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改余波 媒老板与政府的博弈

山西煤改余波 媒老板与政府的博弈
经济观察报    2009-11-21 00:07:42
博弈才刚刚开始。
18日，一场特殊的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谈论的是“如何破解山西煤矿整合困局”，会议主角则是曾经风光一时的温州煤老板。这场研讨会召开的背景，是规模空前的山西煤改新政，已使浙江商人大量资金身陷困境。据初步统计，目前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超过450个，投资总额约500亿元，其中温州煤老板占据绝大部分。
煤老板的维权呼声正在升级。
与十几位煤老板的高调亮相不同，标注山西官方的席位无人入坐。在会场内，各路专家针锋相对，并未成为一边倒的声讨；但在会场外，温州煤老板一片诉苦，一致认为煤改方案操作不公。与会各路专家认为，山西煤改新政值得商榷，但出发点应该给予肯定。
煤老板诉苦会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一位温州平阳水头镇的煤老板刘芳（化名），出现在杭州召开的“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如何破解山西煤矿整合困局”研讨会上。
刘芳说，2007年10月，她投资了六七千万元，其中资源费1700万元，从上家山东人手里买下大同一个年产21万吨的煤矿。之前这煤矿已换过多个投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平阳人。他说，买来时，这煤矿光溜溜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于是添置了1700万元的开采设备等，至今已投资了1亿元以上。
在煤炭市场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刘芳看来，这个煤矿储量比较丰富，且合同签订了17年的开采权，效益是非常高的，“一切顺利的话，两年就会收回投资。”
于是刘芳四处筹钱，和她直接联系的就有十几位大股东，占总投资50％左右。至于大股东的资金来源，她说也是从亲戚、朋友、邻居“搭股”而来的。即便如此，资金还是远远不够，于是刘芳卖掉了上海、杭州的几处房产，同时又从民间借了20％的高利贷，把全部资金投入到这个煤矿上。
2008年5月，煤矿通过验收，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生产阶段。然而这样的日子，仅仅只持续了1个月，当地煤炭主管部门便下令其停产。今年4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规定“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这对绝大多数民营煤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前，她正准备申报30万吨年产量，如今煤矿被列入了整合的名单之中。
刘芳说，目前已有接收的相关人员进入矿场，但要正式接手却仍遥遥无期。为避免期间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自己至今还一直在支付矿场维护费，仅此每个月就要花费至少20万元。她说，只要不是亏得太多，自己也就只能接受，然而大同官方未有一个明确说法，“他们就是拖着不办，而我拖不起呀，背后可是大量股东和高利贷。”
刘芳说，十几位大股东会经常打电话问她，煤矿事情怎么样了？她只好说：“还在等处理结果”、“再等等吧，结果很快会出来的”、“还可以”等之类的套话。她说，现在她每晚都睡不好，最害怕的就是接电话，“大股东下面还有多少小股东，我并不清楚，但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也没办法。”
据介绍，和刘芳差不多遭遇的煤老板还有不少。
今年4月，山西成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山西省省长王君任组长，副省长陈川平任副组长，其他成员均为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国资委等机构的高层，据说这是山西煤炭产业发展史上规格最高的领导小组。
虽然利益端复杂，但在矿难频频发生下，山西省政府决定动快刀，提出到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家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山西煤改新政大幅提高准入门槛，就意味着浙商450余家六证齐全的煤矿要被兼并或关闭。
平阳县下属某镇镇长说，他最近接触了多位煤老板，亏损最大的是那些2007年之后投资的煤老板，“这些人血本无归，现在反应最为强烈”。
跨省维权
这场浙、晋两省的煤矿交锋，导火线却是一份“浙商矿业发展”的课题调研。
地质矿藏专业毕业的吴族春，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源与环境部首席律师，一直对浙江在国内外矿业投资颇为关注。今年4月，他与浙江省国土厅、浙江省经济协作办人士沟通，计划做一份“浙商矿业发展研究”课题。
