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推荐制：北大践行招生制度创新

进入11月份以来，北大出台的一项“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方案，引来公众广泛的关注。其中持赞同态度的人有不少，但但表示怀疑甚至反对的人似乎更多。一项涉及人数不足百人的招生计划，何以在公众中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如何改进与完善“实名推荐制”，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共识和支持？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都应当回答的问题。
一、“实名推荐制”激起公众的极大反响
1.北大高调推出“实名推荐制”招生方案
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方案甫一出台，就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这项方案之所以引人瞩目，除了方案本身的新闻价值之外，与北京大学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刻意制造轰动效应有很大关系。“实名推荐制”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公示，因此北大在推出改革方案的前前后后，都把自己置于舆论漩涡之中接受公众的评说。今年4月，在北京大学与浙江省15所重点中学校长召开的招生工作研讨会上，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建议：国内一些办学条件较好、生源质量优秀的中学，其校长可以以个人名义和自身信誉为担保，向名校推荐优秀学生。针对这一建议，北京大学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讨论和调研，并向全国部分中学校长征求了意见。今年5月，北大召开自主招生战略研讨会，邀请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部分专家学者、全国部分中学校长及学生代表，就自主招生选拔新模式进行深入讨论，取得了更大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并推出了《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北京、天津、重庆、黑龙江、吉林、江苏、浙江、河南、湖南、湖北、广东、陕西、新疆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高中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的应届毕业生，通过所在学校校长的实名推荐，可以直接进入北大自主招生的面试环节。面试合格者将在高考录取时享受北大录取线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具备教育部规定的保送资格的学生，可向北京大学申请相关专业的保送资格。对于获得“实名推荐”资质的中学、校长及推荐学生、推荐理由等，北京大学会在招生网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所涉及中学也必须在本校范围内对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信息以及推荐理由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接受各方监督。可以说，有效利用舆论平台，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是北京大学“实名推荐制”吸引公众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2.“实名推荐制”在公众热议中尘埃落定
公众争议并没有影响“实名推荐制”方案的施行。推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月8日晚，北京大学招生网正式公布“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方案，并要求相关中学在11月9日—12日以传真、来函等方式向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提出申请，北京大学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于11月13日对申请中学进行评审，确定具备2010年度“实名推荐制”资质的中学名单。其间，全国有400余所中学向北京大学提出了资质的申请。北京大学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根据中学的办学条件、生源质量等因素，对递交申请的中学进行评审，最终通过了一份获得“实名推荐”资质的39所中学名单。11月16日—20日期间，北京大学招生办利用5天时间在北大招生网上对获得2010年度“校长推荐”资质的中学及校长名单进行了公示。在11月21日—25日期间，获得推荐资质的39所中学正式启动推荐程序，被推荐的学生登录北大招生网填写相应的报名表格，经中学校长实名签字盖章同意后提交相应申请材料，并在本校范围内对校长推荐名单进行公示。11月26日—27日，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对学生申请资料进行审核，确定初审名单，并于11月30日—12月4日期间在北大招生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北京大学将择日组织相关专家对初审合格考生进行面试，确定最终通过名单，并上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进行公示。从公布方案到完成初审名单公示，前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体现了北大及其相关高中对改革方案的信念及超常的工作效率。
3.“实名推荐制”激发教育观念的大碰撞
综观争论各方观点，可大致分为三大派：支持派、反对派和观望派。支持北大改革方案的人普遍认为，“推荐制”作为一种国外成熟的人才遴选制度，可以改变高考单一僵化的模式，让更多真正有发展潜力的偏才、怪才脱颖而出。有专家指出，推荐制并非北大首创，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之前已经在上海实施了校长推荐制，从两年来的经验看，家长和学生所担心的问题并没有出现，学生到校后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最早提出“实名推荐制”的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更是认为，北大的改革措施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虽然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对今后高考的选拔机制和教育的创新来说，无疑是一大步。另外，北京大学的改革举措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教育部有关人士明确指出：北大的改革，是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积极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相对于支持的声音来说，反对的声浪要强烈得多。新浪网一项有13000多名网民参加的调查显示，反对这一改革方案的人占到69.9%，支持这一方案的人仅占23.0%，另有7.1%的网民处在观望之中。武汉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断言：“推荐制改革隐藏很多不公平，肯定会失败。”当然，由于方案的后续效应还没显现出来，因此不少人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认为现在就给“实名推荐制”下一个公正的结论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各种观点的碰撞对推进改革进程是有利的。除了监督作用以外，还可以帮助北京大学改进招生录取制度，使“校长推荐制”更加趋于完善。
