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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目录
简介
生平概览
免职风云
自传沉浮
诗咏评价
简介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汉族。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受到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大学三方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他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生平概览
生平：
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蔡阳乡北大刘家坡
1953年－1958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
1958年－1960年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
1961年－1963年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生学习
1963年－1966年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
1966年－197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988年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1979年－1988年先后访问法国、日本、美国，与法国政府、京都大学、耶鲁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签订交流协议。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
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
1990年参加中国化学会，被选为22届理事，永久会员。
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功勋章。
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 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免职风云
关于刘道玉为什么会被免职：
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创了武大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十七年前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得罪了保守势力，被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武大辉煌不再，刘道玉成了武大学子挥之不去的心结。从此，“有井水处皆咏柳词”－－有珞珈学子处，皆有刘道玉话题。11月5日晚，应武大某学生社团邀请，刘道玉时隔十七年后首次重登武大讲台，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刘道玉卸职时仅有３－４岁的大学生们竟然为之沸腾了，许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掌声雷动－－为这位传奇的校长，为这位最有个性的校长，为这位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
以下是选摘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部分的内容。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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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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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沉浮
刘道玉自传：
这是一个书生的官场记录。作为书生，本分是做好自己的专业也许就足够了。但是，书生却喜欢忧国忧民。刘校长曾经被人赏识，获得一展其抱负的机会。但他不能忍辱负重，终于中道而废。这是中国这种官场体制下的必然结局。
【作者简介】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1977年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曾出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 1985年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内容提要】
1981年，职称仅为讲师的刘道玉被中央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刘道玉曾说：“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正是他的这种 “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的个性，使他成为八十年代大学中的风流人物，也成就了武汉大学一度的辉煌。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都为全国所瞩目，从而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甚至一度再现“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说法。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在十六年前，由于种种原因，锐意改革的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他像一个谜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第一次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它将唤醒他们武大学子心中最美好的记忆，重回武大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对弥漫在他们心中的“刘道玉情结”的最完满的注解。作者毕生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和眼光具有前瞻性，他在书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思索，如大学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模式、大学校长遴选等等，对于问题重重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
一 8岁开始私塾蒙胧教育
二 小小的牛倌
三 栖人“檐”下的小学生活
四 冒名顶替的初考
五 《三人行》的风波
六 “假文凭”进高中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
一 “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
二 “梦想剧场”——我的诺贝尔梦
三 “耐温将军”
四 “三点式”读书法
五 通过俄语自学英语
六 在郭和夫的研究室学习
七 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
八 诺贝尔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神箭
九 “白手起家”搞科研
第三章 莫斯科的526天
一 留苏顶备部
二 第一列宁大街30A号
三 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四 玛莉娅老太太
五 紧张有序的留学生活
六 我在莫斯科惟一的夏天
七 “反修”战士
八 “不受欢迎的人”
九 周总理的接见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
一 发奋著书立说
二 暴风雨的前夜
三 李达“三家村”
四 神秘的使命
五 提心吊胆的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
六 “不识时务”的“保皇兵团”司令
七 炮灯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八 第一次逃亡生活
九 虎口余生
十 接受教育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
第十章 梦魂萦绕系教育
跋
附录：刘道玉生平要事年表
【前言】
