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秘史——1368之刘基传奇：帝国第一谋士

1、南田故里
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说起刘基，未必人人知晓；可刘伯温这个名字，却有极高的知名度，尤其在江浙一带的农村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当然，刘伯温就是刘基。所不同的是：在农村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刘伯温是一个神，他能未卜先知，谶纬术数、扶鸾占卦无所不精，久而久之，便使刘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历史上的刘基却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
刘基，字伯温，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卒于明洪武八年（1375），一生历仕两朝，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
刘基故里，在当时江浙行省处州路青田县九都南田的武阳村，即今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的武阳村。文成县是1948年由浙江省青田、泰顺、瑞安三县边区析置而成的一个新县，此县即以刘基的谥号来命名。[1]因此，刘基既是青田人，也是文成人。
元朝的江浙行省是天下粮仓，朝廷的赋税多半取于此地。但括苍山脉横亘其间的处州路（今浙江丽水）却是穷乡僻壤。处州路，唐初称括州，后改缙云郡，又改处州，到了元朝的至元十三年（1276），始立处州路总管府，下辖丽水、龙泉、松阳、遂昌、青田、缙云、庆元七县。[2]处州“连浙郡，控闽山”[3]，“湍流险阻，九十里间三十六滩”[4]，800里瓯江源自江浙行省的第一高峰黄茅尖，流经龙泉、丽水，在万山丛中奔腾呼啸，几经迂回而至青田。
青田县“群山倚天，湍流据险”，“罗山为城，堑江为池；百盘栈石，险凿天梯”[5]，实为形胜之地。
瓯江，青田百姓俗称大溪，县境之内有条瓯江的支流就叫小溪。小溪白石素波，清鉴苗发，鱼翔浅底。浅濑萦纡百折，皆在瑶篸碧嶂之中，风光甚是宜人。舟行90里，过鹤口岭，舍舟登岸，即岭根村。乡谣云：“九都九条岭，条条透天顶”，通往九都陡峭的山路就从这里开始。蹑足而上，岭岭如梯，步步入云。岭凡10里，道旁古松数百，大皆合围；修竹千枝，苍翠欲滴。至最高顶，名叫岭头。岭头有双峰，雄拔千仞，皆青石，无寸土，其峥嵘之势就像两匹奔腾的黑骏马，故名铁马峰。由此而入，山环路转，即至南田，这便是刘基的故里。
南田山位于青田县西南方150里处，平均海拔800米以上。《太平寰宇记》谓“天下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万山深处，忽辟平畴，高旷绝尘，风景如画，桃源世外无多让焉。” 又《南田山志》[1]卷一云：是山北起大龙源，蜿蜒南行10余里至石圃山，方圆200余里。上有沃土，多稻田，岁旱亦稔。唐广德中袁晁之乱，邑人多避难于此。山中多奇峰异石，有石圃山、华盖山、金鸡山、亢五峰、三迭石、仙谈岩等。
南田生态景观最令人留连忘返的是百丈漈。南田之水，汇于篁庄村，落于峭壁而入飞云江。壁高100余丈，俗呼瀑布为漈，所以称百丈漈。瀑布如天绅下垂，随风曳练，荡漾空际，非烟非雾，瞥然而下，如雷霆之轰鸣，崩崖裂石，蔚为壮观！或飞流洒雪，如玉龙之饮于涧，阴阳变幻，莫可端倪。《盘谷集》百丈漈观瀑诗云：
共说悬崖飞瀑好，鲛绡千尺下晴空。
白迷云影漫天雪，碧蘸霞光堕地红。
策杖忘形乘晚照，披榛适性坐春风。
浮槎便欲寻仙去，应是银河有路通。
南田人物，唐以前已难以稽考。见之记载者，最早的当属唐工部郎中、松州刺史富韬。富韬于唐末避乱隐居于此，是宋太师韩国公富弼的高祖，卒后葬南华山无为观之东峙。《富氏族谱跋》谓富韬子处谦，为内黄令，遂籍河南。及韩国公之孙，宋承务郎佥枢密院事富直亮，与弟富直清，由河南还居南田。[2]此后富氏就成了南田的望族。其后代富伟是宋嘉定丁丑岁（1217）进士，安庆教授；富宗礼是宋淳祐庚戌岁（1250）进士；富应高是宋咸淳年间乡贡进士，京湖制置使。刘基母亲就出于这个家族。
南田的钱氏家族也出了不少人物，这一家族从钱煦开始居于此地。钱煦，字乘基，宋拜节度使，太平兴国己卯岁（979）辞官，游至南田，遂居焉。其后代钱浩乃宋大理评事金部员外郎。
刘基的出生地武阳村在武阳尖之南麓，距今南田镇北10里处。自岭根而上，经铁马峰下坦，行10里许，即至武阳。小小村落，处于群山环抱之中，风景此处独好。青田县令吴捧日《刘文成故里诗》云：
一岭摩天上，风云拥古村。高疑通上界，俯可数中原。
地峻群山小，林疏老树尊。我怀诚意伯，犹有典型存。
又清人韩锡胙咏武阳诗云：
小溪百里巨涛翻，信宿轻舠溯岭根。
飞鸟悬崖疑蜀道，鸡鸣深树有桃源。
陇头水漱云千迭，雾脚生风雨一村。
祠屋武侯嗟异代，空山何处听微言？[1]
吴诗言武阳地势之高峻，韩诗则描绘了从青田县城至刘基故里南田山的行路之难和武阳的独特景观。一代伟人刘基即生于斯，长于斯。
刘基一生在故里所待时间不多，但他热爱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走南闯北，出处行藏，无不以家乡为念，对于生他养他的这一方水土有着难以言喻的眷恋之情。元至正十五年（1355）前后，刘基因建言严惩方国珍而被革职，避难于绍兴，因家乡“山寇”作乱，连青田老家都不能回。萧山友人富好礼以家藏的《村乐图》请他题诗，则自然地引发了刘基浓浓的思乡之情。诗人在《题富好礼所畜[蓄]村乐图诗》里很快就沉浸于儿时故乡的回忆之中：
我昔住在南山头，连山下带清溪幽。
山巅出泉宜种稻，绕屋尽是良田畴。
家家种田耻商贩，有足懒踏县与州。
西风八月淋潦尽，稻穗栉比无蝗蟊。
黄鸡长大白鸭重，瓦瓮琥珀香新刍。
芋魁如拳栗壳赤，献罢地主还相酬。
东邻西舍迭宾主，老幼合坐意绸缪。
山花野叶插巾帽，竹箸漆碗兼瓷瓯。
酒酣大笑杂语话，跪拜交错礼数稠。
或起顿足舞侏儒，或坐拍手歌瓯篓。
倾盆倒榼混醯酱，烂熳沾渍方未休。
儿童跳跃助喧噪，执遁逐走同俘囚。
出门不记舍前路，颠倒扶掖迷去留。
朝阳照屋且熟睡，官府亦简少所求。（卷四）[2]
故里秀丽的山水，淳朴的民风皆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充溢着诗人绵绵的思乡之情。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刘基复为行省都事，承省檄回处州与元帅石抹宜孙（亦称舒穆噜宜孙）共谋“括寇”。这一年的十月，刘基再一次回到了青田老家。此时的南田山，已不是昔日的世外桃源了，战争的烽火已弥漫着这块高原平畴。诗人眼中所见已是满目荒凉，物是人非的黍离之悲油然而生，遂赋《丙申岁十月还乡作》组诗七首，以寄托内心的悲愁之感：
其一
溪上寒山淡落晖，溪边风送客帆归。
故家文物今何在？平世人民半已非。
华发老翁啼进酒，蓬头稚子笑牵衣。
自嗟薄质行衰朽，未睹明廷赋《采薇》。
其四
手种庭前安石榴，开花结子到深秋。
可怜枝叶从人折，尚有根株为客留。
枳枸悲风吹白日，若华高影隔青丘。
坏垣蟋蟀知离恨，长夜凄凉吊独愁。（卷五）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诗人对故里乡亲生活疾苦的关怀和同情。
明洪武元年（1368），章溢奏定处州七县税粮，按宋制亩加五合。刘基言：“处州青田山多田少，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难。”太祖曰：“刘基有功于我国，本县田亩，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刘基之心”，“使刘伯温子孙，世世为美谈也！”[1]这都说明了刘基对家乡以及家乡人民的热爱。
2、家世谱系
刘基这个家族并不是南田武阳的土著。刘耀东《南田山志》卷二云：
宋武僖王刘光世子尧仁，自临安徙居丽水竹洲。尧仁子集欲卜迁，祷于丽阳山神，梦见执羊头而舞者。旋游南田山，上岭至一处，问地名，或告曰“武阳”，恍然悟梦所示舞羊。遂自竹洲徙居此。集生宋翰林掌书濠，濠生元太学上舍庭槐，槐生遂昌教谕爚，爚生明诚意伯基。世称武阳为诚意伯故里。
这则记载明显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所谓刘集因梦“舞羊”而徙居武阳的说法，实不足信。不过，对刘基祖辈的迁徙路线还是勾勒得非常清晰，并且是可信的，即由临安[2]（今浙江杭州）迁徙到丽水竹洲，再由竹州迁徙到南田武阳。竹洲即今丽水市莲都区太平乡的竹洲村。这个小村落如今住的已经不是刘姓的后裔。当年刘尧仁三个儿子除刘集外，刘稔一支到刘叶手中迁居至附近的长濑村（今丽水市莲都区太平乡长濑村）以及处州城内，刘承一支到后来也迁居到了松阳县。[1]
刘光世是南宋初与张俊、韩世忠齐名的“三大名将”之一。其父亲是刘延庆，《宋史》有传。丽水、温州一带彭城郡、永嘉郡[2]刘氏后裔皆奉刘延庆为“一世始祖”。这样，由刘基父亲开始上溯到刘延庆，一共是七代（即刘基→刘爚→刘庭槐→刘濠→刘集→刘尧仁→刘光世→刘延庆），这就是南田刘基庙后殿(追远祠)所供奉的“上七代”，明张时彻《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铭》）和Ｍ國年间重修的《永嘉郡刘氏族谱》均有明确记载。南京大学周群博士据宋张嵲《紫微集》等史料又上溯了刘延庆之上三代，即刘延庆的曾祖父刘怀忠、祖父刘绍能、父亲刘永年。[3]我认为是可信的。《紫微集》作者张嵲，字巨山，襄阳人。宋宣和三年（1121）上舍中第，绍兴九年（1139）除司勋员外郎，累迁至敷文阁待制，知衢州，终于江州太平兴国宫。《宋史•艺文志》载《紫微集》三十卷，《郡斋书录解题》题作《张巨山集》，亦三十卷。此书自明以降久无传本。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录，且析为三十六卷，内容当为可信。是集卷一四载有《和众辅国功臣太保护国镇安保静军节度使刘光世故曾祖绍能可特追封鲁国公制》、《故祖永年可特追封越国公制》、《故父延庆可特追封楚国公制》等。如此，则刘基祖辈的世系为：刘怀忠→刘绍能→刘永年→刘延庆→刘光世→刘尧仁→刘集→刘濠→刘庭槐→刘爚→刘基，脉络非常清晰。
兹据史料将刘基上11代行状简介如次：
刘怀忠  《宋史》无传。在他儿子刘绍能本传的记载中可知刘怀忠曾官内殿崇班、阖门诋侯、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北番官巡检。天圣九年（1031），党项族首领明德死，元昊继位，积极准备称帝登基。公元1038年，元昊自称大夏皇帝，次年正月即上表宋朝，要求允准。刘怀忠以保安军北番官巡检之职，亲历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刘怀忠对元昊所为有所觉察[4]，故元昊叛宋伊始，便“厚以金币及王爵招之，怀忠毁印斩使，洎入寇，力战以死”。[5]其人可谓忠勇之至。
刘绍能  《宋史》卷三五О有其本传。刘绍能字及之，保安军人。袭父职右班殿直，为军北巡检，击破西夏兵于顺宁寨。夏人围大顺城（今甘肃庆阳境内），刘绍能为军锋，毁其栅至秦王川，邀击于长城岭。熙宁中，又败西夏兵于破啰川。因军功累迁至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马都监，深得神宗信赖。本传云：“绍能世世边将，为敌所忌。每设疑以间之，帝独明其不然。手诏云：‘绍能战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为间害之计耳。’绍能捧诏感泣。尝坐谗，逮对按验卒无实。守边圉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战。以皇城使、简州团练使卒。”卒后因曾孙刘光世而追封为鲁国公。
刘永年  《宋史》无传。历官内供奉官[1]、单州团练使、齐州防御使知代州[2]、祁州防御使知代州、鄜延路副总管[3]、沂州防御使[4]、殿前都虞侯、深州防御使、邕州观察使充步军都指挥使[5]、宁州刺史[6]等职。在内供奉官的位置上至少干了三年。[7]但刘永年一生的主要经历是从戎戍边。张嵲《紫微集》卷一四《（刘光世）故祖永年可特追封越国公制》谓其“少以勇闻，怀韬略之秘，晚为名将，有疆场之功”，显系武将出身。不过，其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在团练使这个官位上一干就是10余年。好歹得以升迁为防御使，旋又“追罢”。[8]其实，刘永年还是很有韬略的。张方平即称其“绰有武干，理戎严整，戍守边郡，颇著风绩”，并为其迟迟不得升迁而打抱不平。[9]值得注意的是，刘永年还是一个作画高手。黄庭坚有《观刘永年团练画角鹰》诗，中有句云：“刘侯才勇世无敌，爱画工夫亦成癖……传闻挥毫颇容易，持以与人无甚惜。物逢真赏世所珍，此画他年恐难得。”[10]其画作到元代尚有流传于世，如《卧虎图》、《棘兔》等。[11]
一世始祖刘延庆  《宋史》卷三五七有传。北宋名将，雄豪有勇，数从西伐，屡立战功。历官相州观察使、龙神卫都指挥使、鄜延路总管、泰宁军节度观察留后、保信军节度使、马军副都指挥使等职。曾从童贯Ｚ压方腊起义。为鄜延路总管时，破西夏成德军，擒其酋首。但延庆统军失误也时有发生。因治军不严且刚愎自用，抗辽时，即因未纳郭药师之谏，终为辽将萧干所败，导致熙宁、元丰以来所储军队损失殆尽，使得契丹更加肆无忌惮。靖康之难，延庆分兵戍守京城开封。城陷，引秦兵万人夺开远门而出，至龟儿寺，被追骑所杀，为国捐躯。卒后因儿子刘光世而追封为楚国公。张时彻《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铭》）开篇即云：“文成刘公，其先丰沛人也，后徙鄜延，名延庆者，宋宣抚都统少保。”《彭城郡（丽水长濑）刘氏宗谱》云：“其旧谱原有彭城、永嘉之分，延庆公为“一世始祖”，可见刘氏彭城、永嘉二支皆奉刘延庆为其本族之“始祖”。
二世祖刘光世  《宋史》卷三六九有传。字平叔，延庆次子。初以荫补三班奉职，累升鄜延路兵马都监、蕲州防御使。北宋末参加Ｚ压方腊起义，授耀州观察使，升鄜延路兵马铃辖。因从其父取易州（今河北易县）有功，授奉国军承宣使，寻除奉宁军承宣使。后在宋、金战争中因军事失误而降职，又因Ｚ压张迪起义有功而复职，升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之难，戍城建功，擢侍卫马军都虞侯。南渡初，任江淮置制使，建炎三年（1129）金兵进逼扬州，光世畏敌南撤。旋改江东宣抚使守江州（今江西九江），置酒高会，金兵渡江三日而不觉。绍兴七年（1137）被罢去兵权。历封荣国公、杨国公、赠太师，谥武僖，追封安城郡王、鄜王。《宋史》本传对其评价不高，谓“光世于时沉浮，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世忠）、岳（飞）远矣！”但从家族发展史来看，到刘光世手上毕竟已算辉煌了一次，此后就家道中衰，开始走下坡路了。值得注意的是，刘基祖上是从刘光世开始因宋室南渡而迁徙至临安的，此后，其后裔便在浙江繁衍生息了。
三世祖刘尧仁  《宋史》无传。宋张扩《东窗集》卷八载《右承事郎直秘阁刘尧佐、右承事郎直秘阁刘尧仁等并转一官制》。制云：“今光世已逝，深慨予怀，录其家人子弟中外姻党者，所以昭不忘也。”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载：绍兴十二年（1142），“刘尧佐、尧仁、正平并直秘阁，主管台州崇道观，三人光世子若孙也。”刘光世卒于绍兴十二年（1142）。以上两则史料说明刘尧仁是于绍兴十二年步入仕途的，且是皇帝的恩赐。秘阁是历代封建王朝宫中收藏珍贵图书之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家图书馆），宋朝由直秘阁（官名）执掌其事，但刘尧仁等所得的是“贴职”[1]，真正的职责是主管台州崇道观。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三载：绍兴十五年（1145），“直秘阁刘尧佐、尧仁并升直敷文馆，主管台州崇道观”。敷文阁始建于绍兴十年（1140），专藏宋徽宗圣制。官衔是大了，可具体职责仍然没变。又同书卷一八0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七月，“直敷文阁刘尧仁为秘阁修撰，主管佑神观”，稍后，又试军器少监。秘阁修撰这个官职始置于政和六年（1116），非馆阁之资深者莫能任此职，而对刘尧仁来说，则又是一个虚衔，真正的职责是主管佑神观。据《宋史》卷三八六《黄祖舜传》，知其曾“知池州”，并“升右文殿修撰”，具体时间不明。在刘基家族发展史上，刘尧仁可是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在他这一代，刘氏这一支才从临安迁徙至处州丽水的。张时彻《神道碑铭》谓其“过丽水而乐之，遂徙其邑之竹洲”。
四世祖刘集  处士。今刘基故里南田镇武阳村尚存“宋处士刘集墓”之墓碑，既然以“处士”称之，说明他平生没有做过官。有关于他的事迹今未发现，故无从考据。算起来，他才是南田武阳刘氏的真正始祖，因为是他从丽水竹洲迁徙至南田武阳的。竹洲村倚山傍水，地势平坦，宜于耕种，自然条件相当不错，可刘集何以要迁徙至南田武阳呢？有关刘集梦见“舞羊”者而迁徙武阳的传说自然不足为凭，但其迁徙的真正原因，我们也无从考据。
五世祖刘濠  即刘基曾祖父。周群博士对刘基世系发展概括为8个字：远世尚武，近世修文。而“修文”之显达者就当数刘濠了。据张时彻《神道碑铭》和徐象梅《两浙名贤录》，知刘濠官至宋翰林掌书。翰林院是官署名称，始置于唐初，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至宋改称翰林学士院，总领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并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下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知制诰、直学士院、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诸官职，《宋史》未见有“掌书”之官职，当为“掌书记”之简称，其官位并不显赫，但好歹是在皇帝身边供职的官了，给人的感觉是刘氏家族又出现了复兴的征兆。刘濠还是一个乐善好施之人，人品极好。《神道碑铭》谓刘濠“每淫雨积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举火者，即分廪赈之”。刘濠已是宋元之交的人了。《神道碑铭》还有这样一则记载：
宋亡之后，林融聚众起兵，企图兴复宋室。元军出兵讨伐，将林融逮捕押送至京法办，元世祖却放了他。林融归里后到了瓯越间一个叫做牙阳四溪的地方，又再次聚兵起事。至此，元廷终下决心要将其一网打尽，故命专使调查笔录所有林融之追随者。当地土豪劣绅因仇怨而陷害无辜，以致善良百姓鲜有脱漏，几乎全都成了元廷的搜捕对象。专使返程途经武阳夜宿，碰上天下大雪，就打发一村民去打酒，村民把消息告知刘濠。刘濠即刻抄小道去谒见专使，而得知其“黑名单”竟有成千上万之人，不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该如何避免这场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呢？正在发愁之际，年仅10岁的孙子刘瀹献上一计，刘濠顿开茅塞，为之大喜。于是马上邀请专使到家热情款待，用酒将他们灌醉，让他们昏睡于自家楼上，从其行囊中找出“黑名单”，挑其恶德败行者200多人笔录之，余皆付之一炬。然后放火烧楼，刘濠于火海中救出专使。事后，专使见行囊、名册概被烧毁而大为惊惧，坐立不安。失去名册何以向朝廷交差？岂止交不了差，这可是犯死罪要掉脑袋的呀！刘濠连忙劝慰道：“我家不幸失火，烧了居室是小事；让您受惊，实在是罪不可赦！莫非您名册上所录之人有冤枉的，老天有意要存活他们？”刘濠又说自己有亲戚在四溪，大概4天时间可以往返，重新列出罪犯的名单来不成问题。专使无奈，只好听凭刘濠摆布。刘濠将已经准备好了的200余人名单给了他，专使感激不已。后来朝廷捕杀了这200余人，却使上万无辜者幸免于难。此义举让刘濠祖孙在乡里赢得了好名声。
《神道碑铭》评论道：“祖孙同心，破家以沾万命，笃生文成，为一代元勋，子孙千百，世食其报，岂幸然哉！”张时彻的意思是善有善报，这自然有些唯心。不过，其祖辈的高风亮节对于后来刘基的为人处世则必然是有影响的。
六世祖刘庭槐  即刘基祖父。《永嘉郡刘氏族谱》谓其入元后曾入太学上舍。太学上舍是宋朝的叫法，元朝应称太学上斋。在封建社会，太学就是最高学府了。两宋时期，太学分为三舍：初入太学者为外舍，由外舍而升内舍，再由内舍升至上舍。元朝的国子学始建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规定生员的名额为200名。并仿照宋朝的太学三舍法分为下、中、上三等六斋。下斋分游艺和依仁；中斋分据德和志道；上斋分时习和日新。生员凡考试及格没有犯规者，则依次递升。如此看来，能入上斋者，自然是太学的高才生了，可见刘基的祖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祖）永嘉郡公诰》谓其“志乐诗书，义孚乡里”，是个极有品行的读书人。至于他后来有无出仕，家谱和史书均无记载，大概也是一个处士。
七世祖刘爚  即刘基父亲。刘爚曾任遂昌县教谕。教谕是文职小官吏，主管一县之士子读书科举事宜，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局长。遂昌、青田虽同属处州，然两地相隔颇远，从刘基老家南田出发到遂昌县城，约300里山路。“处州十县九无城”。遂昌县城亦然，四围皆崇山峻岭，老虎肆意闯入城中，居民不得安宁，地理环境恶劣。在这样的一个三等小县做个小官吏，俸禄之微薄是可想而知了。因此，刘氏家族到了刘爚手中，其家境已是颇为贫寒的了。刘爚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父）永嘉郡公诰》谓其“人服令名”。诰文又谓其“蕴设施之才而无求于时，贻文学之传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义方于古人，谋猷著于实用，朝廷所赖，士民所瞻，皆遗训之功，力善之征也”。说他“蕴设施之才而无求于时”，恐未必如此。在种族制度森严的元朝，大都是想有作为而难有作为，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也。但刘基的成材自然与其父亲的教养是很有关系的。刘基14岁入括城（今浙江丽水）郡庠习举业之前的学业教育，主要是由其父亲刘爚来承担的。当然，刘基的德行也深受其父影响。关于刘爚的人品在当地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
刘基出世之前两年，武阳村来了一位癞头乞丐，自称江右人，姓赖，名谷庵，字如鹤。此日中午，村里一陈姓的财主人家正大摆宴席做生日。这癞头老翁便上门行乞，财主家人非但不给饭吃，而且还奚落了他。癞翁忍饥挨饿愤愤然离去，来到刘瀹的家门口行乞。刘爚见是要饭的，就招呼他妻子给他点吃的。他妻子端着半碗饭走到门口抱歉地说：“对不起，没饭了。你若不嫌脏，这半碗就给您老人家充饥吧！晚上您若还在，就多煮一点，让您吃个饱好吗？”癞翁不住点头称好，吃了那半碗剩饭。晚上癞翁又至，刘爚敬若上宾，酒肉款待，并用祖传秘方为他治癞头脓疮。癞翁感激不已，对刘爚夫妇说道；“你们夫妻俩可是好人啊！好人当有好报。实话告诉你们，吾乃白鹤仙师，五仙降山脚下有一穴好墓地，在那结穴，日后你家必出将相之才！”刘爚摇头苦笑道：“多谢仙师指点，可目前手头拮据，待日后再说吧！”时隔数月，白鹤仙师再到武阳，刘爚说那风水宝地已被陈姓财主占去，于明日午时，阴阳先生祭请山神后，就开挖了。赖翁笑笑说：“无妨。此墓地的穴位在坟下首的小草湖，那是金锁玉匙地，届时会山崩土拥成阜。”接着又对着刘爚只要如何如何地耳语一番。次日午时，阴阳先生正口中念念有词拜山神，此时刘爚披麻戴孝，手提先父尸骨罐，跪于香案前大呼：“先生，搭葬！先生，搭葬！”财主见此情状怒火冲天，随口骂了声“搭你个娘！”就一把夺过尸骨罐，投进了小草湖。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山崩地拥，小草湖当真成了小山阜。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坟墓称作“ＴＺ坟”。二年后，刘爚夫妇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便是后来的大明开国元勋刘基。[1]
前面说了，这纯粹是一个传说，不足为凭。笔者引用它也无非是为了说明后来刘基善良品格形成的家庭因素而已。
纵观刘基世系，一条非常明晰的轨迹是：远祖尚武，近世修文。刘基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军事家。其军事才能接武远祖，文学天赋绍继近宗，而功名、成就皆高乎祖上。尽管从刘基文集中我们看不见他对祖上的推崇，但他后来生命观念的形成多少与家世渊源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 刘基去世之后于明正德九年（1514）被追赠太师，谥文成。
[2] 《元史》卷六二。
[3] 《（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二。
[4] 《大清一统志》卷二三六。
[5] 《（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二。
[1] 《南田山志》十四卷，刘基二十世孙刘耀东撰，Ｍ國二十四年（1935）启后亭刻本。
[2] （明）刘璟：《易斋集》卷下。
[1] 以上二诗均见于《南田山志》卷二。
[2] 本书所引刘基原文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诚意伯文集》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出版；书中只注篇卷次、篇名，书名从略；明显的文字错误则据别本在[ ]内注明。
[1] 见《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和《明国初事迹》、《玉剑尊闻》。
[2] 古今地名不同者，在书中首次出现时出注。
[1] 参见《彭城郡（丽水长濑）刘氏宗谱》，Ｍ國七年（1918）刊本。
[2] 永嘉郡刘氏始自刘基，它是彭城郡刘氏的分支，郡名系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刘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皆被追封为永嘉郡公、永嘉郡夫人，刘基文集当中尚保存相关封诰。
[3] 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第20—28页。
[4]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二：“又奏，六日（宝元元年，即1038）保安军北番官巡检殿直刘怀中（忠）状申，洞知山禺等于二日起兵，有众二千余人，劫掠村社族帐，只在宥州境内。”
二、颖异少年 进士及第
1、郡庠读书
刘基的启蒙教育，至今无从考据。明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仅有“年十四，入郡庠”的记载。《神道碑铭》谓其“神知迥绝，读书七行俱下 ”，从小就显露出超乎常人的资质和天赋。此外，刘基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加之他母亲富氏亦知书达理，早期的家庭教育谅必不错，为他后来的求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泰定元年（1324），刘基14岁。这年春季，刘爚携其子刘基走出了南田山，途经青田县城，来到了处州府治括城。这或许是少年刘基的第一次出远门吧。不过，此次出远门并非走亲戚，而是拜师求学。[1]在那个时候，能入府学读书并非易事。《大清一统志》载当时处州府学入学额数为25名，元时大致也不会超出此数。
刘基在府学读书期间，结识了名儒郑复初并得到了他的赏识。
郑复初，玉山（今江西玉山）人，延祐年间进士，一生只做过德兴县丞、处州录事两任小官，郁郁而不得志。后来还因小人构陷而离职，不久即病故。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学问也很有才干的儒士。他“精通伊洛之学，望重当世”，“四方从之者号为‘四经师’”。[2]元人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二《送郑道原之金陵序》云：“往年玉山郑复初笃学力行，由进士为德兴丞，为处州录事。勇于行义，不畏强御，不顾利害，卒为豪有力者噬去。人无贤愚，闻者莫不为之扼腕。”可见其虽为文人，却有一身浩然正气，为人刚正不阿。郑复初病逝之后，政界、文坛友人纷纷为文赋诗悼念。萨都剌《凤凰台望祭进士郑复初录事》：
已矣郑录事，功名与愿违。须翘如插戟，体弱不胜衣。
白日长江去，青山何处归。崇台三酹酒，目断雁南飞。[3]
宋濂《悲海东辞》：
我悲海东，我涕拭矣。善人云瘁，邦其棘矣。
倬彼昊天，冒此下民。彰善瘅恶，胡莫之惩。
冥冥其昼，不见出日。飘飘风雨，堕我家室。
……我泪既竭，继之以血。百海其深，莫喻我心。[4]
郑复初人品极好且交游很广，除萨都剌、宋濂之外，当时名人袁桷、丁复、胡翰、顾瑛等都是他的好友，这对刘基的成长是很有影响的。宋濂在元至正初年就与刘基成了好友，两人之结交恐怕与郑复初同金华学派的密切来往很有关系。
郑复初在处州任录事，是衙门里的行政职官。合理的解释应是刘基在府学读书之余，再拜郑复初为师求学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开小灶”。《行状》谓刘基“从师受《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看来刘基之所以能得到郑复初的如此赏识，大概主要还是看中了他资质的颖异。他跟郑复初学的是性理之学，《行状》有“讲理性于复初先生”之语。理学是传统儒学的变种，始于宋。宋代最早的理学家是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其弟子程颢，人称道明先生。另一弟子程颐，人称伊川先生。二程是兄弟，河南洛阳人。理学大师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故宋代理学又名“濂洛之学”、“伊洛之学”、“程朱之学”。理学是一种哲学思想，治经重义理之阐释，喜论心性，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这对于一个年未弱冠的孩子来说，并非易事。然《行状》谓刘基“闻濂、洛心法，即得其旨归”，感悟力极强。为此，郑复初十分器重他，并对他父亲刘爚说：“吾将以天道无报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门矣！”
处州府治虽说是一座山城，但它毕竟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处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乃“万山丛中一都会”也。城市的规模不大，却建得中规中矩，北有望京门（俗称丽阳门），东有岩泉门（俗称虎啸门），东南有行春门（俗称厦河门），南有南明门（俗称大水门），西南有括苍门（俗称小水门），西北有通惠门（亦称左渠门），处州府衙门就设在望京门和南明门的中轴线上。城四周环山，其城北有丽阳山、白云山，上有龙潭、石屋天井、冷泉亭、白云亭诸景观；城南有南明山，上有高阳洞、千里亭诸名胜，峭壁之上多摩崖石刻，东晋葛洪和宋朝沈括等名人于此皆有题刻；城东有少微山，山因郡应少微星名而得名，山脚有好溪之水潺潺流过，山麓的紫虚观在苍松翠柏掩映之中；城西有天王山、石僧山、桃山诸胜，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桃山在府城西5里处，山南弥望皆桃也，春月人多游赏，宋知州许尹曾作《游桃山赋》。城内有檡山、梅山。檡山之上南唐李繁建孔子庙，后人亦称庙山，而梅山之上则士大夫多居焉。[1]历代名人如南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李白、高适、李邕、方干，宋朝的杨亿、秦观、陆游、姜夔、范成大等皆或任职或游历过此地。其风景、文物、气象等等，小小的武阳村，自是难以与之相比的。刘基身处其中，自然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刘基于府学读书期间，与同窗好友游历最多的是少微山麓的紫虚观，并与观中道士吴梅涧结成了忘年之交。刘基曾作《题紫虚观道士晚翠楼》：
晚翠楼子好溪南，溪水四围开蔚蓝。
微阴草色尽平地，落日木杪生浮岚。
岩畔竹柏密先暝，池中芰荷香欲酣。
闻说仙人徐泰定，骑鸾到此每停骖。（卷五）
吴梅涧，名自福，字梅涧。据刘基《紫虚观道士吴梅涧墓志铭》，知其性慧敏，好清净，父母谓其有仙风道骨，稍长，即命入紫虚观，从叶邦彦为道士，此后学问、德行，皆与日俱增，声名渐著。天师正一真人闻其名，授其号为崇德清修凝妙法师，玄教宗师亦称其为教门高士、金阑紫衣，主领观事达50年之久。
吴梅涧卒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冬十月。至正十六年（1356）春，刘基承省檄自杭城回处州与石抹宜孙共谋“括寇”之时，吴翁业已作古。刘基满怀深情为其作墓志铭。在铭文中，作者忆道：
基年未弱冠时，读书括城中，闻紫虚山水之嘉，因从数朋友往游之先生，先生即束带出与偕游。过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旧为某所，今为某，作于某人，实某时，无不诚且悉。游毕，登肴速觞，主仆皆酣饫，乃送至溪浒，无毫忽怠慢意。基后每与客往，先生辄相待如初。盖是时乡里之称仁德长者，莫不曰“吴先生”焉。丙子之岁，基宦游他方，不获复见先生。今年春归括，而先生已矣，不亦伤哉！（卷九）
作者以质朴的语言深情地回忆着彼此之间的交往，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厚。民间传说刘基曾入五台山为道士，与张三丰是道友。题署“抱犊山房填词”的杂剧《刘国师教习扯淡歌》也说张三丰是刘基的好友，并千里迢迢来到南田山拜访刘基。刘基与张三丰是否真有交往，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刘基在元末至正九年（1349）前后就曾有过归遁入道的念头，倒一点不假。他在寄赠宋濂的《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并序》中写道：
龙门先生既辞辟命，将去入仙华山为道士，而达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婴疾，习懒不能事，尝爱老氏清净，亦欲作道士，未遂。闻先生之言则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他日道成为列仙，毋相忘也。（卷一）
宋濂在至正九年（1349）曾被荐为国史院编修，但他没有赴任，却入龙门山做道士，著书立说去了。此时刘基正在江浙儒学副提举任上，他有此入道之念，自然是仕途受挫的反映。序文却谓早有归遁之意，这当与吴梅涧有一定的关系。
2、研习《春秋》
刘基在处州府学读书的时间当在泰定元年（1324）至泰定四年（1327），即刘基14岁到17岁期间。《（光绪）青田县志》和刘眉锡所撰《刘氏族谱》皆谓刘基于16岁那年“举于乡”，而其它史料均认为是22岁中举。郝兆矩先生以为刘基16岁那年可能真的赴考，只是未中而已。[1]。周松芳则认为次年并非大比之年，刘基所应乡试应属于秀才试[2]。我赞同周松方的观点。事实情况是刘基到22岁那年才得以中举，这是后话。
刘基当于泰定五年（1328）秋转学至青田石门洞的石门书院。
石门洞位于青田县西北75里的瓯江南岸，为天下名山三十六洞天之一。自江右弥望，其地双峰对峙，俨若门户；四周山崖拱卫，宛如城郭。荡一叶扁舟蜿蜒而入洞门，行里许，即抵银潭。洞背千丈飞瀑直泻而下，似银河直落九天。飞瀑随风飘洒，滃蒙作雨状，近视如烟云聚散，有气无质，习习生寒。逢雨水充沛之时，隔江即可闻见其訇然之声。瀑布之下有喷雪亭、气泉亭、银河万古亭，崖壁镌刻及碑勒题咏甚多。
史载南北朝大诗人、永嘉太守谢灵运始蹑足来游，为其山水之秀丽，瀑布之壮观而留连忘返，以为游此乃“东南第一胜事”。然谢灵运此游，是在青田建县前300年，那时的石门洞榛莽丛生，猿啼虎啸，渺无人烟，一片荒凉，是一处天然林泉。 继谢灵运之后，又有南朝的邱丹、裴士淹等先后来游此地，但依旧是行径莫辨，人迹罕至。直到北宋皇祐年间，石门洞才热闹起来。一时间，游人纷至沓来，方成为真正的名胜之地。
石门书院在洞西冈之麓，建于唐天宝三年（744）。南宋淳熙九年（1173），朱熹持常平节循行，曾想居此授徒讲学，不果，书院遂废。南宋初，邑人汤思退曾在此苦读。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廉访分司副使王侯游石门洞，进士刘若济请重建。王侯遂委事教授吴梦炎、县尹王麟孙召集当地耆老重建之。[3]至泰定四年（1327），又经修缮，有石门洞摩崖题刻可资佐证：
泰定丁卯秋七月，县尹曹用子成于本路所委录事郑原善复初奉檄修理石门书院，增复学田，竣事而还，勒此以记岁月。相是役者，司吏季事叶文炳也。[4]
据史料分析，石门书院似为官修讲学场所，并非私立。书院讲学之风，始于唐而盛于宋，元以继之，依然盛行。在处州，除青田石门书院之外，尚有松阳明善书院等。刘基转学至此钟灵毓秀清幽之地，攻读《春秋》，苦习举业达五年之久。
读书生涯是清苦的，非有志者难以到达成功的彼岸。在封建社会，有多少儒林士子因耐不住寂寞而前功尽弃！如今，我们当然已难以知晓当年刘基苦读之境况，但有一个传说却编得入情入理：
话说刘基于石门书院读书之时，一时静不下心来苦读经书，常因留连山水而放弃学业。先生拿出孔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诸教条来开导他，他也听不进去。先生很是无奈。
