧掉，只剩下一部《心灵史》，我认为，这部小说是迄今汉文字在“叙述之美”上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张承志的文字有一种由内散发出来的极致之美，他的每一个字都好像可以掰开来看，里面有血有肉有骨骼脉络。读他的文字，常常会让你摔书而起，走到户外或阳台上，仰望星辰而不知所云。我不知道到我50岁的时候还会不会像30多岁时这样的喜欢张承志，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已经平和，已经“放下”，而在此时此刻，却只有他的文字让我一边读一边打寒颤。
第二个是金庸。金庸创办《明报》，日日写头版专栏，针砭时政前后二十余载，而同时他竟还写武侠小说，一天一段，前赴后继，创造另一个虚幻的江湖世界。读金庸的小说，每每让人热血沸腾。我从走出大学起，便日日在商业世界中厮混，所见之人均为精怪，所历之事全数传奇，若奋而跻身其间，早就在金钱游戏中乐不思蜀了，却还哪里肯坐在一支台灯下写字读书。好在金庸的书读多了，便常常把一个个企业的起伏看成是大大小小的江湖，把一桩桩成败是非当成是命中逃不过的报应因缘，便这样少了入场竞斗的力气，反倒能闲气地在旁边看看，当成是他人的世界，别处的生活。就好像彼得?德鲁克每隔五年要读一遍《莎士比亚全集》一样，现在，我每隔三五年也会忍不住再读一遍金庸小说。对金庸不满的是，他写的太多。我有时候便想，如果他这辈子只写过《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和《鹿鼎记》，那么他的声望大概比现在还要高出很多。
35岁以后，你的书单上不会出现新书
对于我面前的这个30本书的书单，每一本书对于我的意义都是不同的。例如尼采的书，影响的是我一辈子的价值观。而有一批文学家影响了我的写作，例如沈从文、金庸、张承志、茨威格，他们告诉我汉语写作到底该怎么写。还有一些人物类的写作，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李普曼传》，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它在1982年被??译到中国，在当时并没有征得作者的版权许可，因此我自己的公司早已又把此书的版权买过来了。它的作者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了中文并影响了无数中国青年。李普曼的职业规划、价值观对我影响很大，那是本很厚的书，??译过来有70万字。
我1994年开始写专栏，1996年的时候开始写书。从一开始，我就计划每年都要写一本，现在已经是2008年了，我不止写了12本书了。因为有这样的计划，因此我的阅读到后期基本上功利性非常强。我看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十二卷，我以前没有读过，只读过他的《美国与中国》，但我从2005年开始读《剑桥中国史》，那是因为我要写《激荡三十年》，要了解中国企业百年的历史。
进入2000年以后，我读的书很多，但95%的书都是一??而过，就像跟一个你不想认识的人擦肩而过。一个人到了35岁以后，朋友越来越少，看来看去还是老面孔，不大敢轻易相信别人，了解的兴趣也减少了。阅读也是这样，看来看去其实还是这些书。在你的书单上不会出现新书。我最近在读的书是《圣经》和《资治通鉴》，看《资治通鉴》还是写作的需要，而看《圣经》则是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宁静。
（整理王昉）
止庵：把“我”和“我们”分开
口述：学者、书评人 止庵
笔录：本报记者 钟华生
人物简介：
止庵，原名王进文，１９５９年生，学者、散文家、书评人。著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并编辑整理周作人、废名等人的作品。
这次评选“３０年３０本书”，之所以是“３０本”，大概有配合“３０年”的意思。其实无论３０本，还是５０本、２０本，都无所谓。关键是我们列这些书，究竟是针对于谁的“３０本书”？这些书是影响了“我”呢，还是影响了“我们”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是指一个人本身，“我们”是指大多数读者。影响了“我们”的，不一定影响了“我”。对我个人来讲，这３０年读书有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想让“我”与“我们”在一定程度和方向上分开。说实话，如果一个读书人不能把“我”和“我们”相对分离的话，那么这个读书人基本上不成立。
在读书方面，“我们”爱读的书，说来我读得很少。在思想方面，我不想受到“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或者说我不想受到“我们”的影响。现在以３０年为期来讨论读书，只有让一个又一个“我”来讲述，才能形成一个百花齐放、色彩缤纷的局面，才有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的意义。否则，如果大家都是在“我们”的立场上谈论这个事情，那么“我”就被忽略掉了，就没有了。我看到有些朋友推荐的书，虽然说的是“我”，但实际上关注的却是“我们”。比如《文化苦旅》、《哈利·波特》、《狼图腾》等书被推荐，我真的不太相信推荐者个人会受到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认为他们的思想境界远远在这些书之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推荐者在推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哪本书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主办方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得不够。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综合起来才是一个真实的关于“我们”的答案。但如果每个人都给一个“我们”的答案，而泯灭了“我”的答案，最后那个“我们”就是个假的东西。我这段话近乎空论，但是我觉得这是大家谈这个话题的基本前提。
读了这些书，我变成现在的我
究竟哪些书才可以列入“我”的书目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标准：假如当初我不读这些书，我就会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我读了这样的书，所以我才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人了。而这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思想是根本，其他的都只是知识层面或技术层面。
说来最早影响我们的书，其实都差不多，因为当时书很少，又有流行思潮的影响，比方说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等，大家都是同时受到影响。他们的意义在于影响了我们怎么去看自己，以及怎么看包括自己在内的人。萨特的存在主义第一次为我们树立了个人的视点，从“我”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在此之前中国很长时间是没有“个人”这个东西的。而尼采实际上是把个人视点放在整个历史、整个思想史的背景下，如果个人和“上帝死了”联系到一块儿，就有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弗洛伊德则是在考虑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是怎么回事，这包括意识、潜意识等不同层面。这样三位思想家在中国让许多人受到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确实起到了“精神洗礼”的作用。至于现在我对他们认同多少，则是另一码事了，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来得很重要，也很必要。没有这三位思想家，我们就无法从群体的思维，变成个人的思维，也没法从群体的思想，变成个人的思想。
另外是影响我们对社会认识的一批书，我在这方面列的可能会多一些。比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即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都是花城出版社出的，它们影响了我对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对２０世纪历史的认识。其中《我们》是开山之作；《一九八四》的实际影响是让我对社会制度有了一定的认识；而《美丽新世界》是从科学技术方面启发了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大概就是从《一九八四》到《美丽新世界》吧，《一九八四》是一个阶段，《美丽新世界》是后面的一个新的阶段。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预言的是制度下人性的泯灭；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造成的人性泯灭，实际上赫胥黎早就预言到了。
我最关心的是“人”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３０年的读书经历里，我最关心的是“人”的问题，我逐渐明白了“人”是怎么回事。有一本书对我的震动更真实、更具体，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两本是收在文集、丛书里面的“小书”，一本是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另一本是柯罗连科的《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信》。其实这三本书都属于同一类型，只不过索尔仁尼琴写的是实录，而卢森堡和柯罗连科则是先知先觉讲话。他们都在探讨一个问题：究竟要不要给人性一个位置，要不要给“人”本身一个位置。否则为了一种制度，为了某种历史的进程，“人”却不存在了。
以上谈到的这些书都让我从一个什么都盲目相信的人，变成了一个清醒的、具有怀疑精神的人。这方面还有几本书也非常重要，例如勒庞的《乌合之众》对于群众心理的分析，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等，这些书更从理论上来揭示这一问题。我觉得认识社会，关注“人”的问题，以及具有怀疑精神等，是一个人写文章、说话的背景和基础。如果一个人讲述的内容之中缺乏这样的历史坐标，他就很难说对一句话。
我觉得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也非常值得重视。这本书虽然出得挺早，但思想界还是对其不够重视。朋霍费尔说：“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缺陷，而是一种道德缺陷。”可以说，这句话揭示了整个２０世纪的很多问题。在这一段历史里，人类做过太多愚蠢的事情。这种愚蠢不是因为“傻”，而是因为“坏”，因为它缺乏道德意义上的那种是非明辨。而我觉得还可以把这句话接着往下说：“道德缺陷，其实就是一种智力缺陷。”所以，这一批书也让我明白了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过去如何，现在如何，以及将来如何。
在俄罗斯，有一个叫“新人”的观念。冈察洛夫写过一本《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是一个“旧人”。屠格涅夫写了一本《父与子》，针对“旧人”提出了“新人”，就是他塑造的巴扎罗夫。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群魔》，所塑造的斯塔夫罗金其实也是一个“新人”。我要说的是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主人公萨宁就是一个２０世纪的“巴扎罗夫”。我觉得“新人”与“旧人”，是２０世纪很大的一件事情。萨宁完全拒绝道德约束和伦理价值，如果这样的人称为社会精英，或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认同，后患无穷。我们回顾２０世纪的历史，正是如此。把话说开就是，我读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作品，却给了我很多思想上的影响。还应该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里面有关“宗教大法官”的那一部分，给我影响同样很大。当然，卡夫卡在思想上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思想家。对于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比卡夫卡看得更清楚、更真切。-
书对人的影响是一个升华过程
可能不少人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列出３０年最重要的书时，往往只提到引进、翻译的西方的书，其实我们古代的那些典籍，大都是在这３０年里重新出版的。其中有几本对我影响极大，虽然它们都是很老的书。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这些书才会重新出版。在我的书单里，有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普济的《五灯会元》和赜藏主的《古尊宿语录》等。
书对人的影响有一个过程，刚开始的一本书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会让一个人照着这个方向读下去，最终发生根本影响的往往是继之而读的那些书。比如说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曾经影响了我，它引导我去读庄子、禅宗，但是很快我就觉得这本书写得很浅，于是我就把它给舍弃了。还有《美的历程》，也只是入门的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倒是写得简明扼要。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再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想了解萨特，只能读到柳鸣九编的《萨特研究》，现在看来这是编得很差的一本书，但是没有办法，开始时只能读它。所以现在要说影响我的，我当然不会提《萨特研究》，而会说《存在与虚无》。了解尼采也一样，一开始也只能读一些介绍性的读物。至于弗洛伊德，我最早还是借助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了解的，但以后就找到了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哈耶克、阿伦特，我们最早都不是直接读他们的书，而是从介绍他们的著述之中了解他们。而巴金的《随想录》，我最早读的时候也觉得不错，但后来读了《古拉格群岛》、《一九八四》之后，就觉得相对于这些“终极之书”，巴金其实只说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一点点也没说到位。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书曾经产生的影响，但这就是一个逐渐升华的过程。
至于现在的读书情况，正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现在的人已经没有读完一本书的时间了，而不是没有时间去读书。就是说，现在的人根本没有兴趣读完一本书。应该说３０年前读书的人比现在多得多，读书的状态也好得多。３０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其他的信息接受方式，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认为读书是最个人化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这里列出书目，其实对很多书的感受是无法跟人完全讲明白的，例如当年我买来《古拉格群岛》时，看了一个通宵，时值冬天，我真有一种冰水浇背的感觉，读完之后大病一场。这怎么要求别人认同呢。另一方面，读书３０年，我觉得阅读如果不涉及思想的话，好像也就没有特别大的意义。虽然阅读应该是有多个层面的，但有一个层面必须提到，就是涉及思想的层面。
杨争光：依然给经典阅读留有空间
人物简介：
杨争光，陕西乾县人，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深圳市文联专业作家，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影视家协会副主席。２００７年，受聘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影视编导方向导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黄尘》、《黑风景》、《老旦是一棵树》，著有长篇小说《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开始》等，影视作品《双旗镇刀客》、《五魁》、《水浒传》等。
大学四年最大收获是阅读
