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日本式的反省

在日本国内总保守化的气候下，政治家们所呼吁的反省仅仅局限在对那场侵略战争认输认错的层面，却很难达到我们所要求的“认罪”层面。但与此同时，日本有识之士在反省历史教训时所进入的宪政体制层面，却超越同侪而走在亚洲的前列。
5月中下旬在亚洲五国“巡回访问”兼“面试接班人”的安南秘书长，在他的第二站日本东京，对着同样即将离任的小泉首相意味深长地说：修复日韩关系需要一些“重要姿态”。NHK电视台援引安南的话说，中韩两国的民众认为，日本需要“彻底和公正”地评价历史事实，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复当年的错误。日本共同社的评论感慨道：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如此劝告实属罕见，反映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局势”已经越发明显。
 
不光是国际上对小泉-安倍“参拜同盟”的压力渐增，日本国内要求反省对亚外交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自称“有定见右翼”的民主党新任代表小泽一郎日前再度表示，如果赢得大选，将在今年10月访华。而眼下正与安倍晋三“贴身肉搏”总裁宝座的福田康夫在重申了其父、前首相福田赳夫早年提出的旨在改善与亚洲关系的“福田主义”后，得到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一和前外相高村正彦热烈唱和，日益成为小泉和安倍的心病。
形势乍看对主张日本当局深刻反省历史的北京有利，但穿破语言之障，我们会发现此“反省”与彼“反省”的本质差异。在日本国内总保守化的气候下，政治家们所呼吁的反省仅仅局限在对那场侵略战争认输认错的层面，进而要求首相不再做对睦邻外交不利的事，却很难达到我们所要求的“认罪”层面，即承认自己先辈发动的那场战争无论动机还是行为上都是邪恶的，因此今后日本要诚心悔过。
认输认错难认罪的日本人
对于过去那场战争，“日本式的反省”首先就是认输。在武士道伦理中，坦然接受失败是最基本的武士原则，如果失败了还不承认，那会被人更加鄙视。而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战败苦果也确实是坦然接受的。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从准备“玉碎”到一夜之间放下武器，这时，天皇求见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并且恭敬地说：“将军，对于我国国民在战争中做出的所有政治、军事决定和一切行为，我负完全责任。今天特来叩拜，就是为了将自己交给由阁下代表的联合国审判。”甚至按照太傅白宁夫人日记的记载，天皇表态：“绞死我也没关系。（You may hang me.）”这让麦克阿瑟感动得一愣一愣，将裕仁天皇视为真正的绅士，以后在各方面对天皇体制努力保全。
其实这位美国将军没有理解，和西方的忏悔不一样的是，裕仁的这番表态并不含有道义上的忏悔，而是愿赌服输的好汉姿态。除此之外，裕仁对于自己推动战争的道义责任，再也没有片言只语涉及。
而我们的要求实际上集中在日本向中国人认罪上。以笔者的观察，很多日本人在认罪方面确实不能算彻底。根据林思云先生入木三分的归纳，有以下几种思维逻辑起作用：第一，同罪论——认为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评价历史，那时候日本并不是亚洲最大的侵略者，英国侵占了印度，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荷兰侵占了印尼，美国侵占了菲律宾，苏联也对中国领土野心勃勃，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第二，解放战争论，欧美白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亚洲除了日本、中国和泰国以外，均沦为白人的殖民地，白人对有色人种进行极端的欺压和榨取。日本人为了把东亚的黄种人从白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在亚洲建立一个黄种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才发动了针对白人的“大东亚战争”；第三，自卫反击战论，强调二次大战前，美英等霸权国家为了遏制日本的发展，和中国联手压制日本。他们抵制日货，拒绝向日本出售石油、金属矿石等战略物资，把日本逼入绝境而不得不走上战争的道路。
在笔者的接触中，持第一种观点的日本人是比较多的，他们也为本国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但有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觉得过去的事情何必再苦苦纠缠呢；持后两种观点的日本人相对比较少，但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和检点自己内心的魔障，反而强调“解放全人类”一类光明的借口，坚持当时的动机无比崇高，来安慰麻痹自己，虽然走错了路但是“青春无悔”。
没有负荆请罪的反省
正如《圣经》所云，为何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生来就是带有原罪的，所以要向上帝早请示晚汇报。既然大家都是有罪的，谁都没有权利向罪人砸石头，只有上帝能够作为审判者，罪人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就会受到宽恕，同时自己也获得了灵魂的解脱。上帝是天父，在父亲面前承认错误是用不着不好意思的，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认罪是一件相对轻松甚至畅快的事。
但日本的文化资源中恰恰没有这样的灵魂通道，而且神道教把死视为解脱，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也可以避免认罪的耻辱感。日本人如果说对不起谁，没有一个出口可以告解，历史上的日本武士对不起自己的领主，往往只有切腹自杀一个途径。前一段时间在上海，一个日本外交官因为绯闻暴露觉得对不起国家和上级就自杀了。因为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最重，极为耻辱，不会轻易认罪，如果非要他认罪简直和逼他自杀差不多。所以从另一方面讲，有一部分日本人，虽然嘴上不肯认罪，但背的心理包袱并不轻。
