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宁敬鬼神不问苍生？

余秋雨“捐款门”事件最终以三所“秋雨图书馆”正式开张而堵住了沸腾的舆论之口。事实上，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扑朔迷离的，如果不进行专业的调查核实，很难判断事情的真相。之所以草草收场，是因为慈善行为的真伪尚不足以诉诸法律，也就难以深入地了解事实究竟如何，而能以三所“秋雨图书馆”的落成以为余秋雨确曾捐款的证据。但在事情过去以后，公众有理由要问一句，为什么会有人公开质疑余秋雨“捐款”的真实性，一边倒地不相信余秋雨捐了其所默认的款项？为什么在余秋雨煞费苦心地进行公开辩驳后，公众不但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反而节外生枝引起别的纷争？对此，有人说中国的慈善业很不透明，缺乏公信力；有的认为余秋雨缺乏个人诚信，是个伪君子。从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来看，这些话无疑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本文所关注的，是导致余秋雨捐款受质疑的非个人因素和“捐款门”事件深刻反映的中国人慈善行为的某些显著特征及其背后深层的国民心理。

众所周知，中国的慈善业才开始起步，在某段历史时期，“慈善”是个犯忌的词汇，属于游离在主流话语圈之外的“另类”话语。但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事业逐渐与国际接轨以后，“慈善业”方兴未艾，理直气壮地进入主流社会的“大雅之堂”。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不完善、民众生活处境有差距的情况之下，总有“慈善”可以容留而且应该容留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在“汶川大地震”后十分显著地体现出来。面对特大的自然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生活困顿，文化贫瘠，在国家财政能够顾及的范围之外，来自民间的慈善捐款对灾区恢复重建、改善民众生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慈善业不仅在公众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出现在高层讲话和官方文件中，慈善业的立法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但在不久前的历史上，这是不可想象的。出于意识形态的自尊，在灾难来临、民众生活困难之际，公然拒绝慈善捐款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由此可以看出，慈善业能够在今天“登堂入室”，体现的是观念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

但毋庸讳言，今天我国的慈善业还很不成熟，受到传统的慈善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国民的慈善行为还远远说不到“自觉”。很多人宁愿遥寄鬼神，向鬼神身上洒下大把大把的钞票在所不惜，但若想让他为普通民众的困苦生活或者向大学提供捐款，却经常是难乎其难的事。不仅不够主动，而且在数量上也远远比不上对鬼神的虔诚。这与西方人的慈善观念和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都知道，西方很多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国民的私人捐款，其中很多捐款出自成功的企业家，少数人甚至将毕生的收入捐献给慈善事业，民众以慈善捐款为荣，慈善观念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民众的心里。相反，从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只有在遇到特别的状况如自然灾害时才会想到提供慈善捐款，而且多数情况下并非自愿，而是组织的动员甚至硬性要求，即使如此，在数量上多数也是完全遵照“规定”的“标准”。中国的新兴富豪阶层和中产阶层，从未养成自觉回馈社会、捐助善款的习惯，在满足个人享乐和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方面不遗余力，却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困厄处境和公共事业的经济缺口视若无睹。只有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或者有利可图，才会“象征性”地予以捐款，更不必说为经常性的社会事业如大学教育捐助一丝一毫了。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现象是，在当代，中国的佛寺却香火鼎盛，进山朝拜、算卦或者祈福者络绎于途，这些人有达官贵人，有商贾走卒，有得意者，有失意者，各阶层均乐此不彼。笔者认为，中国人行善宁敬鬼神不向苍生不仅在古代因袭成风，而且在今天仍然大行其道，其心理根源有三个：

中国人行善多为“实利”，认为只有虚幻中的神灵和化为鬼魅的祖先的保佑才能实现他们的心中愿望。中国人行善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动机，花钱行善，是要有回报的。比如升官发财娶妻生子。每一种理由都可以让他们花上大把的钱，去做他们所认为的善事，即供奉祖先，每到节日向祖先献祭；或者到寺庙里向神灵的化身佛祖、神仙献上祭品，乃至为建设寺庙捐助善款。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中的一切成功都是在鬼神的保佑下取得的，为此付出相应的“酬劳”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地向鬼神“行善”，求得他们的庇护，使他们的愿望可以永续。而这些是现实中的其他人所做不到的，他们会对民众受饥馑困扰面临危境而无动于衷，也可以对家族中贫困后生无学可上装作不知道，但却很难对鬼神也如此做。因为鬼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包的，得罪了岂是小事？

中国人行善多为“来世”，而掌管“来世”的是鬼神而不是现实中的民众。中国人行善往往是为了“积阴德”，所谓“积德行善”。积阴德的目的是图谋“来世”，希望来世像今世一样富贵，或者更加富贵；如果今世困厄，那么行善的目标就更加明确，即改变命运。他们可以为一个在雪地里抖抖索索的乞儿送去一碗热腾腾的饭，这种行为，在他们的心里就是积阴德，这是他们能够在现世中行善的动力。但相比较而言，来自鬼神对他们行善的认可更为直接和有效。因此，对鬼神“行善”，具体的表现是为寺庙做贡献，或者为寺庙中的菩萨、神仙供奉礼品，或者为祖先的神祇祭祀，都可以满足他们对未来、对来世的期许。毕竟掌管他们的来世的，是那些远离他们的鬼神。在他们看来，今世中的某些成就是依靠鬼神的保佑和个人的努力取得的，而非靠其他人；如果他们想继续这种成就，或者感觉不足，那么最重要的是对来世的憧憬，而不是对现世中的苦难表示同情和帮助。

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对其慈善行为带来微妙影响。传统的中国的“社会”不发达，民众的“社会性”不够。中国人更崇奉家族观念，而“社会”观念颇为淡化。事实上，中国的传统社会就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封闭、具有自身循环系统的家族构成。家族之间并未形成强有力的联系，家族自治成为维持帝国大一统统治的最基本单元，家族成员之间依靠互助和族长的仲裁，保障个体的生存和内部和谐。这种社会组织模式令在家族中的个人只对自身以及家族内部的其他人负有责任和义务，而对家族外的事务以及他人的生存状况缺乏应有的关注，对他人遭受的困难也难以唤起同情。因此他们即使行善，多数情况下也是在家族的微循环之内，对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苦难往往视若无睹，表现麻木。

正是因为中国人传统的关于慈善的观念仍然在今天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公众对慈善行为始终抱有本能的疑虑。余秋雨的“捐款门”从这个角度说有些冤枉。但很显然，他这件事不光是这个原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人会办什么事，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对中国慈善事业来说，从中国人传统的慈善观念中走出来，树立正确的慈善观念，乃至建立让民众信赖的慈善行业规范和慈善业的工作机制，提高慈善业的透明化和规范化水平，提高慈善业的公信力，是根本和关键。中国著名影星李连杰“壹基金”倡导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随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促使中国人形成成熟而自觉的慈善观念的很好尝试，需要更多的人做更多类似的事情来加以推动。尤其是中国的富豪和中产阶层，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国家政策扶持，更应该学习西方和港台商人的慈善意识，摆脱狭隘的家族观念，摆脱功利因素和对“鬼神”的虚幻假想，自觉反馈社会、服务慈善业，为改进公众福祉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