一天，刘基又去鹤溪边玩耍，突然传来棒槌击打之声。循声望去，不远处有一位姑娘正在浣纱，那纱堆积得像山一样高。
刘基在想，这世外桃园石门洞，哪来这年轻女子？那么多的纱，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洗玩呢？正在思索之时，随风飘来那姑娘悦耳的歌声：
天下没有浣纱女，人间哪有衣暖身！
没有百温不厌者，哪有高深学问人。
铁杵磨针为至理，问君攻书可专心？
歌罢，那女子就倏然不见了。刘基听了，满脸通红，愧疚难当，掩面一路小跑回学馆读书去了。
从此之后，刘基再也不敢放松学业了，常常挑灯夜读，通宵达旦。为警戒鞭策自己，便自号“百温”。后人尊敬他，就称他“伯温”了。后人还在鹤溪边姑娘浣纱处建了一座石拱桥，就叫浣纱桥呢。[1]
元代科举程式规定：省试和会试，都须考3场。首场考四书五经，分两部分拟题：一是明经经疑二问，题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考生可据《朱氏章句集注》释义，道明自身见解，作不少于300字的文章一篇；二为经义一道，专论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一，论文字数要求在500字以上。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篇，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用四六句，参用古体。第三场，考策一道，从经史时务中出题，文章在1000字以上。[2]
刘基读书是勤奋用功的。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的科举习作《春秋明经》共计40篇，收在《诚意伯文集》之中。这些文章皆在800字左右，最短也不短于500字，可谓篇篇中式。而且每篇文章都富有见解，皆为心血之作。需要指出的是，从《春秋明经》可见，刘基当时“天人感应论”思想是比较严重的。他认为“天道之应不可诬”，“善恶之事作于下，灾祥之应见于上，此天相与之至理也”。“天之与人，各以类应”，“天灾流行，必不于有道之国”[3]并一再强调“天人感应之理不诬”[1]“天人一理，有感则有应”，断言“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言《春秋》”[2]。对此，郝兆矩、刘文峰两先生在《刘伯温全传》中已详细论及，兹不赘。“天人感应论”在刘基的思想中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不过，等到刘基成年之后，这种思想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刘基在石门洞苦读五年，后来他事业有成，便有种种关于刘基在石门洞读书的美丽的传说，如《国师鱼》、《六月笋》等等。连瀑布银潭边上的青石板也成了“国师床”，至清朝康熙年间，石门书院亦改称“诚意读书堂”了，这一切都寄托了当地百姓对一代伟人的无限爱戴之情。
有关刘基与石门洞，民间还有一个“白猿洞得天书”的传说。白猿洞在石门飞瀑左侧崖壁之最高处，由洞背攀藤扪壁可至。洞口仅容一人，深数10丈，高不见顶，为白猿居处之所，相传刘基得天书于此。刘基凡七昼夜，遂穷其旨，传说后来刘基就是靠它帮朱元璋打天下的，这可就是一种附会了。于此有关，后人还托名刘基，流传下一部《白猿经风雨占侯》，自然不足为信。《四库全书提要》云：“是书（《白猿经风雨占侯》）前有洪武四年基自序。案《明史•艺文类》载有《白猿经》一卷，不著撰人，疑即此书。书中专论风云雷电霪旱晦明之兆，末附以日星云气图，殆好事者于天文祥异书中掇拾而成。诗文及序均浅陋，亦决非基作。 ”
3、科举连捷
经过数载寒窗苦读，刘基终于元至顺三年（1332）秋八月走进了省城杭州贡院，参加了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省试，并高中第14名举人。这样，刘基就取得了来年春闱的考试资格。会试地点在大都（今北京），时间定在春二月之上旬。
一般地说，儒生进京赴考都得提前一两个月，以便在举业上与同道者有更广泛、深入的切磋，亦可利用此段时间经人引荐去拜谒硕儒、名师，做些“行卷”之类的准备工作。更何况青田与京都远隔千山万水，非一时半刻所能抵达。故刘基当在至顺三年（1332）年底，即与青田老乡、同科举人叶岘（青田富川人）、徐祖德（青田石帆人）一同启程赴京城会试去了。
会试于元至顺四年（1333）春二月初举行。三场考毕，刘基、叶岘、徐祖德三人一并榜上有名。刘基中第26名进士，汉人、南人第三甲第20名。元朝极端的民族歧视政策在科举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当时春闱分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榜，考两场；汉人、南人为左榜，考三场。每榜录取50人，共计100人。左榜50人中，一个小小的青田县居然占了3名，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新闻！刘基的两篇“癸酉会试”佳作仍保留在《诚意伯文集》当中。兹录于次，以飨读者：
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
荆人来聘，时楚屈完来盟于师，时楚使宜申来献捷，时楚使椒来聘。
春秋时，中国之安于陋者，嘉其慕义而罪其猾夏，所以与人之为善，而惩人之怘恶也。夫荆楚，中国之安于陋者也。我庄公之二十三年，来聘而以“人”书者，以其能慕义而聘鲁也；僖公四年，来盟于师而书其大夫者，以其能服义而从鲁也。是皆所以与之也。自是而后，楚日以强，至僖二十一年之献捷而称人以使者，非与之也，恶其恃强而猾夏也。迨夫文九年之使椒来聘，书其君之爵，其臣之名，视夫二十三年之来聘，均为与之。而书法有罪者则以其始见于经，于夫寖强于后之不同也。呜呼！楚也僻处于荆山，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庄公之十年，始以败蔡书，十四年，以入蔡书，十六年，以伐郑书。彼其怀封豕长蛇之心，以荐食上国者未有纪极也，况敢望其敬共币帛以修聘于秉礼之邦乎？又敢望其刑牲诏神以从惠于诸侯之会乎？一旦思善悔过，向慕中华，而来聘于我，圣人以其礼义之交好，甚愈于干戈之相寻也，于是进而人之，与人为善之德宏矣。及齐桓之伐楚而次于陉也，屈完实来，将服齐而求盟也。问昭王之不复则辞，责包茅之不贡则诺，徼与同好则承以寡君之愿，语其战攻则对以用力之难，于此见其有悔罪之心，有服义之善，《春秋》书曰“楚屈完来盟于师”，则与之者至矣。天祸中国，齐桓即世，宋襄嗣兴，不知安夏攘夷之义，而求诸侯于楚，盟鹿会盂，开门延盗，遂使楚执宋公以伐宋，为鲁侯不从于伐宋也，而使宜申献捷以震恐鲁国，圣人安得而不深恶之乎？是故称人以使，抑其暴也甚矣，书名著其强也！不曰“来献宋捷”，为鲁讳也。盟宋以后，楚使不通于鲁者十又四年。至文九年之使椒来聘，则楚人之再聘于鲁也。是役也，视夫来聘于庄者无以异，较之献捷于僖者为不同，于是爵其君而名其臣，遂与中国无以异，则进之而又进也。噫！《春秋》谨华夷之辨，楚则中国之变于夷者，故上不使与诸华等，下亦不使与夷狄均，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强则罪其猾夏而威之以刑，圣人之情见矣。
抑尝反复而考之，荆自庄公十年，始见于经。继是入蔡伐郑，皆以号举。独二十三年之来聘，乃以入书，故知《春秋》之与之也。二十八年之伐郑，复以号举。至僖元年伐郑，则改书楚而称人者，非与之也，所以著其浸强也。明年侵郑，又明年伐郑，次陉之师为是而起，屈完来盟，而称名氏，则岂非以其能服义而从齐乎？然而完不称使，是其美独在完而不在楚子，此圣人之特笔也。自是楚人不敢窥中国者八年。至僖十一年而始伐黄，十二年灭黄，十五年伐徐而败娄林，十九年之盟齐，二十年之伐随，二十一年之盟鹿上，莫不黜而书人，至二十一年之秋会于盂，而书子于陈、蔡之上者，非与之也，所以著其大张也。宜申，楚之大夫，献捷而称使，是楚子使之也。名大夫而人其君，故《春秋》之贬人也。明年之战泓，二十三年之伐陈，二十五年之围陈，二十六年之伐宋，二十七年之围宋，二十八年之救卫而战城濮，以至文三年之围江，九年之伐郑，皆以人书者，即败蔡入蔡之书荆也。狼渊起师，而后有来聘之举。晋君少懦，而不恤国事，大夫救郑而不及楚师。当是时也，楚之强盛，骎骎乎有不可遏。来聘而称子，虽以嘉楚人之慕义，实所以伤中国之衰微也欤。
嗟夫！楚自庄公之时，固已强矣，犹幸齐桓创伯，有以张中国之势，而屈完来盟，有以服荆蛮之心也。宜申献捷，横逆莫甚，使僖公虽请于天王而讨之，以继召陵之绩，不亦美乎？奈何会盟于薄，反求楚子以释宋公，于是《春秋》望鲁之心绝矣。厥后城濮大战，虽有以挫其锋于一时；而厥貉次师，卒无以抑其暴于他日。因循至于宣、成之时，夷夏强弱，由是大判。盟宋之役，晋、楚之从始交相见，而玉帛之使，反自曲阜达诸鄢郢之都矣。襄三十年，蘧罢来聘，以报鲁侯之朝，回视向日越椒之不书氏者，又何如耶？读经至此，太息而止。（卷一0）
至顺癸酉会试龙虎台赋
龙虎台去京相远百里，在居庸关之南。右接太行之东，地势高平如台，背山而面水。每岁车驾行幸上都，往还驻跸之地，以其有龙盘虎踞之形，故名耳。
猗欤太行之山，呀云豁雾，结元气而左蟠。于赫龙虎之台，摩干轧坤，魁群山而独尊。其背崔嵬突嵂，森冈峦而拱卫。其势则昆仑   ，仰星辰之可扪。白虎敦圉而踞峙，苍龙蜿蜒而屈盘。状昂首以奋角，恍飙兴而云屯。其北望则居庸嶻嵲，烟光翠结，攅峰列戟，断崖立铁。踆乌飞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其下视则涨海冲瀜，飞波洗空。风帆浪舶，往来莫穷。想瀛州之密迩，睇三山之可通。彼呼雁戏马，适足彰其陋；而眺蟾望屋，曷足逞其雄！岂若兹台之不事乎版筑，而靡劳乎土功也。
想其嵚岑埼礒，曼衍迄峙，形高势平，背山面水。巨灵献其幽秘，归邪护其光晷。何嵩华之足吞，岂岱宗之可拟。此所以通光道于上都，揭神京之外垒。匪松乔之敢登，羌乘舆之攸止也。至若四黄既驾，卤簿既齐。方玉车之万乘，蔚翠华之萋萋。载云罕与九游，光彩绚乎虹霓。山祗执警以广道，屏号洒雨以清埃。朝发轫于清都，夕驻跸于斯台。明四目以遐览，沛仁泽于九垓。眇轩辕之梁甫，屑神禹之会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数乎方壶与蓬莱！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虽未获睹斯台之壮观，敢不慕乎颂声！遂作颂曰：
杰彼神台，在京之郊。金城内阻，灵关外包。
上倚天倪，下镇地轴。太行为臂，沧海为腹。
崇台峨峨，虎以踞之。群山巃  ，龙以翼之。
于铄帝德，与台无穷。于隆神台，与天斯同。
崇台有伟，鸾驾爰止。天子万年，以介遐祉。（卷一0）
兹作两点说明：
一、当年会试《春秋》义考题居然与《春秋明经》中的《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云云，救郑，楚子使椒来聘》（卷一四）和《郑人侵宋，宋人齐人卫人伐郑，荆伐郑，会齐侯宋公云云，同盟于幽》（卷一三）部分相同。这进一步证明了《春秋明经》是早年习举业之作，而非步入仕途之后所作，同时也说明刘基当年对科举的准备非常充分。
二、龙虎台，又名审虎台，因有狄仁杰审虎的传说而得名。《（光绪）昌平州志》云：“州西八里为旧县，又西北十里为龙虎台，又西北六里为居庸关南口。”会试之前，刘基“未获睹斯台之壮观”，仅凭其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就把“魁群山而独尊”的龙虎台壮观之势描绘得气象万千，足见其对此文体的训练有素。《四库全书总目》称刘基此赋“以场屋之作为世所传诵者，百中不一二也”。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元科举制度规定，参加会试的考生，其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上。而当年刘基年仅23岁，按规定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当时执行这一制度并非十分严格，考生在年龄上常有虚报，年少的多报，年老的则少报，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金榜题名，春风得意。刘基在京城多盘桓几天是在情理之中，拜谒座师，同年相庆，自然是少不了的。再者，大都为古幽燕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元至元四年（1267）建大都城，城方60里，开11门，城内布局严整。至元九年（1272）迁都于此，名大都，遂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其规模、气象自是省城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也要四处转转，尽情地观赏一番。《行状》谓刘基“在燕京时，间阅书肆有天文书一帙，因阅之，翌日，即背诵如流。其人大惊，欲以书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无事于书也。’”。其博闻强记之能力于此又见一斑。
在京之时，还可能拜访过文坛泰斗揭傒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诗四大家之一。延祐初年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至正初，诏修辽、宋、金三史，为总裁官。揭傒斯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丞相脱脱（亦称托克托）曾问方今致治以何为先？他回答说：“储材为先。养之于名位未隆之时，而用之于周密庶务之后，则无失材废事之患矣。”主修辽、宋、金三史之时，脱脱又问修史以何为本？他回答说：“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1]
揭傒斯是当年廷试的考官之一。[2]或许是揭傒斯读到刘基所对策文，为其反应之敏捷、思路之清晰、见解之独到而欣慰不已，赞赏有加，说他是“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3]如果说后来的刘基是一匹千里马，那么，揭傒斯就是一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了。初出茅庐的刘基能得到望重当世之名流的赏识，这自然是一次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1] 王馨一《刘伯温年谱》认为刘基是15岁读书括城；刘基后裔刘耀东《刘文成公年谱》认为刘基是19岁读书括城。二说均无实据，难以自圆其说。
[2] (清)王梓材、冯子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五二引宋濂语，四明丛书本。
[3] (元)萨都剌：《雁门集》卷二。
[4]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九。
[1] 据(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四四。
[1] 郝兆矩、刘文峰：《刘伯温全传》，第28页，大连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2] 周松芳：《刘基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08页。
[3] 陈六琦：《石门洞古迹志略》。
[4] 见刘耀东《石门题咏录》。
[1] 罗哲文：《民间故事选》，第24页。
[2] 《元史》卷三一，《选举志》。
[3] 《公会齐侯，伐莱。公至自伐莱，大旱》，见《诚意伯文集》卷一三。
[1] 《筑郿，大无麦禾。臧孙辰吉籴于齐，新延厩》，《诚意伯文集》卷一三。
[2]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诚意伯文集》卷一三。
[1]《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2] 《湖广通志》卷五五载：“李祁，茶陵人。元统廷试，揭傒斯等读祁所对策，拟冠是科，启缄则南士也。”据此知揭傒斯为此科廷试官。
[3] （明）张时彻：《神道碑铭》。
三、初入仕途 不避强御
1、为官高安
刘基于元至顺四年（1333）中进士之后并没直接进入仕途，个中原因不得而知。郝兆矩先生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丁父忧，谓基母卒有记载，然不知其父卒于何年。且天历二年（1329）诏有“官吏丁忧，各依本俗”之规定。二是除高安县丞之后，注官守缺，等候铨选。《元史•选举志》载：“凡注官守阕：至元八年议：‘已除官员，无问日月远近，准许守阕外，未奏未注者，许注六月满阕，六月以上不得预注。’二十二年诏：‘员多阕少，守阕一年，年月濮者照阕注授，余无阕者令侯一年。’大德元年，以员多阕少，宜注二年。”丁父忧之说，证据不足，后一种推测可能性更大。
刘基注官守阕，等待铨选的时间虽说只有短短三年，可人世间又不知发生了多少风云变幻！就在刘基中进士那年十月，元廷年号由至顺改为元统。这年二月，中书右丞相雅克特穆尔因荒淫体羸，溺血而死。六月，明宗长子托欢特穆尔（亦称妥欢贴睦尔）即帝位于上都（今内蒙古闪电河北岸），是为顺帝。顺帝命巴延（亦称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当时有明宗亲信阿鲁辉特穆尔向元顺帝进言：“天下事重，宜委丞相决之，庶可责其成功。若躬自听断，则必负恶名。”[1]元顺帝深以为然，从此深居宫中，凡事皆由丞相做主，而己无所专焉。次年五月，江浙一带严重灾异，饥民凡590564户。九月，广西瑶人攻陷贺州（今广西贺县），朝廷发河南、江浙、江西、湖广及八番军前往Ｚ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魄已兆。元统三年（1335）六月，左丞相腾吉斯及其弟塔剌海（亦称塔剌海）因谋逆被诛。此后，巴延专权日甚。十一月，改年号为至元，史称后至元。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刘基于后至元二年（1336）踏上了坎坷不平的仕元之路。[2]
刘基的仕元之路从担任江西行省瑞州路的高安县丞开始。赴任时间当在后至元二年（1336）的秋季。余阕等一批同道好友为之送行。余阕《送刘伯温之江西廉使（得云字）》诗云：
祖帐依山馆，车盖何缤纷。使君驱驷马，衣上绣成纹。
中坐陈绮席，羽觞流薄熏。情多酒行急，意促歌吹殷。
况我同乡友，同馆复离群。初阳丽神皋，遥望澄远氛。
回镳望双阕，五色若卿云。苍茫岁年徂，东西歧路分。
道长会日远，何以奉殷勤？惟有凌霜柏，天寒可赠君。[1]
余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合肥人。余阕与刘基乃同榜进士，彼此间的交情自然非同一般。诗题称刘基为“廉使”，是一种礼貌用语，并非确指。从诗题可知，赴任时朋友间有过一次较大的聚会，除余阕外，他人尚无从考证。此外，余阙当时并非在江浙一带任职，何以会出现在刘基赴任的送别场面中？尚有待考证。
当时去江西高安赴任的路线似自青田出发，途径丽水、金华、龙游、衢州、沙溪、铅山、弋阳、安仁、南昌，而至高安。一路行去，诗兴颇浓，作《发龙游》、《早行衢州道中》、《发安仁驿》、《铅山龙泉》、《弋阳方氏寿康堂》等诗以记途中见闻和感受。如《早行衢州道中》：
草际生曙色，林端收暝烟。露花泫啼脸，风叶弹鸣弦。
农家喜铚艾，行歌向东阡。大道无狭邪，平原多稻田。
客行良不恶，敢曰从事贤？（卷三）
又如《发龙游》：
微飙献轻凉，客子中夜发。秋原旷无际，马首挂高月。
草虫自宫商，叶露光可掇。狭径非我由，周行直如发。
扬鞭望南天，晴霞绚闽越。（卷三）
看来诗人是不知疲倦，扬鞭催马，日夜兼程，而且心境有如清风朗月，对前途充满希望和憧憬。
元朝将诸县分成上、中、下三等。高安县在元时属江西行省瑞州路，是一个拥有3万户以上人口的上等县，位于赣江支流锦江的中游，为瑞州路治所。城郭据凤山、面锦水，锦水之南曰南城，锦水之北曰北城。县署在凤山之东，宋水北先锋营旧址。开宝九年（976） ，县令顾元龙即其地创建县治，元代仍之。刘基在任时，曾将县署修葺一新，未几而毁于兵。
县丞的品秩不高，只是一个八品官。在其上还有县尹和达鲁花赤（亦称达噜噶齐）。在元朝，路、府、州、县各级地方政Ｆ都专设由蒙古人担任的达鲁花赤。叶子奇《草木子》卷三释：“达鲁花，犹华言荷包上压口捺子也，亦犹古言总辖之比。”元制规定由达鲁花赤“掌印信，以总一县一府之治”。他们大多世袭而不学无术，却是一方水土的“太上皇”，事情是下属去做，功劳则记在他们头上。况且当时天下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可见刘基想有所作为是难乎其难。但作为一名少年进士初登仕途，毕竟是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的。故上任伊始，即作《官箴》上、中、下三篇以自勉自律。其上篇云：
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顽弗迪，警之以威。
振惰奖勤，拯艰息疲。疾病颠连，我扶我持。
禁暴戢奸，损赢益亏。如农植苗，蚤夜孜孜。
涝疏旱溉，无容稗秕。如良执舆，顺以导之。
无俾旋泞，强策以驰。慈匪予爱，帝命溥时。
威匪予憎，国有恒规。弱不可陵，愚不可欺。
刚不可畏，媚不可随。无取我便，置人于危。
无避我谤，见义不为。天鉴孔昭，民各有思。
惠之斯怀，推之乃离。誉不可骄，器恶满欹。
谤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视民如儿。
无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执羁。（卷六）
振惰奖勤、拯艰息疲、禁暴戢奸，是为官之要务；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不可随、誉不可骄、谤不可怒，乃为人之品格，也是刘基一生为官的准则。《行状》称刘基任高安县丞“以廉节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神道碑铭》亦有类似记载），初登仕途便显示出良好的素质和非凡的才干。然而，这种“视民如儿”、刚正不阿的清官自然是不受地方豪右所欢迎的，因而“数欲陷之”，幸亏“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
元代的瑞州路（治今江西高安），下辖二县一州，除高安县外，还有上高县和新昌州（今江西宜丰）。高安与临江县（今江西清江）比邻。刘基在《送伊克纽尔（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管谢病去官序》中云：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与临江邻。临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执鞭以为业。根据蔓附，累数百千辈，以鹰犬于府县。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祸。官斥弗任，则群构而排去之。狱讼兴灭，自其喜怒。有诉于官，非其徒为之所，虽直必曲；获其助者，反是。百姓侧足畏避，号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谓其部党众而心力齐也。”余每闻而切齿焉，无能如之何也。（卷七）
文中所说的虽为临江县的“黑社会”势力，但由此亦可推想到瑞州路的社会治安状况。
史载新昌州有桩人命官司，初审业已裁定结案，而原告不服，上诉至瑞州路。因为此案的原告乃平民百姓，而被告一方为地方豪强，有蒙古人做靠山，所以谁也不愿去理这样的“瘌痢头”！故瑞州路总管抽调高安县丞刘基去复审此案。刘基原本对“黑社会”势力“每闻而切齿焉”，因此并不推让，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这一案件的复审。他不畏强御，取证调查，秉公执法，把案子翻了过来，导致初审官被革职。其结果自然是得罪了初审官和被告一方，当然也损害了蒙古当权者的利益。为此，高安、新昌两地豪右联手状告刘基，欲置之于死地。结果，刘基于后至元六年（1340）被免去高安县丞之职，幸亏行省大臣素知刘基为人，而将他调到省城，改任行省职官掾史。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刘基宦游高安仅5个年头，他的离任是无奈的。任职期间，虽有用世之高志，而时势环境却难以使其充分施展才干。刘基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说是“满腹荆棘无人锄”，看来心境确实不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友郑希道启程赴京师谋职[1]，刘基不无感慨地作《梁甫吟送郑希道入京》一诗为之送行：
老翁生长平原里，但见平原路如砥。
谓言路平无崄巇，车轮不摧马如飞。
今日驱车上梁甫，回头却忆平原路。
梁甫吟，愁我心。（卷二）
《梁甫吟》为乐府旧题，唐李白曾作《梁甫吟》一首，以表现其抱负不得实现的悲愤。刘基于此诗中除了表达自己对朋友前途的担忧之外，也同样抒发了自身有志难骋的苦闷。即便如此，他在当地百姓心目当中还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高安县志》卷八“名宦”谓其“丞高安，以廉节著，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百姓安之。”其清正为官的高风亮节，为后世所景仰，其屈身下僚，有志难骋的境遇，亦引发后人无限之感慨。
据说，高安县堂厅前的一株何首乌，是当年刘基亲手栽种的，后人认此为刘基宦游高安之遗迹。300年后，清朝江既人赋《刘青田先生遗迹》诗云：
英雄不以卑栖耻，先生当日为臣此。
神龙屈信自因时，时未至兮且止此。
厅前一树何首乌，先生手植今荣桍。
本草谓之何翁食，发白变黑颜转朱。
先生抱负期有待，岂欲借之永精采。
呼以先生尊其能，此物至今三百载。
人是开天帝者师，鬼神呵护曾于斯。
累累微物亦遭遇，不杂荆榛受斧劙。
桑田沧海今更变，先生已谢朝廷眷。
何翁原是世外人，因时随世聊自善。
物久通灵或有神，斗大之根春复春。
莫须长抱依刘志，焉知青田无后身？[1]
江既人认为刘基宦游高安是“英雄悲栖”，志士蓄势，说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高安五年，对于刘基的从政实践来说，或许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使他体味了人生的磨难和仕途的艰辛。
这五年，也是元王朝多灾多难的五年。地方灾异频繁姑且不论，光是百姓Ｚ反，就让朝廷头疼不已。后至元三年（1337）二月， “棒胡”于汝宁（今河北汝南）、信阳州（今河南罗山）起事，破归德府（今河南商丘）鹿邑，焚陈州（今河南淮阳），屯营于杏冈。四月，合州大足县韩法师起事，称南朝赵王。同月，惠州归善县（今广东惠州）民聂秀卿等造军器，奉戴甲为“定光佛”，起事与朱光卿应。五月，西番杀镇西王子丹巴。次年六月，袁州民周子旺起事，称周王，改年号。同月，漳州路南胜县民李志甫起事，围漳州，攻龙溪，诏发江浙、江西、湖广等省兵讨之，不克。后至元五年（1339）十一月，开封杞县人范孟端杀平章等官起事，等等。此外，朝廷政局也有重大变故，后至元六年（1340），也就是刘基离开高安的这一年二月，因巴延“不能安分，专权自恣”而被革职，次月诏徙巴延于南恩州阳春县安置，行至龙兴路（今江西南昌）驿舍，病死。同年十月，脱脱为中书右丞相。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刘基不得已而离开了高安县，带走的是太多仕途况味的辛酸。
2、调任南昌
江西行省治所在南昌。南昌汉时为豫章郡治，隋为洪州治所，五代南唐为南昌府治，宋初复为洪州，隆兴三年（1165）曰隆兴府，为江南西路治所，元至元十四年（1277）置总官府，次年改为隆兴路，二十一年（1284）因避裕宗讳又改为龙兴路，明初为洪都府，寻改南昌府，属江西布政司。南昌水路四通，山川特秀，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处于江、湖之间，乃东南一都会也。
自古以来，南昌风俗即“士好经学”，故多青史留名的硕儒、名士，当朝文坛泰斗揭傒斯即为南昌人，两宋江西诗派的创作中心也在南昌。置身于具有如此深厚之文化积淀的人文地理环境之中，这对增长刘基的见识和锻炼才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行省职官掾史也是八品官，故刘基的品秩没变，所做之事也无非是抄抄写写的。关于掾史一职，元人赵汸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国朝以科目取士，参用于中外百司，其秩八品。而以才名称者，则行中书得辟为掾。掾之员，多者数十，命士半之，由进士来，每不过四五人。公卿大夫，好恶旨殊，则获上之道难；刀笔绮纨，品流趣异，则取友之义阙。……众簿书期会，米盐杂集，月更季谢，虽俊杰无所置才，以儒者为之，动无不宜，仅能免过。一毫发□，吏则群言鼎沸，蹙蹙不得安视。夫栖身末僚，掣肘下邑者，尤难居矣！[1]
从赵氏的论述可知，这栖身末僚的“簿书役”不太好做，事实上，刘基在行省职官掾史任上也只仅仅待了两年时间，就辞职不干了。辞职的原因刘基本传、《行状》、《神道碑铭》均语焉不详，只说是“与幕官议事不合，遂投劾去”。现在分析起来，其辞职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前途迷茫，当时的境遇与自身的人生价值定位相去甚远。客观地说，刘基的生命价值定位要比当时的一般文人高出许多。其高定位的用世之志，在《题太公钓渭图》中就有明确的流露；
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浮云看富贵，流水澹须眉。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卷五）
明吴明卿说此诗“可为磻溪题像，亦可为青田写影”。[2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亦谓“通首格高，隐然有王佐气象”。他们都从中体悟到了刘基不同凡响的俊才鸿调。
又刘基《琴清堂诗》云：
亭亭峄阳桐，斫为绿绮琴。絙之朱丝弦，弹我白雪音。
虚堂夜迢迢，华月耿疏林。凤凰天上来，虬龙水中吟。
曲罢起太息，无人知此心。（卷三）
此诗显为言志，曲高和寡之意溢于言表，那种才高八斗，却无人赏识的心情是谁都能体会到的。刘基宦游江西前后七年，论才干不可谓不高，且恪尽职守，效忠朝廷，可无论如何就是得不到升迁的机会，能不让他感到寒心吗！
二是刚直的秉性所使然。刘基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看不惯官场的污浊、黑暗。此次辞职，刘基在九年之后写给钱士能的赠序当中是这样表述的：“岁余，士能与幕官议事不合，拂衣去；未几，余亦以朽钝辞归”。所谓“朽钝”，也就是办事坚持原则，不讲圆通，如此，便难免会得罪地方豪右，并遭致同僚的构陷和排挤,看来，刘基辞职亦属不得已而为之矣。
三是好友钱士能的离去。钱士能与刘基同时调任行省职官掾史，后来就成了他的知交。其人秉性耿直，品行端方，识见高远，才干不凡，很得刘基的敬重。任职一年过后，钱士能就因“与幕官论事不合”，拂衣而去了。同道知交的离去，使刘基的身心更感孤寂，周边环境的改变，不能不说是刘基投劾而归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一位血气方刚且极具事业心的年轻进士，就如此万般无奈地结束了江西七年的宦游生涯，总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但高山流水的白雪之音弹奏于豫章江畔，知音者还是不少。七年间，他结交了不少朋友，刘基与他们之间结下了用金钱难以买到的深情厚谊。在往后的岁月中，刘基还时常回忆起自己在落魄失意之时，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们。
在诸多朋友当中，除钱士能之外，最值一提的就是葛元哲。
葛元哲（喆），金溪人。弱冠有文名，元至正七年（1347）乡试中举，次年春闱连捷，登进士第，辟掾于江浙行省，充簿书役。时苏天爵、樊执敬等行省大臣皆待葛元哲以宾友礼。至正十四年（1354），以大臣荐为金溪县令。葛元哲博学工文，有英气，居官以善绩称，明崔亮、苏伯衡都曾拜他为师，门人私谥之曰“文贞先生”，有《葛元哲遗稿十卷》行世。葛元哲且工书法，与赵孟頫并称于世。刘基与之结交当在高安五年期间。当时葛元哲虽科举仕途未通，但其文名已誉满江南。其文“传于京师，众谓元哲之文宜为天子粉饰太平，铺张鸿业，以传于后世”[1]。两人心志相同，性格类似，自然一拍即合，在高安五年的宦游生涯中，文友间的学问切磋和诗赋相酬，是对刘基心灵的最大慰藉。元至正十年（1350）刘基于《送葛元哲归江西》一诗中深情地回忆道：
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情事疏。
风尘奔走仅五稔，满怀荆棘无人锄。
明堂大开壮梁栋，散木不遗椽棁用。
豫章江上一逢君，矫矫鸡群一孤凤。
城头月出明星稀，开门望月露沾衣。
文章绣衣郎，谈屑天葩霏。
得句即高歌，惊起鸟鹊穿林飞。
星流云散隔吴楚，有时梦君诗上语。
坐中百谷含清晖，窗外飘风度疏雨。
我住青山耕晚霞，君去蟾宫折桂华。
别来八见秋雁过，忽然会合增长嗟。
江南二月草未秀，雪阵如涛衮清昼。
投壶命觞尽文友，此乐百年何日又！
一朝复一朝，三岁如过电。
四牡彭彭子独贤，江东山水应看遍。
看遍人间万不齐，我马向南君向西。
海门日照渔浦白，骊歌欲断吴云低。
栝苍山，临川水，相思迢迢一千里。
山高高兮水深深，极望不见愁人心。
应将魂梦化为鹤，永夜月明怀好音。（卷四）
从诗中可见，刘基非常敬重于江西结识的友人的才华，也十分珍视与他们之间的友谊。
刘基还有一位朋友名叫张质夫，大概是在高安任上结识的。他是高安人，年岁比刘基要大，元至顺年间已活跃在文坛之上，与虞集、周伯琦、揭傒斯、欧阳原功诸名流皆有交往，无疑是当地的一位文化名人。[1]刘基离开江西后，与他还有诗文酬答。元至正十年（1350）前后，时刘基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曾作《寄台郎张质夫》一诗：
春愁忽得故人书，喜极成悲泪满裾。
冀野驽骀虚伯乐，鲁门钟鼓骇  鶋。
全家荡析饥寒切，病骨支离志虑疏。
敢以浮名误知己，缄辞写意愧何如！（卷五）
得故人书信，激动不已，转思自身之遭际又喜极成悲。
他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赞扬“江西大藩地，卓荦多英豪。文能绚云汉，武能壮干城”。那种对“第二故乡”及其友人的思念在其诗文当中是时常见到的。如《寄江西黄伯善兄弟》：
我思美人，乃在洞庭之阳、彭蠡之阴。
冲波亘天三百里，离恨比之应更深。
……
望不见兮悲莫任，江水湛湛愁风林。
西来文鱼曾到海，愿寄笔札逾兼金。（卷四）
十二年后，刘基于江西仍不能忘怀，他在《送孔世川赴江西儒学提举》一诗中写道：
我辞西江归，倏忽十二秋。每望西江云，思心怅悠悠。
恨无排风翼，安能凌虚游？故人渺天外，可梦不可求。（卷三）
二十年后，江西故友仍时常入梦来，其《临江仙》并序云：
予在江西时，与李爟以庄善。以庄尝赋诗，有曰：“泪如霜后叶，槭槭下庭柯。”郑君希道深爱之。今郑君已卒，以庄与予别亦二十年。梦中相见道旧好，觉而忆其人，不知今存与亡？因记其诗属为词，以写其悲焉。
街鼓无声更漏咽，不知残夜如何？玉绳历落耿斜河。鹊惊穿暗树，雾坠滴寒莎。
梦里相逢还共说，五湖烟水渔蓑。镜中绿发见无多。泪如霜后叶，槭槭下庭柯。（卷一一）
李爟，字以庄，进士出身，工诗文，与江右诗派刘嵩等人多有接触，也是刘基的好友。当年朋友聚会的场景以及朋友所赋之诗句，二十年后仍铭记在心，且于多事之秋，尚牵挂着昔日朋友的安危存亡，其感情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刘基在江西的为官年限了。
王馨一《刘伯温年谱》（简称王《谱》）、刘耀东《刘文成公年谱》（简称刘《谱》）、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简称郝《谱》）皆认定在后至元六年（1340）辞官，依据是刘基《送葛元哲归江西》一诗。此诗开篇即云：“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情事疏。风尘奔走仅五稔，满怀荆棘无人锄。”由此，三种年谱一致认定刘基在江西为官时间是五年。刘基于后至元二年（1336）赴江西高安任职是确定无疑的，以此推算，自然是后至元六年（1340）离开江西的了。
但问题恰恰就出在对《送葛元哲归江西》一诗的理解上。在文本的解读上，三种年谱的编者犯了相同的错误，都将刘基任高安县丞“五稔”，误解为在江西为官“五稔”。
其实，该诗开篇“我昔筮仕筠阳初”之“筠阳”，其所指并非江西，而是江西行省瑞州路高安县。筠阳即筠州，唐武德七年（624）改米州置，以地产筠篁故名，治所在高安，旋废。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复置，至宝庆元年（1225）因避理宗讳而改称瑞州。元为江西行省瑞州路，治所仍在高安。是诗所言的“筠阳”之所以不能理解为江西，是因为“筠阳”不足以指代江西全省。借代手法的运用在修辞学上是很有讲究的，所用于借代的借体必须与本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以“部分、整体互代”而言，亦非随便哪个部分都可替代整体。拿江西来说，南昌古称豫章，为江西治所，故可用于称代全省，《送葛元哲归江西》：“豫章江上一逢君，矫矫鸡群一孤凤。”其豫章即为江西之借代；而同诗中“括苍山，临川水，相思迢迢一千里”，其中“括苍山”是指江浙行省处州路之青田县，却不能理解为江浙行省。同理，“临川水”是指葛元哲之故里江西行省抚州路金溪县，却不能理解为江西行省。而刘基《送孔世川赴江西儒学提举》：“西江大藩地，卓荦多英豪”；“我辞西江归，倏忽十二秋”（卷三），诗中之“西江”则为江西之借代。综观刘基文集，凡言及江西，或直称之，或以“豫章”、“西江”借代，概无例外，自古至今之文学作品，就笔者所见，亦绝无以“筠阳”或“筠州”指代江西的例子。故 “我昔筮仕筠阳初”之“筠阳”，就只能理解为瑞州或瑞州路的高安县，“风尘奔走仅五稔”无疑是指刘基于瑞州任高安县丞五年，而不是在江西为官五年，亦即刘基是于后至元六年（1340）丙子岁转任江西行省掾史的。刘基谓己与钱士能乃“同日辟掾江西行省”，而“岁余，士能与幕官论事不合，拂衣去；未几，余亦以朽钝辞归”，说明是于元至正二年（1342）离开江西的。