我１９７８年上大学，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在农村的一位老师给我推荐了《歌德谈话录》，歌德在谈阅读绘画时说，要看一流画家的作品，一流画家的作品即使看不懂，却不会败坏你的胃口。他的意思是说，阅读一流的作品与培养鉴赏力有关。我很感谢这本书，他在我开始真正的阅读时起了作用。大学四年，我只去过一次阅览室，阅览室里的读物都是流行的报刊杂志。我把阅读的地点放在了图书馆，一周借还一叠书。应该说，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阅读。
那时候我喜欢读诗，能读到的差不多都读了，海涅、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彭斯、济慈、马雅可夫斯基等等。我最喜欢的是惠特曼的《草叶集》。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他是我读到的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的声音具有人类发现自我的思想和激情，自由、民主、博爱和独立精神是他一生抒写的主题。他的诗与八十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第二次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遥遥呼应，至今依然有阅读的意义。
外国小说里的人名太长了，记不住，很让我犯难。但必须阅读，必须走进去。那时正好放映电影《王子复仇记》，很好看。听说是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我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剧作，他的代表作几乎全读了，《李尔王》、《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威尼斯商人》等。然后又读莫里哀的戏剧，然后读易卜生，然后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就这样挤进了外国文学的大门。
我喜欢托尔斯泰圣殿一样的肃穆与庄严。喜欢雨果的汪洋恣肆的激情和人性关怀。喜欢海明威的简洁和力度。还有契诃夫，他具有超人的写作智慧，他的短篇小说上承莫泊桑，给现代小说艺术以久远的影响。
思想启蒙与激情释放同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启蒙和激情释放的年代。那个时代的阅读是那一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除了文学作品，许多人文学科的经典著作和流行的读物也在阅读之列。思想界在重谈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时，我读了《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阅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当时很流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是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一本书，文科大学生几乎都读过。丹纳的《艺术哲学》、《罗丹艺术论》、卡西尔的《人论》，这些过去的、现在的思想、学术、美学书籍聚集在同一个时空，呈现出那个时代激情阅读的风景。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笔很好，可以作为中国美学史的纲要来阅读，对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审美趣味都有他独特的梳理和见解，让人耳目一新。后来，我还读过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批判哲学的批判》。前者叙写的人物，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启蒙时期前后的重量级人物，对处在八十年代第二次启蒙时期的阅读者很有冲击力。他的“启蒙”与“救亡”说，对中国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的悲剧性命运，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我看来，他可能是建国后学术界少有的具有思想含量的学者。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评述康德哲学的一本专著。这本书使我走近了康德的哲学，可以看作我真正阅读哲学的入门书。看了这本书后，我又重读了一个俄国人写的《康德传》，让我又近一些认识了康德的思想。《康德传》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康德的哲学对李泽厚研究中国思想史有很大的影响。在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三论”中，我更看重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喜欢“滞后性阅读”
我读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最近的事，也浏览了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可能与我喜欢“滞后性阅读”有关。我觉得“滞后性阅读”更可靠。正在流行的未必是好的。前几年“国学热”不断升温，我持怀疑态度，怀疑是又一次沉渣的泛起。我对主张少儿读经很反感。我对所谓的新儒学曾有所涉猎，印象不佳。我也涉猎过一点所谓国学的经典，并不认为依靠它们能给中国人带来美好的将来，更不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大行其道的世纪。但借着这股热气儿，就读了几本和国学有关的书，包括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读这类书，是为了校正和印证自己。阅读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除了喜欢，还有一个自私的目的，那就是，不想被骗，也不想自骗。愿意“滞后阅读”，也有不想被流行和热闹所迷惑的私心。
还有，我的阅读经历告诉我，外国人的书比我们自己人的书更可靠，更耐读。比如费正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小县城买到了他的《美国与中国》，读后印象很深。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其深入程度很少在中国人的著作里看到。他还主编了一套大部头的《剑桥中国史》，比我读到的中国人编写的中国史好得多，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不久前写有关唐玄宗的电影剧本，我首先看的就是《剑桥中国史》的唐代部分。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是一本好书，在我能买得起书送朋友以后，这本书就曾是我送朋友的礼品。他的自传《黄河青山》也是值得一看的好书。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萨义德的《东方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阅读印痕。
实用性阅读与“充电”
就阅读来说，我属于先天不足发育不良的一类。参加工作以后，我的阅读逐渐和工作相关起来，带上了一定的实用性。我在政协做过文史资料工作。我很喜欢阅读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就因为这样的阅读，辛亥革命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在我的印象里是鲜活的、立体的。这样的文史资料汇编，应该进入大众阅读的领域。
实用性更强的阅读是因为写作，比如要改编《水浒传》，就得细读原著，要写刘邦项羽，就必须细读《史记》中有关的篇章，要写唐玄宗，就得阅读和唐玄宗有关的历史和专著，实用的同时，也是一种补充。
当然，实用性阅读并不是我阅读生活的全部，我依然给经典阅读留有空间。我很怀念八十年代我富有激情的经典阅读。那些经过时间过滤以后，能够常读常新的文字，是我思想、精神和情感的资源。
“两本中国书”和“一个中国人”
阅读是一种交谈。一个人一生中真正能够交谈、喜欢交谈，且能常“谈”常新的书，就像一生中真正的朋友一样，并不多的，有三五个就不错了。在中国作家作品里，我愿意选择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有鲁迅。
不管从历史，还是叙述文学的角度说，《史记》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在它之前之后，中国都没有过如此宏大的叙事，没有人能像司马迁那样，把中国的历史叙写得如此庞杂丰富，且血肉饱满，精神充沛，气韵生动。它像中国历史著述和叙事文学长河中的怪胎、孤峰，前后没有呼应，没有承继。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又一个怪胎、孤峰。它可以和我读到的任何一部外国叙事文学作品比肩媲美。单就其中金陵十二钗的凄美的生命故事，已足以让它之前之后的作家作品绝望。它和《史记》一样，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创造的资源，还使许多研究者有了饭碗和浮名。
鲁迅也是一个孤独的存在，而且不仅在于文学的意义。他以他全部的作品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奇观。他是孤独的反叛者，是绝望的战斗者，是现存秩序的对抗者，至死不回，至死不悔。他分清了奴隶和奴才。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实际的情形是，把他所有的作品在当下发表几乎都像新作一样有力。就因为有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才有了它应该有的重量。我喜欢他的作品，他的书一直是我的床头书。
也正是《史记》、《红楼梦》和鲁迅，我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不同时代的汉语富有的表现力和经久耐嚼的美感。
殷双喜：让阅读回归传统与经典
口述：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研究》执行主编 殷双喜
整理：本报记者 梁 瑛
这是我第一次回忆自己的阅读历史。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１９７９年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我本人是初中毕业就作为知青下乡，庆幸的是在小学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保持了对知识、对文化的热爱，非常渴望学习，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就进入“恶补”的状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蜂涌到新华书店去抢购英语学习书籍《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我记得在新华书店抢购的时候，窗口的钢筋栏杆都被挤弯了。
人物简介：
殷双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美术评论家与艺术策展人。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执行主编，自１９８１年以来，在国内外专业报刊上发表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文章２００余万字。出版专著《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现场：殷双喜美术评论文集》、《对话：殷双喜艺术研究文集》等。
思想启蒙和美学热
那个时代是一个启蒙时代。我在河南郑州，和一些青年精英和大学教授经常有一些非正式的聚会，探讨看到了什么书。这时大量西方书籍被译介的第一波热潮掀起。在此之前，我们看不到什么书，只能通过内部关系看到一些前苏联的书，记得其中的一本名字叫《你到底要什么》。我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阅读是在小学和初中完成的，那时偷偷地到朋友家里去，看《三国演义》、《水浒》，当然还有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那时候的人对外部世界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我们的大学时代有点像毛泽东当年写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青春时的热情和交往，每隔一周在一起聊天聚会，就谈“你最近读的什么书”，比如卡西尔的《人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主要是西方哲学家的书，很理想主义。
那时候有过一阵美学热，我自己是通过西方哲学进入美学，给我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黑格尔的《美学》三卷我都读完了。我首先是通过学习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了解美学的。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艺境》。宗白华是位伟大的美学家，他和朱光潜不同，朱光潜是以翻译为主，特别严谨，而宗白华的美学是建立在鉴赏的基础上，具有东方的艺术品鉴的传统，他把音乐、绘画、语言等各方面打通，融会在一起，以一种极为自然和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当时，李泽厚在社科院办了一个大型的《美学》期刊，我每一期都看。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很大，现在看来那是一本通俗读物，但在当时他能够运用美学的观念和原理，对考古发现的艺术史的材料进行整体上的概括和系统化的表述，建立起一个从古代到明清的审美演变的叙述，很难得。现在看来，这种审美演变的叙述是值得讨论的，但毕竟他是第一个建立的。回头去看，那时候的美学热奠定了我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对艺术审美的一种认识。
我因为研究美术史，对广州美术学院的迟轲先生印象很深，他写了一本关于美术史的通俗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叫《西方美术史话》，这本书不断再版，印了３０多万册。当然后来有了更好的读本，就是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
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美学家本雅明
后来，我的工作涉及到对西方艺术的理解和评价，受到西方艺术史研究的影响，我发现所有的艺术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和社会整个大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又读了一些西方社会学的书籍。在这方面，我特别推崇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两套丛书，商务在８０年代出版的西方经典的黄皮书，比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三联出的一系列西方学术书籍，蓝灰色封面的，也非常好，其中有丹尼尔·贝尔关于资本主义现状的分析。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美学家本雅明，我读过他大量的书。本雅明是一个跨越世纪的美学家，虽然他在二战期间不幸早逝，但他的思想是超越时代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都是他的经典，他对社会和艺术的内在东西的分析非常有价值。而且我最喜欢他的文风，他提倡一种图书馆式的、博物馆式的文风，就是把那些优秀的、精华的东西组织起来，行文和文字跌宕起伏，充满一种韵律和铿锵感。
大量引进西方美术史著作
到了８０年代末，我到西安美院读研究生。当时中国美术界有一个思想的来源地，就是以范景中先生为首的中国美院的一些学者，他们开始大量地引进西方美术史学者的著作，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贡布里希，他的著作涉及艺术心理学、艺术哲学、艺术史等。而贡布里希作为美术史家，他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又受到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影响，波普尔的一系列书籍启发了人们的思想。我记得我在西安美院的宿舍门口，在阳光下，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读完了波普尔的一本薄薄的书《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的一种批判和审视，我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冲击。
