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工业文明消费病

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工业文明消费病

2009年09月16日10:37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生态经济笔谈（７）■张孝德

　　在农业文明时代，困扰人类文明进化的最大难题，是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满足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市场体制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形成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突破了农业文明发展瓶颈的同时，正在把当代人类推向另一个文明的困境之中。

　　市场竞争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是一种以最小的投入实现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在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的导控下，以最大限度激发人类的物资消费欲望为动力，通过消费的不断膨胀，来满足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成为工业化的内在驱动力。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这是任何时代人类生产的基本目标，也是最终目标。但在现代工业化系统中，则异化为消费为生产而存在，消费行为被市场所左右。

　　从表面上看，基于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市场经济，是生产为消费者服务、消费者是上帝的经济。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是一种生产处于强势、消费者被生产所左右的关系。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占据现代社会主流的理论、媒体、法律、制度设计、政策均是在生产者控制下、为实现生产最大化服务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解决生产最大化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优的消费是满足生产最大化的消费。至于这种消费是给消费者带来幸福是正收益还是负收益，根本不在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理论的研究如此，在现实的媒体、法律、制度与政策设计中更是如此。左右现代社会的媒体舆论自然不是由消费者来操纵，而是生产者。我们的法律制度与政策，虽然包含了对生产的诸多制约，但那不是为抑制生产，而是为了更有效的生产。单纯从人类需要物质财富而言，社会资源、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天平向生产倾斜没有任何错。问题是，现代人类文明在这样一个生产与消费过度失衡的模式中，我们迷失了为什么进行生产的目标坐标。工业化的初期，我们是为了解决物质贫乏而创造了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我们生活幸福的最大化，然而在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庞大的物质财富生产体系中，生产的基本目标已经被替换为不断地实现生产规模与速度的最大化。缺乏消费目标制衡的工业化生产，成为一个无限增长和无限扩张的生产。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现象：在竞争作用下，无限制、无止境地追求ＧＤＰ增长，追求超出生理需求的物质消费，成为全球性的无法遏制的文明病。

　　按生产需要所塑造的现代物质幸福观，使人类生活目标迷失在物质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被生产强权所左右的媒体与文化的现代社会中，为现代人类塑造出的幸福生活模式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幸福模式。因为只有在这种幸福观指导下才能满足生产与利润的最大化。按照这种高度物质化的幸福生活标准，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美国人均消费的物质最多；城市人一定比乡村人更幸福；拥有亿万、百万的富翁比一般人更幸福。由于这个原因，当代人类的幸福都与ＧＤＰ密不可分。只要ＧＤＰ在增长，我们就感觉到幸福也在增长。按照这种幸福模式，经济学家告诉消费者，为了获得最大的消费，不仅要消费你今天的钱，还要消费明天的钱。美国人不能满足于消费自己的钱，还要借外国人的钱来消费，于是就有了获得幸福度最大化的借贷消费模式，借别国的钱为我消费的美国式的金融创新应运而生。这种消费模式，使我想起了儿时在小学读过的蚂蚁与蟋蟀的寓言。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不要像只知道在夏天唱歌、消费寻乐，不知道为冬天储存食物的蟋蟀，而要像蚂蚁学习，在夏季要考虑为冬天储备食物。然而，工业化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与经济学却告诉我们，不要仿效蚂蚁，要像蟋蟀那样，不仅要今天消费，还要透支明天的消费。

　　在工业文明发展观的支配下，使我们在解决环境与能源问题上，迷失在无解的悖论中

　　一方面，越来越形成的全球共识是，把气候变化看成是对２１世纪人类发展挑战的决定因素。人类如果不能正确回应这个挑战，我们将遭受灾难性的报应。另一方面，在生产与消费失衡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病态消费模式中，又使我们像吸毒一样，在暂时获得物质消费刺激的快感中不能自拔。在现代工业文明观、财富观、幸福观的掌控下，我们幻想着，在不改变过度物质化消费模式的前提下，又能够成功地解决资源与环境的难题。现代人类普遍患有经济增长病，追求无限增长已经成为工业化文明时代的一种文化。在现行的工业化体系下，如果不对病态的消费模式进行变革，仅仅在生产的一端，搞清洁生产、搞降低能耗的生产，都不能从根本上走出现代工业化的困境。

　　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也具备了得文明病的资格，使我们在兴奋与自豪中开始迷失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三种力量开始推动中国进入物质化的高消费阶段：第一股力量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政府支配财力的成倍增加与缺乏公共财政约束的相互作用下，催发出政府主导型的高消费现象。基于政绩、面子、赶超的诸多理由，失控的高标准、大规模、高能耗、一流化、标志性的公共建筑，以及奢华的公款消费成为引领２１世纪中国消费潮流中一股重要力量。一流的大剧院、体育场馆、超大广场与机场、豪华办公楼等，使强势政府的观念在成批宏大而奢华的公共建筑上得到最好的诠释。第二股动力是从２００２年以来在新一轮经济高增长中，因获得暴利而崛起的新贵族，仿佛只有用金钱才能显示他们的富有与贵气的挥金如土式的消费，在不断刷新社会消费高度的记录中，几乎达到引领世界潮流的水准。第三股推动力是正在酝酿之中的新消费运动。出于适应增长结构转型，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在一浪高于一浪的刺激需求的呼声中，一个政府推动新消费的运动正在兴起之中。这给人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什么都不缺，就缺需求的地步了。例如，２００９年的住房信贷消费增长了８０％。用透支未来满足今天的消费模式开始在中国蓬勃兴起。我并不反对扩大消费，特别是中低阶层的消费，但我始终认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是在培育中产生出来的，是调整出来的，人为刺激起来的消费是有风险的。

　　当代中国在享受工业文明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开始步入遭受文明病的时期。然而这种高消费的文明病，使得当下的我们不仅不痛苦，反而很自豪、很兴奋，除了物质消费本身带来的感官快乐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意义，这就是美国人能消费的，我们也消费了，甚至某些方面还超过了他们。这是令人深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