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思想伟大吗?

鲁迅的思想伟大吗?

一

鲁迅先生去世后，毛泽东为其加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三个“伟大”的谥号。说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这个毋庸置疑，也无须多说；说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对照鲁迅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勇猛的斗争精神、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不妥协精神，也说得过去；而“伟大的思想家”一说，则大有商榷的余地。

当然，质疑鲁迅的思想是否伟大，并非说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极为彻底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量糟粕进行彻底的毫不留情的剖析与批判，就无法唤醒民众接受新思想、改造旧中国。

无论是其杂文，还是其小说，鲁迅先生对旧传统、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的剖析之深刻、抨击之猛烈，在五四运动的主要干将当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不将破烂不堪的旧房子拆掉，就无法在原地盖起新楼。鲁迅先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大将，名垂青史，功不可没！

然而，破坏容易建设难。当旧房子被推倒之后，该建造一所什么样的新房子呢？换言之，在革命先驱们推翻帝制之后，中国将向何处去？

二

陈独秀、鲁迅、胡适，是世所公认的“五四运动”三大将。

陈独秀先生接受了马列主义，主张将中国建成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胡适先生，则对欧美的民主政体情有独钟，一生都在为民主宪政、言论自由而孜孜努力；而鲁迅先生，对此好像并没有明确的政见。他毕生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却一直处于彷徨与探索之中。

鲁迅先生在“呐喊”的同时，也长期处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甚至一度感到了绝望。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为小说集《彷徨》题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把希望看作是“手制的偶像”，他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无路可走。”“前面？前面，是坟。”而“微茫的希望”则源于他所接受的“进化论”思想，他甚至曾寄希望于青年，认为年轻人一定胜于老年人。这种简单的进化论思想，说明了鲁迅先生早期思想中浅薄的一面。

鲁迅当然是反对专制独裁的。那么，他认为应该用什么制度来取代专制呢？当他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中了解到一些苏式社会主义的皮毛时，便对苏联产生了好感，充满了向往。他一生不仅没到过英美，也没到过苏联。所以，他既不能真正了解英美的民主体制，也不会真正了解苏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他所了解的苏联，基本上都是一些人云亦云的、表面的、虚假的宣传，但他却信以为真。其一贯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哪里去了？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令许多中国人大为振奋。可惜，苏联革命不久便演变为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繁荣的表像之下，是红色恐怖，是血腥杀戮，是万马齐喑，是民不聊生。但鲁迅却被苏联虚假的表像所迷惑，对苏联不吝赞美之辞，以至于梁实秋等人写文章讽刺鲁迅替苏联说话是因为拿了苏联的卢布。

关于鲁迅对苏联的赞美，只看其《我们不再受骗了》（见《南腔北调集》）一文，即可见一斑：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鲁迅还积极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并加入了受苏联控制的“左联”，为苏联摇旗呐喊。也许是时代的局限，也许是思想的局限，鲁迅否定了君主专制，否定了欧美民主体制，只得将目光转向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晚年在暗夜中所看到的“微茫的希望”。

四

民主是专制的死敌。有意思的是，作为反专制旗手的鲁迅先生，却也反对民主政治。

1907年，他用文言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文化偏至论》，集中展示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

他写道：“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认为欧美的民主政体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他说：“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认为，专制之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当道；而民主之制，则是千万个无赖掌权，必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于国于民更无益处。

除了在这篇文章中三次提到“民主”一词外，在之后他写的大量文章中，竟极少再提“民主”二字。

后来，鲁迅说得更透彻：“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华盖集·通讯》）

可见，鲁迅认为，国民的劣根性决定了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必会形成千万个无赖掌权的局面，这比一个专制暴君掌国更可怕。他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改造国民性。所以他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的这一“立人”思想，代表了当时直至当今很多人的看法。所谓“有什么样的国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民众素质太低，不配享有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之类的观点，虽然未必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但其实与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