我记得当时有几套丛书，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白皮黑字，一册一册很薄，当时知识青年都要读的。我们还经常读的是辽宁出版社翻译的一套西方美学和哲学丛书，比较杂、比较大。还有中国一批启蒙学者编的一套“思想解放、走向未来”的庞大书库，包括外国和中国当代学者写的这方面的文献，涉及的面非常大，当时要上千块钱，对于我来说都是巨款，所以没买。这套书就反映出了当时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活跃，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断面。
后来渐渐有了大量的西方美术史、美术著作的出版，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西方美术史译丛，邵大箴教授主持翻译了一批西方现代艺术史著作。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欧洲现代派画论选》，及当时最流行的有几本书是西方艺术百图系列，有《西方油画百图》、《西方雕塑百图》等，一幅作品一个解释，非常通俗地把西方艺术介绍过来。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罗丹日记》，是罗丹的秘书葛塞尔对罗丹思想谈话的记录，这本书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西方大艺术家的思想。这个工作后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继续了下去，出版了一套有关西方美术理论的黄皮书，其中最有可读性的是罗伯特·休斯的《新艺术的震撼》，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历史。９０年代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由天津人美出版的《西方现代艺术史》，译者是邹德侬，那本大书奠定了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史的整体了解，建立起我们的艺术史框架。
这里面还要提到几本杂志，中国美院的《美术译丛》，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研究》、《世界美术》，都发表了大量西方艺术著作和理论文章，这些都给了我很大影响。那时候杂志不多，但到邮局或者街边报亭都可以买到，逐渐地，严肃的学术杂志在报亭和新华书店都见不到了。事实上，我们可以用３０年街头书刊的零售建立起一个３０年大众阅读系统的转换，街头时尚杂志的演变可以反映出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
阅读的两个缺陷
作为艺术评论家，我个人感觉这３０年来，我的知识结构有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在我的青年时代不能到博物馆去了解艺术史原作。对我们从事视觉艺术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种视觉阅读，也就是对艺术品的直接阅读，这比通过文字的间接阅读更重要。我们中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对美术馆、博物馆原作的阅读特别少，阅读，除了阅读文字，也要阅读自然，阅读生活，我提倡一种大阅读的概念。阅读艺术品也是阅读。电视阅读、杂志报纸阅读和书籍阅读，给人的知识的深度是不一样的，阅读要返回文字和书本的阅读，缺少深度阅读的民族，我认为是比较危险的。
第二个缺陷在于，我们这代人经过“文革”进入大学，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化和典籍的学习非常欠缺。中国自７０年代以来的大学生有两个缺陷，一个是由于要应付高考，顾不上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个是对艺术的学习在初中阶段就结束了。从文学写作方面，我要特别推荐《古文观止》这本书，我觉得中国的初高中生都应该读这套书，不仅通读，而且应该反复读。我听一个朋友说，现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是《读者》，所有的初高中生写作文都要学《读者》，结尾必须点明人生哲理，这是受到一些翻译文体的影响，变成了一种“读者文体”，对于这种情况，我感到很忧虑。尽管初高中生读《古文观止》可能有一些古文的障碍，但通过阅读《古文观止》，可以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字的精简、博大的理解，这本书中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中国人观察世界、观察自然的思维方式，其中的一部分法家论述又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我的评论写作文风就受到这些文章的影响，尽量做到简洁平实，不堆砌文字。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里保存着这个民族最为久远的文化精华，这是这个民族赖以走向未来的基础。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模式系统是２０世纪初引进的西方语法系统，中国古代有自己的汉语语法，尽管现代人已经不用文言文表述，但文言文的美不应该彻底和现代汉语隔绝。现代汉语越来越欧化和电脑化，这是值得忧虑的。真正的古汉语的宝库大门不能对未来的年轻一代永远关闭，那是我们和自己这个民族的精神血脉的断裂，是致命的。
回归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
说来惭愧，我是在２００３年“非典”的时候才有机会通读《论语》，此前一直是零星的阅读。我读的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这里有原文，有注释，有李泽厚的点评和讲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很怀念“非典”那个时期，那时候我可以坐在公园里，在阳光下，心境平和地读完这本书。我发现这里面渗透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多成语的出处都在这里。
回顾这３０年的阅读，我越来越觉得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很重要。我个人对中国传统诗歌很感兴趣，这方面的阅读也比较充分。我最喜欢的是汉魏乐府，尤其是《汉魏六朝诗选》，那里面有朴素的文风和对民生的关注，虽然没有唐诗的华丽和工整，但那种朴素和汉代艺术一样非常打动人。我觉得中国古代典籍如何进入大众的日常阅读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人到中年，我的苦恼在于我们被日常的琐事所分裂，没有很多时间去深入古典文化，而只能用零星的时间去阅读补充。我把这作为一种休息，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享受。
殷双喜书单
“我的３０年３０本书”
殷双喜书单
《论语今读》 李泽厚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
《庄子今注今译》 陈鼓应
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古文观止》 清吴乘权、吴大职编
陈蒲清 校订，岳麓书社，１９８３
《文心雕龙注》 南朝梁刘勰
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汉魏六朝诗选》 余冠英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水浒传》 明施耐庵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
《美的历程》 李泽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美学散步》 宗白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６
《艺境》 宗白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７
《十批判书》 郭沫若
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著
张雁深 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瓦尔特·本雅明
浙江摄影出版社，１９９３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瓦尔特·本雅明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西方美术史话》 迟柯
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３
《雕塑之美》 罗丹口述
葛塞尔记录，沈琪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７８
《欧洲现代派画论选》
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 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３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英卡尔·波普尔
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
《人论》 德恩斯特·卡西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
《艺术的故事》
英贡布里希，范景中译
广西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８
《美学》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著，楚图南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西方现代艺术史：绘画·雕塑·建筑》
Ｈ·Ｈ·阿纳森著，邹德侬译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三联书店，１９８９，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艾恺，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新艺术的震撼》
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西方艺术批评史》 文杜里，迟轲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西方美术理论文选》 迟轲等译
四川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２
《中国古代思想史》 葛兆光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完美的罪行》 让·鲍德里亚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曹意强：在中西比较阅读中走进艺术史
口述：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 曹意强
笔录：本报记者 梁 瑛
人物简介：
曹意强，１９７７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后兼攻美术史，１９９０年获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１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随从哈斯克尔、贡布里希和巴克森德尔三位艺术史泰斗学习西方美术史，１９９５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新美术》主编、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际上，曾担任世界艺术史大会主席团成员、国际权威学刊《艺术史》顾问、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高级研究员、宾西法尼亚大学访问教授、密西根大学高级研究员、克拉克艺术研究院首任院士和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顾问等职。发表的主要中、英文论著有《艺术与历史》、《时代的肖像——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大旅行的意外结果》、《历史画在意识形态时代的命运》等，其中所提出的“图像证史”观念和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隐形之链”理论为中外学者所引用。
我进入美术史，是受到我的老师和朋友范景中教授的影响。１９８３年，我调到浙江美院学报工作，我与他初次见面，就感觉到他具有真正的学者的气质，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我是１９７８年考入浙美版画系的，我们画画的人当时不太瞧得起搞理论的，但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开始觉得理论研究是很有魅力的，我从中看到了一种知识的力量。当时范景中正在翻译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我有幸帮他誊写译文手稿。我当时对绘画中的许多问题有所迷惑，《艺术的故事》驱除了这类迷雾。我从来没有想到，一本美术史著作会给一个从事创作实践的画家这么大的启示。贡布里希对画家作画的技术过程和心理活动了如指掌，而且以如此宏阔的视野把艺术发展的故事写得那么有趣，在通俗中隐含深刻的理论，这让我受到很大震撼。后来我陆续读了他的主要学术著作《艺术与错觉》、《木马沉思录》、《形式与规范》等。通过范景中老师，我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与贡布里希进行通信，以书信的方式向他请教。１９９１年，我到牛津读书，抵英第三天，我的导师哈斯克尔教授就带我到瓦尔堡研究院去见贡布里希，从此，我常能亲听其教诲，直到他去世。
艺术史是一个迷人的领域
在英国，我时常能见到的另一位老师是巴克森德尔教授，他的《绘画与经验》是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这本书很简短，只有七八万字，但这本书是从视觉文化的角度研究历史的典范之作。以前艺术史家乐意讲述艺术家的生平，描述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而巴克森德尔从日常生活的环境的角度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例如日常所用的语言、实用数学等是怎样影响艺术的创作的，又是怎样决定了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观看的。他把一幅绘画作品看成是一种特定社会习惯的积淀。他的另外两本书《意图的模式》、《乔托与修辞学家》都是很重要的著作，已经成为西方艺术史的经典。
我的牛津导师哈斯克尔被誉为２０世纪最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史家。在成为他的学生之前，我已看过他的一些著作，特别喜欢他那优美而充满智慧的文笔。他的论文集《过去与现在》，让人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与往昔的对话而把消失的历史复活。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说过，历史即复活，我想哈斯克尔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赞助人与画家》改变了艺术史写作的视角，从接受绘画者的角度去重构艺术史。我认为，他所撰写的书是一种最健康的社会艺术史，它们鲜活，不教条。当然，他在理论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当是《历史及其图像》。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我都在他身边，而且当时他一直就此论题在欧美各地做讲座，其中的大部分我都听了，这对我理解全书很有帮助，现在我正与别人合作，准备把它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这本书可说是西方艺术史学史的经典著作，出版的时候，贡布里希连写了三篇书评。我回国后，出版了《艺术与历史》一书，以哈斯克尔的史学思想为出发点探讨了艺术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出国之前，我也读过以赛亚·伯林的论历史的必然性的重要论文。伯林是哈斯克尔的挚友，几乎每周都到哈家吃饭。我在哈斯克尔家常听他们聊天，直接了解他的思想。伯林是一个语言大师，是一个对生活、对艺术、对文学都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他对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欧洲思想史的看法。他让我们认识到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突破了柏拉图以来欧洲的一元论传统，开启了思想多元化的局面。我喜欢读他的著作，他的哲学不枯涩，充满活力与情感。