又《送孔世川赴江西儒学提举》一诗有“我辞西江月，倏忽十二秋”之句。正如郝《谱》所言，是诗显系作于避地绍兴之时，因诗之开篇即云：“镜湖荷花发，耶溪菱叶生。送君何所至？去作西江行。”若认定刘基是于后至元六年（1340）离开江西的话，那么，此诗当作于至正十二年（1352）夏季。而刘基避地绍兴的时间是元至正十四年（1354）二月到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说明至正十二年夏季刘基根本就不在绍兴。为此，郝《谱》臆测为“系刊误”所致。[1]其实并非刊误，屈指一算，刘基于至正二年（1342）投劾归里，到至正十四年（1354）因建言捕斩方国珍而避地于绍兴恰好是十二个年头。故“十二秋”非但没错，反而进一步说明了刘基在江西为官是七年，而不是五年。
[1] 《元史》卷三八，《元顺帝本纪》。
[2] 刘基《紫虚观道士吴梅涧墓志铭》有“丙子之岁，基宦游他方，不复获见先生”一语，丙子岁即后至元二年（1336），见《诚意伯文集》卷九。
[1] (元)余阕《青阳集》卷一。
[1] (元)王沂《伊滨集》卷一四录《送郑希道之杭府幕官序》，序文谓于至元四年结识希道之兄郑以道，又云“后四年，以道之弟希道来京师”，由此知郑希道入京时间当在后至元六年。
[1] 《（同治）高安县志》卷二六。
[1] (明)赵汸：《送葛元哲还临川序》，《东山存稿》卷三。
[2] 见(明)李于麟、陈卧子：《明诗选》，圣雨斋藏板。
[1] (元)余阕：《青阳集》卷二。
[1] 参见《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八。
[1] 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第9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四、隐居力学 遨游海内
1、归隐桐江
元至正二年（1342）秋季，刘基结束了在江西长达七年的宦游生涯，再登仕途当在元至正九年（1349）。此期间前后七年，刘基在野详情，不见史籍。《明史•刘基传》和《神道碑铭》均付诸阙如，惟《行状》有“隐居力学，至是而道益明”的记载。《行状》所言，大致可信。然刘基这七年间到底“隐居”于何处？“力学”哪些学问？这都有待于后人考证。
刘基自江西辞官踏上了归浙之路，是在菊黄蟹肥的深秋时节。他迎着稍带寒意的秋风，经衢州而到兰溪，适逢九九重阳佳节。刘基离开官场，大有羁鸟出樊笼的感觉，所以在归浙途中心情特别好，秋郊微雨，玄蝉寒吟，凡入眼之物，进耳之声，无不触发诗人的灵感，激起创作的热情。《自衢州至兰溪》诗云：
秋郊敛微雨，霁色澄人心。振策率广路，逍遥散烦襟。
疏烟带平原，薄云去高岑。湛湛水凝碧，离离稻垂金。
荠麦霜始秀，玄蝉寒更吟。幽怀耿虚寂，好景自相寻。
心契清川流，目玩嘉树林。歌传沧浪调，曲继白雪音。
仙山在咫尺，早晚期登临，（卷三）
兰溪隶属婺州（今浙江金华），与处州接壤，王《谱》、刘《谱》、郝《谱》三种刘基年谱皆以为刘基自赣回浙到兰溪之后，就取道金华、永康、丽水，回归青田故里南田山，“隐居力学”去了。其实不然。从上引之诗中，我们看不出诗人有些许急于回归故里的行色匆匆之感，倒是悠游之兴未尽，似欲继续寻访“仙山”，以散“ 烦襟”。“仙山”在何处？近在咫尺，即桐江畔的严子陵钓台。
严子陵，名光，字子陵，东汉时人，刘秀即位后归隐于桐江。又，宋末诗人谢翱，尚气节，入元后不仕，卒后葬钓濑南。刘基初登仕途，便屡屡受挫，荣进之心锐减，归隐之意萌生，故此时心境与严光正相契合，便欲速即前往凭吊先贤，以期得到心灵的慰藉。因此，自衢州至兰溪稍事休整之后，即于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弃车马而从舟楫，自兰溪直抵桐庐，寻访严子陵遗迹去了。有《九日舟行至桐庐》一诗为证：
杪秋天气佳，九日更可喜。众人竞登山，而我独泛水。
江明野色来，风淡汲鳞起。苍翠观远峰，泬寥度清沚。
沙禽泛悠飏，岸竹摇萝靡。溯湍怀谢公，临濑思严子。
紫萸空俗佩，黄菊漫妖蕊。落帽非我达，虚罍非我耻。
扣舷月娟娟，濯足石齿齿。澄心以逍遥，坻流任行址。（卷三）
此诗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即刘基拟仿效谢翱、严光，打算归隐了。归隐于何处？就在桐江之畔。
桐江是钱塘江自建德县梅城至桐庐段的别称。《（乾隆）浙江通志》称其源有三：一出徽州，一出衢州，一出金华，三水合而向东北流去，远注90里，至桐庐县郭之南称桐江。
桐江是秀丽的。柳永《满江红》词云：“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 舟行其中，但见两岸锦峰秀岭，峻峭回互，山川清丽如在图画之中。
溯桐江而上，即七里滩。《严陵志》称此滩“与严陵濑相接，两山夹峙，水驶如箭”。谚语云：“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盖舟行其中，艰于牵挽，速度之快慢视风而定。唐方干诗云：“一瞬即七里，箭驰犹是难。樯边走岚翠，枕底失风湍。但讶猿鸟定，不知霜月寒。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竿。”[1]
过七里滩，就是严陵濑了。《水经注》云：“濑带山，山下有一石室，汉光武帝时严子陵所居也。故山及濑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盘石，周回十数丈，交枕潭际，盖陵所游也。”那盘石，后人就称它为严子陵钓台。钓台之下有一眼泉水，味甚甘美。陆羽《茶经》谓此泉位居天下第十九，故名“十九泉”。钓台对岸有谢翱墓，墓之右是许剑亭。谢翱生前曾作《许剑录》，其友方凤因此建亭以从谢翱之志也。
从有关史料分析，此前刘基未曾到过桐江，此次自赣回浙，连老家也不回，就水陆兼程去瞻仰先贤遗迹，并在此过起了他的隐居生活。
那么，刘基到底隐居于桐江的哪个地方呢？
有以下两条史料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刘基元末流寓桐庐数年，设馆于翙冈华林寺，与李近山、李宁之及徐舫交游，写有《虎镇山记》等诗文。[2]
华林寺北之寺弯里，昔时曾设学馆。元末刘基曾在此寓居数年。[3]
翙冈在何处？翙冈也作晦冈，就是现在的凤川乡凤冈，位于桐庐县西20里处。其地南面重山迭嶂，群峰竞秀；西北面桑竹阡陌，一马平川；内里伏些许馒头土丘，远望如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大源、小源二溪从重峦峡谷中蜿蜒而出，于翙冈东南角合流后逶迤北去，汇于富春江。
晦冈历来是桐江南岸的重镇，有诗这般描绘晦冈的地理形势：
彩凤对峙舞翩跹，双龙戏珠汇一川。
北靠春江结两镇，南依群山通三源。
“双龙”是指大源、小源二溪；“两镇”是窄溪镇和桐庐镇。此地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南可出浦江，东可达富阳、杭州，西行则可经桐江去睦州、金华。缘于这独特的地理位置，这方水土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建于五代时期的华林寺，位于香泉山麓，传说鼎盛之时，有僧人500之众。可以想象，那时寺院在华林掩映中流光溢彩，佛经的诵读声如阵阵松涛，从那香火缭绕的佛顶透出，净化着成千上万佛教信徒的心灵。据说，连名闻遐迩的杭州灵隐寺，也是依此寺的样式仿造的。
刘基寓居于此设馆授徒，就住在“李氏之家”。这有刘基作于元至正十年（1350）的《赠桐江临溪西庄华氏宗谱序》为证：“予为中原不靖，遨游海内，寄迹于桐江晦冈李氏之家。”[1]这“李氏”极有可能就是《（光绪）桐庐县志》提及的李近山和李宁之。
李近山的详情史无记载。李宁之则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名康，字宁之，号梅月处士，是个青史留名的孝子。他13岁那年，母亲病重，李宁之“割股和饍以进”，治愈了母亲的疾病，而为乡里所称道。学业上，从师永康胡长儒，以古学自鸣。“书画琴弈，冠绝一时”。至正三年（1343），郡守马九皋遣使币迎，力辞不就。九年（1349），张奉使索闻其贤，又想请他出山，复辞。十六年（1356），宰臣达实勒刚到任，“即致币遣令，诣请议事”，李宁之不得已而往。“欲官之，以母老恳辞归”。[2]李宁之的交游面也比较广，浦江诗人戴良、号称“铁牛翁”的淳安诗人何景福、自号“句曲外史”的方外诗人张雨等都是他的文坛好友，有诗歌唱和。刘基寓居于李家，与李宁之的交情自然又更深一层。《（乾隆）浙江通志》称李宁之去世，刘基亲临其丧，并作诗以诔之。[3]遗著有《杜诗补遗》、《梅月斋永言》、《看山青暇集》各若干卷。所绘《伏羲像》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李宁之的家境想来不错，庭院中有“煮茶亭”、“雨香堂”等亭台楼阁，刘基寓居其家在情理之中。
刘基归隐桐江期间的另一好友就是徐舫。
徐舫，字方舟，桐庐人。约躬有道，喜怒不形，年轻时喜好习武，既而悔之，转而从师习科举业，操觚为文，辄烂然成章，已而又悔曰：“人生贵适意，奈何局蹐章句中？”于是游江汉淮浙间，以诗歌自娱。元至正间，江浙行省参政苏天爵表荐之，舫笑曰：“吾诗人耳，可羁以章绂哉？”竟逃去，筑室于江皋，每遇天雪，即放舟钓于江中，终日不返，自号“沧江散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丙午岁病逝，享年68岁，有《瑶林》、《沧江》二集，今无存。[1]
我们虽然在刘基文集当中，没发现当时刘基与徐舫有任何交往，但从其它史料中可以认定他俩在当时确实是同道好友。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政期间表荐徐舫出山，这恐怕与刘基的推举不无关系。刘基文集当中有一篇散文名《樵渔子对》盖作于隐居桐江之时[2]，文中之“隐者”相貌奇伟，神气盈宇，却以樵渔为业，或有劝其出山，“隐者”笑曰：“学古入官，试用有司，责任何弘，俸禄何微？苟虚名之日著，亦奚救于寒饥？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阚，妖服贾祸，先哲时鉴，是岂野人之所愿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钓清泠以自适；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尘，耳不受长官之骂；俯石泉以莹心，搴芳兰以为藉；荣与辱其两忘，世与身而相谢。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 （卷八《樵渔子对》）文中“隐者”的生活原型很有可能就是徐舫。
《（光绪）桐庐县志》谓刘基于晦冈“设馆授徒”，然语焉不详。他在桐庐到底有多少弟子，这些弟子们姓甚名谁？史书都没确切的记载。刘基在《赠桐江临溪西庄华氏宗谱序》中提到“李氏之家”之“懿亲”，家住临溪西庄的华大昭，或许可能是刘基的弟子，然亦未敢断言，因刘基于赠序中也只是说与他“相契稔”。但刘基在桐庐、富阳一带的名声是大的，至今尚有许许多多有关刘基的故事散落在富春江的两岸。
民间流传的故事说刘基是在桐庐遇上真命天子朱元璋的，巨人常遇春也是刘基在桐庐发现的。还说当年刘基在桐庐晦冈财主李阿禹家做过帐房先生，原以为李阿禹有帝王之相，可万没想到他是个小气鬼，于是就失望地离开了，并说晦冈这地方是“水流青龙背，只出富，不出贵”，当地人说，刘基的话可灵验了，600年来，凤川还当真没出过大官！
桐庐、富阳两县比邻，刘基到过富阳是完全可能的，《（光绪）桐庐县志》还载录刘基所作的《虎镇山记》。但民间传说则谓刘基还到过富阳县城西的皇天畈的鹿山村，在鹿山村一财主家当管家。说刘基破天荒地将谷种播在山顶上，让当地百姓大惑不解。原来，刘基神机妙算，早已料到了此处近日将有水涝，结果他人的秧苗全烂了，刘基光卖秧就为东家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洋财，至今在当地尚流传着“拔不完的鹿山秧，种不完的皇天畈”这一谚语呢！[3]
刘基对桐江的朋友是有感情的。元至正十年（1350），时刘基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华大昭索序，即慨然予之。至正十八年（1358），李宁之病逝，刘基还千里迢迢从处州前往奔丧，并作诗文祭奠，这都说明了刘基难以忘却寄迹桐江的日日夜夜。
2、游学江东
刘基何时离开桐江，我们已不得而知。种种迹象表明，刘基在元至正九年（1348）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之前，尚有一段“遨游海内”的经历，郝《谱》称之为“游学江东”，但所考定的“游学”线路事实上是不成立的，笔者对此已作专题研究[1]，兹不赘。
江东地域甚广。魏禧《日录杂说》：“江有南北而无东西。金陵、豫章俱在江南，对豫章言，则金陵居江南之东。对金陵言，则豫章居江南之西。故宋以金陵、太平（今安徽当涂）、宁国、广德为江南东路。以今江西全省为江南西路。”其实，所谓金陵、太平、宁国、广德的江东地域，在元朝均在江浙行省的辖区之内。刘基于元季游学江东是肯定的，可惜少有记载，以致今人难以详细描述其游学线路。笔者所能确定刘基于此期间游学的地方仅有四处：一是湖州，二是嘉兴，三是镇江丹徒，四是金陵。时间大约在元至正四年（1344）到六年（1346）期间。
清人吴承谋《吴兴旧闻录》卷一引《西吴里语》云：
刘伯温元季馆于花城沈氏，每夜有妖化一女子来就，伯温知而绐之曰：“汝既与我为夫妇，必择日成礼乃可。”因与定期。伯温一日谓其徒曰：“今夕客来，可具酒肴待之。然其人踪迹甚奇，勿窥。”至夜，妖果至。伯温因共酌，强之痛饮。妖醉，先就枕酣睡，口中吐出一物，精光照耀室内，伯温取而吞之。妖惊觉，泣曰：“我养此丹已八百年，欲得子精气为上仙耳。今为子所食，必为王者师。我逝也，然我与子有恩，明日可至某处吊我。”伯温次日依其言往，有一雉死于草莽间。伯温为瘗之，自是精神智虑倍常，卒佐明主定天下。
此传说纯属无稽之谈，不足为信。但是，说刘基曾设馆于“花城”，则完全有这可能。
花城在哪里？其实，花城就是湖州的花溪。明《（万历）湖州府志》、《（乾隆）浙江通志》均谓花溪在归安县（今浙江湖州）东南70里，又名“花城”。刘基在《梅颂》序中提及花溪：
吴兴章仲文筑室花溪之上，环植梅焉，命之曰“梅花之庄”。予与仲文交，敬其好学而知德也，知其有取于物不徒矣，乃效屈子颂橘之体，而作颂曰……（卷六）
《梅颂并序》写于元季是无疑的，是为吴兴章仲文的“梅花庄”而作，而此庄又在花溪之上，《（乾隆）浙江通志》卷四二亦有类似记载。
《吴兴旧闻录》谓刘基“元季馆于花城沈氏”，那么，这“沈氏”又为何人？
其实，这“沈氏”就是元末明初的沈梦麟。沈梦麟，字昭原，吴兴人，精易学，举后至元五年（1339）己卯岁乡荐，授婺源州学正，迁武康令。因元至正初天下多故，沈梦麟解官归湖州路归安县花溪故里。明人彭韶谓“时诚意伯刘公游宦闽浙，于世龃龉”，每与沈氏 “相依溪上”，感情非常融洽。沈梦麟与赵孟頫为姻家，四库馆臣谓沈梦麟得赵氏诗法真传，而工七言律体，时称“沈八句”，有《花溪集》三卷传世。刘基有诗称赏他：“杜陵老去诗千首，陶令归来酒一樽。”可见沈氏不仅诗好，而且人品也不错。明初起岩穴之士，盖因刘基之荐举，朝廷以“贤良”征沈梦麟入仕，辞不就。 “后应聘入浙闽校文者三，为会试同考者再，太祖称他为‘老试官’”，年九十而卒。[1]入明后，彼此间仍有交往，《花溪集》卷三录《和刘诚意伯韵》一首：
八景盘中事事宜，刘侯怪我懒题诗。
自惭倚马才情尽，无奈濡毫制作迟。
药里每因贫病日，衣冠喜遇圣明时。
多君肯说先公旧，令我重挥堕泪碑。
从诗中可见两人之间的感情仍很融洽。
又湖州方志录刘基《岘山晚眺》诗一首：
湖上清溪溪上山，山亭结构俯人寰。
窗中树色宜晴雨，门外滩声自往还。
吸月樽深浮玉近，采莲舟去碧波闲。
春兰秋桂年年好，憔悴风尘满厚颜。[2]
岘山在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南5里处，原名显山，唐时因避显宗讳而改为今名，上有李适之石樽和颜真卿、苏轼、王十朋三贤祠。诗写于岘山之巅晚眺碧浪湖之景观。从诗的末句看，当作于元季无疑。
综合分析以上材料，刘基曾游学至湖州一带可成定论。
刘基文集中还录有《苕溪皇甫秀才幽居》二首：
玄宴先生一草庐，万竿修竹五车书。
日高无客来惊梦，自谓公侯总不如。
天目山前苕水流，野华啼鸟自春秋。
沧浪清浊吾何预，坐听松风笑许由。（卷一六）
苕溪发源于天目山，涉于潜（今属浙江临安）、临安两县界，流经湖州而汇于太湖。诗载刘基《犁眉公集》卷五，此集所收作品皆为入明后作，所以，这首诗应为刘基于明初途经湖州时所作，说明刘基对湖州还是挺有感情的。
嘉兴与湖州比邻，刘基游学嘉兴亦并非没有可能。嘉兴路通越门内有座水西寺，刘基曾赋诗《水西寺东楼晓起闻莺》：
日上高城柳影齐，风轩临水看莺啼。
初来木杪鸣相应，稍入花间听却迷。
芳草自深勾践国，行人犹隔御儿溪。
思家每恨无轻翼，可对莺华不憯凄。（卷五）
诗中透露的信息是诗人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外过着羁旅生活，正因为此，才会有“思家每恨无轻翼，可对莺华不惨凄”的心理感受。
刘基作于嘉兴的还有一篇《定慧院三塔铭》，铭文中有“师居崇德州之定慧院”一语。崇德州（今浙江桐乡）为嘉兴路的辖州，此铭文也极有可能写在刘基游学嘉兴、湖州期间。
王《谱》谓刘基至正六年（1346）隐居丹徒，而郝《谱》则定在至正五年（1345）。到底是至正五年还是六年，这很难说，但刘基曾隐居于镇江丹徒是有据可查的。
首先，刘基文集当中录《蛟溪诗》：
蛟乃龙之徒，隐显异凡质。屈蟠深弯环，灵变不可悉。
清溪潈百湍，漱涤见冽溧。寒飙黯离晶，阴电炀幽室。
超腾云雷徯，诃禁鬼神谧。应龙翔中天，涣汗湿箕毕。
大江扬浊澜，鼍蜃恣狂谲。闭藏当有待，保养慎无失。
搜奇凛精魄，跼步迷故术。谽岩生长风，林木暮萧瑟。（卷三）
在 “大江扬浊澜，鼍蜃恣狂谲”的动荡年代，诗人表示要像蛟龙一样深潜于水底，做到“保养慎无失”，以待来日有所作为，这跟刘基当时游学江东的心态是相契合的。问题是所写的蛟溪到底是丹徒的还是另有所指？《丹徒县志》自然是载录此诗的，只不过已将诗题改作《蛟溪书屋赠欧阳文亮》而已。但清人张廷玉等编撰的《御定骈字类编》在卷二一九中则以为此诗是写惠州海丰县的蛟溪。刘基平生是否到过惠州是值得怀疑的，仅因海丰县有蛟溪即认定此诗作于该处，则未免过于武断。
其次，《（光绪）丹徒县志》卷七云：“元蛟溪书屋在巨村欧阳氏之西，元末刘基初隐此，后归青田应聘。”其记载可谓言之凿凿。
再次，清人欧阳苏《蛟溪书屋怀刘青田先生并序》云：
先生以元季弃官，隐于我里，居村西蛟溪书屋。十二世祖太守公，遣子弟受学先生。每与人言，凡事皆由前生定。一日，逢重九，太守公开筵赏菊。先生以是年春因事他适，席将终而始至。止余酒一杯，鸡头半个耳，太守公命重整肴核。先生曰：“此前生定也。”太守公曰：“有说乎？”先生命观户后题句云：“去时三月三，来时九月九，半个鸡头一杯酒。”读毕大笑，至今传为佳话。今书屋虽岿然尚存，而先生不可复识矣！凭轩怅望，感而成章：
危檐何高高，下瞰长溪水。烟景足山川，收入窗户里。
大河从北来，依村环逦迤。春至桃花浪，洋洋浮百里。
茅峰峙西南，当轩屏障起。岭树翠欲挹，山光满案几。
歌咏愧凡才，前贤今杳矣。缅怀蚪潜时，诗酒逢知己。
重九与上巳，前定识妙理。从龙谢诗人，指挥定明纪。
兹楼久寂寞，凭眺怀彼美。高风不可攀，举首徒翘企。
朗吟题壁诗，悠然接容止。
我们姑且不论欧阳苏诗序有关刘基传说的可信程度，但欧阳苏作为欧阳氏之后裔，三四百年之后尚津津乐道刘基归隐丹徒巨村之“故事”，说明刘基有此经历并非捕风捉影。另，欧阳苏序中所提到的“十二世祖太守公”会否就是欧阳文亮？惜史无明载。
据以上材料分析，刘基在至正初游学镇江丹徒是完全可能的。
[1] (唐)方干：《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玄英集》卷二。
[2] 见《（光绪）桐庐县志》。
[3] 《桐庐县地名志》（未公开发行）第96页。
[1] 序文见绍文堂刊本《桐江华氏宗谱》卷二。
[2] 《（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九三。
[3] 《（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九三。
[1] 参见(元)宋濂《故诗人徐方舟墓铭》和《（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九三。
[2] 《樵渔子对》结语云：“隐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谓之渔樵子云。”
[3] 参见桐庐县凤川镇中学黄水晶提供的《散落在富春江畔的刘伯温故事》。
[1] 见拙著《刘基考论》第22—27页。
[1] 参见(明)彭韶《花溪集原序》和四库馆臣《花溪集》提要，两文均见四库本(元)沈梦麟《花溪集》卷首。
[2] 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一九，刘基文集诸版本皆题作《宗上人溪山亭》，诗中第五句作“炼药井寒玄鹤逝”。
3、金陵怀古
江东之游，自然少不了去金陵走一遭。“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邑之一，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属吴，战国属越，后属楚。《明一统志》云：楚威王初置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秦始皇以金陵有都邑之气，而改称秣陵。三国时代，吴自京口迁都于此，更名建业。晋平吴，又改建业为秣陵。不久，又分秣陵北为建邺。建兴初，又称建康，晋元帝复以此为都，宋、齐、梁、陈因之。作为六朝古都的金陵，自有其非同寻常的地理优势，其东以赤山为城皋，其南以长淮为伊洛，其北以钟山为曲阜，其西以大江为黄河，外连江淮，内控湖海，江南形势莫重于此也。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蜀相诸葛亮为了联吴攻魏，出使东吴，在石头城上纵观天下，赞叹金陵山川形势是”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此后人们便常用“龙蟠虎踞”来形容金陵。
元朝的金陵，至元中为建康路，元贞初立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天历初又改为集庆路，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改称应天府。
刘基当于某年“紫桂吹香”的九月[1]，从镇江溯江而上至金陵。面对金陵古都，诗人追昔抚今，每历一处皆感慨系之。
到金陵，钟山是必游之地。钟山，古称金陵山,山周围60里。东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山中，伤额而死。蒋曾说自己骨贵，死当为神。及东吴孙权定都建业，蒋子文常乘白马执羽扇显圣，遂立庙于钟山，封蒋侯，改钟山为蒋山。东晋时，因山之北坡露出大片紫红色页岩，在阳光下紫色生辉，所以又称紫金山。民间传说谓钟山是一条紫色的巨龙，因触犯天规，被天帝撵下凡尘，化为此山，此即诸葛孔明“钟阜龙蟠”的出典。
巍巍钟山，兀立于长江之滨，饱览风云变幻，阅尽人世沧桑。登上山巅，环视远瞰，扬子江、玄武湖、秦淮河、栖霞山皆历历在目，金陵景观尽收眼底。时值多事之秋，刘基的观感是深沉的，其《钟山作十二首》云：
其四
玄武湖中草自秋，石头城下水长流。
繁华过眼成今古，更与牛羊竞一丘。
其五
春去秋来荣复衰，花残叶落总堪悲。
谁能句曲山中去，乞取茅君一虎骑。
其九
白雁萧萧柿叶红，野花开尽六王宫。
空余一道秦淮水，着意西流竟向东。
其十一
袅袅西风散白蘋，冥冥落日起黄尘。
青娥不分秋容寂，故染枫林似老人。（卷六）
金陵秋景，在诗人笔下都染上了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即便是丹叶红枫，一旦与毕竟已成历史的六朝遗迹连在一起，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亮丽色彩。昔日之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如今之金陵古都，则是花残叶落，了无生机。
钟山之上，名胜古迹很多。仅其南坡独龙阜玩珠峰下，就有蒋山寺、宝公塔、吴王坟。如前所述，蒋山寺因东汉秣陵尉蒋子文而得名。后来，阴阳先生声称此处紫气蒸腾，乃风水宝地，明太祖朱元璋即此营造陵墓，将蒋山寺、宝公塔东迁5里，蒋山寺遂赐名灵谷寺。惟吴王坟未徙，按朱元璋的说法，孙权也是好汉一条，就留着他看守大门吧！
刘基游钟山蒋山寺，作《蒋山寺十月桃花》诗一首：
王母桃花此地栽，风霜摇落为谁开？
琳宫玉座同黄土，绛蕊丹跗自绿苔。
度朔烟霞违梦想，武陵云水怨归来。
残蜂剩蝶相逢浅，黄菊芙蓉莫浪猜。（卷六）
又作词《蝶恋花》（蒋山寺十月桃花）一阙：
度朔移来天上种。绛蕊丹跗，王母亲曾弄。青女素娥为侍从，婵娟独擅三千宠。  回首欢娱谁与共？荒草残烟，冷落秦源洞。阆苑风高迷彩凤，断魂飞入韩凭梦。（卷一0）
桃花盛开于阳春三月，而蒋山寺桃花绽放于风霜摇落之时，也算得上是一处奇观了。可在诗人的笔下，这王母娘娘亲手栽种，曾“得宠”于一时的蒋山寺桃花，如今却是冷落于“荒草残烟”之中，惟有“残蜂剩蝶” 与之相依相伴，所抒发的仍然是古都昔日繁华如过眼云烟的抚今追昔之感。
在金陵，刘基还游览了半山寺。半山寺是北宋王安石的故宅，出东门去蒋山必经此地，刘基游此亦作绝句《半山寺二首》：
王家废寺旧闻名，荆棘花开鸟自鸣。
深夜狐狸穿破冢，佛灯争似鬼灯明。
奸邪变法事多端，气焰兴妖胆自寒。
漫道谄谀堪媚佛，竟将佛作么人看。（卷六）
第一首诗无非是对王安石故宅的荒凉抒发一己之慨，并没特别引人之处；第二首诗称王安石变法为“奸邪变法”，倒可看出刘基思想观念之正统和保守。
在金陵怀古之作当中，还有《无题三首》，第二首格调最为低沉：
玉树沉沉结夜愁，金陵蔓草没荒丘。
谁言锦缆江都去，不见金陵蔓草秋。（卷四）
在诗人眼里，古都之繁华已不见踪影，触目之处，惟蔓草而已。
刘基文集中还有《绝句九首》、《绝句漫兴十一首》，亦当作于漫游金陵之时。《绝句漫兴十一首》的最后一首还写到了采石矶，说明刘基此行有可能沿江而上，到过太平路（今安徽马鞍山）一带。其中有几首诗谈到了身体状况，值得我们注意，《绝句九首》其一云：
异乡风景不知春，满地苍苔一病身。
睡起无人问幽独，杜鹃声在绿杨津。（卷六）
又《绝句漫兴十一首》其七云：
病客无钱试药方，出门聊复信行藏。
争知头上萧萧发，却与游丝较短长。（卷六）
刘基从小体弱多病，为此曾萌生入道之念，如今已到中年，体格每况愈下，着实令其担忧。
4、北上京师
刘基北游京师是在元至正六年（1346），这有他本人所作《丙戌岁赴京师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一诗为证。我们知道，刘基是于元至正二年（1342）自赣回浙的，花开花落几度春，眨眼间又过去了三四个年头。
这三四年期间，元王朝的日子真不好过。至正元年（1340），滨州（今山东滨县）、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沧州、晋州（今河北晋县）等处饥，两浙大水。至正二年（1342），顺宁（今云南凤庆）、广平（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大同、冀宁（今山西太原）等处饥，大同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至正三年（1343）五月，河决白茅口；十二月，河南等处饥，卫辉、冀宁、忻州（今山西忻县）大饥，人相食时有发生。至正四年（1344）正月，河决曹州（今山东荷泽），又决汴梁（今河南开封）；四月，淮北大旱，继以瘟疫；五月，大霖雨，河决白茅堤、金堤，曹州、濮州（在今山东鄄城）、济州（今山东济宁）、兖州皆受灾。是岁，巩昌（今甘肃陇西）、山东、河南、保定、庆元（今浙江宁波）、抚州等处饥。至正五年（1345）七月，河决济阴（今荷泽），漂官民庐舍殆尽。是岁，京畿、巩昌、兴国、汴梁、济南、瑞州（今江西高安）等处饥，徐州、东平等路尤甚，人相食惨状频发。
民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百姓铤而走险。至正元年（1340），山东、燕南饥民群起，至300余处。同年四月，道州（今河南道县）“土贼”蒋丙等起事，破江华县，略宁远县；十一月，瑶人攻湖广边境，寻败；十二月，道州民何仁甫等起事，与蒋丙合，瑶人乘之亦起。至正二年（1342）七月，庆远路（今广西宜山）莫八等起事，下南丹、左右江等处，寻败；至正三年（1343）二月，辽阳沃济（吾者）野人以捕海冬青扰民反，延及数年，硕达勒达（水达达）亦应之；八月，山东“贼”焚烧兖州；九月，蒋丙称顺天王，破连州（广西连县）、桂州（今广西桂林）。至正四年（1344）八月，益都盐民郭火你赤起事，上太行，由陵川入壶关（太行山口），至广平，杀兵马指挥，复还益都。十二月，湖广、广西瑶民攻靖州（今湖南靖县）、浔州（今广西桂平）。
至正五年（1345）春，朝廷以陈思谦参议中书省事。先是，陈思谦建言：“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宜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振抚中夏。”[1]朝廷置若罔闻。
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刘基于元至正六年（1346）春起程北上京师。
此次远游京师，刘基基本上是沿大运河北上， 途经扬州、济州、汶上、寿张（旧县名，在山东西部，今并入山东阳谷和河南范县）、东昌（今山东聊城）、景州（今河北景县）等地，而入大都。
宋以前的大运河，主要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条南北水上运输线。元朝移都北京之后，因“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京城的粮食不得不仰给于江南。而当时南北之间无直达的水路，因此，漕运只能先从苏北黄河故道逆河而上，到中泺（今河南封丘）后，改由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汲县），再由淇门入御河（卫河）北上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再起岸转陆路运至大都，运费很高自不待言，而且颇费时日。另外的运输线，就是新开辟的一条海上航线，自苏州刘家港开航，从海道运粮至直沽（今天津），再由陆路至大都。海上航线较由黄河故道漕运至大都自然要省时节费得多，但风险大，舟覆人亡时有发生。为此，朝廷于元世祖时代开始，就花巨资着手对大运河的开凿与疏浚，使大运河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至元二十年（1283）和至元二十六年（1289），由兵部尚书李处巽主持，先后开通了从济州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县西南）的济州河和从东平路须城安山到临清，与旧运河相连接的会通河。会通河全长250余里，中建坝闸31处。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都水监郭守敬的倡议和主持下，导昌平白浮泉水注入瓮山泊，经高粱河直通大都城的积水潭，再引水东南流，从大都至通州开凿一条新的河道，与旧运河相连接，全长164里，置坝闸21处。元世祖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而大悦，名之曰“通惠河”。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这三条河道的开通，就从当时黄河所经的徐州，向西北直达御河上的临清之间，打通了一条水上捷径，使漕运缩短了六七百里的路程；并且无论是南起杭州的大运河，或由海道至通州的水路运输，都可经通州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这样，濒于废弃的古代京杭大运河便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元明清三代600余年间南粮北运，商贾往来的水上运输主干线。
刘基北赴京师的起程时间是在元至正六年（1346）春夏之交，始发地应为漫游江东之时的某一处，极有可能就是从丹徒巨村出发。出发时作《丙戌岁将赴京师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
疲马怀空枥，征衣怯路尘。那堪远游子，复送欲归人。
月满西津夜，花明北固春。论文应有日，话别莫悲辛。（卷四）
徐明德当是刘基游学镇江、丹徒时结交的文友，具体情况不详。四月中旬过长江，到达扬州，然后沿运河水路北上，作《四月十二日发扬州》：
几见明月满，犹嗟行路难。时平耻无用，身贱敢偷安？
天地山河阔，风沙道路寒。旅人元有泪，不必雍门弹。（卷一0）
“时平耻无用”并非事实，如上所述，当时的国家形势已十分严峻，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刘基的情况是有才而不为朝廷所用。“身贱敢偷安”？这倒是诗人内心思想的流露，说明刘基于国家多事之秋，不想再做一个“旁观者”了。
济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地，刘基当于此盘桓数日。济州即古任城，其地东盘琅琊，西控钜鹿，北走厥国，南驰牙乡，居当时兖州一十三县之要冲。唐朝大诗人李白曾寓居于此。那时的任城就已相当繁华，“万商往来，四海绵历，实泉货之槖钥，为英髦之咽喉” 。[1]自元初京杭大运河东移之后，济州更成了南通江淮，北连燕冀的水上交通枢纽，于高处俯瞰，运河南北，帆樯往来如织，四方商旅云集，一片繁华景象。
济州之南城，为古任城地。史书记载李白当年初游任城，县令贺知章觞之，后人因建“太白酒楼”于此，并塑二公像为“二贤祠”，以志李、贺两位先贤之幸会也。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太白楼修葺一新，秘书监陈俨作《重修李白酒楼记》云：
济州，古任城也。任城，古秦县也。废兴相寻，城复于隍，人非而鹤亦非，邑改而井不改，所谓太白酒楼又突兀在目中。孰谓世人之阅人多者，独鲁灵光邪？抑太白有不亡者存，固不与物之成坏相为隆替也邪？[2]
太白楼虽几经兴废，但李白之英魂永存！登上斯楼的刘基或许也有此同感吧。他在《济州太白楼》中不无感慨地吟哦道：
小径迂行客，危楼舍酒星。河分洸水碧，天倚峄山青。
昭代空文藻，斯人竟断萍。登临无贺老，谁与共忘形？（卷一0）
置身于酒楼之中，缅怀一代伟人的流风遗韵，刘基自然是感慨万千。当年李白客游到此，有贺知章与之畅怀共饮；而今独上斯楼，谁与之一醉方休？如此一想，那种落寞孤独之感就不免袭上心来。
游罢济州，继续北上，舟行至东平路汶上县之南望（即南旺）而受阻。原来，南望有两处坝闸，上闸名柳林闸，下闸名十里闸，两闸相距10里，汶水自东而来，行二闸之中，由分水口南北分流入运河。元代新筑运河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度势建闸，层层节水”，以闸坝斗门调节水位，以使船只能从低处通往高处。为此，刘基舟行至此，因闸门未启而停泊。舟中无聊，愁绪顿生，遂吟《过南望时守闸不得行》诗一首：
客路三千里，舟行二月余。壮颜随日减，衰鬓受风疏。
蔓草须句国，浮云少昊墟。愁心如汶水，荡漾绕青徐。（卷四）
刘基于诗中所抒发的并非是一种百无聊赖的莫名惆怅，而是一位仁人志士对功名未就的生命感叹！壮颜日减，鬓发渐疏，诗人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之感。
过了南望，行不多远，便是赫赫有名的梁山了。梁山位于东平路寿张县东南70里，本名良山，因梁孝王游猎于此，故名梁山。
众所周知，梁山之名闻遐迩，主要原因在于传说宋江等一批英雄好汉以此为农民起义的大本营。到了元末，有关“宋江起义”的故事通过说书、戏剧等文艺样式，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施耐庵的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就成书于元末明初。
刘基作为元朝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其思想观念是非常正统的，对于叱咤风云一时，搅得宋王朝不得安宁之“梁山好汉”的认识，与今人是相距甚远的。故此行刘基顺路“上梁山”，恐怕并非是出于对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的钦佩之情前往瞻仰的。“梁山好汉”们在此留下的遗迹为数不少，耐人寻味的是刘基偏在“分赃台” 抒发感慨，写了《分赃台》一诗：
突兀高台垒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
饮泉清节今寥落，可但梁山独擅名。（卷四）
称梁山好汉为“暴客”，是褒是贬，不言而喻。但此诗的创作目的并不是为了评价宋江辈的功过是非，而是感叹当时政界廉洁者穷愁潦倒，贪浊者却踌躇满志的反常现象。唐人李涉有《赠盗诗》曰：“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其对社会黑暗的讽喻可谓婉切之至。明诗人杨慎认为，刘基的《分赃台》与李涉的《赠盗诗》是同一主旨，并发出如下疑问：“元末贪吏亦唐末之比乎？”杨慎又说：“《汉书》云：‘吏皆虎而冠。’《史记》云：‘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诗之意皆祖此。宋末有俗诗云：‘众人做官都做贼，郑广做贼又做官。’又《解贼》一诗云：‘解贼一锣三棒鼓，接官三鼓两声锣。锣鼓听来无二样，官人与贼不差多。 ’”[1]杨慎从李涉《赠盗诗》一路说来，旁征博引，认为包括刘基的《分赃台》诗在内，都是对衙门贪官污吏的冷嘲热讽，这样理解无疑是正确的。