5月份课题论证通过后，6月份由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经济协作办牵头组织的调研组赶赴山西，走访晋中、临汾、大同等地浙籍企业。
在调研会上，一些温州煤老板反映，他们近两三年买来的煤矿至今未被允许开采，损失已经很大。吴族春说，山西省用 “下指标”、“确定时间表”、“采取政绩考核”等方式，使得煤改新政的实践操作走样，“使得好事没做成”。
今年7月，一份全名为《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被递交到浙江省国土厅、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引起官方的高度重视。
该调查报告中称，初步估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约450多家、煤矿500多座，投资总额在500亿-1000亿之间，控制的煤炭资源年产量在 5000万吨以上，占投资山西煤矿民间投资的近1/6。更为关键是，在2008年浙江省消耗的1.8亿吨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间接返销煤炭占30％。
在10月下旬，浙江省政府主要领导对该调研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引起了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的高度关注。
10月31日，由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等联合主办的“浙商转型会长论坛”上，30多位山西煤老板第一次集体公开亮相，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并对在山西的浙商煤矿资本假以援手。
“让你卖你就卖，不卖也卖；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卖不行。”一名煤老板说，请理解我们的苦衷，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之前，平阳煤老板练祖前接受央视采访，结果在一次会议上被山西省主要领导点名批评。
按照山西省规定，今年10月底，山西要基本完成整合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11月底全面验收完毕。这更加激化了煤老板的情绪，11月5日，他们准备在温州水头发起“万人签名活动”，迫于压力最后没能举行，但引起当地政府对煤老板的极大关注。
此后维权呼声急剧升级。
9日，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山西省等相关部门发出，一份名为《关于要求对山西省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的公民建议书》的特快专递。该建议书质疑，山西煤矿整合的相关文件政策涉嫌“背离国务院文件精神”，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侵犯了浙江煤老板的财产所有权。
同时该促进会向山西省政府、发改委、煤炭工业厅等发出要求，希望派员参加18日在杭州召开研讨会。对于这次会议，吴族春冷静地表示 “不参加”。“现在情况比较微妙，”他说，山西煤改是大势所趋，本意是没错的，但具体操作存在一些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省际政府之间的沟通，让山西能主动调整过来。”
政府协调推手
煤老板刘芳说，尤其无法接受的是对煤矿价值的评估。首先，评估机构由政府部门和兼并单位指定；其次，评估对象仅限固定资产，如地面建筑、矿井设备投入等，而不是按资源储量进行评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评估价往往只有实际投入的1/4或1/3，大多数煤老板将因此而“血本无归”。
“这事地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吴族春说，但如何去“管”，对于浙江省政府而言将是极具挑战性。因为每个煤老板情况都不一样，取得矿权的途径区别也很大，他们是个群体而不是个集体。他认为，浙江省政府更多是起到沟通作用。
10月份，浙江省银监局和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对此进行了快速调研。
浙江省银监局发布的一份 《部分省市出台煤矿新政波及温州信贷质量亟待关注》调研报告。
该报告指出，山西煤改政策在给温州商人造成较大冲击的同时，波及了温州信贷资产质量，“造成经营者流动资金趋紧，进而影响经营者相关贷款的还本付息”；而山西“示范效应”，对在其他省份投资煤矿的温商而言，“面临着同样的政策风险，也给存量煤炭行业贷款的风险防范带来更大挑战”。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则对山西煤改新政，对浙江和温州民间资本的影响进行了调研。相关报告显示，投资山西煤矿的温州民间资本大部分为矿老板及股东成员的自有资金，约占总投入的70%，其余30%的资金来源为民间集资和民间借贷等两种形式。
