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中国大趋势》

也评《中国大趋势》  ■梁捷
    
    上世纪80年代，奈斯比特夫妇写出《大趋势》，与《组织的人》作者威廉·怀特、《未来的冲击》的作者托夫勒一道被认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人。《大趋势》在全世界总共售出1400多万册，据说在中国的销量可能高达2000万册，其中多半是盗版。尽管埃森哲公司评选奈斯比特为全球50位管理学大师之一，他自己的定位却是“未来学家”。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奈斯比特《大趋势》书中的预测，现在看来可以说没有一条预言错误，这一点很了不起。仔细研究《大趋势》，可以清晰看出他的观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进入信息时代。他用越来越多的信息来证明，整个世界的信息数量正在爆炸，信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点他说对了。
    
    回顾奈斯比特的简历，也算不上一帆风顺。早在1963年，年轻的奈斯比特就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后又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但均政绩平平。奈斯比特随后离开政坛，加盟IBM公司。经过几年磨练，他决心下海，自己创办了都市研究公司，时年39岁。
    
    都市研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其他企业提供宏观的预测报告。奈斯比特逐渐设计出一套“内容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广泛收集各地报纸，每天对这些报纸的内容进行分类编排，建立索引和分析比较。奈斯比特认定，重大的社会变化都应该从地方开始，自下而上，所以通过对城市、乡村变化的研究和分析，就能判断出将来的一些发展趋势。
    
    这套方法在80年代收到了奇效。当时信息沟通远没有今日那么便捷，但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可在信息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信息既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环境的认知。
    
    但是，获取信息归根到底只是人类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世界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对信息的充分利用，更离不开土地、劳动、资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要素的制约。如果要进一步预测世界发展趋势，就需要对人类社会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些更深层、更具体的领域，奈斯比特的“内容分析”方法在科学性、严密性等层面上，与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上百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比，存在显著差距。而且他的宏观预测也不再百试百灵。比如奈斯比特曾在其近著《亚洲大趋势》中预言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尚未变成现实，短期内似乎也没有明显的趋势。
    
    而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继续推进自己的预测，不再谈亚洲，而是谈中国，把全球未来的希望都押宝在中国身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内经济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也有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很不同，应当用一种新的“北京共识”来取代上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奈斯比特则用自己的分析模式，宏观地总结出“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主要包括：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即解放生产力）、摸着石头过河（即实用主义）、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兼顾的社会体系、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美国的社会发展只可能在一个建立了很长时间的体系内进行。奈斯比特收集大量中国地方媒体的报道后发现，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却在一个由自己创造的全新政治、经济体系下进行。这种发展模式貌似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过去在西方经验下总结出来的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经验面前似乎全都失效。也许因为这个，奈斯比特不得不构建出新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以及预测未来，即“八大支柱”理论。
    
    他认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独特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可以证明，资本主义所谓“历史之终结”，亦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另一段历史也终结了。美国正在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中国一枝独秀，两者高下已判。
    
    但是，中国领导人远没他那么乐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列举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八大问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等。
    
    奈斯比特否认自己是预言家，只是按照自己所了解的信息来判断这个世界的未来走向。他希望分析判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新事情中哪些会长久地影响社会。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大趋势》中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八大问题”。即使偶尔提到，也只是把它们作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这套支柱理论的重要论据。
    
    显然奈斯比特不认为这些困难会长久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既然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也在重要报告中提到这些问题，信息一旦沟通，问题大概就能迎刃而解。然而经济学家都坚持，解决问题势必付出代价，越是复杂的问题，越要付出沉重代价。但愿对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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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10月23日刊载《西方学者的“中国视角”》一文，作者介绍了奈斯比特夫妇新著《中国大趋势》是如何站在西方学者的角度，在扎实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及中国特色新体制的优越性作出不带成见的考评。此文刊出后，该书在近期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类媒体相继对该书进行报道，而奈斯比特夫妇及“未来学”理论书籍一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日前，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梁捷向本报投稿撰文《八大支柱与八大问题》，就这一最新国际国内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