中国人文化记忆中有“负荆请罪”的传统，背上绑荆条去求别人饶恕，这种反省的关键并不是给对方增加福利，而是惩罚自己，来获得被伤害者的谅解。基于德国总理勃兰特1970年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启示，我们期望日本也为战争伤害对我们“负荆请罪”。可是要想让欧洲“约1000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在亚洲重新上演一回，对于“死要面子”的日本人来说可谓难上加难。
我们知道，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军队是一支野蛮暴虐的兽军，可和历史上满清入关，张献忠屠四川相提并论，为现代史上所罕有，所到之处给中国百姓留下痛苦的回忆，至今无法忘怀。当笔者见到今天很多文质彬彬很有爱心的日本人，常会问一个尖锐的问题：虽然对历史的了解使我知道残暴的行径并非日本人的专利，但我仍然费解为什么日本人的父辈并不是未开化的满清人，也不是张献忠这样的土匪，很多都受过高中教育，应该是文明人，但在那次战争中，在中国的土地上表现得却像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牲？
在众多答案中，日本东北大学的大西仁教授的解释是最有启发的，他坦诚地告诉我：那时的日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飞机大炮，但在骨子里没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那时的日本人上级可以随便殴打下级，老师可以殴打学生，丈夫可以殴打老婆，这样的人在敌对国的土地上凌虐俘虏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同时因为缺乏人道主义思想，把人视为工具，当给他们灌输了一种所谓的“崇高事业”后，他们就会疯了一样抛头颅洒热血。这从一个历史细节可以看出来：日本投降后，一些有特殊技能的日本兵分别被国军和共军收编，大概是服从已经成了习惯，这些日本俘虏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在两个敌对阵营都一样干得兢兢业业。
日本有识之士对于国家的那段灾难历史最大的反思就是，法西斯势力对民主制度的摧残，让一群野心家得以借助国家利益和天皇的名义逮捕甚至刺杀不支持战争的议员和政治家，并通过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使得整个国家除了以愚民为目的的煽动外再也听不到理智的声音，直到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已经穷途末路时，很多老百姓还蒙在鼓里。
而今天如果哪个政治家号召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打仗，老百姓是不会轻易答应的。并且在一个同样有东方传统的国家里，日本的言论自由走在不仅亚洲也可以说是世界前列，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书店里则有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有着深刻反思的批判论文集和文艺作品。尽管有一些极右翼的言行和书籍不时被媒体捕捉到，但从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只要不触犯法律就也是一种言论自由。何况历史无论怎么解释，最基本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
反省尚未终结
比对当今日本和我们印象中那个穷兵黩武的日本的不同，并不是为了说明日本的历史反省已经尽善尽美，而是为了不要让恶感和仇恨蒙蔽我们的判断。
如果我们用试图理解的眼光去分析一些问题，看到的东西就会变得不一样。在网上有朋友贴出图片告诉我们日本很多人都爱戴着我们在抗日影片中看到日本鬼子常戴的上书“神风”，“武运久长”等字的头带，以此说明日本人从小培养自己的孩子当军国主义分子。不过笔者在日本发现，确实很多商店里都有卖这种带侵略战争色彩的商品。时过境迁，很多事情的含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今天的很多法国人还是崇拜拿破仑，但和爱打仗已经没有关系。
什么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年代的日本，军人集团不仅干预甚至是操纵垄断了国家政治。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无须经过内阁可以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这被称作所谓的“统帅独立原则”。而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大多数也就是听听而已，对军官集团非常纵容。所以，军队虽然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没有制约，所谓的政府不过是军队的秘书处，而国家自上而下高度集权，一亿人拧成一股绳所带来的摧毁性力量是惊人的。
当今的日本社会则形成一种坚定的共识，要告别那段罪恶的岁月，必须永远地告别极权社会，珍视个人的自由，绝不能以国家的名义，扭曲强迫公民放弃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压制公民言论表达的权利，并且用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这种权利，让每一个人可以公开地议论政治，批评政府，辩论公共政策，让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
“日本式的反省”并不见得完全出于道德觉醒，更主要的是出于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苦难的教训。和日本人接触会发现，大多数日本人对战争有强烈的厌恶，唯恐避战争而不及，不仅自己不愿意打仗，连国家牵涉战争也不愿意，哪怕是日本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都会有国内民众跳出来示威表达抗议。即使我们眼中的日本极右翼也不愿意打仗，他们的记忆比中国人更加清晰，那就是用武力和战争来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好处。这个道理是他们用惨重的代价才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