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04

 我们坐在车子里，神婆子说，有一个代孕妈妈来了，刚刚下火车，要司机载着她去火车站接过来。“刚来的，很新鲜，你喜欢的话，今晚就带走啊。”神婆子转过头，笑着对我说。
　　 我也笑着说：“先看看人怎么样？”
　　 最新款式的奥迪从大街上驶过，惹来路人艳羡的目光。在火车站前面的拐弯处，有两名身穿制服的人，不知道是保安还是协警，对着奥迪神情严肃地敬礼，他们怎么会想到，这辆价值百万的车子里，坐的是一个拉皮条的老婆子，一个招摇撞骗的老流氓。“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几年后，刘德华在电影《天下无贼》里愤怒地说。
　　 代孕妈妈站在车站旁的一排IC电话前，手中还拿着一个粉红色的手机，她的脚边是一个皮箱，一个红色的坤包斜跨在腰间。看到了奥迪车，她很惊讶，脸上带着夸张的笑容；司机走了下去，她又看到来了一个帅哥，受宠若惊，脸笑成了一朵狗尾巴花。
　　 她上车来，坐在我的旁边，她的身上有一种劣质香水的气味，头发染成了暗红色。她穿着裙子，裙子下是一双粗壮的小腿。上身是一件长T恤，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了深深的乳沟。她的身上有一股妖气，这不是正常女人应该有的。她喜欢讨好地笑着，笑容像塑料花一样虚假而不真诚。每当她笑的时候，眼角和额头就会像卫生纸一样皱皱巴巴，她的年龄应该在30岁以上，却又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十八岁的纯情少女。
　　 她五官搭配还算精制，年轻的时候应该还算漂亮。她说话喜欢用舌尖发音，尾音拉得长长的，这种口音两个月前我在省城工作的时候，常常能够听到。这是省城的口音，和这个县级市的口音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她望着窗外，自顾自地说：“没想到你们这座城市这么小啊，楼房这么矮，车子这么少。我一直从大城市生活的，真不习惯。”
　　 我说：“你从省城来的？”
　　 她拉着脸，没有吭声。
　　 司机说：“应该就是省城来的。”
　　 她的脸马上就笑成了一朵塑料花，看着司机说：“就是，就是，你怎么知道？”
　　 司机说：“听口音呗。”
　　 她满腔热忱地看着司机：“你去过省城？”
　　 司机说：“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然后，司机说出了一连串的地名。
　　 “啊呀。”她惊讶地叫起来，然后拍着手，像根粗壮的弹簧一样在座位上颠上颠下，“我就在XX路上班。”
　　 神婆子一直在倾听着，一直没有说话，现在看到这个新来的代孕妈妈和自己的司机打得火热，她忍不住妒火燃烧，醋意喷薄，她威严地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咳嗽，眼角扫过司机的脸，司机脸上刚刚绽开的笑容凝结了，像被突如其来的寒流冰冻住了一样。我从后视镜中看到那种奇怪的表情，压抑了很久，终于没有让笑声滚出喉咙。
　　 代孕妈妈还在喋喋不休，说起自己所在的那条路上的风景：中国联通的巨幅广告牌、古老的榕树、麦当劳快餐店。我知道了这个代孕妈妈的真实身份，她以前是妓女。这条路是省城有名的红灯区，路边都是挂羊头卖“人”肉的发廊，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这些发廊次第打开了卷闸门，幽暗的彩灯将这些发廊映照得异常暧昧，袒胸露乳的妓女们在灯光下鬼魂一样地游荡，见到有男人从门口走过，就嗲声嗲气地喊道：“来呀，来呀，推拿按摩。”
　　 她年龄大了，卖不动了，没有人找她了，她就来做代孕妈妈。
　　 我一路上都在想，一个不看书不看报不会上网的老妓女，怎么就会找到这个小城市来做代孕妈妈？我问神婆子：“你们的代孕妈妈来自五湖四海，她们怎么知道你们公司的？”
　　 神婆子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有公关部啊，专门负责对外推广，大小城市的墙上都有我们的广告。”
　　 我想，这个老妓女一定是看到那条路上的小广告，就投奔而来的。
　　
　　 奥迪载着新来的代孕妈妈，一直开到了那幢楼前，司机带着代孕妈妈上楼安排去了，神婆子不放心，一直将脖子伸出窗外，透过楼层玻璃残缺的窗户，看着他们一层高过一层的身影。终于到了九楼，看不到他们了，神婆子心急火燎地掏出手机打电话：“你快点下来啊，送个婊子哪里需要这么久？”
　　 挂断电话，神婆子转身对我说：“这个好看啊，中意吗？”
　　 我说：“我要回家和太太商量一下，把她接到我们家居住。”
　　 神婆子说：“那你要快点啊，很抢手啊，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我这里抢代孕妈妈。”
　　 神婆子刚刚说完，又回转身，继续打电话：“还没有下来，快点快点，是不是被那个婊子的臭B吸住了。”【有一次暗访的时候，在山中走了一晚上，迷路了，很孤独啊，又很恐惧，传说山中有狼呀鬼呀什么的，就一路大声唱歌，后来嗓子都喊哑了。
　　 背包里有刀，只要去野外采访，我的包里都会带着一把匕首，用匕首砍下一棵小树，削成木棍，心说遇到狼呀鬼呀的，就一棍砸下来。
　　 可是那晚什么都没有遇到，天亮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小镇上，实在支撑不住，就睡在一家店铺的门口。
　　 后来，我被店老板推醒，一看，太阳升起好高，身边围了一群人，看着我，我浑身都是泥巴，人们把我当成了疯子。
　　 就那样一身泥巴回到城市，走在大街上，好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人人都在看。没办法，赶快拦出租车，人家出租车都不停。我最后把50元拿在手中，一见出租车就张扬，才拦下了车。
长这么大，鬼倒没有见过，只是听人说过，说得很可怕，但是狼见过几次。
　　 野外的狼非常凶猛，饿极了，都敢攻击牛。狼就像德国黑背那样，高大凶猛，但是比德国黑背的攻击力还要强。
　　 狼攻击的时候，是偷偷地，在你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已经扑到了你的跟前。所以，夜晚在野外，要特别留意大树后面，转弯的时候，也要转大弯，别贴着墙角走，这样视线开阔，不容易受到狼的攻击。
我出生的那个村庄非常偏远，小时候经常见到狼，也见过好几个在狼口中逃生的人，脖子上都有伤疤，那是被狼咬的。
　　 狼攻击的时候，一扑上来，就先咬住人的喉咙，让人发不出喊声。
　　 我的一个叔叔，邻居家的一个哥哥，一个伙伴的哥哥，都被狼咬过。等我出生的时候，狼已经很少了。
　　 听母亲说，那时候太阳刚刚落山，狼就在村庄外徘徊，没有人敢出门。
　　 母亲很害怕狼，但是不害怕鬼，她认为世界上没有鬼。
　　 外婆有很多鬼故事，小时候常常听，听着听着就会害怕得发出一声尖叫，外婆认为世界上有鬼。
　　 是不是有鬼？我也不知道。】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写这篇关于代孕妈妈的稿件，我觉得我该了解的，都已经了解透彻。现在，就差给代孕公司交钱，把代孕妈妈带回家了。
　　 这篇稿件在那张县级报纸上发了一个整版，这是以前的专刊才能享受到的待遇。而专刊都是县级各部门的成绩检阅，是要掏钱的。副总编夸奖说：“这是报社成立以来最好的稿件。”
　　 第二天，我让实习生找到那家代孕公司的所在地，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他们不知道流窜到了哪里。
　　 代孕妈妈是否合法，我采访了律师，律师拿出卫生部刚刚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说，国家相关部门规定，严禁把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禁止实施代孕技术。所以，代孕服务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位律师认为，公民有生育权，但必须合法生育，随着不孕不育夫妇的增多，这几年，有些人公然打着代孕的旗号收敛钱财，所以，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问，如果夫妇不孕，那应该怎么办？
　　 律师说，应该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去检查，去做人工授精，做试管婴儿。国家医疗机构对做试管婴儿有着严格的管理，就是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趁机牟取暴利。在三甲医院里，做试管婴儿收费很合理，根本不像代孕公司那样动辄就是几十万，而且，还有安全保证。孕妇完全没有必要躲躲藏藏，影响胎儿健康，所以，代孕公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
　　 代孕公司应该属于哪一个部门管理？律师却犯了思量。最后，他说，可能属于工商、卫生、公安、税务、计生等部门联合管理。代孕公司从事代孕业务，没有执照，属于无照经营；代孕公司违反了卫生部的相关条例，卫生部门应该管理；代孕公司限制了代孕妈妈的行动自由，公安部门也能管得着；代孕公司收取巨额代孕费，却没有上缴一分钱，税务部门也会管理；代孕公司的代孕妈妈都属于违法生育，也属于计生部门的管理范畴。
　　
　　 一周后，这座县级市的郊外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两帮流氓斗殴，人数多达近百人，警察和武警赶到时，流氓们做鸟兽散，有的跑进了附近的几幢居民楼里，有的逃进树林里，警察武警包围了居民楼和树林，逐一排查，近百流氓一一落网。
　　 在这里，警察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间居民房里，警察发现了四名孕妇。孕妇们有的躲在衣柜里，有的躲在床下，有的还躲在厕所里。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孕妇不稀奇，有两个孕妇很少见，有三个孕妇匪夷所思，有四个孕妇让人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孕妇们承认自己都是代孕妈妈，隶属于一家代孕公司，而在警察们查房时，厨娘冒充当地人逃脱了，而四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代孕妈妈挺着大肚子，没法逃脱，束手就擒。
　　 于是，四个孕妇被带到了医院做身体检查。我接到线索后，也赶到了医院，看到这四个代孕妈妈就是我在那幢残破的居民楼里所见到的那四个孕妇。
　　 我坐在医院走廊的连椅上，突然看到候诊者的人群中，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是阿玉。对，就是阿玉。原来她躲藏在医院里，观察情势。
　　 阿玉也看到了我，她慌慌张张地顺着楼梯跑下去，跑到门诊楼的门口，钻进了一辆出租车里。显然，她们已经知道了那篇稿件是我写的，她们可能还以为这些代孕妈妈被发现，是我提供的线索。
　　
　　 我采访结束，从医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医院距离报社大约有一千多米，为了省钱，我决定步行回报社。
　　 每到夜晚，小城市就行人稀少，而这天又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路上更难得见到一个人影。我独自走着，构思着这篇稿件怎么写。突然，从后面飞驰来一辆小轿车，我下意识地躲避在人行道的台阶上。小轿车驶到我的身边时，戛然而止，车门打开，钻出了三名男子。
　　 我加快了脚步，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他们，自从暗访乞丐后，我就时时提放会遭到暗算和报复，夜晚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敢出门；遇到有人靠近我就赶快躲开；陌生的电话来找我出去，坚决不去；报纸上也不敢出现自己的真实姓名，包里经常装着钢管之类的防身武器，至于网聊什么的约会什么的，更与我无缘……我明白自己行走在刀尖上，我在明处，报复的人在暗处，稍有不慎，就会有杀身之祸。
　　 我偷眼看到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男子从衣服下抽出砍刀，后面的人手中也都多了器械。我下意识地发足狂奔，他们在后追赶。这条路非常幽静，连一个行人也没有。那辆小轿车呼啸着超过了我，堵住了我的去路。那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纵身就翻过了人行道边的围墙，那道围墙足有两米多高。
　　 我掉落在了草丛中，他们也攀上了墙头，我爬起身，在齐膝的荒草丛中拼命狂奔，腿脚和胳膊都被划破了，我跑到了一条穿越这座小城市的河边，扭头看到他们已经跑到了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我来不及多想，一头扑进小河中。
　　 小河的水很深，一下子没过了我的头顶。后来，我才听说，这条小河每年都有人淹死。我的游泳技术一般，可是那时候我很清醒，只要他们不下水，我就能保证安全。我努力游了十几米远，回头看到他们站在岸边跳着脚叫骂，可能他们都不会游泳。
　　 我继续向前游着。他们在河边站立了几分钟后，就气急败坏地离开了。远处划来了一条船，是打捞河面漂浮物的小木船。木船划到了我的身边，我爬上木船，对惊愕的船夫说：“不小心掉到了河里。”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被人追杀，后来，我才知道，做暗访是在刀口上讨生活，我被人追杀了很多次，很多次都比今天还要惊险。
　　 我不知道这三个男子是我在哪一次采访中得罪的人，有可能是代孕公司，也有可能是以前暗访中的黑社会酒吧，还有可能是另外哪篇稿件得罪了哪个人物。小城市关系错综复杂，踩一脚狗屎，就会得罪了狗，狗主人也不满意。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大麻烦。
　　 然而，我想，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很有可能是代孕公司雇请的打手。
　　 第二天，我在床上睡了一天，不敢出门。我担心他们会在报社的周边活动，伺机报复我。我想报警，但是又没有任何证据。然而，我最担心的，是我用了几年的数字传呼机，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奢侈品，也是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尽管我已经工作将近两年了，但是我对上千元的一部手机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我的工资都补贴家用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背包是防水的，我把传呼机外面的水揩干，放在太阳下晒晒，又能用了。
　　 第三天，我又去采访了，这次是要去一个乡镇。
　　 刚到乡镇的街道上，传呼突然响了，一看，是报社的电话号码。我找到公用电话亭回过去，是社长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边一个男子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采访。他说：“你不要采访了，马上回来。”
　　 我预感到大事不好，可能是代孕妈妈的事情，也可能是那家海鲜酒楼的事情。这些天里，海鲜酒楼就像一颗揣在怀中的定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我心情沉重地登上回小城市的汽车，先走进了副总编的办公室探寻消息。在这家报社里，副总编是唯一赏识我的人。副总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神情憔悴，他说：“昨晚我一直找人谈，想把你留住，但是留不住了，上面不同意。没办法。”
　　 我知道副总编所说的上面是指谁，我径直走向社长办公室，这是我在这家县级报社工作两个月来，与他的第一次见面。
　　 我走了进去，他马上就非常客气地站起来，那种恭敬不像是对待自己手下的员工，倒像是在迎接上司。他身材矮小，神情猥琐，勾腰塌背，头顶上几乎掉光了头发，如果他走在乡村的大道上，人们会把他当成一个背着竹筐的拾粪老头。
　　 我一言不发，只是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只要我站在他的面前，他就应该知道我的来意。他说：“我感到很伤心，但是你又不能不走。我们这里的人都好面子。”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香烟，抽出了一根，颤抖着手指点燃了，我看到他好像心存恐惧。
　　 他说：“我本来不抽烟的，但是今天心里难受，就抽一支。”然而，他抽烟的姿势很老练，吸一口，吞进去，悠悠吐出来，他的嘴唇也在颤抖。他躲避着我的眼睛。
　　 黄鼠狼想吃鸡，先假惺惺地对鸡说：“我很难受，本来不想吃你，但是又不能不吃你。”
　　 他说：“等一会，你回办公室写好辞职书，把辞职手续办了。”
　　 我说：“不用去办公室了，现在就写。”
　　 我从他的桌面上拉过一张纸，只写了四个字：“本人辞职。”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那一刻，我对这个道貌岸然虚伪做作的人，和这家谎言满纸，假大空洞的报纸，还有这个小城市压抑的空气，感到了极度的厌恶。
　　 后来，这个社长因为贪污而被免职。这是我几年后听说的事情。
　　
　　 从这家报社的办公楼走出来，天空中又下起了小雨，我一个人走向出租屋，心中充满了凄凉和无奈。辞职了，或者说被解雇了，我就不能再呆在这座小城市里，然而，我去哪里？天下之大，哪里才是我的容身之所？哪里才能给我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
　　 为什么我这样时乖运蹇，为什么命运总在捉弄我，为什么生活刚刚稳定，又要再受波折？为什么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业？
　　 是我自己不努力吗？我非常努力。是我自己不敬业吗？我非常敬业。是我自己没能力吗？我很有能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命运总在跟我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那天，我在雨中走了很久很久，全身都被雨淋湿了。后来，我偏离了出租屋的方向，我不知道走向哪里，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就在前天，我还被黑社会持刀追杀。我顾不上这些了，我甚至幻想着他们会突然出现，将我砍杀，我绝不反抗，只要我死后，他们能够给我父母一笔赔偿金就行。
　　 路边有一个广场，广场空无一人，我在广场边湿漉漉的木椅上又坐了很久很久，坐得全身都几乎麻木了，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此前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抽烟了，此刻我迫不及待地想抽烟。烟火熏得我的指头疼痛难忍，烫得我的嘴巴火烧火燎，我想让肉体的痛苦减轻心灵的创伤。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很善良，我很正直，我很勤奋，我从来都是与人为善，我用各种道德和法律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我从来不会违法乱纪，我做这种职业，总是想做得最出色，事实上也能做到最出色。可是，为什么我会落到这种下场？
　　 我为什么不能学坏？我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坏人？像他们那样，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攫取公利，中饱私囊，他们很坏很坏，他们头上长疮身上流脓，他们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臭水，然而他们却生活得富裕快乐，如鱼得水？生活，你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
　　 我一定要做一个坏人。
　　 好人一生坎坷，坏人长命百岁。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广场的长椅上坐到了什么时候，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助。我仿佛看到自己被钉在木柱上，忍受着万箭穿心的痛苦。可是我无法反抗，无法挣脱。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命运这种东西，命运是一个下贱的女人，你越害怕她，你对她毕恭毕敬，她越会欺负你；你蔑视她，抽打她，她反而会对你俯首帖耳。命运已经把我抛在了生命的最低谷，你还能再怎么折磨我？你再折磨我，我也不会胆怯。你来吧，老子顶得住，老子和你同归于尽。老子现在死都不害怕了，还能害怕什么？
　　 我的命已经苦到了极处，苦到了尽头，你还能再苦到哪里去？
　　 那天晚上，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仰天长啸，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的声音飞跃在这座小城的上空，一直飞跃到无尽幽暗的苍穹深处。后来，我躺在长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咬牙切齿，感觉自己就像一头中箭的猛兽。
　　 后来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继续漫无目的地行走，雨停了，月亮从云层中露出半张脸，惨淡的月光照耀着我，让我形同鬼魅。
　　 我走到了一间咖啡厅，看着门口站着两个服务生，我身不由己地走进去。此前，我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这种地方一杯咖啡就会消费几十元，他是那些大款们谈生意和都市白领们休闲聚会的地方，是贫穷的我从来也不敢涉足的地方，今天晚上，我就要在这里消费。
　　 咖啡厅里可以上网，我点了一杯最便宜的咖啡，坐在临窗的座位上，打开电脑。咖啡厅里都是衣冠楚楚的人，他们悠然自得，他们谈笑风生，他们中的每个男人都举止优雅，每个女人都年轻漂亮，而我一身湿漉漉的衣服闯进来，就像一个农民扛着锄头闯进了王子的生日宴会。可是，我管它那么多干什么？今晚谁敢找我的不愉快，我就要让他永远不愉快。我做好了好好打一架的准备，要打得对方满脸开花。
　　 还好，服务生只是看看我的衣服，又看看我狰狞的面目，欲言又止，送来一杯咖啡后，就离开了。
　　 咖啡厅里播放着忧伤的音乐，一会是《爱无止境》，一会是《斯卡保罗集市》，一会又是《追梦人》，音乐如水，在咖啡厅里荡漾，渐渐地漫上心湖，也淹没了我的愤懑和狂躁。我的心中充满了惆怅和感伤，我想，下一步该去哪里？又会在哪里流浪？我还能再做记者吗？
　　 那时候，有一些报社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他们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招聘信息。这些报社也都是全国知名报纸。我登陆了这些网站，编写了自己的简历，介绍了自己的主要作品，然后按照信箱发过去。它们有的远在东北，有的在富裕的珠三角长三角，还有的在偏远的边陲。我已经没有什么挑剔了，哪里要我，我就去哪里。只要有份工作，钱多钱少已经无所谓。
　　 然而，我又对自己没有抱多大希望，也对这种招聘形式没有抱多大希望。我知道这样找工作，无异于大海捞针。
　　
　　 凌晨两点的时候，咖啡厅要打烊，我走了出来，却不知道去哪里？如果回到出租屋那间狭小逼仄的房屋里，我会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四面的墙壁会将我压成一张相片。
　　 我信步走在大街上，像一条流浪的无家可归的狗，带着满身的伤痕，却只能自己默默舔舐。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我的脚步踩在落叶上的声音，窸窸窣窣，像一声声无奈的悠长悠长的叹息。
　　 后来，我看到有一家网吧开着门，我又走了进去。此前，我绝不进网吧，因为那里每小时要花两元钱。现在，老子不要钱了，老子只要心情好！
　　 那间网吧异常肮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脚丫子的气味，地面上到处是餐巾纸、一次性饭盒、方便面包装袋和一些不知道来由的垃圾。几个少年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的沙发上酣然入睡；还有人神情呆滞地坐在电脑前，突然间就会歪倒在椅子扶手上；有的男子脸色青黑，好像很多天没有洗，边揉眼睛边打呵欠边聊天；有的女人浓妆艳抹，抽着香烟，好像从夜场刚刚赶过来。有人在神情木然地看电影；有人在兴高采烈地聊QQ；还有人在玩游戏，将键盘敲击得噼里啪啦，像爆炒豆子一样……
　　 我压抑到了极点，痛苦到了极点，我需要释放，我快要爆炸了。我找到一台电脑，在上面寻找电影，我需要在紧张的情节中得到解脱。后来，我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来到网吧，通宵看电影。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肖申克的救赎》，后来，我又将这部电影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震撼万分。
　　 安迪，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他忧伤的眼神，一绺头发遮挡在他的前额……他被切断了一根脚趾，他在听着《费加罗的婚礼》的沉醉表情，他在锲而不舍地挖掘者生命通道。一个雷雨的夜晚，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穿越了一条小河，穿越了20年的屈辱岁月，他终于逃出了生天。
　　 “有的鸟是不会被关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这是电影里最经典的台词，它像一道闪电，划过了我阴霾的心灵天空。
　　 我相信，我会有出头之日。因为我是一只鸟，我的羽毛很美丽。  第二天，我昏睡一天，在睡梦中，我得到了解脱，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不想了，我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一个安宁祥和的世界，一个没有痛苦和屈辱的世界，一个没有贫穷和悲伤的世界。
　　 可是，下午，我醒过来了，我又不得不面对没有工作的现实，不得不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不得不面对遥远的家乡，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和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残破贫穷的家。我突然想，如果能够一直躺着，一直不要醒过来该有多好啊。这样，我就不会生活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中。
　　 我躺在床上，点燃了一根烟，使劲地吸着，很晚就吸完了，再点燃一根烟……我长长地吐着烟雾，和着叹息声，好像这样就会吐出满腹的忧伤。我不知道吸了多少根香烟，烟盒空了，地上是一堆烟蒂。
　　 我的头脑麻木了，后来朦胧中又睡着了，我悄悄地告诉自己，这样真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醒来了，看到窗外有路灯光照射进来，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也不管它是什么时间，我躺在床上，感到骨头都生锈了。我扭转身，又找到一盒香烟，又点燃了……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粒米未沾，不知道抽了多少盒香烟，也不知道醒醒睡睡多少次。第四天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看到镜中的自己两颊塌陷，脸色乌青，形容枯槁，我不敢相信镜中的这个人就是我。我端来脸盆，打水洗头，突然发现水面上飘着一层头发，愣了好一会，我才想到这是我的头发，我抓起头发扔出去，抓了一把又一把。
　　 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把自己发表的作品，和自己出版的两本书整理好，装进背包里，我要出去找工作。
　　
　　 在一家小饭店里，我边吃着面条，别规划着此次的行程。听说沿海开放城市工资高，我决定去那里。
　　 走出小饭店，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前面是一排废弃的楼房，我当时没有多想，几乎是赌气似的，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我以前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是一个合格的市民，却落到了这步田地。我还遵纪守法干什么？我还要为谁守身如玉？为谁坚守道义？
　　 我踏上了通往火车站的公交车，坐在了靠窗的座位上。过了几站，上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如果是以前，我是坚决会让座的，我会把他叫到我的身边，让他坐在我的座位上，但是，今天，我坚决不让座。我扭头看着窗外，看着窗外的行人和家家敞开的店铺，我装着看得很沉醉，看得很投入，我装着没有发现他。
　　 其实，不让座的心情很难受，总是遭受良心的谴责。然而，那些坏蛋有良心吗？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心安理得，所以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干，所以他们生活得游刃有余，富裕幸福。谎话说尽，坏事做绝，却成为了人上人。安分守己，谨小慎微，却是人下人。
　　 好人入地狱，坏人上天堂。
　　 我一路上都没有让座，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老人坚决不让座。我踏上了火车，火车开往那些南方开放城市。
　　
　　 我来到了深圳，深圳的美丽和整洁让我深深沉迷，从看第一眼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尤其是那条闻名遐迩的深南大道。我想在这里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可以做记者，也可以做别的工作。
　　 后来，我经常来深圳出差，每次来到深圳，我都会走在深南大道上，都能想起自己第一次来这里求职的情景。那时，我急急忙忙地赶公交车，跑得汗流浃背，一家家公司投简历，只有走进一幢大楼，看到挂着什么牌子，我就径直走进去，小心翼翼地问人家：“请问你们招聘员工吗？”
　　 我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
　　 下午，我去找旅社居住，却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一百元以下的旅社，而一百元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巨款。
　　 那天黄昏，我跑得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坐在台阶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是看到人群来来往往，行李大包小包，我心中充满了羡慕，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快乐，而整座城市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后来，我看到旁边不远处就是汽车站，我看到了一辆开往珠海的长途汽车，就跳了上去。
　　
　　 我在珠海的第一晚是在汽车站旁边一家店铺的台阶上度过的。我把两张报纸铺在地上，就像刚刚出来找工作还没有做记者的时候一样，可能是跑了一天，我很快就睡着了，什么也没有想。我现在是随遇而安，我在哪里都能生存，我只要能够有一份活干，能够活着就很满足了。
　　 睡着睡着，突然感到身边站着一个人，他巨大的身影淹没了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努力睁开眼睛，发现身边真的站着一个人，路灯光照着他长发覆盖的脸，显得非常诡异。我大声呵斥：“干什么？”他讪讪离开了。原来是一个疯子。
　　 天亮后，我在水龙头前洗把脸，也咕嘟咕嘟灌饱了肚子，开始了在珠海找工作。
几年后，我还能想起那天走在沿江大道的情景，我不知道那条路是不是叫沿江大道，那条路很宽敞，公交车和私家车都可以在上面行驶。沿江大道和大海之间相隔着城碟一样的半人高的墙壁，海水打在城碟上，和城碟下的礁石上，卷起层层白色的浪花。沿江大道弯曲蜿蜒，有的地方会有豁口，架有桥梁，通往矗立在大海中的观光亭。我看到观光亭里站立着对对情侣，他们笑逐颜开，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拍照留念，他们都很幸福，他们也很快乐，他们有人陪着，他们会在痛苦的时候告诉对方，他们会一起分担忧伤。而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只能自己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我只能自己抚慰自己的伤痕。
　　 阳光照耀着沿江大道，我走在阳光里，阳光下的每个人都显得优裕自如，从容不迫，比肩携手呢喃私语的恋人，肩垮背包满脸新奇的游客，蹦蹦跳跳笑容灿烂的少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故事中没有我这样的忧伤和痛苦，我对他们满怀羡慕和向往。我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找到一个爱我的人，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留着披肩长发，笑容像阳光一样的女孩子，走在我的身边，走在大海边。爱情离开我已经很久很久了，我的心灵是一片没有爱情的荒漠，我已经忘记了爱情的滋味，那种甜蜜的滋味。我没有资格谈论爱情，因为我不能给所爱的人一个稳定幸福的家。我又幻想着自己能够背着双肩包，独自走天下，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像此刻走在沿江大道上的他们那样，优裕而从容。可惜我没有钱，我挣扎在温饱线上，我只能手捧一张地图，在想象中徜徉在皇天之下，厚土之上，在想象中神游那些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名山大川，丛林雄关。看着那些系着红领巾从身边走过的少年，他们一个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从前，我背着母亲用碎布头缝成的书包，奔跑在通往学校的山路上，阳光斑斑点点地洒在我的身上，学校的上课铃声已经敲响了，铃声惊飞了树上栖息的小鸟……小时候的一切，想起来都是这样美好。而我一忽儿就长这么大了，人如果能够一直生活在少年该有多好！
　　 我没有乘公交车，我害怕迷路，就一直在沿江大道上行走，黄昏的时候，我来到了一条不知名的街道。这条街道很宽阔，青石板铺就的街面，干净整洁。路两边的店铺，都是仿古建筑，目不暇接，好像还散发着历史悠长悠长的馨香。
　　 这条大街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我在这里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卖小玩意的小贩神情惊慌地两边观望，光着膀子的壮汉喝着啤酒大呼小叫，背着行囊的打工妹脚步匆匆形色惶惶，身份可疑的男子围在一起窃窃私语，衣着暴露的女子寻找猎物的眼睛左右逡巡，道貌岸然的男子装着一本正经，眼睛的余光却黏在那些女子的前胸后背……
　　 人们到处生活着，人们以各种方式生活着，我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生存？
　　
　　 那天晚上，我一家一家寻找旅社居住，它们的价格都很高，最便宜的也要五十元，我的存款没有多少钱，五十元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我一直寻找到了后半夜，还是舍不得住旅社，后来，我来到了一个广场，广场的旁边是草地。那天晚上，我就睡在草地上。草地上只有我一个人。
　　 这里很幽静，这里只属于我一个人，我躺在草地上，把鞋子放在一边，让劳累了一天的脚放松放松。我又点燃了一只香烟，在袅袅的烟雾中清点自己的心思。
　　 这个城市的天空很澄净，夜晚能够看到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那晚的月亮很圆很亮，像一块烤熟了的烧饼。我突然想起了家乡，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古人总是把月亮和乡愁连接在一起。现在，父亲病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吗？他们入睡了吗？还有妹妹和弟弟，这么晚了，弟弟会不会还在县城的大街上蹬三轮车？妹妹会不会还在为没有一件新衣服而伤心？
　　 想到家人，我就留下了眼泪。
　　 我已经辞职了，我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原来的单位上班；我没有土地，我不能回到家中种田；我躺在这里，可是我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我租房在南方那座县级市里，可是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和那座县级市也没有任何关系。我现在应该算是哪里人？哪里才是我的归宿？我应该去哪里？我太累太累了，我想歇歇脚，可是哪里才是让我歇脚的驿站？
　　
　　 我抽着香烟，竭力让自己想着快乐的往事，而我快乐的往事都发生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淳朴的乡亲，远处的山峦，春耕的身影，泥土的芳香，飘飞的大雪，古老的房屋，结冰的河面……突然，《九九歌》涌上心头，我一句一句地默想着，终于能够背诵完全这首民间诗歌了：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我激动得浑身颤抖，往昔的幸福时光一齐涌上心头。每年小麦成熟的时候，我在前面牵着牛，父亲拉着架子车，母亲在后面推着，我们就这样把山沟里的小麦，用架子车一点一点地拉到了打麦场里，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我学会了自行车，载着父亲赶集回来，父亲欣喜地告诉母亲，说他是坐着我的自行车回家的，母亲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她说：“我儿长大了”……
　　 我在幸福中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很高，无数的人从我的身边走过，说着我很难听懂的语言，我这才看到不远处就是拱北海关。这些都是入关和出关的人。从这里走出去，就是传说中的澳门，那个灯黄酒绿，那个传说中充满了畸形繁荣，那个让无数的贪官污吏原形毕露的地方。
　　 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个早晨，行人脚步匆匆地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们走往那个神秘又神奇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只从书本上看到过只言片语，他们或者从那个地方出来，他们在我眼中同样神秘又神奇。没有人注意到我，一个在草地上睡了一夜的人，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一个满脸愁容的人，一个失败又失意的人，一个和他们毫不相干的人。他们不会对我多看一眼，他们或者怀揣着心思，或者奔忙于工作。他们看起来衣冠整洁，他们也一定生活比我好很多。
　　 去澳门，去那边赚钱。我心中突然闪过了这个念头。
　　 我来到了拱北海关，却发现要去澳门需要过关卡，而过关卡需要港澳通行证或者护照，我身上只有一张身份张，这个证件不能带引我踏上那片土地。我感觉自己就像站在阿里巴巴的财富宝库门口，徘徊者，逡巡着，忘记了那句决定生死的口诀：“芝麻芝麻，开门来！”
　　 走出海关，我站在海边，向远处眺望，他们说，视线中的那个岛，就是传说中的澳门。澳门，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地方，而我现在相隔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我转身离开了。
　　 拱北海关，我以后一定还会回来的，一定要手持护照，堂而皇之地踏上澳门。我一定要住在澳门的高档酒店里，吃着当地有名的龙虾，眺望着楼下车灯如龙，天空星光如海。
　　 我一定要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他们享受过的，我也一定要享受。
　　
　　 在珠海，我依然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我懵懂地撞进一家家公司，胆怯地口述者自己的简历，小心地猜测着人家的眼神，然后又伤心地转身离去。深圳和珠海都很漂亮，然而，我在这里找不到立锥之地。
　　 后来，我又来到了东莞。听很多打工者说，这里的就业机会很多。我想，我应该能够在这里找到工作。
　　
　　 从长途汽车站走出来，我沿着一条大道走着，又走过了一座桥，我来到了一座城中村，后来知道这个村庄叫做篁村，东莞著名的城中村之一。
　　 这里有好几家小旅社，我找到了一家，老板说住宿费每天25元，我好说歹说，终于降为了20元。进到这个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房间里，放下行李，我在公共卫生间里畅快地洗澡，几天来的污垢和疲惫，终于被一冲而光。
　　 然后，下楼，告诉126人工台，将我的传呼漫游到东莞。那时候传呼已经几乎绝迹，126是人工台，127是自动台，每到一地，就要告诉传呼小姐，将自己的传呼号码漫游，否则，就接收不到任何信息。
　　 我在这家旅社住了五天，五天里的每一天，我天一亮就出去找工作，夜晚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那时候我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办公室白领阶层，我自认为是大学毕业生，文笔尚佳，还做过秘书和记者的工作，并且都还做得很好，处理一般公司的文案应该手到擒来，可是，很多公司的文案只要女孩子，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她们能够代表公司的形象，而一个又高又壮满脸凶气的男人坐在电脑前则有点不伦不类。
　　 每天夜晚，饿着肚子回到小旅社，我就关起房门，拼命抽烟。找不到工作，我没有心情吃饭，也根本吃不下去。唯有抽烟才能减轻我心中的苦楚。不抽烟，会非常难受，会坐卧不安。
　　 小旅社的设施非常简陋，房间里没有窗户，我将房间抽得烟雾腾腾，抽得空气发蓝，抽得一阵又一阵剧烈地咳嗽，咳嗽过后又想抽烟。那些香烟都是极度劣质的一两块钱的香烟，牌子叫做“芒果”、“大前门”、“羊城”。现在好像已经买不到了。
　　
　　 有一天，隔壁住来了一个比我年轻的青年，他刚刚从北方过来，他的表哥在东莞好几年了，介绍他来这里做保安。他脸上带着农村青年的质朴，也带着刚刚来到城市的惶恐。这是别人的城市，而我们都是乡下人，我们的身份注定了只能在别人的城市里讨生活。
　　 我说：“让你表哥也介绍我工作吧。”
　　 他说：“我给他说。”
　　 那天晚上，我们谈论了很多，共同的来自农村的生活经历让我们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这是我这些天里说话最多的一次。后来，我们来到了一家小饭店，叫了一盘拍黄瓜，一盘豆腐丝，然后启开两瓶啤酒。买单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包着钱的手绢，执意要买，我按着他的手臂说：“我比你出来早，我应该买。”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醉。那天晚上，我只喝了一瓶啤酒，回到小房间里，就感到飘飘悠悠，我躺在床上，享受着这种微醺的感觉。突然，就没来由地悲伤起来，我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奔波，这么多年的辛苦，这么多年的磨难，想起那个残破的贫穷的家，突然就放声大哭。我用被子蒙着头，狠狠地哭了一通。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睡着了。 表哥——后来，我一直叫他表哥——他在一家物业公司里做保安经理，他留下我做了一名保安。那名刚刚从北方来的纯朴青年也做了保安，他叫明强。
　　 我在东莞找到了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夜晚坐在东莞一家高档小区的墙外，监视着别让小偷翻墙跳进去。其实，墙壁已经有将近三米高，墙头上还安装着铁丝网，小偷是很难进去的，除非来了燕子李三。
　　 我的上班时间是下午六时到凌晨六时，每天2个小时。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拿着一根带着钉子的长木棍，坐在小区后面的围墙外，监视着每一个试图走近的人。其实，这里已经是野外，难得见到一个人影。即使有人，也是一些夜晚开车过来偷情的人。
　　 物业公司管吃住，每天两顿饭，可以吃饱。我和明强住在一间房子里，架子床，上下铺。每月800元工资。最值得欣慰的是，我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
　　 漫漫长夜，12个小时，我一个人孤独度过，没有人陪伴我，没有人和我说一句话。墙外也没有路灯，我无法看书。常常地，我坐在黑暗中，回忆着所阅读过的那些经典小说中的情节场景，只有这样，才能让时间过得更快点。小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夜晚全城禁火，担心德军的飞机会来轰炸，一个小姑娘就依靠回忆白天阅读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情节，来度过难捱的黑暗的夜晚。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也感到很温馨，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书籍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能够送给你一对坚强的翅膀，让你在最艰难的时刻飞跃超度，让你在最困苦的时刻固守信念，让你在遭受了千万次的折磨和挫折后，仍然坚守最初的纯洁、高贵、独立和人格的完整。
　　
　　 距离小区十几米远处，就是一片荒草摊，足有十几亩大，荒草有半人高。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荒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层层荒草积压在一起，散发着一种腐烂的气味。荒草间潜伏着老鼠、蟾蜍、蟋蟀、蚂蚁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爬行着蜥蜴、蜈蚣、毒蛇、蜘蛛等各种令人恐惧的动物。夜半时分，那片荒草丛中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响起，有的在凄凉惨叫，有的在惊慌奔逃……夜幕中，那里上演着一场场血肉横飞的惨烈战争。
　　 更远的地方，是一个几十米高的小山丘，山丘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树丛，树丛里，有几座坟茔。经常地，夜半过后，这座小山丘也有一些莫可名状的声音响起，有时像鸱鸮在惨笑，有时像怨妇在呜咽，有时像小孩在哭泣……尽管我是唯物论者，但是，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眺望那个方向。我担心，会有一个长发遮面，吐着血红舌头的女鬼突然出现。
　　 和冤鬼比起来，我更害怕的是这片草丛。
　　 有一天晚上，我正望着远处的楼房想心思，突然感到脚面上一阵冰凉，低头一看，一条几米长的毒蛇从我的脚面爬过，我惊恐万状，但是一动也不敢动，此刻，四面杂草丛生，如果被毒蛇发觉了，即使博尔特也无法逃脱。毒蛇还有一个名字叫“草上飞”，它们在草丛中的奔跑速度像箭一样迅猛。而且，被毒蛇追赶的时候，绝对不能跑直线，你永远也不会跑过它。你要跑曲线，毒蛇草蛇都是近视眼，它只能依靠舌头来感觉你的体温，这样，如果在水泥路面或者柏油路面，你也许能够逃脱。
　　 值得庆幸的是，那条毒蛇爬过我的脚面后，继续爬向远处，没有再回来。
　　 还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那时候是秋季，我没有遭受蚊子的困扰。南方的蚊子种类繁多，毒性很强，一来就是一群，像三本五十六的轰炸机攻击珍珠港一样，让你防不胜防。而我在野外，根本就无法提防。
　　
　　 小区里的入住率并不高，夜晚，只能看到一半的窗口亮着灯光。
　　 我经常会望着那些亮灯的窗口，想象着那里面住着怎么的人。那一套房子几十万，是做保安的人连想也不敢想的。那时候我想，今生我都不会拥有那样一套住房。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看到有一扇窗口爬着一个女子，穿着睡衣，大概刚刚洗完澡。女子皮肤很白皙，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显得皮肤更为娇嫩。女子长得很漂亮，五官异常精致，我几乎都能想象到她长长的睫毛，和嘴唇里扇贝一样的美丽牙齿。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惊呆了，一动也不敢动，甚至连呼吸声都静息了，我担心她看到我后，会受到惊吓。她完全没有想到，就在围墙之外，距离她不到十米的地方，就有一个人，一个男人，在偷偷地望着她，望着身穿睡衣的她。
　　 那副场景像油画一样，即使此刻，我还能体会到那天晚上看到她的感受，和那种美丽带给我的震撼。
　　 但是，我和她，一个住在豪宅里的美丽女人，和一个看守豪宅的普通男人，是不会有任何故事发生的。生活不是小说。生活平淡而又残酷。
　　 后来，她离开了窗口，再后来，她拉上了窗帘。一叶薄薄的窗帘，隔断了我的想象，也把我和她隔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好几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那里，她结婚了吗？她的老公会是谁？有哪一个幸福的男人会娶到她？
　　 我的心中掠过一阵苦涩。
日子过得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弯浅溪，默默地向前流淌着，不起任何涟漪。
　　 我恪尽职守，工作负责，已经满足于这种安稳的生活。这种安稳，来之不易。
　　 如果不是那天晚上的传呼，我可能会一直做保安，一直做一名孤独的守夜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凭借着踏实和勤劳，可能也会像表哥一样，做到一名物业公司的保安经理。
　　 那天晚上的传呼，实在是不祥之兆。
　　
　　 那天晚上，凌晨两点多，传呼突然响起来，我一看，是家乡村口那座小商店的电话号码。我心中一惊，可能家中出事了。我是数字传呼，没法留言，也不知道家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隔了几分钟，传呼再次响起来，依然是同一个电话号码。又隔了几分钟，显示的还是同一个号码。我一下子慌神了，家中肯定出事了。很可能与父亲有关。
　　 我离开了小区，奔向附近的一条街道。街道一片黑暗，家家店铺关门上锁，只有暗淡浑浊的路灯光，照着清冷的大街。风卷着枯叶，吹打在我的身上,让我一阵阵哆嗦。
　　 传呼一声一声响起，我心急如火，可是，找不到公用电话。后来，我终于在街边找到了一个IC电话亭，却没有IC卡。我蹲在街边，蹲在凄冷的寒风中，抱着头呜呜痛哭。
　　 哭完了，我站起身，又回到小区的墙外，坐在那把木制椅子上，惴惴不安。
　　 终于挨到了凌晨六时，一下班，我就向街道狂奔而去，一家商店刚刚开门，一名女子正将门板卸下来，依次放在店铺门外，我问：“有公用电话吗？”她说没有。我又问：“有IC卡吗？”她点点头。
　　 那时候做小生意开店铺的人都是多种经营。我买了一张30元的IC卡。
　　 我跑到那座IC电话亭前，拨通了电话，是家乡村口那间商店的老板娘接电话，她说：“我喊喊你妈妈，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沉重的喘息声，弟弟在电话里哭着说：“哥，你快回来，爸不行了。”
　　 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回到物业公司，我请了假，就赶快向长途汽车站赶。来到广州流花车站，我犹豫了，该卖飞机票，还是该买火车票。当时我身上仅仅有一千多元，不到两千元。打听到飞机票非常昂贵后，我选择了坐着火车回家。
　　 下了火车，又转汽车，然后又搭乘三轮摩托车，我们那里的人把那种车叫“驴子车”，有的地方叫“电驴子”，或者“蹦蹦车”，现在这种车好像已经绝迹了。
　　 到了村口，已经是第三天的黄昏。村口的打麦场上，有一个中年男子在剥玉米，他看到我回来了，没有一点惊喜。他说：“快回家，你爸一直在等你。”
　　 我回到家，看到父亲躺在炕上，已经换上了新衣服新鞋子，是母亲一针一线纳成的千层底的布鞋。母亲和妹妹坐在一边垂泪。我走到炕边，看到父亲闭着眼睛，眼眶深陷，脸颊消瘦。他已经走了多时了。
　　 我放声大哭。我奔波了几千里，想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却终于没有见上。
　　 父亲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动不动，嘴巴也张开了，但说不出一个字。过了几分钟，他的眼睛又闭上了，嘴巴也闭上了。
　　 母亲说，父亲一直在等着我，就等着我回来，后来实在等不到我回来，就走了。突然听到我的哭声，最后看了我一眼，然后才放心走了。
　　 过了一会儿，弟弟回来了，一身都是尘土，他和几个亲戚在地里“打墓”，也就是挖坟墓。弟弟一见我，泪流满面。
　　 我问弟弟：“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回来？”
　　 弟弟说：“爸一直说你很忙，害怕耽误你的工作。”
　　 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次我回家，父亲都会叮咛我说：“国家的事要紧，一定要把国家的事当回事，好好干。”以后，再也没有人这样对我说了。
　　 父亲走的时候58岁。
 按照北方农村的风俗，逝者在去世后的第三天安葬。
　　 那时候，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没有任何积蓄。我只带回来1000元钱，妹妹和弟弟都没有钱。怎么办？
　　 伯父来了，伯父在家族中具有绝对的权威。
　　 伯父是名木匠，他一生任劳任怨，依靠一把斧子和一把刨子让几个弟弟娶上了妻子。所以，家族里的所有人都非常尊重伯父。
　　 没有钱安葬父亲，伯父对子侄们说：“工作了的，每人拿出100元；没有工作的，每人拿出50元。”这样，又凑了一千多元，才勉强安葬了父亲。
　　 这次，我真切体会到了没有钱的难处。我发誓，以后一定要赚很多钱，让全家人生活幸福。
　　
　　 那两天，我和父亲寸步不离，一直坐在父亲的身边，抱着父亲的双脚。父亲入殓的时候，我一下子昏倒在地。
　　 我对逝去的父亲感到深深的愧疚，而且这种愧疚永远也不能弥补。父亲患病的那几年，是我生活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生活好了，父亲却不在了。树欲止而风不静，子欲孝而父不在。人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如此。
　　 安葬了父亲后，家里变得非常冷静，也显得空了很多。往日，每次回家，都能听到父亲穿着布鞋的双脚坚实地踩在院子里的声音，听见父亲洪亮的说话声，还有父亲的咳嗽声，而现在，还有以后，再也听不见了。父亲经常坐的那张圈椅空了，那些父亲使用了一辈子的铁锨笼担，也闲置在杂物间里，没有人再会使用了。
　　 我们一家人，唯独缺少了父亲，坐在院子里，看到暮色渐渐降临，房子的门窗，院子里的碌碡、架子车、刮板、犂耧耙耱……这些父亲用了一辈子的农具，也渐渐淹没在夜色中。
　　 我们长时间坐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空落落的。后来，村庄变得异常寂静，母亲说：“睡去吧。”我们又无言地走回房间。
　　 安葬完父亲的第三天，我就离开了。全家人都来到村口送我，坐在“驴子车”上，看着寒风中愈来愈远的母亲和妹妹、弟弟，我咬牙发誓，今生一定要让他们生活幸福。
　　 后来，好像一下子突然长大的弟弟自己做主，把家中的土地承包出去，因为种地实在赚不到钱。他在我走后的当天，也去了县城蹬三轮车。
　　 我回到了东莞，又开始做保安。但是，父亲的离去让我突然惊醒，我不能满足于找到一个安稳的工作，我应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能够赚到更多钱的工作。
　　 我不上班的时候，就去网吧，在网络上四处投送简历。这是我唯一的推销自己的方式。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一个传呼，是沿海一家报业集团打来的，通知我第二天去面试。
　　 我欣喜若狂。
　　 此后，我的人生驶入了快车道。
　　
　　
　　【下一章：暗访假烟窝点】
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普罗米修斯将火种盗给人间，宙斯恼羞成怒，将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早晨派出饿鹰啄食他的心脏，而每天晚上心脏又会长出来。这样，普罗米修斯天天就会遭受肤裂心碎之痛。除此之外，宙斯还不罢休，还要迁怒人类。