自序 在古今中外的文献中，叙述那些“远去的事”的传记，是拥有相当数量的一类典籍，它们是传承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记是兼有文学和历史特点的作品，就人与事的生动描写来说，无疑是指文学；论事实真相的记述，那当属历史。这正如俄罗斯作家赫尔岑所说，回忆录是要“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 传记是人们比较喜爱阅读的一类书籍，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长知识和立志成才的广大青少年——他们希望从中受到启迪，寻求、借鉴和获得前进的动力。 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从一个人所喜爱阅读的书，便可以大致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一般来说，爱读传记的人，好奇心特别强；怀有远大的理想，富有责任感；乐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长处，重视人生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 我很喜欢阅读各类传记，而且读过国内外的许多名人的传记。在我已阅读过的传记中，我比较喜欢的有两本：一本是美国人哈格写的《鲍林》，另一本是英国传记作家克拉克写的《罗素传》。前者传主是著名的化学家，两度诺贝尔奖获得者，２０世纪科学怪杰，揭示物质奥秘的巨擘，百折不挠的和平战士；后者传主是著名的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方文化巨匠，被誉为现代的亚里士多德。这两本传记其传主形象都能活生生地立体地呈现于我的脑际，我既为他们非凡的成就所折服，同时又为他们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遭遇而扼腕叹息。 在一般人看来，作传似乎只是名人们的事。这是无疑的，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企业家们来说，为他们立传确有必要。但是，现在毕竟思想解放了，在文艺作品中，陆续出现了“百姓故事”、“庶民轶闻”和普通人的成功之道的记叙。这也是一类传记，虽然它们不像名人传记那样光彩熠熠，但也无不折射出传主的人生的光辉。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虽业未有成，但经历却倒有一些曲折。我早先从来没有写自传的打算，也许是人老了，总免不了回忆往事，“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同时，我想保持积极的心态，想找一点事做，练练手笔，防止大脑退化，于是就萌发了写这本自传的想法。 自传是人生经历的再现，做人要讲真话，写自传也必须秉笔写实，以“我手写我口”，否则就不具有历史的价值了。美国学者乔治·赫伯·米特，有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人的自身是由我当于英语中的Ｍｅ自我英语字母Ｉ表示两部分表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由他的自身角色——独立行为扮演的角色ｅ——角色行为组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往往只是角色行为的我，而掩盖了真实的独立行为的我。我在着手写这本传记时，就确立了写作宗旨：要写一个完整的我，既写角色行为的我又要写独立行为的我，既写成功的我也要写失败的我，以还原自己本来的面目。 我已属于老年队伍中的一员了，但我不想以长者自居，仍然想以一个曾是青年人朋友的身份，向他们敞开心扉，述说自己所经历的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一切关注我的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刘道玉。如果你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请求你以独立思考的态度对待它，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永远需要培植和发扬的可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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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咏评价
咏刘道玉
学政改革勇争先，
书生意气耻为官。
一朝散发划扁舟，
江湖任游天地宽！
目录
简介
生平概览
免职风云
自传沉浮
诗咏评价
简介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汉族。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受到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大学三方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他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生平概览生平：
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蔡阳乡北大刘家坡
1953年－1958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
1958年－1960年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
1961年－1963年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生学习
1963年－1966年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
1966年－197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988年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1979年－1988年先后访问法国、日本、美国，与法国政府、京都大学、耶鲁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签订交流协议。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
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
1990年参加中国化学会，被选为22届理事，永久会员。
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功勋章。
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 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免职风云关于刘道玉为什么会被免职：
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创了武大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十七年前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得罪了保守势力，被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武大辉煌不再，刘道玉成了武大学子挥之不去的心结。从此，“有井水处皆咏柳词”－－有珞珈学子处，皆有刘道玉话题。11月5日晚，应武大某学生社团邀请，刘道玉时隔十七年后首次重登武大讲台，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刘道玉卸职时仅有３－４岁的大学生们竟然为之沸腾了，许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掌声雷动－－为这位传奇的校长，为这位最有个性的校长，为这位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
以下是选摘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部分的内容。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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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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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沉浮
刘道玉自传：
这是一个书生的官场记录。作为书生，本分是做好自己的专业也许就足够了。但是，书生却喜欢忧国忧民。刘校长曾经被人赏识，获得一展其抱负的机会。但他不能忍辱负重，终于中道而废。这是中国这种官场体制下的必然结局。