五

鲁迅“立人”思想的主旨便是要“改造国民性”，准确的说法应是改造国民的劣根性。这是鲁迅先生自青年时期就萌生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那么，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有哪些特点呢？鲁迅没有系统地予以说明，根据鲁迅文章中所记，后人归纳出了很多，如：愚昧、卑怯、贪婪、自私、冷漠、懒惰、奴性……

这些劣根性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鲁迅将其归咎于传统文化。他说：“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两地书·八》）

所以，他反专制、反礼教、反儒学、反中庸、反中医……他认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人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是中国人独有的吗？我看未必。即拿他大力抨击的“奴性”来说，并非人人生来都具有奴性，也并非人人都愿意做奴才，这实在是政治环境使然。在专制时代，官大一级压死人，每一级官员都掌握着下属和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则掌握着所有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下级在上级面前全是卑顺的奴才，所有上级在下级面前又全是傲慢的主子。正如一个比喻所说的那样：一棵大树干上爬满了猴子，上面的猴子朝下看，看到的全是笑脸；下面的猴子朝上看，看到的全是屁股。

鲁迅先生对此看得也很明白，他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人其实都是愿意做主子的，没有人愿做奴才。人之所以在主子面前甘做奴才，就是为了能得到主子的提携成为小主子。不想当主子的奴才，绝不是好奴才。人的奴性是体制逼出来的，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但鲁迅先生却将“奴性”视为国民的劣根性之一，这就必然走进了误区。

再譬如，从古到今，朝野上下，都在倡导人们要敢讲真话，要刚正不阿，要光明磊落；没有人公然倡导人们说假话、奴颜婢膝、阿谀谄媚。按说，这样的文化传统应该是很优秀的吧？但是，现实如何呢？历朝历代的官场风气，却如清代乾隆“盛世”时期的大臣孙嘉淦所描述的那样：“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而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

毛泽东在“反右”之时，曾倡导“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泽东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张闻天则说：“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见张闻天7月21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张闻天看得已经很清楚了，但他认为言论自由“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终究也是靠不住的。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绝大多数人不会冒着杀头的风险“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即使那些熟读鲁迅的人，甚至一些鲁迅的研究者，又有几人学到了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

质言之，所谓国民劣根性，其实是劣性制度在人身上的反应。鲁迅先生忽略了制度建设，只是幻想着去改造人性、改造文化，注定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有意思的是，“史无前例”时期，书店里摆放最多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还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所以时人有言：“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可见，鲁迅的文章，对专制暴政构不成任何威胁。这不能不说是对鲁迅先生的一大讽刺。

六

1937年，就在鲁迅先生去世一年之后，陈独秀在胡适的援救下被蒋介石释放出狱。他隐居在西南的一个小镇上，对自己的思想，对苏联的体制，对中国的前途，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完成了其思想的嬗变。

陈独秀对前苏联体制的反思极有价值。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斯大林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秘密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来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内容空洞的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见《陈独秀著作选·给西流的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版）

据说，胡适先生在读到陈独秀的这些振聋发聩的文字时非常高兴，说，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们三人一定会殊途同归。

我愿意相信，如果鲁迅还活着，以其善于自我剖析的精神与硬骨头精神，完全有可能与陈独秀、胡适殊途同归。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胡适先生到台湾后，利用自己的声望以及与蒋介石良好的私人关系，积极呼吁民主宪政，倡导言论自由。他主张渐进式的民主，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前提。因此与雷震等人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在台湾宣传民主自由的主阵地。他们并非空谈民主，而是在地方选举、“总统”连任等具体问题上发表看法，启蒙民众，在台湾地区广泛地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

唐弢先生在《春天的怀念》一文中回忆说，1965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对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们谈到了胡适，肯定了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功绩。毛泽东说：“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到21世纪给胡适恢复名誉？

进入21世纪之后，胡适在大陆实际上已经被恢复了名誉。2003年，煌煌44卷本的《胡适全集》也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如今，大陆的知识分子们蓦然回首，发现被大陆骂了几十年的胡适，竟是一位冷静深刻的思想巨人。

毛泽东曾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莫非，到了21世纪，胡适的方向，才是中华民族新文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