　　 宙斯让火神用水和土锻造出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女子，取名潘多拉，他让潘多拉带着一个神秘的盒子来到人间，嫁给了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埃庇米修斯对这个神秘的盒子一直很好奇，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嫁妆”。
　　 一天，潘多拉在埃庇米修斯的一再催促下，打开了盒子，突然，谎言、饥饿、贫穷、嫉妒、虚伪、阴险、死亡、贪婪、瘟疫……一齐飞了出来。埃庇米修斯惊得目瞪口呆，无所适从。潘多拉手忙脚乱地关闭盒子，而最后一个从盒子里逃出来的，是希望。而没有逃出来的，是预知。
　　 此后，人类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人类一直在各种痛苦中寻找希望。
　　 这个神话传说有很多个版本，但都是说希望微乎其微，异常渺茫。
　　 人类不能失去希望，人类一直在追寻希望。因为希望引领着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
　　
　　 八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来到了这座沿海城市，来到了这家有名的报业集团。
　　 我不是记者，我是一名发行员。如果要在这个报业集团做记者，门槛非常高，要求非常高，首先要毕业于全国知名大学，后来，和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的时候，我才发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在这里都算低等文凭，海外归来的硕士博士一抓一大把，而我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其次，要有全国知名媒体的从业经验，而我从业经历坎坷，既在一家倒闭了的报社工作过，还在一家县级报社“滥竽充数”过，这些，无疑都是我履历中的“污点”；再次，要拥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的稿件，而我因为最近一年就业的报社都是三流四流的报社，稿件再好，也没有丝毫影响力。
　　 然而，只要能进这家全国知名的报业集团，发行员我也干。
　　 这家报业集团下面有将近十家日报、周报、周刊、杂志。我是一家刚刚创刊的周报的发行员。
　　
　　 每天早晨，我从发行站领到100份报纸，然后站在商场、车站、城中村的村口，扯着嗓子叫喊着：“卖报纸啊，最新的报纸。”其实，报纸一周出一期，一周只有一天是最新的，其余的都是旧的。
　　 记忆中，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冷风沁人心脾，我站立一会儿，就会浑身打哆嗦。为了驱除寒冷，我不得不一直不停地走动着，跺着脚，摇晃着双腿，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变形金刚。经常地，一个早晨也卖不到十份，而卖十份赚到的钱，还不够我吃一碗混沌。
　　 为了多卖报纸，我不惜出卖“色相”，见到有单身女孩走过来，就拦住说：“小妹，买份报纸吧。”女孩子看到我黧黑的面容和寒酸的衣着，急急忙忙地绕道走过。女孩子不愿意买，我便改变策略，专门找那些带着女孩子的男子，在他们呢喃私语的时候，在他们在我的视线里出现的时候，我就突然跑过去，伸过报纸说：“大哥，一元钱，买份吧。”这一招果然见效，很多男子都愿意在女孩子面前扮大方。这样，我一天也可以卖到100份报纸了。每份报纸的提成是0.15元，我每天可以收入15元。
　　 很早的时候，看到那些黑白经典影片中，腋下夹着一叠报纸，边跑过黄包车，边大声叫喊着：“号外，号外”的报童，我心中就会泛起一阵酸楚，而现在我也在卖报纸，不同的是，我不是报童，我已经快要30岁了，那个古人所说的而立之年，我还没有立起来，我还爬在泥泞中。但是，我从来没有气馁过，我是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这个全国知名的报业集团，我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在那幢像心中圣殿一样的大楼里上班。
　　 那一年的冬天，我常常会来到那幢大楼前，隔着一条马路，望着它。那些从这幢大楼出出进进的编辑记者们，没有人会想到，此刻就有一个人站立在他们对面，眼中燃烧着猎豹一样的渴望，心中卷起万丈狂澜。他相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那幢大楼里的记者，而且一定会成为这幢大楼里最出色的记者。他有了奋斗目标，他像饿极了的雄狮，太需要在草原上纵情驰骋，然后将猎物按在爪下，撕成碎片。
　　
　　 做发行员的日子很辛苦。有一天，发行站开会，站长说，报社发行部规定，每人在这个冬天要完成200份的征订任务。
　　 我们这个发行站只有二十几个人，很多人都是本地人，还有些人在兼职。站长是一名退伍军人，留着光头，身体魁梧，看起来面目狰狞。听说他以前在部队是连长，所以，他把我们都当成了新兵，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谁要敢反抗，他还会拳脚相加。
　　 别的发行员都有自己的路子。有人的亲戚当领导，一个电话打过去，下级部门就将200份报纸的征订款送过来了；有人的亲戚干税收，菜市场的每个摊位一人一份报纸……我是外地人，刚刚来到这个城市，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依靠我自己。
　　 第二天，我搬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摆放在一家商场的门口，我还写了一张征订广告摆放在桌子旁边。一天过去了，我眼巴巴地看着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人，盼望着他们会来订阅一份报纸。然而，没有，这家刚刚创刊的报纸，人们都没有听过。
　　 夜晚，我准备改变方式，变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
　　 那时候，我住在城中村里，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城中村。城中村里有很多店铺。天亮后，我来到一家家做小生意的店铺，磨破嘴皮，求爷爷告奶奶，祈求人家能够订阅一份报纸，然而，一天过去了，我只完成了一份报纸的征订任务。这是一家肉铺，老板娘说报纸看完后，还能够包肉，一举两得。
　　 城中村里居住的都是穷人，城中村里做小生意的，也都是穷人。一年几十元的订报款，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怎么办？我如何才能完成这199份的征订任务？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非常疯狂，我每干一件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就会破釜沉舟。那些年里，我之所以能够干好别人不敢干的工作，能够干好别人无法胜任的工作，可能就因为我有一股疯狂的劲头。我像一匹饿得太久的猎豹，任何一个从我眼前走过的猎物都不会放过。我像一个孤独的溺水者，任何一根飘过身边的稻草也不会放过。
　　 疯狂，发掘出了我的潜力。
　　 报纸没有人征订，关键是因为没有知名度，市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份报纸。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一天，我走进发行站，向站长要了几百份没有卖出去的旧报，站长问：“你要这些旧报干什么？”我说：“有很大用处，明天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我骑着报社发给每个发行员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两边，一边是一桶几个小时前熬好的浆糊，一边是那几百份陈旧报纸。每到一个路口，我就跳下自行车，在墙上贴一张报纸。那时候城管检查还不像现在这样严格，城管的势力还很弱小，人员有限，我成为了漏网之鱼。
　　 第二天早晨，全市都知道了这座城市有这样一张新创刊的报纸。我骑着空荡荡的自行车，看着每个路口都撅起一堆看报纸的屁股，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城中村。
　　
　　 当天黄昏，我在城中村睡醒后，就溜到了一个小区里，那时候的小区管理也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戴着大盖帽的保安形同虚设。我乘着电梯，一路登上了顶层，然后一家家敲门。那时候，正是都市白领们下班做饭的时间，家家都会有人。我一家挨着一家，说明来意，请求他们订阅我们的报纸。有些人说：“哦，这张报纸我知道，今天满大街都是的。”我就趁机说：“对呀，报纸影响力多大啊，您不订阅，真的可惜。”就这样，我依靠油嘴滑舌，总能在一幢大楼里订阅到几份十几份。
　　 但是，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有的人隔着防盗门，刚刚听懂我的来意，就骂一声，恶狠狠地关上了木门。我便站在门外，也隔着木门恶狠狠地在心中骂他。这样，两相抵消，我又兴高采烈地敲响下一个住户的房门。
我在那天凌晨三点的疯狂之举，轰动了报社，站长笑着对我说：“干工作就需要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老总开会表扬了我们发行站，你他娘的真给老子长脸。”然后，军人出身的他把发行竞争当成了一场战役：敌人占领了山头，我们在山脚下，怎么办？就采用偷袭，夜晚发起攻击，趁着混乱将敌人赶下山去。“他妈的，有这股狠劲，啥事都能干成。”
　　 我依靠着一家一家敲门，也终于超额完成了200份的征订任务。此后的两个月，报社的发行局面打开了，当然不是我夜晚刷墙的功劳，是报社做广告的结果。然后，我们发行员的日子就好过了。每天早晨，我只要把报纸发送到一个个报刊亭，再投送到订户门口的报箱里，就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务。这种日子悠闲而随意，但是工资不到一千元月薪。
　　 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居住的城中村转悠。
　　
　　 城中村是一座迷宫。
　　 城中村的道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城中村的道路又非常狭窄，曲里拐弯。几乎每一个刚刚从乡下来到城市的淘金者，都会选择在城中村居住。因为城中村的房租很便宜。
　　 城中村里，每天都有人搬走，他们工作稳定后，就搬迁到了小区的居民楼里；也每天都有人搬进来，一个背包，一个箱子，这就是全部的家当。
　　 城中村一天到晚都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城中村没有夜晚；城中村每天都在上演着悲喜剧，每个主角配角的身份都不相同；城中村生活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每个人都怀揣着梦想。
　　 每个来到城中村的人，都是同样的贫穷和潦倒，而从城中村走出的人，有腰缠万贯的富翁，有写字楼里的精英白领，当然也有杀人越货的逃犯，有依旧一贫如洗而实在混不下去只好回家的农民。
　　 城中村有无数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城中村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在这里粉墨登场，扮演着生末净旦丑，演绎着喜怒哀乐愁。城中村，没有人能够说尽这里的故事。
　　 我住在城中村里，我在这里一直居住了一年。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年后，当我成为那家都市报的记者时，城中村的朋友成为了我的线人，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线索，这些线索都是弥足珍贵的。
　　 我在都市报的那个部门没有分口，没有线索来源，是城中村的朋友让我在竞争异常激烈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脱颖而出。
　　
　　 城中村就是一个小社会。这里生活着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操持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或者没有职业。城中村的道路异常逼仄，一辆自行车摁着铃声拖着煤气罐摇摇晃晃地驶过来，对面的行人就要躲避在两边的台阶上。两个小孩在巷子里追逐奔跑，整条巷子的行人都要停下脚步避让。城中村的道路两边都是店铺，这些店铺也打着城中村的烙印：缝纫铺、剃头铺、杂货铺、盗版碟片店、旧书铺、麻将摊、色情发廊……这些店铺都黑暗、狭小、生意清淡，门可罗雀。那些阳光能够照耀到的大街上，是不会有这样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店铺的。
　　 这些年里，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常常会来到城中村，看看自己当初起步的地方，看看自己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只能摆放下一张单人床的房屋。在这间房屋的居住的人经常会更换，但都是和当初的我一样贫困的人，满脸菜色，神情萎靡，落落寡欢。
　　 那时候，和我住在一层房间里的，有两个卖刀的哑巴；一对找工作而终于没有找到，最后黯然离开的恋人；一家小工厂的几个女工，年龄都很小；一个妓女，经常在夜晚会把不同的男人带回来；一个公司白领，还没有签订合同，薪水低廉；一个做着明星梦的男孩子，每天早晨都去电影厂门口打听，是否需要群众演员；一个做着画家梦的无名画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画画；一对年轻夫妻，把孩子放在农村家中，幻想在这里买房买车，再把孩子接来，一家团聚；还有一个女孩子，做着歌星梦。
　　
　　 城中村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是在电视和报纸上看不到的。那些闭门造车的编剧们，挖空心思，也构思不出他们精妙的故事来。居住在城中村的人，是一群被忽略的人，他们的生活不为人知。
　　 两个哑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一个年龄有30多岁，一个有20多岁。每天早晨，他们做完早饭，吃一半，留一半，留下的一半等到夜晚回来再吃。吃完早饭后，他们就出去了，一人肩上挎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来到路口，他们席地而坐，从编织袋里取出案板、菜刀，还有一节铁丝。他们用刀背将案板敲得当当响，引来路人的注意。然后，他们把铁丝放在案板上，手持菜刀，一刀下去，铁丝短了一截；再一刀下去，又短了一截。他们兴奋地呀呀叫着，挥舞着菜刀，像挥舞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尽管菜刀很锋利，但是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生意不好，他们的伙食就很差，难得有一次肉菜。有一天早晨，我刚刚起床，他们就敲我的房门，拉着我来到他们的房间，盛了一碗萝卜煮肉，硬要我吃。他们嘴巴不会说话，但是，他们心明如镜，他们知道谁对他好，就会加倍报答。
　　 而我对他们的好，只是偶尔走进他们房间，发给他们一人一根香烟。
城中村的故事很多，我即使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它的万一。城中村的每一个人，每一间房屋，都可以写成一部沉甸甸的纪实小说。
　　 那对没有找到工作的恋人，整天在房间里睡觉，难得看到他们出来，也难得看到他们做饭吃。他们整天喝水，依靠水分来维持生命。他们的房间里静悄悄的，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他们都面黄肌瘦，沉默寡言。后来，女孩子先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不久，男孩子也离开了，他变卖完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有一天，我走进他们居住过的那间空荡荡的房间里，看见墙上裱糊的报纸上，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明天就要继续找工作。”“小丽走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原来，那些天里，这间安静的出租房里，曾经上演过一场凄绝的爱情故事。
　　 那几个小女工是这一层住户里最快乐的人，她们很早就出去上班了，很晚才回来。一回来，楼层里就荡漾着她们的笑声。刚刚开始流行的歌曲，她们就会哼唱。她们特别喜欢韩剧，经常会围坐在楼下小商店的门口，看着墙角摆放的一台小电视，看到夜深。她们幻想着会有韩剧中女主人公那样的奇遇，遇到一个骑白马的王子，将他们劫掠到宫殿里，此后过着衣食无忧奴仆成群的童话一样的生活。她们普遍文化程度较低，都是初中毕业，在城中村的一家黑工厂里上班，这家隐藏在地下室的黑工厂，生产假冒品牌T恤和短裤。
　　 妓女有时回来，有时不回来，当她回来的时候，必定会带着一个面目不同的男人。妓女的房间是这层出租屋里最漂亮的房间，看起来很温馨。地板上铺着泡沫拼图，上面是各种动物的卡通图案。墙上装饰着镜面，看起来空间大了很多。那张睡过无数男人的床很宽大很结实，让看到的每个人都想入非非。妓女的叫床声音嘹亮持久，常常会在夜半时分覆盖整幢大楼，让听到的每个人都面红耳赤。这幢楼里，还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跟着打工的父母在这里居住。妓女长相一般，但浑身骚气十足，像一只渴望配种渴望下蛋的母鸡。这名妓女在城中村的一家按摩店里上班。
　　 妓女的隔壁住着一名小白领。这名公司小白领刚刚从大学毕业，对幸福生活充满了渴望和向往。他上班的公司在城中村附近的一幢高大的写字楼里，写字楼的前面常常会有宝马奔驰停在那里。小白领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老板有一辆宝马车，最新款式的，这样昂贵的轿车在全城也没有几辆。小白领还喜欢说，他们上班都用电脑，一人一台，办公室找不到一张纸，“无纸化办公啊。”他们的厕所里放着手纸，不要自己买，“如果不想用手纸，按一下墙上的按钮，就会冲洗干净，然后烘干。”小白领的上班生活让我们长时间羡慕不已，却又将信将疑。后来，我也在写字楼里上班，才知道了小白领那是在吹牛，恐怕克林顿同学上完厕所，也要用手纸，哪里会有什么“屁股烘干机”？
　　 小白领最后修成了正果，经过漫长的半年试用期，终于和公司签订了合同，搬出了城中村。临走的那天晚上，他叫上我，还有画家——这可能是这层楼房里仅有的“文化人”——我们一起在一家像样的饭店里吃了一顿饭，小白领说，他的理想是开一家跨国公司，上班坐着飞机，早晨在欧洲，下午就来到了中国，指挥者全球业务。小白领神采飞扬，指点江山，让曾经沧桑的我无限羡慕。
　　
　　 画家是我在城中村最好的朋友，这些年来，我们还一直在来往。画家的生活依然狂放不羁，依旧是单身。如今的他，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小有名气。
　　 画家说，他也经常会在当初居住过的城中村转悠，每当来到城中村，心中就有千言万语，汹涌激荡，但是又无法说出。
　　 画家毕业于附近省会城市的一家美术学院，身材又高又瘦，像衣服搭在竹竿上，走起路来，衣服摇摇晃晃，真的是“风度翩翩”。画家留着披肩长发，喜酒嗜烟，满嘴高深理论，让人听后如坠五里雾中，但又心生敬畏。
　　 我经常会走进画家的房间里，他的房间肯定是我这一生见到过的最混乱的房间，地面上，床铺上，饭桌上……凡是所有能够放置东西的地方，都放着各种油画的印刷品和书籍。达芬奇和提香、拉斐尔挨挨擦擦地挤在墙角，徐悲鸿和罗中立、陈丹青齐头并脚睡在床上，列宾和列维坦面对面地零距离，米开朗基罗坐在门后歪着脖子冷冷地打量着这一切……
　　 画家回到房间，就会穿着蓝大褂，蓝大褂上都是点点斑斑的颜料。这是冬天，一束异常珍贵的阳光从“握手楼”的夹缝中照进来，画家坐在阳光里，手持画笔，满脸都是陶醉和幸福。而到了夏天，画家就会脱光衣服，只穿着一条裤头，在出租屋里作画。作画，是画家每天唯一的生活内容。
　　 这座城市里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术展览，画家的油画最初悬挂在郊外农村展览室的墙上，少人问津；后来，他的油画走进了市中心的美术家画廊中，走进了那些美术大家的视线里。画家的油画作品价格越来越高，现在，他的一幅油画可以换一辆小轿车。
　　
　　 其余的人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名幻想成为歌星的女孩子。她高中没有上完就偷偷从北方一座小城市来到了这里，梦想着会遇到像王昆那样的伯乐，王昆当初发现了李谷一和韦唯，女孩子相信这个世界上王昆不只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很像田震，沙哑而沧桑，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模仿秀，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在电视上PK。女孩子再像田震，也不会成为田震，田震在霓虹灯照耀的舞台上唱歌，女孩只能在心中唱歌。
　　 那时候，女孩子经常来往于歌剧院和大学校园里，还有各种演出团体，幻想着会有人发现她，会有人推荐她。女孩子很精瘦，但是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对艺术的狂热和执着。后来，女孩子去了哪里，她是否登上过舞台，我一直不知道。
那年元旦，报社举行迎春酒会，我因为业绩突出，而在被邀请的行列。那年冬天，我依靠潜入一家家小区里，敲响一户户陌生的房门，而成为了报社的征订明星，我的业绩排列在报社发行部的前十名。
　　 在那次酒会上，我认识了很多以前听到，而从来没有见过的全国知名记者，认识了享誉国内的报界精英。我想，如果我在发行部门一直干下去，也会干出一番成绩的。然而，我一直想做记者，做记者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够和这些享誉全国的记者坐在一起，共同举杯。
　　 那次酒会上，我聆听到了总编的慷慨陈词，他的讲话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台阶，我发誓一定会好好努力，在这家报业集团里，从见习记者、记者、首席记者、主任、总编助理一直干上去，直到有一天，能够坐在他的身边。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也是一个极有个人魅力的人。
　　 他是我今生的奋斗目标。
　　 那天，我回到城中村，在日记本上写道：“我要去三年时间，做这家报业集团的首席记者。”
　　
　　 城中村是藏污纳垢的地方，那一扇扇经常关闭的房门背后，有超生的孩子，潜藏的罪犯，卖淫的团伙，黑枪的贩子，以及种种从事着见不得阳光职业的男男女女，当然，也有假烟窝点。
　　 假烟窝点是从那年的元旦过后开始出现的。
　　 后来，听说这些人是因为邻省加大了打击力度，便搬迁到了两省交界处的一座小城市。时隔不久，小城市也加大了打击力度，这些人便像候鸟一样迁徙到了这座城市里。
　　 有一段时间，城中村里突然多了一些讲着闽南方言的人，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这些人应该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到城中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把城中村一楼空置的门店全部租了下来，却不做什么生意。门店里只摆放着一个树根雕刻而成的茶几，和几把木椅，墙边摆放一个鱼缸，鱼缸里养着几条颜色鲜艳的热带鱼。这些门店开门都非常晚，总要在吃过中午饭后，一家家才拉起卷闸门。而拉开门后，他们也不做生意。常常地，这些操着闽南口音的人，坐在里面喝茶聊天。他们生活悠闲而随意，他们依靠什么生活？
　　 那年元旦过后，我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留意。城中村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人，操持着各种口音的人，新疆人卖葡萄干，甘肃人卖拉面，西藏人卖药材，东北人当保安，云南人卖茶叶，广西人卖米粉，安徽人当保姆，河南人收废品，湖南人开出租……现在，来了一批闽南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了闽南人带来的细微变化，小巷里多了闽南口味的餐馆，夜晚也有停驶在村口的大巴，这些大巴来往于闽南和这座城市之间。闽南人似乎很有钱，他们抽着高档香烟，穿着名牌衣服。然而，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城中村居住？
　　 在暗访妓女群落中，我写到了莆田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依靠治疗性病而攫取了第一桶金，成为了民营医院的老板。现在，我又要写到闽南人，这些闽南人从事的是非法生意。我对福建没有任何偏见，我喜欢福建，也喜欢福建人，但是，这些从事非法生意的人确实是闽南人，我必须尊重事实。他们只是闽南人中极少的一部分。
　　
　　 村口的牌坊下，是卖各种小商品的地摊，而现在，多了一个钉鞋的老人。老人肤色黧黑，鼻子扁平，嘴巴宽大，一看就是沿海一带的渔民。钉鞋老人生意很清淡，也很懒散，他常常在吃过中午饭后，才扛着钉鞋工具步履蹒跚地来到牌坊下。这时候，牌坊周围的有利位置都被别人占领了，钉鞋老人也不挑剔，他就坐在最里面，支起手摇钉鞋机，点起一根香烟。
　　 每次路过牌坊，我都看不到老人钉鞋。老人边抽着香烟，边瞅着两边的大路，一副悠闲的神情。
　　 老人的收工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很早，有时候又很晚，有时候，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又见不到老人的身影。有时候，夜晚十点，我从外面回来，却能看到老人孜孜不倦地坐在牌坊下，等待顾客。
　　 这是一个神秘的老头。
　　
　　 同样神秘的，还有一个修车人。他在另外一个路口摆摊，这条路口也是从大路通往城中村的必经之路。
　　 修车人三十多岁，浑身都是赘肉，坐在小板凳上，只能看到他泰山压顶一样的屁股，而看不到板凳。修车人的手臂上，皮肤细腻，完全不像一双劳动人民的手。有车人也是在后半天才会在路口出现，夜晚很晚才收摊。
　　 有一次，我的自行车爆胎了，推到了修车人跟前，修车人手法生硬地剥开外胎，抽出内胎，找到爆胎的地方，开始修补。他边修补着，眼睛边东张西望，看起来心不在焉。后来，终于补好了车胎，我推着还没有走出几米，只听一声轻响，车胎又瘪气了。
　　 原来，这个修车人是一个南郭先生。
　　 修车人解释说：“我的胶水过期了，你推到别的地方去补吧，我退你钱。” 钉鞋老人和修车人都是眼线，也是闽南人设置在城中村的第一道防线。
　　 每天中午12点以后，如果你沿着城中村的主干道继续向前走，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能见到一群坐着聊天的中老年妇女，她们操持着当地人听不懂的方言，边聊天边向主干道瞭望，也会向巷口张望。她们中，有的在有一针没一针地绣花，有的在给衣服钉扣子，半天过去了，一个扣子还没有钉好。主干道上如果出现了一群人，她们马上就会异常警觉，密切关注着这群人的一举一动；巷口如果出现了陌生的面孔，这个面孔还空着双手，背上没有背包，不像找房子或者搬家的人，她们也会提高警惕，偷偷地跟在这个人的身后，看他走向哪里。这群中老年妇女不是“居委会大妈”，她们是闽南人设置在城中村的第二道防线。
　　 主干道的尽头，是伸向左右两边的小巷，小巷口有烟摊，有冷饮店。这里道路不畅，人迹罕至，怎么会选择在这里做生意？烟摊每天难得有几个人光顾，而冷饮店更是门可罗雀，天气还很冷，谁会穿着毛衣嘴里嚼着冰渣子？烟摊和冷饮店的老板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每天平展展地睡在躺椅上，一双赤脚放在凳子上，看起来很享受很陶醉，而他们的眼睛，则一刻不停地盯着主干道。这两家店铺都视野开阔，主干道上的一切一览无余。而所谓的主干道，其实就是能够并排行驶两辆三轮车的道路，这也是城中村最宽阔的道路。
　　 他们是闽南人设置在城中村的第三道防线。
　　 沿着左右两边的小巷向前走，转过几道弯，走过几处台阶，就看到了一家家卷闸门高高卷起的店铺。店铺里通常不止一个人，而且都是男人，他们悠闲地喝着功夫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时间很难打发，他们偶尔会聚在一起下象棋，还会翻阅一些印刷低劣情节粗糙的街头小报，但是，他们会一直留意着巷口的动静，即使下棋或者看报，他们也会突然受惊一般地抬起头，瞭望巷口的方向。这是闽南人设置在城中村的第四道防线。
　　
　　 闽南人的到来，让城中村突然显得拥挤了很多，也改变了城中村的格局。
　　 这四道防线在防着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防守如此严密？他们中间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们在制造假烟；而在得知他们制造假烟后才明白，这四道防线是如何层层设置的。而防线所设防的，是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
　　 此前，我买到假烟，想着反正是烟丝制造的，只不过烟丝质量差点，能抽就行。而我潜入假烟窝点后才知道，假烟是绝对不能抽的，它对人体伤害很大。
　　
　　 与这些假烟贩子朝夕相处了很久后，我才感觉到城中村存在的异样的气氛，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职业的关系继续深究，我也不会知道这里掩藏的秘密。很多城中村的居民，居住几年，也不会想到，相隔咫尺之远，就有热火朝天的假烟工厂。
　　
　　 南方的春天和秋天都稍纵即逝，极为短暂，刚刚脱下毛衣就换上了T恤。南方的大多数树木四季常青，暖融融的阳光让人无法感觉到季节的更替。
　　 那年春天的一天，我在村口的小商店，买到了两盒黄红梅，来到画家的房间，一人一包。画家那时候还没有出名，穷困潦倒，却又烟瘾极大，没烟的时候，常常嬉皮笑脸地来到我的房间蹭烟蹭饭。后来出名了，不蹭烟蹭饭了，却又蹭酒喝，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黏住了你，想揭都揭不开。
　　 画家拆来了香烟，抽了两口，就说：“这烟是假烟。”
　　 我说：“嫌我是假烟，你就别抽了，白抽烟还说风凉话。”
　　 画家一本正经地说：“真是假烟。”他又抽出了一根烟，说：“你看这烟丝，一点都不黄，粗细不均匀。”
　　 我点着抽了一口，被烟雾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差点出来了。这哪里是香烟的气味，简直是北方冬天烧炕时炕洞的气味。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座城中村已经变成了假烟窝点，我还以为自己运气差，买了两盒假烟。买了假烟怎么办？抽呗，反正总比没有香烟好。
　　
　　 过了两天，香烟抽完了，画家也去买了一盒黄红梅，是在另外一家商店里。这次，一抽，还是假烟。我们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差呢？这次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画家叫上我，一起来到了买假烟的那家商店。
　　 竹竿一样又高又瘦的画家，脸上故意露出恶狠狠的神情，故意把腮帮子咬成棱角状，他挺起瘦瘦的鸡胸，把双手背在身后，高视阔步，走路一摇一摆，就像检阅鸭群的公鸭。我则在裤腰里别上了一根木棍，给自己壮胆。
　　 我们走向村口的小商店，感觉空气中充满了萧杀的气氛，风吹过来，很硬，吹得我们陈旧的衣服飘飘冉冉。我们看路人的目光，也很硬，像生锈的刀子一样，把他一刀一刀锯死。我们像决死的武林高手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小商店。不同的是，人家手中拿着刀和剑，而我们手中拿的是一包拆开的假烟。  画家拥有传说中武林高手的身高，却没有武林高手的气概。他气昂昂地走进村口的小商店，后面跟着同样气昂昂的我，我们都做好了今天要大战一场的准备，杀他一个片甲不留，杀他一个血流成河。让所有人看看，城中村的两位英雄是如何在血泊中诞生。看看以后谁还敢再卖假烟给我们？
　　 画家只顾高扬着头走路，没想到上台阶的时候绊了一下，差点要扑倒在地。我上去扶住画家，画家推开了我，他像电影中的革命英雄洪长青或者江姐一样，扭头一甩，滑落额前的长发就被甩在了脑后，他的脸上一片肃穆，几乎能刮出一层铁屑来。
　　 画家站在柜台前，憋足了气，终于喊出了一句：“老板，我想和你谈个事情。”
　　 老板坐在柜台后的椅子上，正津津有味地看电视，脸上带着沉醉其中的笑容。他很肥胖，脸上的肉重重叠叠，将眼睛积压成了一条缝隙。他的肚子高高凸起，如果站起来，绝对看不到自己的脚尖。他漫不经心地瞥了画家一眼，又继续看他的电视。他看着屏幕说：“什么事？你说。”
　　 画家又憋了半天，终于红着脸说出了第二句话：“事情很重要，你能不能先别看电视。”
　　 老板还是那句话：“你说，什么事。”他连头也没回。画家满腔怒气，不知道如何发泄；老板轻描淡写，他的眼中只有电视剧。
　　 画家说：“你怎么卖给了我一盒假烟。”因为惧怕，他的声音又细又尖。
　　 老板听见了，他把着椅子扶手站起来，椅子痛苦地吱呀着。老板走到画家跟前问：“谁卖给你的？”
　　 画家梗着脖子说：“一个女的，应该是你什么人吧。”他可能觉得自己这句话软得像面条，应该硬气起来，就后面又加了一句：“怎么啦？”
　　 我想，大战肯定一触即发，我偷偷地把手伸向裤腰里的木棒，如果他胆敢向画家动手，我就一棒敲在他硕大的头颅上，然后拉着画家逃离现场。
　　 我感觉到那一时刻的空气紧张得划根火柴就能点燃。
　　 老板从柜台里摸着什么，我想，一定是摸刀子，我紧张地盯着他，防备着他狗急跳墙，突然袭击。画家也紧张地盯着他，向后退了一步，脸色煞白，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老板的手从柜台后伸出来了，手中拿着一盒香烟，他扔给画家说：“以后你要说明白你住在城中村，就买不到假烟了。”
　　 画家装好烟，长出了一口气。我们擦着额头的汗珠，怅然离去。
　　 本想通过打一架在城中村扬名立万，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和你打架。看来，文人打架也是很难的。
　　
　　 此后我们再没有买到过假烟。
　　 这些烟摊的老板都非常机灵，他们外表看起来蠢笨如牛，可脑瓜子转得比辘轳都圆，心思跑得比狐狸都快。他们记忆力惊人，目光敏锐，几句话就能判断出买烟人的身份和居住地。城中村的人在这里买烟，国家工作人员在这里买烟，他们拿的都是玻璃板下的真烟；而过路客买烟，农民工买烟，绝对买的是假烟。假烟藏在柜台后，没有摆在玻璃板下。
　　 这些假烟制作非常精美，完全能够以假乱真。封口的塑料膜也有波浪纹，撕开封口，香烟也散发着一种淡淡的香味。什么样的工厂会制作出这样的假烟？他们的技术太高超了。
　　 我曾经去过几次正规的烟厂，烟厂厂房高大，机声轰鸣，对面说话也无法听清楚。烟丝有一种浓郁的香味，这种气味在烟厂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闻到。
　　 那么，这些假烟贩子们会在什么地方制作假烟？用什么原料来制作？是不是也像正规烟厂那样，使用几百万上千万元的机器？这样大型的机器又安装在哪里？应该是在地下室吧？不然，那么大的轰鸣声又如何才能掩盖？
　　
　　 有一天晚上，我和画家海聊到半夜，肚子饿了。画家提议去楼下吃桂林米粉。巷口有一家重庆酸辣粉店，很小的店面，两张油腻腻的桌子，一个很靓的重庆美女。我们经常会去这家酸辣粉店，三元钱一碗粉，让我们吃得大汗淋漓，浑身舒泰。那个重庆女孩还有一个男朋友，又矮又瘦，尖嘴猴腮，偶尔会来到酸辣粉店来帮忙。每次见到这个男子，我们两个单身汉都会生发出一连串鲜花牛粪之类的感慨。
　　 我们不明白那么漂亮的一个重庆美女，为什么会找到这样一个猥琐的男子？这个男子有什么魅力？
　　 那天晚上，我们走在城中村的主干道上，突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很长时间没有半夜出门，这次才突然发现城中村的午夜“换了人间”。一辆辆高档轿车在城中村排列成行，奔驰宝马奥迪之类的德国车目不暇接，高贵典雅；丰田本田三菱之类的日本车夹杂其间，显得很寒酸。各种各样的车子挤成一团，但是大家却都好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没有一个司机摁响喇叭催促。汽车缓缓地行驶着，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
　　 今夜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到了重庆酸辣粉店，女孩正准备关门打烊。我们坐在桌子旁边，女孩手脚利索地切韭菜、煮粉条，一会儿，两碗热气腾腾的酸辣粉就端上来了，碗上面漂浮着一层红色的辣椒油，小饭馆里弥漫着一股酸酸甜甜的香味。
　　 我们吃得汤水四溅，满口生津，女孩子叉手站在一边，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她唇红齿白，面若桃花，皮肤紧绷绷地，像绷紧的鼓面一样富有弹性。她个子很高，足有一米七，穿着七分裤，裤脚下的小腿浑圆健壮。
　　 我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啊？村子里怎么这么多高档车子？”
　　 女孩说：“每天晚上都这样啊。”
　　 我问：“这些高档车子都跑到村子里干什么？”
　　 女孩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从后半夜到天亮，天天这样。”
　　 这真是奇了怪了，我们晚上只知道躲在房间里看书画画聊天，不知道这个村庄在春天来临之际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吃完酸辣粉，我们又买了几瓶啤酒，走上了回家的路。那时候我们都穷困潦倒，兜里也没有多少钱，我们夜晚睡不着觉，就会买几瓶啤酒，不用菜，躺在地板上，把自己灌醉，那种飘飘荡荡的微醺的感觉非常好，我们忘记了自己面临的困境，忘记了每天的窘迫和无法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灵魂飞越了贫穷的城中村，飞翔在寂静安详的城市上空，飞翔在开满鲜花的原野，飞翔在辽阔无垠的海面上……
　　 我们每天吃着咸菜，打着地铺，却像诗人一样怀揣梦想。此后，无论多少年后想起来，我们都会感到这种日子好温馨。
　　
　　 那天晚上，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像诗人一样敞开衣服，摇摇摆摆，任风吹着飞舞的长发，指手画脚，得意洋洋，感觉自己就是北岛，要么就是海子。但不要是舒婷，尽管我们都很喜欢她，但是她和我们的性别不一样。我们睥睨四面，雄视八方，这种感觉给个市长也不换。我们走过每一家开着门面的店铺，却都会遭到质疑和探寻的眼光。有时候，店铺里的人正在说话，看到我们后，就将剩下的半句话吞回去，警惕地望着我们，像一具蹲伏在门口的狗一样，随时就会发起攻击。有时候，停在路边的车子急急忙忙盖上后盖，司机站在车边，看着我们，目光满含敌意，好像担心我们会在他们眼皮底下把车子偷走。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眼光就像有定身法一样，我的眼睛看到哪里，哪里的人就木然不动。我不知道他们刚才在干什么，他们正在做着什么，但是，他们对我和画家有着极强的防范心理，他们刚才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都不愿意让我们知晓。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我们喝完了啤酒，又快要醉了。我们躺在我房间的地面上，抽着四元钱一包的黄红梅，又开始探讨艺术。那时候，在那座南方的城市里，可能只有这一间简陋寒碜的房间里，经常在午夜时分，会响起关于艺术的声音。画家涉猎很广，文学、音乐、雕塑、书法、历史、地理，他都懂得很多，而我也对艺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可惜我出生在偏僻闭塞的农村，那里没有供养艺术的土壤，那里所有孩子的梦想都是考上大学，摆脱贫穷，逃离农村。而在考上了北方一座小城市的三流大学后，我的艺术梦才像发菜一样蓬勃发酵，但是，它已经失去了生长的最佳时机，它的生命已经在刚刚发芽的时候就遭到戕杀。
　　 我们谈起了高更和梵高，这是画家最喜欢的两个画家。那时候，画家一直说，他想找到像塔希提岛那样的一个世外桃源，终老一生；他还要像梵高一样，为了艺术将自己的生命燃烧为灰烬。画家对艺术的执着和狂热，让我深深敬佩。
　　 我们还谈起了文学，谈起了《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是我最喜欢阅读的一部小说。我接触文学，接触课外书已经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在那时候的乡村，老师把课外书当成了淫秽书籍一样严厉打击，而那时候的课外书也像今天的处女一样异常珍稀，可遇不可求。老师一见到谁的抽斗里有这样的书籍，就马上撕成碎片。我们乡下孩子就是在那样一种贫瘠的土壤里生长，一直缺乏营养，我们拼尽全力，终于考上了大学，自以为跳过了龙门，可是抬头一看，龙门的前面还有更高的龙门。
　　 我把《约翰克里斯多夫》读了很多遍，而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籍是在大学的路灯下面。为了担心校警发现后驱赶我，我总是在夜半起身，藏身在厕所墙外，默默地读书，直到天明。我好像记得竺可桢也是这样读书的，那时候我一直幻想着自己以后能够成为竺可桢那样的伟大人物。我在厕所的墙外，忍受着汹涌的臭气，和蚊虫的叮咬，阅读了很多书籍，那时候我们中文系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外国文学史》，我从图书馆借来《外国文学史》中介绍的书籍，一本接着一本阅读。书籍让那个乡下少年度过了孤独的没有爱情的大学时光，让他在一群城市孩子中，挺起了寒酸衣服包裹的脊梁。
　　 那天晚上，我们兴奋地聊着，抽着烟，房间里烟雾缭绕，我们全然不顾。突然，画家说他想起了一首叫做《错误》的诗歌，他只能记起来前两句：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我没有听过这首诗歌，也不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我有一本现代诗歌精选，翻开后，我居然看到了这首诗：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蛩音不响，
　　　　 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
　　　　 是个过客
　　 书中解释说，这是一首闺怨诗，作者郑愁予是台湾诗人。
　　 久违了，我们已经磨灭了关于诗歌的印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诗歌已经消亡。
　　 我们的心已经变得坚硬，诗歌柔软的光芒无法洞穿我们的灵魂，当诗人或湮没，或转行，或死亡的时候，他们也带走了我们对于诗歌的温存记忆。现在，谁还在读诗，谁还在写诗？
　　 我阅读着这本诗歌选集，那一首首熟悉的诗歌，却再也不能在我的心中激起一丝涟漪。沉重的生活让我们变得麻木，诗歌之水无法洗刷我们心灵的斑斑锈迹。
　　 我阅读着《回答》，想起了当初上大学的时光，我第一次阅读到这首诗歌的震撼。那天，我一路狂奔到宿舍里，躺在床上，浑身发抖，像打摆子一样。后来，我又阅读到了《神女峰》，双臂抱在胸前，仰望天空，泪流满面……那是一个激情四溅的年代，那是一个诗歌激荡的年代，北岛的冷峻，舒婷的柔媚，海子的渴望，食指的愤懑……一次次地带领我们走向神圣和崇高。而现在，诗歌消失了，诗人消失了，还有什么能够带给我们震撼和启迪？能够带给我们幸福和憧憬？
　　 是金钱吗？
　　
　　 画家说，他一直很喜欢郑愁予的这首诗，他想参照这首诗歌的意境，画一幅油画。
　　 后来，这幅油画完成了，画家也有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画家跨上了通往艺术殿堂的第一级台阶。
　　
　　 有一天，小白领来到了我的房间，也翻出了这本现代诗歌精选，他随口念了几首，就大喊头疼，“有话偏不好好说，偏要说得这样晦涩难懂。诗人都是神经病。”
　　 人们都生活很忙碌，没有人再会细细品味诗歌的意境了。
　　 诗人，这个曾经万人敬仰的称号，如今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如果你说谁谁是诗人，人家肯定就会反唇相讥：“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
　　 “同志”变异了，“小姐”变味了，“诗人”没落了。时代变了。
　　
　　 有时候，天气晴朗，我和画家会骑着自行车，一直骑到这座城市的边沿。城市的边沿是茫茫无际的大海，大海边是一望无垠的草地，草地上开满了鲜花，五颜六色，迎风抖动。画家扑倒在草地上，呜呜哭着，像受了委屈的无家可归的狗。画家的生活也很沉重。
　　 海水冲刷着沙滩，阳光朗照着草地。画家支起画板，画着海天一色的风景，我则躺在草地上，阅读着新买的文学书籍。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城市里，还有多少人像我们这样，在不可预知的崎岖的理想之路上，悲壮前行。
　　 画家那幅以郑愁予诗歌为意境的油画，背景就是海边的草地，草地上，侧身坐着一名美轮美奂的少女，长发如风，衣袂如霞……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过得非常充实，我们很贫穷，常常口袋里只剩下叮当作响的钢镚儿，我们每一分钱都要犹豫再三盘算再三才能花出去。我们吃的是大街上最便宜的饭菜：桂林米粉、重庆酸辣粉、兰州拉面、广东肠粉、云南米线、武汉干吃面、河南烩面……这些小吃的价格都不上五元钱。叫几个菜，在饭店里吃饭，那实在是一种奢侈。我只有在刚刚发了工资后，才会叫上画家，去饭店里奢侈一下，而这一下就花费了我一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让我心疼很久。因为经常吃不上蔬菜，我们缺乏营养，嘴巴上火，严重溃疡，溃疡让我们防不胜防，束手无策，常常左边的溃疡刚刚好点，右边的又开始了。南方炎热的天气让我们苦不堪言。
　　 那时候，我们尽管穷困潦倒，但是，我们真的感觉不到自己痛苦，感到不到自己贫穷，我们很充实，我们很富有，是精神上的富有。因为艺术，因为文学，因为绘画，让我们感觉自己卓尔不群，感觉自己总有一飞冲天的那一刻。常常地，我们走在狭窄逼仄垃圾遍地的城中村，心中充满了神圣和崇高，也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那种感觉就像毛主席去安源……
　　 多年后，成名了的画家也常常光顾城中村。他一进城中村，就弯下了在那些大亨和老板们面前高高挺起的脊背，他在城中村走来走去，背着双手，脚步缓慢，眼中充满了老骥伏枥的神情，他说：“这里是我的风水宝地。”
　　 这里也是我的风水宝地。这里隐藏着假烟窝点，而我在这家全国知名的报业集团，是以写假烟窝点起家的。
　　
　　 哦，我还想起了那时候的一件事情，有一首散文诗，忘记了题目，也忘记了作者，只记得前几句：“我为你写诗，在这样的夜晚，星子都睡了，只有诗句还醒着……”这首散文诗很长，足有近千字，全文运用排比段落，每段的开头都是“我为你写诗，在这样的夜晚。”这首散文诗我在大学的时候能背诵全文，而在城中村的时候，还能背诵一段，而现在只剩下了第一句还记得。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一直不知道。按照行文风格，应该是写于民国年间，而我觉得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这样优美的纯净的文笔和意境，我一直固执地这样认为，民国年代的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峰。那时候我问过画家，画家也不知道作者是谁。
　　 我没有爱情，没有恋人，这首散文诗却说出了我想对恋人所说的所有的话。当我后来有了爱情，面对着恋人，想给她背诵这首散文诗，以显示自己有文化的时候，我却只能背诵出散文诗的第一句话。
　　 曾经有人对我说过，这首散文诗其实是一封书信。我心中感慨不已，也许它真是一封书信。那个遥远的年代多么纯净，多么浪漫，一封书信也可以写得这么美，而这样的书信，足以打动任何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孩子的心。而现在，人们的交流早就不再写书信了，恋人们只把枯燥无聊的照本宣科的手机短信发来发去。现在能够打动女孩子的，可能只剩下金钱了。
　　
　　 我们在城中村居住了一年，而此后，我们搬离了城中村，我们的日子忙碌而空洞，我们再也无法拥有那段单纯而幸福的美好时光。
　　
　　 那段时间里，城中村真正的热闹是从午夜开始的。不过，这种热闹只有动作，没有声音；只有忙碌，没有喧嚣。即使你居住在城中村临街的楼上，即使你打开了窗户，你也不会知道，就在你的房屋下，就在你门前的过道上，人群穿梭来往，如同过江之鲫。
　　 我和画家都习惯了昼伏夜出，沉静的夜晚，让我们心静如水，思绪翩飞，让我们感觉超脱宁谧，精神升华，暗夜让我们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
　　 有一天，大约是午夜两点，我看书看累了，就走到窗口，向下望去，突然看到狭窄的巷道上，奔走着一个高大的身影，背上扛着一包什么东西，走得匆忙而轻快。他走到了路灯光下，脚步更快了，我看到他肩上的东西还用黑色的包装袋包裹着。那一刻，我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凶手，一定在趁着午夜时分，毁尸灭迹。
　　 城中人的治安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城中村的房屋成千上万间，住户来自四面八方，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背景，有过怎样的历史。前几天，听说房东催促一名住户交房租的时候，找不到住户，后来，撬开门锁，却发现住户在房间里已经死去多时，而房门被凶手在门外锁上了。
　　 看着那个在黯淡的路灯光下匆匆离去的身影，我突然想到了报案。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巷道却出现了另一个身影，也是扛着一包用黑色包装袋包裹的东西，那东西方方正正，应该是一个箱子。他沿着和前一个人相同的路线，走到了巷口的路灯光下，然后在拐角处消失了。
　　 几分钟后，第三个，第四个人出现了，都是扛着那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箱子，都是走着相同的路线。
　　 我感到很蹊跷。
　　 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决定看个仔细。然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再也没有在巷道出现。就在我以为他们睡觉了，我就要离开窗口的时候，他们又出现了，这次还是扛着同样的东西，走着同样的路线。
　　 奇怪，他们扛着什么？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城中村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城中村村口的钉鞋人不会修鞋，修车人不会修车；村子里的每个十字路口都围坐着一群中老年妇女，手中拿着的针线半天也不会动一下；巷子尽头的烟摊无人问津，每月收入不够交付房租，却还在一直做着赔本生意；村子里异常隐秘的地方开着一排门店，门店里却没有经营任何商品。
　　 村口开始有了假烟，却只卖给过路人；夜半的城中村高档车云集，却秩序井然；神秘人扛着箱子，在夜半的巷道来来往往……
　　 这座城中村到底掩藏着什么秘密？
　　
　　 我的疑惑还在继续。
　　 那天晚上，和画家吃完重庆酸辣粉回家的路上，看到那些店面的门口停满了各种各样的高档轿车。司机在和店主交谈着，一见到我们就缄默不言，充满戒备。高档轿车的车主，和这些小店的店主，是什么关系？那么多的高档轿车，为什么会拥挤在这座环境脏乱差的城中村里？一个拥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座驾，一个在城中村开店糊口，他们的身份相差悬殊，就像一个是大宋皇帝的情人李师师，一个是阳谷县城里卖脆梨的小郓哥，他们又是通过什么连接在一起？
　　 有一天下午，我专门留意了这些店面，这些店面只有在中午过后才陆续开门。店面里只摆放着一个玻璃柜台，柜台里放着几包口香糖，几卷卫生纸，几盒恰恰瓜子。几罐可乐雪碧。这些店面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商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他们又依靠什么来维持生计，依靠什么来缴纳房租？惨淡经营的店面，老板应该愁容满面，但是，这些店铺的老板红光满面，言笑晏晏，神采飞扬，从他们一张张保养良好的脸上，丝毫读不出萎靡颓丧的内容。他们坐在店铺门口，大声说着，笑着，用我听不懂的方言。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疑惑接踵而来。
　　 有一次，我在城中村散步，城中村的后面是一座低矮的小山。我来到山脚下，看到几幢贴着瓷砖，看起来干净整洁的楼房。楼房的每扇窗口，都安装了防盗网，窗户紧闭。楼房的下面，是几间店铺，店铺中间的地面上，放着一尊树根雕刻而成，又用清漆涂抹得油光发亮的巨大的茶几。茶几上放着几个酒杯一样大小的茶杯，透明的茶壶里装着又黄又亮的茶水。几个男人正围着茶几喝茶，残余的茶水倒在茶几上，顺着细细的管道，流进放在地上的塑料桶里。茶几上，还放着一只乌黑发亮的蟾蜍，蟾蜍的嘴巴里衔着铜钱。后来，在很多闽南人开设的店面里，我都见到过这样别具特色的茶几。
　　 他们在喝茶，他们的眼睛却没有闲着，他们时不时地就会向门外张望，他们警惕得就像腰间别着一把木头手枪的小兵张嘎。
　　 几间店铺的中间有防盗门，防盗门的小门打开着，我走向小门，想走上去，直觉告诉我，这座楼房里一定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我刚刚走到防盗门门口，店铺里就冲出了两个男子，一名穿着红色上衣，一名穿着白色上衣。他们拦住我，恶狠狠地问道：“干什么？去哪里？”
　　 我说：“内急啊，找厕所。”
　　 红色上衣的男子嗤笑我说：“跑到这里找厕所？走吧。”他伸出双手，做出推掀我的姿势。
　　 我转身走了，慢腾腾地拐进一条小巷，走出了几十米，突然一回头，看到身后跟着一名男子，那名男子穿着白色上衣，就是刚才拦截我的那名白衣男子。他看到我回头了，下意识地向墙角闪避。我装着没有留意到他，在密如蛛网一样的小巷里拐来拐去，到了最后，估计摆脱了白衣男子，而我自己却迷路了。
　　
　　 那天我回到家时，已经到了晚上八点，我在棋盘一样的城中村里转来转去，居然转了好几个小时。
　　 刚打开房门，还没有喘一口气，画家就上门了。画家消瘦的脸上有几块瘀伤，双眼也肿起来了，他坐在我的床上，愤怒地喘息着，夹杂着咬牙切齿的咒骂。我问：“怎么了？”
　　 画家说：“我刚刚被人打了。”
那天晚上，我在城中村迷路了，像一头蒙着眼睛拉磨的驴一样，在棋盘一样的村子里兜着圈子，画家走进了重庆酸辣粉店。
　　 酸辣粉店是画家除过我的出租房外，最喜欢去的地方。那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画家喜欢上了那个美若天仙一样的重庆美女，每次从她看着那个女孩的眼神中，我都读出了非常复杂的内容，但是画家矢口否认。
　　 高大美丽的重庆美女，一定让画家心猿意马，仰慕不已。有一次，我和画家在酸辣粉店吃饭，旁边的一桌是两个尖嘴猴腮的男子，他们看着重庆美女弯下腰，从水桶里捞起红薯粉，翘起浑圆丰满的屁股，屁股被包裹在紧绷绷的牛仔裤里。他们吸溜吸溜地吸着口水，悄悄地说：“这么漂亮的女人，不当妓女实在可惜。”
　　 画家听见了，他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指着那贼眉鼠眼的男子，呵斥道：“你们再说一遍。”
　　 那两个男子吓坏了，他们连酸辣粉也没有吃，就灰溜溜地逃出了店铺。
　　 重庆美女不明就里，睁着一双迷惘的眼睛问：“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
　　 画家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他们吃得太饱了。”
　　 多年后，我们谈起当初在城中村的时光，我问他当初是否喜欢上了重庆美女，他还是不承认，但我看出他的眼中有了一丝哀伤和惆怅。那时候我们都很穷，我们不敢奢谈爱情。当我们觉得自己有资格谈恋爱的时候，爱情却早已离我们远去。我们的脸已经苍老，我们的心更加苍老。
　　 重庆美女是我们这些年难得一遇的既漂亮又善良的女孩子。
　　
　　 接着说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画家毫无疑问喜欢重庆美女，只是碍于当时的窘迫，他不愿意承认，也没有胆量追求。
　　 画家经常会说：“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就找到那样一个男朋友？”重庆美女的男朋友说着一口佶屈聱牙的醋溜普通话，他比重庆美女几乎要矮一个头。有时候，我们吃着酸辣粉，画家看到那名男子对重庆美女做出亲昵的举动，他的眼睛就有一丝痛苦的神情。
　　 我们那时候经常在背地里把重庆美女的男朋友叫“地老鼠”。
　　 我只知道画家嫉妒地老鼠，没想到他们之间会大打出手。
　　 那天晚上，画家照例叫了一碗酸辣粉，吃得热火朝天，回味悠长。吃完后，画家掏出了自己的黄红梅，放在了桌子上，抽出一根，点燃了。很多的时候，画家都不愿意从口袋里掏出黄红梅，他好面子，自尊心很强，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晚居然掏出来了四元一包的黄红梅，而且还放在了桌子上。就为了这一包低档香烟，两人发生了冲突。
　　 画家看着重庆美女说：“你们那里的女孩子听说都长得很漂亮，是不是这样？”
　　 重庆美女谦虚地说：“哪里都有漂亮的，哪里都有不漂亮的。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肯定也不错。”
　　 画家又说了一句：“你个子好高啊，我就喜欢高个子的女孩。”
