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马肉

热3已有 22 次阅读  2009-09-08 21:47   标签:  吃马肉经验  吃马肉的经验              

如今有要好的洋人碰到我，谈起中国的饮食文化来总是打趣地说，你们中国人的饮食来源过于广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是能喘口气的动物，都可以吞得下去。听到这种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的评判，我一般都会立刻分辩道：起码这话对于我来讲并不适合，因为我的食性范围实际上很窄，日常的牛肉、羊肉、鸡肉之类至今都还属于我的荤腥食谱的边沿，仅仅是偶一为之，只有位于“六畜之首”的猪才是我大快尕颐的主要对象，至于其它动物的肉，我可以说从来没有沾过。

不过说完这话，心里总归还是有些不踏实，因为记忆告诉我，我确实吃过一次马肉，而且吃的是死马肉。

那次吃死马肉的经历与柬埔寨流亡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似乎多少有些关联，因此记忆得十分清楚而牢靠。亲王是到西双版纳参观访问，而我是到云南插队，第二年已经差不多过完了一大半，年代在一九七一年。

记得那天是一位从我们分场（也就是改为建设兵团之后所称的建制“营部”）上调到总场（后称“团部”）去的汽车司机老陈，回到我们这里来看望旧日的朋友，见面之后随口扯起一些只有他们在“上面”的人才可能见识到的奇闻轶事，而我们这些困在“下面”深山老林里孤陋寡闻的农场工人（当时又称为“兵团战士”）听来也感觉得十分有趣。

据这位调到“上面”之后从此便大开眼界的陈师傅说，最近他又参与了一趟很了不起的差事，就是“陪同”落难到我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参观，而且是“全程陪同”。关于这位亲王最近到云南考察抗美大后方的的消息，我们当时倒是从大约要晚一个多星期才能看到的《人民日报》上也多少知道了一点，但没有想到司机老陈居然能够亲身躬逢其盛，不免催他仔细道来。

等我们听完他口若悬河的一大套说词之后才明白，原来他并没有亲眼见到西哈努克亲王本人，只是跟随在亲王车队的后面，不过其中栩栩如生的细节描述确也颇为引人入胜。

他能够得到这样一趟差事原因是那个年代物资供应奇缺，但政府又认为总不好让亲王看到百姓困窘的生活状况，弄不好或许还会减低亲王抗美救国的信心，于是上级下达了命令，务必保证让亲王看到社会主义最光辉的一面。老陈他们车队的任务就是保障供给，具体做法是，奉命首先赶到昆明，从百货公司仓库里提出镇库之宝，象毛巾、暖水瓶、床单和罐头之类的日用百货，统统装上货车，然后尾随西哈努克亲王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玉溪、元江、思茅、景宏一线缓缓向南进发。亲王每到一地下榻宾馆，总要先行洗漱沐浴，随之接见当地的大小官员，扯些不咸不淡的应酬客套，然后才到街市上随便视察一番。陈师傅参加的车队就趁这段时间，赶紧将车中的百货拉到当地的百货公司，迅速布置在货架上，然后展现给亲王夫妇看。当然亲王殿下看毕，都是赞不绝口，高兴起来，还会双手合十，祝福当地人民的安居乐业。亲王重新上路之后，老陈他们再连忙将货物取下来，装到车上，随后赶上亲王的车队，向下个准备考察的市镇进发。一路走来，昼行夜伏，虽然老陈连一次亲王的面都没有看到过，但是几次将货物从车里搬上搬下，完全可以设想亲王或许曾经抚摸过这些提花的毛巾和喷漆的铁壳暖水瓶，或许也曾经凝视过那些肉类和水果的罐头。老陈自认为，他多少也能感受到亲王的手泽和目光。说到这些细微之处，他难免神采飞扬，我们这些人有幸聆听到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也不禁感到与有荣焉。