回望了不起的中国史学著作
我的阅读情况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首先是从西方经典著作入手的，而且力图读原文。在牛津留学时，主要读欧美的史学著作。当然，我学习欧美艺术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美术史。回国后，我重点研读了我国的经典著作和画论，由于有西方的参照系，我对传统思想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中国史学典籍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宋代郑樵的《通志》，和唐代刘知己的《史通》。我在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史学以后，回过头来反观这三人的思想，更感其深刻。我们过去对这三本著作的评介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对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没有进行过认真地梳理。例如，郑樵的《通志》虽被誉为中国史学名著，但迄今为止，我们在国内还找不到一篇严肃的研究文章。这本书对艺术史研究者极为重要。我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叫“图像证史”，旨在强调传世图像也应被用作历史研究的合法文献，而不是一种补充材料。郑樵在《通志》中首创图谱一略，将图像看成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献记载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图像的史书是“虚学”，是“忽悠”的学问。在欧洲，到１９世纪时，史学家才有如此的认识。把图像纳入历史研究领域，构成了欧洲新史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正因为如此，我所从事的艺术史学科从１９世纪开始，成为欧美成绩卓著的人文学科。郑樵的传统在我国没有继承下来，因而我国的艺术史学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通过与西方的思想的接触，我们才重新发现郑樵的史学的伟大。事实上，正是由于上世纪西方学者对我国上述三位史学理论家的研究，才使我们重视他们的。郑樵在宋代就提出一个欧洲的现代观念，真是了不起。这让我看到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会产生相通的智慧，我将之称为思想的“隐形之链”。有很多人类的思想在没有接触的可能的情况下，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空产生，并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相遇，甚至错位而迸发思想火花。
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如此。我在西方学习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记的是西方的学术批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具体方式是把一切问题都放到历史的框架中进行思考。事实上，只有把问题放到历史的框架中去思考，才能真正发现其意义，才有可能达到“以古鉴今”的目的。清代的章学诚几乎与欧洲史学思想家并驾齐驱，同时采纳了史学批评模式。他建构了我国崭新的学术史，使他回避了主观的意气之争。今天，我们不乏“表态式的学术”，探讨学术问题时，往往从情绪而非理性出发，堵断了真正的学术批评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发扬章学诚的精神。在这方面，读一读欧洲哲学家波普尔的著作，会大大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
钱锺书的伟大和局限
在中国学者中，钱锺书也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博学，令人叹止！翻译贡布里希著作的范景中老师，也许就是从钱锺书的文字中初知贡布里希这个名字的。我记得有一次，钱锺书的《谈艺录》出版，范老师很激动地领着我去买了这本书。买到之后，他马上独自到西湖边，找个僻静处一口气读完全书。受范老师的影响，我也读钱锺书。记得钱锺书在书中多次引用贡布里希的书，包括《艺术与错觉》和《艺术的故事》。范老师在浙江美院图书馆惊喜地找到了《艺术的故事》，这本第一版的英文书居然从未有人借阅过！后来范老师就花了近５年的时间，与杨成凯先生一起将它译成了中文。我猜想，范老师发现贡布里希与他读钱著有关。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觉得钱锺书虽博学，其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的著作有个缺点，就是缺少理论框架。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由于缺少理论框架，所以当他引述西典的时候，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我很奇怪地发现，钱锺书对西方的重要著作无所不知，但你如果根据他的引述去理解那些书，那就完蛋了。他有可能只是抓了里面一个有趣的枝节，而根本没有说出那本书到底是讨论什么问题的。我个人认为，钱锺书最好的文章是《林纾的翻译》 ，还有一篇《论中国诗与中国画》也好，直到现在，仍是我国相关领域里最好的文章，但如从更高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它们，在理论上难免显得简单了些，是些中外相同东西的简单排比。但连这样的排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能超过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悲哀。钱锺书的伟大就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无穷的知识宝库，而他的局限也在于此。
还有一个我很崇拜的学者，就是原来山东大学的历史学家童书业，他不是美术史家，但我认为，他是中国最厉害的美术史家。《童书业美术论集》是我向博士生们推荐的必读书。其中最精彩的论文是《南画研究》。无论是对史料的运用，还是对于中国绘画本身的理解上，此文都非常精妙。
我们应该去了解真正的西方
上世纪８０年代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哲学书籍，当时商务印书馆刊印的汉译西方名著系列，其中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我最爱的书之一。卡西尔的《人论》也是如此。但有些哲学译著我看不懂，后来能读原著了，我才知道其翻译出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康德、黑格尔等著作，一读原著方知我们所接触的黑格尔完全是被中国化了的黑格尔。其他西方思想也有同样的情况。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力图走向世界，吸纳西方思想，但遗憾的是，我们所吸收的思想不少是被中国化了的西方思想，这无疑不利于发展我们的思想。反之，我认为这一百年来，对我国造成巨大损失的是我们思维方式的扭曲。中国人在１９世纪之前，具有优良的思想方法传统，例如我前面提到的章学诚就体现了这个传统，但到了２０世纪以后，中国人把西方的一些理论拿过来，误取其极端的一面，养成了走极端的思维习惯，造成中国近一百年来不断“矫枉过正”的痛苦。中国美术史界也有类似弊端。
现在看来，上世纪８０年代和晚清在引进西学的时候，有相类似的毛病，要么不加选择地输入，要么进行中国化了的误读。中国思想界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被这些中国化了的西学所左右，其危害最大的就是激进主义的思想模式。实际上，这种极端的模式既不是传统中国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到了９０年代，我们开始比较清醒地、有鉴别地看待西方，形成学术史研究的热潮。我们现在应做正本清源的工作，把真正的西方学术思想经过消化而系统地引介进来，使我们能从西方学术中汲取精华，推动中国美术史的发展。
在这里，我想反复强调掌握外语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懂外语，只看别人断章取义的翻译，就很难了解西方的学术思想。而我们想让西方了解中国，首先是我们自己要真正了解西方。
徐友渔：专业阅读与爱好阅读相结合
口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友渔
笔录：本报记者 钟华生
人物简介：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７７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１９８２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作访问研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研究语言哲学，后转向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２０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
３０年来，有３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
３０年中，令我最震撼的书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过来，感触特别深，因为“文革”也是一个践踏法制的时代。让我反复阅读、思考、研究的书，应该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这本书算是２０世纪的一本经典著作，它谈社会的正义问题，这跟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有关系，我自己的专业也有关这方面。这本书是１９８８年出的，我早就买了，但一直放在书架上，因为我知道它是大部头的经典，啃起来要花点时间，就一直空了好几年没读。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差距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种分化现象，让人觉得人心浮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就觉得实在该看看这本书了。如果说是对我启发比较大，让我觉得豁然开朗的书，那么就是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看完了这本书，我觉得自己对社会问题，对法治的比较性，以及对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应该怎样，都产生了很多看法。
我是在９０年代末读这本书的，那时候刚好中国发生了自由主义跟所谓“新左派”之争，应该说这场争论跟哈耶克的思想直接、间接都有点关系。反映社会转型期的人性问题，在文学书方面，客观上我接触得不多，但我还是经常有关注的。在中国原创的文学作品中，我对阎连科的《丁庄梦》和《受活》评价比较高。写艾滋病村的《丁庄梦》，我觉得它从各个方面讲都应该算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重要的作品。《受活》对社会转型期的人性扭曲表现得非常深刻，作者观察得特别细致，还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意识形式，在意识上、在语言上都有一种反讽的意味。
其次，我对王安忆的作品也比较认可。我觉得她对社会问题是敏感的，用一种细腻的女性视角去观察，比方她有一部作品写农村一些父母出去打工，把小孩留在家里，跟着老人在一起生活，她对这一类问题的反映还是比较深刻的。我觉得王安忆和阎连科的作品“门槛”都挺高的，你要进去很困难，如果照现在大家在网上阅读的这种习惯，会看了一段时间就不想看了，读不下去。我对他们有一种信任，会耐着性子看下去，看着看着就会觉得扔不下，然后真心实意地看下去。这是对读者的耐性和综合素质的考验，能够看下去的读者，看到最后就会明白作者的功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种书还是挺好的，但是不多。
我比较欣赏一些风格比较古典的作品。另外，在一些新的流派中，我比较喜欢的是有点批判现实主义的那种，比如莫言、贾平凹的书。在社会转型期，除了社会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和波动之外，人的精神上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反应。我觉得能够揭示这一点的作品，就相当于１８世纪、１９世纪，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作品，对那个时代人性中表露出的欲望横流，有一种深刻的反映和批判。 还有北村的一些作品我也觉得挺好，他弥漫着一种很浓厚的宗教情怀，他写的人内心那种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有点像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觉得能写到那种境界很不简单，把人心的那种善与恶之间，正义与丑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都写得那么深刻，这一类小说我都很喜欢。
关于《交锋》与《白银资本》的争论
首先是马立诚和凌志军写的《交锋》，有关中国９０年代最大的一场争论，就是还要不要改革的争论。
在这些年来有关阅读的争论之中，我要举两个例子。这本书写出来以后，一些人批判这本书、咒骂这本书，甚至还要诉诸于公堂，想用司法手段把这本书给灭掉。但最后的结果是那些人彻底打输了。应该说，这场争论是中国关于书籍引起的最大争论之一。实际上，这本书谈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潮与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潮之间剧烈的斗争，所以我很认真地看过这本书，当时我的感觉是，我们几十年这么走过来了，当然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对于改革开放也是出自内心的拥护，才引起那么大的痛恨与那么猛烈的攻击。虽然改革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一些问题，应该客观批评，但也不能说改革开放出了问题，就要反对改革。对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觉得应该理直气壮地出来支持改革开放。这场关于书而引起的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大，而且跟中国现实的关系最大。
在另外一场争论中，首先提出批评的是我本人。当时有一本书叫《白银资本》，是西方的一个“新左派”人物弗兰克写的书。实际上他写这本书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中国从来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到了近代也是最伟大的，中国从来没有什么缺点。西方唯一强的就是用白银偷走了中国的东西。他还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中心，中国历来都是世界“老大”，中国从来都没有落后过，也从来犯不上向西方学习。这种观点其实对中国现代化的害处非常大，它满足了中国人的虚荣心，对我们学习西方文明的长处，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制度、组织生产方式等等，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观点。所以，我觉得《白银资本》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后来我的批评引起了一场论战。一些人也用一种非常凶狠的口气对我进行了反批评。其实，如果我们现在就满足，觉得中国从来都是世界“老大”，用不着向西方学习，那么我们干嘛还要辛辛苦苦地对外开放去探索一些先进的东西呢？所以，《白银资本》的“中国中心论”是非常有害的。