　　 重庆美女说：“你更高啊，应该有一米八吧，你这样帅，女朋友肯定也不差，啥时候带来看看啊。”
　　 画家自嘲地笑着说：“我哪里有女朋友啊，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好啊。”重庆美女也笑着说。
　　 这本来是两人开玩笑的话，无伤大雅，可是这些话偏偏被刚刚走进门的地老鼠听见了。地老鼠偏偏个子很矮，偏偏在重庆美女的面前很自卑。如果他们不谈论个子这个很敏感的话题，也不会有后来的冲突。
　　 地老鼠沉着脸，让他那张本来就很漫长的脸显得比例更加失调，他冷冰冰地说：“个子高怎么啦？个子高都是傻大个，都是穷光蛋。”
　　 现在开始轮到画家脸上挂不住了，这名矮个男子夹枪带棒的话让他的脸也变得漫长起来。他说：“你怎么指桑骂槐啊。”
　　 地老鼠恶狠狠地转过身，盯着画家说：“我就指了，我就桑了，你想怎么样？”他不懂得指桑骂槐是什么意思。他一低头，看到了画家放在桌子上的黄红梅，拿起来扔在地上，用脚踩：“这种低档烟，我们那里的狗都不抽。”
　　 和所有还没有出名的艺术家一样，画家很好面子，很清高很自负，他尽管真正贫穷，而自尊心支撑着他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贫穷。贫穷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现在不是文革。画家气得脸色煞白，可是他却不会骂仗，他很认真地说：“狗本来就不抽烟。”
　　 地老鼠没有理解这句话，他那种文化层次也无法理解，他以为画家在骂他是狗，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他妈的才是狗，你等着，老子今晚修理你。”然后就走了出去。
　　 重庆美女一直惊讶地看着这一切，不知道怎么办。她看到男朋友离开了，就对画家说：“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你快点走啊，他去叫人了。”
　　 画家本来完全可以逃脱，他也想到重庆美女的男朋友是去叫人了，但是，在这个美若天仙的女孩面前，他不能逃避，他逃避了就显得自己懦弱，而没有男人会在美女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懦弱。每个男人在漂亮女孩的面前，都像雨后的青蛙一样，鼓起脖子下的气囊，让自己看起来威武强壮。
　　 画家向重庆美女吹嘘说：“如果他不是你的男朋友，我就一拳挥过去，打得他满脸开花。”
　　 重庆美女推着画家说：“你快走吧，打架不好。”
　　 画家被重庆美女推到了台阶下，刚刚抬腿走了几步，就看到前面跑来了地老鼠。地老鼠两条短腿欢快地移动着，就好像贴着地面滚过来一样，他的身后是几个同样瘦小的男子。他们皮肤黝黑，眼神凶悍。他们围着画家拳打脚踢，从来没有打架过的画家被打倒在地，他在地上扭动着，没有防范的头被踢了好几脚。
　　 重庆美女从店铺里冲出来，她扑倒在画家身上，大声叫喊着“别打了，别打了。”那几个瘦小的男子停下了拳脚，重庆美女爬起来，裤子上都是尘土，她对着地老鼠骂道：“你他妈的是个龟儿子，老娘错看了你。”
　　 城中村有着太多无所事事的人，这边刚一打架，立马就有一大群人兴高采烈地围上来，面带笑容，指指点点地评论着。地老鼠遭到重庆美女的咒骂，面子上过不去，就打了重庆美女一个耳光。那个耳光声音很响亮，它盖过了所有的嘈杂，让所有人都静息下来。
　　 重庆美女冷冷地俯视着地老鼠，她说：“今天老娘再不和你分手，就不是人。”  按照那些低俗小说的情节，重庆美女和地老鼠分手后，做了画家的朋友，两人相亲相爱，海誓山盟。可惜的是，这是生活。我也幻想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可是，终于没有出现这样的情节。生活很平淡，生活并没有小说中那么多的因果，生活很无常。
　　 打架事件发生后不久，那家重庆酸辣粉店就关门了。我问旁边的邻居，他们说，地老鼠经常来纠缠重庆美女，重庆美女不堪其扰，就搬走了。至于搬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地老鼠有一次在巷口遇到画家，两人又发生了争吵，地老鼠把一腔怒气发泄在画家身上，他讥笑画家没有钱，还想谈女朋友，他误以为画家是他的情敌。我跑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听到这个狂妄的矬子说什么要用钱把画家砸死，砸死后再用钱糊一个花圈什么的。
　　 画家长于绘画，拙于骂架，骂架的话也是文绉绉的，就像小学生在写记叙文一样，总喜欢用一些华丽的词语。岂不知道骂架不能用成语，要用粗话，粗话结实耐磨，句句有力，刀刀见血。
　　 面对地老鼠的狂妄，我终于忍无可忍，我骂道：“ca你妈的，有钱怎么了，有钱也是一条命，老子照样掐死你。”
　　 我看到旁边饭店里有几张椅子，如果今天打架，老子就抡起椅子砸在地老鼠的头上。
　　 我从小在山沟里奔跑，和小伙伴打架，上大学的时候还学过武术，练就了一副坚实的皮肉。我和画家不一样，温室里长大的画家双手又细又长，像鸡爪一样，瘦弱无力，简直浪费了一米八的身高。
　　 地老鼠看着我刀子一样的眼神，终于害怕了，他虚张声势地说：“你等着吧，老子不会放过你。”然后转身离开。
　　 那些天，我和画家出门的时候，身上都别着菜刀，给自己壮胆。但是很多天过去了，地老鼠也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可见他只是吓唬吓唬我们。
　　
　　 画家得罪了地老鼠，只是挨了一顿打；而地老鼠得罪了画家，却惹来了无尽的“后患”。
　　 地老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他的钱怎么来的？他是做什么的？
　　 我和画家开始了侦察。我们怀疑他在做黑生意。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到他家开有假烟作坊，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城中村的闽南人都是做这种“生意”的，也不知道村口商店里的假烟都是从村子里流出去的。
　　 有一次，我们走进了那个胖子开设的商店里，就是那个我们误以为会有一场血站的胖子。胖子一般都比较老实憨厚，人就是这样，长了脑子就不长肉，长肉的不长脑子。心宽才能体胖，劳神必定体弱。
　　 画家问胖子：“我弟弟在另外一座城中村里开有一家烟店，生意总是不好。想进点假烟卖，哪里才有假烟？”
　　 胖子圆滚滚的眼珠在眼眶里转了转，笑着说：“哎呀，这可是违法的事情啊，不敢做。”他说得一本正经，就好像他没有卖过假烟似的。
　　 画家说：“我绝对保密，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现在的生意都不好做。”
　　 胖子说：“那我要问一问别人啊，我也就只卖过你那一盒假烟，上当了，别人送给我的。”
　　
　　 第二天，画家又走进了胖子的小商店，这次，胖子说，村子里的闽南人都是做假烟生意的。他还说，只要你开商店，就有人上门问你要不要假烟。“不过，外地人进假烟，就要到他们店铺。”
　　 画家问：“他们的店铺在哪里？”
　　 胖子说：“闽南人开的店铺都在做假烟批发，不过到了晚上才会有。白天没有。”
　　 闽南人地老鼠原来是做这种非法生意发家的。 我们开始寻找假烟的流通渠道。
　　 距离村口最近的那条巷子里，午夜过后，总会像接受检阅一样停满了各种各样的高档轿车，我们先要侦察明白，这些车子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来到这条窄窄的巷子里？
　　 这些轿车不属于这个村子里的，因为他们总是在午夜过后，偷偷来临，最多只停留二三十分钟后，又匆匆离去。我曾经在凌晨两点左右，坐在村口的树林里，看见这些高档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驶上了城中村附近的高速公路。那条高速公路从这座南方沿海城市，一直通往遥远的北方，通往北京沈阳哈尔滨，它沿途经过几十座上百座大小城市。
　　 我无法知道这些高档轿车开往哪里，会从高速公路的哪一道出口出去，我没有轿车，我只有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而自行车即使崭新的，也是无论如何追不上小轿车的。
　　
　　 城中村的附近有一个停车场，位于一座大厦的地下室。本来，我是不会注意到那个停车场的，可是，有一天，我在停车场的出入口，看到了地老鼠。地老鼠开着一辆奔驰跑车，驶出地面后，他从车子里钻出来，指着保安破口大骂，保安唯唯诺诺，又是鞠躬又是道歉。我以前做过保安，我清楚保安的苦衷，保安绝对不能得罪业主，面对业主的无理取闹也只能一再忍让。业主的投诉会让保安丢掉饭碗。
　　 地老鼠骂完保安后，又意犹未尽地向地面上吐了几口唾沫，然后才钻进跑车里。跑车一溜轻烟，消失在了远处。
　　 我走过去问保安，保安满脸沮丧和痛苦，脸色像一盘烧茄子。保安说，就因为他把横杆扶得慢了一点，就遭到了地老鼠的辱骂。“他妈的，出门让车撞死。”没有地位没有钱财的保安，只能在地老鼠离开后，望着那个方向狠狠地咒骂。
　　 我掏出黄红梅，递给了保安一支。保安眼睛含着泪花说：“他妈的，老子们当了四年兵，守卫边防。这些龟孙子们坑蒙拐骗，现在都发了大财。老子退伍了，还要给这些孙子当保安。”
　　 我问，这个停车场都停哪里的车？保安说，你进去看看吧，都是城中村的车。
　　 我走进了地下室的停车场，惊得目瞪口呆，这里简直是豪华轿车博览会，价值几百万的车子应有尽有，有些车子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而有些车子也只在电视画面上看到过。
　　 走出了停车场，保安向我介绍，哪一种车子是保时捷，哪一种车子是劳斯莱斯、路虎、雷诺、凯迪拉克……我以前只知道奔驰和宝马是高档车，不知道高档车子还有这样多。
　　 “这些车主都是干什么的？”我好奇地问。
　　 “做假烟生意的啊，就住在城中村。”保安说。
　　 真不敢相信，城中村的住户除了像我和画家这样的穷人，还有一批百万千万富翁。他们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会选择城中村居住？
　　
　　 距离村口最近的那条巷子里，所有的门店都是批发假烟的。这是我在午夜观察了很久后才知道的。
　　 午夜过后，城中村的村口就出现了大量的打手，他们在盯梢，在放哨，在窥探，他们密切注视着每一个走进城中村的人，每一张陌生的面孔都会让他们警觉。这时候的城中村到处都是眼线，城中村变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堡垒。
　　 然后，巷子里有了疾步奔走的扛着箱子的人，箱子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着，我一直不知道这些人是从什么地方走出来的，他们就好像在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的背后，然后又像狐狸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地跟踪一个扛着箱子的人，距离只有十几米。扛箱子的人转过弯，我也急忙向转弯处走去，突然，斜刺里冲出来一个彪形大汉，将我狠狠地撞倒在地上。我爬起来后，向前张望，扛箱子的人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彪形大汉怒气冲冲地问道：“你干什么？”
　　 我惊魂未定，这个人肯定一直就埋伏在黑暗中，一直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而我全然不知。我突然感到很害怕，我说：“厕所在哪里？我找厕所。”
　　 彪形大汉骂骂咧咧地，唾沫星子喷到了我的脸上。小巷的两边又走过来两个人，打着手电筒，强烈的光线刺激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努力辨认，才看清他们穿着迷彩服，他们是城中村的联防队员。突然，彪形大汉一把从后面抱住了我，喊道：“小偷，我抓住了一个小偷。”
 两名联防队员冲过来，一人一个胳膊，架起了我。我喊道：“你们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彪形大汉对着我的胸口就是一拳，骂道：“打死你这个小偷，老子盯你半天了。”我又喊道：“你凭什么打人？”彪形大汉又是一拳打过来：“老子就打你了！”
　　 吵吵闹闹的声音招来了巷口很多人，一个嘴边有颗黑痣的女人站出来指证说：“这就是小偷，经常在这里转悠，贼眉鼠眼的，不知道偷了多少东西。”
　　 黑痣女人操着含混不清的闽南普通话，她在那条距离村口最近的巷子里开有一家档口，这些档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几包口香糖和几卷卫生纸向别人昭示着，这是一间小商店，而每当午夜来临，它们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变成了一家假烟批发部。
　　 我大声说：“我不是小偷。”
　　 彪形大汉说：“被我现场抓住了，你还敢嘴硬。”
　　 我依然说：“我不是小偷。”
　　 联防队员说：“先带回派出所。”
　　
　　 两名联防队员将我带到了村委会，村委会是一幢楼房，楼房的顶层是治安室。而这间治安室就是他们口中的派出所。
　　 一进治安室，联防队员就凶相毕露，他们把腰间的武装带解下来，狠狠地敲击着桌子，勒令我老实交代。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目前还没有工作。他们要身份证，要暂住证，我都拿不出来。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报社的，知道了我是报社的，会惹来更多的麻烦。而且，暗访也无法再进一步进行。
　　 我相信，只要我一口咬定没有偷东西，他们就无可奈何。
　　 但是，我错估了他们的残暴，他们将我当成了沙袋，在我的身上肆意击打，我被他们打得头晕目眩。我问：“你们凭什么打人？”
　　 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打好人，我们只打坏人。”
　　 我说：“凭什么说我偷东西？”
　　 他们说：“有人证，人证都看到了。”
　　 我说：“就算我偷了东西，也轮不上你们处理。我要去派出所。”
　　 他们说：“这里就是派出所，进了派出所你还敢嘴硬。”
　　 他们嘴巴上回答着我的问题，而手脚却一刻没有停止。我当时真想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可是，这是在村委会，这是他们的地盘，我是无法和他们抗衡的，我只能忍耐，我只能忍受。
　　 后来，他们打累了，就坐在椅子上吸烟。再后来，他们出去了，将我锁在了治安室里。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上班的时候，联防队长过来了，这是一个裸露肚皮的胖子，让他来演土匪都不用化妆。他又重复了一遍昨晚的问话，然后要求缴纳1000元的治安处罚，才能放我走。我没有钱，苦苦哀求，他最后终于将标准降到了100元。
　　 没有办法，我只好让他们跟着我，来到了我租住的出租屋，取出了100元交给了他们。他们凶神恶煞地对我说：“以后夜晚再不准出来，老老实实在房子里睡觉。”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这个城中村里，联防队员和假烟贩子沆瀣一气，假烟贩子每月定时给联防队员缴纳保护费，联防队员就会“保护”这些坑人的假烟贩子。而所谓的联防队员，其实都是村子里的地痞流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在这个城中村里，猫鼠一窝。
　　
　　 其实，就在那个时侯，城中村里还有一些人，也在暗暗地调查假烟窝点；还有烟草稽查，也身着便衣，打入了城中村。但是，偌大的城中村里，到底有多少假烟，有多少假烟贩子，有多少假烟窝点，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数字。
　　 有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我和画家走在巷道里，突然看到几名女子惊慌地从身后跑过去，边跑边喊着我们听不懂的闽南话。巷子两边的店铺，一齐拉下了卷闸门，铁皮与铁皮撞击的声音经久不息，异常刺耳。卷闸门匆匆上锁后，店主就像被烧着了尾巴一样，仓皇逃向小巷深处。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回头一看，原来村口来了很多身着制服的人，从制服的不同颜色判断，今晚应属于不同部门联合执法。
　　 执法人员来到了一家店铺门前，停住了，这家店铺卷闸门上锁，店主逃之夭夭。后来我听说，每次执法人员搜查的时候，都有线人提前举报。他们接到线索后，就会出动。
　　 店主不在，怎么办？撬锁，执法人员们相信，里面有假烟，因为这是线人举报的一个点。门锁撬开，里面却没有搜出假烟。店外是一群围观的人，其中就有很多闽南人。气氛一下子陷入尴尬。
　　 突然，那个嘴角有着一颗黑痣的女人走出来了，她像疯子一样，披头散发，冲进了店铺，看着被翻得一片狼藉的地面，她大声哭叫：“不得了了，不让人活了。老天爷啊，我不活了。”
　　 黑痣女人冲向一个胖胖的模样像当官的男子，哭喊道：“我遭了什么孽啊，你们这样对我？”她伸出长长指甲的手指，要抓向当官男子的脸。几个工作人员上去，拦住了她，她顺势倒在地上，滚了两滚：“啊呀呀，警察抄了我的家，还打人了。”她把穿制服的人都当成警察。
　　 门口又冲进了一名皮肤黝黑的男子，他指着工作人员，大义凛然地说：“你们等着，你们夜半时分，强闯民宅，我要告你们。”
　　 工作人员赧然退出。
　　 我也知道这家店铺是做假烟生意，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工作人员来搜查的时候，店铺里刚好没有假烟，这就坏了，工作人员被陷入了无理处境。
　　 后来我还知道，这些店铺里平时不放假烟的，假烟存放在城中村另外的地方。当有假烟贩子打来电话，需要假烟，拉货的车子快要开到城中村的时候，才会有人扛着假烟来到这些店铺。要多少，就扛来多少。假烟装进车子里，车子飞快离开。要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难上加难。
　　 黑痣夫妻后来果真把烟草专卖局告上了法庭，几个月后，黑痣夫妻赢了官司，烟草专卖局不但给人家道歉，还赔偿了人家几千元。
　　 再后来，黑痣夫妇在城中村另换了一家门店，重操旧业。
　　
　　 那天晚上，联合执法队兵分两路，还有一队人马也来参与端掉假烟窝点的活动，但他们同样出师不利。
　　 这队人马是从城中村的另一个方向进村的，他们找到了线人提供的窝点，这个窝点位于一幢楼房的顶层。他们撬开门锁，从里面搜出了十多箱假烟，然后扛着假烟撤离了现场。
　　 就在他们经过一条窄窄的小巷，即将离开城中村的时候，突然两边楼房的窗户一齐打开，从楼上扔下来石头砖块，像下饺子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在了这些穿着制服的肩膀和头上，有两个人血流满面，倒在地上。他们的后面，又出现了一群拿着棍棒的人，大声吆喝着，追赶着，棍棒纷纷落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无可奈何，扔下刚刚收缴的假烟，背起受伤的同伴，仓皇逃遁。这群手持木棍的打手们一直追赶到了城中村口，看到制服们坐上车子开走了，他们才不再追赶。
　　 “我们被人家打，是常态。”后来，这座城市烟草专卖局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说。
我一直在寻找着进入假烟窝点的途径，那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关于假烟的报道，那时候的假烟刚刚走上市场，人们都天真地认为，假烟也是香烟，可能只是比真烟的口感能差一点，人们一点也不知道，假烟都是用一些非常廉价非常恶劣的东西制成的，他对人体的伤害极大。
　　 我一直在寻找假烟窝点的途径，因为能够在城中村假烟窝点上班的人，都是闽南人，或者他们的亲戚，他们依靠宗亲关系形成一个狭小的圈子，而一般人要进入这个圈子，千难万难。何况，闽南人都操着一口闽南口音，操着闽南口音的人，是不会和操着别种口音的人说话的。城中村生活着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人和外界格格不入，他们有一套严格的预警系统，在执法人员刚刚进入他们圈子的外围，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会提前预知，一部手机传给下一部手机，窝点的加工机器立即停止，窝点的工人马上遣散，窝点的小门铁锁高悬，执法人员即使从窝点的门口经过，也不会知道门内就是假烟加工厂。
　　
　　 我没有想到，我处心积虑进入假烟窝点，我一直在寻找的契机，却来得如此顺利，来得如此便捷。
　　 有一天夜晚，我从报社发行部回来，登上了一辆公交车，准备回到城中村。我的前面坐着一个小女孩，衣着时尚，长发披散，腰间挎着一个小坤包，包里装着小圆镜、化妆品、手机、钱包之类的玩意，这是那个年代女孩子出门后最喜欢的装扮，那时候的女孩子出门都喜欢挎着一个带子长长的小挎包。女孩子坐在前面，小挎包斜背在身边，兴趣昂然地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点点路灯光。突然，一个小男孩子从后排走到了女孩的身边，一只手拉着背带，一只手拉开小挎包的拉链。
　　 这是一个小偷，这么小的年龄做小偷，他的身后一定站着几个大人，这些人都穷凶极恶，怎么办？我犹豫了一下，拍打着女孩的肩膀说：“把你手机让我用一下。”
　　 女孩子回过头来，神情略显惊异，但她还是把手伸向了小挎包，突然，脸色大变，她发现小挎包被拉来了，所幸没有丢失东西。
　　 女孩子把手机拿给我，我装着拨打了电话，然后说：“打不通”，又递给了女孩，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今天这样强烈的防范心理，遇到陌生人借部手机拨打，一般人都乐意帮忙。那时候也没有各种手机诈骗，借手机的人一般都是遇到急事才会这样。而现在，各种手机诈骗无孔不入，有借了你手机后偷跑了的，有借了你手机后玩“狸猫换太子”的，有借了你手机，知道了你的手机号码，就编造你中了大奖，要求你汇兑邮寄费给你邮寄奖品的；有借了你手机，知道你手机号码，就开始编造谎言说你的父母或者亲人车祸住院，急需钱要求你汇款的……骗子的行径异常恶劣，骗子的技术也与时俱进。
　　 那个长相怪异的小男孩离开了，他向前走去，我突然回过头去，看到最后一排有两个男子，同样长相怪异，他们用恶毒的眼光盯着我。听说，这些小偷们手指间都夹着胡刀片或者手术刀片，他们和人打架的时候，一耳光打过去，脸蛋就被划破了。我还听说这样一件事情，一伙小偷偷东西，被一个小女孩看到了，小女孩说：“妈妈，那个叔叔把手伸进那个阿姨的口袋里了。”小偷阴谋没有得逞。车到下一站，其中一个小偷说：“这个女孩好可爱啊。”边说边用手指捏了一下小女孩粉嘟嘟的圆脸。小偷们下车后，小女孩突然大声哭喊，她满脸是血，小偷用手术刀片在孩子的脸上划了一道长长的伤口。
　　 怎么办？我紧张地思索着，靠近女孩的身边，悄声告诉她说：“身后有小偷，前面可能还有。”我感到女孩哆嗦了一下，我说：“别担心，到了下一站，我们赶快下车。”
　　 然后，我就装着和女孩很熟悉，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眼睛的余光一直观察着身后那两个小偷。到站了，我按住女孩的肩膀，让她不要声张，不要让小偷们看出了我们的意图。就在需要下车的乘客都下了车，车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我突然跳起来，双手撑着车门，对女孩说：“快下。”女孩急急忙忙从我的腋下钻了出去，我也跳下了公交车。
　　 公交车站的旁边，停着一辆出租车，我和女孩钻进出租车，让司机向前开去。车子启动后，透过车窗，我看到几个男子也跳下了公交车，凶神恶煞地奔向出租车。出租车向前疾驶，卷起的尘土和落叶湮没了小偷们气急败坏的神色。
　　
　　 我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居然在假烟作坊上班，这是在我认识她半个月后，她才告诉我的。
　　 女孩子出生在福建某县，和城中村所有的闽南人一样，他们都出生在某县。他们不愿意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和其余经济作物，他们种植烟草，然后自己加工，制成香烟，销往全国各地。
　　他们加工出的香烟全是仿名牌，香烟价格越高，销量越大，他们越喜欢仿造。他们在自己结着蛛网，落着尘灰的房间里，就能够制造出中华烟和黄鹤楼，他们在散发着恶臭的卫生间里，加工出黄红梅和大前门，这样的仿制品，不是专家是无法分辨出来的。
　　 一盒假中华，成本不足两元钱，而零售达到40元。巨额的利润让他们铤而走险，在制假窝点被一次次摧毁后，他们来到了这座城市的城中村隐身。
　　 和我曾经暗访过的安徽一个乞丐村一样，假烟村庄也是非常富裕的，而它富裕的程度是乞丐村远远不能比拟的。在那个闽南小县里，很多村庄家家盖起了气派的小洋楼，小洋楼里停着高档轿车，饲养着名贵的宠物和二奶。有的假烟商人娶妻纳妾多人，彼此相安无事。
　　 这些都是我在公交车上邂逅的那个闽南女孩告诉我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后面好像有一个什么娘，还是什么娇，闽南人给女孩起名，都喜欢在名字中用这两个字。我就叫她娇娘吧。
　　 娇娘很单纯，她初中毕业后就在亲戚的假烟作坊里打工。这些假烟作坊都是家族式的操作模式，没有熟人介绍，外人是无法进入的。娇娘还说，他们那里的孩子很小就辍学了，跟着家人出来做生意，初中毕业在他们那里已经是高学历了。
　　 我说，我现在没有工作，生活无着，想跟着她在作坊里上班。
　　 娇娘说，她替我给她的亲戚说说，兴许能行。
　　 娇娘说，城中村里掩藏着几十家上百家假烟作坊，而且，彼此很少知道对方的作坊隐藏在那一幢出租房里。所以，我不担心在这里会遇到地老鼠。
　　
　　 就在我等待娇娘回音的时候，又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城中村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每天都在上演着种种不可思议的场景。
　　 我所居住的出租屋的那一层里，租房住宿的除了画家，还有哑巴、打工妹、刚刚来到城市的打工者、怀揣着梦想的群众演员和歌唱爱好者，还有一名妓女。妓女是我们那一层里最有钱的人，妓女的房间也是我们那一层里收拾最温馨的。
　　 有一天，妓女突然搬走了，一辆本田轿车停驶在巷口，妓女挎着小坤包，神气活现地扭到了本田边，钻了进去，此后，她的身影再也没有在城中村出现过。估计她是去了另一家高档卖淫场所上班了，或者升级做了二奶。
　　 几天后，妓女住过的房间搬来了一名留着寸头的男子，五官线条硬朗，如同刀削斧凿一般，带着一种沧桑。额头上的两条皱纹，也如同与生俱来一般，引人注目，发人深省。那时候我想，他一定遇到过一些磨难，但是他的经历我无从知道，即使以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也对自己的过去绝口不提。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名思想家。他不是我们戏谑地称某些故作高深的人为思想家，他是一名真正的思想家，也许是这个时代最后一批思想家中的一个。
　　 他搬来后的第二天早晨，突然走近我的房间，神秘地问我：“以前我的房间里住的是什么人？”
　　 我有些戒备地问他：“怎么了？”
　　 他从怀里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展开，上面是一行行歪歪扭扭像蜘蛛爬过一样的恶劣字迹，用圆珠笔书写的。上面写着：“某月某日，大，300元，3人；某月某日，小，350元，7人……”这样一些奇怪的记载，一直书写了几十页，从去年一直书写到了几天前。
　　 我不知道这些简略的记载传达出的是什么信息，我迷惑地望着思想家：“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
　　 思想家说：“这是妓女的记账本。”
　　 我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
　　 思想家说：“我了解妓女们的生活，这个本子里所说的大，就是大活，收入为每人100人；小，就是小活，收入为每人50元。我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个妓女一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怎么，你不相信？看看，每月的5日到10日，这个妓女就只接小活，或者不接活，本子上就没有记载，其余时间都是接大活。这样推测，这个妓女的月经期应该是每月的5日至10日这几天。”
　　 我继续问道：“你怎么就知道‘大’是指大活，‘小’是指小活？”
　　 思想家说：“我以前接触过很多妓女，她们喜欢这样记载收入，或者喜欢这样写日记。我刚才整理房间时，在泡沫地板下找到的。”
　　 妓女一月收入一万元，她是我一月收入的十几倍。
　　
　　 后来，思想家才告诉我，他曾经多次走进妓女群落中，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有时候给妓女们派发安全套，有时候则是劝说妓女们建立信仰。
　　 信仰？什么信仰？我惊讶地问。
　　 “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需要建立信仰。”这是和思想家在一起时，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思想家说，只有有了信仰，人才能受到约束，才不会为所欲为，才不会贪赃枉法，才不会无恶不作，也才会有道德底线和做人的良知。
　　 我说：“我不懂，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思想家说，官吏为什么会贪污？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才会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他们置百姓利益于不顾，中饱私囊，有的贪官所贪污到的，几十辈子几百辈子也花不完，可是他还要贪污，实在让人不可理喻。奸商为什么欺诈？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眼中完全没有顾客，没有消费者，没有生命，他们眼中只有金钱，他们为了钱，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医生为什么见死不救？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你不给住院费，他们看到你鲜血流干也置之不理，你不给红包，他们会给你增加痛苦，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为了拿到更多的回扣，他们会把大量无关紧要的药剂开给病人。教师为什么斯文扫地？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为了钱，在升学考试中弄虚作假，给学生大量派发资料，自己拿回扣……
　　 思想家接着说，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不相信会有因果报应，他们他们谎话说尽，坏事做绝，千夫所指，视而不见，我的使命就是，要拯救这个社会，要拯救这些人，要在他们心中重建信仰。
　　 我问：“你所说的信仰是指什么？”
　　 思想家说，我所说的信仰，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要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回每个人心中。
　　 思想家接着又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括，礼义廉耻，尊老爱幼，善待他人，和睦友邻等等。当一个人知道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怎么做会是高尚的，怎么做会是无耻的，这个人就有了信仰。现在，这个社会道德沦丧，而我所要做的，就是重新构筑道德体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
　　 我不知道思想家的生活经历，我只是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不同于那些经常在报刊上电视上发表言论的所谓学者教授，这些学者教授们长着两条腿，却干着四条腿的勾当，某些官员和商人们让他们咬谁，怎么咬，他们就会怎么咬，他们没有脊梁，他们没有信仰，他们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悲哀，是学术的悲哀。
　　 思想家又问我做过什么，我说了自己的记者经历，自己的暗访。思想家说，这些暗访对象是因为没有信仰，才会如此。乞丐们没有信仰，才会示弱骗人；妓女们没有信仰，才会舍弃打工机会，甘愿卖淫；血奴没有信仰，把自己当成了造血机器，好吃懒做；酒托没有信仰，把你的钱掏出来，放进自己腰包；代孕妈妈没有信仰，才会把自己当成生育机器；假烟贩子没有信仰，制造贩卖假烟害人……如果人人都有了信仰，人人都善良正直，这个世界才会变得美好。
　　 我愈发佩服思想家。这位民间思想家，据我的精确估算，他比那些高居在庙堂之上，拿着国家俸禄的所谓专家学者，品格要高尚9.8倍，也比他们专业9.8倍。
　　 此后，思想家走上了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他走进了一家家学校、工厂、企业……
　　
　　 当代，中国真正的思想家在民间。
　　 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画家和思想家是我在城中村最好的朋友，此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纯正的朋友。
　　 他们是圣教徒，他们虔诚地匍匐在布满荆棘的山路上，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孤独寂寞，但是他们的眼睛熠熠闪光，闪烁着圣洁的光芒，他们是黑暗隧道中的传道士，他们是普罗米修斯，因为有了他们，人类才有了希望。
　　 这样纯粹的人，在这个时代，硕果仅存。
　　
　　 娇娘答应了我去她所工作的假烟作坊上班。
　　 那座假烟作坊隐身在一幢五层楼房的顶层，只有在夜间，我们才能进入，而其余的时间，这家作坊房门关闭。作坊里还有两个窗户，窗户上钉着厚厚的木板，即使在夜晚，即使房间里灯火通明，而外面也没有一丝灯光泄露出去。作坊里的秘密也不会泄露出去。
　　整幢楼房，一楼开着一间小店铺，店铺里一如既往地放着树根样的茶几，每天下午，假烟作坊的老板就会坐在店铺里，一直坐到快要黎明的时候，才会关门歇业。就像梁山上的旱地忽律朱贵，或者像老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沙家浜》中的情节一样，这个小店铺是假烟作坊的眼线。它比五楼的假烟作坊开业更早，而比假烟作坊歇业更晚。
　　 一楼是小店铺，五楼是假烟作坊，而二、三、四楼全部空着，没有一个人居住。这样，即使执法人员走进这里检查，打开一间，空的，再打开一间，还是空的，他们也就不会怀疑楼上的房间是假烟作坊，他们也就会放弃检查。
　　 假烟作坊老板不会住在这里，狡兔三窟，他居住在对面一幢楼房里。假烟作坊只有五名工人，除了娇娘和我，还有三名女孩，她们都是老板的女儿和亲戚。她们也都住在对面的楼房里。
　　 那幢外表朴素的楼房，里面装饰豪华，高档家电，应有尽有。
这间假烟作坊所完成的，是最后的包装过程，就是将散支假烟与过滤嘴连接起来，装在盒子里，封口，加膜，装箱。每天晚上，当有假烟贩子来到城中村，就有搬运的人从城中村某一个临街的店铺里，偷偷摸摸地来到这间假烟作坊，将整箱的假烟装在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包装袋里，扛在肩膀上，偷偷摸摸地送到临街店铺里。等候在那里的假烟贩子付过钱后，又将假烟搬到高档轿车的后备箱里，装着假烟的箱子外面通常写的是“一次性筷子”“康师傅方便面”等字样，即使在拉运途中遇到检查，一般也能蒙混过关。
　　 假烟作坊生产什么假烟，是根据假烟贩子的需要。如果假烟贩子说，最近中华烟很好卖，这间作坊就生产中华牌香烟；如果红梅烟很好卖，假烟作坊则生产红梅假烟。这间作坊能够生产出世界上所有的香烟，而原料却是一样的。这些原料可以制作一盒上百元的超高档香烟，也能生产出一盒一两元的低档香烟。
　　 这间假烟作坊只有十几个平方，墙角散乱地堆放着各种牌子的香烟，有的牌子我听过，有的牌子没有听过，这些香烟的牌子覆盖全国各个省区，按照烟草专卖的规定，那么这些香烟销往了全国各地，这种情形实在太恐怖了！
　　 这间假烟作坊所有的工作都是手工完成。
　　
　　 两个女孩的工作是将散支香烟和过滤嘴连接在一起，她们在过滤嘴里涂抹胶水，然后将散支香烟的一端塞进去，过滤嘴上印刷着香烟的名字。如果假烟贩子需要黄鹤楼，她们就把散支香烟与黄鹤楼的过滤嘴连接在一起，如果假烟贩子需要好日子，他们就把好日子的过滤嘴与散支香烟连接起来。不变的是散支香烟，变的只是过滤嘴。
　　 这间假烟作坊有上百种香烟的过滤嘴，能够生产上百种假烟。
　　 我和娇娘的工作是将这些连接好的假烟装进烟盒里。一种香烟对应一种烟盒，烟盒也有上百种，而且都印刷精美。娇娘的工作很熟练，她在烟堆中随手一抓，刚好就是20根，然后，撮起手指，将假烟塞进烟盒中，刚好就是一盒烟，整个过程的完成，她只需要几秒钟。
　　 另外一个女孩则负责压膜，在烟盒的外面包上一层薄膜。为了防假，正规香烟薄膜的连接处，会有一根拉线，拉线处有波浪型的凸起。这个女孩就是专门来制作这个“凸起”，她拿起熨斗，用熨斗的尖角轻轻滑过，“凸起”就出现了。
　　 这样，一包以假乱真的香烟就完成了。
　　 可是，那些散支香烟从哪里来的？它们又是用什么制作的？
　　
　　 我在假烟作坊的上班时间是从夜晚8时到早晨5时。从这里下班后，回家休息一会，我马上骑着自行车来到距离城中村大约两公里的发行部，装上当天的报纸，分发到各个报刊亭和订户手中，大约在中午10点左右，我的发行工作做完了，又回到城中村睡觉。
　　假烟作坊都是夜晚开业。
　　 由于假烟作坊非常隐秘，执法人员要来查封，难度非常大。在这场猫与老鼠的战争中，执法人员也掌握了一套捕鼠要领，比如，用鼻子闻，这些专业人员通常在假烟作坊几米远的地方，就能隔门闻到特殊的烟草气味；还有，查看电表，由于假烟作坊都是晚上开工，所以电表读数都很大。还有很多窍门，我不能向外界透露，以免引起假烟贩子们的防范。如果发现了这些异常，执法人员就能果断地撬开房门，进行检查，通常，在这些房间里，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假烟。
　　 在以后的记者生涯中，我曾经跟着执法人员检查过几十次假烟作坊，收缴的假烟足有几千件。一件就是一箱。
　　
　　 在那间假烟作坊里，我手脚粗笨，每次工作的时候，不是不小心将烟盒撕碎了，就是将香烟折断了，每次我都会遭到加膜女孩的呵斥。这个女孩是老板的女儿，她是这间假烟作坊的车间主任。
　　我不愿意给他们工作，替他们害人，我这样做，都是故意的。
　　 娇娘曾有一次暗地里埋怨我，说车间主任怪罪她，嫌她将我这样愚笨的人介绍进来。娇娘说：“你要好好努力啊，给我争一口气。不然，我在这里没法做人。”
　　 我点点头。
　　 然而，我已经进来了，他们就不敢随便解雇我，他们担心我出去后会举报他们。
　　 然而，粗笨的我依然不能适应这份作坊里的工作，他们只能给我调换工作。
　　 他们让我做搬运工。
　　
　　 城中村有几辆黑车，长途大巴车。这些大巴白天不知道停在什么地方，而每天夜晚8点左右，就停在了村口。半小时后，就离开了城中村，开往福建那座县城的某一个小镇。这座城中村的假烟商人几乎都来自那个小镇。
　　 大巴车上坐的，几乎全都是操着闽南口音的人。
黑车上只有一个司机，售票点在城中村，售票点是一间出租屋，出租屋的门口没有任何标志，即使外人走进这里，也不知道这里是做什么的；即使外人知道这里是售票点，但是不是用闽南话说要买票，售票员会说：“你走错地方了。”售票员和司机往往是夫妻。
　　 每个闽南人在登上黑车后，司机收走了车票，黑车就会启动，驶往闽南的那个小镇。
　　 第一次坐这样的黑车去闽南，我是和娇娘一起去的。
　　 黑车上有几十个座位，早早就坐满了。黑车前面没有任何标志告诉人们这是一辆长途大巴，黑车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驶离城中村，淹没在城市来往如梭的车流里，然后，拐上立交桥，驶入省际高速公路上。
　　 按照相关规定，从事营运的大巴必须办理有关手续，才能上路。而没有办理手续的，则被称为黑车。私家车由于没有从事营运，可以不办理手续。办理手续后，每天就要给有关方面缴纳不菲的资金。而黑车偷偷从事营运，却没有办理相关手续，这样，巨额的利润全部装入了黑车囊中，它们占用公共设施，却造成国家财政损失。
　　 举个例子来说，出租车从事营运，即使自己买的车辆从事出租，但是由于你使用城市路面，占用停车场，而路面铺设和停车场的建造需要的都是巨额资金。所以，出租车就要办理相关手续，每天上缴收入中的400元左右（南方城市的标准），剩下的就是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即使这样，一辆出租车上缴后剩下的，一天也会有二三百元。一辆出租车搭配两名司机，一个司机一月收入也会在四五千元左右。而如果是黑车，不上缴每天的费用，则出租车司机每月收入会在一万元以上，这显然与其劳动付出不成比例。
　　 黑车暴利，所以黑车屡杀不绝，屡禁不止。
　　
　　 那天晚上，黑车驶入福建地面，已到午夜时分，前面出现了几名穿着制服的人，黑暗中不知道是交警，还是路管，司机带着一个包下去了，他们在车灯前说着什么，后来，穿制服的人查看了司机的证件，就放行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很迷惘，这辆黑车为什么就能顺利放行，为什么没有被查获。我想，可能有两个情况，一个是黑车司机的所有手续全是假的，却能以假乱真；一个是黑车司机暗暗给穿制服的人留下了买路钱。
　　 车厢里一路都是静悄悄的，很少有人说话。有人在看着窗外想心思，有人在闭着眼睛打瞌睡。
　　 这辆黑车是去闽南小镇拉散支香烟的。
　　 我偷偷地问娇娘：“为什么要这样麻烦？为什么不把香烟装箱后再拉到我们这座城市？或者就把烟丝拉到我们这座城市再加工包装？”
　　 娇娘说，如果真像我说得这样，那么就会被连窝端。
　　 假烟的每个生产环节都分开了，就是为了逃避打击。一个窝点被端了，其余的窝点还在开工，损失并不大。而且，执法人员收缴到的，只是一些假烟，假烟商家早就闻风逃脱。现代通讯给他们提供了异常便捷的信息，执法人员一在村口出现，他们就溜走了。而且，这些家族式的假烟商家异常凶狠，如果执法人员身穿便衣，人数稀少，他们就会大打出手。而执法人员联合清剿，却又会被他们发觉。
　　 假烟商家真是高智商，可惜用错了地方。
　　
　　 就是那次，我才见到了假烟的原材料。
　　 在那些村庄里，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男女老少齐上阵，他们都在趁着夜色加工假烟。娇娘带我走进了一个独立的院子里，一辆切割机在轰隆隆作响，两个男子光着上身忙碌着，他们从墙角抱来一捆捆柴草一样的东西，放进切割机里。我走近辨认，看到了这些柴草一样的东西，是番薯叶和芭蕉叶。
　　 这样的东西，一钱不值，在南方村外的大路边，一个上午可以收集到一架子车的番薯叶和芭蕉叶。
　　 而这一辆架子车的番薯叶和芭蕉叶，可以制作成多少盒假烟，收入多少钱啊？
　　 为了让假烟具有烟味，这个地方盛产烟叶，假烟商家们给这些粉碎了的番薯叶和芭蕉叶中加入烟叶，这些烟叶质量很差，有的发霉变质，散发臭味；有的已经腐烂，流着黑水，他们把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这就成了制作假烟的原材料。
　　 抽烟的人都知道，判断香烟质量好坏的标准是烟丝的颜色，高档香烟的烟丝发黄发亮，劣质香烟的烟丝则是黑色。假烟商家一般制作的都是价格昂贵的高档香烟，那就需要颜色发黄的烟丝。
　　要让这些腐烂变质的树叶变成黄色，也难不住这些黑心商人们，他们用硫磺。
　　
　　 院子的角落有一间小房子，门窗紧闭，而门口堆放着这些粉碎了的番薯叶芭蕉叶。趁着没有人注意，我偷偷地来到了小房门口，从门缝望进去，里面一团漆黑。但是，门缝散发着袅袅烟雾，这种浑浊的黄色烟雾让我阵阵恶心，几乎要晕过去。
　　 我不知道这间房子隐藏着什么秘密，一个男子推着满车的树叶走过来，我赶紧闪开了。我走到另一间房间里，那里，娇娘正在慢悠悠地品尝着功夫茶。
　　 我悄悄地问：“那个房间里有什么？”
　　 娇娘狐疑地看着我：“你怎么什么都问。”
　　 我装着无辜地说：“我好奇啊。”
　　 娇娘轻描淡写地说：“硫磺。”
　　 那些腐烂树叶被倒进小房子里，再拉出来后，就被硫磺熏成了黄色。
　　 而硫磺对人体具有极大的危害，严重的会致癌。
　　
　　 我们在那个小村庄停留了一天，那一天，我看到这个村庄和我所在城市的城中村一样，白天悄无声息，夜晚热火朝天。每家假烟工厂都会趁着夜色悄悄开工。而在村庄的路口，也都有暗哨埋伏在路边，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通风报信。这个村庄的家家户户还都养着狗，不是城市里常见的被抱在女孩怀中的宠物狗，而是吐着血红舌头的异常凶猛的大狗。它们是假烟商家的忠实捍卫者，一见到陌生人，就会凶猛地扑上去。
　　 狗是人类的朋友，忠实于主人，但是，狗却都是愚忠，它们只能辨别出主人是否对自己好，却辨别不出主人是否违法乱纪。而有些人连狗都不如，他们能够辨别出是否违法乱纪，却还要助纣为虐。
第二天早晨，那间小房子的门打开了，房间里的烟丝和芭蕉叶、香蕉叶、番薯叶被硫磺熏蒸后，变得焦黄，看到它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联想到村口田地里沤烂在泥土中的一钱不值的残败枝叶。
　　 烟丝的加工还没有结束。小房间里的硫磺气味散尽后，一名男子拎着半桶浑浊液体走进去，将这些液体均匀地喷洒在这些焦黄的烟丝上。娇娘告诉我说，这些深色的浑浊液体是工业香精。
　　 工业香精对人体危害巨大，它和硫磺一样，具有极强的致癌作用。
　　 广大烟民们只知道有假烟，却不知道买到假烟，就等于买到毒药。吸食假烟，就等于吸食毒药。
　　 无良商人利欲熏心，从来不管消费者的死活。瘦肉精、三聚氰胺（多年后出现的）、苏丹红、吊白块、福尔马林、孔雀石绿……这些原本与食品并不相关的化学物质，却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们的饭桌上，危害着我们的健康。防腐剂、抗氧化剂、色素、增味剂、香料……这些读起来拗口的化学名词，却与我们的生活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假烟中添加致癌物质，只是为了冒充高档香烟。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是为了增加钙的含量。而这些，居然都是行业里的潜规则。
　　 我想起了思想家的话：中国人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这些黑心商人们无恶不作，罪恶滔天，谋财害命，他们的行为无异于持刀杀人，为了钱，他们任何昧良心的事情都能做出来。
　　 我但愿这个世界上还有因果报应。
　　
　　 在整个假烟生产过程中，唯一的机器是一个叫做卷烟机的铁疙瘩，大小类似于农村常用的脱粒机。这种卷烟机没有商标，应该属于三无产品。后来据烟草专卖人员讲，所有的卷烟设备也属于专卖，假烟厂是买不到这种机器设备的，所以，这家假烟作坊的铁疙瘩应该也属于假货。
　　 这个铁疙瘩使用了很长时间，外皮生锈，油漆脱落，所有的部件都涂抹了过多的机油，而烟丝从机油中滚过，经过了铁疙瘩的加工，从另一端出来后，就变成了一根根还没有安装过滤嘴的香烟。
　　那一天，我没有见过制作过滤嘴的机器，我不知道过滤嘴是如何制作的。我只在一个房间里看到了一堆堆一拃长的过滤嘴，外面抱着白纸，一个女子用小铡刀将它平均切成四份，这就成为了香烟后面的东西。
　　
　　 记忆中的那天中午还遇到了一件让人难忘的事情，是一家假烟商人在嫁女。
　　 中午12点过后，鞭炮就响了起来，连绵不绝，震天动地，我问娇娘发生了什么事情，娇娘说，赶快出去看看吧，村里有大喜事。
　　我们来到了村口，看到村子唯一通往外界的大路上，一字摆开了二三十辆高档轿车，黑白分明，黑色的是奔驰，白色的是宝马。村口的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红色纸屑，那是鞭炮响过后的纸屑。一个肤色黧黑的中年男子，穿着笔挺的西装，西装搭在他干瘦的身体上，显现松松垮垮，像个稻草人一样滑稽而不真实。他手中举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满了红包，他见到人就发一个红包，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男女老幼。
　　 我和娇娘也一人拿到了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里面是100元钱。
　　我愕然了，这个稻草人为什么会这样大方？他为什么要见人就给100元？
　　 娇娘问过别人后，才知道，今天稻草人要嫁女。
　　
　　 稻草人是假烟商人，这个村子每家每户都是假烟作坊，他们在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的城中村都有假烟窝点，假烟商人们把散支假烟从这个村庄拉到城中村，加工成为整件整件的假烟，来自全国各地的假烟贩子们云聚城中村，来城中村拉运假烟，在郊区、农村、车站的超市、商店销售。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假烟的销售也呈网络化，也分为好几个级别，也分别有不同的利润空间，他们的结构也呈金字塔。来自别的城市的大老板从城中村批发到假烟，一盒中华烟三元钱；二老板从大老板这里进货，一盒中华烟7元钱；小商店小超市的小老板又从二老板那里拿货，一盒中华烟10元钱。顾客从小老板那里买烟，一盒中华烟45元。
　　 后来的大老板很少开着车来城中村进货了，因为这样的危险性比较大，他们转而寻求物流公司。后来的物流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只要有货源，活人死尸他们都敢物流，打包托运，平安送到目的地，何况装在康师傅纸箱里的假烟。物流公司只认钱，它才不管托运的是什么。妓女只认钱，她才不管嫖客的身体有多脏。
　　 我还听到了几个极端的例子，有的假烟贩子包了整节车皮贩运假烟，有的假烟还通过空中货运。这些情形我在以后的新闻报道中都看到了。假烟屡禁不止，是因为这里有假烟生存的土壤，不仅仅是假烟商人和假烟贩子，还有物流公司、运输部门某些人的渎职行为。因为对金钱顶礼膜拜，因为信仰的缺失，因为道德的沦丧，毒品一样的假烟从沿海流入了内地，从城市流入了农村。
　　 假烟的利润更甚于毒品。从事假烟生意的，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富甲一方？
　　
　　 稻草人是这个村庄很普通的一户人，然而，他嫁女的场景我也只有在几年后山西煤老板嫁女的时候才看到过，煤老板依靠低价买进国家资源，又高价卖出而获取巨额利润；假烟商人是依靠制贩假货而取得暴利，他们都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而致富的，人们对他们屡屡诟病，就在情理之中。
　　 那天，村中人告诉娇娘说，稻草人给了女儿几百万元的嫁妆，一辆近百万的宝马车，一套厦门的高档住房，另外还有杂七杂八的很多东西。
　　 娇娘说，这种现象在闽南很普遍，这里的人们都有攀比心理，嫁女的时候都争着抢着送嫁妆，谁送的多，谁就有面子。此前，这种风俗在石狮、晋江一带非常流行，后来，就风行于闽南农村。
　　假烟商人们有的是钱，几百万对于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一碟小菜。
假烟商人的收入有多高？娇娘说，他们一月就能买一辆本田，半年买一辆奥迪，一年买一辆奔驰。
　　 娇娘的家没有在这个村庄，她出生在闽南一个生产茶叶的县里。上世纪80年代，娇娘的母亲嫁给了这个茶叶县的一个农民，每年会有几千元收入，让人羡慕。两年后，娇娘的小姨嫁到了制造假烟的这个县，当时这里还没有大规模地生产假烟，当地农民一年收入勉强裹腹，娇娘的小姨每年回到娘家拜年的时候，遇到娇娘的母亲，都会幽怨地说：“当初，你为什么不在你们附近给我介绍对象？”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这个县大肆制造假烟，假烟丰厚的利润让这些农民一夜暴富，家家高楼林立，轿车泛滥，钱多得让人们不知道怎么花费。
　　 娇娘说，有一个村庄，邻居两人多年都有矛盾，却都靠制假造假发了家。东边的那家盖了一幢三层楼房，西边的看了，就盖了一幢四层的。东边的一看，马上将刚刚盖好，还没有住人的楼房拆除，在原基础上又盖起了一幢五层的。西边的也不服气，也把涂料未干的四层楼房拆除了，盖起了一幢巍峨的三层别墅，别墅的尖顶高过了邻居的楼顶。东边的看到后很气愤，就夜晚派人把尖顶搬掉了。于是，两家矛盾升级，由谩骂发展到斗殴，由打架发展为群架，后来，两家的宗亲都参与了，打死打伤十多个人。公安机关插手后，两家才罢手了。后来，这两家都不愿意在村子里居住，一家搬到了泉州，一家搬到了厦门。
　　 此后，每年过年走亲戚，娇娘的小姨一家都开着奔驰来了，小姨见到娇娘的母亲，也不再语气哀怨，而变得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所有的亲戚见到小姨一家，都变得唯唯诺诺。
　　 也是在那时候，初中毕业的娇娘跟着小姨夫一起制造假烟。
　　 假烟曾遭受当地部门的打击，娇娘就跟着小姨夫离开了闽南，辗转来到外省各地，后来的这几年，每逢打击一次，他们就集体搬迁一次。他们愈加搬迁，就离家愈远，本世纪初，终于来到了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这座鱼龙混杂的城中村。
　　 现在，这个县的假烟商人遍及全国各个沿海省份。
　　
　　 娇娘还说，这些假烟商人因为有钱，手眼通天。
　　 一些拉运假烟的车辆在路上被拦住，接受检查，假烟商人打了电话，不出半个小时，假烟车辆就会被放行。假烟利润实在太丰厚了，假烟商人们不惜用巨款砸中那些执法机关中的腐败分子。
　　 再说，假烟窝点分做几处，就算没收了这车假烟，他们的生产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就算执法人员摧毁了一处窝点，而其余的窝点照样能够开工。
　　 相比那些北方为人张扬的煤老板，南方的假烟商人做事非常低调，这也许与他们从事的是非法生意有关。从外表看起来，这些腰缠万贯的黑心商人衣着朴素，一团和气，满脸谦卑，但是，谁也无法猜测到他们银行中有多少存款。娇娘说，很多假烟老板在省会城市都有多套房产。
　　 假烟商人都在抽烟，但是他们从来不抽自己作坊生产的香烟，他们只在烟草专卖的指定店铺购买香烟。
　　
　　 面对这些假烟商人，娇娘有一种强烈的愤恨心理，这可能是因为她出生在20年前的富裕农村，而20年后她的出生地被制假贩假的黑心商人远远抛在后面，而她又不得不给这些黑心商人打工。
　　 我从娇娘这里了解到了很多假烟商人的故事。娇娘说，有的假烟商人几年间攫取了巨额利润后，就放弃了这种黑暗生意，转而投资另外的高利润阳光产业，比如房地产，比如医药制造，还有人投资矿山，毕竟这些行业都披着合法的外衣。
　　 我在想，如此大规模的宗族式的假烟作坊，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为什么就没有被彻底查封？为什么总是在查封过后，它们又死灰复燃？是不是对假烟商贩惩处不力？
　　 一位执法人员后来告诉我说，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将假烟销毁。而对于制假商人，因为查封的假烟数量太少，只能批评教育一番后，就会放走。放走后，假烟商人换个地方，重振旗鼓，故伎重演。假烟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处罚太轻。
　　 假烟商人正是了解到了相关处罚条款，将假烟化整为零，被抓住了，也只能查封少量假烟，不够判刑。更何况现代通讯工具发达，让假烟商人闻风而逃，想要在联合执法中抓住假烟商人，难上加难。
　　
　　 我是第二天晚上从闽南那座村庄回到城中村的，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天亮。
　　 披着满身疲惫回到出租屋，刚刚洗完澡，躺在床上，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从门缝向外望去，看到娇娘站在门外，警惕地向走廊两边张望。此前，她从来没有来过我这里，我也没有说过我居住在这里，她怎么会独自到来？她又怎么会认识路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打开房门，娇娘径直走了进来，坐在我的床铺上，眼睛看着墙角，她成熟的胸脯在长袖紧身T恤下剧烈起伏着，她丰满修长的大腿紧紧地包裹在牛仔裤里，看起来很性感。和我一起坐车回到城中村的时候，她还没有穿着这身衣服，她是回来后又换了这身衣服，才来找我的。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她说：“我早就知道。”她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手指交叉着，放在两腿之间，看起来很娇羞。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不知道她跟踪我的目的。当初如果是为了防范我，现在她肯定也不会告诉我她曾经跟踪我的事情。还有，这个黎明，这个安静的黎明，别人都在酣然入睡中，她为什么会来到我的房间？
　　 那时候我很傻，长期压抑沉重的生活，已经像水一样浇灭了我心中爱情和欲望的火焰，我行走在生活的最底层，为了温饱而奔波，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
　　 我问她：“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羞怯地说：“家里要我结婚，我该怎么办？”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将眼神移向了墙角。
　　 我懵懂地说：“好啊，结婚是好事啊。”
　　 她声音低沉地说：“什么好事啊，我不想这么快就结婚。”
　　 我问，对方是什么人？
　　 她说，那个男青年和她出生在一个村庄，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初中毕业，他们几年前就订婚了。后来，她出来打工，对方在家中种茶。昨天，她见到了小姨，小姨传话说，妈妈让她下个月就回家结婚。
　　 我说，这多好啊。
　　 她说：“结婚后，我就不能出来了，可是我不想回去，不想回到那个偏远的乡村，我想留在城市里。”
　　 我当时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一样开导她，劝慰她，我说，现在也该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也该结婚了，你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结婚后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该有多好。
　　 她用眼睛挖了我一下，问道：“那你为什么不结婚？”
　　 我苦笑着说：“我这么穷，住在这里的鬼地方，一月收入勉强养活自己，哪个女孩愿意嫁给我。”