当时我还有些不解世事，竟然冒失地问道，难道西哈努克亲王就看不出其中的一点破绽来么？老陈胸有成竹地答道，你们还不明白，西哈努克亲王那是个多么乖巧的小国君主，在大国之间的夹缝里生活惯了，眼下又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看人最知道眉眼的高低，说话也最知道分寸的拿捏，且不要说在天衣无缝的安排下他可能什么破绽也看不到，但即便就是看穿了，他也绝对不会说破。我们众人听了老陈的一席话，这才茅塞顿开，连忙频频点头称是。后来，报纸上还果真报道了西哈努克亲王这次到西双版纳的活动，亲王在发言中说，看见中国如此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我们有这样援越抗美的的大后方，哪里还愁打不垮美国鬼子的道理。我们听了都不免开怀大笑，不过那天听见老陈描述亲王殿下参观的细节，我们认为其中关于猪肉和熏鱼罐头的叙述最为精彩，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见到一点油星了。

按说云南的西双版纳是个日照和雨水都很丰沛的的地方，物产也很丰富，我们不大应该听到某些食物的词汇就顿生生理反应。我刚到云南农场之后，确实听到五九年从湖南逃荒来的老职工们说过，原先这里的水稻一年三熟，花生油一桶一桶地挑来炸江米粑粑，香蕉菠萝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是眼前的情况丝毫不能印证过去的辉煌，从一开始，我们的伙食里面就根本没有一点油花，米饭里还要搀一半的苞谷，至于水果更是难得一见。从北京带来的一点点吃食到了这个时候早已弹尽粮绝，幸好过后不久，同来的归国印尼华侨小李因为大腿肌肉萎缩，病退转回北京，他把带来的一木桶尚未享用完毕的外洋食品分给了我们，这才算稍解燃眉之急，又勉强苟延了一些时日。

然而正如古语所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了我们插队第二个年头开始的时候，因为久不食肉，野性已经慢慢发作，人人象一只只饿狼，听到有关食物的哪怕只言片语都会激昂亢奋，且更不要提陈师傅口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黄豆猪脚圈”、“糖水白梨”这样不近人情且刺激肠胃的名词。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纳入解放军的建设兵团体制，按照规定，兵团的战士职工不但可以在一年里几个节庆假日休息，而且有条件的还可以杀猪来庆贺节日，犒劳众人。这几个假日为：元旦、旧历新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七·一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十·一国庆节，另外我们已经属于解放军，所以再加上八·一建军节，一共是六个。

古代有结绳记事的法子，我们其实每天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生活起居全凭领导的意思，实在也是记不大清确切的日子，我于是觉得不如就把一年分成“六肉”好了，这样既便于记忆，也能让人每天下地干活的时候多少有个盼头。大家听了都说好，有好事者还反映到领导那里，认为不妨就照这个法子施行。可是上级知道了非但不主张按我的办法做，反倒批评我是在说“怪话”。

不过老实讲，就是这“六肉”，也不一定能够按时过节，还要端看当时杀猪取肉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是猪是否合作，在确定的时间之内长出足够的肥膘。记得那个时候，人吃的都不够，猪当然也缺饲料，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醣化饲料养猪”的办法。就是把芭蕉树杆之类的植物粉碎了，加以发酵给猪吃。我们营部的饲养员张老倌就是一位这项新技术的倡导者，由此他还创造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不但人要思想革命化，猪也要思想革命化”，从而使他多年蝉连全营的学毛著积极份子。然而或许猪的觉悟水准到底不如人，未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后总也没有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到了那年的五·一节前，全猪栏里的猪全是骨瘦如柴，人见人怜，竟找不出一只上了肉膘的猪可供宰杀。记得那个“五·一”节我们过的是“革命化”的节日，说白了，就是没有吃上猪肉。

二是猪是否买账，配合杀猪的程序。譬如说有一次，我们六连在过旧历年的这一“肉”时，司务长一时疏忽，找了连队里两个手脚并不麻利的人帮他宰猪。那只猪在全连猪圈存栏里独领风骚，唯一一头份量还算看得过去的，勉强够全连大小享受一番。可是就在司务长一声令下将猪推倒的时候，两个帮手却没有及时将猪蹄抓住绑起来。那只猪大约也有些灵性，知道大限已到，先是闪过一边，然后四蹄腾空，跃过不算太矮的猪栏，逃之夭夭了。我们六连是个新连队，驻地就在刚刚砍伐完毕的原始树林旁边。猪儿的这一跑，眨眼的功夫竟然钻进了山林，不见了踪影。