受思想启蒙比较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一批书，尤其是文学书，外国的经典名著，很多人就连夜地排队去买这些书，如饥似渴地看。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这些书我在很多年以前，小学、中学阶段就在图书馆看过了。基本上一些最重要的经典名著，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罗曼·罗兰、莫泊桑、莎士比亚等等的作品，我受这些思想的启蒙比很多同龄人都要早一些。到了读研究生的时候，除了极个别的书之外，我就几乎只看专业书了。后来到牛津大学也是看专业书，提高语言，都是看英文书，看得非常认真、细致。回来以后逐渐就摆脱了只是精读一类专业书的习惯，涉猎的范围就广了一些，比方后来看罗尔斯的书，还有后来的“宪政译丛”，《宪法与权利》、《法与宪法》、《宪政与民主》这一类的书，还有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等等。我看了以后觉得超过了以前那种纯粹的英文原文专业书，尤其是中国的现实使我决定主动调整、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后再去找这些书看，研究范围就发生了变化。
在阅读上的“两头兼顾”
这种在阅读内容、阅读状态上的变化可以叫做“两头兼顾”吧，以前看书特别专，比如对一个问题看很多次，我觉得这一步对一个学者来说是一定要经历的最初阶段，就是成为在某一个问题、某一个领域上的专家，这种专家对细小问题的文献都是要非常熟悉的。一谈到这个问题，就要让自己几乎对所有的文献都看过。我觉得一个专家应该就是别人问你什么，你都应该知道。那时候我看书纯粹只是看英文的学术书籍和学术期刊，这样才能取得一种发言的权威感，不然你要称自己是一位学者，对公共事务发言，这就有点虚了。我是长时间地沉浸在一个很狭窄的领域里面，比一般学者要长得多，把这个领域里面应该有的文献都看过，而且首先你在国内找不到的，在国外都一定要找到，如果我知道有一篇文献跟我的研究有关系，但我没看到，我自己是不能把心放下来的，一定要看到为止才放心。我觉得这种要求和信念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资格说你自己是一个学者。如果在某一个领域没有专长的话，我觉得这种“学者”就是一个冒牌货。
到现在，我就是把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就是专业阅读与爱好阅读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我非常精细地研究专业文献，我还是保留了这个习惯，但同时我觉得长时间练多了、有了积累以后，也要放宽视野练一些别的东西，因为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应该看，比如我对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感兴趣，包括三农问题、贫富悬殊问题、法律问题等等，自己关心这些问题，就要看这种书。另外，我觉得作为人生乐趣来说，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写的文艺作品，我觉得还是应该看一批，这样你才会知道时代的节奏。因为文学家是用一种艺术的、感性的东西来体会这个世界，跟理论家观察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应该说，我现在是泛读跟精读结合在一起的，泛读就是广泛地快速地读，不会在上面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不会用一种研究的态度去对待它，就是尽可能读很多东西，扩大自己的视野。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持一种学者的状态，对很多问题、对一个领域中间的事应有尽有地全都看到，从而在这方面起到一种比较有发言权的地位。
徐敬亚：读到最后，张开翅膀飞
人物简介：
徐敬亚，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诗歌理论家。１９４９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１９７６年开始写诗，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现为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著有诗歌评论集《崛起的诗群》、散文集《不原谅历史》等，主要诗学评论有《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诗由流落到宠幸》、《重新做一个批评家》、《诗，一种自我拯救术》等。１９８６年，曾发起并主持了“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在黄山第三代诗歌纪念会上获“终身成就奖”；２００７年末，获《２００７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年度诗歌批评家”。
从诗人到文学批评家，徐敬亚这一生与诗的纠葛无法轻易解脱，他曾说：“一直到死，在内心里，我都会不自觉地敬重着诗，敬畏着诗。诗是文学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生命的一种本质。虽然不写诗，但我并不认为我离开了诗。诗，对于我来讲已经不是文字，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生命方式。”有趣的是，他的妻子，同为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的王小妮，２０多年来，始终坚持着诗歌创作。徐敬亚认为他与王小妮只是分别站在诗歌盾牌的两面而已。现在这面扎根海南大学的盾牌依然飘扬着诗的旗帜：王小妮在教学之余依然写诗。而徐敬亚仍然在从事着一切与诗歌有关的事情，他们努力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学生们爱上诗，学会敬重诗。
采访题记：
采访前看过徐敬亚写的一些文章，知道他是一个讲究字句的人，一个对文字和自己的说话方式很挑剔的人，一个不肯循规蹈矩的人，担心他不肯接受这种口述笔录的采访方式。果然电话打过去，徐敬亚说，他习惯用邮件的方式来回答。你来问我来答，话题依然是３０年３０本书。我的提问以他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地域为界限，但申明他可以自己修改问题。只要是回顾这３０年的阅读史或者阐述自己的阅读心得就可以。中间正值海南大学出现疫情，停课一天，学校开会，作答的时间后延了。但答案发回来的时候问题也被修改得简短直接。一个人对自己的阅读史除了是天然的回答者以外，还是最恰当的提问者。为了尊重作者，我们保留了徐敬亚修改后的提问和回复。因为，这是他个人的３０年读书记忆。
好书应具备三个条件
文化广场：请问您的个人读书观是什么？
徐敬亚：对所谓读书，我的看法可能有点偏。我并不认同那种把读书捧到很高、很神秘的说法。中国老百姓中有一种传统性的误解，以为一个人只要读着书，似乎就是在高尚着。这很可笑。
在我看来，书和人之间很有一比。人有好人孬人，书也分好书与差书。人里面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高手，也有“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的低俗之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在遍地口水化的今天，一个一般智商的人都可以写作并出版一部书。但一本好书与一本坏书的区别太大了——知识储备，教养素质，语言张力，智慧含量，结构能力，人格情趣……等等差距，比一位总统与小商贩的差别还要巨大！”
书读得多，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这就好比一个人的关系网很广，认识人很多，但却可能是一个骗子。
人类的知识，也不是清一色的好知识，有不少荒唐的无聊理念，有很多无耻的处世之道，也有不少平庸浅薄的假学问、假学术。
读书的人，也分三六九等。读书的目的，更是五花八门。
我非常反感“蒙人”式的故作高深。很多人读了几本书，便到处卖弄，背一些名词与概念，把书当成随时搬来吓人的道具。
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创造者，很可能成为书囊与纸袋。因为一个人的知识与学问和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并不成正比例。因此，我最看不起的是“背诵式”的读书。很多人装模作样地记录，就是为了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蒙人。
文化广场：诗人们一般怎样看待读书？
徐敬亚：诗人们最反感“死读书”、“读死书”。一般来说，诗人们读书比较挑剔，所以阅读量都不太大。而且，诗人中流行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读书过多的人，原创力都比较弱。
文化广场：在大学里你怎么指导学生读书？
徐敬亚：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势如爆炸，书店里琳琅满架，令人目不暇接，但细细查看起来，真正有见识的书却凤毛麟角。大量拼凑的、平庸的、装模作样的“著作”太多了。
在学校，我常常对学生们说，要当心一些伪书！第一骗钱、第二骗时间。简单地说就是两条，一是谋财二是害命。
文化广场：那么请问，你认为应该怎样读书？
徐敬亚：这个世界上好书太少了！就像这个世界上聪明人比较少一样，就像一个人一辈子不需要太多的朋友一样。我认为，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几本好书相当不易。对书的选择一定要精。
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都在寻找朋友，都在寻找好书。这种好书，必须是知音之书、伯乐之书、生命之书！
好书，我想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它是能够击中你的书！也就是说它与你生命的价值方向一致，即能强烈感染你、影响你；第二，它是能够升华你的书！它在生命的质量上、宽度上超越你，即，能够使你变得更复杂更多可能性；第三，它是能够激活你的书！——也就是通过读书，你不仅找到了自己，而且发动了自己。你不仅跟着别人飞，而且最后你张开了翅膀飞——这可能是最佳的读书效果。
如果你读到的全是差劲的书、低俗的书，就跟一个人总跟臭棋篓子下棋一样，最后你也成了臭棋篓子。
一个人如果寻找不到热爱，就要学会忽略。-
一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
文化广场：那么，请现身说法谈谈你自己的读书经历。你上大学三年级时已经写出了《崛起的诗群》。请问你当时读什么书？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徐敬亚：很幸运的是，我的大学生活处于思想动荡的８０年代。思想的荒芜与艺术的饥渴，使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成为勤奋的代名词。然而我当时读的书并不多。自作聪明的人，一般比较不勤奋。
大学四年，我基本都是在写诗与读诗中度过。像样的书读得不多，而真正的学术著作只读了一本，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然而就是这一本枯燥的《美学原理》，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读得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现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都划上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思考，就是我最早的文学评论。那些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
文化广场：那么，你是否认为一个人一生只需要寻找到一本最适合于自己的书就可以了呢？
徐敬亚：当然不是，一个人有多方面的需求。而每一本书却只能储藏着某一种类型的知识与思想。我并不认为“书”一定比“人”高明，这是我的一贯观点。书，其实就是凝固了的人，就是精选之后的人，就是已经逝去的传统，就是人类曾经站立过的台阶。一般来说，未来的时间多于从前，后人的智慧不低于前人。我不主张“法先王”。
读书与交朋友，其实很相似。有的人看谁都顺眼，看谁都是朋友，结果最后一个真朋友也没有。而我在任何单位，总是有看不顺眼的人，当然人家可能更看不顺我。反正我对书，总是产生选择性。我看着亲切的书少，看着烦闷的书多。
其实，大学时期我也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对尼采、叔本华、柏格森，我都比较喜欢。弗洛伊德对我影响也很大。而存在主义则成了我人生观念的核心。但是，这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克罗奇那本书对我的影响。
一直暗暗喜欢着《万历十五年》
文化广场：能谈谈另一些对您影响大的书吗？有吗？
徐敬亚：我的偏激、固执，以及不自觉的自作聪明，使我很少能找到爱不释手的书。一般来说，我忍受不了写作者的笨拙、平庸和可怜的耐性。但是多少年来，我一直暗暗地喜欢着《万历十五年》。
一般来说，我比较看低那些老老实实的循规学者。我一贯喜欢超出一些界限的人。我不喜欢沉闷平庸，不喜欢按部就班。我喜欢独出心裁，喜欢融会贯通。喜欢一种汪洋恣肆，行云流水的大家风度。
其实呢，我是喜欢黄仁宇表现出来的大历史观。我认为没有假想，不成史观。
文化广场：那干脆请您谈谈对《万历十五年》，以及黄仁宇的历史观的看法吧。
徐敬亚：我认为，历史之所以被记载，总是出于某些人的愿望。而隐匿史料，是历史上任何一位大人物必须具有的职业本能。即使写史者和盘托出了他所知的全部秘密，那些秘密也必然限于个人的某种偏心的角度和某种目光的局限。历史的戏剧，只能一次性地演变与收场，多少卷史书也无法摄取全貌。因此，缺席审判，是任何一位史家必须学会的严厉。无米之炊，或者说伪米之炊，是任何巧妙史官都无法逾越的缺憾。评史者能做到的，只有在前人留下的条条瘦骨里想像着丰腴的皮肉。
哪一个年代不充满秘密，哪一个王朝不惊心动魄，哪一部历史不杀机四伏……！
只是由于姑息，由于罪过，由于无数变形的贿赂与暗中的凶手，也由于写史者的平庸与麻木！历史，一天天活灵活现地、鬼鬼祟祟地走过去。它，那么一个灵活、虚伪与诡诈的家伙，怎么可能是枯燥无味的呢！正是通过《万历十五年》，我才懂得了“明史”的重要。
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很多年也出不来一个。
秦朔：以阅读证明无知之无限
口述：《第一财经日报》总编 秦朔
整理：本报记者 刘瑜
人物简介：
秦 朔，１９９０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南风窗》总编辑，２０００年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学习，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２００１年９月起，秦朔在中山大学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方向为中国市场营销与消费者行为。主要著作有《大脑风暴——文化工业探寻》、《传播成功学》，《感动中国》、《美国秀》、《大变局》、《告别ＧＤＰ崇拜》等。现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题记：
“成长不可无书”，这是秦朔写在《感动中国》里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足以印证他的成长之路，他以哲学家波普尔所言为座右铭——“我所追求的所有知识，只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阅读于他，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或者说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非常赞成几年前台湾知识分子倡导“新读书主义”：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
小学三四年级读报纸杂志
我的阅读应该始于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三四年级，家住河南大学校内，父母都是爱读书的普通知识分子，自然受他们影响。他们拿回家的有《人民文学》、《十月》、《收获》以及《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文学杂志与报纸。到１９８０年我上中学，开始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有《说唐》、《封神榜》、《东周列国志》等杂书，这时候也读唐诗宋词。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６年在我的阅读记忆中是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时期，中国文学呈现非常繁荣的景象，各种文化思潮不断出现，大批作家如王蒙、张贤亮、冯骥才、阿城、宗璞、谌容、刘心武等的小说我差不多都读过，大量的文学及诗歌杂志构成了课外阅读的主要内容。