　　 她低下头，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说：“如果有人愿意呢？”
　　 我哈哈笑着说：“不会有人愿意的。”
　　 那时候我真的很迟钝，我像一只从树上突然掉落路面的毛毛虫，我慢腾腾地爬行着，不知道有车辆辚辚驶来，不知道有狂风席卷而过。我按照自己的路线，慢腾腾地爬行着，不知道咫尺之间，骇浪惊涛。
　　 我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黄红梅，抽出一根，这是我经常抽的香烟。娇娘看到我想抽烟，从小坤包里取出一盒玉溪，塞到了我的手中，她说：“我早就给你买了，一直想送给你抽……这是真烟。”
　　我说：“这烟老贵了，要20块钱啊，你怎么买这么贵的？”
　　 她没有接过我的话题，她好像在自说自话：“我这些年打工，积攒了10万元，我嫁给谁，不会给谁添麻烦的。我要开一间化妆品商店，一定能赚钱。我一结婚就不在这里干了，我要好好做正经生意。”
　　 我真诚地说：“你很善良，又很能干。你男朋友娶了你，一定很幸福。我提前祝福你们。”
　　 她突然不说话了，冷冷地坐着，场面显得非常尴尬。我说，这玉溪香烟果然很好抽，口感很好。她不言语。我又说，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她还是不言语。我没话找话地说，到了这个季节了，天气还是这么热，真想不到。她别过头去。
　　 人在没有话说的时候，就会说起天气。我又无聊地说起了今天的气温，一会将要出来的太阳……
　　 她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说：“今天要下雨了！”她站起身来走到门口。
　　 我傻傻地说：“怎么会呢？你看这天色。”
　　 她没有看天色，她只看着地面，噔噔噔态度坚决地走过走廊，走下台阶，走出了楼房。
　　
　　 现在，我明白了她当初在黎明时分来到我的出租屋，坐在我的床上，向我说起自己的过去，其实就是向我表白她的爱情。可是那时候我混沌木讷，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爱情发生在我和她之间。我当时已经年近而立，不名一文，潦倒不堪；而她当时才二十出头，泼辣能干，积攒了十万元。那时候的十万元，对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我从来不敢想过会有故事在我和她的身上发生，我一直把她当成了小妹妹，活泼可爱的小妹妹。她的所有淘气和任性我都能够包容，我一直张开自己沾满鲜血的翅翼保护着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委屈。我没有想到，她居然会爱上我。
　　 那时候我对她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她就像一个娇贵的瓷器，我双手捧着，我担心一使劲就会将她捏碎。尽管她发育成熟，生机勃勃，身材性感，可是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那个年代还残留着最后一丝纯真和爱情，这种纯真和爱情是与肉欲格格不入，而今天，爱情已经与肉欲水乳交融，无法分割。现在的爱情，与床铺只有一步之遥，往往几分钟就走完了过去几年才能走完的距离。
　　
　　 有时候我在想着，如果当初答应了娇娘，那么今天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人生有很多的无法预知和不可预测。
　　
　　 那天早晨过后，娇娘再见到我，就不和我说话，总是沉着脸。我也感到很难堪，不知道怎么哄她，才能让她开心。
　　 这几天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画家去了西藏，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产，才凑足钱买了一张打折飞机票。我问：“你去了那里，没有一分钱，怎么生活。”画家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天无绝人之路。”
　　 对于画家来说，西藏是一片圣地，那些没有污染的风景，随便割下一块，就能进入画布。这些风景让生活在工业污染和高楼大厦里的人们如痴如醉，画家去了西藏，也许会成功。
　　后来，他果然成功了。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穿行游说在学校工厂之间，让人们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他就像当年周游列国的孔子。他和孔子一样屡屡碰壁，碰得焦头烂额。不同的是，孔子还有七十二弟子跟随，而他却是孤军奋战。
　　 一家家学校拒绝了他，学校都在追求升学率，没有人会抽出时间聆听思想家的观点。一家家工厂的保安将他拒之门外，他们认为这个满口忠孝礼仪的青年脑子有毛病。在这个有钱能是鬼推磨的年代，傻子才会放弃金钱拾起信仰。
　　 失败的情绪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思想家。
地老鼠手中玩弄着匕首，匕首在他的手中像皮筋一样绕着圆圈，他斜睨着我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们有缘，有见面了。小子，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端详着他，故意歪着嘴巴，装着一副傻傻的神情，我说：“你不是刘欢吗？哎呀，我们还在一起合影过？”
　　 地老鼠恶狠狠地说：“去他妈的，别在老子面前装样子。小心老子一刀捅死你。”他又扭头对坐在座位上的一个青年用闽南话说着什么，那个青年站起身来，狐疑地望着我，他和地老鼠一样短小而不精悍。
　　 那个青年问：“你跑到车上干什么？”
　　 我的眼光越过他的头顶，穿过车前驾驶室的玻璃，望着远处点点路灯光。我的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神情，我幽幽地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
　　 那个青年惊愕地看着我：“我问你为什么上我们的车？”
　　 我继续装出一副傻傻的神情，继续用缓慢的语气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哦，哦……”地老鼠像刚下完蛋的母鸡一样，看着我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傻了？”
　　 我依然用着刚才的语调说：“你吹送我如波如烟如云吧，我生是创巨痛深，我是血流遍体，时间的威权严锁于我，重压于我，我个太浮太傲太和你一样的不羁。”
　　 车上的闽南人都回过头来看着我，他们的眼睛中充满了惊异和疑惑。这些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不知道诗经和屈原，也不知道英国的雪莱。这些文言诗句，他们闻所未闻，他们即使“闻过”，他们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地老鼠将匕首架在了我的脖子上，他踮起脚跟问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相信地老鼠只是在吓唬我，他只有胆量威胁我，绝对没有胆量刺杀我。我连他看也不看，望着窗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那个青年以权威的口气向车厢里的人炫耀着说：“这是一个神经病。”
　　 我继续装神经病，我大声喊着“拉屎，拉屎。”然后就拉开了皮带，准备脱裤子。
　　 司机过来了，他喊着：“谁把神经病带上车子了？谁带上来的？”看到没有人答应，他就摆着手说：“滚，滚，快点滚。真是晦气。”
　　 我没有走，我装着听不懂司机的话，司机吓唬说：“快点滚，再不滚就要打死你。”他扬起手来，装着要落下去，其实不会落下去，谁会去打一个神经病人？神经病人让见到的每一个人都退避三舍，因为神经病人杀人也不犯法，神经病人的外表让每一个人都深感恐惧。
　　 我继续歪斜着嘴巴，侧着身子走到了车门口，身后不知道谁踢了一脚，我顺势就跳到了车下。我慢慢地走向小巷，偷眼看到身后跟着地老鼠和那个同样矮小的青年。
　　 我装着没有看到他们，继续慢腾腾走上前去。他们要么是查看我的行踪，要么就是准备在没人的地方打我。我走到了小巷尽头，看到一户人家的门口放着一条矮矮的长凳，可能那家主人下午在门口聊天，现在还没有端回去。我跑前两步，一把操起长凳，抡圆了砸向跟在身后的地老鼠。地老鼠大惊失色，叫声哎呀，扭身就跑。另一个青年也急忙逃遁。小巷黯淡的灯光照着他们四条短腿，四条短腿争先恐后地移动着。我故意大声喊着：“老子今天砸死你们。”他们惊惶万状，呀呀叫着，像两只躲避劁刀的猪崽。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走进假烟作坊，没有见到娇娘，她们说娇娘走了，回家结婚。
　　 我当时很平静，我想当然地认为娇娘会幸福。因为他们青梅竹马，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在尽情渲染青梅竹马，都在说这样的爱情是完美无缺的。我当时甚至还在为娇娘高兴。
　　 现在，我在电脑前打出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苦涩，我不知道这些年娇娘生活是否幸福，当初她不愿意回到乡村，而最后又被迫回到乡村，她是否收敛了自己的任性，是否满足于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此刻，这个静静的夜晚里，她在干什么？她会不会像我一样偶尔还能想起她？
　　
　　 又过了两天，我又要坐着长途大巴去闽南村庄拉货。
　　 那天晚上，我刚刚走上大巴，坐在车厢最后一排的空座位上，突然一个人走过来了，手中拿着一把匕首。我惊愕地抬起头来，看到那是地老鼠。
　　
　　 地老鼠手中玩弄着匕首，匕首在他的手中像皮筋一样绕着圆圈，他斜睨着我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们有缘，有见面了。小子，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端详着他，故意歪着嘴巴，装着一副傻傻的神情，我说：“你不是刘欢吗？哎呀，我们还在一起合影过？”
　　 地老鼠恶狠狠地说：“去他妈的，别在老子面前装样子。小心老子一刀捅死你。”他又扭头对坐在座位上的一个青年用闽南话说着什么，那个青年站起身来，狐疑地望着我，他和地老鼠一样短小而不精悍。
　　 那个青年问：“你跑到车上干什么？”
　　 我的眼光越过他的头顶，穿过车前驾驶室的玻璃，望着远处点点路灯光。我的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神情，我幽幽地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
　　 那个青年惊愕地看着我：“我问你为什么上我们的车？”
　　 我继续装出一副傻傻的神情，继续用缓慢的语气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哦，哦……”地老鼠像刚下完蛋的母鸡一样，看着我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傻了？”
　　 我依然用着刚才的语调说：“你吹送我如波如烟如云吧，我生是创巨痛深，我是血流遍体，时间的威权严锁于我，重压于我，我个太浮太傲太和你一样的不羁。”
　　 车上的闽南人都回过头来看着我，他们的眼睛中充满了惊异和疑惑。这些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不知道诗经和屈原，也不知道英国的雪莱。这些文言诗句，他们闻所未闻，他们即使“闻过”，他们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地老鼠将匕首架在了我的脖子上，他踮起脚跟问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相信地老鼠只是在吓唬我，他只有胆量威胁我，绝对没有胆量刺杀我。我连他看也不看，望着窗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那个青年以权威的口气向车厢里的人炫耀着说：“这是一个神经病。”
　　 我继续装神经病，我大声喊着“拉屎，拉屎。”然后就拉开了皮带，准备脱裤子。
　　 司机过来了，他喊着：“谁把神经病带上车子了？谁带上来的？”看到没有人答应，他就摆着手说：“滚，滚，快点滚。真是晦气。”
　　 我没有走，我装着听不懂司机的话，司机吓唬说：“快点滚，再不滚就要打死你。”他扬起手来，装着要落下去，其实不会落下去，谁会去打一个神经病人？神经病人让见到的每一个人都退避三舍，因为神经病人杀人也不犯法，神经病人的外表让每一个人都深感恐惧。
　　 我继续歪斜着嘴巴，侧着身子走到了车门口，身后不知道谁踢了一脚，我顺势就跳到了车下。我慢慢地走向小巷，偷眼看到身后跟着地老鼠和那个同样矮小的青年。
　　 我装着没有看到他们，继续慢腾腾走上前去。他们要么是查看我的行踪，要么就是准备在没人的地方打我。我走到了小巷尽头，看到一户人家的门口放着一条矮矮的长凳，可能那家主人下午在门口聊天，现在还没有端回去。我跑前两步，一把操起长凳，抡圆了砸向跟在身后的地老鼠。地老鼠大惊失色，叫声哎呀，扭身就跑。另一个青年也急忙逃遁。小巷黯淡的灯光照着他们四条短腿，四条短腿争先恐后地移动着。我故意大声喊着：“老子今天砸死你们。”他们惊惶万状，呀呀叫着，像两只躲避劁刀的猪崽。 那天晚上，我离开了假烟窝点，此后，我再也没有走进过那家位于居民楼五层的假烟窝点。
　　 我知道我的行踪已经暴露，这座城中村的假烟商人都来自闽南同一个村庄，地老鼠会将我的一切告诉他们，他们会防范我，我的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
　　 我回到出租屋里，我找到了思想家，告诉了他这些天我的暗访经历，我相信思想家会对我的秘密守口如瓶。思想家说，赶快去报案。
　　
　　 第二天，我找到了区烟草公司，他们说，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座城中村里有着很多假烟窝点，他们很快就会行动，此前，他们已经在城中村里“放蛇”，摸排了好几个假烟窝点。
　　 然而，城中村里棋盘般的道路四通八达，鸽笼般的住房密密麻麻，他们又怎么才能找到假烟窝点，而又能不被眼线发觉？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传呼，是区政府办公室的，他们让我当天下午去区政府开会。
　　 那几天，我很少出去，一直躲在出租屋里，早晨送完报纸后，我就回到出租屋，下午和夜晚不会迈出出租屋一步，我相信地老鼠和那些打手们一定就在城中村寻找我。
　　 然而，今天又不能不去。
　　 我戴上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袖着双手，佝偻着腰身，冒充成一个病人，我的腰间藏着一截短棍，顺着街角一步步走向村口。我的眼睛警觉地向四周观望，耳朵竖起很高，捕捉着周围的任何一丝声响。我想着，如果见到地老鼠，就先下手为强，抽出短棍砸在他的头上，让他没有出手的机会。
　　 还好，我一路没有见到地老鼠，我顺利地来到了公交车站。
　　
　　 会议是在区政府的会议室举行的，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满了一个个中年男人，他们有的抽着香烟，有的翻看资料，每个人都显得很安静从容，又成竹在胸。这种场景我非常熟悉，以前在政府上班的时候，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在这种场合，大家都不会多说话，免得言多有失。久历官场的人都城府很深，老而弥坚，他们的心思别人是不能猜透的。这种场合的座位排列也是很有学问的，椭圆形面朝门口的那个弧形旁，坐的是官职最大的人，这个座位便于看到有谁走进走出，便于对所有人发号司令。而从这个弧形到另一个弧形的座位，则表示着官职的从大到小。
　　 我知趣地坐在了另一个弧形的位置，这里背对门口，表示这是最末等的位置。
　　 蓦然来到这间会议室，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在政府工作的日子，在漫长的难挨的会议中，我总是边听着枯燥乏味的讲话，边想着自己的心思。我手捧着资料，脸上是一副认真听讲的神情，而却早已心猿意马。那时候我非常讨厌开会，那些漫长的味同嚼蜡的会议。我还非常讨厌那种生活，戴着假面具迎来送往委曲求全的虚假生活。然而，经过了这两年曲折艰苦的流浪生活后，我才觉得公务员生活实在太幸福了，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工作竞争，却有稳定的薪水，而且旱涝保收。
　　 我想着，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离开，现在我也会坐在这张椭圆形桌子的另一边，穿着干干净净的品牌衣服，抽着不用花钱购买的高档香烟，做出一副高深莫测优裕自如的神情，脸庞保养很好，头发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染，走路挺胸凸肚……如果运气好，以后可以科级、处级、厅级……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然而，我放弃了这一切，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一条荆棘密布的路，独自前行。现在，我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可我还在大呼酣斗，至死不退，我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我不能倒下，我倒下就是死亡。
　　
　　 那次会议有区政府的多个部门参加，烟草局、打假办、交通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局、街道办等等，还有这座城市几家报社的记者。这些记者就是我以前写到过的时政记者，他们在前一天的夜晚，就会接到部门的会议通知，第二天和部门一起参加行动。行动结束后，他们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回到报社，把通稿捏巴捏巴，就变成了一篇新闻稿件。
　　 这就是所谓的跑线记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记者，我对他们充满了羡慕。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些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一定水平很高。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文笔远远不如我，经历也远远不如我，只是他们的运气很好，他们大学一毕业就能进入知名报社，而我年近而立还是报社的发行员。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一切只能靠自己。
　　 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做一名记者，一名出色的记者。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坐在最末等座位上的人，他不仅仅是一名发行员，他的能力超过了他们所有人，他还会做一名最好的记者。
　　 而这家清剿假烟窝点的活动，这几家报社的稿件都千篇一律，正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加工通稿的写作方式，让我有了发挥的空间。他们衣冠楚楚斯斯文文地研究着拳术招式，每一招每一式都引经据典，而我是从山野阡陌间走出的粗莽大汉，胡乱打出的一拳，却能致对方于死地。
　　
　　 在那次会议上，我报告了自己这些天暗访的情况，并告诉了那家假烟窝点的准确地点。我看到那些记者抽着免费提供的香烟，散漫的眼神望着我，他们可能关心的只是这次红包给多少，并不关心我这些用辛苦和鲜血换来的新闻素材。
　　 坐在椭圆形桌面弧形位置上，与我相对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宣布当晚就开始清剿假烟窝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那天晚上，数百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在城中村附近的一座小学里集合，十多辆中巴车停靠在道路两旁。学校门口围着很多中老年妇女，她们用警惕地眼神望着这些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制服的人，然后低下头去窃窃私语。我走到校门口，这些被挡在校门口铁栅栏门外的妇女们用闽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今晚这么多人干什么？”我笑着说：“今晚去扫黄啊，卖淫的全部抓。”
副区长那天晚上是打击假烟窝点行动的总指挥，他手持对讲机，遥控联系三路打假人马，砖头一样功率强大的对讲机握在他熊掌一样厚重的手中，显得举重若轻。他身躯伟岸，中部隆起，脑门光秃，油光可鉴，每跨出一步都力量感十足，很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然而，我在对讲机中听到了另外两路人马的抱怨声，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问题和副区长争吵起来，副区长的音量增加，他们也声音加大，我感到不明白，在等级森严的官场，这些执法部门的下级怎么敢于向副区长发难。
　　 后来，副区长在电话中声色俱厉：“跑了人，我撤你们的职。”对方说了一句什么，副区长说：“告诉你，明天我们在区长办公室见。”副区长从耳朵边放下对讲机后恶狠狠得自言自语：“街道办都是狗娘养的。”
　　 街道办是区政府的直属下级，为什么对副区长如此不敬，我想不明白。
　　
　　 那天晚上，我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参加那场清剿假烟行动的。我在把副区长带到了指定地点后，就趁着夜色偷偷溜走了。我离开了那支行动的队伍，我跟在队伍的后面，混迹在一大群围观的人群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心思观察着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有人惴惴不安，有人心怀侥幸，有人期盼惊喜，有人忧心忡忡，没有人会察觉到他们身边这个戴着口罩冒充病人的男子，是行动小组的眼线。
　　 那路行动小组来到了一幢楼房门前，这幢楼房的五层就是我卧底打工的假烟窝点。然而，此刻整幢大楼一片黑暗，铁栅栏门上悬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楼门边的店铺也关门了，那个功夫茶的鉴定专家，我的老板，此刻不知道藏在了哪里。我无法断定这幢楼房里是否有人，整幢楼房一片静寂，一片黑暗，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远处的路灯光透过树丛照射过来，让楼门前显得鬼影重重，阴森恐怖。
　　 突然，远处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呼哨，城中村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行动小组事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突变，他们一起摁亮了手电筒，突然，黑暗中口哨声大作，无数的砖块和石子从四面八方砸向手电亮光，有人呻吟着倒下了，有人大声疾呼，接着，手电光线一致对外，照见很多男人仓皇逃窜的矮小背影。
　　 我听见副区长在黑暗中大声吆喝：“公安的，枪上膛，谁敢扔砖头就鸣枪。”行动小组迅速摆出了阵型，最外面的是手持盾牌的城管，接着是公安，最里面的是烟草和工商、交通等部门。
　　 砖头没有了，可是却有石子，有人躲在黑暗中，可能是树后，可能是对面的楼层里，可能是草丛中，偷偷地用弹弓发射石子，石子打在城管的有机玻璃盾牌上，当当作响，声势惊人。不断有人中弹，不断有人发出呻吟声，有警察对空放了两枪，石子终于吓跑了。
　　 铁栅栏门终于被启开了，行动小组立即登上五楼，又有十几个城管和警察站在门口，防止有人暗中混上楼去。我在楼下看到五楼的的窗口有手电光在晃动，接着，有人扛着假烟下楼来，我数了数，一共有20箱。
　　 我长出了一口气。
　　 后来听说，那天晚上的三路行动小组一共清剿了上百箱假烟。其中有一路查缴了几十箱假烟后，在小巷遇到假烟贩子的疯狂抢夺，双方激战片刻，公安赶到，假烟商贩们才丢下假烟落荒而逃。“这算一场不小的胜利。”事后，区烟草局的负责人说。
　　 也是在后来，我才听说，负责当晚行动的副区长，其实不是副区长，他的行政级别尽管和副区长同级，但职务只是一名副处级调研员。怪不得当晚街道办把他的话不当一回事，在官场，一个副处级调研员的讲话力度，常常不如一名正科级，甚至不如一名手握实权的副科级。官场似海，深不可测。
　　 那天晚上没有在现场抓住一个假烟商人，我怀疑是街道办的人通风报信了，或者是城中村的保安事先知道了消息，让假烟商人藏匿起来。那天晚上停驶在城中村的车辆也很少，在有限的车辆里也没有检查到一箱假烟，这很不正常。
　　
　　 第二天，全城的报纸都报道了前一天晚上的假烟清剿活动，但所有的稿件都只有四五百字，都内容相同，都来自于烟草系统的通稿。多少个部门多少人联合行动，查获了多少件假烟，对假烟商贩起到了怎样震慑的效果，人民群众又怎么拍手称快。这是一篇干巴巴的毫无生气的新闻稿件。一个小学二年级的，能识字上前的学生都能写出这样干瘪的稿件。
　　 假烟是怎么制造的？制造假烟的都是些什么人？假烟的利润空间有多大？假烟销往哪里？假烟对人体有什么危害？这些才是读者最为关心的，然而这些稿件只字未提。这些拿着红包的部门“御用记者”压根就不想深究下去。
　　 他们的懒惰和失职给我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觉得我比他们的水平要高好几个档次，只是命运让他们坐在写字楼里做了记者，让我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太阳下做了发行员。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出击，世间有很多千里马，却只有一个伯乐，当伯乐没有看到千里马的时候，千里马应该叫几声引起伯乐的注意。
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和这家报业集团的总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总会说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戏谑地说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愣头青，身上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那时候的我身无分文，胸怀坦荡，心中燃烧着强烈的渴望，所以无所畏惧。
　　
　　 这些年我一直会想起那天见到总编的情景。总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也许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才让全国各地的一流人才聚集在了他的麾下。
　　 在见到总编前的一个晚上，我趴在出租屋的床上，用钢笔字书写了一份简历。和刚出道时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了一份简历对一个人的求职成功会有多重要。我在简历中书写了自己这两年的暗访经历，并在简历的最后很煽情地引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如果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穷酸迂腐得让人牙疼。
　　 然后，我在城中村外的一家打字复印店把这份简历变成了一份铅字。打字店老板收了我五元钱，让我一直心疼到半夜。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身了，穿着自己仅有的一套像样的衣服，对着钉在墙上的镜片把衣领捏了又捏，让破旧的衣领出现原来的棱角来，然后又蘸着水把头发梳成一个三七分的发型，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那天阳光灿烂，和风宜人，我骑着自行车，腰身挺得笔直，目视前方，我的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我一定要做这家报社的记者，我一定能够成为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像一个信心爆棚的拳击手一样，提着双拳走上拳台，像提着两把亮光闪闪的大刀，一出手就会将对方斩落马下。
　　 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家报社不要我做记者，那就是他们的损失。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狂妄，我才有胆量见到报业集团的总编——这个报社的很多中层领导都难以见到的人。
　　 我总结了以前求职的教训，我不找报社的总编室，不找人事部，不找那些部门主任，我就直接要见报业集团的总编。
　　
　　 报业大楼门口有保安，保安盯着每一个进进出出的人，拦住每一个企图进入大楼的外人，然而，只要你经过报业大楼的大门时，昂首阔步，不看保安，做出一副很拽的样子来，即使你是生面孔，保安也就不会阻拦你的。这种办法我在很多地方屡试不爽，省政府市政府都畅通无阻，不过，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还没有试过。如果哪一天想见温哥胡哥，说不定就会试上一试。
　　 我来到了报社大楼的一楼，径直走向电梯。尽管一楼的大厅有平面图，上面写着每一个楼层的组织机构，但是我不能看，一看就会露馅。我装着很熟悉的样子，坐着电梯直达顶层。然后在几个看起来年龄很大的老者探寻的目光中，摸摸已经不再坚挺的衣领，器宇轩昂地走出电梯。
　　 后来，当我再乘这部电梯的时候，我总是谦逊地礼让，让别人先走，我站在电梯门口伸出手臂，阻挡着随时会关上的电梯门，不管电梯里站立的是长者还是孩子，我总是最后一个走出电梯。然而，那天，为了让所有人相信我是这幢大楼里上班的人，我极力装出一副很拽的样子。
　　 走出电梯，我看着门上的标贴，连连叫苦，顶层居然都是各位老总的办公室，刚才电梯里的那几位老者，可能都是这家报业集团的领导，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牛比哄哄的男子，太没有教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老头是这家报业集团的副总编副社长。
　　 我躲藏在楼梯口，调整好呼吸，看到楼道间没有人了，便走到标贴上写着“总编”字样的办公室前，叩响门扉，没有人应答。再叩响，还是没有人应答。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隔壁房间走出了一个娇小利索的女孩子，手中抱着一摞文件。她疑惑地看着我，问我干什么。我说：“老总让我今天早晨过来。你知道老总去哪里了？”
　　 女孩子说：“老总可能还没有来上班，你到办公室等一下吧，他应该快来了。”她推开了她办公室的房门，伸出手臂，让我进去。
　　可是，我不敢进去，我担心进去后她或者她的同事会问我一些情况，我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就会露馅。我装着很有礼貌地说：“谢谢，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等等。”
　　 楼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吸烟室，吸烟室的房门打开，就能看到楼道经过的每一个人。我走进吸烟室，一边吸着我4.5元的黄红梅，一边仔细观察着那间“总编”标贴的房门，什么时候会打开？
　　 十几分钟后，上来了三个人，年龄都在50岁左右，都穿着夹克长裤，都穿着皮鞋，他们走到了“总编”门前，我站起身来，然而，我还没有看清楚谁是老总，谁打开了房门，他们居然都走进去了。我在吸烟室里徘徊犹豫，想着该不该走进去面见老总？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总编门前，听见里面有模糊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我想走进去，可是又担心影响他们谈话，我踟蹰犹疑，莫衷一是。后来，我又回到了吸烟室。
　　 又过了十几分钟，好容易等到老总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人，我心中一阵高兴，现在剩下总编一个人在办公室了，我进去后想和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也占占别人的时间，也让想见到他的人也在外面等候。
　　 可是，当我摁灭香烟的时候，总编的办公室走进去了更多的人，三个年龄大的，四个年龄小的，有的穿夹克，有的穿西装，这下惨了，他们进去后不知道会说话说到什么时候，而且，哪一个是老总，我更分辨不清楚了。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总编很忙，可能等到下午，等到天黑，也不会等到与总编单独相处的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哪个是老总。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叩响了房门，里面的说话声音停止了，有人打开房门，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老板桌后，目光沉静地望着我，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其余的人分散地坐在沙发上和老板桌对面的椅子上。这个50岁左右的男子肯定就是总编了。
　　 然而，突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又觉得当着他们的面毛遂自荐不合适。我装着刚刚发现这么多人，笑着对老总点点头说：“哦，您很忙，那我不打扰了。”我带上了房门，退回到吸烟室继续等待。
　　过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漫长得像走不完的夜路，老总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然而这次出来的是八个人，穿着灰色夹克的老总也出来了。他们走进了电梯。
　　 我几步就跨到了电梯门口，可是电梯门还是顽强地关闭了，然后红色的数字不断缩小，电梯一层一层地向下降落。最后，数字变成了负一。有人去了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我想，那一定是总编。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走进了另一部电梯，电梯飞流直下，畅通无阻，直达负一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能够追上总编。
　　 电梯门打开，我看到灰色夹克的总编拉开一辆蓝色车子的车门，准备探身钻进，我飞奔过去，张开双臂拦住了总编，我气喘吁吁地说：“等一下子，等一下子。”
　　 总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已经被压得皱皱巴巴的简历，打开，双手递到了总编的手中，我说：“我要做记者，我一定能做最好的记者，请您给我机会。”
　　 总编接过我的简历，匆匆扫过一眼，然后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急事，明天就和你联系。”
　　 我看着总编的车子徐徐开走了，开出了停车场，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一躬，再起身时，已经满眼泪珠。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总编的传呼，他约我来他的办公室。
　　 这时候，手机已经非常普及了，而传呼已经成为了古董，我可能是这座南方大都市里最后一批使用传呼的人。
　　 半年后，当传呼即将绝迹的时候，我采访了最后一批传呼小姐。这些声音甜美温柔的女孩子，对往日的生活充满了深深的依恋，然而，她们却又不得不擦干忧伤的眼泪，收拾行囊，走进一家服装厂去做打工妹。
　　 此后，传呼成为了渐离渐远的绝响，只留存在我们这代人的感伤的记忆中。
　　
　　 总编坐在我的对面，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他拿出他的香烟让我抽，是那种20元一盒的红色包装的当地香烟。
　　 他是我见过的最和蔼可亲最平易近人的总编。他没有一点架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很轻松，和他谈话，我很自如，就像在田间地头和抽着旱烟的老农谈话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心理障碍。
　　 我谈了自己对新闻的理解，谈了目前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弊病，谈了新闻作品之所以干瘪没有吸引力的原因，我还谈了自己的主张，我主张将文学创作的手法引入新闻写作中，谈到了新闻应该以情节和细节见长。
　　 在这个时代，新闻比小说更精彩。种种小说家打破脑袋也构思不出来的故事，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上演。如果再用那种大家一直沿用的新华体来写作新闻稿件，实在是削足适履。
　　 总编问我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发行员。
　　 这是一场总编与发行员的平等对话，一起探讨中国变革时代面临的新闻改革。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身份悬殊而又内容高深的谈话。
　　 那天早晨，我还说起了我以前采写过的稿件，我的那些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暗访经历，我一次次面临的窘迫处境。后来，每次回想起我失业后的饥寒交迫，生活无着，我就会流下眼泪，可是那天早晨我很平静，我好像在叙说着别人的故事。
　　 临近正午，告别的时候，总编一直把我送到了电梯口，我想着他会答应我来报业集团下属的某一张报刊来做记者，然而，他没有，他说：“下周集团下面有一张报纸要招聘记者，你来报名吧。”
　　 我走进电梯，心中忐忑不安。可能总编没有认可我，所以才让我报名参加招聘。我的情绪突然冷落到了极点。
　　 后来我才了解到，总编是一个非常公正无私的人，曾有省级干部和军区领导找到总编，想进一个人来上班，总编一概拒绝，都让他们参加招聘考试，成绩合格的才录取。他说，我们这里是业务单位，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不是皇亲国戚。
　　 很多个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和总编见第一次面的情景，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充满了温暖。
　　
　　 我参加了那次招聘报名，据说这次报名的居然有来自全国的2000多名记者，而录取的名额只有10人。
　　
　　 因为我的举报，烟草局查封了那家假烟窝点20箱假烟，按照每箱50元的奖励标准，我得到了1000元的奖励。
　　 我想将1000元邮寄给母亲，可是母亲没有银行卡。父母一生生活在农村，他们日子总是过得捉襟见肘，哪里有钱存在银行里。后来我把这1000元存入村口商店老板的卡中，他取出来后交给了母亲。
　　 商店老板在电话中说，母亲拿着那1000元钱，双手颤抖，眼泪一直在流着，那是她今生见到的最大一笔金额。当天下午，母亲就把那1000元全部还债了。东家100元，西家50元。为了给父亲治病，当初我们向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家都借过钱，大家都没有钱，却都拿出了仅有的家当。
　　 弟弟继续在县城蹬三轮车，收入仅够自己吃饭；妹妹找到了一份在附近小学做民办教师（南方叫代课教师）的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70元。
　　 然而，生活总是要继续，生活总会出现转机。只要挺过最艰难的时刻，美好的时光就在前面等待。
　　
　　 那次招聘考试是在网上进行的，报社给每个考生的邮箱中发送了一份考题，然后电话通知我们，要求在三日内交卷。
　　 这绝对是一场最人性化的考试，免除了全国各地记者鞍马劳顿长途跋涉。后来，当听说了哪家报社招聘记者编辑时，让考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报社所在的城市应考，而绝大部分人又因为没有录取而白白花费了车费机票后，我就想骂娘。绝大多数的记者编辑都是体制外的打工者，他们的钱来得很不容易。
　　 网络考试也有一种弊端，这就是冒名顶替，然而，如果冒名顶替者自己能够考上，他又为什么不来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来工作呢？
　　 那次考卷上全是写作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不但有消息写作，还有通讯写作，不但有稿件写作，还有话题策划。这份考卷很有分量，出题人绝对是一个新闻高手。
　　 那张考卷我是在网吧里完成的。夜半时分，我在网吧里写作，旁边是一大批玩游戏和看电影看电视剧的小青年，网管好奇地问我在干什么，当知道我在写作时，就友好地递给了我一根香烟。他说，他在网吧上班三年，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在这里写作的人。
　　 两天后，我就将考卷发过去了。
　　
　　 我参加报社招聘考试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被发行站长知道了，他有一天早晨在发行站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不安心工作，不爱岗敬业，是发行队伍的害群之马。他那天早晨让别人代替我去给报刊亭送报，而专门把我留下来谈话。
　　 退伍军人出身的发行站长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听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连长，训斥起手下的班排长和士兵们就像训斥贼娃子一样。回到地方上，他仍然保留着这种口无遮拦说一不二的革命本色，在他的面前，哪个发行员敢顶嘴，他就大声吆喝“拉出去关禁闭”。他还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人惧怕的连长。
　　 站长讥讽我说：“你能行啊，做事情瞒着老子，你去参加报名考试，为什么不向老子报告？”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担心给你说了，你不同意。”
　　 站长说：“老子当然不同意。都像你这样，我这个发行站长还怎么当？我不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怎么打仗？光杆司令的站长怎么搞发行？”
　　 我说：“这是一次机会啊，我总得把握住啊。”
　　 站长很不高兴，扬起手来要打我，我马上配合着做出一副怕得要命的样子，双手抱住头。在这种时候，只有示弱才会让站长高兴，他高兴了就会消了火，他一消火就忘记了自己刚才发火的事情。
　　 站长果然不打我了，他抽出一根香烟扔给我，我双手接住，从桌子上拿起打火机，像个狗腿子一样擦亮了，双手捧给他。他抽了一口烟后，好像又很生气地说：“我看考不上了，你怎么回来。”
　　 我谄媚地笑着说：“我怎么走出去，还怎么走回来啊。”
　　 站长恶狠狠地说：“你还有脸回来见老子？”
　　 我说：“你是我们的老大，我回来工作不见老大见谁？”
　　 站长听得心花怒放，他踢了我一脚说：“滚出去，老子不想见你。”
　　 我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走在路上，我想，我填写招聘报名表的时候，现在的工作单位一栏，我就老老实实地填写了发行站的名字，可能有人看到后报告了站长。
　　 站长是一个心无城府的人，在我后来做到这家报社的一定职位后，他见到我还是说老子长老子短，我气不过，就说：“我才是老子。”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质问：“你骂谁？”我说：“那你一句一个老子是不是骂人？”他严肃地说：“老子说话从来不骂人，老子就不会骂人。”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村口的钉鞋佬消失了，另一个出入口的修车男子也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街巷十字那些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的中年妇女，小巷深处的那些放着树根茶几的店铺，城中村也听不到了闽南话。城中村突然显得空空荡荡。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周游列国，像远古的孔子老子苏秦张仪，他想让那些工厂学校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然而，他不出所料地碰壁失败。他说当初的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科斯也是这样，尼采荣格也是这样，每一个思想家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注定要走得很艰苦，他注定不被人们理解。但是，思想家是人类的火炬手，他高擎着火炬，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当火炬燃烧殆尽后，思想家就要点燃自己。
　　 “这是我们的宿命。”他很悲壮地说。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这次淘汰率极高的招聘考试中，我被录取了。
　　 一年后，我得知那些假烟商人们搬迁到了城乡结合部的几个密集的村庄里。他们至今还在那里加工生产假烟。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小白领工作的那家公司，小白领还是最底层的统计员，而那家公司并没有他口中的“屁股烘干机”。
　　 三年后，我见到了思想家，他在街边摆地摊，面前的纸上写着两行字：“设计签名，十元四个。”
　　 六年后，画家回到了这座城市，他还带回来了几百张西藏风情的油画，他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现在，我在电脑上写出这一行行文字，感到人生苍茫，生命是一个短暂的无法预知的过程，我们唯有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才是幸福。
　　
　　【下一章：暗访黑工窝点】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
　　 然而，和以前找到工作不同的是，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我感到的是沉重的压力和焦虑。我担心的是，我会重蹈以前在别家报社的覆辙。
　　我在这家报社要先从见习记者做起，见习期满，合格后可以转成普通记者，普通记者如果做得很出色，可以升为首席记者。而屈指可数的首席记者，是记者中的最高境界。
　　 我发誓在这家全国知名的报社，一定要干到首席记者。
　　
　　 来报社报道后，我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这是报社总编们对新来的记者们的第一次培训。我走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巴掌。
　　 我惊讶地转过头去，惊讶地看到身后站着的居然是主任——那个看着我吃了六碗面条的主任，那个带领我走进记者生涯的主任，那个教会了我暗访，又带着我来到南方的主任……我们拥抱在一起，泪眼朦胧。
　　 这次，他也被录取了，是从2000多人中选拔出来的十个人之一。
　　 后来，他告诉我，他和我分别后，就在北方一座城市的小报里做记者，短短的时间里，依靠自己的能力居然做到了总编助理，然而，看到南方这家知名报纸在网上招聘，他就义无反顾地投递了简历，参加了考试，也顺利录取了。而妻子也同时参加了这座城市一家跨国公司的招聘，也如愿以偿了，现在，他们都来到了这里，以后就打算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世界很大，世界又很小，全国几十万人从业的新闻圈子更小更小。
　　
　　 总编已经早早等候在会议室里，看到我们每个人走进来，他都站起身来，点头微笑。他的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是报社的领导。
　　会议前先要做自我介绍，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得知我是十个人中资历最浅的人。他们中不乏全国有名望的记者，我早就听过他们的名字，看到过他们的作品，只是无缘相见。他们中还有好几个做到了总编级别的人，而我，只是一名发行员。
　　 我怀疑是总编给人事部门打过招呼，才把我留下来。那么这样说来，总编应该非常器重我了，一定对我另眼相看。总编讲话的时候，我悄悄告诉主任说：“我和总编曾经长谈了一个小时。”我的话不无炫耀。
　　 主任说：“我也和总编长谈过一个小时。”
　　 我愕然了，问他：“什么时间？”
　　 “来这里的第一天。这次招聘来的每个人，都和总编单独交谈过。”
　　 我感到很失落。在这十个人中，我毫无骄傲的资本，我唯有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努力，才会在这里生存下去。
　　
　　 我们这批记者的见习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不合格的，卷铺盖走人。
　　 我们这十个人没有分口，没有线索，没有题材，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帮上你，甚至办公室里连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也没有，我们只能等到别的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才能使用人家的空闲电脑。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我想起了铁血时代的斯巴达，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就放在深山老林里，与狼虫为伴，与蛇蝎为伍，体弱多病的被淘汰，健壮有力的生存下来。而我们，就和这些斯巴达的孩子一样。
　　 这家报社人才济济，竞争非常残酷。
　　
　　 报社考察的不仅仅是你的写作能力，还有你的团结协作精神，你的为人处世本领，你的方方面面，你的里里外外，要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不仅仅要有出众的才能，还要有优秀的品质。
　　 我们在明处，考察的人在暗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我通过了见习期后，才有人告诉了我。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见习期内，只有五百元生活费，发表了稿件，稿费打八折。不发表稿件，就只有这五百元。五百元要在物价昂贵的大城市生活，几乎不可能。
　　 第一个月，有两个人走了。一个是北方一家报社的副总编，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总编这样的级别，再受这样的苦，实在不划算。他走的时候，还戏谑地对我们说：“有一天你们谁想离开这里，就来北方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主任当当。”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作为总编的他都想在这家报社做一名普通记者，那家报社的主任又有什么吸引力？
　　 第二个离开的是一名女孩子，这名漂亮的女孩子说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冷落。每天没有人管理，没有人搭理，你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干什么，要采访什么内容，你来上班可以，不来上班也行，你在他们的眼中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人理你，没有人和你打招呼，没有人和你说说笑笑，你就像不存在一样。所有人站在你的面前，眼光都越过了你的头顶，看着遥远的地方，你不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没有把你当作同事。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在她以前的报社是顶呱呱的首席记者，那家报社在业内也有名气，她选择了回到原来的报社。
　　 很久以后，我才想明白，这是报社对每一个人的下马威，目的是杀杀我们这些人的傲气。毕竟这些人都有过很高的知名度，也担任过重要的职务。而来到这里，就要从头开始，从见习记者做起。
　　 我为人一向低调，谦逊有礼，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再说，来到这家报社上班，是我从业以后梦寐以求的事情，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我又怎么能不珍惜这个大好机会？我发誓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好在这家报社的每一步。我蹬过三轮车，做过保安，卖过报纸，看惯了人们的白眼冷面，这点冷落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和主任喝酒，几元钱一瓶的二锅头，炒盘包菜，拍盘黄瓜，我们都有些醉意了。我说：“我一定要在这家报社留下来，脱一层皮也要留下来，我已经无路可走。”
　　 主任说：“我也一定要留下来。妻子来到了这里，我要把家安在这里。我也没有退路了。”
　　 喝完酒后，我们相互搀扶着，沿着人行道一直向前走，居然就走到了江边，月亮照在江面上，波光荡漾，江水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档住宅区，我们站在江边喊着这座城市的名字说：“我爱你。”我们看着那些灯光闪烁的大楼喊：“我要留在这里。”
　　 两个贫困的年轻人那天晚上在江边一直坐到了天亮，他们都怀揣着梦想，渴望在这座城市有自己的立锥之地，他们幻想着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让孩子出生在这座城市，让孩子以后不再像自己这样颠沛流离，让孩子成为这座城市的人。
　　 多少年后，回忆起这个江边的夜晚，还让人感到无限温馨。
　　
　　 报社距离我居住的那座城中村很远，每天我要换两次公交车，才能来到报社。暗访假烟后，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我决定搬离城中村，搬迁到报社附近。
　　 然而，报社附近的房子，房租非常昂贵，远远超过我见习期工资的500元钱。而且，当时我囊中羞涩，怎么办？
　　我做过保安，对保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负责我们那一层的保安是西北人，和我算是老乡。有一次，我说，想搬到报社来住，不知道行不行？他说：“你夜晚就悄悄住进来，别让别人知道就行了。”
　　 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籍，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带进了报社。
　　 此后，每当记者们写完稿件都回家后，我就关掉灯管，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纸箱，拿出被子，铺在木条沙发上。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办公室不敢打开空调，担心会被人发现。为了驱寒，我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将废旧报纸枕在头下，在黑暗中遐想着以后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睡着了。
　　 后半夜，气温突降，我常常被冻醒，此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着以后的生活，我用憧憬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还经常会想起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想我比小女孩幸福多了，我居住在房间里，而小女孩只能蜷缩在大街上。
　　
　　 来到报社的第一个月是我最艰苦的一个月，工资没有发下来，我的生活青黄不接。我记得有一次身上只剩下几张纸币，一角两角的，加起来一共只有一元钱。那天我从早晨一直饿到了午后，后来实在饿不下去了，就来到报社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买了一个饼子。拿着饼子走出拉面馆，经过了一家饭店，我隔着玻璃看到饭店里靠窗户的座位上坐着很多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有很多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隔着玻璃也能闻到。我想，等到有一天有了钱，我要进这个饭店，把这个饭店所有的菜肴全吃一遍。
　　 走过饭店，就是街角，这里行人稀少，我拿出饼子，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还没有尝出饼子的味道，两只手中已经空空如也。
