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远有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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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唯一的逃离之路
母亲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接下来很长时间,我都住在医院里,每天输液,雾化吸入治疗,打激素,脸肿成一张大饼。
同学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刘老师也来看过我,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焦虑,还有种说不出的歉疚。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发不出声儿。那段时间我从未笑过,反正也笑不出来,只是一阵听上去令人难受的嘶哑的气息。
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势和纸笔。当时我并没想到声音对我有多重要,只觉得这样哑剧式的生活实在很麻烦。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发出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因为这场病而付诸东流。
梦碎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老师。她在旁边为我弹琴,一边弹,一边无声地流泪,泪水真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也止不住。
“你的声带条件还是很好,咱们唱不了《嘎俄丽泰》,还能唱《乌苏里船歌》。”她停止弹琴,转过身望着我,哽咽着说。
我没有回答她。在那一刻,我的内心已经放弃了。因为我还有乐理、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专业训练没来得及完成,病这一场,老师也不敢再给我施加声乐练习强度了。我不唯心,但我突然相信这就是宿命。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一次去医院检查了声带。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听说我考上了广播学院,刘老师曾经到我家里去,哭着劝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只要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或许一个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确切说是“请求”,是有些不合常情的。而我却完全理解她的用心。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但她又何尝不是为了我的将来?
所以,我真心地感谢她。但我实在等不起了。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剥皮抽筋似的难熬。
今天的她也应年近花甲。我一直不敢和她联系,见了面,不知说什么好。
我怀念我的童年。
周围满目都是俄式洋楼,我们家也在一座尖角的俄式洋楼里,尖角楼里养着鸽子。
家里是木地板,要定期打蜡。打完蜡怎么维护呢?姐姐从集市上买回一大包瓜子,我负责请小朋友到家里来嗑,瓜子皮嗑得满地都是,然后用笤帚把瓜子皮扫走,扫完了,地板就变得很亮。
家里订了牛奶。每天早上送奶工一来,边走边摇铃铛,几条街都能听见。打奶是我的任务,一听见铃声就赶紧端一个大号的不锈钢杯子,出去排队。每天都能在队伍中见到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有时候在我前面,有时候在我后面,我没有和她说过话,但却觉得和她十分亲近。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为了这个小女孩,我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就叫《爱·雨中·浪漫》。写了一稿又一稿,幻想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大约万把字,写完就烧。除此之外,暗恋的心情无可排遣。
我想逃离新疆,莫名其妙地讨厌那里,一切的一切都令我厌烦和抵触。这个愿望随着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而变成现实。
明日请看:北广播音系的发声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