如上所述，元至正初，山东一带黄、淮决口频发，灾异连年不断，庄稼颗粒无收，而朝廷不予赈恤，以致民饥“盗”起。在连年不断的灾异当中，尤以元至正四年（1344）夏季的那次水灾为甚，《元史》卷六六作如下记载：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20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今山东单县）、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今山东曹县东）、成武，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今山东济宁）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
刘基此次北上大都，途经淮河、黄河流域，亲眼目睹了淮、黄流域大灾之后的荒凉景象，其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是愈靠近黄泛区，其感受就愈加深刻。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怀，赋写现实Ｚ義杰作五言长诗《北上感怀》，回途中又作《过东昌有感》[1]。这两首诗都继承了杜甫对社会现实、政治时局和个人经历作综合性、大规模纪实的表现特征，对大灾之后黄泛区的惨状作了如实的客观记录，《北上感怀》写道：
逾淮入大河，凄凉更难视。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藟。
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太平戢干戈，景物未应尔。
意者斯人徒，纵欲扰天纪。鬼神赫震怒，咎戾良有以。
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至今盗贼辈，啸聚如蜂蚁。
长戈耀白雪，健马突封豕。岂惟横山泽，已敢剽城市。
途行绝稀少，空车但墙倚。身行须结集，一寐四五起。（卷三）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官府本应以苍生为念，及时赈灾，安抚百姓。可事实又是如何呢？刘基在《北上感怀》中作如下议论：
陈红太仓米，丰年所储偫。为民备乏困，朝廷岂私此？
推余补不足，兹实王政始。臣子宜奉承，天威不违咫。
奈何簿书曹，暴慢蔑至理。苟云出纳吝，当闵觳觫死。
呜呼草莽露，惨恻沟渎委。闻之犹鼻酸，见者宜颡泚。
有粮而不赈，坐视百姓饥寒交迫甚至死亡，这无疑是逼着他们铤而走险。对此，诗人在回程诗作《过东昌有感》中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圣道县日月，斯人非虺  。教养既迷方，欲炽性乃凿。
展季骨已朽，清风散藜藿。弦歌灭遗音，茧丝尽笼络。
鸱啸魍魉凭，螽鸣草虫跃。遂令一变姿，化为跖与蹻。
况闻太行东，水旱荐为虐。饥氓与暴客，表里相倚着。
赈恤付群吏，所务惟刻削。征讨乏良谋，乃反恣剽掠。
坐令参苓剂，翻成毒肠药。（卷三）
朝廷委以赈灾重任的地方“群吏”，不事“赈恤”，惟事“刻削”，去征讨“暴客”的将官，平乱无谋，“反恣剽掠”，致使朝廷的“参苓剂”反而成了“毒肠药”，并认为“民饥”是“盗起”的重要原因。在《北上感怀》中，诗人还希望朝廷“勿云芥癣微，不足成疮痏”，应防微杜渐，不要掉以轻心，并把自己比作汉时的贾谊，目睹惨状，痛哭不已，长叹道：“何当天门开，清问逮下俚！”
离开黄泛区，诗人的心情暂为平静，过了景州，已是“神京看渐近” （卷四《发景州》）了，夜间行舟，林间众鸟栖息，两岸芦叶萧萧，淡淡的夜风扑面而来，让人神志清爽。
刘基此行目的何在？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刘基是一个志存高远，想干一番事业的有识之士，他归隐也好，漫游也罢，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能够再度出山，以实现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他在《招隐》诗其二中说得再明白不过的了：“于时苟无用，安事空摧颜？”（卷二）因此，窃以为刘基此次北上京师的真正目的，恐怕还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他试图通过干谒京师在位的朋友们，包括座师、同学，以期得到他们在仕途上的某种照应。
刘基最想拜谒之人，大概是揭傒斯了。当年进京科考，刘基得到了揭傒斯高度赞扬，说他是“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1]对于这样一位敦厚善良又能奖掖后进的长者，刘基当然十分敬重。如今，仕途不顺，他期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能伸出热情的双手，助己一臂之力，也就非常自然了。遗憾的是，揭傒斯已于至正四年（1344）与世长辞了！这可能是长期在野的刘基始所未料的，令他大失所望。这就难怪刘基在游白塔寺[2]之后会发出“物换星移事已迷，重来旧处惑东西”（卷一0《白塔寺》）的感慨了。这虽然只是一种猜想，却应该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他在京城期间，找到了一位“同年”，这就是布（普）达世理原理。在刘基返程至通州时，作《自都回至通州寄布（普）达世理原理》二首：
其一
旦辞文明门，回首望宫阙。长云拥蓬莱，烟雾中蓊郁。
此去不崇朝，杳若隔溟渤。扁舟指吴云，离梦萦燕月。
虽怀归乡欢，复怆知己别。裁诗寄悠悠，感念深至骨。
其二
西风吹青冥，征鸿暮萧萧。一辞都门去，便觉京国遥。
轻霜入秋鬓，落英罄寒条。念我同年友，高谊薄九霄。
恨我处遐远，不得陪晨朝。绵绵久要心，万里匪为辽。
鳝鲂赴清渊，孔翠依兰苕。飞潜各有适，分得无外徼。
伫立望阊阖，倾耳聆萧韶。（卷一0）
据诗意理解，布达世理原理是刘基的同年进士，而且彼此间感情颇深。“恨我处遐远，不得陪晨朝”，说明布达世理原理是在朝廷供职，究竟居于何职，史无记载。“ 布达世理”当为“布达实哩”的别译，也译作“不答失里”等。《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卷九谓“布达实哩”系宗室诸王之姓，据此可知刘基所称的布（普）达世理原理应为王室之后裔。有这样的“同年”鼎力襄助，自是比一般的“同年友”更为有用，这与刘基后来的再度出山看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刘基于京师会过同年之后不久，便打道南归了，时间在至正六年（1346）的秋季。这次南归是经通州至直沽，再转由界河口走海路至莱州大洋（莱州湾）上岸到益都昌乐。途中作五言律《泛海咏雾》。
昌乐，元初为益都路领县，至元三年（1266）并入北海县,明初复置县,属青州府。刘基经此，赋《伯夷叔齐祠》：
商业昔沦季，豕蛇逮逸民。廉来且柄国，播弃乃斯人。
殷德苟可终，归周竟何陈。叩马止干戈，万世严君臣。
薇歌苦且怨，孔子贤其仁。落日西山蕨，清风北海滨。
平生仰高躅，兹拜恻心神。[1]
周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归隐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刘基对两位先贤的气节钦佩之至。商王朝之覆亡，其原因在于蜚廉、恶来等奸臣当道，助纣为虐，对于这些奸邪之辈，诗人自然是深恶痛绝的。此诗无疑影射了元季朝纲紊乱的社会现实。
游毕益都昌乐，刘基当取道济南而至东昌，再由东昌沿大运河回归江浙。返程过东昌之时，则已届“霜飞”之秋季[1]，回江浙自然已是深秋季节了，而且有可能还是回到丹徒巨村。
[1] 刘基《钟山作十二首》其一有“紫桂吹香媚小山”之句，其三有“九月江南叶未黄”之句，故可认定游金陵是于某年秋九月。
[1] 《元史》卷四一。
[1] (唐)李白：《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转引自《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一四。
[2] 《（乾隆）山东通志》卷三五之一九上。
[1] (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一二。
[1] 或以为《过东昌有感》作于“北上”之时，其实是作于南归途中。诗开篇有“夜发高唐湾，旦及东昌郭”之句，高唐在北，东昌在南，其意自明。
[1] 黄伯生《行状》。
[2] 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二：白塔寺又名妙应寺，旧名大圣万安寺，在阜成门街北，建自辽道宗年间。
[1] 是诗刘基文集诸版本皆不录，惟见之于《山东通志》卷三五，诗题下小字注“昌乐”二字，说明“伯夷叔齐祠”应在昌乐境内，但昌乐方志未见有关记载，惟同书卷九谓潍县之西45里孤山下有“伯夷待清处”，并注明“孟子、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即此”。潍县，汉为平寿县，隋置北海县，为潍州治，明废北海县入潍州，后改潍县。“伯夷待清处 ”当在昌乐辖区之内。史载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一般认为首阳山即雷首山，位于河东蒲坂县南。然以“首阳山”命名之山有多处，故伯夷叔齐祠宇及遗迹遍布各地就不足为奇了。四库本《山东通志》谓《伯夷叔齐祠》一诗乃刘基所作，当属可信。
[1] 《过东昌有感》有“霜飞月将落”和“今年秋租登”二句，说明返程至东昌已是秋季了。
五、再度出山  提举儒学
1、提举儒学
沉寂多年的刘基，终于又复出了。此次复出，是任江浙儒学副提举。提举司有提举、副提举各一，还有吏目一人，司吏二人。提举是从五品官，副提举就只有从七品了。
复出的时间，学术界是有分歧的。王《谱》定于至正三年（1343），刘《谱》定在至正九年（1349），郝《谱》定在至正八年（1348），而笔者曾将其定在至正五年（1345）[1]。现在看来，刘耀东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原先的观点是建立在刘基所作的《句曲外史张雨墓志铭》的基础之上。铭文曰：
至正乙酉，基以提举儒学备员江浙，始获与外史一见，即如平生欢。明年七月，而外史卒。呜呼，世之拔流俗而行者鲜矣！得其人焉而弗获久于游，宁不深可惜哉！外史既卒……而基适迫棘闱事，弗能预执。及出为访外史遗躅，而为之铭。
张氏，名雨，字伯雨，自号句曲外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道士，与元末名士多有交往。此铭文见之于四库本《句曲外史集》附录，虽然刘基文集诸版本皆不录，但为刘基所作是无庸置疑的。“至正乙酉”即元至正五年（1345），“备员”是居官者的自谦之词，理解上都不成问题，故笔者将刘基起用为江浙儒学副提举的时间定在元至正五年。
按铭文的说法，张雨是卒于元至正六年（1346）。但最新发现张雨的作品中，不仅有至正七年、八年之作，而且还有至正九年、十年的诗文存世。如《石渠宝笈》卷四四载《宋元人合卷》张雨次扬无咎《柳梢青》咏梅词就落款为“大元至正己丑后学张雨”，“至正己丑”是至正九年（1349）；又明人郁逢庆《书画题跋•续题跋记》卷七录张雨《邓文公临急就章》跋文，亦明言“至正庚寅夏五月二十又四日方外张雨……”至正庚寅，是至正十年（1350），说明张雨在至正十年五月还健在。
那么，张雨到底死于何年？元人顾瑛回答了这一问题。顾瑛所编《草堂雅集》卷五为张雨诗作，在《赠郑明德》诗后顾瑛注云：“伯雨，至正十年秋殁于钱塘开元宫，葬南山灵石坞，予携杨廉夫、袁子英祭墓下，复得其诗，用刊于左。” 顾瑛也是张雨的好友，他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以上材料的发现，否定了张伯雨是卒于至正六年（1346）之说。如此一来，刘基所作墓志铭中关于他本人就职儒学副提举的干支纪年必然是不准确的了。
问题到底出在那里呢？最近，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在《刘基〈张雨墓志铭〉及相关问题》[1]一文中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原来，四库本《句曲外史集》附录所载的《张雨墓志铭》只是一个删节本！其全本存录于明人朱存理编撰的《珊瑚木难》卷五之中。《珊瑚木难》所录《张雨墓志铭》，刘基自谓“提举儒学，备员江浙”的时间是“至正乙丑”。至正无乙丑岁，显然是因“乙丑”与“己丑”形似而误书。《句曲外史集》将其妄改为“乙酉”，就更加离谱了。至正己丑即至正九年（1349），就是在这一年，刘基开始任职江浙儒学副提举的。
如上所述，刘基之复出，跟在京都朝廷任职的同年布达世理原理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极有可能还有其他朋友的鼎力襄助。当时江浙行省参政是苏天爵，在此之前，刘基与之并无交往。我们姑且不论刘基之复出是否有人荐举，不管怎么说，是苏天爵看中了刘基，这也算得上是慧眼识英才了。
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元史》有传。苏天爵以国子学优等生授大都路蓟州判官，升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至湖北查案，平反冤案多起。后历任刑部郎中、御史台都事、礼部侍郎、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枢密院判官、吏部尚书、山东道肃政廉访使等职。因操劳过度，须发尽白。为学博而知要，长于记载，曾著《国朝名臣事略》一十五卷，《文类》七十卷。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之言，而诗尤得古法，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行世。在中原前辈凋谢殆尽之际，苏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辨，虽老不倦，晚岁复以释经为己任。学者因其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
苏天爵于元至正七年（1347）出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九年（1349）冬离浙迁大都路总管。当时江浙财赋，居天下大半，事务最为繁剧，而苏氏条分目别，细巨不遗，政绩卓著。尤为可贵的是，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说：“人材乃邦家之本”[2]，“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言人材者，不患气质之不美，而患师学之不明。”[3]所以，苏天爵上任伊始即四处物识人才，有识之士亦趋之若骛，皆乐于在其手下供职。据杨维桢称：苏天爵首得属掾沙可学，再得高明，又得葛元哲，三人皆进士出身，真可谓人才济济。[4]
沙可学，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元季登进士第，行事不详，诗文仅存《咏怀》诗一首，见于朱彝尊的《明诗综》。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瑞安人，就是后来南戏代表作《琵琶记》的作者。高明至正五年（1345）乙酉榜进士及第，苏天爵即为至正五年春闱的考试官之一，所以，他们两人之间还有师生关系。而葛元哲是至正八年（1348）以“乡贡第一人”举进士，为江南名士之一，属难得之人才。他们在行政上与苏天爵是长官与幕僚的关系，在文坛上是宿将元老与后生晚辈的关系，又因苏氏人品好，具才干，有惠政，所以，他们都十分敬重他。苏天爵《滋溪文稿》三十卷是在江浙行省参政任职期间编定的，编者即高明和葛元哲。
值得一提的是，高明、葛元哲都是刘基的好友。葛元哲与刘基的交情，我们在前面已作介绍，他们在江西高安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至交好友了。而高明于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之后，即到了刘基的老家处州，任处州路录事。在那里一干就是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才辟掾江浙行省，在其老师苏天爵麾下做幕僚。高明在处州任录事期间，即已崭露头角，显示出了他的行政才干，而且口碑极好，当他离任之时，处州百姓要为他树碑立传，“去思碑”的碑文，就是刘基写的。[1]所以，刘基之复出，或许也与以上二人的荐举有着一定的关系。
刘基出任江浙行省副提举，其工作环境已如上述，上有开明的上司，下有情趣相投的同事，虽然职位依旧卑微，但心情毕竟是舒畅的，因而工作也特别尽心。对于刘基的表现，谅必苏天爵也是首肯的，因此，苏天爵就成了刘基一生最为敬重的上司之一。
刘基特别佩服苏天爵不避强御，明察秋毫，秉公断狱的大无畏精神。史载苏天爵充京畿奉使宣抚之时，“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韩之誉。”如此难得的能员，却为当时丞相阿鲁图所忌，“竟坐不称职”而罢归。[2]
此前，一位黄姓的国子监博士曾作了一篇《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刘基读罢，深有感触，遂作《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盛赞苏公之秉公执法。他在跋文中揭露了所谓衙门“简讼”的假象，痛斥吏治之腐败。他诘问道：“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历，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数事，岂他道之无冤民耶？无苏公而已矣！”（卷七）最后，他写道：
呜呼！舆图广矣，不皆得苏公。彼上报于朝廷者，又将获备事之赏矣。然后怨愤之气，拗而为斗杀，激而为盗贼，郁而为灾沴，上应乎天，谁之咎哉？呜呼，使人人如苏公，刑期于无刑不难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见之，则求诸老成，以为典刑，舍是编，其奚适哉？（卷七）
刘基作此跋文，自然寄寓了他当年在高安发奸擿伏的亲身感受，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苏公的钦佩以及对国家吏治的关注。
至正九年（1349）冬季，苏天爵调任大都路总管，其幕僚好友相率为诗与之饯别，刘基作《送苏参政除大都路总管序并诗》：
至正九年冬，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苏公奉旨入为大都路总管，浙士民咸叹息，愿留而不可得。夫浙于江南为大藩，租赋所入，半四海内。京师辇毂之下，为治莫难焉，其尹亦必极天下之选，朝廷之意，固不必有所偏重矣。京城之内，密迩清光，明试考绩，不待询于岳牧京尹，冠冕守令，远近之所观式，得其人则由中达外，四方将以之而化，不亦伟哉？以公之宏才大德，与其施之于一方，孰若达之于四海也？然则惜公之去者，其私情；而乐公之行者，天下之公心也。故相率为诗以饯公，且以“ 霖雨思贤佐，丹青忆老臣”为韵，所以思公之德而不忘，愿公之泽及于天下也。诗曰：
凤凰集梧桐，和声协虞琴。神蛟跃天池，四海仰为霖。
圣人握金镜，哲士仪朝簪。辉光照中野，声价重南金。
昔佩使者符，献纳申官箴。再参藩垣务，清风净氛祲。
煌煌京城内，连衽成春林。剸剧徯长才，天眷赫照临。
王畿一以正，万国罔不钦。克符皋夔业，垂名耀来今。（卷六）
刘基任儒学副提举3年，其业绩是可圈可点的。元朝于地方教育设督学之制，始于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的建议，选举博学老儒，分道置“提举学官”，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始设江南诸道儒学提举司。行省儒学提举司的职责是：“统诸路、府、州、县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进呈著述文字”，[1]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从其文集记载来看，刘基的业绩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呼吁天下守令都关心、重视教育。
刘基对人才的重视绝不亚于他的上司苏天爵，他在后来所著的《郁离子》和《拟连珠》六十八首中，有一系列关于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考核、升迁的精辟论述。认为未来当国者，要实行“王政”，关键在于吏治和人才，而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在于振兴教育，“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教矣”。（卷八《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
刘基认为地方学校的功能除了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之外，还承担着“教民明人伦”的重要职责，以提高國Ｍ的道德水准。他一方面认为元朝“立官设教，以作成贤能 ”，“人才之出，不让于古，而王化之广，古莫及也”（卷九《诸暨州重修州学记》）；“国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胄监，郡县皆有学，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剡剡，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卷八《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另一方面又深感地方政Ｆ对教育的敷衍了事。他觉得朝廷对教育是重视的，“今天子始以六事责郡县，以兴举学校为之先务，虑至审也” （卷七《送常山县达噜噶齐乐九成之官序 》），故兴办学校，责在守令，“学校兴替，居考绩之一，为守令者可不夙夜钦承之哉？” （卷八《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而事实上不少守令对学校“往往不暇顾，而视为文具，至考满不能备六事，而阻其仕进者不少”。（卷七《海宁州贾希贤义塾诗序》） “政、教之官不巧于相值，而所谓能其职者，大抵不过循土木、备课讲以应故事而已矣，于化民何有哉？”（卷七《送常山县达噜噶齐乐九成之官序》）对此，刘基的感触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当至正十一年（1351）秋八月，听好友李宗表（常山县教官）说即将上任的常山县达鲁花赤乐九成是文人出身，对地方教育向来重视，他是那么高兴，遂欣然命笔，作《送常山县达噜噶齐乐九成之官序》相赠，希望李、乐能“同德相符，同心相济。教者道之，政者齐之；教者培之，政者翼之”，有如“霜飞而钟应，云沛而雨集，将见德礼之化，流动浃洽，而远近皆取法矣。”（卷七）
至正十年（1350）冬，泰兴丁良卿出任富阳县尹，上任伊始，即着手文庙、学宫修缮，至次年六月，就百废备举，使“庙有新室，学有新舍，教官有厅，文昌有祠，垣廊庑门，靡不中度，奕奕如也”。（卷八《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对县尹丁良卿之所为，刘基深为赞许，并希望天下守令皆仿效之，“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达于远，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发高贤之潜德，不亦伟哉”？（卷八《杭州富阳县重修文庙学宫记》）
二、鼓励兴办义学。元朝的地方学校有官学、社学及书院等公、私立学校, 同时还设有医学、阴阳学、蒙古字学等专科学校，见于史籍记载的为数甚多。至元二十三年（1286）政Ｆ曾有一次统计，全国学校是20166所；二十八年（1291）再次统计是21300余所。官学、私学之比，自然是以官学为主，但私学亦不在少数。所谓义学，自然是地方绅士慷慨解囊，振兴教育之义举，不论在哪个朝代，这种行为都为执政者所提倡。
刘基作为提举儒学的行省官员，振兴教育，兴办学校，他自然认为是责无旁贷。所以，每当地方上出现兴办学校之义举，总是感到由衷欣慰，并予以鼓励和表彰。
至正九年（1349），海宁州地方绅士贾希贤，念邑中子弟多不知学，或因贫穷无力延师，遂出资建校买田，聘名儒为师，使乡里俊秀、闾巷童儿都能入学。学生的饮食器用，概由贾氏供给。刘基好友刘显仁亦被聘就教于贾氏义塾。刘基作《海宁州贾希贤义塾诗序》，以资鼓励，认为贾氏此举“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为之司牧者，亦有赖焉，其为利岂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见三代之化，吾不信也。”（卷七）
至正十年（1350）夏五月，同乡洪应求告知刘基，在青田湖山（今青田高湖镇），也兴办了一所义学。办学者姓季，名谦，字伯益，其人好学尚义，颇具资产。季谦算得上是当时地方的开明人士，他说，任何人都关爱其子孙后代，就是不懂得怎么去关爱。往往只将良田美宅、万贯家资留于后人而已。而他却认为“制产以建读书之所，延名儒为师，以训子弟以及族姻之人，咸知所学”，则为“爱”得其所。兴办义学“大则修身齐家，以用于时，小亦不失为乡里之善士”，故出资办学，并买田若干亩，以供给先生、弟子之食用。刘基闻悉故里乡亲也如此重视办学，自然格外高兴，遂应洪氏之请，作《季氏湖山义塾记》[1]予以表彰，并感慨系之：
呜呼！若季氏者，真知爱其子孙哉！由是达于一乡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人闻而效其所为，则将见比屋皆为贤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卷一0）
至正十一年（1351）三月，杭州沙班子中来找刘基商量兴办义学之事。他说杭城虽为大郡，然民多儒少，其原因在于不重视教育。方今杭城，官学、书院虽多，但仅“主以文墨为教，弟子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廪粟之外，无他用心”，这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他所要办的是“学成而以措诸用”，“德成而不失其则”，能使学生品学兼优的学校。如今地盘已有，就缺资金和建材了。刘基闻而壮之，书其言而为《沙班子中义塾诗序》。序文结语云：“予闻江浙之间多富而好礼者，有与子中同志，尚能为子中成之。”（卷七）
三、奖掖后进。刘基在至正初元季文坛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领军人物，但在吴越一带也可以说是小有名气的了，加之刘基身居行省儒学副提举之职，与各地儒士、学子有着广泛的接触，从而使其在文坛的知名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有一个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元至正十一年（1351）秋，杭州福严寺院的修缮扩建，历经多任住持的不懈努力终于告竣。寺院住持崇行师欲立碑以志修缮扩建的始末经过。那碑文自然得请文章高手来作，崇行师马上想到了刘基，可惜又素无交往，就托人向刘基求文。当时刘基已经辞去副提举之职，卧病于钱江之滨，那人畏路途遥远，就随便请人假托刘基之名写了一篇敷衍了事。崇行师见碑文写得实在一般，怎么看都不像是文章高手所为，心里很不高兴，但又不好说出口，既然请人家写了，也只好将就着用了。于是，就请了一位书法高手把碑文书写一遍，以便刻在石碑之上。事有凑巧，所请书法家名叫褚奂，是刘基的朋友，对刘基的文风可谓知根知底，他一看，就断言是假冒的。于是，褚奂偕崇行师一道去刘基住处登门求文，不巧刘基正准备回归故里，仓促间未能成文。事隔一年之后，崇行师听说刘基因事至杭，即闻风造访，声称那碑文还等着他写呢！刘基见他如此至诚，自然也很感动，就作了《杭州实庵和尚福严寺记》。这一事实说明刘基在当时文坛确实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否则，那崇行师也就大可不必苦苦等上一年以求刘基之真文了。
也正因为刘基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诗朋文侣请其赐文者就接踵而至。我们在刘基文集当中，发现刘基在江浙儒学副提举的任职期间，有不少序跋是为名不见经传的晚生后学而作，这正好体现了刘基奖掖后进的长者风范。如《送高生序》，是刘基为一姓高的燕南学子所作的。高生年甫弱冠，即去乡里，违家室，以求师于千里之外，造访刘基并乞序以助其行，刘基慨然应允而作序勉之。序文嘉许“高生”之苦读精神，并循循善诱，阐明了为学之目的是为了“明道”，而不是为了逞其文辞之美，以夸耀于后世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学富五车，“问之无不知也，言之无不通也，验之于事，则偭焉而背驰，揭揭焉不周于宜”，那么，即便有班、马、扬、韩之文，其于社会又有何用呢？
《章秀才观海集序》也是为不见经传的后生所作。一般来说，为诗文集作序，是少不了要对所序之诗文集下几句评语的，此序没有评语，说明文集水平一般，但刘基又何以要为其作序呢？窃以为其目的在于肯定其“好学”之精神，称许其立志之宏大，正如序文结语所云：“予既嘉章子之志，故为文以勉之。”（卷七）
刘基在杭期间结识的朋友当中，有两位是江西青年学子，一名郑士亨，一名熊文彦。刘基先认识郑士亨，又因士亨而结交熊文彦。
郑士亨游学至杭州，刘基与之相识后，“察其人，观其文，遂与为忘年交。日相过谈文章，剧昼夜如不及。有所得，则各相自庆慰，呼酒共饮至醉”，可见交情不浅。刘基与之结交，首先是觉得他为人不错，其人秉性刚正，并非那种趋骛于达官贵人的阿谀奉承之辈，他擅长博奕，也爱好写诗作文，并得到了刘基的肯定，可他自己却不敢以之示人，因为在当时社会除了名人文章和阿谀奉承之作而外，是很难得到社会认可的。而牛谅、闻正两人却非常欣赏士亨的文章，愿出资为他刊刻文集。刘基很受感动，欣然而作《郑士亨东游集序》，序曰：
余尝谓郑子之文独予识之，而不意复有二子。彼二子者，好为文，则不取诸时人之所趋，而独慕居下位之郑子，何耶？予既喜郑子之文获传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识世人之所不识，而自拔于流俗，以为之传也。于是乎序。（卷七）
熊文彦为人端庄持重，“且年方壮，气方锐，学业方日新，识见方广，如泉之始出，鸿之始发，勾萌之方达也。”刘基觉得跟这样的年轻人交朋友，能够取长补短，彼此都有好处，因此与他也成了忘年交。至正十一年（1351）岁暮，郑士亨、熊文彦相率归于豫章，刘基也已辞却儒学副提举之职，打算回归故里。临行之前，刘基“命酒以别”，鼓励他们：
古人之为学也，未尝自谓已至。仲尼大圣也，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卫武公大贤也，九十犹陈《抑戒》。而况吾侪也乎？岁月如流，时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实不栗；筑之不多，其基不巩。……幸相逢于未耄，而学业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卷七《送熊文彦归江西序》）
他如为郭子明诗集作序、为医者王养蒙诗卷题跋，等等，皆属此类。
2、广交朋友
刘基由于工作之便，在杭数年中，交了不少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自然以诗朋文侣居多，也不乏社会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刘基至正八年（1348）寓居杭州，同年，喜得贵子刘琏[1]，而举家迁居杭城，生活上已无后顾之忧。至正九年（1349），刘基再登仕途，因为工作环境良好，所以有较多的余暇并以较好的心情与社会各界频繁交往。刘基在《刘显仁墓志铭》中说：“至正八年，予初寓临安，交友未尽识也。”所以，他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熟悉周边环境，也尽可能多地结交朋友。他说刘显仁是其寓杭期间所交的最早朋友之一，而这位朋友是通过天台的陶凯认识的。
陶凯，字中立，临海人，领至正七年（1347）丁亥乡荐，除永丰县教谕，不就。洪武初，征修《元史》，书成，授翰林应奉，教习大本堂，授楚王《经》。洪武三年（1370），升礼部尚书，与崔亮等酌定诸礼仪典章制度，为有明一代首次开科取士主考官。洪武四年（1371），出为湖广参政致仕；洪武八年（1375），起为国子监祭酒；次年改为晋王府左相。陶凯曾自号“耐久道人”，太祖恶之，遂被杀。凯博学，懂音乐，善属文，尤工诗。
元至正九年（1349）前后，陶凯与刘基等交往频繁。刘基《寄陶中立、郭秉心叙旧言怀》诗云：“忆昔相逢俱壮年，钱唐柳绿花含烟”，“春城飞雪满一月，立马敲门马蹄没。铜壶骁箭三十六，易坐更投镞相扢。仰天大笑催命觞，酒多雪急天茫茫。论文握手到尔汝，知有胶漆无参商。”（卷四）说明刘基是在杭州期间与之相识的，而且志趣十分相投。大约在至正十年（1350），陶凯离杭去江东游学，此后彼此间有长达五年时间没有见面。至正十四年（1354），陶凯致函刘基，时刘基避地于绍兴，正值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顺之际，接朋友函札而异常激动：“今年漂泊越城里，重见手书悲且喜”，并说“为别未五载 “，却有“恍如生死隔”的感觉（同上），可见彼此间有着非同一般的深情厚谊。刘基在《刘显仁墓志铭》中称：刘显仁平生之最相知者，有陶凯、贾希贤和刘基本人。刘基与刘显仁关系至为密切，感情至为深厚，而刘基认识刘显仁，也是通过陶凯的。至于入明以后彼此之间的交情，那是后话。
刘显仁，名子青，其家世居奉化黄甘里，其父为乡里私塾先生。显仁秉性耿介，寡所与交。时杭学教导一职无合适人选，郡守令教官选人品端正的文学之士担当此职，显仁有幸中选。可上任伊始，显仁即曰：“吾心实不乐为此，今郡守以礼招予，予当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没出数月，就果真辞职了。至正九年（1349），以《诗经》领乡贡，后馆海宁州贾希贤之义塾，至正十年（1350）夏七月病逝，刘基为他作墓志铭。铭曰：“行成而不诡，学成而不及仕。犹有老父，而无弱子。呜呼其死，自古有此，命也匪咎！”（卷九《刘显仁墓志铭》）
贾希贤，名执中，海宁州黄冈人，其弟名用中，皆为当时海宁之富豪。兄弟二人，负侠好施，元至正九年（1349），可能是在刘基的鼓励之下，贾希贤割赡田800亩，出资兴建了一所有相当规模的义塾（后改名黄冈书院），其邑之子弟，邻郡之士闻风而来，相与讲义。其弟用中亦捐田百亩入州儒学。贾氏兄弟慷慨解囊，振兴教育之义举得到了地方政Ｆ的充分肯定，至正十八年（1358），授予贾希贤书院“山长”之职。
刘基与贾希贤的关系非常密切，交往相当频繁。刘基文集当中有《晚泊海宁州舟中作》、《二月七日夜泊许村遇雨》、《二月二十三日自黄冈还杭途中作》等诗。此外，《（嘉靖）海宁县志》尚录《寄长安章子智》、《过海昌赠李侯》二诗在刘基名下，说明海宁是当时刘基常去的地方。至正十一年（1351）夏五月，还应贾希贤之约请，作了两篇赠序：《送海宁张知州满任去官序》、《送海宁尹知州之官序》。去海宁州50里，有一条河流称楝溪（环溪多楝树，因以名溪），宋安化王之后裔筑室其上，名“楝花轩”，《（乾隆）浙江通志》谓此轩亦由刘基命名。
《（嘉靖）海宁县志》卷九有如下记载：
元季（刘伯温）先生未遇主，来游海宁，寓黄湾贾万户家，见其富而好礼，依之，盖亦有意于贾也。久之，知其无成，遂不言，但为其择一牛眠地于尖山之麓。兴土之日，忽大风起，吹一片金箔止其梁上。先生曰：“汝家世世金带，与国同休。”后高皇帝龙兴，贾之子以汗马功一于河南，一于临山卫，各为指挥，子孙世袭迄今焉。
这则记载只能说是个民间传说，不可全信，但刘基在杭期间常去海宁，则是事实。至于“贾万户”是否就是贾希贤？亦有待考证。
陶凯有两位非常要好的同乡文友，即朱右和郭公葵，他们后来都成了刘基的好友。
朱右，字伯贤，临海人，自号邹阳子。少为学甚力，读书无所不究，博通群书，应进士举不第，遂刻意为诗歌、文词，动以古人为法。至正间，历任慈溪县、萧山县教谕，后擢萧山县主簿。至正二十年（1360），除江浙行省照磨、左右司都事转员外郎。洪武三年（1370），荐召修《元史》，洪武九年（1376）卒于官。史载朱右躯干端雅，美须髯，顾盼有威仪，在翰林时，辞章奏对精密，朱元璋很器重他，每称“老朱”而不名，有《白云稿》五卷传世。曾选韩、刘、欧、曾、王、三苏为“八家文选”，八家之目，实权兴于此。
郭公葵，初名复，字秉心，黄岩人，少负才气，积学缵言，笃志不倦。元统末贡于有司，会罢举下，此后即徙居钱塘。至正中，诏求天下遗逸，被荐授为翰林编修。明初，以元故官徙临濠，病卒。公葵平生以文学称名于江浙，文高古缜密，诗雅趣绝俗，有风人深致。进士唐肃谓其诗“清若元酒，雅若朱弦”，天台徐一夔好为古文，自衿少所推许，独称公葵。刘基与之结识当在杭州期间。刘基对郭公葵卓异的文学才华也是十分欣赏的，他在《寄陶中立、郭秉心叙旧言怀》一诗中称公葵乃“ 璞中之玉可照车”，评价可谓高矣。
刘基与朱右结交也当在至正八年（1348）之后。大致于至正九年（1349）春季，刘基与朱右、郭公葵同游浙西淳安，作《茶园别朱伯言、郭公葵》一诗：
细水吹烟送客舟，离情恰似水东流。
此时对酒难为乐，何处寻春可纵游。
去雨来云天渺渺，轻蜂乱蝶日悠悠。
绝怜短发无聊赖，一夜如丝白满头。（卷五）
从诗意看，朱、郭二人似将入皖，刘基赋诗依依惜别。刘基避地绍兴期间，朱右在萧山县主簿任上，彼此过从甚密，有诗文唱和。
刘基在杭期间，结交了一位具有仙风道骨的音乐家，他就是冷谦。