　　
　　 距离报社几百米远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报社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每个记者发一份，他们翻翻后，就丢在一边。我想，如果把这些报纸收集起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定能够我的饭钱。然而，我又想到，我是报社的员工，我要珍惜这张报纸，我不能把这张报纸当废品来卖，那样就是对报社的作践，对自己的作践。说句实在话，从进这家报社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爱惜这家报社，就像爱惜自己的名誉一样。
　　 后来，我从一位女同事处借到了200元，终于度过了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日子。
　　
　　 那时候，最痛苦的不是生活难以为继，最痛苦的是，找不到好的题材，不能很快被报社认可。如果三个月后，你还是籍籍无名，还是默默无闻，那就要卷铺盖走人。到了那种时候，我真的要变成“卖火柴的大男人”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思想家的传呼，思想家告诉我说，火车站附近有一家职业介绍所，专门介绍黑工，有一个男子刚刚从黑工厂逃出来，现在就在他的房间里，他们是老乡。
　　 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好题材。我准备去暗访。
　　
　　 此前，在我刚刚暗访了乞丐群落不久，在北方那座城市里，有一天，在那条揽工汉（南方叫打工仔）们经常找工作的路上，我见到了一个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人。那时候，还没有黑砖窑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在山西某某县的砖窑里，一大批现代奴隶被解救后，才有了这个称呼。
　　我一共见过两个黑砖窑里的“奴隶”，两个人的时间相差五年。
　　 现在，黑砖窑已经绝迹了。
那天是北方秋季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用我们小时候作文里的话来说，就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这样的天气通常会令人心旷神怡，会让人感到温暖如春，可是，那天我却感到了刺骨一样的寒冷和疼痛。
　　 那条街道很脏很破，从天亮开始，这里就聚集了无数衣衫陈旧皮肤黝黑的人，到了午后，他们就渐渐散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堆堆垃圾。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揽工汉，操持着西部各地的各种口音，拿着打眼钻孔粉刷墙壁筛灰和泥的各种工具，等待着需要短工的人来找他们。
　　 那天我是去采访他们中是否有打工被骗工钱的人。我去的时候拿着我们的报纸，我一到那里，报纸就被一抢而光，然后我就派发名片，他们接过我的名片，嘻嘻哈哈地看着，对他们中出现的记者很好奇，此前，他们可能还没有接触过记者，他们老老实实地打工赚钱，他们觉得记者很神秘。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活与记者会有什么联系。
　　 我一个一个地询问他们是否有过打工被骗工钱的经历，他们或者木然地摇摇头，或者神情惊慌地闪躲开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身材矮小的男子突然来到了我面前。他问：“你真的是记者？”
　　 我说：“是的。”
　　 他咬着牙根，腮帮子突然高高鼓起，像秋季田地里偷食稻谷的田鼠一样。他睁大眼睛，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上的皱纹条条抖颤，神情显得异常恐怖。他脱掉右脚的鞋子，右脚的大拇指没有了。
　　“我……我打黑工，脚趾头都……都让人割了。”他说话突然口吃起来。一滴泪水滑过他饱经风霜的粗糙的脸，挂在下巴，摇摇欲坠。
　　 我小心地问：“在哪里？”
　　 “在山西。”
　　
　　 他说，就在我们见面前半年的一天，他背着行李从老家来到了火车站广场，为了省钱，他夜晚就睡在广场边一家餐馆的门口，天亮的时候，一个男子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找工作，他说是的。男子说，老家在盖房子，需要帮手，一天50元，问他是否愿意去。那时候一天50元是很可观的收入，他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他跟着那个男子来到了火车站旁的一家旅社里，那里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揽工汉，还有几个面目狰狞身体粗壮的青年，他们和带他进来的那个男子是一伙的。他当时也没有多想，还为一出门就能找到工作而暗自庆幸。
　　 然后，坐火车，转汽车，他们来到了山西一个县的小山村里，那里四面都是光秃秃的山，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村庄的外面有几家砖窑，一群面无人色衣衫褴褛的人在那里干活，砖窑周围游荡者手持棍棒的打手，还有吐着血红舌头的狼狗。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然而，已经不能走脱了。
　　
　　 砖窑的打手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收缴了，然后分给他一辆小推车，他要将砖胚装进小推车里，一车一车地推进空荡荡的像仓库一样巨大的砖窑里。等到砖烧好了，温度还没有降下来，他又要将这些滚烫的砖装进小推车里，拉出来，码在外面的空地上。这一推车砖块，足有五六百斤重。
　　 他每天天没亮就要干活，星星满天的时候才能停歇，他的双手被烧红的砖块烫伤了，一碰就会火烧火燎地疼痛，可是他不能停下来，他脚步稍微慢点，就会遭到打手棍棒和皮鞭的追打。他说每个人在那里，每天都会遭到好几次毒打。被打伤了，被打流血了，还要继续干活。
　　 他们睡的是通铺，十几个人拥挤在一间废弃的旧房子里，夜晚冷风从墙缝门缝灌进来，房间里就像冰窖一样，他们只能依靠挤在一起取暖。他们的伙食非常差，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连猪狗都不会吃。
　　 来到这里后，他天天想着逃跑出去，他天天都在寻找着机会。
　　
　　 他来到这里一个月后，听说有人成功地跑出去了，这更坚定了他离开的信心。有一天夜半，他装着上厕所，翻墙跑出了砖厂，跑出了几十米后，被一头恶犬发现了，那头守候在砖窑门口的恶犬狂吠着追上来，他没命地奔跑，还没有跑出多远，就被几头恶犬扑倒。
　　打手们闻声赶到了，将吓瘫了的他拖回了砖窑，然后，所有的“奴隶”被喊醒，打手们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拳打脚踢放狗咬，最后，一名打手拿来一把大剪刀，将他右脚的大拇指生生剪断。为了避免他流血过多而死亡，打手抓起一把尘土，涂抹在他的断趾上。
　　
　　 他在对我诉说自己这些经历的时候，由于激动和气愤，一直口吃，每一句话都要结结巴巴地重复好几次，他的面孔扭曲着，嘴唇哆嗦着，目眦欲裂，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很高，显得异常恐怖。此后，我采访过无数人，却再也没有见过一张像他这样极度悲愤的脸。
　　
　　 脚趾被剪断的第二天早晨，他一个人躺在破房里，打手走进来了，一句话不说，抡起木棍就打。木棍打在他因为消瘦而凸出的骨头上，痛彻骨髓。他只得爬起来，脚步蹒跚地推起小推车。
　　多年后，当黑砖窑被披露后，有的媒体把这些人叫做“现代包身工”，然而，他们的悲惨遭遇，他们遭受的毒打虐待，远远超过夏衍先生所写的《包身工》。
　　 又过了两个月，砖窑老板要嫁女儿，那天很多打手跑去喝喜酒，喝醉了一大批。当天晚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逃跑的绝佳机会，就集体逃跑。没有喝醉的打手和狗在后面追，他们在前面跑，跑得慢的被抓回去了，而他跑到悬崖，抱着头滚了下去，幸好没有被摔死，终于逃了出来，捡回了一条命。
　　 此后，他一路乞讨，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几乎不敢相认，他发誓再也不会出去打工了。可是，那些年种地收入低，还要缴纳各种税收，无法生活，就又跑了出来。
　　 此后，他只要一提起砖窑，只要一听到别人说砖窑，他就浑身发抖，恐惧万分。
　　
　　 这篇稿件登载在１０年前的当地报纸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案，谁也没有想到，黑砖窑在山西某些地方，居然成为了产业。直到几年后，黑砖窑事件被曝光，震惊全国。
　　 黑砖窑事件曝光后，我又采访了一名被公安机关从黑砖窑中解救出来的人。
　　 这是一名２０多岁的男子，可是看起来他好像４０多岁了，苍老衰弱，极度消瘦，表情木讷，反应迟钝，他的头上有多处伤疤，伤疤处不长头发，他的两颗门牙都掉了，脸上也带着伤痕，他说，那是在黑砖窑被人打的。
　　 他的哥哥说，他的弟弟六年前是在上学的路上失踪的，全家人一直在寻找，一直找不到。儿子丢失后，母亲哭瞎了双眼。全家人都认为弟弟死亡了，谁也没有想到，六年后，一辆警车开进了村子里，丢失多年的弟弟被公安送回来了。
　　我采访的那天，还遇到了邻村的一对母女，他们拿着一张照片，让这个刚刚回家的人辨认，是否见过照片中的这个人。女孩子说，两年前，他的弟弟也是在上学的路上失踪了，他们怀疑也是被坏蛋骗到了黑砖窑里。
　　 黑砖窑的黑暗生活无疑给他们带来一生中最恐惧最痛苦的记忆，这种恐惧和痛苦将会伴随他们终生。这些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们生活可好，也不知道那个上学路上丢失的男孩子，是否回到了家中。
　　
　　 黑砖窑，千夫所指，阴森恐怖。而黑工厂，也同样让人愤恨。
　　我找到了报社领导，报告了思想家说给我的这个选题，每天下午都要召开的编前会议上，大家认为，写黑工厂不如写黑中介，因为南方黑工厂的工人都是黑中介介绍过去的，这里和北方不同，全国各地的人都涌来这里打工，这里的工厂从来不缺工人，而黑工厂不需要从车站等地方去拉人抢人。
　　 很多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很多刚刚来到南方的打工仔，他们都是通过职业中介寻找工作的，如果揭露出黑中介的骗术伎俩，稿件的服务性和社会反响更大。
　　我欣然接受。
　　
　　 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很多职业中介都集中在火车站附近，很多人来到这座城市找工作，刚下火车，第一步都会跨进这些职介所。而职介所给他们提供的第一份工作，将会影响他们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和职业，甚至决定他们一生的发展方向。这些职介所是不是真的介绍招工？会不会存在骗局？它们能够介绍到的又是些什么样的工作？
　　 那天我来到了火车站旁边的一条街道上，这里无比嘈杂，汽车引擎声，人们说话声，店铺音乐声，将这里爆炒成了凌晨时分的森林公园。在这里，即使面对面说话，也要用很大的声音才能够听清楚。
　　 街边的店铺中间有一条过道，过道处放着一个黑色的音箱，音箱里反复播放着一家职介所的广告，说他们是经过市工商局和劳动局批准的正规中介机构，有着十多年经验的放心职业中介。音箱旁站着一个女孩子，手持一大把传单，我刚刚走近，她就把一张传单塞进我手中，我一看，上面全是各种职位和薪水，还有很多跨国公司，诸如什么微软、诺基亚等等公司的名称。女孩拉着我的胳膊说，她能够帮助我找到跨国公司的工作。
　　 我跟着女孩走进小巷，然后又走上狭窄逼仄的台阶，左拐右拐，终于上到了楼顶。这间没有任何招牌没有任何标志的房间就是女孩子所说的能够介绍我到跨国公司去上班的职介所。
　　职介所里找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一张张年轻而胆怯的面孔。职介所的墙上贴满了各种用人信息：司机包吃住，2000元；业务员，2000-3000元，包底薪；打字员，包吃住，1500元……这些信息看起来都很诱人。但是，我在墙上没有看到这家职介所的营业执照和收费标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后来，暗访黑工窝点结束后，我采访了相关部门，他们说，找工者去职介所，一定要注意职介所是否明示营业执照和收费标准，从业人员是否佩戴上岗证，如果没有，那一定就是黑中介，千万不要去，以免上当。如果职介所是正规的，它们肯定会将这些证件证明明示，以便让找工者放心。
我也是经过了这次暗访才知道了正规中介与黑中介的区别。黑中介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不仅仅是逃避税收和相关的检查，而是，它根本就是以骗钱为目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提供的是虚假的招聘信息，当它骗取到了一定的金额后，就会人间蒸发。换一个地方重操旧业，故伎重演。黑中介与黑工厂黑公司沆瀣一气息息相关，共同来对付找工者，直到榨尽你身上最后一个铜板。当你发现上当了，你找不到它们，你去投诉，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备案，查无可查。最后你只能后悔莫及，只能埋怨自己。
　　 黑工厂黑公司如果去正规中介招工，就必须出示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而黑工厂黑公司根本就没有这些证件，为了骗钱，为了招工，他们就只能找到黑中介。
　　 这是一个连环套。
　　
　　 还有，相关部门对职介所的收费标准有严格的规定，将收费标准张贴上墙，就是为了找工者参考监督。而黑中介的收费标准则是信口胡说，完全依照它的兴趣，想要你多少就是多少。这些黑中介的业务员都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们能够从你说话的口音、你的衣着、你的神态等等细节判断出你的胆量、你的能力、你的性格，从而决定向你要多少中介费。他们对每个人的收费标准都不一样。
　　
　　 接待我的是一个瘦瘦的长着一张南方脸孔的女孩子，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鼻子扁平，嘴唇微凸，却又口齿伶俐，喋喋不休。她拿出一张印刷粗糙的表格让我填写，上面的内容仅有姓名、年龄、民族、婚否、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至于文化程度、家庭地址、工作经历等等内容，一概没有。
　　 我填写好了以后，女孩子就说：“交200元。”她说得理直气壮，好像黄世仁在向杨白劳讨要200元地租一样。我给了200元钱，她给我开了一张收款收据。
　　 此前，为了这次暗访，我向报社申请了500元采访经费。
　　 女孩问：“你想找什么工作？”
　　 我说：“什么工作赚钱多，我就做什么。”
　　 女孩从抽斗里拿出一个软皮笔记本，随手翻着，而和她相隔一张桌子的我，不知道她在查看什么，那上面记载着什么。她看了一会后，似乎很慷慨大度地说：“这家公司招人，工资3000元以上，你的情况完全合适。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她从没有问过我一句做过什么工作，没有问过我的学历和专业，她连我的文化程度也不知道，居然就信口开河地说我“完全合适”。真是滑稽！
　　 她在一张纸上写了那个公司的地址，又告诉我怎么乘公交车，最后还不忘说一句：“这个好机会我让给你了，我看到你是一个老实人。”她想让我说句感谢她的话，我偏不说，我知道这些黑中介的女子都非常可恶。
　　 我问：“如果这家公司不合适，还能不能回来再找你？”
　　 她厌烦地摆摆手：“肯定合适，你以后努力工作吧。”
　　
　　 我转了两趟公交车，来到了一家小区里，拿出女子写给我的纸条，和保安交涉后，找到了这家位于居民楼里的公司。
　　 这家公司门外没有任何标志，和那家黑中介一样。我敲门进入，看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是我看不懂的英文字母。两个女子长得很漂亮，身材高挑，画着淡妆，穿着黑色的职业套裙。
　　 高个子的女子在看过了黑中介写给我的“介绍单“后，就介绍说她们公司是一家跨国企业，总部是巴黎顶尖服装公司，“巴黎是世界时装之都，你应该知道吧？”她问。
　　 我点点头。
　　 “公司要在国内开拓市场，需要人员，公司实力不容怀疑，它在欧美与皮尔卡丹一样驰名。公司的待遇也很高，底薪3000元，以后逐年增加。”高个子的女孩子说。
　　 高个女子和我交谈，矮个女子一直在旁边发短信。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了两个男子，也是来应聘。矮个女子在交谈几句后，对那两名男子说：“你们被录取了，公司统一着装，先交300元服装费，再交100元照相费，要办理证件和胸卡。”两名男子毫不犹豫地掏出300元，递到了矮个女子的手中。
　　 高个女子一直背对着他们，但她好像一直在听着他们交谈，一直在看着他们。两个男子交过钱后，高个女子温柔地说：“你考虑一下，本来不想要你交钱，但是这是公司规定，全球几十万员工都是这样。”她好像在替我着想。我想起了那个“狼在上游喝水，羊的下游喝水”的故事。
　　 我说：“我没有钱。”
　　 她问：“你有多少钱？先交一部分，其余的我替你补齐，谁让我们是同事呢？”她抛给我一个媚眼。
　　 那个媚眼确实很让人动心，像渔网一样勾住了你鱼儿一样乱闯乱撞的心思，但是我没有动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面前这个高大丰满的女人，是一条美女蛇。她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这300元，交过300元之后，还会以种种借口，不断要求交钱，直到有一天，你无法承受，你恍然大悟，你身无分文，你只能选择离开。
　　 而我现在就想离开。
　　
　　 我走向门口。
　　 高个女子在身后很气愤地说：“来了还走什么？真没见过你这种男人，这么小气，不就300元吗？”
　　 我一边含糊其辞地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一边移动脚步。走到门口，刚准备拉门出去，门突然被从外面推开了，两个膘肥体壮的男人闯进来，几乎要将我撞倒在地。
　　 他们一人拉着我一条手臂，将我拉进了卧室里。
 来到卧室后，先前各交了300元的两名男子也进来了。他们四个人站在四角，将我围在中间。我现在才明白，那两个男子是托儿。
　　他们威逼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
　　 就在这时候，挂在腰间的传呼响了，我拿出来，上面显示出天气预报，我随手删除了。一名头发染成黄色的男子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他一把抢过传呼，看了看后，问：“谁呼的？”那时候传呼已经几近古董。
　　 我装出一副很轻松的神情说：“我姑姑喊我回家吃饭。”
　　 “你是哪里人？”黄头发问，他手指笨拙地翻看着我传呼上的一个个电话号码。
　　 那时候我还不会说当地话，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家在北方，姑姑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在了这里，后来在这里成家了，姑父是工商局长。
　　 站在身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讥笑说：“你他妈真会吹牛，我姑父还是克林顿呢。”
　　 我说出了这个城市工商局局长的名字。我说：“你们不相信，就去打电话问吧。”
　　 他们四个人都不说话了，过了几秒钟，黄胡子说：“你姑父是工商局局长，你还用找工作？”
　　 我说：“我刚刚从北方过来，我想依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工作。我谁也不想依靠。”
　　 小胡子出去了一会儿，然后又进来了，我想着他一定是去外面的电脑查找本市工商局局长的姓名。小胡子进来后就一句话不说，像被冷霜打过的紫茄子。他一定相信了我是工商局局长的亲戚。
　　 我装着没有看到小胡子的神情变化，我相信这些小毛贼一定都没有见过工商局长，一定没有听过工商局长，我开始吹嘘自己这个“姑父”的能耐，我把他演绎成了一个从基层民警干到局长的资深警察，编造出他出生入死的经历，后来，他调到工商局当局长，我甚至还编造出他的习惯用语，他喜欢吃的饭菜，他喜欢穿的运动装的品牌……
　　为了让他们进一步确信，我随口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我说这就是我姑姑家的电话，如果不相信，可以去拨打。我相信他们是没有胆量拨打的。
　　 他们果然害怕了。他们听我讲着，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像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的劣等学生，而我就是他们的老师。
　　 后来，小胡子把传呼还给我，他说：“我们也不认识，无冤无仇，也没有拿你一分钱，你快点走吧。”
　　 我慢慢腾腾地走到门边，他们跟在我的身后，就像我的随从一样，诚惶诚恐，俯首帖耳。高个女子怒气冲冲地站在我的面前，她说：“我又没有把你怎么样，你把你姑父叫来，我也不怕。”因为激动，她的脸像猴子屁股一样。
　　 我心想，我又没有让你害怕。
　　 我一言不发，拉开门，独自走进电梯里。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走进另一部电梯，然后监视着我，看我走向哪里。我不在乎他们，我一个人走在花树夹道的小区里，走在他们凝望的视线里，走得不慌不忙，走得从容自如，就像老农走在自家成熟的田地里。
　　 走出小区后，我打的离开了。
　　
　　 在这家报社，跑工商口的记者与工商局局长同名。报社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两个的趣事。他们说，这名记者一走进工商局大院里，就有人开玩笑说：“局座驾到，有失远迎，赎罪赎罪。”工商局开会的时候，这名记者坐在下面做记录，有人故意开玩笑说：“局座，请您主席台上就坐。”而工商局长也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有一次，他对记者说：“我给你们报社写了那么多稿子，我是你们的记者，怎么不给我发稿费？”
　　 没想到，一帮小毛贼被一个名字吓破了胆。
　　
　　 第二天，我又来到那家职介所，那名鼻子扁平的南方女子一见到我，就从抽斗里拿出200元钱，她说：“你走吧，你的生意我们不做了，哪里有你这样找工作的，太气人了。”
　　 我既感到“气人”，又感到好笑。难道找工作的人，就应该把钱乖乖地交给你们，任你们诈骗，这样你们就不会生气。强盗从行人身上搜到了钱，还埋怨行人将钱藏了起来。
　　 我想，那家所谓的“国际知名品牌服装”，是和这家黑中介一伙的，甚至可能那家黑公司就是这家黑中介的下属企业。南方女子一见到我就退钱，说明昨天黑公司的人告诉了她我的“背景”。
　　 在以后采访劳动局的相关人员时，他们告诫说，如果招聘遇到收什么服装费等等费用，扣押身份证毕业证等相关证件，就可以证明这是黑工厂黑公司，找工者赶快离开，决不留恋。
　　
　　 半个小时后，我又找到一家黑中介，这两家黑中介相距上百米。
　　 依然是填写简单的表格，依然是缴纳了200元钱，不同的是，这家黑中介答应在一月内帮我找到工作，如果对推荐的工作不满意，还可以再找，“直到你满意为止。”
　　 如果真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花费200元的介绍费也值得，可是，这些黑中介能否给你推荐到好的工作岗位吗？
　　 我问：“如果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会不会退钱给我？”
　　 黑中介说：“不会退钱，我们给你找了工作，是你自己不满意，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么，正规职介所是如何收费的？相关部门对此又是如何规定的？
　　 劳动局负责人以后告诉我说，正规中介一次只能收费10元，介绍一次工作机会；收费20元，介绍至少三次工作机会。一般找工者，经历三次，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找工者还可以与职介所达成协议，缴纳10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找工者所缴纳的费用不予退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费用全额退还找工者。
　　 黑中介见到钱，就像蝇子见到血。装到腰包的钱，再让他们吐出来，千难万难。
　　
　　 这家黑中介推荐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声讯台。以前在北方的时候，我只知道声讯台都是女性，而在南方，时代进步了，声讯台里有了先生，专门勾引寂寞的富婆。
这家声讯台藏身在一幢破旧居民楼的顶层边角，我站立在门口，敲了半天门后，才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出来了，他隔着铁栅栏门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是来招聘的，并把“介绍信”给了他。
　　 眼镜将“介绍信”仔仔细细地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问我推荐来的职介所的地址，接待我的女孩子的模样，确认无误后，他才打开了栅栏门，让我进来。
　　 这家声讯台在一套三室两厅的简陋居室里，穿过两道栅栏门后，才能进入声讯台的工作室。我走进每一道栅栏门，眼镜就会在后面关门上锁，我感到疑惑，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人？眼睛为什么会如此戒备？
　　 一走进房间，眼镜就关上了房门。我看到每个房间里都摆放着几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电脑，电脑旁边放着电话，几个女孩子和男孩子埋头在网上聊天，间或发出压抑的笑声，一间卧室里，一个女孩子头发染成了红色，五官粗糙，嘴唇凸起，很像北京猿人。她扭捏作态，嗲声嗲气，把声音捏得又尖又细，像个还没有发育全的小女孩的声音一样，而她的身体早就蓬勃发育，宽大的屁股坐在椅子上，让人真有气势磅礴泰山压顶的感觉，紧身T恤里包裹的两块东西异常夸张，像篮球一样。另一间卧室里，一个脸上有着一块大大胎记的女孩子，正在对着电话唱歌：“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那声音像夜半哭声一样难听。
　　 眼镜将我带进了厨房里，这里的环境异常肮脏，墙壁上涂抹着一层黑色的油烟，煤气灶上的铝锅里，盛着还没有吃完的稀饭，水池里泡着锅碗瓢盆，两只苍蝇在水池边嬉戏，一会儿飞到左边，一会儿飞到右边，相亲相爱，形影不离。
　　 眼镜说话的声音很小，他担心会影响那些声讯员的工作。他给我说了一大堆声讯台的伟大意义，能够排解工作压力，增强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他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唾沫从嘴边溢出，又吸进去。不明白声讯台工作的人，还真以为他在从事着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
　　 眼镜问：“愿意做吗？”
　　 我说：“愿意。”
　　 眼镜回身从客厅里拿出一份《培训资料》，让我先看看，他又去了客厅，我看到他在客厅对着一个女孩子打手势，那种神情像个小偷一样，这名女孩子心领神会，走进一间卧室里，从胎记的手中接过电话，捏着嗓子说：“我好想你啊，听娜娜说起过你，早就想认识你，你在哪里啊？”
　　 这名女子又和电话那头的人聊起来，而胎记则坐在了电脑前搜寻猎物。
　　
　　 这套《培训资料》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有十几页，内容包括“怎样拉开话题？怎样拖延时间？怎样建立感情？”等等好多问题，每个问题的下面又有很多详细的解释。有了这份资料，就能够开一家声讯台了。
　　 比如，在“怎样拉开话题”的下面就有35种情况的分析：
　　 从客户的周围环境入手，你那边怎么这么吵啊，你在商场还是在菜市场？你在上班还是上课？如果那边安静，就问你是不是在家里？让我猜猜你家在哪里？
　　 从声音展开话题，你的声音好好听啊，一定是帅哥，你的声音很像我的某位同学，或者某位朋友，啊呀简直太像了，对方肯定会感兴趣，就问那人是不是你男朋友，你就可以从这里入手展开。
　　 从说话的语气猜测，你是某个地方的人？你的职业是什么什么，你的性格一定很稳重，我就喜欢这种性格等等，或者直接套问对方的资料，作好记录。但是不能像查户口一样，以免对方反感。
　　 如果对方是学生，就要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喜欢上自己，做好扮演对方女朋友的角色，说话要温柔，性格要活泼，有时候还要撒娇，发点小脾气。
　　 如果对方比较凶，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就要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女孩子，还好，我不是你女朋友，要不然肯定会被你气死，或者天天和你吵架。要给对方撒娇，甚至说一些身体隐私的话，让对方消气，继续和你聊天。
　　………
　　
　　 我看着看着，真是触目惊心，编写这些《培训资料》的人，绝对是骗子中的本拉登，野鸡中的战斗机。
　　 这份《培训资料》还教给声讯员如何变换身份，针对学生和年龄较小的，就说自己读完一半就不读书了，现在打工。对方肯定很好奇，问你为什么不读书了，你就可以随便说了。
　　 针对年龄较大的男人，就说自己是公司文员，刚刚上班，还在实习，男人一般都有怜香惜玉的感觉，会和你交往下去。如果说自己工作时间长，就表示你对现在的工作很熟悉，对方反问，你回答不上来，就会引起怀疑。
　　………
　　
　　 这些声讯台的电话都是以9开头，又如何能够让客户打这个电话，又不会怀疑呢？《培训资料》中有一段对话：
　　 我：你用什么打电话啊？
　　 客户：手机。
　　 我：别用手机啊，用固定电话或者小灵通，手机花费很贵的。
　　 客户：没事，花费无所谓。
　　 我：不嘛，老板嫌我们打电话，把公司电话做了设置，手机通话只有两分钟就自动断线。
　　 客户：你的电话为什么以9开头，是不是热线电话，花费很贵？
　　 我：不是的啊，这是公司的内部电话，所以以9开头。
　　 客户：那好，我今晚用固定电话打给你。
　　 我：不嘛，我要你现在就打，我等你电话，两分钟马上到了，手机要短线了，你快点啊。
　　 如果对方一定要晚上打电话，那就要他说出几点几分，说自己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
　　
　　 事实上，以9开头的就是声讯台电话，拨打这样的电话每分钟话费两元钱。声讯员想方设法延长通话时间，就是为了多赚客户的话费。也只有用小灵通和固定电话拨打声讯台电话，他们才有提成，而用手机拨打则没有提成，为什么会这样，个种猫腻相信大家都清楚。
眼镜让胎记带着我熟悉业务，他说胎记是我的师傅。
　　 眼镜两只手的小拇指留着长长的指甲，他经常会把指甲在手掌中摩擦，显得异常爱惜。他的指甲让我想起了慈禧太后，心中就涌起一种很恶心的感觉。眼镜对胎记不冷不热，总保持着一种上下级该有的距离，而对红头发则相当热情，他看红头发的时候，眼镜片后的眼睛里总有火光在闪烁。
　　 红头发很放肆，在这家声讯台里，她说一不二，她的话没有人不敢听，他常常会以“告诉老板”作威胁，让大家对她言听计从。按照值日表，每周红头发要打扫一天卫生，做一天饭菜，但是她从来不会摸扫帚，也不会打开煤气罐，遇到她值日的那天，胎记和另一个女孩就承包了一切。
　　 “北京猿人”红头发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趾高气扬？我在几天以后才了解到了答案。
　　
　　 按照规定，声讯员要住在这里，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不能出门，他们除过睡觉就是上网和接电话。这种情景让我想起了当初暗访酒托群落时，充当键盘手的生活。
　　 我刚好没有地方住宿，我乐得在这里居住，既免除了房租，又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声讯台的生活。
　　 在这里，每个声讯员都有自己的绝招，这些绝招就是让对方如何多打电话，如何延长通话时间。胎记的绝招是唱歌，她能够捏着嗓子做出小女孩的声音，唱出几百首流行歌曲。红头发的绝招是叫床，她经常在电话里模仿女人性高潮的声音，声音持续很久，让人浑身不自在。
　　 我不知道红头发以前是做什么的，但是她的通话总与性有关，而这些话题她又是烂熟于心，她在叫床时从来不会避讳别人，我怀疑她以前可能从事的是性产业。
　　 尤其是夜晚，尤其是夜半，红头发总会一次次地叫床。电话铃声刚刚响起，他接听后，就会矫揉造作地说着想你爱你的话，然后就在电话里与人做爱，让对方一件一件地脱衣服，说自己的手指正放在身体的什么敏感部位，嘴巴里发出令人销魂的叫声……其实，她的手指放在鼠标上，她点击着网络上的游戏。
　　 这样的电话经常会通话半个小时以上，放下话筒，红头发总会炫耀地说：“又让射了一个，他妈的。”
　　
　　 其实，打给红头发的人，都是一些小男孩。
　　 红头发和胎记都教给了我找人的技巧，她们说，现在打声讯台的，一种是小男生，一种是寂寞少妇。而小男生又最容易勾到手。
　　我问：“这里有什么技巧？”
　　 红头发给我边演示边说，注册一个QQ，把自己的年龄设计成一个十几岁小女孩的年龄，再找一堆漂亮的女孩照片放在QQ空间里，这样的照片在网络上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都喜欢把自己的照片放在网络上炫耀。
　　 然后，运用QQ的搜素功能，找寻0-15岁的同城男孩子，“年龄再大点，就不会相信了。”把写好的一段话粘贴在对方的QQ空间里，等待对方回应。
　　 这些话是：“我是你的同级不同班的同学，你们班有一个女生偷偷地喜欢上了你，让我转告你，你想知道是谁吗？打电话9XXXXXXX过来，这是我家的电话。记住啊，不能告诉老师和家长，否则我就不理你了，因为学生不能谈恋爱。”
　　 很多小男孩看到这样的留言，都会感到好奇，就打电话询问，这样就能和对方建立联系。只要小男孩打过一次电话，这些巧舌如簧的女人就会让你打来第二次，第三次……红头发开发了小男孩的性启蒙，胎记用歌声让小孩子爱上她。
　　 直到交电话费的时候，家长才会发现，这个月高昂的电话费，都是孩子拨打声讯台造成的。
　　 情窦初开的小男孩多的是，这个不打了，还有别人打来。
　　
　　
　　 找寻寂寞少妇也是同样的路径，不同的是，除了QQ，还在一些交友网站和征婚网站上寻找。之所以不再找寂寞男人，因为男人们更有判断能力，他们一般不会上这个当的。
　　 眼镜在网络上寻找了很多帅哥的照片，一个个都比刘德华更帅气，他让我把这些照片放在自己的QQ空间和征婚网站上，等待着寂寞少妇和单身富婆们点击查看。
　　 这些极具杀伤力的照片放在征婚网站上，很快就能收到富婆们的回应，富婆们喜欢帅哥，就像老鼠们喜欢偷油一样。富婆们火辣辣的直白语言常常让我面红心跳，然而，她们喜欢的是照片上那个虚拟的人，而不是和她通过电脑聊天的我。
　　 这时候，让富婆们夜晚私奔都可以，更何况让她打个电话呢？眼镜说，这个以9开头的电话，就告诉富婆说是自己的小灵通。
　　
　　
　　 红头发的叫床声经常会在夜半响起，每当她发出那种让人毛孔发紧的声音，我就知道又有生意来了。
　　 有一天凌晨，我去卫生间，隔着房门听到了红头发发出叫床声，我没有在意，这种声音已经司空见惯，如果哪一天没有听到这种声音，反而让人不安。
　　 我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叫床声依然顽强不息地钻进门缝，接着，声音停息了。我想，红头发应该打完电话了吧。可是没过一分钟，更大的叫床声响了起来，中间还夹杂着一个人的喘息声，床板也开始咯吱咯吱地响起来。
　　 我突然明白了，红头发这次不是虚拟演习，而是实弹射击。
那天早晨，我有了一个罪恶的想法，我想捉奸捉双，我想知道是谁与红头发在一起制造出这么多让人想入非非的声音。我还想干扰一下他们，不能让他们如此顺利地制造快乐，他们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我当时很小人。
　　 我悄悄地爬起来，潜到红头发的房门口，我听到红头发的叫床声音更加汹涌真切，波浪一样席卷而来，一忽儿高亢，像被狗咬了屁股；一忽儿低沉，像被狗舔了脚趾。我坐在客厅的一台电脑前，播放激越昂扬的音乐《闪电部队在行动》，据说这是德国党卫军第一装甲师的军歌，因为烙上了纳粹的标记，所以几十年来，音乐评论家们一直避讳莫深。然而，从音乐本身来说，这绝对是我所听过的最感情激昂的音乐作品。听着这首音乐，宛如看到钢铁机器排列成整齐的方队，踏着黎明的曙光，义无反顾地开往远方炮火连天的战场……
　　 红头发叫床声停止了。床板的咯吱声也停止了。
　　 另一间卧室里传出一个女子的叫喊：“吃错药了吧，还让不让人睡觉？”
　　 我暗自发笑，然后就悄悄关上电脑，悄悄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房门，故意大声喊道：“是谁这么不讲道德，把人吵起来了。”
　　我走进卫生间，努力地再次把尿洒在地面上，声音嘹亮，估计红头发和那个与她睡在一张床上的男子都听见了。然后，打开客厅的电脑，开始“工作”。
　　 过了一会儿，胎记出来了，她打着呵欠，揉着眼睛，蓬头垢面，像顶着一头稻草，睡衣的带子也没有系，两个奶子若隐若现，有些下垂，像面粉袋子一样丑陋。她看到我，没有任何惊异，反而向我笑笑，那种笑容掩藏在长长的头发后，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样看不真切。她面色红润，烘托得两个胎记闪闪发光，像两块烧红的马蹄铁。
　　胎记也走进卫生间，虚掩着房门，照样滋出一串嘹亮的声响。一分钟后，胎记出来了，这次系上了睡衣的带子。她坐在我的对面，也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无意中望去，看到了她睡裙下面的粉红色内裤。
　　 胎记用古怪的神情望着我，与我的眼神相撞后，嘴唇扯动一下，又将眼睛移向了面前的电脑屏幕。
　　 我想，红头发的实弹射击，胎记肯定也听到了。红头发的叫床声撩拨得这个女人欲火难禁，像一头发情的母猫。
　　 可惜，我对她不感兴趣。
　　 以后，我才听说，胎记家在农村，很早的时候，结婚又离婚，生过两个孩子，离婚后把孩子都推给了前夫，然后一个人来到城市。
　　 这家声讯台有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女人之间也没有秘密。流言在女人嘴巴的传播速度，比刘翔跑得还快。
　　
　　
　　 天亮了，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这几个女人的胸罩，花花绿绿，色彩张扬；款式各异的内裤们被衣架撑开，显得神情暧昧。那个喊我吃错药的女子也起床了，耷拉着拖鞋，吃啦吃啦地走进卫生间，一张懵懵不懂的脸上神情呆滞，面无表情，估计她没有听到红头发的叫床声。另一个和我睡在一间卧室里的男子也起床了，他心急火燎地来到卫生间，看到房门关着，骂了一句“操”，又很不情愿地回到了卧室里。
　　 胎记在噼噼啪啪地敲打着键盘，不知道和谁聊得正起劲，她脸上的红晕渐渐散去，欲望像退潮一样慢慢消失，她又回复到了那个木讷呆板、谁都能欺负的女人。
　　 红头发的房间里一片寂静。
　　
　　
　　 黎明时分还有人泡在QQ上，这个时侯上网的人，要么是离异后的寂寞少妇，要么就是心怀鬼胎的男子。我用搜索功能找到了一个年龄在45岁以上的女人，还没有说几句话，他就点击了我的“照片”，接着，热情似火。那些火辣辣的赤裸裸的语言让电脑这边的我只能被动应付。她要我的电话，她说她要约我出来吃饭。我故意说：“我害怕被你老公打。”她说：“早就离婚了，老公管不上我。”
　　 离婚的女人很疯狂。
　　 红头发的房间里还是没有动静。
　　
　　
　　 骂我的女人走出了卫生间，那名男子像奔赴火场的消防车一样，一头撞进去，再也不愿意出来。骂我的女人开始刷牙洗脸，洗刷结束后又回到了她的房间里。胎记依旧沉醉在聊天中，边聊天边发出笑声，笑声突然响起，异常刺耳，让坐在对面的我一阵阵抽搐。
　　 红头发终于走出来了，脸上没有丝毫害羞和愧疚。她斜睨着我们，嘴巴高高地噘着，嘴唇上能够拴一头母牛。她对我们打扰了她的好事很不乐意，脚步声很响地走进厨房洗脸，脸盆在地上摔得乒乒响。
　　 又过了几分钟，眼镜出来了，从红头发的房间走出来了，他脸上的肉耷拉下来，可是看到我和胎记的时候，又要挤出笑容。他说：“大家这么早就工作，辛苦了，辛苦了。”
　　 昨天晚上，我看到眼镜很早就回家了，他什么时候又摸了进来？眼镜有老婆，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女人，像蚂蚱一样长手长脚，似乎一蹦就会蹦到天花板上。她来过声讯台，她呵斥一声，眼镜就会打摆子。没想到，在这样淫威的女人掌控下，眼镜还敢偷情。 眼镜曾经多次在我的面前吹嘘红头发，他说红头发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这家声讯台里，声讯员的提成是电话费的30%，也就是说，每个声讯员只要和客户聊天一分钟，就能提成六角钱。而红头发依靠自己花样翻新的叫床声，开发了懵懂少年的性教育，又赚得盆满钵满。声讯员的工资是底薪500元，外加提成，红头发每月收入都在五六千元。
　　 这家声讯台已经经营了十几年，当初，他们依靠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广告，吸引那些无聊的男人来打电话，声讯台也不叫声讯台，而叫“心灵热线”，那些广告词写得非常煽情：“当你夜晚孤独的时候，当你寂寞难耐的时候，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很多男人对这种突然出现的“新生事物”异常好奇，就试着拨通这个电话，没想到就像鸦片一样，一吸食就会上瘾。直到缴纳电话费的时候，面对着高昂的电话费用，才如梦初醒，后悔莫及。后来，有了城管局，有了环卫局，声讯台的广告不能再随便张贴了，他们便与一些报纸、电台、电视台联姻。
　　 很多人相信这些传媒机构，相信传媒机构的公信力，没有想到有些传媒也是婊子，只要给钱什么都愿意干。
　　 报纸登载声讯台的小广告，电视台播放声讯台的小广告，这时候的广告词不再赤裸裸，不再色情与挑逗，它穿上了旗袍，穿上了短裙，它变得温情脉脉：“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你需要心灵的安慰，你需要帮助，请拨打我们的心灵咨询热线。”然而，你的电话拨打过去，才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心理医生，她们是胎记这样的弱智和红头发这样的荡妇。
　　 而有些电台，因为这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效益一直不好，它们更是和声讯台联姻。夜半时分，只要你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心理咨询热线，生活难题解答这样的节目，不同的是，主持人一般是男的，而拨打电话的，一般是心灵受到伤害的女人；相同的是，这个电话也是收费高昂，他们与声讯台穿着连裆裤。
　　 后来，传媒机构受到整顿，野广告不能再出现，声讯台的生意大受影响。眼镜说，在这座城市里，最多的时候有多达200家的声讯台，而现在只剩下不到10家了。
　　 野广告不能刊登，声讯台只好自己寻求出路。这时候，网络非常流行，网络走进千家万户，它们便依靠网络生存，在网络上开发资源，寻找客户。
　　 每个上网的人，都有一个QQ，QQ便成为了声讯台的猎物。在QQ上寻找猎物的，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酒托，现在的声讯员，还有以后我接触到的种种骗子。
　　 所以，上QQ 的人，如果遇到陌生人要求加你，陌生人留言给你，千万小心。
　　 孩子们也上QQ，孩子们没有判断对错的能力，那么，如何防范可恶的声讯员，最好的办法是能够把自己家的电话设置成不能拨打以9开头的电话，因为声讯台都是以9 开头的。
　　
　　
　　 红头发与眼镜“实弹射击”后的第三天，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事件。
　　 那天中午，我正在QQ上和一个寂寞少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铁门打开了，进来了一个老女人，搓衣板一样的身材，包裹在质地良好的裙子里，让人真为那套裙子惋惜。她是眼镜的老婆。
　　 搓衣板瘦骨嶙峋，红头发浑身是肉，怪不得眼镜吃完素菜要吃腥。
　　 搓衣板怒气冲冲，她嘴巴歪斜着，眼睛也歪斜着，显得面目狰狞。她一进来就抓住眼镜的衣领，居高临下地审视着眼镜，像一头威风凛凛的老猫；眼镜举着双手，阻挡在脸前，浑身哆嗦，战战兢兢地仰望着搓衣板，像一只猫爪下的老鼠。
　　 搓衣板追问眼镜那晚去了哪里，眼镜说他在家中睡觉。搓衣板伸出鸡爪一样的手掌，在眼镜的脸上撞击出一连串清脆悦耳的声响，眼镜的眼镜掉落了，他不敢捡拾。搓衣板义正词严地说：“邻居说你一晚都没有回来，还敢骗我！”她一副真理在握的神情。
　　 搓衣板步步紧逼，她完全占有上风，对眼镜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却又像被强奸了一样满脸委屈，她的眼中溢出了眼泪，她的模样不是梨花带雨，而是“狗尾巴草带雨”。
　　 后来，红头发挺身而出，高大魁梧的红头发像梁山好汉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她不愿意看到自己床上的那个人被人如此蹂躏。她大声呵斥着搓衣板，搓衣板拿起桌子上的圆珠笔掷向红头发，红头发也拿起桌子上的记账本掷向搓衣板。战争进一步扩大化，战争进一步升级。
　　 我一看，形势大好，所有人的视线都被这场战争吸引。我偷偷地溜到门边，偷偷地打开房门，偷偷地跑到了楼下。
　　 到了楼下，我看到那扇顶楼的窗户里，不断有东西被扔下来，枕头、袜子、女人的内裤……
我担心眼镜追下楼来，便顺着弯弯曲曲的窄巷，一直跑到了小区外面。然而，这条街道我从来没有来过，我不知道这条道路的名字。声讯台隐身在道路密如蛛网的小区里，就像当初妓女小兰偷换嫖客钞票所设套的那个小区一样。
　　 一辆公交车缓缓地开过来，我连哪一路车也没有看，就跳上公交车。我想，眼镜们现在肯定发现我离开了，他们一定暴跳如雷，一定惊惶万状。
　　 公交车叮叮咚咚地把我拉到了江边，我知道沿着江边就能找到那个黑中介。我走下了车子，刚走上道牙，就听到公交车里传出喊声：“你的钱包？”
　　 我下意识地摸向口袋，发现口袋空空如也，公交车上，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举着我的钱包，摇晃着，满脸都是笑容。
　　我接过钱包，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好说：“奶奶好！”
　　 公交车又缓缓地开走了，带走了慈祥的奶奶。我站在道牙上，望着奶奶远去的方向，心中涌起了一阵暖意。
　　 回过头来，看到从身边走过的对对恋人，他们相依相偎，呢喃私语；看到那些身材修长的女孩子，步履轻盈地飘然而过；看到路边葱绿的花树，花树间点缀的鲜艳花朵，我感到生活真美好。
　　 阳光打在我的脸上，温暖留在我的心中，这是初秋的一天，这是我来到南方后最美好的一天。
　　 钱包里装着我仅有的钱，还装着我的身份证，如果丢失了，我就只能一路乞讨着回到报社。更重要的是，我就无法继续暗访黑中介和黑公司，我可能很快就会被这家报社淘汰，回到以前那种没有任何希望的生活中。
　　 我一直很后悔当时没有索要老奶奶的电话，一直无法和她联系。等到我在这家报社站稳脚跟后，我多次来到了这条路上，想找到老奶奶，可惜，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那天下午，我又回到了黑中介。我一路都在想着见到黑中介后怎么说，我想好了托词，就说自己不适合做声讯台这份工作。
　　 我找到上次那个介绍我去声讯台的鼻子尖尖的女孩子，我拿出她开给我的“收款收据”，说想换一份工作。尖尖鼻子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说：“你想做什么？”
　　 我很严肃地说：“我是大学生，想做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作。”
　　 她更严肃地说：“现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都是大学生，你问问楼下那些发传单的，哪个不是大学生？”
　　 我无言以对。
　　 尖尖鼻子面无表情地从抽斗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了翻，就说：“介绍你去一家医药公司，这家公司是跨国企业，工资很高的。”她在一张纸上填写了我的名字，在纸张的背面写了怎么坐公交车，然后交给我。我看到那张纸上盖着这家黑中介的红印。
　　
　　
　　 黄昏时分，我出现在了这家“跨国医药公司”里，这家公司位于一幢高档写字楼里，写字楼旁边的停车场里，停满了各种高档小轿车。
　　 在南方很多城市里，每幢写字楼的一楼大堂，都有一个楼层公司索引的招牌，如果公司的名字出现在招牌上，这家公司基本上就是正规公司；如果公司的名称没有在招牌上出现，或者招牌出现的名字与公司名字不一样，那么这家公司就有可能是黑公司。求职者如果应聘，第一步先要看公司名字是否出现在大堂招牌上，如果没有，就不要上楼了。高档写字楼里，并不都是“高档”公司，很多黑公司就藏身在这里掩人耳目。
　　 这家“跨国医药公司”的名字没有在一楼大堂的招牌上出现。
　　 其实我早就明白，黑中介只会与黑公司相互勾结。黑中介如果能够介绍到跨国公司的工作，那么母猪就能生出金凤凰。
　　
　　
　　 我乘电梯上到20楼，敲开一间紧紧关闭的房门，一个穿着黑色套裙的女子看过了介绍信后，接待了我。
　　 这间办公室只有十几个平方米，墙角堆满了土黄色的纸箱，纸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靠墙放着一张长沙发，沙发前是一个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叠印刷品，封面印着“人胎素”几个字。
　　女子像个外交家一样和我握手，微微弯下腰，一口一个先生，这种一丝不苟的礼仪让从城中村走出的我很不习惯，很有些受宠若惊，让我想起了“周总理会见基辛格”。
　　 女子把手放在臀后，轻轻向腿脚的方向拂去，然后弯腰坐在了沙发上，这是担心压皱套裙。她的额前是整齐的刘海，披肩长发，脸蛋像屁股一样煞白，头发像猪鬃一样乌黑。她的每个姿势都训练有素，却又让人感觉矫揉造作。
　　 她问：“先生，听过人胎素吗？”
　　 我摇摇头，此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胎素。
　　 她介绍说，人胎素是高档美容品。他们公司的业务是销售人胎素。人胎素分两种，一种是美国生产的，一种是河北生产的。公司有员工20多名，现在都出去跑业务了，只要把这些人胎素卖给美容院，就可以拿到不菲的提成。
　　 我问：“什么是人胎素？”
　　 她问：“听过羊胎素吗？”
　　 我摇摇头。
　　 她说：“羊胎素和人胎素都是从羊胎盘和人胎盘中提炼而成的。早几年，人们用羊胎素，现在，生物科技不断发展，人们用人胎素。”
　　 “人胎素贵吗？”
　　 “当然贵了，一针1000元，你给美容院推销一针，就能拿到500元的提成。”女子说，“不是什么人都能用得起人胎素的，这是高档产品，只有那些成功人士才有这个能力消费。”
　　 我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美容行业，我现在突然想了解一下，看看这个行业都有些什么猫腻。
　　 我答应了做这家“跨国医药公司”的业务员，推销人胎素。
　　
　　
　　 在跑业务的那几天里，我真切了解到了美容行业的种种内幕。美容行业不仅仅是暴利，而且简直是失控，缺乏监管；简直是无耻，痛下杀手。美容行业利用消费者不知情，胡乱订立价格，想订多高就订多高，想在消费者身上割多少肉就割多少肉。
　　 还没有一个行业像这样让人痛心疾首，还没有一个行业像这样寡廉鲜耻。
　　 一瓶化妆品，成本价格仅仅不到十元，批发价格就达到50元，零售价格高达100元，美容院用在消费者身上，这瓶价格就会折算几百元。
　　 美容院推出一种新的美容方法，起名叫做“直射美容术”，收费动辄成千上万，这种美容术与中国的李时珍联系在了一起；过了一段时间，“直射美容术”被媒体曝光是骗局，他们又推出“加息美容术”，这种美容术再被曝光，他们又推出“黄金美容术”，这次是与埃及法老“勾搭”在了一起。美容术的名字成千上万，哪个名字顺眼他们就用那个名字，其实美容手法美容材料都大同小异。在我以后暗访过的一家美容院的美容师说：“美容界的美容术很多很多，每家美容院所运用的美容术名字都不一样。”如此众多而杂乱的名字，像一把把磨得铮亮的刀子，纷纷刺向那些爱美的女孩子。
　　 几年前，一针羊胎素几千元，哪个女孩子想美容，就打给你；后来，羊胎素被媒体曝光，他们又推出了人胎素，人胎素更贵，一针上万元，那么，人胎素是什么东西？那些富婆们，那些款姐们，你们知道打进你们身体的是什么东西吗？
如果在网上搜索“羊胎素”，“人胎素”，其结果一定出现什么生物科技什么新鲜的化学名词等等，让人看后琢磨不透，却又由衷佩服。其实，这些都是医药制造商和美容院的人发布的东西。网络东西鱼龙混杂，怎么能随便相信。
　　 美容行业的骗子太多了，傻子根本不够用。何况，喜欢美容的女人，在青春期只发育身体，而不发育头脑。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羊胎素和人胎素，在我的臆想中，这肯定是高科技产品，能够从人胎盘和羊胎盘中提炼出美容的东西，那绝对需要顶尖技术，这种技术可能仅次于人类登月。
　　 人胎素和羊胎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准备逆流寻找。
　　 最末端是美容院，我就先从美容院入手。
　　
　　
　　 我走进了市中心一家美容院里，那家美容院开在一座高档小区的会所旁，门面收拾得花枝招展，大红大绿，像个傍上大款的二奶一样张扬。美容院里有几张床，上面铺着洁白的床单，墙上的柜子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护肤品，几个穿着粉红色短袖短裙的女孩子站成一排，对着我点头哈腰，貌似天使一般，她们的脸都煞白煞白，没有血色。一看到她们，就让人想起了蒲松龄老先生。
　　 我说，我是来替妈妈探问的，听说有一种什么美容针，效果很好。
　　 一个个子高挑的女孩子接过我的话说：“打一针，年轻十岁。”
　　 我问：“这是什么针？”
　　 她说：“人胎素。很多明星都打过这种针。”
　　 我说：“没有听过，我只听过羊胎素。”
　　 她说：“羊胎素是几年前的产品，现在美容产品已经更新，没人再用羊胎素，人们都用人胎素，效果更好。”
　　 这名女子给我拿来了一个装订好的画册，她翻开一页让我看，那上面，刘德华很灿烂地笑着，旁边有一行字：“感谢人胎素，让我如此年轻。”
　　 女子说：“刘德华是人胎素的代言人。你想想，刘德华多大？50了吧，为什么这样年轻，就因为他用了人胎素。他每周都会打一针人胎素的。”
　　 女子还取出了一张报纸的复印件，那张报纸是去年的，上面登载着记者对刘嘉玲的专访文章，刘嘉玲也说：“自从用了人胎素后，让我有了年轻的感觉，此后再也离不开它了。”
　　 我偷偷地记住了这张报纸的日期。
　　 我问：“人胎素一针多少钱？”
　　 女子很认真地说：“一万五千元。”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这么贵？”
　　 她说：“只有成功人士才能用人胎素，像刘德华、刘嘉玲他们，这座城市里的工商局长、公安局长、市长夫人，每周都要来我们这里做美容，每周打一针人胎素。”
　　 我装着踌躇的样子说：“人胎素是好东西，就是太贵了。”
　　 女子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地说：“算了，看在你孝敬妈妈的份上，我给你打88折，我从来都没有这样便宜过。我也有妈妈，我也很爱我妈妈。”她拿来计算器，算了算后说：“13200元，干脆人情送到底，收你13000元。”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好像被我割了一块肉一样。
　　 我说：“我回家要和我妈妈商量一下。”
　　 我站起身来。女子看到我要走了，就拦住说：“啊呀，给你说了半天了，你还要走。告诉你吧，你下次来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女子刚说完，我突然看到门外走进了一个肥胖的老女子。老女人穿着紧身T恤，腰间的肉一圈又一圈，像缠满了橡胶水管。老女人还穿着裙子，裙子下面露出的小腿比大象的腿也细不了多少。女子烫着卷发，卷发后是一张异常恶劣粗俗的脸，像霜打的柿饼一样。女子手中捏着一串钥匙，小臂上挂着一个小包，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包的名字叫做LV。
　　 一个矮个女子迎上去问候：“阿姨好啊，今天要打第二针吗？”
　　 老女人说：“是的啊。”
　　 矮个女子殷勤地问候：“这一周是不是感觉很轻松？”
　　 老女人不置可否地看着她，矮个女子马上就说：“效果很快就出来了，您打过三针后，就会有效果。”
　　 老女人躺在了床上，床咯吱吱地响起来，好像不胜重负，可怜的床啊。
　　 高个女子对我说：“你看看，这位阿姨今天来打第二针。你到那边把钱交了，随便哪天带你妈妈过来都行。”
　　 我一言不发。
　　 高个女子将我拉到一边，挤眉弄眼，悄悄告诉我说：“只有你才打88折，你出去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不然我的生意就没得做了。”
　　
　　
　　 我走出美容院，看到旁边停着一辆宝马，那一定是老女人开来的。
　　 几年后，我看到一部叫做《非诚勿扰》的电影，富翁范伟给了骗子葛优200万英镑，买到了一个掩藏锤子剪刀布手势的圆柱体。很多人在观看电影时，都对着这个傻子大款捧腹大笑，我看到这种情节时没有发笑，因为我知道那些腰缠万贯肠肥脑满的人中，有很多傻子。
　　
　　
　　 回到报社后，夜半时分，我趁办公室没有人，在网上查找那张报纸的电子版，在去年的那一期中，我没有找到记者对刘嘉玲关于人胎素的专访。美容院的那张报纸复印件显然移花接木，将报纸的版面与美容院的造假文章衔接起来，这样就蒙骗了很多像老女人那样的富婆。
　　 刘德华的那张宣传画也是假的，用电脑PS，然后再打印出来，这样就成了刘德华代言人胎素。可怜的“刘德华”，做了人家美容院的傀儡，还在上面笑，你笑个屁啊。
这些美容院的的人胎素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生物公司送来的。而公司给我的价格标准是每针1000元，卖出去一针，提成500元，也就是说，500元也可以卖给这些美容院，只不过没有一分钱提成罢了。
　　 人胎素到了这些美容院手中，1000元就变成了15000元。