高二、高三那时候，因为家里很挤，晚上我都会跑到河南大学外语系的外国文学研究二室里写作业，我爸在外语系。在那儿开始接触《读书》及《文学评论》杂志。《读书》以引领思潮闻名全国，包容文史哲、社会科学及艺术评论等，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文学评论》也在倡导新观念及思潮，比如人文的反思、人的觉醒的观念等等。那时还开始涉猎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比如中国经济改革走什么道路，中国要向何处去之类。
大学时代刻骨铭心的阅读记忆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正是我读大学的阶段，校园里读书空气异常浓厚，而且以人文社科类为主导。那个时期读得非常“苦”，是一种高强度、高密度的读书，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书店里。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书不敢说都读完，但那里面有多少个架子，每个架子上大体放了什么书，差不多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图书地图”。每个月还经常省出几块钱坐车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内专卖学术书的学术书城去买书。当时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内容庞杂，有翻译之作，也有国内学者的论著，有着清醒的时代意识，就像它所宣称的，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的一次真正的复兴。此外还有三联出版社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及湖南岳麓书社、贵州人民出版社等推出的一批体现当代人思想启蒙的书籍。
博览群书是大学时期阅读的主要特征，哲学、美学、思想史、社会学等领域，比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以及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论文学的主体性》都是影响一代文化思潮的作品，有关人性、人道、人心、人的尊严，成为最被关注的话题，萨特、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福柯等也是阅读的一大重点。同学之间时常会“拼”书，比如你有哪本我没有的，经常交换来看。我读书用的是《读书》杂志的方法，知识密度很高。大学时代通过阅读进行思想与思维训练。
大学毕业那年我找到工作后返回学校，因为没有课了，我就泡在图书馆，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读完了４０多卷《马恩全集》，当然是泛读，很多都是一掠而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些非常具有雄辩气息的作品，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深深吸引了我，唯物辩证法也成为我至今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收获，因为脑子里装了太多知识和方法，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常用的、形成习惯的思考方法，就会东一下西一下，南一下北一下，看似知识很多，却往往无所适从。 此外，我也看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哲学原著选读、包括黑格尔的一些哲学著作。有本三联书店出版的《理解的命运》，殷鼎写的，是一本关于解释学的研究读本，我印象很深，字字句句读过。去年在上海的一次酒会上偶然碰到他，殷鼎也很意外，他说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向他提到这本书，《理解的命运》是他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我告诉他，他的书里承载了我的青春记忆。
服务于不同阶段的研究方向
我们读大学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无论课程的设置还是学养的熏陶都讲究广泛阅读，学科交叉，像我所学的新闻专业本身就设有社会学、文学史、美学、古典文学等等科目，还有大量的选修课程供学生选读其他领域。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为我们提供了开阔的思想视野，古今中外，西学为用，多元并举，《论自由》、《论美国的民主》、《政府论》、《法的精神》、还有潘恩、卢梭等……都在大学生中受到关注和重视。我觉得９０年代中后期之后，大学的风格才更加专业化、技术化、功能化了。
１９９０年我毕业进《南风窗》杂志，一方面，我的很多阅读带有急用先学的实用性，是为了工作的实际需要，比如对农村扶贫、环境问题、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相关阅读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阅读报刊成为我平时阅读的主要方式，也包括一些畅销书籍的阅读，这都与媒体从业的性质有相当关系。另一方面，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对某个方向的兴趣，也开始进行一些专业性的阅读，服务于自己在不同阶段的研究方向。比如，由对文化产业引发的兴趣，加上采访研究，有了１９９３年我的第一本书《大脑风暴——文化工业探寻》的推出。之后我研究过传播学、成功学，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写了《传播成功学》。《南风窗》的定位是政经杂志，所以我的阅读也大量都在政治经济方面，比如中西政治、经济制度、宪政、公共治理。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市场经济探索，激发我阅读了很多经济学、管理学的图书。记得１９９５年前后，引进了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讲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当时还是一位台湾朋友带给我看，触动了我研究企业管理思想的念头。我１９９６年写过评论《学习型组织初探》在广东的报纸和北京的《经济日报》发表，那是国内最早研究“学习型组织与管理”的文章。 整个９０年代，社会的思想人文阅读氛围不再浓厚，功利、实用的阅读促生了一批大众畅销读物。
进入２１世纪，我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读公共管理硕士，后来又开始到中山大学读管理学的博士课程，延续了自己对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兴趣，读了很多文献。除了管理，我也很喜欢读经济学的东西。２００３年５月，我说要“告别ＧＤＰ崇拜”，就是在广东“非典”期间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后来我在《南风窗》写了《ＧＤＰ先生的讲述》和《探求国民幸福总值》，２００４年出版了《告别ＧＤＰ崇拜》一书，这些观点因为比较超前，有人还在《广州日报》给予批驳，说怎么能不讲ＧＤＰ。 ２００４年以后我到上海《第一财经日报》工作，因为工作关系，平时必须阅读大量研究报告。最近围绕“次贷”问题，我看了不少报告，也看了《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等图书。总的来说，当前的阅读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知识补充性的，以解疑释惑为目的，比如了解次贷，相关就会读《美元大崩溃》之类；一类为思考性的，就是自己一直关注思考、希望自身能够有所建树的方面，比如当年我写《大变局》，研究民营企业，围绕企业家的理论我一直没有中断研究；还有一类则属于基础训练，毕竟我管理的是份财经报纸，像经济学原理、金融、货币银行、财务等还得打基础。
阅读引导工作与生活
我１８年的工作生涯中，阅读始终是花费最多的爱好，它已经成为一种长年保持下来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生命的一部分。每天睡前的最后时光必属于阅读，上班的路上，出差的途中，等待的过程，都可以是阅读的开场与接续，每天的公文包里书是必备之物，这段时间夹带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格林斯潘的泡沫》。 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书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阅读带给我特别的乐趣，这种精神上的享受与丰富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甚至我的人生道路、人生方向也是因读书而决定。 阅读引领了我的写作，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和性格，从阅读到写作，再从写作到阅读，书主导了我的工作与学习，让我觉得世界是如此的开阔和深刻，那些睿智的思想、博大的情怀、人类的责任，就是我的精神伴侣。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后记”里，我写上了哲学家波普尔的那句话：“我所追求的所有知识，只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说到底，人生就是在不断地提出问题，然后通过阅读及与人交流来寻求答案，从而解决问题，提升自己。
周国平：我的写作源于读书中的思考
口 述： 学者、作家 周国平
笔 录： 本报记者 钟华生
人物简介：
周国平，学者，作家。１９４５年生于上海，１９６７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１９８１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学术作品《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伤的情欲》，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等。
谈起这３０年来的阅读经历，实际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８年到８０年代初，当时我读硕士研究生，实际上那个时候出版物比较少。当时对我与很多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影响特别大的，是《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前一些人把这本书放在很低的位置，认为这是搞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本书还带有比较大的人道主义影响，我们也从这本书上读出了马克思的一套社会思想背后的东西，以及他的价值观念。比如强调人的本质是自由，用他的话讲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
当时我们也重新阅读了《资本论》第二卷的下册，里面谈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也谈到自由王国的问题。里面提到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这个观点就给我们特别大的启发。从中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是整个欧洲人道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那段时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之后，那个辩论我没参加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农村工作，还没有考研究生回北京。但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争论比较激烈的是人道主义的问题，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关注。我非常讨厌将人性关系归结为阶级性，但以前这是完全不可怀疑的论点。其实从马克思的这些著作里面，我们就找到了根据。
关注国外的重要思潮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大家关注的是国外的新思潮。其实所谓新思潮当时在国外已经是过时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新的，比方说弗洛伊德、萨特。当时关于存在主义的书影响比较大的有一本美国哲学家考夫曼写的《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这本书因为是比较早翻译过来的，考夫曼又是一位文笔比较好的哲学家，他把存在主义哲学按哲学家的线索清楚地整理了出来，给了我们一个轮廓，所以这本书很受关注，发行量特别大，当时在我们这批研究生里面有很多人都喜欢这本书，通过它来了解存在主义哲学大致的发展状况和主要思想。另外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也是当时翻译得比较早的一本书。
比这更早时候的一本书叫做《理想的冲突》，我后来再看的时候觉得这本书其实不是特别好，但是它是最早的，在８０年代初就引进了，是翻译比较早的、讲国外新思潮的书之一。当然，那个时候很多弗洛伊德的书翻译过来了，由潘光旦译的《精神分析引论》在解放前就出版了，８０年代时又重新再版，还有《释梦》等都出了。因此，这一阶段等于是对国外一些比较重大的思潮、新思潮的了解阶段。对于存在主义的书，我是很喜欢的。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看的是比较零星的，特别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都是到８０年代末才翻译过来的。
尼采对我的影响最大
第三阶段就是尼采了。实际上我读尼采比较早，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开始了。我开始读的是译本，主要是解放前的那些译本，从我们单位的小图书馆里找出来的。像《快乐科学》、《朝霞》、《看哪，这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等，当时看的是徐梵澄、楚图南的译本。看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喜欢，就开始看尼采的德文原著。其实当时我的德文只是初学，我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一边做些翻译，把一些比较好的段落翻译下来，实际上也是在做笔记。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要把他的东西翻译出来的想法。所以到了１９８４年我就开始翻译尼采的作品了，到１９８６年就把《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翻译出来了，还翻译了《尼采诗选》，还写了一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应该说，在所有的哲学家里面，尼采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后来做尼采的研究和翻译，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读了尼采的东西以后，我就突然感觉找到了自己进入哲学的角度和语言。在那之前，我还在跟人家争论“马克思是怎样说的”，好像马克思没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说，就是要用马克思的那些话来谈哲学。但在这以后，我就觉得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谈，没有必要从马克思的作品里引经据典。哲学就是最本真的思考，根本问题的思考，你要自己去思考。
在文学作品中感受语言力量
第三阶段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我读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哲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古希腊的，因为我想回到哲学的源头去。开始比较系统地读古希腊柏拉图的著作及以前哲学家的残篇，亚里士多德的也读了一些。
另外就是文学方面，因为我实际上是读书比较杂，尤其是在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上半期看文学作品比较多，后来就看得少一些。文学里面对我影响比较大、而我特别喜欢的是海明威，尤其喜欢他的短篇小说，像《乞力马扎罗的雪》等，文字非常好，我尤其喜欢里面的对话。海明威小说里的对话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大部分作家写的对话都特别有逻辑，他们的对话都很连贯、很有逻辑。而海明威的对话，表面看上去好像是没逻辑的，有时候甚至是互相对不上，断断续续的，也很含蓄，但实际上我觉得他是还原了生活中的对话，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不是那么有逻辑的。他风格里的那种内容简练、含蓄，我很喜欢。还有昆德拉，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我曾想像如果一个哲学家写小说会是怎么样的，那么昆德拉就是写得特别好的。一开始就是韩少功最早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许多人就是通过这个译本开始了解他的。此外，还有《生活在别处》等也很好，包括他写的文学评论《被背叛的遗嘱》和《小说的艺术》，我还曾专门写过关于他的文学评论的评论。