冷谦，字启敬，一字起敬，本武陵人，侨居嘉兴。其人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会，尤精音乐，善鼓瑟，元季以黄冠隐于杭州吴山之上。洪武初，召为协律郎，郊庙乐章，皆其所撰，其入明为朝廷乐官，当与刘基、宋濂等之荐举有一定的关系。刘基入明后有二诗是为冷谦而作的，一为《秋夜听冷协律弹琴分韵得夜字》，另外一首诗前有一序：“旧在杭时，为冷起敬赋《泉石歌》，乱后失之。今起敬为协律郎，邀予写旧作，已忘而记其起三句，因更足之”（卷一六）。这一序言说明刘基与冷谦是认识于刘基在杭寓居期间，入明后，两人都在朝廷供职，关系仍然密切。刘基对他的音乐天赋和精湛绝伦的弹奏技巧非常佩服。他在《旧在杭时……》中写道：
君不见吴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发苍石。冷卿以之调七弦，龙出太阴风动天。初闻涓涓响林渚，悄若玄宵鬼神语。玲然穿崖达幽谷，竽籁飕飕振乔木。永怀帝子来潇湘，瑶环琼佩千鸣珰。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凤凰。……倏然神怪归寂寞，殷殷余音在寥廓。鲛人渊客起相顾，江白山青烟漠漠。（卷一六）
刘基于此以形象的诗歌语言描绘了冷谦鼓瑟的音乐效果，认为他是伯牙、叔夜一类人物，其弹奏技巧是“绝伦之艺不常有，得心应手非人传”。在诗中，刘基还回忆了当年在杭之时两人的交谊，说冷谦常独自徜徉于泉石之间，或于长日松荫之下置一书几，潜心读书。晨暮时分，筝笛之声荡漾于湖山之间，引来过往市民的阵阵喝彩。刘基登门造访，冷君每每取琴为之弹上一曲，总让客人大有掬沧浪之水洗却尘耳之感觉。
明人王鏊《震泽长语》卷下记载冷谦曾作《蓬莱仙奕图》，是张三丰于永乐年间作的题识，言此画是冷谦于后至元六年（1340）端午节为张三丰而作，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说，刘基与张三丰之间真有什么交往的话，通过冷谦是最有可能的。
刘基在杭期间，与方外人士接触也很频繁。关系最好的当数前面已经提及的张雨。张雨初为茅山道士，后住持西湖福贞观，延祐七年（1320）归杭，至正二年（1342）仍提点开元宫。他虽然是个道士，却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诗写得相当不错，与当时名士多有交往。刘基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叙说了张雨与著名诗人范德机结交的经过，说张雨至京师登门造访范德机，适逢范氏外出。张雨见书案上有范氏诗集，遂取笔赋诗一首于其书后。“守者”见此大怒，连忙出门告知主人。范德机知情后惊喜不已：“吾闻若人不得见，今来，天畀我友也！”范氏当即回访张雨而成好友。由此张雨“名震京中，一时贤士大夫，若蒲城杨仲弘、四明袁伯长、蜀郡虞伯生争与为友，愿留之京师”。[1]可见他与一般僧道自是不同。
刘基是在至正九年（1349）任江浙儒学副提举时始交张雨，他在张雨墓志铭中说“始获与外史一见，即如平生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彼此间因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至交好友。今见顾瑛《草堂雅集》卷五录张雨《寄刘伯温大监》一诗：
台阁如公最有称，轺车骢马数能乘。
校书在昔专刘向，秘监于今复魏征。
汗简削成金作匮，泰阶平处玉为绳。
信有山人唯寂寞，侧身长倚白云层。
张雨在诗中对刘基的才华赞赏有加。遗憾的是，时隔一年，张雨即与世长辞了。刘基为失去这样一位方外友人而深感痛惜：“呜乎，世之拔流俗而独行者鲜矣！得斯人焉而弗获久于之游，宁不深可惜哉……外史已矣，有友而弗铭，咎将谁归？”[2]遂为之铭。
3、讥刺朝政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对刘基在杭期间的天下形势作一交待了。
至正八年（1348），是有元一代非同寻常的一个年份。就在这一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拉开了帷幕。是年十一月，瑶民吴天保率6万众攻掠全州；十二月，台州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韩林儿、刘福通利用白莲教组织反元，起事颍州（今安徽阜阳）；八月，邳县人李二（芝麻李）联络赵君用、彭大等人攻占徐州城；彭莹玉、徐寿辉、邹普胜为首的西系红巾军，置莲台省，立国号为“天完”，建元“治平”，于蕲水（今湖北浠水）拥立徐寿辉为帝；北琐红巾军攻克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嵩州（今河南嵩县）、汝州（今河南临汝）、河南（今河南洛阳）等地；南琐红巾军攻克均州（今湖北均县）、房州（今湖北房县）、荆州（今湖北江陵）、归州（今湖北秭归）等地，仅数年间，反抗运动便如熊熊烈火遍及全国，元廷大厦岌岌可危。
方国珍,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同里有“蔡乱头”者，行劫于海上，为官府所追捕。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因受株连，即与其弟方国瑛潜入海中，聚众数千人，劫掠漕运。朝廷令江浙行省参政多尔济巴勒（亦称朵而只班）领兵讨捕，在福州五虎门，反被方国珍擒拿。方国珍遂胁迫多尔济巴勒上招安之状，朝廷从之，授方氏兄弟以官职，此乃方国珍第一次受招安。
多耳济巴勒兵败方国珍，朝廷欲治其罪，枢密参议归旸曰：“将之失利，其罪固当，然所部皆北方步骑，不习水战，是驱之死地耳。宜募海滨之民习水利者擒之。今国珍已败我王师，又拘我王臣，力屈而来，非真降也，必讨之以令四方。”[1]朝廷方事姑息，并没采纳归旸的建议。而方国珍接受招安，实为缓兵之计，朝廷虽授以官职，却不肯赴任。
至正十年（1350）十二月，方国珍再次入海，攻掠温州等处。至正十一年（1351）正月，朝廷命江浙行省左丞博啰特穆尔（亦称孛罗帖木儿）领兵进讨，行省大臣遂拟择“知海滨事”者入浙东元帅府参与戎事。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高明毛遂自荐，弃笔从戎，于至正十一年（1351）二月加入了征讨方国珍的行列。[2]临行前，刘基赋《从军诗五首》为高明南征壮行：
其二
江乡积阴气，二月春风寒。壮士缦胡缨，伐鼓开洪澜。
长风翼万轴，撇若横海翰。马御伏辕门，翊卫森水官。
仗钺指天狼，怒发冲危冠。（卷三）
其三
按节肃徒旅，神剑宵有声。挥挥大旗动，烈烈刁斗鸣。
仰看太白高，俯视沧波平。王师古无战，蟂獭安足烹。（卷三）
从诗中可以看出，刘基对此次“平乱”是怀有必胜的信心，同时，对好友高明毅然从军表示赞赏，相信他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希望他功成名就之后，“拂衣不受赏，长揖归蒿藜”。遗憾的是，刘基的两个愿望都没能够实现。
一是仗打输了。次年六月，博啰特穆尔率领的王师进至大闾洋，方国珍夜间率精兵纵火鼓噪，官军不战而溃，溺水死者过半，博啰特穆尔被执，反而为方氏饰词于上。然后方氏请降，朝廷遣大司农达实特穆尔前往招安，再授方氏兄弟官职，这是方国珍第二次受招安。
二是高明参与戎事也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更谈不上功成名就了。据赵汸《送高则诚归永嘉序》分析，其主要原因是与主帅“论事不合”，所以，当达实特穆尔于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招谕方国珍之时，高明也就“秩满告归”了[1]。这样的结局当然是其本人，也是其好友刘基始所未料的。
面對日益恶化的国家形势，刘基忧心忡忡。他虽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朝廷命官，虽然因自身的不得志会对朝廷产生种种想法，但也无庸讳言，他跟当时绝大多数的儒士一样，其立场是十分坚定地站在朝廷这一边的，总希望社会能早日安定下来，让百姓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他想不通的是官军怎么会如此无能？全国时局姑且不论，就拿江浙行省来说，官军两次与方国珍交手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的刘基自然还不会怀疑到最高统治者，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军队和地方官吏之无能所致。两次对方氏用兵均告败北，着实让刘基有不吐不快的感觉。脍炙人口的小品文《卖柑者言》就这样诞生了：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煜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
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靡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醲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卷八）
文章极具批判力度和思想深度，谓世之欺人者皆有位君子，此类道貌岸然的欺世君子武不堪出将，文不堪入相，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过时之柑无异。然文章主旨是借“卖柑者”类似于东方朔的滑稽之言予以表现的，正如后来袁宏道所云：“此说见当世士大夫不能翊主庇民，徒以外貌堂堂欺人而窃禄位，世为所欺而不觉，诚意设卖柑之说以警醒之”。[2]
刘基对蒙元官吏不事朝政，只知盘剥百姓，贪图享乐，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深为不满，在许多诗文当中都予以讥刺，但其出发点都还是为了维系元王朝的统治地位。
下面我们来看黄伯生《行状》的一段文字：
（刘基）尝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映湖中。时鲁道原、宇文公谅诸同游者，皆以为庆云，将分韵赋诗，公独纵饮不顾，乃大言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时杭城犹全盛，诸老大骇，以为狂，且曰：“欲累我族灭乎？”悉去之。公独呼门人沈与京置酒亭上，放歌极醉而罢。时无能知者，惟西蜀赵天泽知公才气，以为诸葛孔明之流。
张时彻《神道碑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等都有类似记载。明万历时人吴之鲸在其所撰的《武林梵志》卷八中更有发挥，谓朱元璋定都金陵之后，派使者往聘刘基出山，刘基慨然曰：“吾向游西湖，指且云云者，此公也！”并说刘基后来游西湖上天竺还有诗云：
忆昔西湖睹庆云，玉毫贯顶动星文。
烛微早已征休瑞，革Ｍ方知佐圣君。
香火重参龙象窟，烟霞久负鹿麋群。
赤松黄石今安在，徙移莲台怅夕曛。
黄伯生的记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推敲的。他在《行状》中提到的人在历史上都是实有其人。鲁道原，名渊，字道原，淳安人，至正十一年（1351）进士，曾任江浙儒学提举。洪武初征修礼乐书，诏授江西按察司佥事，以病辞。宇文公谅，字子贞，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元至顺四年（1333）登进士第，也就是说他是与刘基同年中的进士。曾在婺源州、余姚州等处任地方官，入为国子助教、国史院编修官，又出为江浙儒学提举，改佥岭南廉访司，以疾辞。这几个人都是进士出身，与刘基一起吟诗作赋也在情理之中；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刘基有“观天象”的本事。问题在于当时的刘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正如300年后的朱彝尊所言：“当公羁管绍兴之时，感愤至欲自殺，门人锡里实抱持之得不死。明初既定婺州，犹佐石抹宜孙拒守，是岂预自负为佐命者耶？”[1]至于《武林梵志》的发挥，更不足为凭，那首诗也极有可能是后人伪托的。
那么，刘基“西湖睹庆云”这一传说又是怎么出来的呢？朱彝尊毕竟是一个学风严谨的学者，他早已为我们找到了这一传说的出处，他说：
刘诚意在元时，有《和王文明绝句》：“夜凉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将星。”[2]好事者遂附和之。
不过，朱彝尊说编此传说者乃“好事”之人，则又过于武断。《行状》的作者是刘基同乡黄伯生，洪武年间为将仕郎、秦府纪善，他与刘基的两个儿子刘琏、刘璟关系密切，相知最深。《行状》称是刘璟和刘琏之子刘廌“请录公遗事，因辑平昔所闻大略为行状”，如此一来，“好事者”非刘基子孙，即黄伯生本人了。我们说，事情确实是出在他们身上，但绝非是“好事”，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行状》作于刘基去世8年之后的洪武十六年（1383）孟春，当时朱元璋虽然善待刘基的子孙后代，但刘基在生之时与朱元璋之间的“瓜葛”，刘璟、刘廌不会不清楚，并像阴影一般始终笼罩着他们，将这种先知先觉的东西写入《行状》，正是出于保护家族人身安全的策略考虑，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好事”之举。
事实上，我们大可不必过于看重黄伯生《行状》所言本事的真实程度，倒是透过某些表象可以看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那就是刘基虽然立志不凡，抱负非同凡响，但在当时，倒真的还没多少人能看出刘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惟有一人例外，那就是《行状》提到的另一人物——赵天泽。在他的眼里，刘基是诸葛孔明一类的人物。
赵天泽，字鉴渊，新都人，擅画梅竹，与同邑杜圭明《春秋》齐名，弃官薄游江南，与刘基关系很好。赵天泽在《送儒学副提举刘公序》中说：“余遁迹林下，无用于世，公不以卑鄙，爱之重之。每颂少陵之诗谓余曰：‘用为羲和天道平，用为水土地为厚。孰能当之？’正夫子自道也。”一日，行省大臣论江左人物，天泽侍座于侧，他毫不犹豫地说；“以刘基为最！”结果是“众愕然，既信且疑”。赵天泽在赠序中感叹道：
呜呼！使贪婪阘茸者闻之，未必不指为朋党，过称而窃笑之矣。虽然，有卞氏而知荆山之宝，有九方皋而知千里之才，天机所到，不独汤文之识伊吕也，萧何拔韩信于诸将中，刘豫州师孔明于草庐，何世之人曾萧、刘之不若也？向非信之笃，而用之专，则泜水之奇、八伍之图，何由照耀后人，况抱负非止于二子者耶？知不知用不用，天也，世运安危之所关系也。噫！是固非庸流所能识也矣！是固非庸流所能识也矣！
此赠序作于至正十二年（1352）春三月，是时，刘基已不在儒学副提举任上，正值落魄失意之际，而赵氏能识刘基于泥涂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无怪乎刘基珍藏之矣。
四 再度辞职
刘基究竟是在哪一年离开儒学提举司的呢？
刘《谱》、郝《谱》都认为刘基是在至正九年（1349）辞去江浙儒学副提举一职而“闲居杭州”的。又郝兆矩先生《刘伯温评传》说辞去儒学副提举“是至正九年秋天的事，刘基只当了一年多的儒学副提举，全家便从提举司官署迁出，迁到钱塘江畔白塔山下，仍寓居杭城”。[1]
说刘基辞职后徙居钱塘江畔之白塔山下，这是事实，《照玄上人诗集序》就有“余徙居白塔之下”（卷七）之语。白塔山即白塔岭，杭州城南10里为凤凰山，再往南1里为龙山，龙山之东即白塔岭。
但辞职的时间不是至正九年（1349）的秋季，而是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秋季。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送三宝柱郎中之徐州兵马指挥序》。序称江浙行省郎中三宝柱被选为徐州兵马指挥，“命下，众皆叹服。公拜命就道，江浙士庶且喜公之见知于朝廷，而又戚不得留公于行省也，相与饯公于杭北门外，咸依依不忍别。儒学副提举刘基作而言曰……”，落款为“至正辛卯二月日序”。（卷一0）至正辛卯即至正十一年。序中刘基以“儒学副提举”自称，则足以说明是年刘基尚居官在任。如果说刘基于至正九年即已辞去此职，就不应该如此称谓。即便真的要挂这一头衔，恐怕也得在“儒学副提举”的前面加一“前”字，以示今已不在此位。如《宋学士文粹序》[2]落款即为“洪武八年岁次乙卯春正月甲申，开国翊运守正文臣、前御史中丞、赞善大夫护军诚意伯刘基谨序”。此乃规矩，含糊不得，刘基不会不懂。由此可见，到至正十一年（1351）二月，刘基仍在儒学副提举任上。
《行状》谓刘基辞职的原因是：“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台宪所沮，遂移文决去。”《明史》本传说法类似，所言当为事实。但其借口则是身体欠佳，《送钱士能之建昌知州序》称与士能“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从仕郎为儒学副提举，又以疾谢事”。（卷一0）《送常山达噜葛齐乐九成之官序》：“至正辛卯秋八月，予卧病浙江之滨”。（卷七）《杭州实庵和尚福严寺记》：“至正辛卯寺成，将树碑求文以志其所自。介杭之识予者以请，予时卧病江浒。”（卷八）这都说明其辞职是以“卧病”为托辞，而辞职的时间是在“至正辛卯秋”，即至正十一年（1351）秋季。且《送钱士能之建昌知州序》尚有自江西“以朽钝辞归，不得见者九年矣”之语，如前所述，刘基是于至正二年（1342）自江西投劾归里，“不得见者九年”，则恰为至正十一年十月，也就是说《送钱士能之建昌知州序》是作于至正十一年十月，而不是至正九年（1349）十月。这一内证材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刘基辞却儒学副提举是在至正十一年秋季，同时也进一步证明其自江西弃官返浙是在至正二年。
刘基迁居钱塘江畔的白塔岭之后，虽然身体不适，卧病在床，但仍与外界保持接触，朋友们也时常来看他，这对他来说自然是一种安慰。不过，其心境颇为不佳，这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辞职毕竟是出于无奈，更重要的是日见紧张的时局，总让这位在野的元朝进士揪心不已。秋高气爽之时，到户外走走也是有的。杭州处处是景观，可入眼之物，进耳之声，总都给诗人以悲凉之感。如《望江亭》一诗即作于辞官之后：
柳拂江亭旧画栏，望潮人去地应闲。
寝园寂寞秋风里，行殿荒凉野草间。
白塔尽销龙虎气，荒城空锁凤凰山。
兴亡莫问前朝事，江水东流去不还。（卷一0）
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遭际，更重要的是为江山社稷之安危而担忧，故所见之物都染上了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
至正十一年（1351）十月，早年在江西认识的好友钱士能升任建昌知州经过杭州，建昌知州已是五品大员了，而此时的刘基正“以疾谢事”，自然感慨良多，他在《送钱士能之建昌知州序》中写道：
夫士能与予同以职官充簿书役，又同以事辞，其出处甚类；而九年之间，相去越五等，何县绝耶！今既见而喜，喜而思语故旧，则凄以悲，又自庆其相逢于未老而俱无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於菟于曾崖而藏莨茂于陂池，不以所不愿易其所愿。今士能以长才方为世用，而余之朽且钝愈加于昔日，天将全之，俾各获其志，则一进而一止，岂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卷一0）
刘基为故友“长才方为世用”感到高兴，但说钱士能与自身的“一进一止”，皆各获其志，“俱洋洋也”，则恐非由衷之言。
这一年的冬季，徐寿辉用兵一路告捷，饶州、信州告急，江西好友郑士亨、熊文彦都相继离杭返赣，刘基亦携家小，带病辞杭归里，前后四年在杭州的仕宦生涯，随着国家形势的不断恶化也就这样结束了。
写到此，我们还得作一个补充交待，至正十年（1350）九月，刘基次子刘璟出生了。刘基的结发妻子是富氏，二夫人姓陈，刘琏、刘璟都是陈氏所生，在杭四年，添了两位儿子，本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无奈于风声鹤唳之中仓促上路，自己身体不好，又要照顾妻小，旅途劳顿自不待言。船到婺州，改走陆路，通常可走官道回处州，如今不行了，一路上风闻不断，说官军自温、处调防至江东，途经之处，洗劫一空，无奈之下只好改走小路还乡了。
[1] 见拙著《刘基考论》第16—20页。
[1] 见《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 (元)苏天爵：《乞增广国学生员》，《滋溪文稿》卷二六。
[3] (元)苏天爵：《新乐县璧里书院记》，《滋溪文稿》卷三。
[4] （元）杨维桢：《送沙可学序》，《东维子集》卷五。
[1]《（嘉靖）瑞安县志》。
[2] 《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
[1] 《元史》卷九一。
[1] 《季氏湖山义塾记》之元末碑刻，至今尚保存在今浙江省青田县高湖镇季氏祠堂之内。
[1] 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谓刘琏出生于元至正七年，苏伯衡《故参政刘公墓志铭》虽仅记其卒年为明洪武十二年（1379）六月三十日，年32岁，但由此而推及其生年为元至正八年（1348），兹从苏伯衡之说。
[1] 《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刘基文集诸版本皆不录，今见于（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
[2] 《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刘基文集诸版本皆不录，今见于（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
[1] 《元史》卷一八六。
[2] 《元史纪事本末》卷四。
[1] (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
[2] (明)袁宏道：《皇明名公文隽》卷八，《卖柑者言》题下批。
[1]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2] 《次韵和王文明绝句漫兴十八首》其九，《诚意伯文集》卷五。
[1] 郝兆矩：《刘伯温评传》，作家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第44—45页。
[2] 此文四库本《诚意伯文集》题作《宋景濂学士文集序》，且无落款。今据北京图书馆藏明洪武十年郑济刻本《宋学士文粹十卷•补遗一卷》卷首所录。
六、佐戎浙东 小试牛刀
1、进士殉难
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徐寿辉兵陷汉阳，又陷武昌，湖广行省丞相威顺王科绰布哈等弃城逃跑。寿辉兵复陷安陆府，知府绰罗战死；攻沔阳，推官俞述祖战败被俘，俞氏守节不屈，徐寿辉怒而将其肢解。
二月，徐寿辉兵舳舻蔽江而下，破瑞昌，九江告急。右丞博啰特穆尔方驻兵于九江，闻风丧胆，连夜逃遁。兵临城下，九江路总管李黼紧急命令村落百姓在险要处垒聚木石，以遏其归路。黄梅县主簿伊逊特穆尔愿出迎敌，李黼与之联兵出战，大败徐寿辉部，斩获2万余人。
徐寿辉部初战失利，未肯罢休，则再次集结兵力，改由水道靠近九江城。李黼成算在先，早已作好布防：以长木数千冒铁锥于树梢，逆刺敌舟，名之为“七星桩”。是日，西南风特急，徐寿辉战船数千，扬帆顺流鼓噪而至，船遇桩不得动，进退无措。李黼率将士奋勇出击，千百支火翎箭同时射向敌舟，徐寿辉兵焚溺死者无数。
行省为李黼请功，朝廷授李黼为江西行省参政行江州、南康等路都总管。此后不久，徐寿辉兵势更炽，攻城愈急，李黼坚守孤城，提弱旅斩馘扶伤，无日不战。当时九江城已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危急，自不待言，分省平章托卜坚布哈自北门逃离九江。徐寿辉将士攻至甘棠湖，纵火焚烧西门，李黼引兵速上城墙，张弩劲射。徐寿辉将士转攻东门，李黼急往救之，却迟到一步，敌军已如潮水般涌入城中。李黼率部从与之展开巷战，力不能敌，乃挥剑叱之曰：“杀我，无杀百姓！”李黼中刺落马，与其兄弟李冕、儿子李秉昭俱威武不屈而殉难。九江百姓闻之，无不潸然泪下，哭声震天。[1]
清人赵翼指出：“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2]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李黼是第一位。李黼，字子威，工部尚书李守中之子。泰定四年（1327），以明经冠多士，授翰林修撰，历任河南行省检校官、礼部主事、监察御史、国子监丞、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官、礼部侍郎、江州路总管等职，政绩卓著。李黼堪称是忠义的化身，进士之楷模。元末众多朝廷命官倘若都能像李黼那样克尽职守，元王朝恐怕也不至于会如黄河决堤一般地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第二位殉难的进士是泰不华（亦称台哈布哈、台布哈）。泰不华，字兼善，巴约特氏，初名塔斯布哈，文宗赐今名。父亲塔布台，入直宿卫，历仕台州录事、判官，遂居台州。泰不华家境贫寒，好读书，年十七即省试夺魁，次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顺帝时，历仕河南廉访使、淮西廉访使、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礼部侍郎、绍兴路总管等职，秉性耿直，吏治清明，政绩斐然。
至正十年（1350）冬，方国珍再次入海，烧掠沿海诸路。次年二月，朝廷任命博啰特穆尔为江浙行省左臣，并总兵至庆元进讨方国珍，因泰不华熟知方氏底细，遂迁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温州夹攻方国珍。
不久，方国珍即攻掠温州，泰不华纵火筏焚其战船，方国珍兵乘夜遁去。后来，博啰特穆尔与泰不华秘密约定，于六月某日合兵进讨，博啰特穆尔先期至大闾洋，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大败。博啰特穆尔被俘，放归后反为方国珍饰辞说情。泰不华闻之，痛愤不已，停食数日。
朝廷不知就里，遣大司农达实特穆尔等至台州黄岩招安方国珍。方氏兄弟皆登岸罗拜，再次接受招安，退宿于民间小楼。这一天晚上，正是八月中秋，清风朗月，景色迷人，泰不华欲命壮士袭杀方国珍等，达实特穆尔坚决反对，强令泰不华亲至海滨，散其徒众，并拘其海船、兵器，泰不华只得作罢。方国珍兄弟复授官职有差，而迁泰不华为台州路达鲁花赤。
至正十二年（1352），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方国珍生性猜疑，以为朝廷又将对他用兵，于是胁迫其追随者又一次遁入海中。泰不华誓言以死报国，发兵扼守黄岩之澄江，而派遣义士王大用往谕方国珍前来归降。如此一来，方国珍益加疑虑，竟将王大用拘留而不遣，以200艘小舸突海门，入洲港，进犯马鞍诸山。泰不华当众誓曰：“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此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众部从齐声响应，愿与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正剑拔弩张之时，方国珍见大势不妙，即遣戚党陈仲达往来计议，声称有归降之意。泰不华信以为真，遂于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某日率部从举受降旗，乘潮汐下澄江而出海，去招降方国珍。船触沙不能行，与方国珍船队正面相遇。泰不华命令陈仲达向方国珍申明来意，陈仲达目动气索，泰不华觉其心异，断定其中有诈，随手一刀将陈仲达性命了结。遂身先士卒，前搏敌船，射死5人。方国珍部从跃入船中，泰不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故愈战愈勇，又斫死2人。随后敌兵蜂拥而至，终被困。敌兵欲抱持之过船，泰不华嗔目叱之，奋力挣脱，夺敌兵刀，又杀2人。终因寡不敌众，泰不华颈部中槊而死，死犹植立不仆，方国珍兵投其尸于大海之中，殉难之时，年方49岁。[1]
就在此时，刘基已从青田回杭，噩耗传至，愤恨交加，遂作《吊台布哈（泰不华）元帅赋》：
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怀先生之耿介兮，遭时命之可怜。上雍蔽而不昭兮，下贪婪而不贞。权不能以自.制兮，谋不能以独成。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摇摇而不固。絷乘黄服鼓车兮，骖蹇驴以曳之。罥猛虎于笼槛兮，狐狸群而制之。众刻木之枉直兮，信谗邪之流言。倒裳以为衣兮，涅素以为玄。前宕冥令指途兮，驱离娄使从之。教养由以弯弧兮，系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逢时之不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奸何为而可长兮，忠何为而可尤。尸比干而奖恶来兮，白日为之昧幽。
重曰：呜呼哀哉！吾安归乎！猰貐升堂兮，驺虞以为妖。殪凤凰而斫麒麟兮，糜粱肉以养枭。吠狗遭烹兮，捕猫蒙醢。雄鸡晨鸣兮，众以为罪。忠固不求人知兮，于先生其何伤！国有忠而不知兮，喟皇天之不祥。
乱曰：莽莽崇丘，  无人兮。天高听遐，疏不得亲兮。松柏摧折，荆棘长兮。轩于菉葹，充佩纕兮。浮云虹霓，纷纵横兮。上下阻隔，幽不能明兮。嗟苦先生，卒罹殃兮。奸邪矫枉，归罪愆兮。咎繇不作，谁与平兮？跖犬噬由，理则然兮。麒麟豺狼，不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兮！（卷一）
此赋直言不讳地对朝政之昏暗予以猛烈抨击，作者毫不掩饰地指出：当时朝政乃“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贪婪而不贞”，奸佞当道横行，忠良委弃不用。泰不华一类仁人志士“权不能以自.制”，“谋不能以独成”，虽有报国之心，而无处宣力。泰不华之死，是时代的悲剧！故刘基愤然感喟曰：“吁嗟先生兮，何逢时之不辰？”此赋无疑是刘基最具批判力度的作品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刘基虽然已将批判锋芒直指元廷的最高统治者，但只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仅此而已。
2、参与戎事
方国珍不受招安之命诱杀泰不华之后，朝廷于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命令江浙行省左丞尊达实哩重新集结兵力征讨之。当时是特哩特穆尔（特理帖穆尔）任行省右丞，樊执敬任行省参政。行省决定让刘基再度出山，委任他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元史•刘基传》称：“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然未说明是何处元帅府都事，黄伯生《行状》则说得非常具体：“方国珍反海上，省宪复举公为浙东元帅府都事”。
元帅府其实就是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诏讨、安慰、宣抚等使”[1]，是介于行省与郡县之间的派出机构。全国凡有六道设置宣慰司，浙东道为其一，始治婺州，大德六年（1302）移治庆元，全称为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辖江左之庆元、台州、温州、处州、婺州、衢州、建德、绍兴诸路。设宣慰使三员，同知一员，副使一员，经历一员，都事一员，照磨一员。刘基为都事，品秩仍为从七品。
庆元路，秦汉至隋皆为会稽郡地。唐置鄞州，后称明州，又称余姚郡。宋称奉化郡，后改庆元府。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为庆元路，辖鄞县、象山、慈溪、定海四县及奉化、昌国二州，路治在鄞县。
刘基接到任命，即火速赶赴庆元参与戎事。当时浙东元帅府元帅是纳琳哈喇。庆元路与台州路接壤，方国珍起事地点就在台州，火烧城门，势必殃及池鱼，庆元不得不防。刘基到任伊始，即与元帅纳琳哈喇谋划防御工事之修缮。
《（宋保庆）四明志》称，庆元路治原本有较完善的城防体系，于唐末黄晟任刺史时，即已初具规模，周围城墙2527丈，计18里。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他山之水环绕之。至宋元丰元年（1078），曾巩受诏加修、完善之。后于宋宝庆、宝祐年间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缮，使庆元城防更为坚固。惜于元至元初，毁天下城池，民居侵蚀，渐为垣途。庆元亦不例外，其“故城久废，室其址者数百家”。
元帅纳琳哈喇力排众议，坚决采纳刘基的建议，“命有司序民产高下，以差其役轻重，先豪右大姓，沙门道士以及于齐民，斥监督吏勿用，先事者有赏，后至者加勉无罚，民大敬服，无敢慢”。仅用了半年时间，城防工程即告竣工。新城墙周围18里，高1丈8尺，“上环睥睨（观察孔），机弓弩炮石，建楯戟，罗戈槊。旁开六门，门有楼，周庐百九十有二，简戍卒，昼夜严警不怠。西、南二方旧各有水门，皆致而新之。东门去江远，则凿其外为隍。北门因江为隍，则筑堤以捍之。凡所设施，罔不中度”。（卷一0《庆元路新城碑》，）
城池的修缮加固，无疑大大地增强了庆元城的军事防御能力，使方国珍部无机可乘，而过后不久，江东、浙西诸郡皆因无城郭而相继失守，因此而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归功于刘基的先见之明。城防告竣，刘基作《庆元路新城碑》，以志其始末。
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朝廷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琳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令等集民丁夹攻方国珍，刘基于此月奉元帅府之命来到了台州[2]。
台州，春秋越地，三国时，东吴于此置临海郡，唐初称海州。因天台山为名，又称台州，后又改临海郡，又称德化郡。元至元十四年（1277），置台州路，辖临海、仙居，宁海、天台四县和黄岩州，路治设临海。这里是与方国珍交锋的最前线，浙东元帅府设分府于此，刘基直接参与了“平乱”的军事谋划。
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江浙局势骤变。徐寿辉兵攻克饶州、徽州之后，长驱而入，直逼昱岭关。昱岭关处杭州、徽州边界的昌化县（今属浙江临安），因山为险，与千秋关、独松关并称“三关”，而三关之险又莫险于昱岭，它是杭州的天然屏障，行省派兵戍守于此。孰料元兵是如此不堪一击，徐寿辉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即攻克昱岭关。昱岭关失守，杭州则危矣！
昱岭关有警，时杭城毫无戒备，行省平章政事伊噜特穆尔仓促间引军拒之，徐寿辉兵阻，不得入，在此紧要关口，伊噜特穆尔偏暴病身亡，军无主帅，战斗力锐减，徐寿辉兵顺利攻克余杭。
当时行省参政樊执敬已经接到朝廷征讨方国珍的命令，在此危急时刻只得留下，紧急调兵出战，而数战不利。行省掾史苏友龙进言：“贼且至，城内空虚无备，奈何？”樊执敬回答说：“吾淬砺（磨炼）戈矛，歼贼以报国，倘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遂紧急上马，率众而出，途中与徐寿辉兵相遇，樊执敬奋勇拼杀，斩敌多人，无奈元兵平素养尊处优，见徐寿辉兵来势凶猛，皆抱头鼠窜。徐寿辉兵知其无援，大呼执敬投降。执敬破口大骂：“逆贼！守关吏不谨，汝得至此，恨不碎汝万段，何谓降耶！”乃奋刀再战，直至中枪落马殉难。
消息传至，刘基愤恨难平，遂作《悲杭城》一诗以寄慨：
观音渡头天狗落，北关门外尘沙恶。
健儿披发走如风，女哭男啼撼城郭。
忆昔江南十五州，钱塘富庶称第一。
高门画戟拥雄藩，艳舞清歌乐终日。
割膻进九皆俊郎，呵叱闲人气娇逸。
一朝奔迸各西东，玉斝金杯散蓬荜。
清都太微天听高，虎略龙韬缄石室。
长夜风吹血腥入，吴山浙河惨萧瑟。
城上阵云凝不飞，独客无声泪交溢。（卷四）
诗人怒斥守城官军之无能，悲悯杭城百姓之罹祸，而收笔于对时局艰危的关怀，殷切希望元廷能起用有虎略龙韬的有识之士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无奈人微言轻，天听高远，只有泪泣交溢而已。
杭州失陷不久，于八月间，东南沿海硝烟又起。方国珍率其众攻打台州城，浙东元帅府元帅伊德墨色与福建道元帅哈迪尔联兵顽强抵御，总算击退了方国珍的进攻。
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基作永嘉之行。
温州为东瓯名镇，夏商周时称瓯，春秋战国时称越。西汉惠文帝时为东瓯王驺摇封地，东汉顺帝时置永宁县，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设立永嘉郡，相传建城时有白鹿衔花经过，又有“鹿城”之美称。唐初为东嘉州，又改永嘉郡，又名温州。宋升瑞安府。元至元十三年（1276）置温州路，辖永嘉、乐清二县及瑞安、平阳二州，路治在永嘉(今温州市区)。
温州路北连台州，南接福建，西邻处州，东临大海，为方国珍军事行动的主要区域之一。
从台州到永嘉，要经过仙居县，而仙居城西100余里的苍岭是必由之路，今名苍岭古道。苍岭位于括苍山脉，一名风门，其岭随势高下，悬崖百丈，下临深潭，危石嵌空，险峭峻绝，接缙云县界，为婺、括、瓯、闽孔道。刘基在《壬辰岁（至正十二年）八月自台州之永嘉度苍岭》诗中写道：
昨暮辞赤城，今朝度苍岭。山峻路屈盘，峡束迷晷景。
谽谺出风门，坎  入天井。冥行九地底，高阚群木顶。