　　 那么，这些人胎素又是多少钱到了生物公司手中？
　　
　　
　　 我开始留意起了公司的业务情况。
　　 这个公司很神秘，你不知道公司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公司的组织结构，那些天里，我在公司里只见到那个穿着黑色套裙的“外交家”。
　　 我不愿意给她跑业务，不愿意把这些所谓的人胎素送给美容院骗人，所以，那几天，我几乎天天往生物公司里跑，我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跑业务的工作，我谦虚地请教外交家给我传授经验。
　　 外交家没有戒心，她很诚恳地教我怎么和客户打交道，很诚恳地教我怎么去骗人。她说，首先要研究产品，要对产品的种种属性随口说来，娓娓道出，要用很多成功的经验让客户相信你的产品。而这些经验，则靠自己编造。
　　 “哄死人不偿命。”她说。
　　 外交家有一个硬皮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很多电话号码，有一些公司的，还有一些客户的。外交家将她的那个硬皮笔记本视若至宝，从来不会拿出来让我看。有时候，她打电话的时候，才会取出来，而一打完电话，就马上锁起来。
　　 有一天下午，外交家刚刚打完电话后，可能忘记了上锁，就去上卫生间。我看到外交家从茶几上的纸筒里抽出卫生纸，扭动着屁股去了卫生间。她刚刚扣上木门，我立即从办公室的抽斗里取出那个硬皮笔记本，飞快地跑到了楼道里，我担心在楼梯口等电梯的时候会耽搁时间，外交家如果没有看到我，就会追出来，我先跑进安全通道，顺着楼梯爬到了上一层，然后乘电梯上到了楼顶。
　　 楼顶上视线开阔，从这里可以看到小半个城市，看到那条日夜奔流的江水，甚至可以看到远处飘渺的报社大楼。我想着，此刻，总编在干什么，主任在干什么，那些同事们在干什么。今天像以前的很多天一样，报社里一定充盈着记者忙碌写稿的身影，大街上一定奔走着记者采访的背影，可是，他们谁能想到，此刻我站在这幢大楼上，我偷了一个女人的笔记本。现在，那个女人一定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
　　我有一种恶作剧般的快感。
　　
　　
　　 我在楼顶上一直呆到了黄昏，看到大街上流淌着一条条灯光的河流，看到远近的大楼模糊在愈来愈浓的夜色里，我才走下楼顶，乘着电梯直达一楼。
　　 估计，此刻，外交家已经带着沉重的伤感和懊悔回家了。
 回到报社，已经是午夜，办公室人去楼空，保安老乡看到我现在才回来，问：“你这些天在干什么？很少见到你啊。”
　　 我说：“一个亲戚家就在这个城市，有时候太晚就住他家。”
　　 我在暗访的时候，从来不会告诉别人我暗访的内容和进程，这已经成为了我这些年固执的习惯。暗访没有结束前，从来没有人会知道暗访是否会成功，暗访是否会顺利。在暗访的每时每刻，每个环节上，我都是高度细心，全神贯注，我担心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暗访记者就是杂技演员，他走在高空中的铁丝上，他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和大意。暗访又有运气成分在里面，你永远也不知道你的下一步会怎么走，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人，你永远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你只能依靠自己的应变能力和生活经验，像过独木桥一样，一步步涉险过关。这些年的暗访让我有些迷信，我总是固执地相信告诉了别人暗访的内容和进程，就会失败，这就像蒸馒头蒸红薯一样，在馒头红薯没有蒸熟之前，绝对不能揭开锅盖，否则，馒头红薯就会“气死”，即使接着再蒸，也不能吃了。
　　 所以，暗访是个技术活。
　　 保安听到了我的话，羡慕地说：“你这个亲戚真好啊。我姨夫家在这里，我都很少去他家。他们看不起我，总担心我要占他们便宜。”
　　 我暗自点头。其实，我何尝不知道，城市的亲戚关系和农村的亲戚关系有着天壤云泥之别，在城市，亲戚们的血缘关系几乎被割断，交通再方便通讯再方便也很少联络。钢筋水泥的墙壁和坚固结实的防盗门，让城里人“宠物之声相闻，老死不相来往。”而农村不是这样的。农村的亲戚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往，就要坐着长途汽车，坐着手扶拖拉机去探望。每次去看望亲戚，孩子们都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大人们穿着最好的衣服，拖儿带女，倾巢出动，每个人都像过节一样兴奋和激动。农忙时节，亲戚们还会来帮忙播种收割；春节过后，每家亲戚都要去拜访，提着年货，揣着压岁钱，而这时候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在农村，遇到什么大事，而又钱不凑手，比如盖房，比如结婚，亲戚们也都会帮一把。城市很冷漠，而农村富有人情味。
　　 这些年，我已经远离了乡村，但是乡村恬静美丽的风景，乡村白云飘散的天空，乡村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旷野，还有乡村那种暖融融的亲戚邻里关系，让我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感到温馨，都感到留恋和怀念。
　　
　　
　　 夜深人静的时候，宽阔而空旷的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拿出那本笔记本，从里面找到电话，一个一个打过去，果然，那些电话不是美容院，就是生物制品、医药制品公司的电话。
　　 我拿走了这个笔记本，外交家的公司估计就要倒闭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自己有些残酷了。可是，如果把这个笔记本留下来，外交家又会欺骗多少人啊。
　　 奇怪的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即使到了夜半，电话那头的男男女女们还都没有睡觉，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精神。骗子都是老鼠，愈夜愈疯狂。
　　 我与一家公司谈判业务，对方让我第二天来他们公司，商讨人胎素的价格问题。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了这家生物制剂公司，这家公司置身于飞机场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这里人迹罕至，荒草萋萋，鸟声鼎沸，人声寂寂。
　　 没有电梯，我顺着楼梯爬到了五层楼，按照电话中提供的门牌号，敲了半天，没有人答应。我失望地走到楼梯口，准备下楼。突然，那扇房门打开了，一个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男子在后面追上了我，他大约有30多岁，说着醋溜普通话，每个字都是囫囵吞枣，他问：“你是李先生吗？是你敲门吗？”
　　 我点点头。
　　 他说，他刚才在卫生间，很抱歉。他邀请我进入他的房间里。
　　 和很多黑公司一样，这家所谓的生物制剂公司没有招牌，更没有应该悬挂在墙上的工商执照和完税证明。这家黑公司也是两室一厅的结构，不同的是，每间房子里都堆放着纸箱，纸箱里装满了人胎素、羊胎素、胎盘多肽等等各种名字与胚胎有关的针剂。
　　 他问：“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开了好几家美容院，客人都想要人胎素。别人送来太贵，就自己来拿货。”
　　 他问：“别人送你多少钱？”
　　 我故意说：“上百元啊，听说这个价钱有些贵。”其实，我们送给美容院的都是一针1000元，我冒险说出了每针上百元，我只是想试探人胎素的价格。我又有些担心，我担心因为我说的价格太离谱，太低，他会对我起疑心，会怀疑我的身份，会看穿了我不是美容院老板。
　　 没想到，他居然不动神色地说：“这个价钱是有些贵。”
　　 我的心狂跳不止。美容院打给富婆们一针人胎素，要价15000元，而在这里，一针人胎素100元的进价，居然还“有些贵”。
　　 为了压抑心中的震惊，我点燃了一根香烟。我点烟的手指都有些哆嗦，我实在没有想到，美容院居然如此暴利，如此无耻！这和持刀抢劫又有什么区别？
　　 男子又问：“你需要哪种胎素？”
　　 我不知道哪种胎素具有哪种性能，我担心胡乱回答会引起他的怀疑，我便转换话题说：“你这里经营的产品都有说明书吗？让我看看。没有说明书，客人不答应，现在的客人都精明得很。”
　　 “当然有。”男子站起身来，从里间拿出几种不同颜色的说明书，这些说明书印刷精美，纸质精良，手感极佳。这些说明书所介绍的产品分别是：羊胎素、人胎素、胎盘多肽等等。而每一个产品的说明书上，都将这些产品与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联系在了一起，有的甚至与诺贝尔医学奖联系在了一起。
　　 我看着这些说明书，试探地说：“我的美容院需要羊胎素的人少，需要人胎素的人多，胎盘多肽也有一些人要，但是不是很多。”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产品的区别，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懂，因为说明书将每样产品都吹嘘得天花乱坠。
　　 男子说：“我的公司开了好几年了，这个城市几乎一多半的小公司都从我这里进货，也有很多美容院来。前几年，羊胎素需求量大，那时候还没有人胎素；后来，有了人胎素，就很少人再要羊胎素了。现在，胎盘多肽刚刚研制出来，以后肯定有很广阔的市场。”
　　 我装着不经意地问：“你开工厂？”
　　 他也装着不经意地回答：“我只做销售。”
　　 我问：“这些产品怎么来的？客人问的时候，我该怎么给人家说。”
　　 男子说：“你要哪种产品，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生产厂家。”
　　 我说：“这次来只想要人胎素。”
　　 男子说：“人胎素有两种啊，一种是美国生产的，主要出口韩国，你看韩国那些明星，一个个那么漂亮，就是因为注射了美国产的人胎素。一种是河北生产的，效果也不错，但是还是比不上美国进口的，所以价格就能低些。”
　　 我装着很傻很天真地说：“原来韩国明星都是注射了人胎素。”我看着他那张一本正经地说谎话的脸，心中暗暗地骂着：“去你妈的。”
　　 我的脸也不动声色。
　　 我问：“人胎素价格多少？”
　　 男子说：“美国的每针20元，河北的每针10元。”
　　 我又是吃惊不小，一二十元从这里拿货，1000元送给美容院，15000元注射给消费者，这中间的利润空间简直要以光年来计算。
　　
　　
　　 我的震惊还没有结束。我的震惊还在继续。美容行业的弥天大谎让做过多年暗访的我目瞪口呆。
　　 男子给我拿来了两个包装精美的盒子，一个是红色包装，一个是蓝色包装，他说，红色包装的是美国生产的人胎素，蓝色包装的国产的人胎素。
　　 每个盒子里分别放着十支针剂。每支针剂的大小和我们感冒时所打的青霉素没有什么区别。
　　 男子说：“这么好的包装，你出去后卖给别人上千元，他们丝毫没有怀疑的。”
　　 我拿起“美国进口”的针剂，看到那上面是一串英文字母，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故意说：“这英文翻译成汉语，不是人胎素的意思啊。”
　　 男子有点吃惊，但马上就笑着说：“谁会看这些英文字母？说真话，我也不知道啥意思。你打给客户，客户更不知道啥意思。那些有钱的女人有几个懂英语的？”
　　 我问：“这针剂里到底是啥玩意？”
　　 男子毫不避讳地说：“只要有人爱打，你就给她打，只要她给钱，不拿是啥子。谁知道这里面啥玩意？又不会死人的，你放心好了。我卖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听说打针死人的。”
　　 我想，羊胎素、人胎素、胎盘多肽等等这些玩意儿，注射进身体里，既不会美容，也不会死人，所以这些不法商人才敢这样大张旗鼓地生产销售。
　　 男子又说了一句话：“我这里有很多商标，人胎素的，羊胎素的，胎盘多肽的，你需要哪种，我就把哪种的商标贴在针剂上，顾客哪里看得出来？”
　　 那么，这些针剂里到底是什么东西？男子不愿意说，也许他真不知道。
　　 我想，如此便宜，这些人胎素的针剂里，也许就是自来水，连矿泉水都不是。
人胎素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我一定要弄清楚。而弄清楚了以后，我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人胎素，这是一个欺骗了无数中国人，应该说是欺骗了无数中国富婆的美丽谎言。
　　 富婆中的傻子太多了，所以骗子才会对症下药。富翁有外遇了，富婆不甘心了，怎么办？美容，把老公抢回来。什么贵就来什么，贵的当然就是好的了。钱？老娘有的是。
　　 现在城市里各种各样雨后春笋一样出现的美容院整容院，就是专门针对这些有钱女人的。各种美容产品层出不穷，各种美容术花样翻新，价格像小孩的个子越长越高，而最好用的，还是小时候用过的护肤霜，而这些天价美容术，效果也和护肤霜一样。
　　 护肤霜，一盒两毛钱。那时候我们班的女生经常买。
　　
　　
　　 那天，那名男子正在向我喋喋不休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他接听后说：“有一个美容院老板路过这里，要上楼来拿货。”
　　 几分钟后，上来了一个女人，丰乳肥臀，浓眉大眼，红唇丰润，身材健壮，相当地成熟，她就像一架播种机，让人浑身充满了插秧的欲望。女人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百元大钞，搬走了一个纸箱。
　　 男子说：“你看看人家，一搬就是一箱。人家钱都赚疯了，你还等什么？”
　　 我没有钱，这些害人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处。我要拿走说明书，说回家和妻子研究研究，男子不给，他说他们的说明书都是配套的，买一盒才能送一本。没有办法，我只好在心中牢牢记住了那家河北制药厂的电话号码。
　　 走出那家公司，男子一直在身后抱怨，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小气的男子，说这样小气的男子怎么做生意，说这样送上门的好生意不做就是傻瓜。我装着没有听见他的话，沿着楼梯一路小跑离开了。
　　
　　
　　 来到大街上，我找到一家话吧，按照那个电话打过去，果然是河北一家制药厂。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子，声音甜甜的，应该很年轻。我咨询人胎素的事情，她说不清楚，药厂的产品很多，好像有这种美容针剂，因为他们那座城市里也有人在注射人胎素。
　　 这种女人估计就是花瓶，只能放在公司装点门面，什么都不懂。我向她要了工厂办公室的电话。
　　 工厂办公室的人拒绝回答我的问题，理由是不明我的身份。
　　 我又把电话拨打给那个女子，要到了厂长办公室的电话。
　　 那家制药厂的厂长告诉我说，他们工厂从来没有生产过什么人胎素，而且医药界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胎素，也没有什么从人胎盘中提炼什么东西的技术。我现在还记得那位厂长的原话：“人胎素是那些美容骗子编造出来的一个名字，还有羊胎素、胎盘多肽，都是这样。这些美容骗子太可恨了。”
美容界流传着一句话，叫炒概念。
　　 所谓的炒概念，就是先创造出一个新名词，比如羊胎素，比如人胎素，比如黄金美容，或者什么干细胞美容、活细胞美容等等，反正大家对这个都不懂，反正信息不对等，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美容行业自以为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说的，你们当然就不懂得了，懂了就都成科学家了，都成医学专家了，所以，名词由他们随便起。他们想起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什么名字看起来深奥，就起什么名字。他们有了这个新名词后，就开始大肆宣传，编造虚假的资料，在互联网和一些无良报刊上大张旗鼓地轰炸，不由你不相信。
　　 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到这时候，你就相信了，你就相信这种美容方法如何如何先进，如何如何年轻十岁，青春永驻。好了，你就会走进美容院，就等着被他们割肉吧。
　　 过段时间，这个新名词——美容法或者美容产品，被有良心的媒体曝光了，他们马上就会换一个名称，又会推出新产品和新的美容术，继续骗人，反正 “此处钱多，人傻，速来”。
　　 你曝光的脚步永远赶不上他们作假的速度。
　　 美容行业是我这些年见过的彻底无耻的行业。
　　 别进美容院，锻炼是最好的美容。
　　
　　
　　 其实，很多行业都存在着炒概念，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警惕啊。
　　
　　
　　 再一次回到黑中介，见到尖尖鼻子的时候，我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觉得人家给我介绍了工作，而我自己不愿意做，一次次跑来这里，心有愧疚。其实，很多交了钱而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人，都会和我有着一样的心态。他们在跑过两次后，就会主动放弃。
　　 但是，我想了解黑中介到底有些什么猫腻，一定要厚着脸皮做下去。
　　 尖尖鼻子很不乐意，她对我冷若冰霜，而我视而不见。
　　 这时候，我们比赛的是谁的脸皮厚，谁脸皮厚谁就赢得了胜利；谁的脸皮薄，谁主动放弃，谁就吃亏，谁就失败了。
　　 我发誓，将厚脸皮进行到底。
　　
　　
　　 尖尖鼻子拉着一张毛驴一样漫长的脸，恶声恶气地说：“如果都像你这样，一再辞工不干了，一再来找我，我的生意还做不做？”
　　 我也恶声恶气地说：“如果你能给我介绍到好工作，我还来找你干什么？我耽搁一天，就耽搁一天的收入。”我故意弯着嘴角，让自己的脸看起来长一些。
　　 尖尖鼻子翻看着她的笔记本，我偷眼看到桌面上放着一张登记表，上面有一串电话号码。我将右手放进背包里，抓着一杆圆珠笔，盲写出了这一串电话号码。
　　 女子问：“新闻单位去不去？”
　　 我一惊，难道报刊杂志社也靠黑中介招聘？我随口答道：“去啊。”
　　 尖尖鼻子说：“这家新闻单位招聘记者。”他写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问：“这是什么新闻单位？报社？杂志社？叫什么名字？“
　　 尖尖鼻子像轰赶苍蝇一样做出推掀的手势：“你去了就知道了。”
　　
　　
　　 当天下午，我没有去那家“新闻单位”，我在话吧里拨打那些我偷出来的电话。
　　 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截至目前还都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中，一个外地女孩交了800元的中介费；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先交了200元，找不到合适工作后，职介所让他追加钱，说可以介绍到外资企业，他又交了500元，职介所说，外资企业一有空缺就会通知他；还有一个女孩陆陆续续交了500元中介费，进了一家公司又交了300元服装费，300元培训费，公司还要500元的见习费的时候，她已经没钱交了。这些人中，最少的就是和我一样交了200元的中介费。
　　 再看黑中介介绍的都是些什么工作。一个女孩说，黑中介的人在她交过钱后，一再鼓动她去做小姐，说小姐来钱快，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在做。一个男子说，他被介绍到一家建筑公司做搬运工，他进去后才发现每个人要能背动三袋水泥，而这种工作根本就不要别人介绍，瘦骨嶙峋的他选择了放弃。还有两名女子被介绍到地下赌博公司，刚去的那天就看到有人打架，吓得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一名男子通过黑中介来到了一家科技公司，公司以开矿山为由，让他们出外集资，后来又说有什么新技术，能够把水变成油，让他们出去拉人加入股份，将来分红，这名男子知道这是骗人，又拉不到钱，就离开了。一名女子被介绍到发廊后，差点被人强奸，从二楼跳下来才逃出生天……
　　 原来，黑中介介绍到的工作，都是无法见到阳光的工作，都是与黑暗为伍的工作。而这些黑公司黑工厂，也唯有依靠黑中介，才能招聘到员工。
　　 黑工厂黑中介，狼狈为奸。
　　
　　
　　 同样地，尖尖鼻子介绍给我的这份工作，并不是新闻单位做记者，而是在一家小公司做电话营销。
　　 电话营销，这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
　　 这家公司号称是这座城市电视台的一个部门，部门的任务就是，每天不停地打电话，不管你是哪家单位，不管你是谁，只要知道一个号码就打过去，说只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就能让你在电视上露面，就能让你们单位的名字在电视上出现。只要你在电视上出现了，你就出名了。
　　 这家电视台有一个观众参与的节目，就像央视的那些6+1等等，你掏了钱后，就能让你在观众席上出现，你的脸就会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一秒钟半秒钟；你给更多的钱，你的单位名字或者产品也能出现在观众席上那些举着的手臂上。
 在这家公司上班的有三十多名男男女女，但是电话只有七八部。电话统一安装在客厅，卧室里的地上坐着躺着一些愁眉苦脸的男女，他们中有的翻看着比砖头更厚的城市黄页，有的在报纸上寻找电话号码，还有的拿着一大叠从大街上揭下来的牛皮藓广告。
　　 此前，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职业，就是不停地打电话，拼命打电话，在电话中苦口婆心地劝说，让你掏钱。这就是所谓的电话营销，据说这是一种新新产业。
　　 我在这里上班的第一天，老板派我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去一家民营医院。这个女人说，她已经在电话中谈得差不多了，这次就是去收钱。
　　 我心想，现在的人真好骗，这样的方式上电视，居然也有人愿意掏钱。
　　
　　
　　 这个女人叫阿香。我之所以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小时候看的一部小说名字好像叫《阿香的故事》，里面的阿香是一名妓女，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那家民营医院据说很有实力，我们在这座城市的电视和报纸上整天都能看到它的广告。它用钱杀出了一条阳光大道。当有人受骗，投诉于媒体的时候，媒体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就装聋卖哑。
　　 那天，我和阿香走进那家医院的时候，看到医院的每层楼里都有人在看病，在划价交钱。看着这一张张病态而愚蠢的脸，我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鄙视。
　　 此前，我听过很多关于民营医院的故事。
　　 民营医院的前身，我在《暗访妓女群落》中写到了；民营医院的经营方式，我在以后的《暗访医托群落》中会写到。现在，我只说说我听到的有关民营医院的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因为感冒来到民营医院，花费了3000多元，还没有见效。后来，在大街上的药店，买了一盒感冒胶囊，喝了两天，感冒去无踪。
　　 还有一个女孩子，刚刚刮宫了，因为肚子疼，去了民营医院，民营医院说刮宫没有刮干净，有后遗症，这种后遗症轻则终生不孕，重则会死亡，女孩子吓坏了，拿出了身上所有的几千元钱交了住院费。当天晚上，她的男朋友出差回来，感到不对劲，拉着女孩子出去了，第二天去了国营医院检查，身体没有大碍，医生说休息好就不会肚子疼。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民营医院的药绝对很昂贵，你在外面也买不到。你质问他们这是什么药，他们会回答说这是自己研制的中成药。这些药吃了没效果，又不会害死人，所以他们大量开给你。民营医院的手术费检查费也很贵的，你问他们，他们会说，他们的检查机械医疗器械都是国外进口的，都是最先进的。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国产的，外面喷一行外文字母。
　　 民营医院头上长角身上流脓，坏透了！
 好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无法忘记那家民营医院的老板娘。老板娘很年轻，很漂亮，很风骚，而那家民营医院的老板又很苍老，很丑陋，很木讷，我估计这家老板娘是二奶转正的。
　　 阿香和我来到了那家民营医院，看到有一些女人在交钱看病，我心中充满了悲哀，我想起了那句“头发长，见识短”的古训，为什么受骗的总是女人多？为什么来到民营医院的一般都是女人？
　　 阿香打了电话，对方却说他不在医院，而在公司。原来，这些民营医院上面还有公司，公司的董事长兼任医院院长，公司号称是医院的上级单位。当民营医院出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医院被勒令关门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时候，公司还存在，它就可以换个医院名字，再开一家，重操旧业，继续行骗。
　　 这家公司位于一幢小区里，这幢小区里居然一多半的居民楼里都是公司，当初在北方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是天上掉下10块砖头，砸死十个人，其中就有八个是老板。现在看来，真是这样。
　　 我们走进电梯，来到了那家隐身在居民楼中的公司，公司里有几个男女，男的统一穿着西装，女的统一穿着套裙，一个个正襟危坐，挺直腰板，神情肃穆，就像即将去炸碉堡的敢死队。
　　 走过一个房间的门口，我听到里面有一男一女在聊天，男的有40多岁，女的有30多岁。他们在交换自己的爱情观。那名女子说：“我找的老公，一定要非常有钱，没有钱我是不嫁的。”听到这句话，我感到很震惊，向里望去，我看到那名女子染着绛红色的头发，脸上有几颗粉刺，即是穿着正装，也没有看到她的漂亮在哪里。那名男子说：“我要找的老婆一定要有房子，因为我没有房子。她还不能要求生孩子，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听后，更加震撼，这个男人胖胖的，头发像领导一样统一向后梳去，肥头大耳，体态臃肿。
　　 好几年过去了，我估计他们可能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理想中的伴侣，不过，我觉得他们倒挺合适的，都是极品，都是脑残，在一起绝对会有共同语言。
　　 董事长的办公室很大，中间放着一张老板桌，桌子上放着几叠印刷精美的宣传资料，什么根治阳痿啊，不孕不育啊，处女膜修复啊，整形美容啊，这些都是这家民营医院的业务，每一项业务都有极大的利润空间，每一项业务都充满了欺骗。这些在正规医院不能做的，不愿意做的，或者医学上不存在的，在这里便大行其道。而民营医院也正是依靠这些江湖骗术江湖伎俩，才大发其财。
　　 董事长很消瘦，两支手像鸡爪子一样，手背上还有老人斑。董事长的眼角向两边倾斜，眼睛的四周都是皱纹，脖子上的青筋像树根一样根根凸起，苍老的嘴角也歪斜下垂了。董事长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那套西装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皮鞋光亮，能照出人影来。
　　 阿香刚刚说了我们的意图，董事长还没有说话，门外就走进了一个女人，身材高挑，年轻得像还没有下架的黄瓜，一掐就能掐出汁水来。她说：“跟我过来。”然后径自走了。董事长在我们身后说：“她是我们公司的业务主管，宣传之类的事情，也归她管。”
　　 这个女人很傲慢，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情，她坐在老板桌后宽大的座椅上，两手放在扶手上，头靠着椅背，用下巴对着我们。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手肘紧贴着两肋，小臂与身体成直角，十指自然分开下垂。她总在竭力做出一种成竹在胸优裕自如的神情和姿态，她在竭力模仿电视剧中那些女强人的形象，她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先慢慢地很威严地拖长声音“嗯”一声，她还喜欢用设问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她的脸上挂着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故意做出来的严肃，她说话的时候故意不看你的眼睛，而看着你头顶上的某一个地方，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老练和成熟。这样年龄的女孩子，应该坐在大学校园的湖边读着弗洛伊德或者琼瑶的书籍，应该拿着饭盒走在通往食堂的林阴道上，应该奔跑在女生宿舍楼道里，而现在，这个女孩子居然对着能够做她姨妈的阿香发号司令，对着能够做她大哥的我颐指气使。她的眼中，她的脸上都是轻薄和傲慢。她对我们视而不见。
　　 她说：“我们医院只和报纸合作，这座城市里的报纸每周都会登载我们医院的广告，报纸发行量大，效果好。你们这些小公司，靠诈骗过日子，我们是不考虑的。”
　　 阿香可怜巴巴地说：“没有诈骗啊，我们收了钱，就会让你们公司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我们是正规电视台的。”
　　 女子很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她丝毫也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她直截了当地说：“什么电视台？你们不就是收了人家的钱，送给电视台，让在电视上露个面吗？这点伎俩还能瞒过我？”
　　 阿香小声说说：“我们不是电视台的，我们是电话直销公司，但是只要交了钱，就能让你的名字出现在电视……”
　　 阿香还没有说完，女子又用鼻子哼了一声，她斜睨着我们说：“也只有低智商的人才干这个，你们这些伎俩也只能骗骗傻子和白痴。”
　　 她自己好像很伟大，她自己好像从事的是阳光职业。
　　 女人的神情像一块铁石一样冰冷。她至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我们一眼。
　　 我当时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这个神情倨傲的女人，让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跳起来，把这个女人的衣服剥光，然后喊所有人进来，让大家看看这个女人裙子下包裹的利器，而她正是依靠这个利器才坐在了这间办公室的这张椅子上的。她的利器一定很独特，法力无边。
这笔生意没有谈成。
　　 走在回去的路上，阿香说，她也是经过黑中介介绍来到这里的，现在她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谈成一笔生意，没有一分钱进账，这个月她每天上班，却都是劳而无功。这个公司没有底薪。
　　 阿香神情很沮丧，她说她和老公离婚了，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孩子在上高中，母女俩没有任何存款，她说，明天她就离开这里，去大街上捡拾矿泉水瓶子。
　　 我问：“你当初给职介所交了多少钱？“
　　 阿香说：“500元……火车站旁边的中介所都是黑心中介。”阿香说完后，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不忍心看她红红的眼睛，我担心自己的眼泪会掉下来。
　　
　　
　　 其实，这家电话直销公司的很多人都和阿香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却一无所获。他们不停地打电话，可怜巴巴，低声下气；不停地在外面跑，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却没有一分钱进账。公司是没有底薪的。
　　 几十号人，一个月下来，只谈成了三笔生意，这是我在墙上的黑板上看到的。谈成这三笔生意的，只是一个人，一个高大丰满的漂亮女孩子；而所谈成的这三家单位，两家是村办工厂，一家是村委会。阿香偷偷告诉我说，这个女孩子出卖色相，又许对方以巨额回扣，才谈成功的。而只要谈成一笔生意，就能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公司每天都弥漫着失望和失败的情绪，每个人都垂头丧气，每天有人进，每天又有人出，每天都能见到新面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争着抢着往这个袋子里钻？难道就因为这是电话直销——是一种外面宣传的新兴产业吗？
　　 这么多人没有收入，他们如何生活？公司为什么不给底薪？
　　 我决定找老板谈谈。
　　
　　
　　 老板单独有一间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并不宽敞的办公桌后，桌子上摆放着好几本武侠小说。上班时间沉浸在刀光剑影中，这就是他所有的工作。
　　 老板20多岁，肥头大耳，体态臃肿，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他有严重的口吃，一说话后面就是一连串省略号。一说话他就神情激动，面红耳赤。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将双脚从办公桌上取下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放下正读得津津有味的武侠小说，恢复了一副老板的模样，他故作威严冷峻地问我：“你……你……”
　　 我说：“我有事。”
　　 他马上站起来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哦……哦……”
　　 我替他说：“你是想问什么事？”
　　 他马上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坐回了沙发。
　　 我说：“大家这么辛苦，你应该发点底薪。”
　　 他马上又激动地站起来：“不……不……”
　　 我又替他回答说：“是不是不可能？”
　　 他轻松地坐了回去：“是……是……”他就是说不出那个“的”字。
　　 他“是”了半天，憋得脸红脖子粗，既然不愿意给大家发底薪，既然这么贪婪，我才不会再管他了。我转身走出去，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路磕磕绊绊地“是”下去。
　　
　　
　　 回到卧室后，看到一张张垂头丧气的脸，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什么工作不能干？我们有双手，难道还怕饿死了？你们在这里呆了一天又一天，能有什么结果？电话直销，说白了，就是骗人的，骗那些老板的。你们想想，能够做老板的人，都是人精，谁会那么好骗？“
　　 一个又瘦又高的男子说：“我早就想走了，可是出去后还是找不到工作。”
　　 我说：“你整天呆在这里不去找，工作就会来找你？”
　　 另一名男子不服气地说：“可是，我们这里就有人拉到业务了。”
　　 我看着他那张长满粉刺的脸问道：“你是女人吗？你有……”后面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就再也没有说。
　　 老板大概听到了我的说话声，他左摇右摆地艰苦卓绝地走出来，指着我说：“你……”
　　 我说：“我怎么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电话，拨打了一串号码，然后说：“这……这……”
　　 我估计他是找人打我，凭他一个人，我一拳就能打他一个跟头，让他骨碌碌滚到门外，可是他要找人，我就害怕了。
　　 我一步跨到了门外，他缓慢地转过身，晃晃悠悠地伸直手臂，想拦住我，没有拦住。他继续对着电话说：“这……这……”
　　 我沿着楼梯跑下去，等到他“这”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跑到了一楼大堂。
我没有再去那家尖尖鼻子工作的职介所，我担心尖尖鼻子会给我冷脸色，她那张漫长的脸让我恐惧。
　　 我游荡在火车站前的一条大街上，这条大街上的店铺除了色情发廊就是职介所。白天，职介所的门口人头攒动；夜晚，发廊的门口鬼鬼祟祟，所以这条大街上一天到晚都是人群，都是怀揣着不同目的和动机的人群。
　　 这里充斥着小偷、妓女、骗子、逃犯、乞丐，还有地痞流氓，这里危机四伏，所以我特别小心。
　　 有一天，我在一家职介所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正在看着悬挂在墙上的招聘职位，她还是穿着那条蓝色的裤子，那件粉红色的上衣，头发略显杂乱地披在脑后。她是阿香。
　　 阿香看到了我，也感到很意外，她问：“你也在找工作？”
　　 我含糊地回答了她，然后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那时候已经快到黄昏了，也是火车站和周边地区人流最多的时候。阿香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过马路的时候就小心地拉着我的衣袖。我感觉她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们一路走着，远离了火车站，来到了一个广场边。此刻，华灯初上，广场里是悠闲散步的老人，排队轮滑的孩子，呢喃私语的恋人，广场边的马路上，是一辆辆疾驶而过的轿车，轿车里坐着衣着整洁的人们。高空中的楼房里，一家家窗户次第亮起。楼下的店铺里，一家家酒吧的彩灯闪闪烁烁……然而，这些和我们都没有关系，这是城市里的生活场景，而我们现在饥肠辘辘，我们是来到这座城市讨生活的乡下人。
　　 我们找到一家卖云南米线的地方，这是这条大街上最便宜的一种饮食。阿香看着那些颜色古朴的桌椅，看着装饰豪华的屋顶和墙上张贴的大幅米线宣传画，犹豫了一会，才跟着我走了进来。
　　 坐在桌子边，她显得很胆怯。可能她平时只是在街边小店吃饭，从来没有进来过这样的饭店，从来没有在饭店里坐着高桌子低板凳吃饭。
　　 米线要先付款后吃饭，阿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粗糙的钱包，这种钱包一看就是夜晚街边五元一个的地摊货。她要抢着和我付钱。她说她年龄比我大，应该由她来付钱。服务员掩着嘴巴笑了。我偷偷说：“别抢了，人家会笑话的。”她才犹犹豫豫地把钱包塞进口袋里。
　　 米线端上来的时候，我随口问道：“你有多大？”
　　 她说：“33岁。”
　　 我大吃一惊，她皮肤粗糙，额头皱纹密布，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10岁啊。
　　
　　
　　 吃完了米线，我们来到了广场上。我们坐在花丛边的连椅上，任夜晚习习的凉风吹着额头沁出的汗珠。
　　 阿香说我从那家电话直销公司走后，她也离开了。和她一同离开的还有好几个人。大家在这里上班，没有拉到一件业务，走的时候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阿香的家乡在东北，她以前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她独自来到南方已经6年了，6年来，她还没有回过一次家。
　　 阿香向我说着她的过去，身边走过了一个少妇，少妇手中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风吹着少妇的连衣裙和又黑又直的披肩长发，显得风情万种。少妇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看起来她的生活很优裕。
　　 我看到阿香望着少妇的眼神很凄凉。
　　
　　
　　 10年前，阿香在那家国营工厂的宣传科工作，她每周的工作就是编写一期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简报，登载一些“形势一片大好，工人干劲冲天，车间生龙活虎”之类的废话。
　　 阿香是一名中专毕业生，那时候的中专学生也被认为是天之骄子，那时候的中专学生还分配工作。阿香从这座工厂的子弟学校走出去，又回来在工厂上班。
　　 业余时间里，阿香喜欢写诗歌，她的诗歌曾经登载在那时候很有影响的一本叫做《星星诗刊》的刊物上，也是因为这首十几行的诗歌，阿香被分配在工厂宣传科。
　　 那个年代的文学还很神圣。那时候，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调到好工作。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是万人瞩目的对象，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不像现在，文学青年成了迂腐与顽固的代名词。
　　 10年前的阿香应该很漂亮，她说那时候她每天早晨打开办公室的房门，就能看到从门缝塞进来的情书。那时候的情书也都会折叠成鸽子的形状，暗指“鸿雁往来”，而情书的内容也写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而现在，情书也已经绝迹了。干瘪无味的手机短信代替了那些诗歌一样的语言。
　　 10年前的阿香有很多梦想，她说她几乎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独自来到工厂后边的草地上，在那里静静地坐着，望着夕阳西下，望着天边的火烧云，还有远处起伏而飘渺的山峦。她在想：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时候，飞机从头上上的云层间穿过，阿香痴痴地望着，看着飞机消失在遥远的天边，阿香总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坐上飞机？
　　 10年过去了，阿香还在做着坐飞机的梦想。
　　 我说，我小时候和她一样，不过我们那里是山区，我也经常站在村口的崖畔上，望着层层叠叠的山峰，想着山那边的世界。我们那里很少有飞机从空中飞过。每次有飞机出现，大人小孩都会追着飞机跑出很远。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我觉得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可能由于共同来自外地，共同在这座城市漂泊，一下子让我们之间没有了隔膜，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外乡人”；我们又有两个相似的名字，一个叫“打工仔”，一个叫“打工妹”。
　　 我们还说起了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我们那里很穷很穷，我小时候好像很少吃饱过，那正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孩子们的主食就是红薯和玉米面。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背着一布袋的红薯和玉米面馒头。冬天的时候，玉米面馒头又干又硬，结着一层冰渣，都能把狗砸死，而我们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却连这样恶劣的饭食也吃不饱。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能吃饱饭了，我们也能吃上了麦面馒头，我那一年的夏天个头一下子窜高了十几厘米。那年秋天去外公家的时候，外公抱着我又悲又喜：“我娃以前恓惶的吃不饱，现在吃饱了，个头长这么高了。”
　　 那时候的我是农村户口，阿香是城市户口，那时候的工厂比农村要好很多倍，阿香说那时候她从来没有过挨饿的感觉，她是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和白色衬衫，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读完小学和中学的。
　　 那时候我们的信仰是 “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来自几百里外的煤矿上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料子衣服，吃着白面馒头，说着我们羡慕的普通话。他们几个人是一个小圈子，他们从来不和我们农村孩子在一起，甚至连我们正眼也不多看。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的父母是煤矿工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他们的家乡在城镇，我们的家乡在农村。巨大的差别让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人，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后来，我看了这几年一些优秀的电影：《站台》、《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青红》……这些电影都在反映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城镇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迷惘，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可是，有谁会关心那个特殊年代里农村年轻人和农村孩子的生活，他们的痛苦更深，他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城市人的迷惘、痛苦和挣扎都是幸福。他们才是坠入最彻骨的寒冷和黑暗中的一群人。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部反映那个特殊年代农村生活的电影啊。
　　
　　
　　 夜半时分，广场上的人渐渐少了起来，大街上的车辆也愈来愈少，喧嚣渐渐淹没在了浓浓的夜色中，空气似乎变得纯净凉爽，有背着行李找工作的人，还有提着塑料编织袋的拾荒人，慢慢聚集到了广场的连椅上，他们躺下去，在这里度过一个安谧而满足的夜晚。
　　 阿香轻轻地唱起了小时候的流行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泉水叮咚响》、《熊猫咪咪》……她唱得很动情，我看到暗淡的路灯光下，她的眼角泪光闪闪。
　　 我的心中也充满了惆怅。
　　 阿香后来在东北结婚了，她的丈夫是工厂的生产能手，一直在追他。结婚后，他们生活很平静，有了一个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生活也许会一直按照已定的轨道前行。可是，那年，工厂实行改制。改制后的工厂变成了公司，公司成为了厂长的私有财产，一直做宣传工作的阿香遭遇了下岗。
　　 再后来，丈夫在公司有了相好的，有一次阿香回家时，在床上捉到了赤身裸体的他们。丈夫跪地求饶，但是阿香意志如铁，她坚决离婚，把房子留给了丈夫，背着一个包裹就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南方。
　　 南方的生活并不像她设想的那么美好，这些年她做过各种工作：保姆、商场收银员、传呼小姐、服装厂员工。最后因为服装厂拖欠工资而离开了。
　　 阿香说，她现在最想看到的是故乡的火烧云，漫天燃烧，蓬蓬勃勃，而在南方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可惜她没钱回家，每年春节的时候，她身上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开往东北的火车票。
　　 我也说起了我的生活，我家中的窘况，我孤苦的母亲和生活困苦的弟弟妹妹，还有我以前在北方那座省城做记者的情景。那时候，我住在城中村，村口有一家买汤圆的小店，每天夜晚我回家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家小店的火炉上煮着一锅汤圆，汤圆漂浮在水面上，散发着浓香，一元钱八个，八个一碗，可惜，我每次吃那一碗汤圆，都要犹豫再三。
　　
　　
　　 阿香和我一样，这些年来怀揣着一个个梦想，而梦想又一个个破灭。旧的梦想破灭了，新的梦想又会诞生，我们怀揣着梦想，在这个城市顽强地生存着，拼搏着，咬牙坚守着。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阿香说：“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说：“我也回不去了。”
 那天，我们在广场坐到了天亮。
　　 天亮后，我告诉她说，这里的职介所几乎都是黑中间。如果要找工作，最好去一些正规网站，或者看到工厂、公司或者店铺张贴在墙上的招聘启事，这样才更可靠些。
　　 阿香说，她如果找到了好工作，就会通知我一起去上班。
　　 我很感动。
　　
　　
　　 两天后，我就接到了阿香的传呼，她说她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公司里，公司的业务就是炒白银。公司员工都穿得很正式，看起来公司实力和收入应该不错。
　　 炒白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时尚很高贵的名字。然而，白银如何炒，我一无所知。阿香说她也一无所知。
　　 我决定试试，看什么叫做炒白银。
　　
　　
　　 当天下午，我来到了这家公司，公司位于一幢写字楼的顶层，装饰豪华，看起来很气派。公司在房间门口设置了一个前台，前台小姐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皮肤白嫩，似乎涂着一层蒙牛奶粉，后来，我才知道，她确实是用蒙牛奶粉洗脸的。她居住在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这幢楼房里有很多为孩子订购奶粉的人，每天凌晨四时，送奶人就会将奶粉放到订户门口的筐子里。半小时后，前台小姐穿着睡衣，像幽灵一样出现了，她将奶粉包装袋偷偷地拿回自己家中，倒进脸盆里。她每次只拿三四袋，所以很少有订户怀疑。直到有一次，她偷盗的时候，被刚刚出门的订户抓个正着。
　　 这个事件曾经上了这座城市的报纸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天，前台小姐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我胡乱填写了一番，她居然没有审核我的身份证和学历证明等等相关资料。然后，前台小姐就通知说，第二天来公司培训。
　　 第二天早晨，我和阿香来到了公司，发现公司里黑压压已经来了很多人。很多人戴着近视眼镜，身材瘦削，一看就知道是大学生。
　　 也就是在那次培训会上，我认识了一名刚刚从大学出来的男青年，那时候的他很青涩，像还没有成熟的柿子，而今天，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了。他叫阿方。
　　 阿方坐在我的旁边，我的另一边坐着阿香。
　　 给我们培训的人是一个女子，穿着笔挺的套裙，略施淡妆，显得干练成熟，风韵十足。她说她毕业于北京一所有名的高校，曾在国外的证劵公司从业数年，最近才回到国内，从事炒白银的业务。她说炒白银是21世纪的阳光产业，是最容易发财的职业。“20年前，当有人开始倒卖彩电的时候，你说太危险了，结果人家发财了；10年前，当有人开公司的时候，你又说太危险了，结果人家又发财了；现在，当有人炒白银的时候，你如果还不赶快抓紧，你就又会后悔了。”多年后，我还能记得套装少妇这句极有煽动力的话。
　　 套装少妇姓钱，大家都叫她钱总。
　　 钱总在黑板前讲述着炒白银的原理，我听得如坠五里雾中，那些专业名词像一块块泡沫，让我陷身其中，辨不清东南西北。阿香也是一脸茫然，但是，我看到阿方的脸上挂满了问号。
　　 中途休息上厕所的时候，我偷偷地问阿方：“怎么样？”
　　 阿方悄悄地说：“我觉得吹嘘的成分很大。”
　　 后来事实果然证明了阿方的判断，这家公司的业务就是圈钱和诈骗。我很佩服阿方。
　　 阿方是这座城市一座著名大学的财会专业毕业生。
　　 既然吹嘘天花乱坠，那就一定是为了掩藏什么。那么，他们掩藏的是什么呢？
　　
　　
　　 炒白银要牵涉一个杠杆原理，在这家公司，杠杆可以无限放大，最大达到500倍，而一般的炒白银只能到10倍左右。500倍会让炒家一夜暴富，或者一贫如洗。
　　 比如，你用100元来炒白银，10倍的杠杆，会让你输赢在2000元之间，你可能最大赢到1000元，也可能最大输到1000元。输到1000元，一般人都能承受。而在这家公司，500倍的杠杆，输赢在10万元之间，你可能一下子赢到10万元，也可能一下子输到10万元。这个一般人是无法承受的。
　　 当然，公司不会让你赢到10万元，只会让你输到10万元。如此高的杠杆，就是为了洗钱。至于如何洗钱，我会慢慢讲述。
　　
　　
　　 在大陆，只有一些指定的银行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才能从事炒白银业务。而这家公司号称挂靠的是一家香港公司，“香港公司炒白银是不受限制的。”他们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外面拉客户，让客户来炒白银，客户拿到钱后，杨总就会看据一张收据，加盖公章，公章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而这家公司不盖章，钱总的说法是，这家公司是香港公司的代办所，没有公章。客户相信了钱总的话，客户没有想到自己留下了后患。
　　 据说，在一些沿海城市，像这家公司一样从事地下炒白银的公司多达千家，营业额更是大得惊人。
在这批人业务员中，刘芸是最突出的一个。
　　 刘芸身材瘦削，容貌一般，我相信她不是依然色相而拉来业务的。刘芸初中毕业就出门了，闯荡江湖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和一个能把稻草说成黄金的嘴巴。然而，即使这样，刘芸还是无法看清楚炒白银中的秘密，但是，她知道炒白银中的“佣金”很高，只要做“一手”，就能够顶得上一个打工妹一月的工资。这个“一手”，就是指客户的资金交易一次。
　　 刘芸以前做过高档家具销售，做过酒店用品批发，还做过化妆品公司的讲师，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女孩子，能够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
　　 刘芸认识很多有钱人。
　　 公司的电话，经常被刘芸占用。刘芸有一个大大的名片夹，名片的主人不是老板，就是经理，要不就是老板经理的小蜜。刘芸在电话中谈笑风生，不要自己拉业务，只说自己请吃饭。往往几句笑语过后，她就约好了饭局；饭局过后，她就会拉来一单业务。
　　 刘芸的业务能力让很多男同胞只恨自己不是女儿身。
　　
　　
　　 有一天，刘芸拉来了一个客户，瘦瘦的身材，背着一个大公文包，神情腼腆，他的手掌一直没有离开过公文包的拉链，公文包里装着他的钱。他交了10万元用来炒白银。
　　 他的身材，他的神情，他的举止，让我感觉到他不是我在这间办公室里见惯了的那些大腹便便的老板，那10万元，可能就是他仅有的血汗钱，是他出门打工多年才有的存款。而现在，他用来炒白银。白银如何炒，他压根就不懂。他只是听到了刘芸的游说，听说炒白银能赚钱，他就来了，就畏畏缩缩地送上了自己仅有的血汗钱，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头颅伸到了铡刀下。和无数来到这座城市的打工者一样，他做着发财梦，梦想着一夜暴富。
　　 刘芸说，这个名叫唐明的人，是她的初中同学，也是从初中毕业就开始闯世界。他现在在城中村开了一家小商店。
　　
　　
　　 第二天，我又在办公室里见到了唐明，这次，他是被钱总叫来的。钱总把一张打印出来的单据递给唐明，唐明用抖抖索索的手接过来，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看完，满脸的皱纹笑开了，像一朵枯萎的菊花。钱总说：“你仅仅用一天时间，已经赚了一万两千元。加大资金会赚得更多，你是要取出来，还是继续注入资金？”
　　 唐明说：“取出来。”
　　 钱总楞了一下，唐明的回答出乎她的意料，她马上说：“公司在香港，你如果要取钱，必须去香港，我把香港公司的地址告诉你，你去取吧……你有护照吗？”
　　 唐明说：“没有啊。”
　　 钱总说：“香港现在虽然是我们的，但是你要去香港就必须有护照。既然你没有护照，就取不出来。那你干脆加大资金，到了50万的时候再清仓，那时候统一取啊。”
　　 唐明欢天喜地，他说：“好啊。”
　　 唐明神采飞扬地走出了办公室，走向电梯口，我看到他昂头挺胸，器宇轩昂，他走路的姿势很像有钱人。
　　 接下来的几天，唐明不断接到好消息，他每天都在赚钱，有时候一天赚一万，有时候一天赚两千。炒白银其实不需要唐明来的，可是家中没有电脑的唐明坐不住，他每天下午收盘的时候都要来，他看到电脑屏幕上那个代表钱数的数字，高兴得合不拢嘴。
　　 唐明的10万元变成了15万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唐明的“先进事迹”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纷纷表示，以唐明为榜样，向唐明看齐，做一个对“炒白银”事业有用的人。
　　 刘芸也将自己的6万元存款交给了公司，用来炒白银。阿香心有余而力不足，她没有钱。我和阿方则是在观望，我们不会相信这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好事。10万元仅仅几天就变成了15万元，而15万元又为什么不能取出来，而是要等到清仓。难道只能等到10万变成50万，才能清仓？或者10万变成0元，而不得不清仓？
　　 我那时候不知道炒白银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知道股票交易，股票交易可以随时买卖，也可以中断交易，拿出本金。为什么炒白银就不能拿出来？
　　
　　
　　 就在刘芸交钱后的第二天下午，唐明又来到了公司，他账面上的资金已经涨到了15.3万元。唐明看到这个数字，笑逐颜开，他去走廊里抽烟了。我听见他一路都在吹着口哨。
　　 几分钟后，唐明回来了，他继续坐在了钱总的身边，看着电脑。突然，唐明发出了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所有人都惊惧地望着唐明。唐明脸色煞白，他像见到鬼一样一样，摇摆着双手：“不可能啊，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唐明账面上的钱变成了12元。
　　 钱总很镇静地站起身，倒了一杯水端给唐明：“市场是残酷的，你不要悲伤。身体要紧。”
　　 唐明跳着脚叫喊着：“15万啊，怎么说没就没了。”
　　 钱总安慰他说：“你现在只有继续追加，追加到一万元后，才有扳回本钱的可能。”