托尔斯泰对写作非常忠诚
托尔斯泰的小说里我最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不光是他的小说，他的日记对我的震撼也特别大。看了他的日记后我才知道一个人是可以这样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这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关注灵魂生活极其真诚。他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他有一个自己的上帝，他相信有一个超越于人类的最高的存在。他经常在思考这种问题，经常会想到死亡的问题，想到自己灵魂的罪恶，所以他也经常会忏悔。他在写作中的批判都是非常有力的，对写作的诚实也是非常突出的。他的日记里最让人震惊的就是他和妻子索菲亚的纠纷，从这里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对写作是多么的忠诚。
此外，在写作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泰戈尔、纪伯伦，他们的散文诗我非常喜欢。我想我还是潜移默化地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譬如说用一些既质朴又优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具有哲学意味的写作里，蒙田的作品我很喜欢，他对人性的把握是如此的从容、自然与坦然，他的文章没有辞藻的堆砌，特别自然。
国内的文学作品我看得少，可能有些优秀的作家我没有发现。不过，在我看过的作家里面，我比较喜欢的是史铁生，因为史铁生的作品跟我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对人生的思考完全是自发的，但是非常到位。另外就是余华的早期作品，比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我觉得这些作品写得非常好，它的语言有一种原始的力量，写得强有力。
一个宏大的读书计划
从我个人的阅读状态来讲，３０年来产生的变化也许不是什么好的变化。以前我读书面很广，什么都读，小说、诗歌都读得很多。可是现在我对文学方面的东西读得越来越少了，因为时间不够用，哲学的东西我都来不及读得完，所以没有时间去读文学，一直觉得非常遗憾。我还是希望以后会均衡一点。其实不在于是哲学写作，还是文学写作，有些文学大家的力量也是很巨大的。
现在有一个宏大的读书计划，但是很难完成，走得很慢。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把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方经典作品，按照时代顺序再读一遍。从西方开始，从古希腊开始，因为那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不光是读哲学，我还要读历史，古希腊的几部历史著作也是特别棒的，像希罗多德的《历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然后就是文学，《荷马史诗》读起来也是挺劲的，跟我们现在的东西距离太远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去读。然后希腊悲剧也是很好读的，那是希腊文化精华的部分，我都要重读一遍。
在东方的作品中，中国的是重点。我喜欢的是受道家影响比较大的文学家。除了老子、庄子外，陶渊明、竹林七贤、李白、苏轼，这些人都是受道家思想影响很大的。此外，佛学也是一块。反正这些都要慢慢读吧。我感觉这些不系统地读一读，老觉得不踏实，说话和写作都没底气。我不是一个作家，我的很多东西都不是对世俗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是来源于我在读书中的思考。也就是说，我的源头在历史上，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人类的东西，也应该是属于我的，我不能把它舍弃。
我们缺少严肃的读书评论
我觉得３０年来读者的心态越来越浮躁了，越来越不会阅读了，越来越追求时尚、赶时髦了。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也有赶时髦的问题，因为那时思潮就是时髦。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读过尼采，没有读过弗洛伊德，就会被看作是一种很丢人事情。但我觉得当时认真阅读的人还比较多，从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上半期，这段时间里阅读基本还是比较个人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兴趣，可以自己去选择。当时媒体对读书的炒作也没有那么厉害。但到了９０年代后期到２１世纪这段时间里，媒体在阅读这个问题上就越来越强势了。基本上从炒作畅销书和排行榜开始，人们的阅读也跟着“指挥棒”走，大多数都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特别可悲。我们缺少那种严肃的读书评论，缺少那种对新书的严肃批评与分析，基本上就是靠市场与排行榜，这是很可惜的。
朱正琳：三十年来与很多书相见恨晚
口 述： 学者、书评人 朱正琳
笔 录： 本报记者 钟华生
人物简历：
朱正琳，１９４７年生。学者、书评人。１９８０年考入北大，在外国哲学所攻读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１９８３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湖北大学退休教师。曾出任《东方》杂志副总编（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央视《读书时间》栏目专职策划（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并曾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编辑丛刊《成长文摘》，任主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２）。著有《砍大山余响》（哲学随感录）、《文事·世事·心事》（散文集）、《还有精神》（散文集）、《读书是私事》（散文集）、《里面的故事》（回忆录）等。
１９７８年我已经３１岁了，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有点“沧桑”了，所以很难说哪几本书对我“影响大”，而只能说哪些书让我印象较深。那时读书已经无法像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我更年轻的时候那样，会因为一本书而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终生。
对彰显“人”的书很感兴趣
改革开放初期，我读到一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令我印象很深。原来我们都是读德国的哲学比较多，比如马克思、黑格尔，后来一下子看到一个英国哲学家的视角，以及那种对思想的洞见，当时觉得很受启发。１９８０年我进了北大，在外国哲学所学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黑格尔哲学与新黑格尔主义，读的都是学业上的书，可以说那是一种“职业读书”，现在看来也是一种“恶补”。当时开始引进一些外国的学术著作，１９８０年以前就听到“存在主义”这个名称，后来北大外哲所正好就是翻译存在主义的第一线，陈嘉映、王庆节一起在翻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们都是熊伟的弟子，而熊伟又是海德格尔的弟子。
应该说，上世纪８０年代比较热门的书都是因为能够彰显、张扬“人”的概念，当时整个知识界、整个社会都对彰显“人”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其实存在主义、弗洛伊德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还要早的东西，但在８０年代却受到关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与“人”有关。又如甘阳翻译了一本《人论》，其实这是新康德主义的一本书，一年内销量竟达到了２０多万册，后来查建英做《八十年代访谈录》，问甘阳的主要观点是什么，甘阳回答说这本书与“人”其实是不相干的，但是因为书名有一个“人”字，所以销售得这么好。这本来是一本很专业的哲学书，不会是一个畅销书，但实际上却卖得很好，可见当时人们对“人”是多么向往。
《乡土中国》到处散布着思想
存在主义哲学也是比较高扬“人”的，也强调人的自由，之所以当时人们对存在主义这么热衷，是因为受“文革”的压抑太久了，渴望思想的解放。虽然存在主义是我专业必须涉猎的，但我对它并不那么激动，因为我觉得它“调门太高”，对自由的追求非常高调、非常孤芳自赏，有一种要摆脱平常市民生活的追求。我在“文革”中坐过牢，所以对这种太有浪漫情怀的、“高调门”的东西特别警惕。８０年代中期，我比较系统地通读了弗洛伊德，其实我也没有完全相信他的很多结论，但他的理论也提供了一些视角。
在８０年代，我特别要提一本书，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当时在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前，北大流传着一个打印本，我读了以后觉得启发很大，没想到这位前辈学者写的书这么有洞见，虽然这也是一本学术专著，但却到处都散布着一种思想。费先生不只是在学术上做了非常细致的田野调查，而且在分析调查材料的时候，对中国社会有一种整体上的宏观把握，因此，《乡土中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周有光的“烛照”与顾准的思索
到了９０年代，我到北京办《东方》杂志，后来又做《读书时间》，这段时间读书就比较杂了。《读书时间》被要求不能做得太学术，要有点大众阅读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倾向于介绍一些稍微有点品位的书。其中，有几本书值得讲一讲。一本是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他用“超短篇”来谈语言文字，虽然每篇只有几百字，但每篇的文字都干净利落，不仅有知识，也有思想。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老词来形容读这本书的感受，就是“烛照”，让人感觉到眼前总有一种光亮。周有光先生现在已经１０２岁了，我们在他９３岁、９７岁的时候采访过他。每次采访他，他讲话也是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毫不东拉西扯，讲得特别清楚，往往能让人戛然而止，与他的文章是一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五四”“仅存的硕果”了，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五四”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魁伟形象，有很多我们难以企及的东西。
９０年代绝不应该漏掉的一本书是《顾准文集》，我与许多人一样，因这本书感到过震撼。我同意这样一个说法：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国只有顾准这么一个思想家。《东方》杂志１９９６年第２期曾为这本书做过一期专题讨论，我在卷首语中表达了自己所感受到的冲击：“‘倘无古老而缄默的山岩即命运横亘于前，心灵的波涛将不会如此壮丽地飞溅起来而化为思想。’这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绿原先生曾将之题写在一篇怀念胡风的文字之前。今日人们重新发现了顾准，这诗句似又可一咏三叹。然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思想家面对的从来就不只是个人的命运。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思想也并非转瞬即逝的‘飞溅’。焦灼的关怀终有沉寂之日，冷静的思索却是源远流长。《顾准文集》的出版，或可谓薪尽火传？”
用散文笔调写科普文章
在９０年代引进的译著方面，《最好的辩护》是一本很好的书，由一位美国著名的律师撰写，里面全是一些由他担任辩护律师的具体案件。９０年代中期引进这本书的时候，刚好中国法律界在引进“无罪推定”这个概念，我们介绍这本书也是为了配合这件事情。这本书把法律的精神、法制的精神讲得很透，还有很多知识性的东西，例如警察拘捕犯罪嫌疑人时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从现在起你所说的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作者把这段著名证词的历史缘由讲得很清楚。从思想上讲，这本书是让读者知道为什么要做这种辩护。可惜这本书后来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其实这是一本通过案例来了解法律精神的好书。
还有一本是年轻医生托马斯写的《最年轻的科学》，这本书用作者个人医病或自己生病的经历来讲医学，整本书都充满了医学精神。托马斯的优点是用散文的笔调来写科普文章。后来我对科普的文章也很感兴趣，当时有几套科普的书出得很好，比如推出霍金《时间简史》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还有三联书店的“科学人文丛书”，以及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系列科普书等等。这些书还促使我办了几年《成长》杂志。这么多科普好书，人们都看不过来，所以我们就从中摘选出一些精彩内容，编进这本杂志里。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１９９７年以后，有一些书特别引人注意，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包括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和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等等，重申了自由主义。还有一套是三联书店出的“宪政译丛”，这套书我差不多都读了。这套书里有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其实书名的原文应该是“自由宪章”的意思，但翻译的时候译成了“自由秩序”。哈耶克的书给我的感觉很强烈。
到了２１世纪，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让我觉得相见恨晚。雷蒙·阿隆的分析比较透彻，比如知识分子身上容易产生过于浪漫主义的毛病，容易被审美的情怀吸引，容易被观念的力量吸引，从而失去了判断力。应该说，雷蒙·阿隆身上对浪漫派有一种免疫力。我读了《知识分子的鸦片》和雷蒙·阿隆的回忆录后，还写了一篇书评叫《雷蒙·阿隆的精神气质》。
这两三年由于没有了职业压力，时间精力都比较多，所以读了不少书，就像回到了年轻时代那种没有功利目的的读书感觉，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以及对知识的渴望去读书。我读了很多经典著作，有些是重读的，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书是人写的，有时感觉自己和作者更亲近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纸质阅读具有一种精神享受感
３０年来，一开始我们读书是出于一种求知的冲动，同时有一些关怀在引导着，包括理解现实、完善人生、促进社会，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而且这种问题意识是超出个人的。后来，读书就比较偏向于实用和消遣了，大家都对各方面的关怀就少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关怀少了一些，也说明压抑也少了一些。
我在办《读书时间》的时候，有人提出“无书可读论”。我当时就不太赞成，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年代。他们实际上是在攻击市场，从而得出这种极端的结论。实际上，虽然书是不能由市场来引导的，但它也是分层次的，既有面向大众的书，也有面向学术圈子的书。应该说，现在出的书很多，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前更多的令人觉得相见恨晚的书。后来有一个方法是对“无书可读论”非常强有力的反驳：“你想读什么书就讲，你开一个书单来，我可以负责给你找到。”其实，“无书可读论”也是一种孤芳自赏的“浪漫情怀”在作怪，他们觉得读书是一种很高雅的事，不能与市场有什么关联。