瀑泉流其中，豃若泄溟涬。哀猿啸无外，去鸟飞更永。
仆夫怨跋涉，瘦马悲项领。盗贼逭天诛，平人遘灾眚。
伫立盼嵚岑，心乱难为整。（卷三）
可见当时战争硝烟已蔓延至山里，路途之艰辛自不待说。
到永嘉后赋五古《在永嘉作》，诗言“我来复几时，明月缺已团”，说明在永嘉有一段时间。永嘉县离刘基老家青田县相当近了，“中夜百感生，展转不遑安”，夜空中南飞孤雁的声声哀鸣，不禁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
顾瞻望桑梓，慷慨起长叹。愿欲凌风翔，惜哉无羽翰。（卷三）
可在这“狐狸啸悲风，鲸鲵喷重澜”，“平陆皆惊湍，旗帜满山泽”的战争岁月，诗人只能过家门而不入了。
据刘基《送顺师住持瑞岩寺序》，知永嘉之行的目的是为了请横舟和尚出山。序云：“辛卯之岁（至正十一年），盗贼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东，闻永嘉有横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戈槊、挝挺，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礼致于台。”可见横舟和尚是一个武和尚，请他到台州去当然是为了对付方国珍。刘基说，当时台州天宁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时刻不忘“灭贼”，见横舟和尚有这般好武功，就推举他做了仙居三学寺的住持。至正十三年（1353），方国珍纳款请降，凡以“兵事”进者皆措置弗用,而有司敬横舟和尚之德能兼备，复举其为瑞岩寺长老，此为后话。
此次永嘉之行，刘基还可能到过平阳州，并拜访过土豪周宗道。周宗道，名嗣德，其父周应奎是浙东元帅府同知。当时“盗起闽、括，蔓延温境”，周宗道与弟周诚德招募义勇，团结民兵，助朝廷围剿“山寇”甚力。刘基走访平阳州，亲眼目睹了战时农村的荒芜景象，对“官逼民反”的现实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后患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认识。他在后来所赋的《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中以写实手法对当时“山寇作乱”的现实作了真实的反映：
永嘉浙名郡，有州曰平阳。面海负山林，实维瓯闽疆。
闽寇不到瓯，倚兹为保障。官司职防虞，当念怀善良。
用民作手足，爱抚勿害伤。所以获众心，即此是仞墙。
奈何纵毒淫，反肆其贪攘？破廪取菽粟，夷垣劫牛羊。
朝出系空橐，暮归荷丰囊。丁男跳上山，妻女不得将。
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
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鸣锣撼岩谷，聚众守村乡。
官司大惊怕，弃鼓撇旗枪。窜伏草莽间，股慄而[面]玄黄。
窥伺不见人，湍江走伥伥。可中得火伴，约束归营场。
顺途劫寡弱，又各夸身强。将吏悉有献，欢喜赐酒觞。
杀贼不计数，从横书荐章。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肠。
遂令父子恩，化作虿与蝗。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卷三）
诗人以自己的耳闻目睹相当具体地叙写出浙闽边界“山民Ｚ反”全过程。山民“落草为寇”之起因，官兵搜捕“草寇”的无能，以及为报功请赏而滥杀无辜，进而激起山民更大的义愤等等，都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使我们加深了对“官逼民反”的感性认识。
刘基返回台州不久，温州又遭到了方国珍的一次袭击。十月，方国珍率200余人乘舟入瑞安飞云江，掠杀20余日乃退。
永嘉之行的所见所闻，以及后来东南沿海事态的发展，都进一步坚定了刘基要全力剿灭方国珍的决心。
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刘基自台州回到了杭州。刘基离开杭州虽仅一年时间，可杭州已不是昔日繁华升平的杭州了。四个月之前，这里经过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洗劫，市民心有余悸，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中。刘基在组诗《癸巳正月在杭州作》其二中写道：
江城阴气凝，积雨春凄凉。出门何所见？但见瓦砾场。
新庐各有前，店舍亦已张。市人半荷戈，使客尽戎装。
回首旧游地，惨淡寒烟黄。怅焉念所思，恻怆心中伤。（卷三）
“市人半荷戈，使客尽戎装”，整座杭城都弥漫着紧张的战争气氛。同题诗其四写道：
锻铁当用锤，析薪当用斧。拔蓼而植荼，去辛还得苦。
峨峨九阳门，卫以豹与虎。微微蝼蚁忱，郁郁不得吐。（卷三）
刘基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认为朝廷面对动荡的局势，态度一定要明朗，措施一定要果断，可远离“九阳门”的刘基，人小言微，虽有满腹良策，又有谁能采纳呢？
至正十二年（1352）十一月，朝廷命江浙行省右丞特哩特穆尔总兵征讨方国珍。在军事压力面前，方国珍于次年正月又表示愿意投降，故朝廷于至正十三年（1353）三月，命特哩特穆尔和江南行台御史尊达实哩一同前往招谕方国珍，刘基亦由浙东元帅府都事辟为江浙行省都事，而回到了台州。“二公既至，寇乃卒降”，屈指一算，这该是方国珍第三次接受招安了。同年十月，朝廷从特哩特穆尔、尊达实哩之请，以五品流官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方国璋广德路治中，方国瑛信州路治中，诏令纳其船只，散其徒众，并命督遣其赴任，方氏兄弟疑惧不受。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台州城遇上百年罕见之大雨，导致防御工事损毁过半。当时方国珍已再次投降，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否要马上修复城濠，上下意见很不统一。多数人认为：筑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寇”，今“寇”已平，城濠可以暂置不修。台州路达鲁花赤布延呼图克则深谋远虑，鉴于饶州、信州、徽州、杭州的相继失陷以及方国珍的屡降屡叛，而力主火速修复城濠。布延呼图果断的决策，与刘基等的极力支持显然是分不开的。前此刘基在庆元路已历此事，故台州城濠修缮，他自然用力最多，历经两个月的紧张施工，终于大功告成。城“凡周九百五十丈，而与故城会于东湖之溽。筑二亭六楼，以休偃逻卒。亭依城傍，楼迥出城上。”八月，城成，乃竣濠以泄水，导湖水“自东门至于交孔桥，南入于江堰，其首以遏潮汐。凡长五百二十丈，广五尺，深如广而三倍焉。”城竣之日，刘基作《台州路新修城濠碑》（卷一0）以记其事，并赋《筑城词》：
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重门击柝自古来，而况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不盗？（卷二）
刘基在诗中一再警告执政者思想上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不要以为城防坚固就可高枕无忧了，更重要的是，要有精兵强将和足够的军需储备。
3、折翅铩羽
至正十三年（1353）开春，沿海一带又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其领军人物是张士诚，这使得朝廷形势更进一步恶化。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与兄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皆以操舟贩盐为业。每为诸富家子弟所侮，受弓兵丘义凌辱尤甚。张士诚忍无可忍，乃与其兄弟结壮士李升、潘原明、吕珍等18人杀丘义及所仇恨的富家子弟，焚其庐舍，延及数百家。张士诚自度不能免，遂入旁场，招集好事者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刘子仁集众拒之，张士义中矢身亡。张士诚益怒，击败之，乘势攻泰州，克兴化，至五月，高邮告急。是时，行省以左丞偰誓笃偕宗王镇高邮，命李齐出守甓社湖。
李齐，字公平，广平人，元统元年（1333）进士第一，时任高邮知府。某日，张士诚兵数人潜入城一噪呼，城内便乱了阵脚，省宪官员皆逃遁，李齐急还救城，而为时晚矣，高邮城已被张士诚所占据。至此，以高邮为中心，兴化、宝应诸县已连成一片，全都成了张士诚的地盘，起义事业渐成气候，张士诚自称“诚王”。不久，朝廷有诏：凡叛逆者赦之。诏至高邮，却入不了城。张士诚放言：“李知府来，乃受命。”行省遂强令李齐前往。李齐一入城，即被下狱。张士诚本无归顺之意，仅以此为迁延之计耳。李齐在狱中威武不屈，张士诚审讯，要李齐双膝跪地，李齐叱曰：“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张士诚恼羞成怒，将其拽倒，捶碎其膝而呙之，终为元廷殉难。“论者谓大科三魁若台哈布哈（泰不华）没海上，李黼陨九江，洎（李）齐之死，皆不负所学云。”[1]
李齐之死，在刘基文集中虽无直接反映，但可以肯定，这对刘基尽忠于元廷又是一次激励。他如今正肩负着朝廷的使命，置身于“平乱“的最前线，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现在，我们再将视线投回到方国珍事件上。
至正十三年（1353）十月，方国珍不愿接受朝廷任命，也就意味着他已作好了再次背叛朝廷的准备。果不其然，方氏兄弟又一次入海为“盗”，拥船千艘，据海道而阻绝朝廷粮运。
对于这样一支屡降屡叛的起义队伍，到底该如何处置？朝廷上下意见很不一致。
朝廷当权者的决策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招安，以招安息事宁人。《明史•方国珍传》称，时“天下承平，国珍兄弟始倡乱海上，有司惮于用兵，一意招安”，而方国珍在与朝廷大员的多次接触后，也摸准了执政者的脾气，故一旦事处危急，即以纳款受降为缓兵之计，等缓过气来，又重新与朝廷抗衡，此计屡试不爽，着实让他尝到了不少甜头，他得出的经验是：小Ｚ反得小官，大Ｚ反得大官，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方国珍深知朝廷、地方官吏之腐败，每遇危急时刻，总是大船小船的金银珠宝往京师、省会握有生杀大权的要员家里送，以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不少权贵出来为方氏兄弟说话，使之死里逃生。如果说，方国珍前两次降后复叛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至正十二年（1352）他诱杀了元帅泰不华，若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去看，则方国珍已是十恶不赦，罪不容诛，无论怎样都摆脱不了被征讨诛杀的厄运，但他竟然奇迹般地再一次转危为安，幸免于难。为什么？《明史•方国珍传》说得再明白不过的了：“国珍复叛，诱杀达鲁花赤泰不华，亡入海，使人潜至都，赂诸权贵，仍许降”，元朝吏治腐败，于此可见一斑。
而以刘基为代表的地方正直官吏则持另一观点。刘基建言：方国珍兄弟数人为“首乱”者，罪不可赦，宜追捕诛杀之；而其它“协从者”则应宽大处理，予以招安。[1]刘基的这一建议得到了行省大臣特哩特穆尔的首肯和采纳，并拟上报朝廷最后定夺。
没想到此次决策又走漏风声，方国珍得到信息怕得要命，他知道刘基在这件事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要保住身家性命，就必须攻破刘基这个堡垒！所以，方国珍走的第一步棋，就是先在刘基身上做文章：企图以金钱打通刘基这一关节。谁知刘基不仅根本不为之所动，反而态度更加坚决。黄伯生《行状》有如下记载：
及特哩特穆尔左丞招谕方寇，复辟公为行省都事，议收复。公建议招捕，以为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胁从诖误，宜从招安议。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
特哩特穆尔左丞在此关键时刻，立场也非常坚定，他毫不动摇地采纳了刘基的建议，并火速“使其兄省都镇抚以公（刘基）所议请于朝”。
此招不灵，方国珍马上改走它路，但用的还是同一手法，仍然是贿赂。有钱能使鬼推磨，方国珍信奉的就是这个。在元朝，像刘基这样能坚持原则不为金钱所动的官吏能有几个？其结果是方氏“使人浮海至燕京”，四处行贿，朝廷大员、方面人物无有拒之者，又一次准其招安，授方国珍兄弟以官职，而否决了刘基等人的建议，认为刘基所议是“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免了特哩特穆尔等人的官职，刘基自然也受到了革职的处分。“自是方氏遂横，莫可制，山穴皆从乱如归”。[2]
这对刘基精神上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那时的刘基确确实实是以元朝的忠臣自居的，然而忠不见用，报国无门，志郁而弗伸，谋浚而孔忤，才积而困于无施，虽忠心耿耿，积极为朝廷“平乱”献计献策，可到头来却落得个革职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这就难怪刘基要仰天长叹了：“精卫填石空有心，口角流血天不知！”（卷二《登高丘而望远海》） “贾谊奏书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谁知？”（卷五《次韵张德平见寄》） “穷愁杜甫家何在？落魄陈平计未奇。”（卷五《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四首》其二）这些诗句都是写于革职之后，从中仍然可见其块垒难平的忧愤之心！
清《（道光）会稽县志稿•寓贤》称：朝廷“驳基擅作威福，羁管绍兴，基发愤恸哭，呕血欲自殺，家人力阻之”，得不死。明人王世贞于《浙三大功臣传》中更是言之凿凿：“基感愤恸哭呕血，欲自殺。门人穆尔萨曰：‘先生自负何若而与匹妇共沟渎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赖？’固持之，得不死。”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也说得相当具体：时“刘基感愤至欲自殺，门人锡里实抱持之得不死”。在我看来，这倒未必。刘基遭此严重打击，精神上虽然十分痛苦，但他毕竟生性豁达，意志坚强，还不至于到了寻短见的地步。他在当时写的《送顺师住持瑞岩寺序》中说道：“明年（至正十三年），方氏纳款请降，凡以兵事进者，措勿用。”（卷一0）可见当时受排挤打击者并非个别。
此外，当时刘基还写了一篇五古长诗《赠周宗道六十四韵》。此前，周宗道曾见过特哩特穆尔，说“变在旦夕，请预为计”，可惜他的话并没引起后者的足够重视。不久，“山寇”起，平阳官吏除逃跑之外都屈膝降“贼”。《方国珍寇温始末》中刘绍宽云：“考《刘基传》以言方氏兄弟首乱宜诛事被责，编管绍兴正在此时，故有赠宗道诗‘子去慎所适，我亦行归藏’之语”。“子去”二句，是《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一诗的结语，心态很平静，也看不出有寻短见的迹象。
[1]《元史》卷一九四，《李黼传》。
[2]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0。
[1]《元史》卷一四三《泰不华传》。
[1] 《元史》卷九一。
[2] 《诚意伯文集》卷三录《赠柯遂卿一首并序》，诗序中有“今年夏四月，余至台”一语，故知刘基是于至正十二年四月自庆元至台州。
[1]《元史》卷一九四，《李齐传》。
[1] (明)张时彻：《神道碑铭》、(明)黄伯生《行状》、《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均有类似记载。
[2] （明）黄伯生：《行状》。
七、避地绍兴  诗文自娱
1、避地绍兴
如上所述，刘基被革职，当在至正十三年（1353）十月，但刘基是否当朝廷命下，就马上到了绍兴呢？这是值得我们首先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明史纪事本末》卷五的相关记载：
（至正）十三年十月，时青田刘基为浙东行省都事，建议谓方氏首乱，宜捕而斩之。执政多受国珍金，辄罪基擅作威福，羁管于绍兴，竟受国珍降。
从以上表述来看，刘基无疑是于至正十三年（1353）十月罢行省都事之职，“羁管”于绍兴的。故此王馨一、郝兆矩先后所作刘基年谱皆以为刘基是于至正十三年十月到绍兴的，惟刘耀东所作年谱认为是于次年春始至绍兴。现在看来，刘耀东的结论是正确的。
刘基在《游云门记》中自谓：“甲午之岁，始至越”（卷八），“甲午之岁”即是至正十四年（1354），“越”为绍兴之简称，但刘基只说是于这一年“始至”绍兴，而具体是何月来到绍兴，则于《牡丹会诗序》开篇作了说明：“甲午之春，予避地会稽，始识祝茂卿于吴君以时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开，因得与寓官郡士往观焉”（卷七）；又《棣萼轩记》开篇云：“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萧山，……明日，予还居越。”（卷八）据此知刘基是于至正十四年春三月之前来到绍兴的。
其次，朝廷缘何不将刘基“羁管”于老家处州而要将其发落于绍兴呢？这又是我们应予以注意的一个问题。
刘基在《王原章诗集序》中如是说：“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辟地之会稽”（卷七）。这一表述说明刘基羁管于绍兴是与“盗起瓯括间”有很大关系的。瓯、括指温州、处州二地，也就是说，从至正十三年（1353）开始，地处偏僻的处州山区也并非是一片净土了，在那里有“山寇作乱”。《（光绪）青田县志•兵寇》有如下记载：
至正十三年，吴成七[1]作乱，寇青田。义勇徐伯龙纠义兵大战，援兵不至，死于贼。山民乘机剽掠，烧毁县治及官民庐舍。里人季珍率众御于县西船寮，力战，斩首三十余级，亦以援兵不至死。
更具体地说，吴成七起事的根据地就在青田县刘基老家南田山一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有家难回，就只好选择一个相对安定的去处作为自己的暂时栖身之所了。
最后落脚绍兴也是有原因的。刘基在《书绍兴府达噜噶齐九十子阳德政诗后》说：
予以今年春始来越，是时浙东六郡皆警于盗，惟越为无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都在越。（卷七）
也就是说，当时浙东六郡惟绍兴相对“无事”，在这里暂时还闻不到战争的烟火味，所以刘基才选择此处作为自己的暂居之地。不过，当时也曾有朋友劝他不要去绍兴，谓“越之从政者鄙，又左右皆凶人，恐不能和其民。万一变生肘腋，子将安之？”（卷七《书绍兴府达噜噶齐九十子阳德政诗后》）后来听说原在婺州任职，能惠爱子民的“子阳公”行将就任绍兴府达鲁花赤，遂大喜，终于决定“避地”绍兴了，并于至正十四年（1354）春季携家眷一并成行。[1]
绍兴城系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所筑，故称越城，又称蠡城。隋开皇十四年（594），越国公杨素增筑，经唐宋以来历代整修，至元代已颇具规模。城周40里，壁堞森严，城楼相望，气势雄伟，为浙东名城。
绍兴历史悠久，远古时代被称为“古荒服之国”，相传“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属“扬州之域”。春秋时期为越国都城，称越地。汉代，置会稽郡。至隋，废除郡邑制，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北宋仍之。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为金兵所逐，迁都杭州，后又逃至越州、明州，出奔东海，在渔船上避难。宋建炎四年（1130），形势稍有好转，宋高宗又返回越州。越州官吏僧侣上表，乞题府额，高宗以兴亡故事题“绍祚中兴”四字，遂改越州为绍兴府。并分设山阴、会稽两县与诸暨、嵊县同属绍兴府。次年，宋高宗改年号建炎为绍兴，而以杭州为都城，从此开始了偏安江南的小朝廷生活，绍兴名称即始于此时。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称绍兴府为绍兴路，辖山阴、会稽、上虞、萧山、嵊县、新昌六县及余姚、诸暨二州。
刘基到了绍兴，是寄居在王原（元）实家中。王原实之家处于绍兴城之南郊，已靠近古刹宝林教寺。[2]王原实其人，名不见经传，乃一芥平民也。但从刘基文集的有关介绍看来，其家底还是比较殷实的，至少是个小康家庭，而且知书达理，所以，刘基与之相处得十分融洽。刘基文集当中的《王原实裕斋铭》、《裕轩记》等作品，都是应主人之请而作的。
刘基就住在王原实家的“南园”，对于自己的新居，他在《遣兴六首》其一中作如下描绘：
避地适他乡，息肩谢羁束。生事未有涯，暂止聊自足。
南园实清旷，可以永幽独。层楼面群山，俯见湖水绿。
杂英被郊甸，鱼鸟得栖宿。登临且慰意，未暇计远躅。
圣贤有遗训，知命夫何卜。（卷三）
在《夏日杂兴七首》其二中亦有描绘：
爱此南园僻有余，依稀景物似郊居。
风轩自舞苍筤竹，莲沼双游赤鲤鱼。
酿酒剩收元亮秫，换鹅时写右军书。
人生纵意惟疏懒，莫遣门多长者车。（卷四）
从诗中描述可见，刘基对自己的新居还是比较满意的。
王氏家中还有一人，叫王文明，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与刘基最是要好。
王文明，名麟，字文明。其人“生而敏慧，年七岁，诵诗书能晓其义”，稍长，即从姨夫学画而工画，跟父亲友人学诗而能诗，“由是，声誉闻吴越间，吴越之士大夫能文章者，无不乐与之往来。” （卷九《王文明墓志铭》）。刘基在《王文明墓志铭》中回忆道：“基自台来越，寓其家南楼，居数月，麟为诗益大进。基每叹而异之，谓王氏有佳子弟，必当复振矣。”从这一表述来看，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师生的关系。在刘基文集中，尚存《次韵和王文明雨中杂兴四首》、《次韵和王文明绝句漫兴十八首》、《三月八日携徐成中、杨澄源、李子庚、吴溥泉、董朝宗、黄中立、程邦民、汤仲谋、王文明游南镇得禽字》等与王文明的唱和诗作。至正十四年（1354）八月，王文明英年病逝，刘基为其作圹志[1]和墓志铭，可见交情之深。
再次，刘基被“羁管”于绍兴，到底有无人身自由呢？
按一般的理解，所谓“羁管”，自然在人身自由上要受到许多的限制，但从史料来看，朝廷对其看管则并非那么严紧，至少在绍兴路以及所辖之县的范围内，刘基还是可以自由出入的。黄伯生《行状》云：“公在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时与好事者游云门诸山，皆有记。”《（道光）会稽县志稿•寓贤》亦谓刘基“居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凡新、剡、萧、稽诸名胜，游赏殆遍，而盘桓云门诸山最久，俱有记。”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刘基还到过杭州，《北岭将军庙碑》一文就是刘基自杭州回绍兴途经萧山之时，应萧山县主簿赵某之请而作的[2]，可见虽为“羁管”，事实上还是比较自由的。
其实，刘基的交游范围也没受到多大的限制，地方官吏、文人墨客、和尚道士，什么都有。地方官吏有绍兴府达鲁花赤九十子阳公、余姚州判官程邦民、前绍兴路总管宋文瓒等；文人墨客有著名画家诗人王冕、本邑文人黄中立等；至于和尚道士则不计其数（然多为名不见经传者），所以，窃以为刘基自谓“避地绍兴”，较为切合实际情况。
又次，刘基避地绍兴期间，是否在萧山寓居过一段时间？
明人毛奇龄《西河集》卷七四《吕训导传》谓“基以青田寇起，奉其母避萧山包与善家”，时绍兴新昌友人吕不用“与之游”。毛氏可谓言之凿凿，并于其所撰《萧山县志勘误》中认为刘基是“本邑流寓中最生色者”。[1]
又《（嘉靖）萧山县志》卷五“流寓”称刘基此间曾避地萧山，“馆榖于邑儒戴宗鲁、任长者家，遗翰尚存，凡邑中山川境物及名人文士家，题咏甚多。”康熙旧志于卷一五“流寓”中说得更为具体，谓当年刘基是“馆于邑人戴宗鲁、任荣家，遗翰尚存，凡邑中山川景物及名流墨客，题咏赠答甚多。”既然将其编入“流寓”，则自然认定刘基曾寓居于此。
《（乾隆）萧山县志》则持不同观点，认为萧山旧志乃“欲借一代元勋编入流寓，以为光宠，遂混称（刘基）避乱居萧山。”其理由是：首先，旧志称刘基避地萧山，曾设馆授徒，那么他到底是假馆于戴宗鲁家还是任荣家？或戴或任，已无常所，不甚可信；其次，若谓刘基于萧山之题咏甚多，即认定其曾寓居于此，则显证据不足。若翰墨题咏亦可作为“流寓”之佐证，“则西湖一区，流寓不啻数百矣！”并认为“毛西河刊（勘）误，亦未能免俗”。[2]
笔者以为，刘基于萧山包与善家暂住一段时间是有可能的，但在此期间于萧山设馆授徒的可能性不大。
刘基避地绍兴期间到过萧山是无庸置疑的，其诗作有《发绍兴至萧山》、《萧山山行》、《萧山任氏山堂》，《为贾性之题山水图》、《为贾性之赋松石》、《宿贾性之市隐》等，散文有《怡怡山堂记》、《棣萼轩记》、《贾性之市隐斋记》、《北岭将军碑》等；萧山人士任元、包与善、贾性之等也确实是刘基的知交好友，尤其是任氏这个家族，在当时萧山至少是个大户。其中，任元礼看来是个读书之人，高启、高明、王袆、苏伯衡等江南名士，与之皆有交往[3]，因此，刘基与任氏家族交往也就不足为奇了。
包与善，刘基在《棣萼轩记》中称他为“故人”，可见交往已有时日。至正十四年（1354）春二月，刘基“以事至萧山，过故人包与善，留舍于其棣萼之轩”，次日，即回归绍兴。《棣萼轩记》是回归绍兴之后不久，应包氏书约而作的，可见刘基避地绍兴期间，萧山是他常来常往之处。
2、结交王冕
前面说了，刘基避地绍兴期间的交游范围并没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其主要的交往面不是在位的朝廷命官，而是普通的知识阶层以及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僧人、道士。
刘基在绍兴期间所交的朋友当中，最值一提的是著名画家、诗人王冕。王冕，字元（原）章，号煮石山农，绍兴诸暨人。出身农家，幼时放牧，常潜入村塾听人诵书，听后默记。后离家依僧寺，夜间引长明灯自学，通宵达旦。曾试进士举而不第，遂绝意仕进。为人狂放不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其“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读古兵法，着高檐帽，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击木剑，或骑黄牛，持《汉书》以读，人咸以为狂”。他工画，尤其擅长画梅；其诗歌多伤时愤世、蔑视功名之作，诗风趋于朴直豪放。
刘基说：“余在杭时，闻会暨王原章善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恨不能识也。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辟地之会稽，始得尽观原章所为诗。”（卷七《王原章诗集序》）说明刘基与王冕神交已久，但真正结识则始于至正十四年（1354）。
客观地说，他们两人的心志并不相同，王冕早年即绝意仕进，而刘基则功名事业进取心极强。可在特定时期，即刘基在仕途上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彼此间在隐逸闲适上找到了思想的契合点，而且两人的政见也颇为相似，譬如说王冕对于天下局势的预见分析以及对方国珍、张士诚等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元廷所持态度皆与刘基大致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彼此间的兴趣爱好非常相似。王冕擅长画梅，宋濂称其画技之高超，不减宋朝的杨补之。而刘基亦会丹青，明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卷二中就说他有《蜀川图》传世，姜二酉《无声诗史》也有类似记载。[1]当然，刘基的画技可能不甚精湛，大致属于无师自通，自学成材一类，这从有关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但不管怎么说，刘基是一个既懂画又能作画的文人，在这一点上，他与王冕的情趣是十分相投的。
刘基与王冕情趣相投的另一方面，自然是两人都喜爱作诗，而且彼此之文学观念、诗歌风格都颇为接近。在元末的东南诗坛上，王冕的老乡杨维桢是盟主，“铁崖体”风靡一时，而刘基、王冕的诗风却趋于朴直豪放。刘基于至正十四年（1354）或十五年（1355）的冬季曾作七言古诗《雪晴偶兴因以成篇》，王冕有唱和之作《雪中次韵答刘提举》[2]，两首诗的风格很接近，都以豪放见长。
一方面是王冕视刘基为同道知己，另一方面可能是王冕认为刘基最能理解他的创作风格，所以，当诗集付梓之时，他请刘基作序，刘基亦欣然允诺，作《王原章诗集序》，序称王冕所为诗“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卷七），评价可谓高矣。在这篇诗序中，刘基对“诗贵自适”的论调予以猛烈的抨击，认为作诗就是要“好为论刺”，“使为诗者俱为清虚浮靡，以吟莺花，咏月露，而无关于世事，王者当何所取以观之哉！” 当时有人质疑：“圣人恶居下而讪上者。今王子（指王冕）在下位，而挟其诗以弄是非之权，不几于讪乎？”刘基辩驳道：
吁！是何言哉！《诗》三百篇，惟《颂》为宗庙乐章，故有美而无刺。二《雅》为公卿大夫之言，而《国风》多出于草茅闾巷贱夫怨女之口，咸采录而不遗也。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使其有讪上之嫌，仲尼不当存之以为训。后世之论去取，乃不以圣人为轨范，而自私以为好恶，难可与言诗矣。（卷七）
可见刘基对王冕那些感时愤世的诗作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刘基离开绍兴之后，王冕还有可能去处州青田看望过刘基，今见王冕文集当中录有五律《题青田山房》一首：
青田刘处士，潇洒好山房。夜月移花磴，春云动石床。
书声通远谷，琴响应清商。我欲相依住，临流筑草堂。[1]
“青田山房”当为刘基之书斋名，诗极有可能作于至正十八年（1358）刘基弃官回归故里之时。
3、诗文自娱
因建言捕斩方国珍被革职，避地绍兴，这是刘基仕元期间在政治上所遭受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作为政治家的刘基，他是痛苦的；但作为文学家的刘基来说，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纵观刘基一生，避地绍兴的两年无疑使其文学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文学创作的质与量，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从而奠定了他在元季文坛的文学地位。从刘基文集的有关记载来看，刘基在绍兴的两年时间里，参加过多次颇具规模的文人雅会，如至正十四年（1354）春在祝茂卿家举行的“牡丹会”，同年三月八日徐成中等一行10人的“南镇之游”，四月丁巳与黄本家等举行的“竹林宴集”[2]，四月二十二日的“郊外游”，五月三日的“王氏南楼聚会”；至正十五年（1355）春，与天台朱右、东平李子庚、会稽富好礼、开元寺僧玄中等携手同游云门诸山，等等，每次雅会，于觥筹交错之余，都免不了吟诗作赋，所以就有大量的诗文问世。
所要说明的是，刘基以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这一表述体现了儒家生命价值取向的三个不同层次。我们不可否认，在上古有以“朝闻道，夕死可矣”[2]这种纯以“立德”为生命价值追求作为终极目标的先哲前贤，但到后来，则无疑成了修身养性的代名词，即是说，立德是立功、立言的基础或前提；而于立功、立言两者之间比较而言，显然立功更为重要，后世儒士大都将其作为生命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立言乃“余事”而已，甚或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孟子是如此，杜甫、李白是如此，刘基也不例外。即便是在政治上遭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情况之下，仍不忘怀于功名事业。这可从《题王右军兰亭帖》中看出：
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后世，悲夫！（卷七）
与其说是悲王羲之的不用于世，倒不如说是感叹自身政治前途之迷茫！
正因为如此，刘基避地绍兴期间诗文创作的一大主题，就是感叹自身之不遇，从中可见其对生命追求的曲折经历。
如前所述，刘基在如何处置方国珍的问题上，因与朝廷意见相左，而被革职为民。从表面上看，他到绍兴之后，终日放浪于山水之间，心态调整得相当不错，其实则不然。纵观其诗文创作，其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矛盾的。大型组诗《杂诗四十一首》是作于避地绍兴之时，其二十八首云：
冲霄难为羽，泛海难为舟。缚羊驾戎辂，猛志空悠悠。
农时失耕耨，何以望有秋？决藩盗菽粟，鹰隼不如鸠。
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岁莫独彷徨，凛凛怀百忧。（卷二）
此诗不仅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诗人内心无可名状的激愤，同时也看到了因生命价值难以体现的苦闷和彷徨。孔子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3]当时刘基已年过“不惑”，回首平生却一事无成，“农时失耕耨，何以望有秋？”“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一种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便隐然而生。诗人自问：“月圆正好缺复催，人生见月能几回？” （卷一《明月子》）面对镜中霜鬓，甚而突发奇想：“谁能走报西王母，乞与还丹驻黑头？”（卷四《夏日杂兴七首》其四）这种不切实际的企盼正说明刘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
无庸讳言，刘基被革职之后，曾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追求方式产生过怀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道家超现实的生命观念，以期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在《薤露歌》中写道：
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谁能将两手，挽彼东逝波？
古来英雄士，俱已归山阿。有酒且尽饮，听我薤露歌。（卷二）
《薤露》为古乐府“相和曲”名，相传原是齐国东部的歌谣，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的挽歌。其意为生命短促，有如薤叶上的露水，瞬间即逝。刘基以这古老的挽歌形式，抒发“人生几何，譬如朝露”的生命感悟，确实给人以悲凉之感，然于音韵悲凉的“彭、殇同尽之语”[1]当中，仍能见出英雄失意的激昂慷慨之情。
有时诗人甚至倾慕起陶渊明式反朴归真的田园生活：
弱水不可以航，石林不可以车。人生贵守分，墙上难为趋。
茫茫八极内，狭径交通衢。纷纷皆辙迹，扰扰论锱铢。
焦原诧齐踵，龙颔夸探珠。片言取卿相，杯酒兴剪屠。
机事一朝露，妻子化为鱼。林间有一士，蓬蒿翳穷庐。
种稻十数亩，种桑八九株。有酒且饮之，无事即安居。
孰知五鼎食？聊保百年躯。悠悠身后事，汲汲复何如！
（卷一《墙上难为趋行》）
这种反朴归真的思想在《遣兴六首》其二当中也有反映：
积雨兼数旬，天气凉有余。青苔交户庭，始觉人迹疏。
地主多闲园，可以种我蔬。儿童四五人，蔓草相与锄。
既倦则归休，卧阅床上书。无事且为乐，何者为名誉！（卷三）
从诗中的描述来看，刘基似乎很满足于眼前的田园生活，但这仅仅是临时的“改心换志”。纵观刘基与方外高僧、亲朋好友的诗赋往来，又何曾见其内心有过片刻的安宁？“退食耻尸素，进思愧庸驽”，（卷三《立夏日有感》） “避世惭商绮，匡时愧鲁连”，（卷四《不寐》） “诸公俱凤麟，愧我独樗栎”，（卷三《五月三日会王氏南楼得激字》）从上引诗句矛盾心曲的流露中，仍可见其用世之志。“不与铅刀争利钝，何妨玉匣且深藏？”（卷五《次韵和石末公见寄五绝》其四）这两句诗虽然写于回归处州之后，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刘基避地绍兴之时的思想。《题陆放翁晚兴诗后》云：
雄剑閟宝匣，中夜蛟龙吼。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
松柟在深谷，枝叶拂星斗。虽无般匠顾，势自凌培塿。
昂昂商山翁，矫矫渭滨叟。林泉不遐遗[遣]，轩冕亦固有。
奈何刘伶辈，贱身若刍狗。徒生天地间，辜负发与手。
三复咏斯章，千载吾尚友。（卷三）
可见诗人苦苦思索之后，最终鄙弃的还是“刘伶辈”消极避世的生命价值取向。剑在匣、蛟在渊、皆待时而出也。“松柏冒雪霜，秀色终不改。”（ 《杂诗四十一首》其九，卷二）这正是诗人百折不挠，志存高远的品格象征。概言之，奋发向上，务实进取是刘基避地绍兴期间生命咏叹的主旋律。
忧国忧民是刘基平生诗文创作的重大主题，也是避地绍兴之时的创作主题之一。