　　 唐明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耷拉着头，像一根寒风中的向日葵。
　　
　　
　　 那天晚上，我和阿方在路边小店一起吃饭，阿方分析说：“我估计这家炒白银公司是虚拟操作。”
　　 我问：“什么是虚拟操作？”
　　 阿方说：“就是没有进行市场交易，只是做出来让客户看的。”
　　 我问：“那电脑屏幕上为什么会出现抛物线图？”
　　 阿芳说：“这只是我的判断，他们的电脑服务器可能隐藏在暗处，在暗处人为操作。他们可能和香港的公司没有合作，也许香港就没有这样一个公司，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
　　 后来的事实证明，阿方的判断非常正确。
杂货店老板唐明没有再追加，他已经没有钱了。
　　 刘芸把钱砸进去的第四天早晨，阳光一如既往地照耀着这幢巍峨高耸的大厦，我们来公司上班，突然看到公司里人走楼空。我们平时上班的那间办公室里，只剩下一张张废纸，散落在地上。
　　 下午，很多客户听到了这个消息，追讨到了公司，他们看到这种景象，有人嚎啕大哭，有人义愤填膺，有人沉默不语。唐明也来了，已经经受过一次打击的他这次很平静，他号召大家说：“告狗日的。”
　　 那天早晨我还见到了刘芸，当下午客户们闻听消息后陆陆续续赶来时，她逃走了。她的业务最多，她的欠债也最多，她担心会受到客户的人身伤害。她躲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
　　 那天夜晚，我和阿方、阿香一起坐在小饭店里吃饭，那天是AA制。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南方的人们吃饭的时候都是AA制。如果在北方，这样做则会显得“皮薄”。阿方是南方人。
　　 吃完饭后，我们各奔一方。阿方继续找工作，大学毕业的他一定要找一份薪水不错专业对口的公司；阿香去服装厂上班，这里的郊区，服装厂比肩接踵，工作很好找。我则结束了自己的暗访生活，回到报社报道。
　　
　　
　　 我暗访黑中介的生活结束后，打电话给尖尖鼻子，我说：“你一直没有给我找到工作，应该退钱给我，你当初也是这样说的。”
　　尖尖鼻子问：“你的票号是多少？”
　　 我翻出她写的收款收据看了看，告诉了她票号。
　　 几分钟后，估计她找到了票号，就在电话中气势汹汹地说：“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上班，游手好闲，还怨我没有找工作。”
　　 我说：“你那天说，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会退还200元钱，你介绍的工作都不合适。”
　　 尖尖鼻子在电话中加重了语气：“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姚明，是姚明就不会找我们介绍工作。”然后，她重重地挂断了电话。
　　
　　
　　 我仔细回想这些天暗访的经过，发现这些都是极好的新闻素材。当天晚上，我就整理出来了写作大纲：
　　 首先是关于黑中介的，我详细写出来，也许对正在求职的人有点用处：
　　 （一）职介所必须有《职业中介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正规的职业中介机构必须在办公场所内公开悬挂这“一照两证”原件，以及由劳动部门制作的收费标牌，工作人员必须佩戴《职业介绍从业人员资格证》和《上岗证》。
　　 （二）职介所的收费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几种：
　　 1.综合类服务收费
　　 A类：10元/人，建立求职者档案，至少推荐1次就业机会。
　　 B类：20元/人，建立求职者档案，至少推荐3次就业机会。以及1个月内免费参加由中介主办的招聘会。
　　 2.成功介绍费
　　 由中介和求职者双方商议费用并签订协议，工作介绍不成功则全额退费，一般100—200元/人。
　　 （三）出具发票
　　 中介收款应开具正规发票，正确的收费名目应为“推荐就业综合费”、“预收成功介绍费”，而一般黑中介《收款收据》上所写的“建档费”，则是错误的。
　　 （四）如何辨别黑中介
　　 无证经营的绝对是黑中介，需坚决取缔。有证中介在经营过程中涉及违规收费、超额收费的则属于违规，可以投诉。正规职业中介机构需设立于公共商业办公区域，而不是在居民区；公司内公示相关证件；工作人员佩戴资格证、上岗证；提供用人单位的招聘委托书；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会以服装费、培训费、工卡费、押金等各种名目向求职者收取费用。
　　 （五）劳动时间的规定
　　 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劳动者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征得用人单位的同意。超过三十日，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
　　 企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可延长工作时间，但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累计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应按规定支付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规定支付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按规定支付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
　　 （六）哪里能够找到工作机会：
　　 求职者可以到劳动保障部门承办的公益性劳动力市场以及正规的社会职业中介服务机构获取招聘信息，多多参与招聘会，不要轻信街头张贴的招工小广告，对于网络求职则需要谨慎辨别招聘信息的真伪。
　　 （七）如何辨别黑中介
　　 1、正规中介公司会将各种证件原件悬挂在墙壁上，收费标准明示；而黑中介则没有这些相关证件，更不明示收费标准。
　　 2、正规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会佩戴资格证、上岗证，而黑中介的员工则没有这些证件，也不会佩戴。
　　 3、正规中介公司不会承诺绝对会给你找到工作；而黑中介则满口承诺。
　　 4、正规中介公司一般不会在大街上派发传单，而黑中介则到处派发传单。
　　 5、正规中介公司一般在街边比较热闹的地方开办，而黑中介一般开办在小巷深处。
　　 6、正规中介公司一般不会介绍黑工厂和骗子公司的工作，而黑中介和这些黑工厂、骗子公司形同一家。
 接下来我将要写好几篇文章，每篇文章都会长达几千字，每篇文章都会写出自己这些天的暗访经历。我在这些文章中，一定要写出自己的暗访感悟，以便让更多的人免于上当。
　　 网上的东西不可全信，网络是虚拟的，网上的宣传也是虚拟的，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鉴定。网上的赞誉有可能出自商家雇佣的枪手，网上的诋毁也有可能是出自竞争对手。
　　 千万别拨打声讯台，尤其是年龄较小的男孩和寂寞闺中的少妇，这两种人是声讯台的主要猎物。声讯台不会提供给你任何服务，什么爱情咨询，什么婚姻介绍，什么心理疗伤，全是骗人的。声讯台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骗钱。
　　 声讯台的电话都是以9打头，所以遇到9开头的电话，一定要小心，看是不是声讯台。
　　 人胎素完全不存在，这是商家为了骗钱而随意起的一个名字。尽管网上宣传如火如荼，但那都是商家的伎俩。胎盘有营养，这倒是真的，但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丰富，它也不会具有什么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它不过就是一块肉。遇到所有与胎盘有关的名称，都要谨慎。
　　美容院是一个怪胎，能进去的人可能也不怕花钱，可是钱花得不明不白，就有些冤枉了。美容院骗人有各种手段，归根结底就是炒概念。美容院如果一再向你推荐什么新产品，推荐什么新的美容方式，你一概拒绝。美容院的新产品和新的美容方式一般都是天价，可与原产品原来的美容方式如出一辙，换汤不换药，它们只是换了一个马甲，就价格翻番。你千万小心。如果你不想被人宰，最好别去美容院。
　　 我有一个朋友的老乡，以前是开小烟酒店的，听说美容业的暴利，前年就转行开小作坊生产化妆品，这些没有来由的化妆品专卖美容院，现在，他斥资几百万在最繁华的城市中心买了一套豪宅。这是真事。
　　 富婆养活了奸商。
　　 电话直销骗局多多，遇到陌生电话推销什么产品，或者让你上电视登广告，谨慎对待。这种被宣传成最新销售方式的电话直销，其实看起来并不美。
　　 民营医院的前身就是性病诊所，民营医院的董事长一般都是当初号称的性病老军医，他们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莆田农民。民营医院宰人众所周知，没病也要说成有病，小病一定要说成大病。如果去民营医院看病，那就是自投罗网，你身上有多少钱，就会倒出多少钱，病还不一定能够治愈。民营医院的药都是自己研制的，外面根本见不到，疗效由他们信口乱说；民营医院的医疗器械都号称国外进口，检查费也由他们随意制订。民营医院骗了你，你还无话可说。一般进民营医院看病的都是一些无知女孩。
　　 你在民营医院受骗了，你真没办法。去有关部门投诉吧，人家有自己的医疗标准，和国立医院的药片器械不一样，当然价格就不一样；当然也可能存在民营医院买通了个别执法人员。你去媒体投诉吧，看看报纸电视的大幅广告，都是谁的？都是民营医院的，你去投诉也不顶用。你只能吃哑巴亏。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千万别进民营医院。
　　 炒白银是近几年才兴起来的一种号称阳光型的投资理财方式，很多兜里有点闲钱的人都想尝试一下，但是，炒白银，只有国家规定的银行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才有资格炒白银，而现在南方沿海城市有无数家炒白银的公司，都号称和香港澳门甚至伦敦纽约联姻，你一定要小心。黑公司的炒金杠杆比例非常大，他们吹嘘一天之间会让你成为百万富翁，但一夜之间也会让你血本无归。黑公司还有很多猫腻，他们的网络做了手脚，你根本看不出来，很多公司所谓的网上交易都是虚拟的。你的钱根本就没有交易，你的钱一点一点被他们侵吞，直到有一天告诉你，你已经“清仓”了。
　　 反正就我接触到的几十名炒白银的人，还没有一个赚钱。
　　 你有闲钱，你想炒白银，怎么办？去国家指定的机构去，这里有保障。炒白银和买股票一个道理，你先要有“再亏也不跳楼”的心理素质，既然玩游戏，就要输得起。
我的这些暗访报道在报纸上连续刊登了一个星期，那时候，全城都在诉说着这些暗访报道。每天早晨，我坐着公交车出去采访，都能看到手捧报纸仔细阅读的脑袋，他们沉浸的表情让我很有成就感。那时候，我在街边吃饭，在广场小憩，看到读报的人总会最先翻阅到登载着这些暗访稿件的版面，他们不知道，这个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着酸辣粉或者兰州拉面的人，这个挨在他们身边坐在花园石阶上或者路边石椅上的人，就是这篇让他们啧啧赞叹的稿件的作者。
　　 连续一个星期的暗访稿件见报后，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知道自己可以留下来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来到江边，我骑着保安的自行车，那辆自行车是保安花了20元钱从旧货市场淘出来的。这辆自行车除了车铃不响全身都响，除了车闸不磨全身都磨，我骑在这样一辆自行车上，摇摇晃晃，就像踩着高跷一样心惊胆战。我避让着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像地雷一样让我惊恐不安。我的车头上挂着一个布包，包里放着两瓶啤酒和一盒五元钱的香烟，还有一包麻花。
　　 来到这座城市后，我从来没有这样奢侈过。
　　 我来到了江边，我坐在了江边的草地上，自行车没有车撑，只能放倒在地面。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远处闹煎煎的市声已经被两岸蓬蓬勃勃的树木过滤，丝丝缕缕地消散在日夜不息的滔滔江水中。更远处的大桥上，车灯如荧光闪闪烁烁，与夜空的星群交映生辉。星光又映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这里美丽得就像童话世界。
　　 我打开啤酒，一仰脖就喝下了半瓶，然后畅快地打着酒嗝，点燃了香烟。我半躺在草地上，细细地呼吸着清冷的空气，清冷的空气让我荡气回肠。我慢慢地咀嚼着心中涌上的幸福，感觉幸福笼罩了我的全身。
　　 我肯定会留下来，我肯定会成为这家全国知名报社的记者。
　　 我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成功了，我等待了两年，我奋斗了两年，我终于成为了这家报社的记者，终于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躺在草地上，舒展开双手双脚，感觉自己就像一缕轻风，就像一管羽毛，就像一片树叶，飞翔在这座南方大都市的上空，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
　　 我留下来了，我以后就在这座城市工作，我像一颗水滴，融入在了这座城市里，任这座城市的这条河流托扶着我，协裹着我，我和他们一起冲上浪尖，又落入谷底，一起感受颤栗的幸福。
　　 我在草地上打滚，被树木挡住了，又滚回来，这种快乐幸福的感觉，已经离我太远太远了，已经久违了。
　　 我想起了我以前的生活，我以前的幸福。我接到自己中考成绩的那天，我和妹妹正在柳条编织的栅栏门的院子里吃晚饭，父母还在地里干活，没有回来。我当天夜晚跟着老师去了县城体检，那是我第一次进县城。那天，我们几个农村来的孩子因为没有钱住旅社，而在一家饭店的门口蹲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后来我听妹妹说，全村人都跑到了我们家询问我中考的情况，都在向父母祝贺。那时候的中考，成绩最好的进初中专，次之进重点高中，再次之的进普通高中。
　　 半个月后，我和村里很多人正在给叔叔家箍窑，我拉着绳子将装满土的粪笼拉上窑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后，看到门外来了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邮递员，他送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很多人争着看这份改变身份的通知书，母亲流着眼泪说：“我娃以后就成了国家的人了，我娃以后就吃商品粮了。”
　　 我是村中第一个考上大学中专的人。
　　 中专毕业后，我不满足于回到乡下的小镇工作，那时候小镇的这个小单位倾轧成风，有文凭的我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我想调动工作又没有熟人，万般无奈之下，我又自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我居然考上了大学。我记得那年大学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有下发，我很担心，专门跑到了我填报志愿的那所大学去探听情况。一个老头，以后我才知道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他看了花名册后说：“你的成绩最高了，我们已经录取了你。”我在长途汽车一路幸福的颠簸中回到了小镇。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坐在小镇旁边的一片小树林边，独自感受着覆盖全身的幸福。老子就要离开了，老子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把自己房间里的东西全烧光了，我不愿意再看到留给我创伤的这座小镇的任何东西。
　　 然而，大学毕业后，我没有任何亲戚可以依靠，我不得不又回到那座小县城里，我感觉自己又被关进了笼子里。
　　 后来，父亲病重，倾家荡产也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我不得不出来打工，此后，我飞翔在城市辽阔无垠的上空。
　　 然而，城市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两年来，我有过太多的坎坷，有过太多的悲伤，我忍饥受饿，我颠沛流离，我一次次绝处逢生，一次次咬牙忍受；这两年来，我不得不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我不得不做记者中最危险的工作，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什么都好了。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一个人，我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只能依靠我自己。当别人轻轻跨出的一步，我却要跌倒爬起很多次，才能到达别人这一步跨出的目标。
　　 我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我成功了。
　　 我又想起了《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台词：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报社乘着电梯下楼，电梯门刚打开，突然从外面冲进了一个人，撞在了我的怀里，这个人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全然不顾撞在什么人身上。我想责问一声，突然惊讶地发现，他居然就是多天不见的站长。
　　 站长看到我也感到很意外，他一把把我拉出来，用脚挡着即将关合的电梯门，问：“你怎么撞老子？”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就一把抱住了我。一楼大厅的门边站着两名门迎，两个漂亮的女孩子看到两个大男人搂抱在一起，捂着嘴巴吃吃笑。
　　 电梯里已经走进去了几个人，他们等待着上楼，看到这种情景，就问站长：“你走不走？”站长一句不吭，抽出自己的脚，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和我坐在了一楼大厅的沙发上。
　　 我问：“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
　　 他说：“说啥呢，走吧，跟老子去喝酒。”
　　 站长很豪爽，他声如洪钟，嗓门又特别大，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两个女孩子看着他，一直捂着嘴巴偷偷笑，看到我注意到她们，她们又马上变得一本正经，挺直身体，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我们来到报社附近的一间小酒馆里，站长一下子就叫了一捆啤酒，让周围的食客连连咋舌。站长开瓶不用起子，拿起啤酒瓶，用牙一咬，瓶盖就被咬下来了，然后一扭头，瓶盖就滚在了地上。
　　 站长说，我的那些报道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看完了，还向别人推荐。他说：“真没想到你还是个笔杆子啊。”我没有说话，只是喝酒，在这样直爽的人面前如果再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就有些虚伪了。
　　 站长说，他向手下那些发行员说，让他们以我为榜样，我是从他那里走出去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喝了一口酒后说，“你说老子这句话说得对不对？”
　　 他有些炫耀。
　　 我连连点头：“对，对。”从站长的口中难得听到一句古训俗语，他每次一说出有些文采的话来，就想听到别人的赞扬声。
　　 站长说：“老子原来还等着你回来呢，现在看来你回不来了，就在本部好好干，给老子长脸啊。”他端起来了酒杯。
　　 我和他碰杯后，一口饮干，心中一热，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赶快背过身去，偷偷地抹了一把。
　　 临分手的时候，站长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来找老子，老子毕竟是本地人，有什么事情能罩着你。”
　　 我点点头，眼泪又差点流下来。
　　
　　
　　 就在我暗访黑中介那些非法公司的时候，和我一起进来的见习记者们也都没有闲着，竞争太激烈了，每个人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那一年有在亚洲举办的世界杯，赌球风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刮起来，世界杯结束后，这股风愈演愈烈，赌徒们逢球赛必赌，赌完世界杯，赌欧洲联赛，赌完欧洲联赛，赌甲A，后来，甲A结束了，他们又开始赌起了女子足球联赛。在这场赌博中，有人成为千万富翁，有人倾家荡产。
　　 和我一起做见习记者的人中，有一名来自于浙江富庶城市，他写了一篇关于赌球的通讯报道，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肯定也会留下来。
　　 那一年，六合彩刚刚从香港传进来，从沿海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无数人深陷其中，一名有着香港关系的见习记者所写的六合彩报道在报纸上连载，引起了全市读者的警惕，也受到了报社领导的表扬。估计他也不会走的。
　　 主任尽管也写了一些稿件，但是反映平平，不知道他会不会留下来。
　　 关键是，直到现在，见习期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还不知道报社需要几个人，留下来的人会分配到哪些部门。我们就像走进了迷宫一样，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走出去，而侥幸走出去了，又不知道出口是道路滩涂，还是悬崖峭壁。
　　
　　
　　 我的关于声讯台的稿件见报后，那家声讯台第二天就被查封了。眼睛、红头发、胎记以后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以后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黑中介也被查封了。但是，半年后，我在距离火车站上千米的另外一条大街上，看到了尖尖鼻子，尖尖鼻子还在重操旧业，和一帮子男女开中介公司。这次，中介公司有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可是收费很乱很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关于这家公司违法的举报帖子。有一天，这家公司又关门了，不知道尖尖鼻子们是换个地方故伎重演，还是真的洗手不干了。
　　 批发人胎素的那家所谓的科技公司消失了，老板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工商人员来到那幢居民楼里，撬开房门，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但是，人胎素至今还在一些美容院里出现，估计这种骗人的东西要消失还需要很长时间。
　　 电话直销还在继续，这几年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电话直销又不违法，要让自己不受骗，就需要擦亮眼睛。电话直销有好有坏，推销的产品也有好有坏，需要自己仔细判别。
　　 而炒白银就很复杂，炒白银相关人物的结局，如果写成一篇小说，简直就是当代的拍案惊奇。
　　
　　
　　 炒白银的公司突然关门后，刘芸也在第二天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唐明的10万元本金没有了踪影，他非常伤心，又非常气愤。他向公安部门报案了，公安部门说，如果遇到蛛丝马迹，有点线索，就马上告诉他们。
　　 唐明当时几乎绝望了，偌大的世界，想找到钱总，比大海捞针还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唐明每天都在唉声叹气。
　　 这期间，唐明因为要跑来跑去寻找钱总和那家公司的一些所谓经理，顾不上打点自己的生意，就雇请了一个女孩子照看小店铺。
　　 就在开店的第一个月，这个女孩子认识了一名男子，男子住在城中村，两人很快就恋爱了。
　　 女孩子很喜欢这个男子，又担心自己上当，就让唐明替自己打听这个男子的情况。唐明在城中村开店多年，什么人都认识，她打听到这个男子家在200多公里外的一座小城市的郊区，家中有妻子和孩子。
　　 唐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女孩子，女孩子就决定和男子分手，可是愚蠢的女孩子却把唐明告诉她的所有话转述给了这名男子，男子很生气，就想报复一下唐明。
　　 有一天，唐明没有在商店，女孩子在营业。趁女孩子出去吃饭的机会，男子偷了店铺里所有的香烟和当天的营业款，逃跑了。这些东西大概能值上千元。
　　 唐明回来后，彻底傻眼了。没有了钱，他的资金无法周转，店铺就开不下去。
　　 好在唐明当初打听到了男子的家庭地址，他决定去一趟，见不到唐明，总能见到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赔偿自己的损失。
　　 唐明在那座小城市转车的时候，看到了路边的小广告，招聘炒白银业务员。唐明很生气，他知道这样的小公司炒白银，完全就是骗局。他决定先去那个公司转一圈，然后就向公安报案。
　　 小城并不大，唐明走了十几分钟就找到了这家炒白银公司的地址，刚准备进门，突然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几个人的簇拥中走进楼房的大门。
　　 唐明的心几乎要跳出喉咙，那是钱总。
　　 现在，唐明学聪明了，他偷偷地溜出来，藏到那幢楼房的对面，密切注视着楼门前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掏出手机拨打110。警察来后，唐明就带着警察冲进去，按照那个小广告上的地址，抓住了钱总。
　　 钱总很失望，很伤心。
　　 唐明后来通过起诉，要回了自己的10万元。
　　 现在，唐明还在开着自己的小店，他只想合法经营，老老实实做生意，再也不幻想发横财了。
　　
　　
　　 阿香后来结婚了，她在服装厂认识了一个很爱她的男子，两人打工几年后，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阿香的饺子很好吃，前天我还在她的饺子馆吃饭了。
　　 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生活很好。
暗访早产食品
　　
　　
　　
　　 当今的职能部门，办事效率越来越底，甚至个别人的行为，只能用“国家蛀虫，民间懒汉”来形容。
　　 由于职能部门玩忽职守，食品市场越来越混乱。仿名牌产品纷纷出现在销售点里，外形包装模仿的难辩正牌与冒牌。
　　 假货也纷纷层出不穷，在我仔细观察了解下，部分假货来自于福建省与浙江省苍南县。
　　 酱菜食品也受到仿冒、假货冲击，其中以广东味事达酱油、上海太太乐鸡精、银杏牌熊猫榨菜被仿冒造假最厉害。尤其是太太乐鸡精与银杏牌熊猫榨菜，模仿、造假花样百出，江苏的月兔食品公司模仿太太乐鸡精外形包装，又大模大样在市场上销售；香港太太乐味精厂模仿上海太太乐味精；桐庐四峰酱菜厂模仿银杏拍熊猫榨菜。造假人员随之而上兴风作浪，市场上的食品鱼龙混杂，真假难辩，大大地损害消费者利益。
　　 商家用低廉的仿冒东西当做正牌产品来兜售，一部分人只看包装不认商标，买回家后也不知觉；一部分人发现上当，还是继续购买，从不考虑质量问题。因此助长了不法分子的猖狂风气，制造出来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造假的人便来个浑水摸鱼，把各类食品搞的一团乌烟瘴气。职能部门却是依然眼不见为清净，一杯茶，一包烟，一台电脑忙悠闲。
　　 早产食品，曾在南方沿海城市被媒体暴光过。许多消费者也经常在超市商场里发现早产货物。
　　 我在酱菜食品行工作期间里，就见识过早产货物是怎么形成的。
　　 一位厂家业务员，来向酱菜食品行老板推销酱油，双方经过洽谈，合作成功。可是，现在是2004年11月初，酱油从广东运到中南地区，需要一个星期，另外加上出厂时在仓库里存压几天。酱油运到达中南地区时，已经是2004年12中旬。老板很会精打细算。。刚出厂的酱油放在仓库里过不了几天，意味着过了一年。于是，酱菜老板要厂家业务员迟几天发货。但又牵扯到双方销售成绩与利益问题。在2004年11月分，酱油厂就生产出2005年1月某日的酱油。
　　 酱菜食品行的老板，是很狡猾的，知道这批酱油存在问题，决定把货物扣到元旦过后销售，但工人却不知底细，不小心之下，货物就流到市场上。
　　 另一种是暴利产品，一箱货物出产价为18元，到了酱菜老板手中零售价为52元。一箱赚34元，100箱就能赚到3400元，可厂家要求酱菜老板一次性订1000箱货物才可合作，而酱菜老板心知肚明，这种东西销售很慢，每月只能卖100箱，1000箱货物够卖10个月，待到那时，已经接近过期了。因利益的诱惑，早产食品又诞生了。
　　
　　
　　本节写的枯燥无味
　　
　　
　　下节讲述 暗访餐饮食堂
【暗访传销窝点】
　　 终于等到了签合同的这一天。
　　 我至今还能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微风轻轻地吹着，街树阔大的树叶在风中微微抖动。尽管已经是深秋，北方的树木落光了叶子，树枝变得干净而简洁，而南方的树木还是郁郁葱葱，一如炎热的夏季。来到这里后，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座南国大都市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夏季和冬季。夏季漫长而炽热；冬季总是一晃而过，一点也不会寒冷。这座城市从来没有看到过雪花，他们无法想象雪花漫天飞舞的景象，他们也没有过俯身划过冰河的记忆。
　　 南方很富裕，但是南方的生活很单调。
　　 那天，我刚刚在大街上采访了一辆宝马撒泼，造成交通堵塞的事件，突然就接到了总编办公室打来的传呼。平时，记者和总编办公室一般没有联系，如果有联系，就是重大事情。我边走向街边的话吧，边仔细回忆自己写过的稿件中是否有什么漏洞，是否被人投诉了。总编办公室的电话总是让人忐忑不安，这些年一直是这样。
　　 电话回过去后，那边让我回到报社签订合同。
　　 我欣喜若狂，走出话吧，把门前一个空可乐罐踢出了很远，可乐罐一路滚动着，发出巨大而空洞的声音，引来很多观望的脑袋。
　　 我走向公交车站，看到迎面走来的每个人都和蔼可亲，我真想抱着他们每个人，在他们每个人脸上都亲一口。一个女孩子看到我喜气洋洋地走过来，神气活现地摇晃着脑袋，急忙躲在了路边，惊讶地望着我。我心想：我不会亲你的，你别害怕。
　　 女孩走过去了，又走来了一名巡警。巡警也在好奇地望着我。
　　 我不好意思，竭力忍住即将喷薄而出的笑容，咬着下嘴唇，将笑容吞了回去。我一路欢欢喜喜地走着，一会儿看看天上飘荡的白云，一会儿看看路边楼顶上的窗户，没想到突然被道牙绊了一跤。
　　 公交车来了，我一步跨了上去。
　　 我坐上公交车，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异常惬意，此后，我就要在这座城市工作了，也许我会在这座城市工作一辈子，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两年前，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以后才追悔莫及。现在，我终于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对自己说：好好珍惜！如果非要在这次工作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来到报社，走进总编室，领到了合同书，却发现，我还有几个证件没有办理，而没有这些证件则是不能签订合同的。
　　 这些证件包括：身份证、毕业证、户口本、暂住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未婚证（结婚证、离婚证）。
　　 前三个证我都有，而后三个证我都没有见过。总编办公室说，没有这些证，是无法签订合同的。
　　 我倍感无奈。
　　 其实，我们的一生，都生活在各种证件中。想怀孕，先要有准生证；上户口，需要出生证；到了18岁，需要办理身份证；结婚需要结婚证，离婚需要离婚证，残疾人需要残疾证；开饭店需要健康证，开车子需要驾驶证；上班要有上岗证，失业要有下岗证；出门要办暂住证，出国要办护照，去沿海特区要办边防证；想找到好工作，需要计算机等级证、普通话等级证、还有行业任职资格证；特殊行业还需要捕猎证、持枪证、开采证、砍伐证、捕鱼证、执法证、珠算证；卖房需要房产证、土地证，卖肉需要工商许可证、完税证……等到死亡了，还需要死亡证。
　　
　　
　　 我要先办理暂住证。
　　 暂住证要在自己所住的街道办办理，然而，这些天，我一直住在报社，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址，又如何办理？
　　 我求教一名来到报社工作了三年的同事，他说，暂住证可以在随便一个地方就能办理，只要你出示了租房合同。而办理后，又没有任何用处。他的暂住证这三年来，除了签合同，再没有让人看过一次。既然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又要办理？
　　 而且，暂住证的收费标准也不一样，一个区是一个标准。繁华区比边远区的收费更高。
　　 我来到了南方城市，需要办理暂住证；那么南方城市的人，来到我们北方农村，是不是也要办理暂住证？我不知道。
　　 在这位同事的指点下，我来到了当初居住的城中村办理。那里的收费标准是全市最低的。我找到了当初的房东，而房东却不给我开证明，他的理由是，如果开了租房证明，他每个月就要缴纳税金。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开过租房证明。
　　 没有办法，我又找到了一个在城中村开店的朋友，我拿着他的营业执照，假借他的亲戚的名义，终于在街道办缴纳了钱，办好了暂住证。
　　 然而，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却非常麻烦，这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办理，而我的户籍，还在遥远的西北。
见习期满后，我决定回家一趟，自从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回家过。我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妹妹生活怎么样。
　　 我领到了见习期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我那一连串暗访的工资，工资的数额让我惊讶，那是我这两年来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也远远超出了我对自己工资的预测。
　　 拿着这些钱，我买了一部最低廉的手机，诺基亚3310，是一种已经被淘汰了的款式，当时的价格是780元。这款手机我现在还用着，每当我在公众场合掏出手机的时候，总能惹来一些好奇的目光。然而，手机的功能只要有两种就足够了：打电话、发短信。而这款手机的这两种功能都还能使用，我又何必更换呢？手机就像情人一样，最初的，最有感情。
　　 我终于拥有了一部手机。
　　 至今还能记得我买到手机的当天，就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村口商店的老板喊来了母亲，我拿着手机对母亲说：“我有手机了？”母亲在电话中说：“什么鸡？”我说：“是手机。”母亲责怪我说：“你不好好工作，养鸡干啥？”
　　 刚刚买来手机的那几天，我总喜欢在人多的地方炫耀，装模作样地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眼睛的余光望着别人，看别人是否在留意我的手机。可是，当别人的电话铃声响起来，别人手中多了一个款式更为新颖，色彩更为艳丽的手机的时候，我就自惭形秽，赶紧悄没声息地把自己的手机装进口袋里。
　　 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手机，一部真正的手机，走在大街上，口袋里硬硬的手机磕着我的胸腔，给我一种坚实的感觉，我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感觉自己也是“有机一族”了。
　　 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很久都没有再经历了。
　　
　　
　　 然后，我在超市里疯狂购物，我给母亲买了衣服、鞋子，这些年来，母亲的衣服有些是自己做的粗布衣裳，有些是亲戚送给的旧衣服，母亲的鞋子都是自己亲手纳的布鞋。我一定要让母亲穿上崭新的“料子衣服”，在母亲的眼中，的确良、凡立丁、的卡就是最好的“料子”，她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些“料子”昂贵得多的衣料。我还给母亲买了很多好吃的，开心果、杏仁、鱼皮花生等等。这些东西母亲从来没有吃过，母亲从来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费一分钱。
　　我还给妹妹和弟弟买了衣服，弟弟从小到大都穿着我穿剩的衣服，小时候，他经常哭着向母亲要新衣服，母亲总是说：“以后有钱了，你要几身就买几身。”然而，我们家总是没钱。弟弟上初中的时候，他一位家中条件好的同学送给了他一件穿剩的夹克，弟弟喜欢得不得了，春秋两季，光身子穿夹克，冬天的时候，棉袄外套夹克。一直到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他还穿着这件已经失去了本色的夹克。
　　妹妹的衣服总是很肥大，母亲经常说：“娃娃正在长身体，衣服做大点，明年后年还能穿。”然而，因为长期营业不良，妹妹的个子长得很慢，所以，她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妹妹穿着袍子一样的衣服去上学，经常遭到那些坏男孩的欺负。那时候，妹妹经常会哭着来找我，我一见到妹妹被人欺负，就飞奔过去，将那些坏男孩打得鸡飞狗跳，四处逃窜。多年后，妹妹还会回忆起这些经历，一回忆起这些经历，就会流泪。
　　 然而，我却无法给父亲买衣服了。
　　 站在超市男装的柜台前，看着那些笔挺的西装，我多想给父亲买一套，可是，父亲已经不在了。
　　 记忆中的父亲只有一件夏装，一件冬装。夏装是一件白色粗布汗衫，冬装是一件蓝色中山装。父亲再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更别说西装了。
　　
　　
　　 我又来到了超市的书柜前，看到那些精装本的四大名著，又想起了父亲。父亲一生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没有上过学的父亲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进而能够通读这两本书。在农村，这两本书籍也是最流行的读物。
　　 父亲一辈子不知道阅读了多少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说话的时候也经常引用这两本书中的句子，他在村中被认为是“文化人”。
　　 记得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出版了第一部书籍，我高高兴兴地拿着这本书让父亲阅读，想从父亲口中得到赞赏。没想到，父亲读完后说：“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父亲提供给我的文学标准居然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我不服气地说：“在中国所有的作家里，都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三国和水浒。”
　　 父亲说：“那你就好好努力，也写上一部三国或者水浒。”
　　 此后，我不敢骄傲，不敢懈怠，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我站在书柜前，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决定买了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知道，这是给父亲的最好的礼物。
 这个季节，南方还是鸟语花香，而北方已经天寒地冻。
　　 我坐的是慢车，而慢车往往人最多，因为车票便宜，慢车的车厢里几乎都是农民工的身影。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两天两夜，站得浑身的骨头都板结在了一起，站得一动就会倒下去，站得头昏眼花，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才终于到了家乡所在的省城车站。
　　 然后，火车转汽车，汽车转三轮蹦蹦车，才终于来到了进山的简易公路上。
　　 那天，家乡在下雪。妹妹和弟弟穿着臃肿的老式棉衣，袖着双手，瑟缩着身体，站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等我，他们已经等了我半天。弟弟看到我，一把抢过我背上的包裹；妹妹看着我，高兴地笑着，眼泪却流了下来。
　　 我们沿着山路回家，寂静的山道上只有我们的身影，雪花落在山峰上，落在枯草上，悄然无声。我们沿着弯曲的山道，走到了山顶上，坐在一颗柏树下休息。那时候背着玉米面馒头和红薯上中学的时候，每次都会在这棵柏树下休息一会儿，再起身接着走路。家乡树木极少，每座山上仅有的几棵树，长成了什么样子，这些树的名字，很多年后，大家都能记得。
　　 那棵柏树下有一块青石板，大小能够坐下两个屁股。十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青石板是这样；十多年后，我从南方的繁华大都市回家路过这里，青石板还是这样。这块青石板，被每一个山里上学的孩子都坐过。每一个从山里走出的孩子，都会记得这块青石板。
　　 从山顶向山下走，天已经快要黑了，我要过了行李，自己背在肩上，弟弟走在前面，他弓背含腰，袖着双手，像个小老头。我问：“你怎么腰弯成了这样？”弟弟笑笑，没说话。妹妹在后面说，弟弟现在腰弯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初中辍学后，就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耕地拉粪，播种收割，都是弯腰的活计，后来，他在县城蹬三轮车，现在在建筑队做小工，干的都是弯腰的体力活。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弟弟的腰身。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回到家的时候，没有见到母亲，妹妹打开院门，我走了进去。
　　 我看到了屋檐下的圈椅，那是父亲经常坐的圈椅，父亲一回到家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此刻，我彷佛看到了父亲坐在圈椅里，手中捧着书籍，仔细阅读着，神情很陶醉。每次从田间地头回到家中，父亲放下农具，喝口水，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认真地阅读所能找到的书籍和报纸。
　　 父亲一辈子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是，他从来没有拥有一套自己的书籍，他没有钱，他舍不得买书。当听说本村或者邻村谁有这两套书籍，他就会向人家借，答应人家一看完后就马上归还，他还会把自己舍不得抽的芒果、大前门纸烟让人家抽。村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知道被多少双长满老茧的手翻阅，都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千疮百孔。父亲经常阅读这样的书籍，爱不释手。他说，这两套书是全国十亿农村的精神食粮，无数人的生活经验都来自这两套书籍。
　　 妹妹说，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把这张圈椅放在屋檐下。这张圈椅没有再挪动过，也没有人再坐过。
　　 我从背包里拿出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放在圈椅上。我在心中默默地说：爸爸，我回来了，我给您带来了您最喜欢看的两本书。
　　
　　
　　 夜已经很深了，门外刮起了寒风，风呼呼作响，带着尖利的啸声，像在抖动着细长的铁丝。雪已经下了一尺多厚，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房屋，都是一片白色。在雪光的映照下，四周的景物朦朦胧胧。不知道谁家的狗突然叫了两声，声音粘稠，像被冻住了一样。
　　 我问：“村子里怎么这么安静？”我小时候在村庄生活，记忆中的村庄非常热闹，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夜，也常常会有吆喝着去打扑克的声音，巷道里呼儿唤女的声音，明亮的灯光下传来的猜拳行令声……而现在，村庄异常寂静，寂静得让人心悸，寂静得就像一座坟墓。
　　 妹妹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种地赚不到钱，很多土地都荒芜了。现在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前几天，根生伯老（死）了，都找不到抬棺材的人。”
　　 我惊讶地问：“根生伯怎么就会老了？”
　　 妹妹说：“是啊，他只比爸爸大一岁，万灵伯也老了，半年前老的。”
　　 我突然感到异常悲伤。
　　 根生伯和万灵伯都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母亲还没有回家。妹妹说，母亲去了教堂。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信奉基督教了，“村子里，信奉基督教的人很多。”
妹妹给我热了饭菜，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吃完了饭，母亲还没有回来。妹妹说，今天是周末，母亲每周的这一天都会去教堂，雷打不动。
　　 一直到了夜晚十点，母亲才回家了，与母亲一同回家的，还有村中很多老太太。
　　 母亲的头发中夹杂着很多白发，皱纹也比过去多了。母亲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说：“我娃回来了。”母亲的手上满是老茧，像树皮一样粗糙，这是被各种农具磨成了这样。
　　 同村的老太太挤进了房间，房间一下子显得很逼仄。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上帝，让我娃平安到家。”另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另一只手说：“我娃能平安回来，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我突然觉得这些看着我长大的婶子们姨娘们，变得很陌生，变得让我无法相认。但是她们说得很真诚，她们的眼神和神情都很真诚。
　　我无法理解，我的这些可亲可敬的长辈们，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长辈们走了后，妹妹给炕洞里塞了两捆花杆，炕面一下子暖和了起来。我们脱掉鞋子，坐在炕上聊家常。
　　 我们说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突然就会爆发出笑声，而笑过后又会流下眼泪。小时候的日子太苦了，我们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母亲坐在炕角，一言不发。然而，我每次转身看母亲的时候，都看到母亲在悄悄抹泪。
　　 我问母亲：“您怎么就信耶稣了？”
　　 母亲说：“耶稣好啊，耶稣能救苦救难。”
　　 我问：“耶稣怎么救苦救难？”
　　 母亲说：“耶稣说，受苦人死后都能进天堂，现在受点苦就没有啥。”
　　 邻村的教堂是一年前盖起来，神父不知道来自哪里。但是这个神父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让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母亲说，村中的老人们，都有一半信基督。
　　 母亲还向我讲起了很多新奇的事情。村中某某的爷爷得了癌症，医生说让回家等死，信了基督，癌症居然不治自愈。村中某某家两口子经常闹离婚，信了基督，两口子好好过日子……
　　 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人有了精神寄托后，心情就会好，心情好了，一些疾病就会不治自愈，而且，癌症正是戾气郁结形成的。基督教劝人行善，两口子都想行善，自然就不会吵架了。
　　 我欣慰的是，没有了父亲，母亲找到了精神寄托，她有了很多教友，她不会再忍受孤独。
　　 其实，所有宗教的原旨都是劝人积富向善，只是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有些就变味了，比如佛教，成为了有钱人的宗教，而基督教，还没有忘记穷人。
　　 听说在少林寺，一根香收费万元；在很多著名的古刹庙宇，进门要买门票，进香要交钱算卦。当追逐金钱成为目的的时候，宗教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妹妹说，村中有很多鳏寡老人，儿女出外打工，信奉基督成为了他们的精神追求。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说到了凌晨三点才休息。我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睁开眼睛时，已经到了早晨九点多。
　　 这是我这两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次，没有做梦，没有任何生活压力，也不用考虑工作的事情。我睁开眼睛，跳下炕头，感觉自己就像一辆加满柴油的拖拉机，一踩油门就能突突奔跑起来。
　　 雪已经停止了，太阳出来了。太阳照在皑皑白雪上，就像残阳映照在水面上，一地霞光。屋檐下开始融冰了，长长的冰溜子吊下来。几只麻雀出来觅食，在雪地上走出一长串的“人”字。村道里有一群孩子，戴着棉手套和棉帽子，比赛着谁能够在雪面上滑得更远。
　　 我准备好糕点和香烟，准备去看望根生伯和万灵伯，突然想起妹妹昨晚的话，他们都已经老了，我心中一阵伤感。
　　 根生伯和万灵伯如果在世，今年都不到60岁。
　　
　　
　　 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三个人无话不谈。
　　 那些年里，他们三个人都“扎耱条”。现在，这种职业现在已经消失了。
　　 扎耱条，就是把枣刺砍下来，倒提在手中，用斫刀把枝枝蔓蔓砍掉，只剩下主干，这就是耱条。枣刺在很多地方叫荆条，杂生，一般长在沟边埝畔，影响庄稼生长。这些耱条捆扎在一起，拉到集市上去卖。需要的人买回家后，把耱条一根根圈在一个“曰”字形的木框中，这就成了那些年农村人经常使用的耱。
　　 西北苦寒，庄稼都是一年一熟。每年秋季，庄稼收割后，需要犁地，地犂完后，还不能种庄稼，需要平整土地，这时候就需要耱了。耱地的时候，前面有牲口拉着，后面有农夫手持缰绳控制着方向，中间放在地上的，就是耱。耱的上面往往坐着一个孩子，或者放着一块石头。牲口拉着耱来回走一遍，土地平整了，才能播种。
　　 “犁耧耙耱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吆车能打回头鞭。”这是对农村技术能人的概括，如果能达到这些，就是农村里的“能行人”，就是庄稼把式。这句格言在西北农村流行了几千年，而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还有一句格言，是对农具的概括：犁耧耙耱耩子铧，铁锨笼担和木叉。这包括了八种农具。犁是用来耕地的，念li；耧是用来播种的，念lou；耙是把土块弄碎的农具，念pa；耱是用来平整土地的，念mo；耩子铧，是一套农具，也是用来耕地的，没有“犁”耕地深，但是操作省力，第一个字念jiang，最后一个字念hua；铁锨是用来翻地的，与之对应的还有木锨；笼担也是一套工具，是用来搬运东西的，可以挑在肩膀上使用；木叉，是用来挑庄稼的农具，一般只在打麦场才会使用。
　　 从这些农具的使用方法上，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劳动会有多么繁重，简直是以人力代替畜力。据说，这些农具发明于西汉，现在，在农村几乎绝迹。
 扎耱条是一种非常苦的体力活。所需要的工具是撅头、斫刀、两节麻绳。撅头在农村随处可见；斫刀大约有一尺多长，有把手，前面是一拃长的利刃；绳子一般会有两米多长。扎耱条的活动区域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天还没亮的时候，扎耱条的人扛着这些工具进山沟，看到半人高的枣刺（荆条），就挖出来，然后用斫刀砍成条，用绳子扎起来，背在背上，继续走，继续寻找下一个能够做耱条的枣刺。这一天下来，都是在山沟里不停地走，翻山越岭，而枣刺通常又生长在悬崖峭壁，所以这种活路又非常危险。走的路越多，找到的枣刺就会越来越多，背上的耱条也会越来越沉重，行走越发艰难。往往回家的时候，就要到夜深。这一天下来，少说走了四五十里路，而回家的时候，背上的耱条也至少有四五十斤重。
　　 耱条多的时候，扎耱条的人就会将耱条一分为二，用撅头作为担子，担起来，这样行走会方便些。然而，撅头把又是圆的，所以，肩膀又会被压得很疼痛。
　　 由于枣刺生长的特殊性，它的茎秆做了耱条后，第二年，它的根又会发育，重新长出一根枣刺来，所以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枣刺的果实就是酸枣，酸枣很小，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青色的，成熟后是红色的，味道又酸又甜。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盼望着父亲回家，回家后就会给我们带来大把酸枣。酸枣是农村孩子的水果。那时候弟弟还没有出生。
　　 西北山沟荒芜，道路崎岖，只有在最偏远的崖顶和沟底，才会有枣刺生长，并且数量稀少。所以，扎耱条的人都是单独行动，担心人多了会空跑。扎耱条也有很多的运气成分，有的人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几根。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在扎耱条。一直到我上了小学高年级，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父亲才停止了扎耱条。这以后，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农民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母亲说过，父亲整整扎了八年耱条。
　　 农村的教育方法很落后，老师教育学生要苦学。所以，农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早，往往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要去学校，坐在教室里手捧课本哇啦哇啦地大声朗读。而到了夜晚，还要上晚自习，每人的桌子前放着一盏煤油灯，黑色的油烟将鼻子熏得乌黑，脸色乌青。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老师才会敲响放学的铃声，孩子们欢天喜地，一哄而散。跑得快的都是男生，跑得慢的都是女生。跑得慢的就一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棒或者石头，担心会遇到狼。
　　 那时候，在山中遇到狼是常态。我曾经遇到过，妹妹也曾经遇到过。村里还有好几个孩子都被狼叼走了。
　　 即使我上学很早，放学很晚，但是整天整天难得见到父亲一面。父亲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背着撅头进了深山；而在我已经睡着了以后，他才扛着沉重的耱条担子从深山里回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当初父亲扎耱条的一些事情。母亲说，每次父亲回来，都会蜷缩着手臂，手指僵硬，凑到煤油灯前说：“我手上有刺，你给我挑挑。”母亲问：“哪里有刺？”父亲说：“满手都是，你看看，看到哪里有，就挑哪里。”母亲拿出纳鞋底的大号针，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一个一个挑出来。挑完了刺，父亲才能端起饭碗吃饭。
　　 还有一次，父亲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手臂上都是血。母亲问：“这是咋了？”父亲说，他在砍枣刺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上面有一个马蜂窝，一群马蜂追着他叮咬，他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时候，父亲每次出去扎耱条，身上都会带着一个盐水瓶子，就是挂吊针后剩下的空瓶。空瓶子里装满水，放在布袋里，布袋里再放两个馒头和蒸熟的红薯，这就是父亲一天的饮食。北方的夏天异常炎热，气候干燥，父亲喝完了盐水瓶子里的水，就只能到处找水喝。有时候，在背阴处找到脸盆大的一洼水，就喜不自禁。西北太干旱了，这一洼水常常能引来很多动物前来。狼、狐狸、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蝎虎、蚂蚱、蜘蛛……水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父亲将水面上的脏东西拨到一边，用手掬起来，喝几口。
　　 关于父亲扎耱条的所有故事，都来自于母亲的讲述，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他总是说：“过去的都是好年景。”