正如伟大领袖早就予页言过的那样：原本的好事如今变成了坏事。连队领导听见司务长哭丧着脸报告了这等大祸，也是如坐针毡，不知如何向全连职工交待，只好身先士卒地冲进老林里面去寻找逃掉的猪儿。可怜钟副连长（即原先的农场六队的队长）带着几个人在树林里声嘶力竭地吆喝，喊着猪儿的名字叫它速速归来。那凄厉的叫声在山谷里回荡，喊得人心欲碎，柔肠寸断，如果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家的孩子在树林里走失了。

大约是到了大年初五，那只猪还是不见踪影，这时春节已过，全连官兵都只得就这样带着满腹的怅惘和辘辘的空肠走进树林去上工。后来是过了好几天，大约那只跑掉的猪到底也耐不住寂寞，回来找它的伙伴，这才被早早埋伏在路上的老职工用打猎的火枪一枪干倒。好消息象一阵春风，迅速传开去，正在上工的全连职工不免喜出望外，连忙返回连队，重新开始操办过节。所以那次我们是过了个晚年，记得已经是差不多到了正月十五，而且由于那头太不听话的猪在树林里游荡了十数日，身上的膘也掉了好多，后来司务长每每提起这件往事还痛心不已。

这还是讲猪肉吃不到嘴里的痛苦，其实即便猪肉吃进嘴里也有不少麻烦。因为我们常年不见荤腥，这时在肚子里突然塞进来一大堆油光水滑的猪肉，我们的肠胃虽然受宠若惊，但功能多少都已经有些退化，实在耐不住如此的油脂，其后果就是腹泻。所以那个时候，节日一过，茅草和竹笆搭成的厕所必定人满为患，而且由于消化不良，厕所周围臭气熏天。

也是一物降一物，我们中间才思敏捷的孙君经过多方实验，终于寻得良策，他到医务室讨来一味极具吸附作用的西药，名叫“矽碳银”，它可以大量吸收猪肉中的油脂，使我们的肠胃牢牢“兜”住一年六次突如其来的猪肉。靠了这个法子，我们从此终于免去腹泻的罪过。

这天听到见过大世面的老陈高谈阔论的时候，正是我们处于两“肉”之间最是难捱的痛苦时分，尤其是他还有几分不知趣地一再提起他这次出差时，得了政府的犒劳，居然顿顿有猪肉，更是叫我们妒火中烧。就在这个当口，忽然听见门外人声嘈杂，急急的脚步纷至沓来，人声中似乎还有“割肉”、“赶快”等等的词语。我们觉出情况异常，不免探出头去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营部对面“基建连”——七连砖坯组有匹拉磨搅浆的马由于过度劳累而暴亡，现在正停尸在通往营部的路口，门外的众人是听说之后纷纷前去割马肉。

事关重大，容不得半点犹豫，我们深知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捷足先登的道理，如果再晚上半个时辰，倘若附近各个连队的人听说之后都赶来割肉的话，我们就会坐失良机。

事不宜迟，需要赶紧动手，然而我们从来没有从刚刚死去的动物身上割肉的经验。大多数人恐怕都还只是见过案板上已经剔骨剥皮完毕的畜肉，所以大家面面相觑，何人前去下手竟成了一时棘手的难题。

这时却见人群中平素沉默寡言，并不争强好胜的邵先生慢条斯理地站起来说，大家不要忙，看来还是让我带个帮手去一趟的好，其余的只管在家收拾柴火，准备佐料，只等静候我的佳音。众人听罢，竟也没有一个不服的。

原来这位邵先生是我们圈中唯一的一位“赤脚医生”，听说有一次，他替连队附近傣族寨子里的孕妇接生，据说是个难产，他鼓捣了半天，胎儿还是一只脚伸在外面，头和另外一条腿死活分娩出不来。邵先生大汗淋漓也没有办法，只得连夜骑车走山路翻了两架高山，到营部来找李医生求助。经验老道的李医生仔细问了一回便说，“哎，你得接着往外面使劲拽才成啊！”邵先生听了，又连忙骑车翻过高山，接着继续将那个胎儿用力往外面拉。据说后来大人孩子母子都得了平安，此后在方圆数十里的寨子中间，邵先生医术和医德的口碑都相当不错。