二、“实名推荐制”促使高校招生制度更加多元化
1.“实名推荐制”丰富了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内涵
“实名推荐制”是在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是我国积极推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实际上，自从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其改革进程就从未间断过，形成了当前以统考统招为主，保送生、外语小语种、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艺术类专业、国防生、艺术特长生、定向生、民族预科班、运动训练、民族体育、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港澳台侨、飞行技术专业等模式相补充的多元模式。特别是始于2003年的自主招生制度，开创了高校与中学共同参与招生录取工作的新局面，目前已发展为三种具体模式。第一类是即5%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计划，通过测试确定自主招生入选考生名单，考生入选后参加全国统考，在录取时可享受一定条件的优惠。如“90后”作家蒋方舟、初一过十级的小提琴手张天慈，就是在自主招生制度下获得了60分的降分优惠，才走进清华大学的。2009年，共有76所高校获得资格进行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2010自主招生试点院校将扩大80所。另外两种类型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在上海地区实行的自主选拔录取和全国部分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北大实施“实名推荐制”是在自主招生的框架下进行的，但与传统的自主招生制度有两点不同：一是获得“实名推荐”资质的学生可不参加北大自主招生委员会组织的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环节；二是自主招生候选人是由学校来推荐，而“实名推荐制”资质的获得理论上只需校长推荐即可。
2. “实名推荐制”是对传统“保送制”的颠覆
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虽具有公平公正的特点，但其僵化的模式不利于拔尖人才脱颖而出。为弥补这一不足，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进行保送生试点，现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模式。报送制度主要针对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秀的学生制定的，这些学生通过推荐、选拔和考察，可免于参加文化课考试，直接被录取。这或多或少避免了现行高考制度不能全面评价优秀学生的弊端，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开辟了一条升入名校深造的路径，同时也让人们接受了并不一定恪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保送生计划人数达到顶峰。但由于保送过程中一些中学为了提高名牌大学升学率，出现了“推良不推优”的倾向，也暴露出一些学生在申报材料上弄虚作假、干部和教师子女保送比例过高的问题。对此，从2007年起，教育部要求推荐保送生资格信息要在生源所在中学公示，并由省级招办对其资格信息确认后报教育部集中公示；招收保送生的高校必须对拟录取的保送生进行文化测试及相关的考核。同时，教育部对保送生的入选资格做了严格规定，内容包括省级优秀学生、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奖项的学生以及部分外国语学校的学生等。严格的保送程序确实减少了弄虚作假的机会，但也越来越远离了保送生制度的初衷。同时，行政行为过多的介入降低了学校的积极性，尤其教育部出台的各项保送条件不仅导致形形色色的赛事泛滥，而且使得这项制度由“学校保送”沦为“教育部保送”，逐步失去了选拔特殊人才的意义，其规模也正在逐步缩小。北京大学出台的“实名推荐制”吸收了保送制选拔人才的合理内核，同时摈弃了加在保送制身上各种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实现了人才选拔机制的创新，有利于高校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3.“实名推荐制”的生命力在于素质教育
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高考制度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将对基础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高考制度的最大弊端是人才选拔方式单一，难以兼顾人才选拔的多样性和个性化问题。人们常常看到，一些高分低能的学生以高分考入大学，却很不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而那些热心公益、服务集体、善结人缘、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感的学生，却很有可能考不上名牌大学。要想让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必须解决两大难题：一是改革应试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二是改革僵化的人才选拔制度，而这两个难题只有统筹解决才能取得成效。北京大学推行的“实名推荐制”，其意就是在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整体框架下，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使中学和学生能够把精力从被动地应付考试逐步转化为主动地培养素质，从而逐步影响乃至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状。当然，理论的构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着不小的距离。从这次各种学推荐的学生看，无一不是“全能”学生。被称为江苏“校长推荐上北大”第一人的匡超同学，在媒体那里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孩子。媒体报道说：在文科生里他理科学得最好，在理科生里他文科学得最好，活动能力超强，想做的事基本都能做好。这样的推荐生固然任何大学都不会拒绝，但却与改革方案设计者的初衷形成了较大的落差。因此，要发挥“实名推荐制”的优势，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关注那些创新型人才，尤其关注那些在某一领域具有天赋的“偏才”、“怪才”。只有这样，才会真正达到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理想境界，才会有利于中小学校推进素质教育。
