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人：再为李堂堂“鸣冤叫屈”

李堂堂是陕西宝鸡人。我在宝鸡生活了很多年。他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念书，我也到西安读中学。他在宝鸡市的陇县做过父母官，陇县是我小时候每次去看在甘肃平凉工作的老爸必经的地方。虽然从未见过李堂堂，在他2007年因拉票“成名”之前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一想到我们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他还在我长大的地方做过官，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2007年，李堂堂因为严重违纪被中组部通报，我当时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不只警告李堂堂，更待选官能堂堂”。后来我在西安听朋友说，中组部下来考核干部的时候，李堂堂正在澳大利亚访问，人不在，只能通过手机遥控了。谁知道本来很正常的事被什么人抓住把柄，给他的仕途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到今天还是觉得李堂堂当年被通报有点冤枉，也相信那件事不过是陕西省委某种权力斗争的结果。 

之后再没有关注李堂堂的去向，直到新华社今年10月15日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堂堂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新华社类似这样一个高官的仕途嘎然而止的报道可谓汗牛充栋，读者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看到李堂堂又严重违纪的消息，我还是很难过。我不知道他在被党中央严重警告之后被平调到了宁夏，更不知道官场厄运还会跟着他走。刚好去西安出差，问朋友，李堂堂被调查违纪的是在陕西的事还是在宁夏的事，都说肯定还是在陕西的事。

对一般百姓来说，象李堂堂这样当官又被罢官的事太多，无所谓；不过，要是我们为李堂堂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件事不仅荒唐，而且是断绝他和家人的生路的大灾大难。一个堂堂的副省级干部，说被通报就被通报，说被处分就被处分，不能声辩，不能讲话，过去当官的确风风光光，今天下台也真是窝窝囊囊。 

因此总觉的得替李堂堂说几句话。他不一定听得到，看的见，我等小人说话肯定不能改变他的命运。但是，一个大国不能稀里糊涂地剥夺一个公民的权利，什么事总得有个交待，让被剥夺权利的人心服口服，让傍观者引以为戒。《时代周报》最近的文章《宁夏副主席李堂堂落马疑云》其实也算是提醒官方和民众，政府和党对李堂堂和类似他这样的官员的处理必须有个合理合法的交待，必须给违纪人一个“清白”，给老百姓一个“明白”。

首先，2007年对李堂堂的通报和处分并不合适。因为，如同亦菲所说，官员为自己拉票有什么不好？共产党今后的兴衰与自己内部的竞争和民主密切相关。共产党不尽快建完善民主与问责机制，今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其次，李堂堂为自己拉票是为了能成为省委常委。从1987年13大开始，党政分家就提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20年后，党政不仅没有分开，政府和人大被党“管制”得更加密不透风。一个官员如果只有政府的职位而没有党内的职务，他或她的权威性就会缩水很多。否则，李堂堂可以好好当自己的副省长，犯不着去争什么省委常委的位置。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也可以说他是为了把工作做好。

第三，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李堂堂是在什么职位上严重违纪。按照《时代周报》的猜测，李堂堂最有可能违纪或犯法的时段可能是他在陕西省咸阳市任市委书记的时候。“这期间，李堂堂提出实现‘一年打基础，两年树形象，三年大变样’的开放型现代化经济强市的目标，投资1.58亿元拓宽改造了市区主干道人民路，让咸阳市有了‘王府井’、‘南京路’。之后，又投资约2.3亿元修建了咸阳市世纪大道。”中国干部的成绩评估历来是以GDP和市政建设为主要指标。既然搞市政建设，就牵涉到拆迁、基建、招标和很多都需要书记点头才能去做的事，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只想要什么，不愁没有人给。李堂堂是不是在那个时候被糖衣炮弹击中并涉嫌违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促使他铤而走险的是中国的政治生态，与他的道德品质无关。如果他的确犯了法，他不过是目前这个制度的牺牲者之一。

第四，李堂堂2007年被中组部通报的拉票情况媒体没有特别详细的报道；他调离陕西去宁夏任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法；最近他被免除在宁夏的职务更没有详细的描述。换句话说，在决定一个高级官员政治上的生死这三件事上，不仅李堂堂自己可能没有知情权，普通老百姓就更一无所知了。一切都是暗箱操作。什么时候通报处分，通报处分之后为什么还能调离陕西（他自己也活动了？），到了宁夏之后又被拿掉一切职务，所有这些事的决策人是谁我们全不知道，如何做出的决策我们更是云里雾里。这样的“不知道”多了，人民的怨愤会多，对政府和党的不满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会扶摇上升。在一个民主和公开的国家，官员的任免和去向应该是所有这个国家的公民都被告知的事情。

第五，如果李堂堂是乱纪，需要通过党的纪律程序去处理；如果李堂堂是违法，需要走司法程序，但是，党纪和国法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有两套体系处理和处置与法律、财产、国家和人身安全相关的人和事。这里的含糊必然导致对法律的含糊，这里的僭越必然走向对法律的僭越。如果法律没了绝对的权威，喜怒无常的人的权威就会滋事和破坏，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更是国家。

第六，在李堂堂被判定有罪和接受处罚之前，应该允许他讲话。我们希望在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诉说自己是什么时候“丧失理想，信念动摇”之前听到他的声音，允许他辩护和解释。我们有太多的官员头天是当地的“太上皇”，改天就是党和人民的“阶下囚”，从陈希同到陈良宇到李堂堂都是如此。如果不允许他们申辩和解释，那岂不是说党的选任机制出了问题？

最后，从目前看到的唯一的对李堂堂比较客观的报道看，他是一个孝顺的人，一个特别注意影响、不愿意为家人开后门的人，一个踏实肯干、有理想、朝气和能力的人，一个从最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省级岗位上的人。这样的人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最需要的人，也是面临危险最大的人。他们面对的诱惑太多，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很少，需要铲除的障碍无数。他们的命运往往被一些他们不知道和不认识的人所控制。为了打通通往这些人的渠道，李堂堂们不得不苦思冥想，不得不工于心计，不得不低三下四。他们可以利用有求于他们的商人、大款、甚至黑社会老大的资源，也可以通过类似手机短信拉票和动员人大代表投票的方式。无论怎样，除非他们有幸被高高在上的考核和审查干部的人看上，他们不能控制自己在官场的命运。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又常常可能使他们走向地狱。

李堂堂们的悲剧其实也是中国干部选任制度的一个悲剧。

在为李堂堂鸣冤叫屈的同时，我们更希望看到干部选任制度的改革。中国不需要暗箱操作的伯乐和密室运作的包公。正义和公平只能来自公开和透明，来自对国家利益的捍卫和对个人自由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