邵先生原先与我并不是太熟。一来他原先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学生，来往本不太多，二来他所在的第十五连地处离营部中心区域很远的深山里，平素如若不是有个较为大型的集体活动，譬如说看露天电影，朝鲜彩色的《卖花姑娘》，或者召开全营大批判会，声讨专门与马克思、恩格斯作对的杜林或者费尔巴哈，我们其实彼此很难见上一面。不过因为这里的北京学生少，物以类聚，时间长了，一来二去的也就都熟了。另外还有专门喜好打听各人家世的，陆续将邵先生家中的情形收集得一清二楚，然后散布给众人，所以我是先知道邵先生的家世，然后才熟悉邵先生其人。

据说邵先生的父亲当年是从西南联大赴美的留美学人，而且听说当年那一批去芝加哥的人里面，只有两个女生，一位后来做了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位科学家的太太，另外一位就是邵先生的母亲。这之间或许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但是因为多少可以扯上获得诺贝尔奖的名人，我们似乎也就认定邵先生父母的姻缘必也应该是一段才子配佳人的轶闻趣话。

当然，我们也听说，邵先生的父亲为人很是不容易，在美学成以后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五七年反右的时候被定为“右派”，他却硬是不签字。当时胆敢给政府提意见的人虽不算太少，可政府听了意见之后将其定成“右派”却敢不签字画押的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听了之后就曾经竖起过大拇指说：“那可真不简单，家父就算是条汉子了，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在右派定性的文件上签字。”当然，政府对这种拒不认错的人也不是没有办法，牛不饮水强按头，最终还是将邵先生的父亲定为右派。大家听说邵先生的父亲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壮举都佩服得不行，对邵先生也是另眼相看。

可是邵先生的为人并不如他父亲那般执拗，最是个性情随和的人，凡事无可无不可，但是说到的事情一定办到，出口的话十有八九总是心有腹稿了。这回他自告奋勇要去割死马肉，我想他一定是成竹在胸。况且我还知道，“赤脚医生”总要应付农村的各类疑难杂症，除了人体，对于其它动物的解剖肯定也自有一番了解。我们大家对他的手下工夫早就心悦诚服，觉得让他去割马肉绝对是不作第二人想。

果然，没有一袋烟的功夫，邵先生就和与他一同去的上海知青小柴回来了。远远地看见我们，小柴就连忙竖起大拇指，连声高喊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邵先生平素白白净净的脸上也泛起了红晕，一脸志满意得的神色。两人手中的铁桶显得沉甸甸的，看来显然已经得手。

众人这时已经架好柴火，一只斗大的铝锅悬在火焰之上，锅中的沸水已经开了半个时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众人一边兴高采烈地动手添水加柴，剥皮割肉，一面兴趣盎然地听邵先生和小柴互相补充，仔细分说这次割肉的快事。

小柴说，等他们赶到死马跟前时，那里已经聚了十多个人在努力割肉，而且每人身后都还有男男女女的帮手三两个，不时递上快刀和容器。邵先生的到来使本已拥挤的屠宰队伍更加不堪，好在邵先生在营部周围已是以医术见长而多少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那伙人见到他也来屈尊割死马肉，还算客气，多少腾出一点点地方来。

大约邵先生刚才也是一时冲动，平素并没有割马肉的经验，待到蹲在死马面前，也是感到无从下手，便不免环顾左右。这时他发现，那些早到的人群原来也都是首次操刀，并没有屠杀的本领。其中一个是湖南老农工罗师傅，据说来的最早，蹲在那里已经差不多有个把时辰，但他身后端着脸盆装马肉的女儿一直在噘着嘴埋怨：“都是皮，都是血，一点肉都没有！”