“我们必须通过法定程序谋求解决。”吴族春说。据了解，浙江省协作办在研讨应对方案时，与相关律师事务所充分沟通，第二次提交的应对预案，并通过协作办再次上递浙江省政府。在应对预案中，重点是法律诉讼帮助浙江煤商讨回更合理的补偿款，以及浙江省内对煤老板投资亏损后的金融应急方案。
本月11日，平阳县政府派出了一个由分管副县长带队、多个部门人员组成的13人调研团，赶赴大同、太原、忻州等地市进一步了解情况。一位参与的平阳县协作办负责人说，温州煤老板损失比较大，“就像之前媒体报道的这样。”“报告不日将成形，将递交给上级主要领导，目前县里能做的也就是了解情况，安抚煤老板情绪。”
与此同时，煤老板比较集中的乐清市、苍南县、永嘉县政府，也将相继派出调查组前往山西调研。其中，苍南县政府派出政协调查组前往山西调研。
接近浙江省政府的不愿具名人士透露，浙江省将于近日派出工作组，赴山西沟通和磋商，“据说山西方面已提出要求，希望浙江方面不要带律师和记者。”一位煤老板说，他希望山西方面能合理、公平处理煤改新政，让他们尽快能拿到投入的资金。
“辞当晋官”下的“血煤难治”制度病变
大河网    2009-11-21 00:30:18
因“襄汾溃坝”事故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去职，其留下的“晋官难当”成为四字真言。“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至今，山西省委相关领导相继到阳泉市等地物色下一任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不少人都推辞到临汾就职。（《大众网》3月31日）
官员婉辞官位，民众多感匪夷所思。然而，在矿难频发的山西，其官员肩负的安全责任重担显然高于其他任何省市，在国家重大责任事故问责制下，晋官面临着与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博弈的煤矿治理，以及确保国家煤炭需求的双重压力，而一旦煤矿事故发生，党政官员又难逃被打板子、引咎停职检查的命运。也因此，05年至今，山西省在三年(2005年到2008年)内换了四任省长，包括代市长罗清宇在内，临汾市也换了四任市长。附着惨痛血泪的丰富煤矿资源，俨然让昔日人人艳羡的晋官，成为上下不讨好的角色——一方面，其必须确保国家大量的煤炭生产需求，另一方面，其又必须在大量煤矿生产的高风险下确保煤矿安全，然而，一些意欲在整治煤矿上大展拳脚的官员，或深陷于复杂的地方利益纠葛，或如“虎落平阳”般在煤矿治理、监察中，受制于下级利益链条的“通风报信”，难以检出煤矿实际安全隐患。当地有人士就表示，这些长年累积的顽疾，让许多外来的新任官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免职。
在平衡生产利益与确保生产安全这一对矛盾的现实语境下，晋官成为官场的“烫手山芋”自然不足为奇。然而，在晋官走马灯地上任与落马间，我们更多看到的只是官员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治”身影，也即是，每个上任官员都试图通过自己个人的政治魄力、手段、想法，制定一些方略，以达到治理“血煤”的目的，然而，这种过度迷信个人魄力的官场生存法则，显然在面对“血煤”这一痼疾时“长袖难舞”。前有05年，时任临汾市长王国正升任市委书记后，李天太继任市长一职，其虽获好评，但最终还是因“12•5”洪洞矿难去职。同样，山西前省长孟学农曾试图在服务业和循环经济上下功夫，以开通山西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但宏愿尚未实施，孟学农就引咎辞职。现任省长王君则试图利用其煤炭专业优势扭转“血煤”现状，
却不想遭遇“屯兰矿难”。作为一个个体，官员在复杂的矿难治理前显得势单力薄，一旦引咎去职，其前期推行的较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略则面临断层，继任者往往只有重新调研、另起炉灶。
在这种“人治”的官场情态下，不管是煤矿治理成本还是官员任职风险都显然太高。然而，纵观世界矿产高国，发现矿难治理更多依靠的是制度，而非“人治”，特别在当前国家大量整治关闭小煤窑，煤矿安全隐患重心逐渐转移到国有煤矿的情境下，其具有更可行的借鉴意义。在机械化水平高达百分百、矿难事故率却极其低下的南非，其推行了强大的矿工工会及巡视员制度，根据立法要求，矿业成立的工会要参与到矿业管理中，没有其他人比矿工更重视煤矿的安全，巡视员则可以依法提取企业工会每一次的会议记录,检查会议记录上矿工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这样巡视员就可以监察企业有没有着手解决,或者问题解决得怎样等等。
依靠这样的制度，在中国还在为煤炭安全绞尽脑汁的时候,南非已经为煤矿的“零死亡率”目标而努力了。在当下国家过于依赖“人治”的体制下，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已然病变的制度治理，而南非的成功案例则更似一面镜子，它昭示着矿难治理中制度治理的重要性，也只有通过国家层面，结合地方实际出台的具有普适性的治理制度，才能真正对“血煤”对症下药，“辞当晋官”的官场乱象才能更少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