萧涤非先生如是云：“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1]这话套用于刘基身上同样合适。刘基避地绍兴期间，虽然内心痛苦不已，但他并未因此而忘怀世事，反而愈加密切地注视着全国局势的变化发展，并以诗文表达自己的政见，如《感怀三十一首》、《咏史二十一首》、《杂诗四十一首》等大型组诗都作于此间，从中可见其对国家的备极关怀。如七言律诗《忧怀》：
群盗纵横半九州，干戈满目几时休？
官曹各有营生计，将帅何曾为国谋。
猛虎封狼安荐食，农夫田父困诛求。
抑强扶弱须天讨，可怪无人借箸筹。（卷五）
诗名“忧怀”，那么他为何而忧？他忧的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自身处境如此艰难的境况之下，尚以社稷苍生为念，实在是难能可贵。即使与方外僧士的诗赋往来，他也念念不忘国家安危。如《次韵和谦上人秋兴七首》，可以说是句句思国，字字言忧，皆为见情见志之作，其第一首云：
一自中原万马奔，江淮今有几州存？
龙韬豹略痴儿戏，秾李夭桃猛士门。
废垒秋风销战骨，荒郊夜雨泣冤魂。
江湖愁绝无家客，伫立看天泪眼昏。（卷四）
从诗中看到的是诗人这位“无家”之客，泪眼看“天”的悲愁激愤，看到的是空有龙韬豹略而无人赏识的英雄无奈，看到的是布衣忧国的一片赤诚之心！
至正十四年（1354）十一月，元丞相脱脱大败张士诚于高邮，时刘基仍避地于绍兴，闻此则一时忘却自身的不幸遭遇，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怀欣然命笔，作《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
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
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掳掠非。
尧帝封疆元荡荡，世皇功业甚巍巍。
忠臣义士同休戚，纵欲寻安总祸机。（卷一0）
诗人在精神遭受极大打击，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之下，见说“高邮纳款”而欣喜若狂，这自然使我们想起诗人杜甫当安史之乱之际“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欣喜情景，所不同的是刘基当时的处境比杜甫更为艰难，其精神上所受创伤也是当年杜甫所无法比拟的。诗人似乎从高邮大捷看到了元廷起死回生的一线希望，而亟盼淮甸早日全归。可遗憾的是元廷并未因此而扭转局势，张士诚的地盘在此之后数年中是愈来愈广，各地的反抗运动有如烈火烹油，而遍及中国。
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张士诚“陷平江（今江苏苏州），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1]张士诚改平江为隆平府，并且将都城由高邮迁至此地。此时刘基已从绍兴至杭，复任江浙行省都事。消息传至，刘基作《感叹》以寄忧思：
闻说苏州破，仓皇问故人。死生俱可悼，吾道一何屯。
北去应无路，南藩自此贫。凄凉转蓬客，泪尽浙江滨。（卷五）
闻高邮复则欣喜无比，闻苏州破则泪尽江滨，这一喜一悲就很可以看出刘基以社稷为念的志士情怀。刘基作诗主要师承杜甫、韩愈，上述诗作即基本上继承了杜甫的写实诗风。
史载刘基“放浪于山水之间”，游遍绍兴的名山大川、风景名胜，每到一处，都免不了吟诗作赋，所以就有大量的模山范水之作问世。这又是刘基居绍期间诗文创作的另一主题，而最令人称道的是至正十五年（1355）春游云门诸山所作的山水游记。
今观刘基文集，录有《游云门记》、《出越城至平水记》、《活水源记》、《自灵峰适深居过普济寺清远楼记》、《发普济过明觉寺至深居记》、《松风阁记》（前、后）、《横碧楼记》、《绍兴崇福寺记》，屈指一数，恰为“八记”，是与柳宗元“永州八记”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这“八记”之开篇 ——《游云门记》却有如下一段文字：
昔唐柳先生谪居岭外，日与宾客为山水之游。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记。夫岭外黄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犹必表而出之，而况于云门、若耶以山水名于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发扬之也。（卷八）
就此看来，倒真还有那么一点意思在内。其实，有意也罢，无意也罢，重要的是这“八记”确乎为绍兴的山水名胜增添了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其游记写作也确从柳宗元那里获益匪浅。
纵观刘基的山水游记，大致有如下特点：
一是历历点次，笔法自老。其多数作品重在记“游”，富有动感，景随人移，情由景生。举凡途中所见，心有所感，即摄入笔端，形诸文字，貌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极见功力。如《出越城至平水记》，其行文不生一波澜，不下一评语，目之所触，即为文章；序次井然，间架分明，记地理方位，毫发不爽；每状一物，每摹一景，皆道明出处，山水之佳妙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寥寥数百字的游记，宛如一幅导游图，通览一过，即了然于心。钟惺谓此文“如续《小石城山记》，秦皇酒壅、故宋废陵……令人神往。”]1[《小石城山记》为“永州八记”之一，可见其对柳宗元山水游记之笔法有所承绪。
二是虚实相生，用笔腾挪。刘基那些工笔细描的作品总是正锋、侧笔并用，调动各种描写手法，抓住景物的主要特征尽可能写深写透，而最值称道的是作者虚实相生的侧笔运用。如《活水源记》，此记叙写的是灵峰之上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流，僻处深山而罕有人顾，作者却喜其清幽而形诸笔端。与一般山水游记不同的是，此记不叙景区的旖旎风光，而是突出一个“活”字，着力表现活水源的勃勃生机。而写水源之活不从正面落笔，更多的是以朴素自然、细腻生动的笔触去刻画“活水源”中的各种小动物的生态，从而使这一带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小生命写“活”了，活水源之勃勃生机也就跃然纸上了，此乃“不写之写”，无怪乎清人张汝瑚对此欣赏备至，他说：“记活水源，却不极力写活水源，但就一二草树虫鸟不紧要处，写得活泼泼地，而水源之活，不减颊上三毛矣。如此用笔，真是绝世奇神。”[2]
三是叙议结合，寄托遥深。韩、柳、欧、苏散文往往采用叙议结合的手法使文章意旨得以升华，王安石更是运用得得心应手，如《游褒禅山记》即为典范之作。刘基的山水游记也常用这种手法。如《松风阁》前、后记，其前记开篇即从议论切入，几经辗转腾挪而及“松风”，再腾展想象的翅膀，对松风作穷形尽相的描绘，至篇末又以议论作结，谓“观于松可以适吾目，听于松可以适吾耳。偃蹇而优游，逍遥而相羊，无外物以汩其心，可以喜乐，可以永日”（卷八），流露出作者仕途受挫之后消极的心绪。而挺立于阁后最高峰的千年古松，又使人联想起作者不愿抑心屈志的超凡拔俗的伟岸人格。松风相会形象如此优美，使作者耳聪目明，然而他到底由此感悟到了什么呢？是风云际会？是君臣际会？看来作者是不甘就此而沉沦的。
还是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革职后避地绍兴的整整两年时间，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文学家刘基了！也应了一句古话，叫有得必有失，反之亦然。
4、感时述事
以诗议政，是刘基诗歌最值关注的一类。刘基在绍兴期间作有五言古体组诗《感时述事十首》[1]，这是刘基以诗议政的典型之作。
以诗议政，始自唐代的杜甫和白居易。至宋，此类诗作更俯拾皆是。诗人往往针对某一政治事件有感而发，堪称地道的议政诗。如王安石以诗称颂变法，苏轼以诗讥刺新政，这都是北宋诗歌以诗议政的突出表现。至南宋，以诗议政之风不减，我们在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诗集中都经常可以看到议政诗，可见以诗议政已成了宋诗的一大特点。
此类诗作到了元季刘基手中，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从表现手法来看，这是以文为诗的突出表现。刘基诗宗杜、韩，在以诗议政这一点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刘基何以对这一表现手法情有独钟？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其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所使然。笔者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刘基之诗是政治家言志之诗，这与王安石以诗称颂变法，苏轼以诗讥刺新政是同样道理。
《感时述事十首》的议论范围囊括元季至正年间诸如吏治、军政、农政、钞法、盐法等种种弊端，而这一切又都是围绕着当时群起为“盗”、天下大乱的艰危局势逐一加以揭示和批判的。
刘基认为导致天下大乱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执政者不实行“以德养民”的为政之道。“保民而王”是儒家治国统民的思想核心。大凡古往今来有建树的明君、贤臣无不将“保民”作为稳固江山社稷的基本国策，刘基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仁人志士，自然是深谙此道的。他在早年的科举习作当中即已提出“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2]，在《拟连珠六十八首》其十五中又云“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卷六），可见民本思想已在刘基头脑中深深扎根。在《感时述事十首》当中，刘基再次强调“惟民食为命，王政之所先”（其九，卷三），在他看来，“民饥”是“盗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早年所作的《北上感怀》、《过东昌有感》诸诗中都一再论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基认为元朝政治的全面腐败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综合刘基的观点大致有三：
一曰吏治腐败，搜刮太甚。《感时述事十首》其五一针见血地说：“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何为昧自反，一体含怒瞋。斩艾若草芥，掳掠无涯津。况乃多横敛，殃祸动辄臻。人情各畏死，谁能坐捐身？所以生念虑，啸聚依荆榛。”（卷三）《感时述事十首》其二更是单刀直入：“此辈欲何求？脧剥图身肥。……盗贼乘间发，咎实由官司！”（卷三）概言之，即官逼民反。正因为此，刘基于《鸣雁行》、《感怀三十一首》其五等诗作中对蒙元京官掊克敛财之贪婪行径都予以无情地嘲讽。
二曰交钞贬值，遂致物价腾贵，民不聊生。《感时述事十首》其八云：
八政首食货，钱币通有无。国朝币用楮，流行比金珠。
至今垂百年，转布弥寰区。此物岂足贵，实由威令敷。
庙堂喜新政，躁议违老夫。悠悠祖宗训，变之在朝晡。
瞿然骇群目，疑怪仍揶揄。至宝惟艰得，韫椟斯藏诸。
假令多若土，贱弃复谁沽？钱币相比较，好丑天然殊。
譬彼絺与绤，长短价相如。互市从所取，孰肯要其粗？
此理实易解，无用论智愚。矧兹四海内，五载横戈殳。（卷三）
元至正十年（1350）朝廷发行的纸币，史谓“至正交钞”。因当时军费开支庞大，发钞过滥而导致货币严重贬值，物价飞涨；再者，至正交钞“楮币  恶，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1]，如同废纸。刘基在上述诗中，正是针对这一弊端有感而发，并认为是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曰法度过细，适得其反。刘基特别指出盐禁太甚是导致盐民Ｚ反的重要原因，他在《感时述事十首》其九中说：
海鹾实天物，厥利何可专？贪臣务聚财，张罗密于毡。
厉禁及鱼虾，卤水不得煎。……
官征势既迫，私贩理则然。遂令无赖儿，睚眦操戈鋋。
出没山谷里，陆梁江海边。横行荷纂笼，方驾列船舷。
拒捕斥后懦，争强夸直前。盗贼由此起，狼藉成蔓延。（卷三）
刘基的这番议论是很有针对性的。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起义，其实就是盐丁暴动，张氏本人亦为盐丁出身。方国珍Ｚ反的起因虽与张士诚不甚相同，但他亦世以贩盐、海运为业，跟随者亦多为渔民、盐民。刘基对起事之首恶者力主Ｚ压，但对百姓落草为“寇”的原因是判断得非常准确的。
那么，何以农民起义能由星星之火骤成燎原之势？何以面对“草寇”之骚扰，官军节节败退，城池频频告陷以致最终局势失控？对于这一问题，刘基在《感时述事十首》中也作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是姑息养奸，策略不当。《感时述事十首》其七云：
虞刑论小故，夏誓殄渠魁。好生虽大德，纵恶非圣裁。
官吏逞贪婪，树怨结祸胎。法当究其源，剪锄去根荄。
蒙茏曲全宥，驾患于后来。滥觞不堙塞，滔天谷陵颓。
总戎用高官，沐猴戴毌   。玉帐饫酒肉，士卒食菜苔。
未战已离心，望风遂崩摧。招安乃倡议，和者声如雷。
天高豹关远，日月照不该。俱曰贼有神，讨之则蒙灾。
大臣恐及己，相视若衔枚。阿谀就姑息，华绂被死灰。
奸穴[宄]争效尤，无风自扬埃。啸聚逞强力，谓是爵禄媒。（卷三）
我们知道，刘基建议捕斩方国珍，省院台驳刘基所议，即以“伤朝廷好生之仁”为借口。刘基在诗中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好生虽大德，纵恶非圣裁！”这根本不是“好生”，而是“纵恶”，是姑息养奸！“牧羊必除狼，种谷当去草”（《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其四，卷三），这是刘基的一贯主张。他认为，对方国珍的无原则宽容、忍让，将后患无穷。《感时述事十首》其十云：
方今贡赋区，两际日月竁。胡为倚东吴，转饷给丰膳。
径危冒不测，势与蛟龙战。遂令鲸与鲵，掉尾乘利便。
扼肮要国宠，金紫被下贱。忠良怒切齿，奸宄竞攀援。
包羞屈政典，尾大不可转。圣人别九州，田赋扬为殿。
中原一何  ，所务非所先。豳风重稼穑，王业丘山奠。
夫征厉末习，孰敢事游燕！哀哉罔稽古，生齿徒蕃羡。
一耕而十食，何以奉征缮！长歌寄愁思，涕泪如流霰。（卷三）
诗中提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南粮北运导致了贫极江南、富极塞北的两极分化；而贡赋由海运北至大都，便不可避免地要与方国珍短兵相接；海盗善水战，官军败绩又在情理之中；朝廷要员因受方国珍的贿赂，一味袒护使他官爵一升再升，又导致忠良切齿，奸宄仿效而尾大不掉，局面难以收拾，如此等等。
二是将帅世袭，士兵乌合。强大的军事机器原本是维系元王朝统治的坚强柱石，由于种种军政弊端而导致军队战斗力锐减，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元王朝的将官可以世袭，这是导致军队瘫痪的根本原因。对此刘基在《感时述事十首》其三中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将官用世袭，生长值时雍。岂惟昧韬略，且不习击
悍卒等骄子，有令亦无从。跳踉恣豪横，鼓气陵愚蠢。
所以丧纪律，安能当贼锋？（卷三）
刘基认为这些世袭军官平日养尊处优，谋略、武功俱无，在军队中根本无威信可言，故下级、士兵皆可有令而不从，一支纪律涣散的部队岂有打胜仗之理？
导致元王朝军队瘫痪的另一原因是：因升平日久，军队没有足够的兵力储备，一旦有警，则“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1]。《感时述事十首》其四云：
豢狗不噬御，星驰募民兵。民兵尽乌合，何以壮干城？
百姓虽云庶，教养素无行。譬彼原上草，自死还自生。
安知徇大义，捐命为父兄！利财求应召，早怀逃窜情。
出门即剽掠，所过沸如羹。（卷三）
至正“乱”起，朝廷以苗军应战，许多有识之士都表示反对。如至正十二年（1352）十月前后，元帅阿尔斯兰率广西苗军5万沿江下抵庐州，余阙即移文表示反对，谓“苗蛮不当使窥中国”[2]。在这一问题上，刘基亦持异议，《感时述事十首》之六云：
五溪旧三苗，蛇蚓相杂处。其人近禽兽，巢穴依险阻。
起居任情欲，斗狠竞爪距。况能识君臣，且不顾子父。
所以称为凶，分北劳舜禹。先朝慎羁縻，罔俾来中土。
胡为倏而至，驰骤如风雨？见贼但趑趄，逢民则俘掳。
腰缠皆金银，衣被俱绣组。所过恶少年，改服投其伍。
农家劫掠尽，何人种禾黍？盗贼有根源，厥咎由官府。（卷三）
不必讳言，刘基对少数民族存有偏见，但当时江浙行省丞相达实特穆尔重用苗军，而“苗军素无纪律，肆为抄掠，所过荡然无遗”[3]，这是事实。
三是刑赏不公，锐挫怨萌。这也是导致官军战斗力锐减的原因之一。刘基在《感时述事十首》其四作如下议论：
总戎无节制，颠倒迷章程。威权付便嬖，赏罚昧公平。
饥寒莫与恤，锐挫怨乃萌。见贼不须多，奔溃土瓦倾。
旌旗委曲野。鸟雀噪空营。将军与左右，相顾目但瞠。
此事已习惯，智巧莫能争。（卷三）
在刘基诗作当中，我们未见有关的典型事例实录，而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的一条记载恰可印证此点：
及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又获功之官，于法非得风宪体覆牒文。不辄命官，宪使招权，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故有功无钱者，往往事从中辍，皆抱怨望。其后盗塞寰区，空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给，人已不荣之矣。向使用于初乱之时，岂复有寇如此昌炽？何其始之啬而终之滥耶！且功则不与，贼则与之，刑罚倒施，何其谬哉！
由于刑赏不公而使军心涣散，也由于刑赏不公而使百姓倒戈，这无疑是元军节节败退的原因之一。
刘基在这组诗歌当中是以拯世济民为己任，以“良医”自居，而将元廷作为一个病入膏肓的重病号对待，寻其症结，找其病根，然后对症下药，目的还在于要补千疮百孔的元廷之“天”。
[1] (明)宋濂《文宪集》卷三《叶治中历官记》一文中作“吴德祥”，疑“成七”为吴德祥的小名。
[1] 《赠医学录江仲谦序》：“甲午之岁（至正十四年），余携家来绍兴。”见《诚意伯文集》卷七。
[2] 参见《书绍兴府达噜噶齐九十子阳德政诗后》，《诚意伯文集》卷七。
[1] 《王文明圹志》，刘基文集所有版本皆不录，惟见于(明)朱存理所编《珊瑚木难》卷五，朱存理称是文转录于《陶南村杂抄》中，刘基《王文明墓志铭》云：“括苍刘基既志其圹，复铭其墓”，故此可信是文为刘基所作。
[2] 《北岭将军庙碑》：“十有五年春，庙成。”又云：“时三月壬寅，予自杭还越，过萧山而庙适成，故赵君请予记。”《诚意伯文集》卷九。
[1] (明)毛奇龄：《萧山县志勘误》三卷，萧山县图书馆藏本。
[2] (清)乾隆《萧山县志》卷二七“流寓”。
[3] 参见(明)嘉靖《萧山县志》卷五“流寓”。
[1] 详见本书最后一章。
[2] 见 (明)王冕：《竹斋集》，卷下。
[1] (元)王冕：《竹斋集》卷中。
[2] 刘基《竹林宴集诗序》：“基既从左丞公之越，而辞戎事，始得与越士大夫游。乃四月丁巳，与嘉兴王纶、赵郡吴溥、会暨王俨、华亭唐虞民，会于黄本之舍。主人出酒肴劳客，乐甚，徙席于竹林之下。……”是文刘基文集诸版本皆不载，今引自(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
[1]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 《论语•里仁》。
[3] 《论语•卫灵公》。
[1] (明)李于鳞、陈卧子：《明诗选》卷一0《薤露歌》，蒋仲舒评语。
[1] 萧涤非：《诗人杜甫》，见《杜甫诗选》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1]《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
]1[ (明)钟惺辑评本：《刘文成公全集》，《出越城至平水记》点评。
[2] (清)张汝瑚辑评本：《刘文成先生集》，《活水源记》总批。
[1] 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将《感时述事十首》系年于至正十八年，误。这一组诗的第九首有“自从甲兵兴，奄忽五六年”之句，而甲兵兴起之年为至正八年，由此顺推“五六年”，即为至正十五年前后。
[2] 《春秋明经•筑郿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新延厩》，《诚意伯文集》卷一三。
[1] (明)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
[1]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三九。
[2] 《元史纪事本末》卷四。
[3] 《元史纪事本末》卷四。
八、处州平“寇” 未获重用
1、回归处州
刘基避地绍兴期间，元王朝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度过。
如前所述，丞相脱脱于至正十四年（1354）十一月领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十二月，眼看高邮旦夕可破，朝廷一纸诏书罢免脱脱的相位，安置淮安路，继之又诏令西行。次年十二月，被左丞相哈麻（亦称哈玛尔）矫诏遣使鸩之，死年42岁。
脱脱罢相之后，元朝局势更江河日下。
元顺帝不理朝政，淫逸无度。哈麻曾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曰“大喜乐法”；哈麻妹夫图噜特穆尔又荐西番僧，以“秘密法”媚帝，帝又习为之。其实，大喜乐法、秘密法，都是房中术。西天僧、西番僧因“功”分别赐高官“司徒”和“太元国师”。元顺帝之荒淫于此可见一斑。其精力无处宣泄，则以自.制龙船、宫漏为乐。《元史》卷四三顺帝本纪载：
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塔斯布哈监工。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
又自.制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柜，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辄神人自能按更而击，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柜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
因元顺帝有这等“本事”，故时人戏称之为“鲁般天子”。让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天子”去代“天”牧民，其能否有所作为就可想而知了。
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刘福通等迎立韩林儿为皇帝，称“小明王”，建都亳州（今安徽亳县），国号宋，改元龙凤，北方各路红巾军开始用此年号。
二月，滁州郭子兴卒。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六月，朱元璋下采石，取太平，改太平路为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九月，郭天叙、张天佑攻打集庆时牺牲。至此，郭子兴部尽归朱元璋统领。
就在这样一种时势背景之下，刘基于至正十六年（1356）春三月，奉行省之命，从杭州回归处州，使“自募义兵”，“招安山寇吴成七等”[1]。
处州群山连绵，龙泉、庆元二县与闽北山水相连，是浙江西南部的天然屏障，有着相当重要的军事地位。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即由闽北入浙，攻掠处州路的龙泉县，处州、婺州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行省急令石抹宜孙至处州，领征讨事。宜孙至龙泉，招募乡兵戍守县治，终于将红巾军从龙泉、庆元击退，并乘胜追击，克复建宁路之松溪、政和二县。
到至正十三年（1353），受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元形势的影响，当时的浙南山区，小股农民起义也如星星之火，遍布各地，对朝廷一方来说，局势一度失控。
据《方国珍寇温始末》记载，当时就有“山海奸民连结，负贩私盐者，多与方寇出入。闽（福建）括（处州）寇李师、吴第五、吴成七、张希伯、郑长脚、翁金瑞等，各据地为乱，以闽、括、温三处界地为巢穴”。其中的吴成七又为上述农民武装影响之最大者。
吴成七，瑞安黄坦（今属浙江文成）人，幼居吴庄（今属文成金炉乡），后入赘新凉堂毛家（今文成县黄坦黄垟茶堂），从事农耕，兼贩私盐，。曾拜水云寺和尚习武，十八般兵器，件件精娴。为人刚勇仗义，在民间颇有威望。至正十三年（1353）春，他在瑞安五十四都埠头售贩私盐，因当地盐霸横行，一怒之下，将其拳毙，被诬为谋反。吴成七无奈之下，落草为“寇”，逃回黄坦，即请民间武师宋茂四、落第穷儒支云龙、善研兵法的周一公等相约揭竿反元，受压百姓纷纷响应，其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大本营就设在黄垟毛弯。
元至正十四年（1354），吴成七被众推为首领，遂自号“吴王”。随着起义军人数的发展，有嫌毛弯地窄，迁营黄坦龚宅，再辟金山指挥烽火寨（今吴成七寨），建吴王府于龚宅石鼓楼。同年秋，起义军已具备相当军力，于是主动出击青田县城。元行省震恐，忙命总管官王某带兵剿伐，但到达南田后，惧怕得不敢再前进一步。南田张坳豪富徐伯龙，诣军门请以身先官兵，王某授给松阳县尉牒，由徐伯龙自带“义勇”，在张坳外路拒挡起义军前进，发生激战，“义勇”溃败，徐伯龙毙命。吴成七乘胜进兵，青田地主武装首领季珍带“义勇”阻击于船寮（今青田船寮镇），激战整日，起义军大获全胜，攻下县衙。
次年，吴成七拜周一公为军师、宋茂四为大将、支云龙为王府谋臣，开科取士，选拔文官武将，分派头领驻兵各寨。并封朱君达、李夹等数十名战将，以黄坦为中心四向出击，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处（州）、温（州）、婺（金华）及闽建一带，形成首尾连络百余寨，致使官兵不敢深入。元统治集团在惶恐中，数次派官招安，均遭吴成七拒绝，令行省头痛不已。
正如《元史》在石抹宜孙本传当中所云：时处州“山谷联络，盗贼凭据险阻，辄窃发不易平治”，这就是当时处州的局势。
行省再次起用刘基，恢复其行省都事之职，命其回处州协助石抹宜孙“平定山寇”，这首先是考虑到刘基是处州本地人，他熟悉当地的情况，而吴成七起义的根据地就在青田和瑞安；其二是两年来的事实证明，朝廷对方国珍的“宽让”、“招安”是失策的。方国珍时降时叛，着实令朝廷无措可施。事实上，到至正十六年（1356），方国珍的势力范围已扩展至温州、台州、庆元三路，官军奈何不得。是年二月，方国珍虽然再次接受招安，朝廷授以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之职，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但仍然是我行我素。
刘基之于行省对他的再次起用，当有授命于危难之际的使命感，大致朝廷以往对他的“不公”，已然置之脑后，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兴亡一比较，又算得了什么？在他看来，这是证明其自身价值和报效朝廷的又一次难得的机遇，可有一点，他恐怕是没有想到的：这是他为元王朝的最后一次尽忠了。
刘基接行省任命，就匆忙上路，那时，江浙乡野，处处有“寇”，他是抄小道回归处州的，《间道还乡》诗云：
闻道人家总避军，我亦独穿豺虎群。
莫思身外路多棘，且喜雨晴山出云。
林端石磴鹘自占，涧底风松猿共闻。
他年想象或梦到，两鬓白雪应纷纷。（卷四）
从诗中可见当时行路之难，不过，心情倒还不错，这毕竟是走在还乡的路上。从省城抄小道回丽水，必经稽勾岭。《丽水县志》卷三记载：稽勾山，在县北100里，峻岭盘回20余里。《汉中记》云：“峻崿百重，绝壁万寻。即造其峰，谓已踰松岱，复瞻前岭，又倍过之，此其类也。”[1]是丽水的北门户。走在这条间道上，但见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诗人刘基吟哦道：
白日隐岩嶅，千崖气势豪。溪流婺女阔，山入少微高。
危石天欹侧，长风谷怒号。干戈方自此，行役敢辞劳？（卷四《稽勾岭》）
这首诗通过对家乡雄关险隘的描摹，抒发了诗人豪迈的气概，似乎向世人表明了自己于此干戈纵横之际，肩负重任，还乡“平乱”的一种自信。
当时石抹宜孙正以浙东元帅府同知分府处州，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处州“平乱”了。《元史》石抹宜孙本传云：“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用以计，未几，（山寇）歼殄无遗类。” 这一表述告诉我们：在未来处州“平乱”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当中，刘基成了石抹宜孙的主要谋士。
石抹宜孙，字申之，柳城人。其人生性警敏，嗜学问，于书务博览，而长于诗歌，曾借嫡弟石抹厚孙荫袭父职，为沿海上副万户，守处州。及弟长大成人，即让其职还之，而退居台州。至正十一年（1351），方国珍起海上，江浙行省即命其戍守温州。也就在这一年，“闽寇犯处州，复檄宜孙以兵平之，以功升浙东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顷之，“处（州）之属县山寇并起，宜孙复奉省檄往讨之”，自此，宜孙就一直留任于处州。其间，宜孙于至正十四年（1354）曾回临海[1]，至正十五年（1355）回镇处州[2]。也就是说，刘基于至正十二年（1352）到至正十三年（1353）在台州、温州一带参与戎事之时，宜孙已到处州“平乱”；宜孙于至正十四年（1354）回临海之时，刘基则避地于绍兴，两人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前，恐未有共事的经历。
当然，彼此的私人交往并不排除；即便没有交往，而对于刘基的谋略以及对“海盗”“山寇”所持的态度，谅必宜孙早有耳闻，所以，宜孙重用刘基，也是十分自然的了。事实上，刘基能为行省重新起用，与石抹宜孙的极力推荐不无关系。[3]
刘基到处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奉行省旨意撰写《谕瓯括父老文》（卷一0）。这虽说是一篇“官样文章”，却很难写。当时处州七县，几乎每县都有“山寇”作乱，且各县“山寇”一旦有急，即互相声援，尤其是吴成七部，其所据地盘已与温州方国珍的势力范围连成一片；又青田潘惟贤、华仲贤等翻山越岭，曾一度攻占龙泉县城，实力不可小觑；丽水礲硿、青田庐茨的“山寇”均号称有数万之众。刘基对于农民起义所持观点是十分鲜明的，即对方国珍一类的“首恶”者，须严惩不贷，而对胁从者则认为须从轻发落。因为刘基明白：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来说，是在无衣无食，左右俱死的情况下，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的，根子还在官府本身。因此，文告措辞既要堂堂正正，又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到威而不显暴，仁而不显柔，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分化、瓦解农民起义部队的作用。
所以，文告落笔即宣称元王朝开国80余年来执政为民的“功德”，而之所以不能“宣德化，达壅滞”，则“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也就是说皇帝还是好的，是下面的官吏有问题。这本是刘基贯有的看法。接着，口气也还平和，“今父老*土弟，不察其故，怼署嗟寒，徙怨于天。乘间造衅，窃弄戈兵”，也就是说，山民作乱主要是认识模糊，责任还在有司。下文，语气一转，变得威严起来，谓小民作乱，已殃及百姓，惊动上听，故授丞相以生杀之权，便宜行事。这是带威慑性口吻了。结尾语气又趋平缓，谓丞相体恤小民，认为“不教而诛，有辜帝仁”，“是用发传，俾使者来谕父老，”希望父老乡亲“各体上意，约束其子弟”，迷途知返，未为晚矣；执迷不悟，则“贻悔莫及”。
朝廷让刘基复出的目的，就是为了平“乱”，故刘基为朝廷代言，撰此文告，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倒是从中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了他之于元王朝的一片忠心。
文告写得是有水平，但当时处州复杂的局势又断然不是一篇官方文告所能解决的。《明史》谓因有刘基等人为石抹宜孙运筹帷幄，献计献策，未几，“山寇”即平。其实，这“未几”的时间跨度绝非是一年半载，做到“山寇”真正的“歼殄无遗类”，那已经要到至正十八年（1358）的冬天了。
在这一年中，全国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张士诚据平江后，相继攻克湖州、松江、常州诸路；朱元璋下金陵，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继而又下镇江，称吴国公，仍用龙凤年号；刘福通遣将分掠河南、山东、河北，京师震惧。
这一年来，江浙行省的浙东道，除绍兴而外，已无宁土。在刘基回归处州相前后，处州七县的精英如章溢、胡深、叶琛等人也都已投至石抹宜孙的麾下，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早日稳定处州的局势。
章溢，字三益，龙泉人，年轻时与本邑胡深、叶子奇以及丽水叶琛同受业于龙泉硕儒王毅门下，被称为高弟子。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从闽北入浙，攻打龙泉县城。章溢从子存仁被执，溢挺身而出，曰：“吾兄止一子，宁我代！”红巾军素闻其名，欲迫之降，而将其捆绑在庭柱上，章溢终不为屈。至夜，绐守者脱归，遂召集乡民为义兵，协助石抹宜孙拼死戍守城池，最终将红巾军逐回闽北。后石抹宜孙戍守台州，曾为“贼”所围，章溢还亲率义兵赴援却“贼”，[1]佐宜孙“拯临海之穷民，敉宁海之强寇” （卷七《送章三益之龙泉序》），皆卓有成效。宜孙再镇括时，章溢自然成了宜孙手下最可信赖的得力助手。
胡深，字仲渊，与章溢同邑，颖异有智略，通经史百家之学。元末兵乱，红巾军由福建蒲城、松溪入侵龙泉，胡深叹曰：“浙东地气尽白，祸将及矣！”乃集里中子弟以自保。石抹宜孙以万户镇处州时，被辟为参军，并募兵数千收捕诸“山寇”。温州戍卒韩虎、陈安国杀主帅，据城反叛。胡深奉命前往征讨，然以城中百姓为念而干戈未动，仅以辩士晓谕军民，军民感泣不已，杀韩虎等以城降。宜孙再镇括时，胡深与章溢同为宜孙手下的参谋官。[1]
叶琛，字景渊，别名伯颜，丽水人，博学有才藻。《明史》本传对其元季之行状语焉不详，仅有“元末，从石抹宜孙守处州，为画策，捕诛山寇，授行省元帅”数语，然宋濂于《叶治中历官记》当中却记载甚详。《历官记》谓其于至正九年（1349）春始任处州路青田县尹，在任期间，颇着政声，深得上司赞许。后调任龙泉、武义垦田建功，于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调婺州负责金华城防之修葺，次年三月从戎为行军都事，参与徽（州）饶（州）一带平乱。至正十四年（1354）还杭，时“青田吴成七（吴德祥）啸众倡乱，焚掠府库，室人女妇，日杀伤无算，处温婺及建宁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辄失利”。因叶琛曾任青田县尹，有民望，宪府遂于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辟叶琛摄同知处州总管府事，前往青田平乱。叶琛上任，“乘匹马行，从以数苍头，径至县”，县民听说叶公到任而喜出望外，都从岩穴走出归依叶公，部分“山寇”亦出见自首。
叶琛凭自身威望稳定了民心，分化瓦解了“山寇”，“平乱”形势看好。对吴成七来说，何去何从，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至正十五年（1355）十月，有人向吴成七献计：叶琛所作所为不可轻信，“大兵旦夕且至，善为尔计，莫若劫使君（叶琛）以自安”。吴成七信之，遂遣张惟德、吴伯贤等将叶琛劫持至黄坦。吴成七盛情款待，叶琛终不为所动，倒反借此机会做了许多策反工作，并“阴察寇所出没，悉得其要领”。至正十六年（1356）四月，吴成七只得将叶琛送还州城，他自然成了宜孙手下不可多得重要谋士。
按理说，宜孙麾下已是人才济济，刘基的回归，更使宜孙如虎添翼，对各地“山寇”应起一定的威慑作用。至正十六年（1356）的四五月间，胡深、章溢、叶琛以三面合围之势一举歼灭了号称有数万之众的丽水礲硿农民起义军。是年八月，叶琛又遣裨将陈仲珎平定了青田庐茨一带的“山寇”。但处州的局势并没因此而见好，在全国大起义形势的影响下，丽水之浮云、泉溪等处又有山民起事；至正十七年（1357）春，缙云之黄村，松阳之白岩，遂昌之大社等地的农民又纷纷揭竿而起了，形势反而变得愈加紧张起来。
这次回归故里，又让刘基碰上了百年未遇的大旱。《元史•五行志》记载：“（至正）十六年，婺州、处州皆大旱。”旱情来得早去得迟。其夏五月，禾黍刚抽芽，就碰上天旱不雨，眼看一年收成无望，百姓忧惧不已。所以，刘基回归故里，既要与人斗，还要与天斗。