【作者简介】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1977年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曾出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 1985年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内容提要】
1981年，职称仅为讲师的刘道玉被中央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刘道玉曾说：“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正是他的这种 “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的个性，使他成为八十年代大学中的风流人物，也成就了武汉大学一度的辉煌。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都为全国所瞩目，从而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甚至一度再现“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说法。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在十六年前，由于种种原因，锐意改革的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他像一个谜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第一次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它将唤醒他们武大学子心中最美好的记忆，重回武大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对弥漫在他们心中的“刘道玉情结”的最完满的注解。作者毕生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和眼光具有前瞻性，他在书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思索，如大学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模式、大学校长遴选等等，对于问题重重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
一 8岁开始私塾蒙胧教育
二 小小的牛倌
三 栖人“檐”下的小学生活
四 冒名顶替的初考
五 《三人行》的风波
六 “假文凭”进高中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
一 “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
二 “梦想剧场”——我的诺贝尔梦
三 “耐温将军”
四 “三点式”读书法
五 通过俄语自学英语
六 在郭和夫的研究室学习
七 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
八 诺贝尔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神箭
九 “白手起家”搞科研
第三章 莫斯科的526天
一 留苏顶备部
二 第一列宁大街30A号
三 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四 玛莉娅老太太
五 紧张有序的留学生活
六 我在莫斯科惟一的夏天
七 “反修”战士
八 “不受欢迎的人”
九 周总理的接见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
一 发奋著书立说
二 暴风雨的前夜
三 李达“三家村”
四 神秘的使命
五 提心吊胆的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
六 “不识时务”的“保皇兵团”司令
七 炮灯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八 第一次逃亡生活
九 虎口余生
十 接受教育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
第十章 梦魂萦绕系教育
跋
附录：刘道玉生平要事年表
【前言】
自序 在古今中外的文献中，叙述那些“远去的事”的传记，是拥有相当数量的一类典籍，它们是传承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记是兼有文学和历史特点的作品，就人与事的生动描写来说，无疑是指文学；论事实真相的记述，那当属历史。这正如俄罗斯作家赫尔岑所说，回忆录是要“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 传记是人们比较喜爱阅读的一类书籍，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长知识和立志成才的广大青少年——他们希望从中受到启迪，寻求、借鉴和获得前进的动力。 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从一个人所喜爱阅读的书，便可以大致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一般来说，爱读传记的人，好奇心特别强；怀有远大的理想，富有责任感；乐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长处，重视人生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 我很喜欢阅读各类传记，而且读过国内外的许多名人的传记。在我已阅读过的传记中，我比较喜欢的有两本：一本是美国人哈格写的《鲍林》，另一本是英国传记作家克拉克写的《罗素传》。前者传主是著名的化学家，两度诺贝尔奖获得者，２０世纪科学怪杰，揭示物质奥秘的巨擘，百折不挠的和平战士；后者传主是著名的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方文化巨匠，被誉为现代的亚里士多德。这两本传记其传主形象都能活生生地立体地呈现于我的脑际，我既为他们非凡的成就所折服，同时又为他们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遭遇而扼腕叹息。 在一般人看来，作传似乎只是名人们的事。这是无疑的，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企业家们来说，为他们立传确有必要。但是，现在毕竟思想解放了，在文艺作品中，陆续出现了“百姓故事”、“庶民轶闻”和普通人的成功之道的记叙。这也是一类传记，虽然它们不像名人传记那样光彩熠熠，但也无不折射出传主的人生的光辉。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虽业未有成，但经历却倒有一些曲折。我早先从来没有写自传的打算，也许是人老了，总免不了回忆往事，“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同时，我想保持积极的心态，想找一点事做，练练手笔，防止大脑退化，于是就萌发了写这本自传的想法。 自传是人生经历的再现，做人要讲真话，写自传也必须秉笔写实，以“我手写我口”，否则就不具有历史的价值了。美国学者乔治·赫伯·米特，有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人的自身是由我当于英语中的Ｍｅ自我英语字母Ｉ表示两部分表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由他的自身角色——独立行为扮演的角色ｅ——角色行为组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往往只是角色行为的我，而掩盖了真实的独立行为的我。我在着手写这本传记时，就确立了写作宗旨：要写一个完整的我，既写角色行为的我又要写独立行为的我，既写成功的我也要写失败的我，以还原自己本来的面目。 我已属于老年队伍中的一员了，但我不想以长者自居，仍然想以一个曾是青年人朋友的身份，向他们敞开心扉，述说自己所经历的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一切关注我的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刘道玉。如果你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请求你以独立思考的态度对待它，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永远需要培植和发扬的可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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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咏评价
咏刘道玉
学政改革勇争先，
书生意气耻为官。
一朝散发划扁舟，
江湖任游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