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缺乏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

人本价值，在中国公司和企业家群体中的回归，是中国发展现阶段最为需要的东西。中国需要响彻世界的品牌，需要一大批承担起一国经济转型重任的大公司，更需要一大批具备世界视野的企业家。
 
王育琨/文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没有成长起世界级的品牌和世界级的企业家？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在新近的一则报道中居然有了答案！据2006年8月15日奥地利媒体报道，一家品牌机构调查发现，多数西方人对诸如“你熟悉的中国品牌”、“你熟悉的地区品牌”等问题，常常答非所问。他们能说出并不是中国品牌名称，而是中国企业的名称。所有接受调查的人，都是正在跟中国商业有密切往来的人。媒体针对这个反常现象，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下面几条：贴牌生产服务为主，收购后打被收购的国际品牌，缺少世界级的企业家，对品牌的理解局限于“有名”和“客户满意度”上。这些看似简单的分析，说到了痒处。品牌建设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软肋。我们先来看看贴牌生产。
 
贴牌生产的实质
 
贴牌生产使得中国代工（OEM）公司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一如毒瘾来了，吸食大麻爽快一时，却形成了很强的依赖而挣脱不开的锁链。OEM也能固定为一种惯性。根据订单下线，一切成为习惯，有钞票进帐，也就不思进取了。行为一旦成了一种习惯，就有着自我强化的趋势。本来老板应该去跟市场博弈，去跟大的竞争对手博弈，从公司多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好处。而我们代工生产的老板却把利润的增减砝码全都压在了员工报酬的增减上。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多方面的结合，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
 
近期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报道充斥媒体。一切由国际媒体和国际劳工组织向前推进。据英国《星期日邮报》于2006年6月发表了一篇名为《iPod之城》的专题报道称，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主要由女工生产，她们的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迫于压力，苹果公司8月18日公布了其针对供应商富士康劳工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工作时间超过了行为准则的许可，已经过度超标；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劳动时间实际已超过了80小时；所有富士康工人的工资水平都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员工工资超过最低标准。早已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公司，仅仅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国际劳工组织马上质疑调查报告，而中国方面却一直沉默。依据中国《劳动法》规定，每日工时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时不超过44小时，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中国各级政府却置身事外，这一点反映了一个冷峻的现实：血汗工厂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公司、社会、政府的一种合谋。这种惯性冲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公司。残酷而冷峻的现实，让我尤其怀念亨利·福特。
 
世界级企业家稀缺
 
亨利·福特是一位平民出身的资本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他不仅成功地生产出自己梦想的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娱乐方式，将人们带入汽车新时代，而且还创造了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流水装配线，为整个工业界带来了伟大的变革，使得20世纪一系列惊天动地的社会革命成为了从属性的。此外，他在自己的公司开创性地实行了最低日工资5美元的薪酬制度。这个报酬相当于当时技术工人正常工资的2倍。由此培养出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对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影响。福特远见卓识，没有高素质的员工，就没有福特汽车，他果断选择通过提升雇员福利层次的方式，获得提升产品性价比的优势。
 
公司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雇员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盘剥夺雇员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战略(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没有哪一个企业家不知道劳工价格低是一个竞争优势，可是，那些世界级的企业家却从来不依赖这个所谓的比较优势。亨利·福特是美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日本上世纪60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但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家如盛田昭夫等却没有去挖空心思限制工资的上涨，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然而中国公司启用的却是竞次战略，纷纷把劳动报酬尽可能降低，把劳动强度尽可能的提高。小公司纷纷以此为原始积累的独特禀赋和契机。就是跻身世界500强的大公司，也一直忘不了看家本领，始终以能够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线为转移。工资增长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反向运动不幸成为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如今这种反向运动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据统计20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中国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在其新近完成的《全球化图景背后的另一个中国》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大公司在所有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都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的推动作用不是空泛的社会责任，而是通过企业成长，对股东、雇员、客户福利层次的大幅度提高。可是，当我们的公司纷纷挤向红海采用竞次战略时，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就是国民素质的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国民素质的提升，就是一种犯罪。
 
趴在地下仰视洋品牌
 
许多中国企业家在走出国门时，缺乏日本企业家的霸气。当年盛田昭夫带着索尼刚生产的收音机一贫如洗到了美国，美国经销商给他10万美元的订单，条件是把索尼从那以后贴上他的牌子生产。经销商的理由很雄辩：美国人没有人知道索尼，却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牌子。当时，这10万美元相当于索尼的全部资产，而且日本没有市场，急等美国的订单开锅。盛田昭夫独断专行，拒绝了这10万美元订单，从零开始做起索尼品牌的建设工作。
 
中国却很少具备这等魄力的企业家。就是花巨资收购了别人的渠道，也还不敢擅打自己的品牌。TCL收购施耐德、汤姆逊彩电和阿尔卡特手机就是很好的例子。收购之前是蹲在那里仰视，被它们的品牌、技术、渠道耀花了眼。并购后，更是一如既往地高擎着收购来的品牌，很有点扬眉吐气的滋味。可是，市场反应却不那么乐观。2002年TCL收购施耐德生产线迄今一直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还在收购之初，德国著名的《经济周刊》总编辑、经济学家巴龙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若要借施耐德进入德国市场，TCL还不如用自有品牌。因为施耐德在德国的社会形象是一个保守的、不断破产转卖的私人企业，产品还不如TCL先进。德国电视机市场已经饱和，再买只能买高精尖产品。但德国人知道，施耐德生产不了高精尖产品，如果把TCL的超薄高精尖电视机贴上施耐德的品牌到德国去卖，德国人不可能接受。可惜这样的声音没有被TCL的团队听进去，结果又接连收购汤姆逊彩电与阿尔卡特手机，同样的错误一再重复。
 
沉湎于代工、打他人品牌以及克扣员工的中国企业家该醒醒了！
 
一股力量正在把中国经济拉向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人本价值，在中国公司和企业家群体中的回归，是中国发展现阶段最为需要的东西。中国既需要响彻世界的品牌，需要一大批承担起一国经济转型重任的大公司，更需要一大批具备世界视野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