还有人说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个观点我也不大同意。因为现在阅读的信息太多了，对读者会产生一种分流效果。比如有些人从电脑上读了一些东西，这些文字来源于书籍，其实他也是在读书。不久前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电子阅读器，它的页面感觉，包括质感、光线柔和度都是在模仿纸质书，有人说这是“阅读的革命”，实际上我认为这对阅读是回归，它依然在追求一种纸质阅读的享受感。当然，现在电脑阅读更适合于查阅资料，可以快速通过链接来获取各种信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一种系统感就会慢慢地缺失。因此，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既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饥渴，又可以提供人的精神享受，不让你感到压力，也不让你总是匆匆忙忙地把内容塞进脑子里。
许纪霖：三十年来阅读不断分化
口述：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许纪霖
笔录：本报记者 钟华生
人物简介：
许纪霖，１９５７年生，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１９８５年在职攻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硕士研究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主要从事２１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著有《无穷的困惑》、《智者的尊严》、《中国现代化史》、《寻求意义》、《许纪霖自选集》、《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等，其中《知识分子心灵史：大时代中的知识人》是深圳商报评选的“２００７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我是１９７８年初入大学的，属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改革开放３０年，也是我系统地进入知识学习的３０年。回想这３０年的个人阅读史，结合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心路历程，有６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它们分布在不同的时间阶段。
模仿黄仁宇描写人物心态
上世纪８０年代，萨特的书对我影响很大，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大学生里很受热捧，很多人都是用一种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萨特，这些在阅读的过程中都被视为个人解放的一面重要旗帜，特别是萨特身上一种代表知识分子的反抗、批判，与现实不妥协的激烈态度，都和当时大学生的心态和氛围有着密切关系。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有一场“文化热”，当时我已经毕业留校，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我最早做的是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研究。说实话，当时做研究还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指点，全靠自己读书去摸索，但是当时有关知识分子心态史的可阅读的书并不多。就在我从事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最开始写的书《无穷的困惑》和《智者的尊严》，写的是两个近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当时我连硕士都还没毕业，却开始写书，首先就得模仿，模仿别的书是怎样叙述知识分子心态的。在读到《万历十五年》时，我觉得非常欣赏。黄仁宇写明代后期一些皇帝、首相、军人、知识分子等各类人物，把他们的心态放在了时代背景里，写得非常好。我几乎是模仿着这本书来写自己的处女作。当然，后来这本书也越来越火，直至现在也是。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影响很大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影响很大，这本书指出了一些过去我们不太知道的观点。上世纪８０年代，我们对现代化都有很多浪漫的想像，但丹尼尔·贝尔指出，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内部有很多内在的矛盾很冲突，市场经济和现代艺术之间，有非常强烈的紧张性。他也讲了我们曾经非常期望的现代艺术、现代文化的发展，最后如何失去了终极关怀。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在整个９０年代大量的工作都集中在对现代性的思考，以及对文化的批判，这也许是这本书播下的种子。
９０年代后期，我并不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但对于罗尔斯的《正义论》，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精读过的，而且我还破例暂时跳到政治哲学领域发表了一些文章。
从思想的脉络来思考问题
对于专业学者来讲，阅读与研究、关怀是密切相关的。进入２１世纪后，我把更多的精力转到中国思想史研究。过去我们做思想史研究比较多的是读西方的东西，从中西比较的脉络里来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到了２１世纪之后，有了一个转向，就是从中国看历史，从自身的思想脉络里来理解现代中国，所以，最近这些年对我影响较大的是余英时、张灏这两位学者的系列著作，他们都是海外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大学者。现在不仅我个人在读这些书，我也在指导我的研究生一起阅读。
我最新关注的阅读，是史华茨的作品，他是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权威。他在临终之前有很强烈的忧虑，认为现代人都不太关心精神，总是习惯用物质来救赎，他称之为“世纪末的物质救赎主义”。史华茨认为，虽然现代性在发展，但人类的精神却在堕落，这正是我现在关心的核心问题。我开始关心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伦理生活，就是因为受到这本书的强烈震撼。
９０年代知识界开始分化
３０年来关于阅读的争论热点和思潮非常多。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主要是有关人道主义以及人道主义异化、人的解放问题。到８０年代末则主要是关于科学与人文的争论，例如科学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精神问题等，另一些人就认为科学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还需要人文思考，因此当时就有了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热潮。这背后都有大量的阅读在支撑，关于人道主义的就是《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萨特的著作等。有关科学与人文的就有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偏向于科学革命；还有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这套书比较偏向人文。
上世纪９０年代知识界开始分化，各种论争非常丰富，其中有影响的论战至少有***个。当时知识界的分歧并不在于观点，而是在于知识背景的分歧。８０年代大家读的书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到了９０年代以后，就是各读各的书，知识的结构开始分化了，学者之间各自有自己的知识和阅读史，彼此之间共同交汇的书变得不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我看来，到了２１世纪，这种分化进一步突出，学术圈里阅读的书和一般公众所阅读的书，界限也非常分明。可以说，３０年的阅读史也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
读书不宜太多太滥
现在社会的阅读氛围，有明显的娱乐性和消费性。３０年前大家通过阅读追求知识、追求精神，那是一个知识饥渴的时代，甚至有点饥不择食。９０年代以后，大部分人阅读都是为了消遣、消费。当然，有时候知识、思想也是在消费、娱乐当中不期而遇地形成的，所以不要以为这样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内容不重要，它们也构成了一般公众的价值观。
从我个人的阅读来说，我的体会是，书不可不读，但不可滥读。现在的学生有两种，一种只围绕着和专业有关的书，很少读其他的书，对这样的情况，我鼓励他们扩大知识背景，要多读书。另一种年轻人非常喜欢读书，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书读得太多太滥。在今天这样的知识爆炸时代，书读得太多就没法消化。被各种“野马”践踏后，连方向感都没有了。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狂购书，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早年买的书之中有５０％是不用读的，８０％的书是不用买的，浏览一下就可以了。而真正值得收藏的好书，是需要反复回味的经典，应该说这样的书是很少的。在我看来，书分为三种，一种只需知其大概、皮毛，一种需要对其基本观点和结构有所了解，另一种是真正需要精读的好书，而且读一遍还不够，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知识面的扩大，需要反复读多几遍。真正心智比较成熟的人，真正懂得读书的人，最后一定能找到几本对其一生影响很大的经典。也就是说，一个心智成熟的读书人，心里一定有几本、十几本书伴随着自己的一生，而不是被几百、上千本混乱地组合、包围起来。
编馀零墨
胡洪侠
一
我连续用了十六个小时才看完本书的最后校样。我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这是一本好书。其好有七：1.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第一本集合各方高手撰写的“私人阅读史”；2. 她出生在正该出生的时候，不早也不晚；3. 每一篇文章都是有分量的——不仅因为说话的都是读书界有分量的人，关键是他们说出了从前没透露过的私人读书秘辛；4.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书之书”），而这一类书总是容易让人回忆和怀旧；5. 他们提供的读书??历、方法和书单都可以当样本看，可以当文献看，而且很有用；6. 名人写文章有时喜欢“装神弄鬼”，可是在这本书里，他们说的是心里话，可读而且易读；7. 本书制作煞费苦心：正文纸是纯质纸，封面特别选了有历史感的特种纸，设计讲究朴素和大气（更希望是书卷气）；明知四色印刷会增加成本，但我们坚持“四色”；明知网上的书影也可以应付，但我们还是设法找出老版本·?拍????
二
突然意识到我写的是“后记”一类的东西。这类文字的功能之一是致谢。呵呵，致谢这件事充满风险，因为它的命运永远是挂一漏万。我与其一一点出具体人员的名字，倒不如细细列出机构的名称。感谢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和组委会办公室：没有他们搭建的平台，就没有本书立足的舞台；感谢我所在的深圳报业集团和深圳商报：没有他们卓有影响的版面，就没有这本书无中生有的局面；感谢我“文化广场”的诸位同仁：你们为这本书付出的智力与体力成本，永远是我回忆和骄傲的资本；感谢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你们“一定要出一本好书”的努力，给了我们几十天来“抢”出此书的动力；感谢深圳雅昌印务公司：正因为有了你们“不让每一个客户失望”的保证，才让这本书成为又一个“深圳速度”的见证。
从策划到出版，这本书的“孕育”用了不过几十天而已，也许仓促，绝不简陋。连日来的紧张，来自于一种渴望：起码就阅读而言，到了回忆的时候了。
三
于是，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受访者：你们的真诚和合作精神让人感动。回忆自己三十年的阅读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激活记忆，逡巡书架，·?看笔记，复??阅读现场，甚至揭开久已痊愈的伤疤，梳理杂乱无章的碎片，重温“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文字。你们中间，有人一遍又一遍补充记者的采访稿，分明是对阅读的尊重；也有人，干脆自己连夜写出洋洋万言，那是对阅读的忠诚。述说“私人阅读史”最容不得作伪，因为太容易露出破绽，可是你们，以你们的真诚说出了阅读的真相，让我们这些阅读你们“阅读史”的人，多了几分会心的快乐，也更多一层体会出阅读的智慧与价值。
我也因此对拒绝我们采访的人心存理解。毕竟，回忆三十年阅读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多的书，书又连着那么多的人，人又挂着那么多的事，不愿意回忆也算正常。
不过，回忆终究是不能回避的，尤其是关于阅读的回忆。在这中国的三十年间，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变革而言，书籍和阅读所扮演的角色，之前或许有过，之后难以重现。
四
这本书的诞生源自于第九届深圳读书月主题活动之一——“30年30本书暨2008年度十大好书评选”。在公开征集公众推选书目的同时，我们要求本书受访者列出他们心目中的“30年30本书”。如今他们的书单都已尽数收入书中。仅仅阅读他们列出的书单，我们也会感受到无限的趣味。爱书人都明白，各类书目书单其实非常可读：内容迥异的书单是风景不同的é?林，我们在其中游览一番，会发现各具特色的阅读生态；你也许会受此指引，从此进入另一个阅读世界；你当然也可能从容出入，回家继续耕种自己的园地。我所看重的，是三十四张书单的“文献价值”：一张书单一条路，但不同的路上有许多相同的路标；这相同的路标指示着他们共同的来处，却指向了不同的归途。读这些书单，我悟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是一个读书人集合的大操场，大家因读相同的书而聚集，因相同的话题而边跑边吵，就这样跑进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又跑进了二十一世纪。跑着跑着，大家才发现，他们从操场不同的出口跑向了操场外不同的终点，每条路上的人都是越跑越少，只有通往股市或其他什么市的路上格外拥挤。如此说来，这本书实际上是一场虚拟的聚会，不同路上的人在这里再次相聚，重新捡起昔日操场上遗失了的或丢弃了的“旧爱”，相互说说如今各自的“新欢”。但是，大家真的互相认识吗？或者，大家竟然互相认识过吗？实际上我想说的是，编完这本书，面对一张张书单，我有无限的怀想，无尽的伤感。
五
说几句必须要说的话：
1. 书的封面是书的脸孔。有些书，不用·?阅，仅看看书影，许多往事都会成为自己的不速之客。我们想尽量找到受访者书单中所列版本的新书旧籍·?拍书影，可是本书容量有限，不容它们一一亮相；又因时间太紧，手头藏书杂乱，有些里程碑般的书反而遍寻不着，比如初版《傅雷家书》，只能抱憾。
2. 书中所收文章曾陆续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登载。当时限于篇幅，许多文章都有删节，收入本书时，已尽量复??。大小标题偶有变动。
3. 本书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编??，但书中受访人的阅读观点和书目选择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4. 选择受访者时，我们没有考虑“80后”或“90后”，只勉强选择了两位“70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他们的阅读历史，只是觉得他们的阅读历史还不够长，谈三十年间的阅读史未免有些吃力。
5. 真的希望有很多的人喜欢这本书，这样，我们就有了出“增订本”的机会，因为有好几位受访者已列入我们的采写计划，但文章却赶不上这趟提前开出的车了。
6. 这三十年间出了太多的好书，不管它们是否进入了受访者谈论的视野和书单，我们都对它们的问世心存感激。一位失明的读书人曾说：“我看不见书房里那些好书了，可是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我感觉得到。”是的，感觉到好书的存在，虽目盲而心明；感觉不到好书的存在，虽目光如炬而与盲人何异。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