三、“实名推荐制”是公正与效率关系博弈的继续
1.“举荐制”是古老而颇具活力的人才选拔方式
通过推荐方式选拔人才，不是始于近日，也不是始于高校招生，而是一种发端于远古社会的官员遴选方式。中国历史上的“举荐制”始于商代的“乡举里选”，定制于西周，在汉代发展为“察举制”，即由公卿、列侯和刺史等官员考察和推举人才，经皇帝考核后授予行政官职。隋唐以后，科举制占了上风，但“察举”仍然是官员选拔和晋升的一种手段。作为人才选拔方式的重要补充，“举荐制”具有独特的魅力。通过“推荐”，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衡量一个人的素质，尤其是通过推荐可以考量其受权威人士的认可程度，这在选拔优秀人才方面是十分有效的。高校招生实行举荐制，成功者不乏其例。钱钟书在高考时数学仅得15分，而吴晗的英语甚至考了零分。他们通过举荐而进入清华，后来都成了大师。北京大学出台的“实名推荐制”，其创新之处正在于重视校长的权威，尊重校长的人才理念，在依靠全国统考这一平台“赛场选马”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教育专家“伯乐相马”的独特作用。当然，在今年的方案中，这一机制还没有充分体现出其固有的优势来。不少校长为了为了回避决策的风险，甚至为了迎合公众的口味，而放弃了北京大学赋予他们的推荐权，而改成包括其他校领导、班主任、年级组长、任课教师在内的集体推荐。而妥协的最终结果，就是入选的学生毫无例外都是最近几次考试中的佼佼者。正当人们满怀希望校长们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推荐偏才、怪才上北大的时候，而事实上推荐却变成一场考试分数的大比拼。对此，南开中学校长感慨地说：“非不能也，是不敢也！”如此看来，北京大学与中学校长之间的默契还没有形成，他们之间的信任与依赖关系还需要时间去磨合。
2．“实名推荐制”呼唤教育诚信制度建设
“实名制”是这次北大高考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同时也是这项政策被质疑最多的地方。人民网的调查显示，95%的网友担心，北大明年在自主招生中采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做法，只能为腐败提供土壤。实名制其实就是负责制，即推荐者要以本人名誉、地位、资历，甚至政治前途作担保，确保他所推荐的学生是最优秀的。正是基于此，北大出台“实名推荐制”改革方案，一方面是依靠校长的道德自律和觉悟，相信他们能够真正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认真履行职责，把那些综合素质优秀、学科特长突出的优秀学生推荐给北大；另一方面，北京大学采取了严格的中学准入制度和充分的阳光公示制度，来保证这项政策的顺利实施。但是，须知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们不会怀疑绝大多数中学校长都是品德过硬、值得信任的，但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中学校长都能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藏有私心，不会徇私舞弊。对此，采取阳光公示的方法，是防止可能出现的“潜规则”、“权力寻租”等不正之风侵袭的最有效方法。对获得资质的中学名单进行公示，对获得推荐的学生的信息和推荐理由进行公示，都是为了接受各方监督。实际上，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以信息公开为核心，明确“六公开”、“六不准”，在管理、监督、服务等方面着力建设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高校招生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4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及舆论的充分肯定。充分发挥“阳光共识”的监督作用，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加大招生中的腐败成本和惩戒力度，都是保障“实名推荐制”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措施。
3．“实名推荐制”不能无视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
“校长推荐制”自出台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项制度能否保证教育的公平性上。对此，北大的解释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属于“增量改革”， 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它是在不减少其他自主招生学生录取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方式，吸收更多的优秀学生进入北大的，其他许多优秀的、但此次没有获得推荐资质的中学仍然可以继续通过自主招生制度向北大推荐优秀学生。对此，公众舆论并不认可。人们纷纷指出：对那些无缘享受教育优质资源的学子来说，无论是师资还是学校硬件等方面与名校皆有差距。如果北京大学忽视他们，只青睐名校，容易加剧教育不公。同时，教育作为社会公正的“调节器”之一，如果不秉持公平原则，还会加速公众的社会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而且从北大公布在39所学校来看，无一不是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他们享有了的这项特权之后，在招生时就可以发挥“虹吸效应”，势必越发受到家长和学生的追捧。其结果只会是加剧“择校”热，使大量优秀生源集中在好学校，扩大学校之间的差距，而农村基础教育则会因此而出现空壳化现象。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有关教育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其范围已不限于北大出台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也不限于高考高招改革，而是一场对中国教育如何改革与发展的讨论。在当前，促进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一项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无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怎样难以调和，都要把维护教育公平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必须引起高考制度设计者们的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