五月二十六日，石抹宜孙祈雨于丽山祠，得小雨；翌日，命道士设醮于玄妙观，连续三日大雨，百姓大喜，士大夫纷纷赋诗庆贺，刘基亦作诗《五月二十九日喜雨奉贺石末元帅》和《喜雨诗序》。
可万没想到，自此以后，则数月无雨，旱情一直延续到冬季，以致“草木焦枯尽”，“青山黄叶遍”，山民几乎颗粒无收，但见“万室俱如毁”，百姓“愁眉尽日颦”。
“不雨正当三伏热，看云无奈白忧生。草间群盗俱縻爵，天下何人尚力耕？”（卷五《遣闷呈石末公》）面对战乱和大旱，刘基忧心如焚，他以《旱天多雨意》为题赋诗10首，以表达对百姓疾苦的怜悯和同情：
旱天多雨意，阴电绕空湫。暴客冯高垒，良农死桀丘。
干戈犹未息，灾沴复何尤？轸望成衰疾，那堪数倚楼！（卷五）
过了三伏天，旱魃仍肆虐无忌，宜孙再次祈雨，可这次不灵验了，“无多过雨才鸣叶，不定行云又逐风” （卷五《次韵和石末公闵雨诗再用韵》），以致刘基在诗歌中也流露出对“老天爷”的无奈，他在《次韵和石末公闵雨诗》中写道：
腾云降雨指龙功，况复山川祭祀隆。
岂意愆阳为沴气，忽过炎夏到秋风。
祈年劳酒仪徒备，登谷尝新望已空。
享祀未应无报侑，可堪不杀待时丰。（卷五）
在靠天吃饭的年代，人的命运完全为“老天爷”所主宰，数月无雨，即意味着颗粒无收，这能让身为“父母官”的刘基高枕无忧吗！
时至冬天，仍然大旱，而且天气特别的暖和[1]，石抹宜孙赋《冬暖》诗，刘基和诗一首：世乱干戈日夜寻，可堪灾沴又相侵。
烟霞出地皆成祲，雷电飞时肯作霖？
祝蜴漫劳遵故事，问牛谁复轸忧心！
小虫未寤年光晚，犹抱枯荄学苦吟。（卷五）
冬季某日，有诏书至，适逢久旱逢甘雨，诗人是那样的欣喜若狂，遂作《诏书到日呈石末公》以贺：
将军铁马高秋出，使者楼船渤海来。
甘雨恰随天诏下，阵云应与地图开。
枯黄背日纷纷落，细绿迎春冉冉回。
怅望山中多病客，坐看乌鹊绕庭梅。（卷五）
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终于过去了，而“山寇”则继续为“乱”。“寇”不除，则民不安，这是最让刘基揪心的事了。
2、平定“山寇”
至正十六年（1356）十月，刘基作故里南田山之行。这次回归南田，恐非纯粹意义上的探亲，因为温（州）处（州）闽一带最有实力的“山寇”吴成七的根据地就在刘基老家附近，他可以“探亲”之名义，了解到某些实情，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的决策依据。当然，他这次回归故里，收获最大的还是加深了对战争危害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他“平乱”的决心。
这次回家，目之所触、耳之所闻都给人以沧桑之感。
舟行于大溪之中，两岸寒山落晖，风景虽然依旧，但于此风急霜飞，寒气逼人的非常时期踏上还乡之路，总有一种悲凉之感。
进入小溪，已是“雨密溪深宿雾昏”，但见两岸村野草黄木落，水泉干涸；田园荒芜，荆榛遍野，不少村民已避乱于山中过着“巢居”的生活。
回到家中，左邻右舍热情依旧：“华发老翁啼进酒，蓬头稚子笑牵衣”，可在他们的笑脸之中分明隐含着一个“愁”字，“游子到家无旧物，故人留客叹空樽”，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乱，加上大旱之年，五谷不丰，除了满心的热忱，也就拿不出其它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招待这位“异县归人”了。与他们的闲聊中，才得知父老乡亲们是怎样的度日如年，“语罢不须还秉烛，耳闻目见总销魂”。
诗人看到：庭前亲手栽植的石榴枝叶摧折了，只留下枯根；屋后原本长满水草的池塘已经干涸，门前小溪也已难觅游鱼的身影；荒畦中蔓草缠着蒿莱……
诗人听到：残垣断壁处蟋蟀在悲鸣，西风残照中青猿在呼叫白猿，一声声催人泪下……
“ 千村乱后荒榛满，孤客归来抆泪看”；“故家文物今何在，平世人民半已非”。（卷五《丙申岁十月还乡作》）差不多有五年没回家了，回家后的耳闻目睹又让他辛酸不已。他总觉得有愧于家乡父老，回归处州“平乱”已半载有余，而“山寇”仍然肆虐乡里，这使他内心深感不安。不过，他深信故里百姓重新安居乐业的那一天即将来临，他在《丙申岁十月还乡作七首》组诗的最后一首中写道：
五载辞家未卜归，归来如客鬓成丝。
亲知过眼还成别，事势伤心不可思。
且喜松楸仍旧日，莫嗟闾井异前时。
修文偃武君王意，铸甲销戈会有期。（卷五）
不错，修文偃武、铸甲销戈乃民心所向，可刘基所没想到的是：这一天的到来，还得足足等上十年呢！
至正十七年（1357），全国的起义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北方红巾军刘福通直插元王朝心腹地区，三辅震惧，关中告急；南方群雄乘机发展，朱元璋夺得张士诚常州、常熟等地，复陷元军所据之池州、扬州；张士诚请降，朝廷授予太尉官职，但他拥兵自重，筑城于虎丘山，凭高据险，对朝廷随时构成威胁；徐寿辉部变故迭起，自彭和尚、邹普胜相继战死之后，又有倪文俊谋叛，倪文俊复为部下陈友谅袭杀。至此，徐寿辉部之兵权事实上已操纵在陈友谅手中，而明玉珍（徐寿辉部将）占据成都，亦已自成局面。浙东、浙西郡县也多残破，惟处州、绍兴两路尚能自保。
至正十七年春，石抹宜孙升任行枢密院判官，总管处州一应军政事宜；刘基也升任行枢密院经历（出纳文书）。此职为从五品官，刘基在元王朝的宦海中沉浮了20余年之久，做的一直是八品、从七品的小官，如今首次升迁，而且一跃就是四级，这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事。不仅他本人高兴，同僚也为他高兴。当然，他也深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朝廷正处于危难之际，理当励精图治，报效朝廷，力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刘基与其同僚在平“乱”中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总是相互鼓励，振作精神，以争取最后的胜利。他在《沁园春•和郑德章暮春感怀呈石末元帅》一词中写道：
万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乡？奈狐狸夜啸，腥风满地，蛟螭昼舞，平陆成江。中泽号鸿，苞荆集鸨，软尽平生铁石肠。凭栏看，但云霓明灭，烟草苍茫。   不须踽踽凉凉。盖世功名百战场。笑扬雄寂寞，刘伶沉湎，嵇生纵诞，贺老清狂。江左夷吾，关中宰相，济弱扶颠计甚长。桑榆外，有轻阴乍起，未是斜阳。（卷一一）
上阕写万里封侯，不如回归故里安居乐业，怎奈故里亦非乐土，已是“腥风满地”，这就令人感喟了。下阕则激情昂奋，主张积极入世，驰骋疆场，为国效忠，以换取盖世功名。且对国家未来前途充满信心，谓“群盗”作乱仅为“轻阴乍起”，天，终究还是艳阳天！又有《次韵和石末公春日感怀》诗云：
干戈尚杂遝，举目多可悲。步登西城楼，还望东城郫。
近悼春陵吟，远伤鸿雁诗。未能已怨怒，矧暇防笑嗤。
赖有贤大夫，直道人不欺。相期各努力，共济艰难时。（卷三）
彼此间时常互相勉励，以期共度难关。他与照磨苏友龙，军咨胡深、叶琛、章溢等积极协助宜孙，谋划平“乱”大计。所定策略为：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或捣以兵，或诱以计。[1]是年九月，胡深、章溢等统兵剿灭泉溪“寇”；十一月，又平浮云，围剿“山寇”，已初见成效。
至正十八年（1358）年初，刘基改任行省郎中，品秩没变。
在这一年里，元王朝已全面走向崩溃。陈友谅以武昌为据点，于年初兵破安庆，刘基同年好友余阙举家殉难；继之又连下龙兴、瑞州、安吉、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赣州诸路，攻取了江西行省的大部分地区。于此同时，明玉珍也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盆地。北方红巾军声势愈壮，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三月，毛贵陷济南、下蓟州（治今天津蓟县），一度逼近大都；五月，刘福通攻克汴梁；十二月，关先生攻入上都，中原几乎大乱。
江浙一带，台、温、庆早已是方国珍的底盘；张士诚又占领了江浙行省首府和浙东绍兴，浙东六路只剩下婺、处二路，而朱元璋攻下建德之后，其兵锋所向，又直指婺州了，处州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但从平定“山寇”这一角度去看，处州的局势则进一步好转。正月，松阳白岩“山寇”归降；五月，又平缙云黄村“寇”；八月，移师遂昌，直捣大社，“寇”酋周天觉归降。至此，处州境内诸“寇”除青田吴成七部、潘惟贤部之外，皆已平之。[2]
现在，我们来看看刘基在平“乱”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
黄伯生《行状》云：“行省复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吴成七等，使自募义兵，贼拒命不服者，辄擒杀之，略定其地。”张时彻《神道碑铭》云：“乃行省复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义兵，贼拒命不服者，辄擒诛之，略定其地。”
黄伯生、张时彻都提到“自募义兵”之事。所谓“义兵”，是指各地的地主武装，当时平阳的周嗣德、龙泉的章溢、胡深等地方名士的手下都有各自的“义兵”，并在抵御红巾军和当地“山寇”的攻城掠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行省授权刘基自行招募义兵，以弥补官府兵力之不足，是完全有可能的。
或以为刘基避地绍兴之时仅免于饥饿，是不会有“自募义兵” 的资财的。其实，有无资财，并非是能否“自募义兵”的决定因素。事实情况是，刘基不仅招募组建了一支部队，而且这支部队的“义兵”在至正十八年（1358）都跟刘基上了南田山。[3]至正二十年（1360）春三月，刘基归顺朱元璋奔赴金陵，这支部队就交给了他的兄弟刘升管理，以防不测。[4]
当然，刘基的主要功劳并不在于带兵打仗，而在于出谋划策。这在《元史》石抹宜孙本传当中说得非常明白：“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歼殄无遗类”。[1]我们发现，在整个平定处州“山寇”的过程当中，“尺度”掌握得很好，做到宽严有度。刘基向来的观点就是首恶必办，而对于“胁从者”则须宽大处理，叶琛、章溢、胡深等亦与之不谋而合。如至正十六年（1356）丽水的礲硿之战，除“渠魁”10余人诛杀外，万余部从皆遣送回归乡里。在平定“吴成七之乱”这件事上，也同样如此。
关于吴成七起义，《青田县志•兵寇》有如下记载：“至正十三年吴成七作乱……处州路总制孙炎、胡深以义勇叶良器领兵剿之，始平”。
从上述记载来看，吴成七最后结局是被Ｚ压，而不是接受招安。宋濂《叶治中历官记》亦谓吴成七父子是于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在朝廷大兵的进逼之下，退守百丈林，最终自缢身亡。但《青田县志》的记载也是有误的。最明显的错误是把朱元璋的部下孙炎硬扯了进来，孙炎为处州路总制是至正十九年（1359）之后的事，跟处置吴成七一事风马牛不相及。
围剿吴成七部的指挥官其实也不是胡深，胡深所起的作用大致与青田义勇叶良器差不多，是一个先锋将领，而真正的指挥官是当时处州路总管府同知叶琛。
如前所述，叶琛这些年来一直与吴成七部打交道，而且有深入“敌穴”做人质的经历，对吴成七指挥中心的防御设施了如指掌，所以，他自然是指挥围剿吴成七部的最佳人选。
至正十八年（1358）春，叶琛率师征讨黄坦，以总制官武将胡深和“义勇”万户叶良器领精锐为前锋，自率大军殿后，于三月间突破杨山、黄坑等20余寨，一举擒获起义军李夹等10名战将。后围困长坂大寨，起义军力拒不降，奋战四月余而退守高垟寨。八月初，吴成七调三狡（今温州市泰顺境）起义军7000余兵力来援，欲与官兵殊死决战，不料门户马垟大寨防范失密，为官军部将夏廷辉偷袭得手，起义军战死500余，被俘300多，军师周一公阵亡。此后，官兵据其要冲，叶琛亲率大军过际坳堂沿三岱岭（在今黄坦邢宅），直捣周岙；复分兵十路控制要塞，把高垟寨和吴王府围困得水泄不通。
是年秋九月，吴成七与宋茂四等突出重围，重新调整兵力，与官兵周旋，同时，速上洞尖山天险（位于当时青田、瑞安两县交界处，即今双尖山豺狗洞至吴成七寨一带），另立新的总寨，并分翼连环七营，竭力死战，官兵久攻不下。
临冬，叶琛命部将陈仲珎统骁勇3千，自瑞安出其背袭杀宋茂四于新寨。吴成七率部卒1000余人夜遁，退守百丈林，叶琛率大军追击而至。历经一昼夜苦战，又擒获起义军将领7人。至夜，吴成七又遁去，叶琛兵分三路追至筿村，吴成七父子自缢于林中，千夫长徐德俊斩首以献，余部次第伏诛，黄坦悉平，历时六年的吴成七起义卒以失败而告终。
刘基在平定吴成七起义军的过程中，在重要军事行动的决策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至正十八年（1358）秋季，吴成七突出重围，于洞尖山天险另立新寨，并以连环七营，竭力死战，官兵久攻不下之时，刘基授以疑兵之计：叶琛按刘基所授惑兵计，暗遣一支官兵，在遥对洞尖山寨的黄呈垟山岭，趁黑夜每人肩扛悬挂有20多盏灯笼的长竹竿，从山岭头扛到龚宅，吹熄后再返回黄呈垟岭头，点燃灯笼复向龚宅行进，每夜以一二百官兵轮流进行，造成官府增兵源源不断的假象，以致吴成七部军心动摇，官兵抓住战机，才一举歼灭了吴成七起义军。
3、诗文唱和
处州三年，是刘基诗文创作的又一丰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已充分体现了他“诗学杜甫”的风格特征。他在《项伯高诗序》中这样写道：
言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是故，春鸟之音悦以豫，秋虫之音凄以切；物之无情者然也，而况于人哉！
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卷七）
与其说这是刘基为他人诗集作序，倒不如说是在谈自己的读杜心得。而这一心得体会则来源于近五六年来非同寻常的“社会实践”。纵观处州三年的诗文创作，其喜怒哀乐大致都不离国之安危，民之疾苦，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他那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这一时期刘基创作成果丰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遇上了一个酷爱诗文的儒雅之士，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石抹宜孙。他们“凡有所感，辄形诸篇”，你来我往，唱和甚勤。粗略统计，在刘基文集中标明“次韵”、“和”“呈” 石抹宜孙字样的诗词就有97首之多，并缀结成帙，名之曰《唱和集》[1]。他在《唱和集序》中还有这样一段表白：
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与元帅石末公谋括寇，因为诗相往来，凡有所感，辄形诸篇，虽不得达诸大廷以讹君子之心，而亦岂敢以疏远自外而忘君臣之情义也哉？昔者屈原去楚，《离骚》乃作，千载之下，诵其辞而不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览者幸无诮焉。万一得附瞽师之口，以感上听，则亦岂为无补哉！（卷七）
从中可见刘基的创作动机是为了能“感上听”。他觉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用文字表现出来，“纵不能救当时之失，而亦可以垂警戒于后世” (卷七《唱和集序》)，深信是有社会价值的。
这一时期刘基的文学创作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心民生疾苦的那一类作品。如《雨雪曲》：
北风吹尘沙，雨雪日夜深。三足之乌毛氄飞不远，白昼惨淡成幽阴。青天冥冥不可睹，水有罔象陆有虎。平民避乱入山谷，编蓬作屋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乌争食声怒嗔。盗贼官军齐劫掠，去住无所容其身。呜呼！彼苍何日回春阳？北风雨雪断人肠。（卷二）
此诗当作于至正十七年（1357）的冬季，描述的是处州平民避乱山谷，天寒地冻，有家难回的情景。他着重反映了兵戈抢攘给黎民百姓所带来的不幸，突出了“盗贼官兵齐劫掠”后，故里荆榛丛生，野乌争食的荒凉，表达了诗人悲悯苍生，慕贤思治的思想感情。又如《苦寒行》：
去年苦寒犹自可，今年苦寒愁杀我。去年苦寒冻裂唇，犹有草茅堪蔽身。今年苦寒冻入髓，妻啼子哭空山里。空山日夜望官军，燕颔虎头闻不闻？（卷二）
此诗为《雨雪词》的姊妹篇，镜头仍然对准避乱山谷之平民，但描写更为客观，诗歌以难民的自述反映黎民饱受兵燹之苦。“空山日夜望官军，燕颔虎头闻不闻？”其思安盼归的热切心情已然包蕴了诗人的忧民之思。
第二类作品就是为国家的安危而担忧，这是他诗文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他在《唱和集序》中说：“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块然也。”（卷七）所以，不管个人处境有多艰难，他总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首位。“杞人岌岌忧将陨，楚国茫茫醉不醒” (卷五《次韵和石末公感怀之作》)；“被谗去国终思楚，厚貌深情漫剧秦”。(《驿传杭台消息石末公有诗见寄次韵奉和并寓悲感二首》其一，卷五。)历史事实证明，刘基也并非杞人忧天；他经常以屈原自况，而元顺帝则比楚王更为昏庸。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忧国忧民与“忠君”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不管元廷是怎样的亏待他，折腾他，此心此志则经久不变，“平生葵藿情，忍与霜露歇？” （卷三《秋夜感怀柬石末公申之》） “去杀胜残自有机，丈夫事主心如石” （卷一0《石末公家人自台州来以诗问之》），他把自己比作被主人遗弃的一匹老马，然“弃马独知怀故枥，天涯涕泪北辰遥” （卷一0《夜坐有怀呈石末公》）。如此忠臣，却不为世用，这就无怪乎元王朝“忽剌剌似大厦倾”，迅速归于灭亡矣！而刘基的忧时之泣也无异于为元王朝覆亡所唱的一曲挽歌。
散文名篇《苦斋记》也创作在这一时期。
大约在至正十七年至十八年（1357-1358）间，章溢奉“石末公檄之龙泉”（卷七《送章三益之龙泉序》），以免分府的西顾之忧。龙泉乃章溢之故里，距城西200余里处，有一座山名曰匡山，其主峰匡山斗（今名天山斗）海拔1348米，山之“四旁奋起而中窊下者，壮类箕筐，人因号之为匡山”。[1] 章溢结庐其上，为其隐居之室。大致在至正十八年（1358）前后，刘基访故友章溢到龙泉而游匡山，将其隐居之室名之为“苦斋”，并作《苦斋记》。
《苦斋记》对匡山所处方位、形势略作描述之后，即紧扣一“苦”字大做文章，谓匡山之巅北风苦，物性苦，甚而野蜂所酿之蜜，溪中斑纹小鱼亦苦。然章溢先生则以苦为乐，“闲则蹑屐登崖，倚修木而啸；或降而临清泠，樵歌出林，则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乐也”。（卷九）最后以斋主一段充满辩证法的有关“乐与苦相为倚伏”的精彩议论点题，以示“苦斋”之命意所在：
先生之言曰：“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人知乐其乐，而不知苦生于乐，则乐与苦相去能几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华堂之上，口不尝荼蓼之味，身不历农亩之劳，寝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舆隶，是人之所谓乐也。一旦运穷福艾，颠沛生于不测，而不知醉醇饫肥之肠，不可以实蔬粝；籍柔覆温之躯，不可以御蓬藋。虽欲效野夫贱隶，跼跳窜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乐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赵子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彼之苦，吾之乐；而彼之乐，吾之苦也。吾闻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践以尝胆兴，无亦犹是也夫？”（卷九）
作者借章溢之言表达了自己的苦乐观和人生观，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4、愤然辞职
至正十八年（1358）年冬，吴成七农民起义军被剿灭了，这标志着处州的“平乱”已基本结束，动荡多时的山里，表面上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但就元朝而言，处州的处境却更加艰危了。是年十二月，朱元璋手下大将胡大海已顺利攻克兰溪，婺州危在旦夕！婺州城池一旦失手，朱元璋兵锋所向，势必直指处州，因此，石抹宜孙、刘基等人无疑已密切注视着朱元璋义军的一举一动，其主要精力也无疑已转移到了如何对付朱元璋义军的随时侵袭上来。《行状》、《神道碑铭》、《明史》刘基本传等都只字不提这一刘基与朱元璋的“过节”，或许是出于为贤者讳的缘故吧。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九月，朝廷命李国凤经略江南，其任务是考察地方官吏政绩，奏请朝廷升迁有功之臣。《元史》石抹宜孙本传云：“十八年十二月……时经略使李国凤至浙东，承制拜宜孙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据此知李国凤到处州是在这一年的年底。若论功行赏的话，刘基在处州平“乱”，功不可没，自然在升迁之列，从史料记载来看，李国凤也确实是这样做了，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诏下，石抹宜孙一跃而为正二品大员，朝廷授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之职；而刘基呢？他非但没升，反而降回原职，仍以儒学副提举格授处州路总管府判，且夺去兵权，不与戎事。
这样的结局是刘基万没想到的，实在让他无法接受，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张时彻《神道碑铭》如是云：“时经略使李谷（国）凤奏守臣功绩，而执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仅由儒学副提举格授处州路总管府判，诸将莫不解体。”我们知道，刘基在如何处置方国珍的问题上，其观点一直与朝廷相左，即便是回归处州之后，也没改变。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时刘基已奉省檄，回处州平“乱”，也就在这个时候，方国珍复降，朝廷任命其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方国珍又飞黄腾达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朝廷在方国珍问题上的一再宽容退让，刘基自然是很有看法的。这些年来，上到朝廷，下至行省，也真不知有多少权贵受过方国珍的贿赂，如今，方国珍摇身一变已成了行省大员，所以，在此关键时刻，大臣们都站到了方国珍这一边，是不足为奇的，倒霉的自然是刘基了。
对于这样的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能找到什么答案的话，也只能是：奸佞当道，国将不国。看来，元王朝的覆亡，真的已为时不远了！刘基对自己曾经尽忠过的王朝已彻底失去了信心。
刘基愤愤然地走了，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南田故里。临走时他扔下了一句话：“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他似乎在向朝廷表白，也似乎在告诉世人：他的离去，并非意味着对元王朝的背叛，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时候的刘基，大概觉得自己的心志和遭遇太像战国时期的屈原了，而元顺帝便是楚王。
屈原那么热爱他的祖国，如此忠诚于他的国君，楚王却听信佞臣的谗言，致使他数遭流放，倍受精神之折磨，最后带着满腔的怨恨，自沉汨罗而死。临死前，赋《离骚》以明心志。
当然，刘基是不会走上屈原曾经走过的那条绝路的，但他又确实是心中块垒难平，总想对世人说些什么，就像屈原一样。他决心用手中之笔来勾勒出他的人生历程，还有他所受的种种磨难；他要告诉世人，他的理想是如何破灭的，他的追求又是怎样的无谓。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心志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历史也将对他作出公正的评判。所以，他在辞职之后还山之前写了一篇仿《离骚》赋作——《述志赋》（卷一），以抒发内心的痛苦之情。
诗人一开篇就以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塑造了一个重视德才修养，勤奋好学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说自己是“具五气以成形兮，受明命而为人。”乾坤之精粹、日月之景光、飞泉之华滋、灏露之醇英，孕育了他的躯体并净化了他的灵魂。接着，他以服饰之特异象征立志之不凡：“制杜蘅以为衣兮，藉茝若之菲菲。佩琳璆之玲珑兮，带文藻之葳蕤。”然后，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让笔下的抒情主人公为追求真理、实现理想而上下求索：
朝濯发于兰池兮，夕偃息乎琼苑。
愿驰骛以远游兮，及白日之未晚。
驾轻轺之将将兮，服苍虬之騑騑。
遵大路以周流兮，曳虹霓之委蛇。
挟长离而乘鹓兮，款阊阖之九门。
丰隆为余先导兮，百灵为余骏奔。
前烛阴以启途兮，飏凯风使清埃。
觐北斗于文昌兮，朝玉皇于帝台。
食玄圃之丹荑兮，澡天潢之芳津。
激微焱于桂枝兮，轻波起而龙鳞。
但现实与理想是有距离的，初次“远游”，就使抒情主人公感受到了诸多的不如意，并得出了“清都不可以久留”的结论。但他又不肯就此罢休，腾云驾雾开始了他的第二次“遐征”，然征途之多艰，环境之险恶令人难以想象：
浮江湖之浩溔兮，陵山岳之峥嵘。
野莽苍以多榛兮，路险隘而纡曲。
猰炰烋而攫噬兮，蝮蛇蜿蜒以当陆。
郁忡忡以怵惕兮，遹皇皇以营营。
雨淫淫而不止兮，雾黯黯以昼冥。
乌鸢号以成群兮，凤孤栖而无所。
在这乌鸢群号的污浊环境中，像屈原那样超群拔俗的清俊之士是难以找到容身之所的。所以，他感叹道：
楚屈原之独醒兮，众皆以之为咎。
欲振迅以高举兮，无六翮以奋飞。
将抑志以从俗兮，非余心之所怡。
长太息以增欷兮，哀时世之异常。
于此，诗人无疑是以屈原自况，表明自己不愿随俗从流以及没法改变处身环境的种种无奈。下文对“时世之异常”作了具体描绘：
弃韶夏而非听兮，登僸佅于中堂。
芼轩于以和羹兮，腌鲍鱼而实俎。
砟楩楠以给爨兮，束荆棘而为柱。
施罾  于丘陵兮，怨鲂鲤之弗获。
虎兕逸于山林兮，循户庭以求索。
前蒙瞍以指途兮，强扬子使操辕。
命侏儒令举鼎兮，刖都卢使守阍。
一句话，那是一个妍媸不辨，好坏不分，材非所用的社会，其结果只能是“松柏摧而根死兮，江河化而为浍”。
“ 岁冉冉而将颓兮，日暧暧以就昧。”生命是有限的，再不能蹉跎岁月了，诗人让抒情主人公作最后一次“远游”，但他又失败了：“进无人以为先容兮，欲自献而不敢。”以致他“气郁勃以凭中兮，心恻伤以憯懔”。他感叹道：人世间“众畏谗而卷舌兮，孰能白予之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他让“灵龟”占了一卦，卦体言“有名必有实兮，若形影之相因”。这分明是说他这一辈子是难以洗刷“不忠”之罪名了。可他不信！“相福极出自天兮，又何尤乎世之人？”他发誓坚决不与小人同流合污，“方不可刓而规兮，白不可涅而黑”，要像屈原一样坚持自己的人格和节操。这时，他想起了更多历史名人的遭遇：“殷比干之剖心兮，时岂不知其为圣人？鲁仲尼之过化兮，焉役役而无所容其身？由强义而罹殃兮，惠直道而被黜。子胥忠而殒命兮，伯夷清而不食。”忠不为所用，且没有好的结果，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这么一想，他的心灵深处似乎也得到了某种安慰。
但前途依旧茫然，东西南北，何去何从，该作出选择了。抒情主人公在梦幻中“叫重华于九嶷”，“听鸣凤于岐阳”，“访夏后之遗迹”，“谒陶唐之旧京”，然所到之处，皆非净土！小人当道，君子蒙冤的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夷吾不逢夫鲍叔兮，竟沦没于囹圄。”“种霸越而灭吴兮，终刎颈于属镂。乐毅升于金台兮，何遁逃而走赵？周条侯之耿介兮，卒含怨以饿殍。”史实证明：“忠有蔽而不昭兮，道有塞而不行。名不可强而立兮，功不可期而成”。于是乎，他想通了，“李斯上书以相秦兮，空自陷于罪尤。买臣显而僇辱兮，岂如负薪之无忧？鱼赴饵以中钩兮，雉慕媒而膺镝。凤凰翔于丹穴兮，又何患乎矰弋！”唯一的出路就是远离这个四处隐伏危机的社会，去过那种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述志赋》结尾道：
返余旆之旖旎兮，还余车之辚辚。
采薇蕨于山阿兮，撷芹藻于水滨。
冽玄泉以莹心兮，坐素石以怡情。
聆嘤鸣之悦豫兮，玩卉木之敷荣。
挹清风之泠泠兮，照秋月之娟娟。
登高丘以咏歌兮，聊逍遥以永年。
《述志赋》从艺术角度看，是屈原《离骚》的翻版，并没多少创新之处，但对于研究刘基生命观念的转变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因为赋中那个抒情主人公无疑就是作者本人，他似乎是有意识地要以文学的方式对自己一生的追求作一个总结，并以此来表明对元王朝的一片忠心，从中也让读者感觉到刘基当时的心态已经冷却到了冰点。刘基在这个时候，似乎觉得余生所能做的、也是惟一能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著书立说了。
[1] (明)黄伯生：《行状》。
[1] 包秀贤主编：《丽水地名志》，1986年12月印刷。
[1] (明)王袆《故参军缙云郡伯胡公行述》：“岁甲午（至正十四年）二月，舒穆噜公还临海，公（胡深）亦归隐于湖山。”见《王忠文集》卷二二。
[2] 史载至正十六年夏，婺州、处州大旱，石抹宜孙祈雨成功，刘基作《喜雨诗序》，序称：“舒穆噜公再镇括之明年，……其夏五月，禾黍既艺，天乃不雨，民大忧惧。”文中之“明年”即为至正十六年。
[3] （明）宋濂《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苏公墓志铭》有“石抹君宜孙分省于处（州），请公（苏友龙）与青田刘君基从”之语，可见刘基的重新起用是宜孙推荐的结果。见《文宪集》卷二十。
[1]《明史》卷一二八，《章溢传》。
[1]《明史》卷一三三《胡深传》；（明）宋濂：《王府参军追封缙云伯胡公神道碑》，《（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六六。
[1] 刘基《雨中呈石末公》有“去年三冬暖不雨”之句，见《诚意伯文集》卷五。
[1]《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
[2] (明)王袆：《故参军缙云郡伯胡公行述》，《王忠文集》卷二二。
[3] (明)张时彻《神道碑铭》：“（刘基）遂弃官归。时义从者俱畏方氏残虐，从公居青田山中。”
[4] (明)张时彻《神道碑铭》：“公决计趋金陵，悉以众付其弟升，并家人参掌之，曰：‘善守境土，毋为方氏所得也。’”
[1] 《元史》卷一八八。
[1]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元诗》谓石抹宜孙有《少微唱和集》存世，今未见。其存世作品仅七律《妙成观掀蓬和何宗姚韵》一首，见上书卷五五。
[1] （明）宋濂：《看松庵记》，《文宪集》卷三。
《明史．列传第十六》刘基篇：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曾祖濠，仕宋为翰林掌书。宋亡，邑子林融倡义旅。事败，元遣使簿录其党，多连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庐，籍悉毁。使者计无所出，乃为更其籍，连染者皆得免。基幼颖异，其师郑复初谓其父龠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 君之门矣。」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起为江浙儒学
副提举，论御史失职，为台臣所阻，再投劾归。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谕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惧，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羁管绍兴，方氏遂愈横。亡何，山寇蜂起，行省复辟基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上其功，执政以方氏故抑之，授总管府判，不与兵事。基遂弃官还青田，著《郁离子》以见志。时避方氏者争依基，基稍为部署，寇不敢犯。
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初，太祖以
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太祖问征取计，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太祖大悦曰：「先生有至计，勿惜尽言。」会陈友谅陷太平，谋东下，势张甚，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基张目不言。太祖召入内，基奋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太祖曰：「先生计安出？」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以克敌赏赏基。基辞。友谅兵复陷安庆，太祖欲自将讨之，以问基。基力赞，遂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迳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江州降。其龙兴守将胡美遣子通款，请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难色。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美降，江西诸郡皆下。
基丧母，值兵事未敢言，至是请还葬。会苗军反，杀金、处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摇动。基至衢，为守将夏毅谕安诸属邑，复与平章邵荣等谋复处州，乱遂定。国珍素畏基，致书唁。基答书，宣示太祖威德，国珍遂入贡。太祖数以书即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寻赴京，太祖方亲援安丰。基曰：「汉、吴伺隙，未可动也。」不听。友谅闻之，乘间围洪都。太祖曰：「不听君言，几失计。」遂自将救洪都，与友谅大战鄱阳蝴，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徙别舸，坐未定，飞驳击旧所御舟立碎。友谅乘高见之，大喜。而太祖舟更进，汉军皆失色。时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走死。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吴元年以基为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荧惑守心，请下诏罪己。大旱，请决滞狱。即命基平反，雨随注。因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寻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初定处州税粮，视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命毋加，曰：「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帝幸汴梁，基与左丞相善长居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善长素□匿之，请缓其狱。基不 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
帝归，愬基僇人坛壝下，不敬。诸怨基者亦交谮之。会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胔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会基有妻丧，遂请告归。时帝方营中都，又锐意灭扩廓。基濒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已而定西失利，扩廓竟走沙漠，迄为边患。其冬，帝手诏叙基勋伐，召赴京，赐赉甚厚，追赠基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
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
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乳，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