老罗是个性子暴烈的湖南汉子，被女儿说得火起，竟不顾左右全是同事，奋起柴刀猛力向死马砍去。大约马是刚死不久，血脉里多少还有些压力，只见从刀口处喷起的血柱竟有半人多高。这要是在平常，人群中定会有个也是火暴性子的对手站起来与他理论，然后少不得就是一场撕扯。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众人虽说被溅了一脸一身的血迹，但仍是聚精会神地快刀割肉，眼睛都懒得抬起，只是嘴里不情愿地朝着老罗喊：“慢来，慢来，不消有这么大的火气唦！”

邵先生到底是个书香人家的子弟，人也聪明，凡事爱问个道理，大家费了不少气力却割不下多少肉来，那必是手法不对。虽说他本人是个“赤脚医生”，却并没有给人做过截肢或是移植器官的外科手术，那还是要经过专门训练才成，光“赤脚”还是不够的。邵先生心里对此十分清楚，不过好歹读过一些人体解剖学的医书，觉得割马肉也要循着解剖的脉络才行，于是他用心将手轻轻按出马身骨骼的走向，然后再下刀切开皮肤和肌肉。

没有想到，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一点点手法，竟使邵先生的砍柴刀在死马身上如入无人之境，深入浅出，不消半个时辰便将一条马腿卸下，然后不慌不忙地将马腿丢给身后的小柴，装进了铁桶。众人见了都啧啧称奇，羡慕不已，但又自知没有这份学养，只好仍旧在那里用蛮力死命地挥刀疯砍。然而下手愈狠，只见溅起的血花愈大，割下来的肉却不见多。

邵先生见到割下的马肉差不多了，便招呼小柴回去。另外他也怕割肉太多，让旁人眼红，或许引起不必要的争端，还是见好就收为妙。

我们众人听了，都连呼佩服。有心者，在煮马肉的锅里又多放了一些花椒、大料和桂皮之类，这都是两年前我们来云南时特意从京城带来，以备不时之需，只是没有想到，直到今天才有了这些佐料的用武之地。

那天我们喝了马肉汤，吃了马肉。我这个平素对牛羊肉之类都很少问津的人居然也吃了一大碗，味道似乎不错，只是觉得马肉太瘦，吃完饭打出的饱嗝没有那种回肠荡气的感觉。听了我的感想之后，有位以前曾经吃过马肉的朋友随口告诉我：其实马肉的味道原本不坏，大约这匹马是累死的，所以肉质过紧。另外他还颇为老道地说，这种累死的马，肉是最难割的，多亏了有“赤脚医生”功夫的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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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是快二十年过去，一九九Ｏ年的春季，受朋友之邀，也是出于基金会一番好意的安排，我到芝加哥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亚洲历史学年会。有天在开会的过厅里无意间碰到多年以前认识的熊先生，如今他在密支根州的一所学校里，靠着向洋人门徒讲授些唐宋历史掌故之类的学问过日子。两人不期而遇，于是谈起了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的下落。熊先生原先在文化革命前也是景山学校的学生，插队同样在云南，于是自然免不了提到邵先生。说是邵先生如今人就在芝加哥，前些日子熊先生到芝加哥来，还在一家中国书店里碰到过他，据说就在那家书店里帮忙售书。

听了这番话，我赶忙打听那家书店的地址，下午偷个空闲兴冲冲地跑到那里去会故人。然而等我向书店里的人问起邵先生，照顾店面的前台伙计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我仍不死心，好歹让他们请出后面的老板来。老板倒是果然知道邵先生，只是说他早就离开这里了。当我问起邵先生如今的情况，老板却说，人一走，茶就凉，邵先生另有高就，有谁还会在意他的去向呢。

我谢了店主，怏怏地走出书店，外面不远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了，朋友已经替我在校园里为今后几天安排好了活动的日程。这时我忽然想到，听说邵先生的父母近年也随他移居美国了，邵先生之所以选择芝加哥作为定居地，其中是否多少也是由于他的父母依然眷恋着青年时代的留学旧地，或许他的父母又给他实地指点过当年的旧踪？由此我又想到，此次若是能够碰到邵先生，那么还可以顺便让他作一次校园的导游，向我再补充一些他父母那辈人当年的轶闻趣事。然而如今没有见到他，留在我心中的就只有我们这辈人在云南吃死马肉那不多的一点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