父亲将耱条背回家后，趁着月光，将耱条放在木墩上，用斧子将耱条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这样，耱条就显得笔直整齐。然后，他用麦秸秆拧成的绳索，将耱条捆扎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数量一样。然后，统一藏在窑洞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每逢阴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这天凌晨，根生伯和万灵伯就会来到我家集中，估摸时间到了，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他们一人拉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满了耱条。父亲的耱条上铺着麻袋，麻袋上睡着我。我的身下压着书包，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耱条，都不会算账，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只能依靠公鸡报晓。家中养了一只来航鸡，很漂亮，它被当作钟表来用。根生伯和万灵伯家都没有养公鸡，所以，他们每次卖耱条的时候，都要在我家集中。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得很早，就在屋子里的脚底抽烟，万灵伯抽旱烟，烟味很浓，根生伯和父亲抽用纸卷成的烟末，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炮烟”。我朦朦胧胧醒来了，听见母亲说：“鸡还没交头遍呢。”根生伯和万灵伯说：“让娃再睡，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耱条的时候，我都会睡一路，那时候我很小，很贪睡。朦胧中听见父亲说：“睡好，要下坡了。”有时候，要上坡，父亲一个人拉不上去架子车，就说把我叫醒，让我下来。根生伯和万灵伯说：“叫娃睡，甭叫娃。”他们帮着父亲把架子车推上坡顶。
　　 卖耱条的那个镇子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耱条的人很少，很多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卖耱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没有人愿意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们的耱条。那时候还是生产队，不敢过多要价，价格差不多了就卖。这一车耱条，也卖不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卖完耱条回家的时候对母亲说：“今天万灵卖好了，得了30元钱。”这三十元钱让父亲羡慕不已。很多的时候，父亲一次只能收入十几元二十元。就按照20元计算，一月三次赶集，收入60元。而这60元，还有一部分要给生产队上交。
　　 卖了耱条，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父亲就走进公社食堂里，向厨师讨要人家一碗热面汤，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让我吃。而他们，则吃着带来的冷馍。那些馍，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麦面馍。
　　 记忆中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有一次，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挪不开脚步，口水直流，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老板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递给我，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才学会识字算账，那时候，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耱条，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那时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买耱条，想买几捆，一捆多少钱，我就马上在书包里拿出铅笔本子，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很多人都羡慕地说：“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父亲就骄傲地说：“我娃不但会算账，还识字呢！”
　　 那时候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是父亲的骄傲。
　　
　　
　　 我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扎耱条了。”根生伯说：“真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是笑。
　　 此后，他们再也不扎耱条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三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谁家有事，另外两家都会鼎力帮助。多年的患难岁月，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后来抱养了亲戚家一个女孩，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女孩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书面语言叫入赘。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万灵伯家的女儿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可是学习一直很差，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我听到父母私下里商量，想把妮子介绍给我，让我们定娃娃亲。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去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看受难的人民。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写着这样一副标语：“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要媳妇”？
而现在，父亲走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都没有活过60岁。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夺走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是谁？
　　 根生伯和万灵伯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他们和父亲一样，一直没有钱看病，也一直舍不得钱看病。那时候，一场感冒就会带走全家一年农作物的收入，更何况这些没来由的病。根生伯是胃癌，万灵伯是食道癌，父亲是骨肉瘤。他们有了病后，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而又严重缺乏营养，造成了身体亏空，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父亲，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却无法留住。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老天爷要收人，谁也没有办法。我娃甭难受。”
　　
　　
　　 北方农村每天两顿饭，早晨10点左右一次，下午4点左右一次。
　　 吃完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村外的坟地里。坟地距离村口有几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这里。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茔都挨在一起，父亲的坟头上有两棵小柏树，那是弟弟从悬崖上移植到这里的。父亲的坟头上荒草萋萋，一岁一荣枯，那是去年才生长的。柏树的枝叶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荒草在寒风中抖动着，看了让人心酸。根生伯和万灵伯的坟头上都插着花圈，根生伯坟头上的花圈更新些，而万灵伯坟头上的花圈则只剩下了骨架。
　　 现在，他们三个老哥们还在一起，互相陪伴着，应该不会孤单了吧。
　　 又开始下雪了，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异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个人。这里非常寂静。天气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红塔山，一根一根点燃了，一共点燃了三根，分别插在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头上。红塔山，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香烟。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当官的，好像是搞调研，给见到的每个农民发了一根红塔山。根生伯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等到发烟的人走远了，他从耳朵上取下香烟，翻来覆去地看着：“啊呀，这就是人家说的红塔山？”
　　 红塔山，也是父亲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香烟。有一次，万灵伯叼着旱烟锅子说：“什么时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红塔山，那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跪在他们的坟前，任风雪吹打着我，我知道我难得从南方回来一趟，再见到父亲他们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相信，父亲、根生伯、万灵伯能够知道我回来了，能够看到我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和弟弟也来了，也跪在我的身边。他们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来了坟地，就赶过来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后我和弟弟也哭了，我们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几乎昏厥过来。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母亲来了，母亲拉起我们说：“回家啊，你爸爸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好，就放心了。你们都甭伤心。”
　　 我们站起身来，父亲坟前留下三个跪拜的雪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时刻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一点也不一样。我的这些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像我这样的苦难。他们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车，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幸福。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拿着200元钱来到城市的，我是为了省一元钱而跟在公交车的后面一路奔跑着去招聘的，我是喝着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
　　 城市富裕家庭和农村贫穷家庭，中间的差距让人难以想象，简直要以光年计。30年前，当他的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走进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背着耱条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当他吃着零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动画片的时候，我饿着肚子裁剪水泥包装袋给自己制作作业本。20年前，当他的父亲开着私家车奔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时候，我的父亲手持锄头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当他带着女朋友在公园里卿卿我我的时候，我在煤油灯前刻苦攻读。10年前，当他的父亲站在自己家的别墅阳台上眺望远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没有钱交医疗费而不得不回家养病；当他登上飞机去异国留学的时候，我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来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这三十年来，他们家步步为营，我们家一无所有。这三十年来，他享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现在，我要赶上他，要让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样，这又谈何容易。
　　 然而，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全力以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孩子。
暗访餐饮食堂
　　
　　
　　 社会有永远学习不完的课堂，每天所发生的事，都是新的学习题目。
　　 人在社会中穿梭忙碌，领衔着各自的角色。
　　 有人在指责医院黑心医钱不医病；
　　 有人指责奸商买卖短斤缺两；
　　 有人指责造假害人。
　　 但是，有问过自己曾做了什么？或是正在做什么事情？
　　 由于工作原因与厨房调味品扯上了关系，频繁地出入于各餐饮食堂，接触酒店、面馆、杂食小吃店、还有学校附近的小饭馆。
　　 然而，许多餐饮食堂所用的调料，实在是触目惊心，许多食堂老板为了赚取更多利润，或是节省成本，便用上价格低廉的酱油、味精、醋。可是，价格低廉的调料毫无质量可言，并且存在许多隐患问题。
　　 这些低廉的调料没有卫生许可证；没有质检部门颁发的质量检验报告；也没有生产许可证；没有营业执照与产品检验合格证。500毫升（一斤）的酱油从原料成本、厂家利润、销售商利润、批发店利润，最后卖到餐饮店只有0.50元。可想而知，除了纸箱与其他包装外，这种酱油几乎不用成本。更可怕的是许多劣质酱油只要开启封口放在一边，一星期内就冒起一层白泡沫。在此奉劝各位以后买东西要一看商标；二看牌子；三看保质期；四看生产日期；五看条形号码。除了散称计重的食品没有条形号码外，其余的就要认真去观察以上五点。
　　 除了酱油外，还得多注意了解料酒、味精、鸡精、醋、辣椒酱。有些500毫升料酒卖到餐饮店也只有0.50元；有的辣椒酱成本只有三四毛钱，最终卖到餐饮店，也只有1元—1.5元，最好还是少吃为妙。
　　 菜市场里的熟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但是也同样存在很大问题。
　　 许多老板为赚取利润，也像餐饮店一样，买最低廉或劣质的东西做原料。他们使用最差的红油、酱油、醋、色素、麻油加工食品，甚至在当年苏丹红事件闹得纷纷扬扬时期，熟食店里的老板依然在使用含有苏丹红的红油。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熟食店的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这香味的主要原料是香叶、茴香、桂皮的缘故。
　　 有些食品店里的老板，为讲究质量与味道，也会用上有质量的原料来加工食品，但这样的老板甚少。
　　 我观察过加工食品的调料，一些店老板使用5公斤—10公斤的低廉味精、鸡精。味精开启封口后，常常有蟑螂流窜，蝇蚊飞舞，还会引来老鼠光顾。这种味精开启后都能个10天—30天左右。
　　 以前常常听到学校食堂有学生中毒事件，可是没有浮出水面的事情到底有多少呢？监管部门都在做什么工作？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学校周围的饮食店有很多隐患问题，该找谁去监督？但愿监管部门不再是收取“保护费”之徒。
　　
　　下一节，求职者与中介所
 也是在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听到了弟弟深陷传销窝点的事情。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县城距离家乡几十里山路。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一些穿着西装的男子和穿着套装的女子坐弟弟的单轮车，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很像有钱人，男子的头发油光可鉴，统一梳向后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脸抹着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们的做派却一点不像有钱人。当时，县城已经有了出租车，在县城里跑，不论多远，都是三元钱，三轮车是一元钱。这些西装和套装不坐出租车，而坐三轮车。坐三轮车的时候还要搞价，“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刚好没有几毛钱零钱。”
　　 刚开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们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对劲。而且，他们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这些人在干什么，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经有一次，弟弟问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他们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满了疑窦：在破村子里能搞成什么科研？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住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那户人家有几间旧窑洞，窑顶已经熏黑了，用报纸裱糊着，报纸又脆又黄，上面印着“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为了省钱，弟弟和一个同样蹬三轮车的人住在一面窑洞里。这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叫安康，比弟弟大几岁。他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正在陕西安康讨饭，回来后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出生后，家里分了责任田，父亲再也没有出去讨饭，“日子真个过得很安稳，身体也健康。”
　　 有一天，安康对弟弟说：“我们蹬三轮车能赚几个钱。我一个同学在卖化妆品，一月就能赚一万元，前几天刚刚从香港讲学回来。”弟弟问安康的同学在哪里，安康说就在县城里，他也想去卖化妆品，带上弟弟一起去。
　　 毫无社会经验的弟弟动心了，就跟着安康去卖化妆品。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还要培训他们，给他们上课，就在那个县城郊外的村子里，说什么只要你卖得好，就能一级一级向上升，从普通经理到白银经理，再到什么黄金经理、白金经理、钻石经理，而钻石经理的财富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羡慕。弟弟和安康听得如痴如醉，幻想着以后当了钻石经理，也让克林顿羡慕羡慕，给咱中国人争口气。
　　 要在这个化妆品公司卖货，还有门槛，这就是，每个人进来要先交2000元。那时候的2000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够买一台19寸的彩电，而彩电当时在农村还很少。
　　 安康和弟弟商量了一番，两个就把吃饭的家当——三轮车卖了。然后又东街西凑，总算有了2000元钱，就屁颠屁颠地给人家送过去了。安康的同学接到钱后，眉开眼笑，嘴巴都笑歪了。弟弟说他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会高兴成这个样子。
　　 交了钱后，他们被带到了县城里的一幢楼房里，他们的行动反而受到了限制，几个小伙子白天黑夜都跟着他们，不让他们出门。这些小伙子逼迫他们写出所有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用房间里的一个固定电话拨打出去。
　　 这个单元房的窗门都被关死了，窗帘一天到晚都拉着，透不进一丝阳光。他们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单元房里，他们与外界彻底隔绝了。
　　到了现在，弟弟才知道进入了圈套，人家克林顿才不会羡慕这种生活。
　　 弟弟和安康想着怎么脱身。但是，他们不能交谈，他们一说话就会遭到那几个小伙的呵斥。
　　 有一天，安康的同学进来了，他像个贪官一样腆着肚子说来看望他们，脸上还挂着慈祥的微笑。弟弟和安康心领神会，两人奔进厨房，一个拿起切菜刀，一个拿起锅铲，抵住“贪官”的脖子，让他把吞下的钱吐出来。
　　 贪官吓坏了，没有血色的脸上冷汗直冒。他告饶说，可以放弟弟他们走。
　　 弟弟说：“把钱拿出来。”
　　 贪官说：“钱已经交给了上级，他做不了主。”
　　 弟弟说：“你做不了主，今天就把你的头割下来。”弟弟拿着菜刀的手一使劲，贪官的脖子上就有了红印子。
　　 贪官吓坏了，跪在地上说：“求求你们，别杀我。”然后，他对那几个打手说：“快让老板把钱退了。”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打手出去了，拿来了4000元，弟弟把钱装在身上，菜刀依然抵在贪官的脖子上，押着贪官来到了楼下。打手们一直跟在后面，想报复。弟弟在楼下的过道上，看到有一辆拉着竹竿的四轮拖拉机停在路边，弟弟一刀将捆绑竹竿的绳子砍断了，竹竿哗啦啦地落下来，挡住了打手们的路。打手们气急败坏，跳着脚叫骂。弟弟把贪官一把推倒在竹竿上，和安康逃跑了。
　　 后来，弟弟对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所以那一刻就想到了关云长，没想到《三国演义》救了他和安康的命。
　　 没有了三轮车，两人生活无着，就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弟弟在叙说自己的惊险经历时，神情平静，就像在叙说别人的故事，我们一家人听得胆战心惊。
　　 弟弟说：“如果当时真的要不到钱，我就一刀砍了他。”
　　 母亲担忧地说：“你把人家杀了，你怎么能活？”
　　 弟弟说：“我也不想活了，他拿了我2000块钱，大部分钱都是借人家的，我怎么给人家还？”
　　 弟弟还说，安康当时也是那样想的。
　　 2000元钱，就让两个青年农民无力偿还，就让两个青年农民动了杀机。我当时心中充满了苦涩，也非常痛恨这些搞传销的，这都是一些只认钱而六亲不认的人类渣滓。
　　
　　
　　 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姨娘，也就是根生伯和万灵伯的遗孀。
　　 在万灵伯家，我刚好看到了妮子和他的丈夫时明。时明也是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过早地扛起撅头进田地，背有些驼。时明沉默寡言，总是在抽烟，总是在友好地笑着。
　　 早在十年前，时明就和妮子一起做豆腐。他们家的后院是豆腐作坊，每天天不亮，两人就起床了，生火烧水，架起豆腐包，开始做豆腐。
　　 做豆腐的工艺非常复杂，先要泡黄豆，然后熬豆浆，接着把豆浆倒在架成十字的豆腐包上过滤，将豆渣与豆浆完全分离。这时候，就到了最关键的点卤水，这个程序决定豆腐的质量，也是豆腐老板秘而不宣的绝技，一般人绝对不让看。接着，出来的就是白亮亮的豆腐。
　　妮子家喂养了一头高大的骡子，每天早晨，做好豆腐后，时明就将骡子套进架子车里出门了，车厢里放着刚刚做好的豆腐。时明一路吆喝着，一路卖豆腐，翻山越岭，风雪无阻，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他才能回来。
　　 时明奔走在山间土路上的时候，妮子就在家收拾器具，把豆渣倒进猪槽里，她家还喂养着几头猪，而豆渣正是猪的美味佳肴。她给孩子穿好衣服，送孩子上学。接着，她会扛着锄头去田地里，家中还有十几亩山地靠她伺弄。
　　 十年间，这对夫妻任劳任怨，克勤克俭，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时明当时结婚的时候，家中什么都没有，听母亲说，娶妮子的衣服都是借人家的。而十年后，他们盖起了三间新瓦房，松木椽松木檩，惹得全村人都艳羡。
　　 在万灵伯家，我见到了时明，他的手又白又肿，像手中拿着两只大肥鹅，手背上还有冻疮，看起来很吓人。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时明拉着一车豆腐走村窜乡，双手浸泡在冰冷的水中，捧着冰块一样的豆腐，才使得双手变成了这样。
　　 就在我和时明聊天的时候，姨娘偷偷进厨房做好了一碗辣子豆腐，白白的豆腐汤上飘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还有绿绿的蒜苗，看起来非常诱人。可惜，我刚刚在家吃过饭了。
　　 时明憨厚地笑着说：“吃了也好，再吃点。这十里八乡，还没有人有我做的豆腐好，你尝尝。”
　　 时明的脸上带着一个庄稼人特有的朴实和真诚，眼睛里又闪烁着自得和骄傲，“这十里八乡还没有人有我做的豆腐好”——这就是他发家致富的窍门，我从他的脸上，读出了一个庄稼人的踏实和清明，满足和自豪。
　　 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他只是想把自己的这份“工作”做的最好。而我也只要把自己的记者工作做的最好，也就会拥有这份骄傲。
　　 农民没文化，但是农民很伟大。
　　
　　
　　 这些年来，农村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口那堵写着“胸怀祖国，放眼全球”的土墙见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两层楼房，那是村委会的办公场地。很多人家的老窑洞都拆除了，盖起了砖瓦房和楼板房，间或还能看到载着人的手扶车突突突地从村道上欢快地跑过，后面追着几个看热闹的孩子。
　　 农民确实富裕了，但是，还是有日子过不前去的人。
　　 从姨娘家走出来，我在村委会的楼房下面看到了晒太阳的福海和海燕。
　　 这是一对弟兄。福海今年有四十多岁，海燕也有三十五六了，他们都是单身。从他们破烂陈旧的衣服上看出来，他们至今还过着很穷的日子。听村里人说，这一对老兄弟一直靠政府补贴生活。有时候，他们把政府给的新大衣换了瓜果吃，“两个都是身懒嘴馋。”
　　 西北的庄稼人很可怜，能过上好日子的，都是靠省吃俭用积攒的。
　　
　　
　　 小时候，我曾经非常恨福海一家人。
　　 父亲扎耱条的那些年，福海妈是村中的妇女队长，说是妇女队长，行使的却是队长的职权。这个来自四川的小个子女人，尽管大字不识一个，却有着极强的领导欲望，她在村中说一不二，很多人一听到她沙哑的嗓子就惊恐万状，因为她代表的是生产队，代表的是上级。
　　 很多的时候，父亲夜晚背着耱条回家，担心会被暗中埋伏的福海妈抓住，如果被抓住了，就要被批斗。福海妈曾经给父亲订立了很多罪名：挖社会主义墙根、投机倒把、不务正业……这个面目丑陋的小个子女人似乎就是正义的化身，她满嘴都是从高音喇叭中听到的闪烁着金光的词汇。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无产阶级的铁拳砸碎你。”
　　 父亲每天夜晚回家的时候，都要先把耱条藏在村口的包谷地里，然后喊着妹妹的名字，如果母亲没有答应，那就说明有福海妈在暗中埋伏，如果母亲答应了，父亲就会背起耱条飞快地跑回家中，关上大门。
　　 曾经有很多次，母亲让我和她分头在村口附近搜索，看是否有福海妈在暗中埋伏。
　　 福海妈从来不干农活，她总是背着手臂，神气活现地走在村道上，和田间地头，遇到上工时间偷偷溜回家的农民，她就大声叫骂，克扣工分。村里人没有几个不恨她的。
　　 那时候，村里人都吃不饱，而福海家总有蒸馍吃。有一次，我看到福海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白蒸馍，蒸馍里夹着大块大块的豆腐，我羡慕得直流口水。那个场景，我直到今天还不能忘记。
　　
　　
　　 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分田单干了。福海妈就不再那么威风了。
　　责任田刚分的那一年，福海爸就去世了，福海爸是一个极度老实的人，一辈子生活在福海妈的威吓中。福海妈从来没有种过地，也不会种地，更不愿意去学，她无限怀念文革那段光辉岁月，怀念自己当妇女队长的日子。那时候，当全村人起早贪黑在地里干农活的时候，福海妈却率领全家人在炕上睡大觉，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随便吃点，就找村子里的老汉老婆们聊天，她最爱说的是：“文革那些年……”她的眼中充满了怀恋和惆怅。
　　 到了黄昏，福海妈就拉着海燕的手，一路小跑着爬上坡顶。那时候海燕还小。坡顶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这户人家的院子就被全村人挤满了，大人嬉闹，孩子哭叫，把这里变成了一座集市。福海妈每天晚上都坐在最佳位置上，因为她是最早来到这里的。
　　 福海妈喜欢看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敌营十八年》、《血疑》、《加里森敢死队》……福海妈集集不落，最后一部电视剧没有放完，当时因为很多少年学习电视剧里人物的样子，甩飞刀，打群架，电视台就停播了。福海妈说起电视剧的情节来头头是道，可是，她总是颠三倒四，要么幸子走进了霍元甲里，要么许文强和赵倩男结婚了……
　　 那几年里，村里家家有余粮，很多人家盖起了砖瓦房，可是福海妈一家人总是吃不饱穿不暖，青黄不接。
　　
　　
　　 又过了几年，福海妈开始给人说媒了，她依靠着文革中练就的嘴皮子，走东家串西家，也能混个肚儿圆。
　　 但是福海和海燕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没有媳妇。
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就很少回家，所有关于村里人的消息，都来自同村人的转述。
　　 妮子说，福海曾经有过一个媳妇，被福海妈打跑了。
　　 有一年，福海在山沟里砍柴，听到一个黑窟窿里传出微弱的呼救声。是个女人的声音。
　　 西北干旱少雨，可是夏天却常常有暴雨，几场暴雨就把一年的雨水都下完了，所以，西北农村家家有水窖，水窖就是为了储存雨水，以备全年人畜饮用。暴雨把西北农村冲刷得千疮百孔，沟壑纵横，沟壑间留不住草木，即使有草木，也会被暴雨冲刷干净，或者被漫长的干旱旱死。中国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西海固，西海固在宁夏，宁夏在西北。而西北还有很多和西海固一样的地方，至少我的老家就是这样。
　　 窟窿也是暴雨冲刷的结果。窟窿有深有浅，又长又短，最深的足以与天坑相比。不过，天坑已经引起了地理学家的研究，而窟窿还为外界所不了解。长的窟窿据说可以达到几十里，从这头钻进去，那头出来，就到了邻县的地面了。
　　 窟窿里面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没有人迹，又加上雨水囤积，所以野草生长茂盛，而郁郁葱葱的野草中，又有着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多足昆虫。西北农村的人可怜，动物昆虫也可怜，哪里有野草树木，它们就聚居在哪里。
　　 小时候，我们非常调皮，但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溜进窟窿里探险，窟窿里是一个阴暗阴森的恐怖世界。
　　 而这样的窟窿里怎么就会有女人的声音？
　　 当时，福海站在窟窿上问：“你是谁？”
　　 窟窿里的女人声音微弱地说：“我是逃难的，救救我。”
　　 福海喊道：“救你可以，但你要做我的媳妇。”
　　 处于困境中的女人答应了。
　　 接着，福海放下绳子，让女人捉住，吊她上来。可是，连续几天的饥饿，让女人没有了力气。
　　 于是，福海跑回村庄，喊来了几个小伙子，人们拿来了更长的粗绳，还有水和蒸馍。落入窟窿中的女人终于得救了。
　　 女人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嫁给了福海，还给福海生了一个女儿。
　　 听村里人说，那个女子是逃婚迷路掉进了深窟窿里。她没有想到，从深窟窿里出来了，却掉进了另一个窟窿里。
　　 福海妈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媳妇非常不好，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有时候还用撅头把打，撅头把都打断了好几根。媳妇遭到殴打的原因只是，没有生下儿子。
　　 村里人愤愤不平，每次福海妈打媳妇的时候，人们就涌进门去，阻拦福海妈。
　　 后来，福海妈打媳妇的时候，就脱下臭袜子，堵住媳妇的嘴巴，然后死命地打，福海和海燕脑子都不灵光，居然帮着他妈打。媳妇的身上经常有伤，还不敢给村里人说。
　　 再后来，媳妇趁去地里干活的时机，偷偷地跑了。他们没有领结婚证，也不知道媳妇家在哪里，跑到了哪里。村里人都说：“这一家人，该啊。”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天回家，看到村口挂着挽障，挽障下放着一个方桌，放桌上放着一颗猪头，这种仪式只有在埋人的时候才会有。我一打听，原来是福海妈死了。
　　 西北农村埋人的时候，一般都会请“龟兹”——就是一群吹吹打打的人。可是那天村里出奇地冷清，听不到唢呐声。村人说，福海妈死了，他们两兄弟没有钱埋人，是村子里的人凑钱埋了他妈。
　　
　　
　　 福海妈死了，福海和海燕日子过得更是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听说这一对老兄弟还有了小偷小摸的毛病，他们不好好伺弄自己家的土地，却打上了别人家土地的主意。谁家地里的蔬菜长势喜人，第二天早晨必定会少几颗；谁家的红薯快要挖了，第二天肯定少了几窝。这事，不用问，就是这老兄弟两个干的。但是，村里人看到他们生活恓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了装着不知道，看到了装作没看到。
　　 然而，谁能想到，他们居然变本加厉，偷起了药材。
　　 我们那里的人，种庄稼之余，也搞点副业：挖药材、勾槐米、逮蝎子。
　　 挖药材，要走遍沟壑山峁。西北草木极少，药材更少。
　　 勾槐米，就是勾下槐树上的槐树籽，趁着快要开花的时候勾下来，可做药材，开花则就不能用了。槐树只生长在西北几个省，西北主要生长白杨树——茅盾曾经写过《白杨礼赞》，泡桐树，榆树等等一些耐旱的树木，槐树很少。
　　 逮蝎子，就是夜晚在埝畔沟底转悠，提着马灯或者矿灯，看到蝎子就用镊子夹进罐头瓶子里。野生蝎子也是中药材。南方人还喜欢煲蝎子汤，据说食后活血化瘀，强壮筋骨。蝎子也是很少，只有在年代久远的崖头上、土缝里才有。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外地人来到村子里，收取药材。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取，以很高的价格倒卖。而村里人由于信息不畅，并不知道这些药物的真实价格。
　　 为了保持药材的新鲜，村里有人挖到药材后，就放在红薯窖里，红薯窖阴凉潮湿，可能会增加一点重量。而海燕就盯上人家的药材，从红薯窖里偷取。
　　 这事传出去，人家就开始防备这贼娃子，也没有再同情他们了。此后，村里人只把一些自己孩子穿剩下的衣服鞋子送给福海家的女子，而对懒惰的他们，置之不理。
　　 人活到了这种份上，早就超脱了，这老兄弟不在乎村人怎么看他们，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贫穷而快乐着。
　　
　　
　　我看到了福海和海燕，心生悲哀，就把一包刚拆开的红塔山香烟给了他们，还把身上的几十元零钱给了他们。他们理直气壮地接过东西，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想，当时在村子里叱咤风云的福海妈，看到自己这两个晒太阳的儿子，不知道将会做何感想。
这次回家，我的感触很深，我总是在兴致勃勃地描写自己家乡的故事。家乡的每一件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也能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对家乡充满了感情。
　　 其实，尽管我考上了大学，尽管我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尽管我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然而，我感到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我对农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农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土地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
　　
　　
　　 我走在村外的小路上，看到有架子车迎面走来，架子车上套着牛，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牵着牛，牛木讷地走着，走得很缓慢，似乎很不愿意，牛的后面走着一个老人，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驾着车辕。他们在拉粪。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每年放暑假寒假，我就在不停地拉粪，一车又一车地把牛圈里搅拌着黄土的粪便拉到田地里。我们家的田地都很远，而且全是沟坡地，路很不好走。妹妹牵着牛，我驾着车辕，我们一个上午拉三架子车，下午拉三架子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胳膊因为长时间提着车辕，已经不能动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在离家十多里的粮站里缝补麻袋，一天能赚十元钱。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缝补麻袋，也只有靠关系才能进去做。
　　 有一次夜晚拉粪，还遇到了狼。那时候弟弟很小，夜晚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呆，我就把他放在架子车的车厢里，拉着他走。那天晚上，弟弟突然说：“哥，埝畔上有个狗。”我一看，头皮发麻，头发根根竖起，那分明是只狼，夜晚的山沟里怎么会有狗？月光照在狼身上，狼的耳朵竖起很高。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狼狗，都是笨狗。笨狗的耳朵耷拉下来，而狼的耳朵竖起来。我心中惶极了，怕极了，可是身边还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我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我悄悄给弟弟说：“你下来，走在牛的套绳中间，也就是牛与架子车连接的两条绳子中间，这样，前面有牛，后面有我，狼就没有可乘之机。弟弟很听话，走进了套绳中间。我从车上拿下铁锨，铁锨是用来将车上的粪扒下来的，现在成为了我对付狼的工具。牛也发现了狼，它呼呼地喘着粗气，两个犄角高高竖起，我让妹妹抓住牛鼻绳，就是穿过牛鼻子的细绳，这样牛就不会逃窜。妹妹的手中拿着鞭子，鞭干有两尺多长，这是她对付狼的工具。我悄悄对妹妹说：“把牛抓紧，往回走。”
　　 我们慢慢地走离了地头，狼在后面悄悄跟着。我一手架着车辕，一手抓着铁锨。我不敢回头看，听妈妈说，狼很聪明，你如果一直看着它，它就知道你胆小，就会扑过来。我们走出了几十米，狼在后面跟了几十米。弟弟抓着牛尾巴，妹妹抓着牛鼻绳，牛也很听话，一路都在配合着我们。我紧张极了，浑身汗水，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就这样，我们一路胆战心惊地走着。后来，快走到村口的时候，遇到来找我们的父母，我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妹妹和弟弟放声大哭，狼一溜烟地跑进了庄稼地里。
　　 那一年，我上初二，妹妹上小学四年级，弟弟还没有上学。
　　
　　
　　 那些年里，我在农村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农民，一定是一个好农民，就像父亲那样，是一个做庄稼的行家里手。
　　粪拉到了地里后，用铁锨一掀一掀地撒匀，然后就开始犁地。犁地的时候，就要用到犂。前面牛或者马拉着，后面走着庄稼人，一手扶着犂把，一手拿着鞭子。鞭子一声脆响，牛或者马就欢快地走起来。西北农村马很少，种庄稼全靠牛。所以，农民和牛的感情很深。我们家那头老牛死的时候，父亲让人抬着埋在了地里，自己整天没有吃饭。他把牛当成了自己家中的一口人。
　　 犁地的时候，犂的后面往往走着孩子，孩子的手中拿着小笼。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在犂片的两边，像波浪一样翻卷，也会把小蒜或者深埋的红薯翻卷出来，小蒜很像小葱，但是味道辛辣，个体更小，是很多庄户人家的蔬菜。而红薯则是前一年冬天没有挖净，还深埋在冻土里。有时候，冻土层里还能翻挖出冬眠的田鼠，孩子们就放下笼，欢天喜地地追赶。然而，田鼠狡兔三窟，孩子们往往空手而归。
　　 犂完地后，就开始耙地，亮光闪闪的耙齿会把大的土疙瘩切割成小块，因为大的土疙瘩会压住种子，影响庄稼生长。耙地结束后，还要耱地，将土地磨得平整干净。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耙上或者耱上，让牛拉着在田地里转来转去。农村的孩子没有机会坐汽车，只能把耙和耱当成交通工具。
　　 土地平整后，就要开始播种，春天播种玉米、高粱、谷子，秋天播种小麦。播种的时候，要用到一种叫做耧（念lou）的农具，现在，这个工具也行将消逝。
　　 摇耧是农村里最讲究技术的活路，一个村子里也只有几个人能做这个。耧的外形像架子车，只是没有轱辘，下面是四个像耩子一样的东西，却又比耩子小得多。摇耧播种的时候，前面是几个人，拉着绳子，后面是摇耧的把式，他的手上下摇晃，就将种子撒播在了犂沟里。把式会将种子撒播均匀，而一般人撒播的种子，要么太稠，出苗后庄稼长不开，要么太稀，影响产量。西北农村把不会摇耧的人叫“里巴耧”。
　　 种子撒播后，庄稼人终于能喘口气了，然后就等待收割。收割的时候，是一年最忙碌的季节，那简直比飞夺泸定桥还要紧张激烈。每年夏季，我最害怕的就是收割，手持镰刀，走进麦地里，头上烈日炎炎，能够晒得身上起皮；脚下是望不到头的麦子，一行行，一垄垄，总也割不完。镰刀钝了，腰杆直不起来了，嘴唇干裂了，而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一张张被汗水浸泡的脸抬起来，喃喃地叫着：“水，水……”
　　 田地里，麦子打成捆，装在架子车上，走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一车一车拉到打麦场里，然后堆成垛。等到麦子基本上都收割了，就开始“碾场”。将麦子摊放在平整坚硬的地上，牛拉着碌础，一圈一圈地走着，人牵着绳子，站在圆心。麦粒被碾出来了，开始“起场”，将压扁的麦秆堆成蘑菇样的麦秸垛，将麦粒装进麻袋里，储藏起来，交过公粮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一家全年的口粮。
　　 麦粒要变成面粉，还有一个过程。
　　 将麦粒徐徐倒进磨盘的眼中，两扇磨盘叠加，上面的转动，下面的不转，上面的磨盘中间插着一根棍子，人推着，就会慢慢转起来。麦粒进入两扇磨盘的中间，在挤压中变成齑粉，用笤帚慢慢扫，慢慢分离，外面破碎的表皮，就是麸子，一般用来喂牲口，困难时期，也有很多人吃这个；里面的粉末状的，就是面粉。
　　 与磨盘相对的是碾盘。碾盘是用来碾红薯片的。红薯挖出来后，用“叉子”——一种刀片插在木片中的工具——切割成薄片，晒干，堆在碾盘下，碾盘滚动，红薯片就会被碾为齑粉，这就是红薯面，可以用来做成粉条，也可以用来蒸馒头。这样的馒头很难吃，吃在嘴巴里，就像嚼着沙子。困难时期，人们都是依靠这种恶劣的红薯馍来充饥。
　　 现在，这些用来制作粮食的农具都消逝了。而那些耕种的农具，也即将消逝。
　　 消逝的不仅仅是农具，还有农耕文明，还有一段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苦难历史。
　　 还有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田园牧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还有泥土的芳香，燕子的剪影，野花点缀的旷野，日之夕矣，牛羊下山……以后，我们只能在那些古典诗歌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足迹。
　　 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中，工业文明中充斥着冷冰冰的机器，冷冰冰的机器拒绝浪漫和温情。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织布，村中另外两个姨娘在纺线。现在，在南方，早就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衣服成批量生产，每个制衣工厂成千上万，谁还会要这些土布衣服？
　　 母亲她们三个人边干着手中的活，边唠着家常，还动不动就会唱起歌曲来，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歌曲。歌声缓慢悠长，绵绵不绝，让人听了很忧伤。
　　 我问母亲：“织这么多布干什么？”
　　 母亲说：“有的人家中困难，买不起床单被罩，教友们就织布做好，送给他们。”
　　 母亲又说：“神父让帮主穷苦人，有钱的出钱，咱几家没有钱，就织些布送过去。”姨娘们看着我，都善良地笑着。
　　 奉献是快乐的。我从母亲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走进房屋，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方。那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带着父亲去省城治病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当时加洗了几张，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都会带在身上。
　　 后来，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惊叹道：“老爸真帅啊。”
　　 父亲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满力感。多年的体力劳动，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是很帅，我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老戏。西北农村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焦苦的生活让人们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哪里有心思考虑什么精神享受。每年麦子收割入仓，庄稼人能够闲下来几天，这时候就有戏班子来到。戏班子并不唱戏，而是皮影。那时候也没有人敢登台唱戏，登台唱戏属于封资修，是会像福海妈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拳砸碎你”。皮影戏一来，万人空巷，整村整村的人都会来到戏台下观看。皮影戏的内容也都脱胎于“八个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呀，《龙江颂》呀。皮影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现在也消失了，它只在像《活着》这样的电影里才会出现，而最后一代皮影老艺人，都在文革中个文革后先后辞世。
　　 皮影是一些人物道具，表演的时候，灯光照在皮影上，皮影的影子映照在白布上，表演的人手持皮影，口中吟唱，手指翻动，皮影就会在二胡笛子和锣鼓的节拍中，亮相登场。皮影忽而在台上扭捏作态，忽而在台上打打杀杀，台下观众如痴如醉，连声叫好。而皮影所有的动作，都在皮影艺人十个手指的掌握中。那时候，电影只有有限的几种，《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等，一年难得遇到一次。倒是皮影每年麦收后会准时出现，而皮影来临之日，就是全村农民欢声雷动之时。
　　 父亲说过，皮影有两种，一种是举在手中的，一种是吊在手中的。前一种叫“州葫芦”，后一种叫“吊葫芦”。读音是这样，但是字不是这样写。字到底怎么写，估计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记得有一次，皮影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摄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生死相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他自己要么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他终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终于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让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那时候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几百万城市青年就去了农村，把农村搅得鸡飞狗跳，而他们自己也成了“被耽搁的一代”。那时候，从上到下，全凭领导人一句话，领导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根本就不能插嘴，一插嘴就成了反革命。农民给地里种什么也要听革委会主任的，而革委会主任都是些白面书生，根本就没有种过地。革委会主任说：“今年平地种包谷，坡地种豌豆”，你如果平地种豌豆，坡地种包谷，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是破坏农业生产。村里人曾经说过：“那些年为什么那么穷？一是大锅饭，干瞎干好一个样；一是瞎指挥，没种过地的指挥种地能手。这样的日子能过好，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那时候有一句话是说姑娘择偶的：“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工人排在第一位，干部第二位，而农民则是最后，人家宁肯上吊也不嫁给你。
　　 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还小，挣不了工分，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那时候的人都非常穷，除过福海妈这样的干部，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福海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福海妈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上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福海妈举着这样的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她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解放军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抽动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的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我曾经专门问过母亲土布是如何制作的，母亲这一辈人，是至今还掌握着土布工艺技术的最后一批人。这些年，多少老行当唱着凄凉的挽歌，在无人问津中无奈消失：铁匠、木匠、瓦匠、泥水匠、裱糊匠、箍桶匠、补锅匠、剃头匠、磨刀匠……还有陶工、修钢笔的、货郎担子、弹棉花的、卖爆米花的、流动照相的……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就是不让冬冬去。不让去，也得去，骑着小车赶上去。”这首儿歌名字叫做《拉大锯》，还有一个外表黄色的谜语也是说拉大锯的：“两人对着干，围着一条线，干得满头汗，脱了衣服干。”后来的儿童们，再也听不到这首儿歌了，即使听到了，也会懵懂不知，莫名其妙。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打毛铁。”这首儿歌说的是“铁匠”。后来的孩子一定会问，剪刀怎么就能打出来？什么叫做毛铁？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阅读到这首古诗的孩子们，不知道描写的是陶工，知道了是陶工，又不会知道陶工是干什么的。
　　 很小的时候，做木匠的伯伯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传说。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秦少游，他出一个谜语给大诗人苏东坡猜。谜面是：“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要是射出一条线，天下邪魔不敢挡。”
　　　　苏东坡心中有数，却装猜不着，另作一谜让秦少游猜。谜面是：“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马上也说了一个谜面：“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拉纤去，归来摇橹还。”
　　 这三个谜语的谜底都是墨斗。
　　 墨斗是什么？墨斗是木匠使用的一种重要的工具，据说是鲁班发明的。而鲁班生活的年代，远在春秋战国。
　　 此后，我给自己的孩子再说这个谜语的时候，再说谜底是墨斗的时候，孩子会不会问我：“什么是墨斗？”
　　 消逝的老行当，承载着我们这代人太多太多温暖的记忆。消逝的老行当，又会留给我太多太多的感伤。
　　 那时候，我们放学后，总喜欢围在铁匠的身边，看着炉火熊熊，铁锤叮当，看着一片毫无形状的废铁在叮叮当当声中变成铁锨，变成锄头，变成一枚铁钉。还有的时候，村口会有爆米花的叫声响起，我们看着爆米花的老人转动着密封的圆锅，一声闷响，雪白铮亮的爆米花滚落出来，我们欢叫着捡拾落在远处的，几粒爆米花就能够让我们高兴很多天。我们最盼望的还是货郎担子的到来，货郎带来的，不仅有我们平常见不到的针头线脑橡皮筋铅笔刀，还有令我们惊讶不已的外界消息。还有修钢笔的，他总会在校园的梧桐树下摆出一串串钢笔配件，我们一下课就会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他的口袋里通常会别着三支以上的钢笔，我们的老师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别一个钢笔，中学生；别两个钢笔，大学生；别三个钢笔，要么是修钢笔的，要么就是贼娃子。”
　　 而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如今，机器的批量生产代替了传统工艺的精雕细凿，无论是在喧嚣城市的高楼中，还是在偏远乡村的小路上，都再也听不到抑扬顿挫的叫卖声。那些曾经辉煌的老行当，已经走上没落，我们只能在记忆深处，打捞他们模糊的身影；在发黄的照片中，寻觅他们远去的踪迹；在那些岁月磨砺后的沧桑文字中，想象他们曾经的岁月。
　　 长河落日，古道西风，岁月的风尘淹没了那一段历史。若干年后，人们会不会想到，这个世界上曾有过这样一些职业，他们顽强而卑贱地生活着，生活了很多年，终于倒在了工业文明到来前的暗夜里。
　　 工业文明是历史发展趋势，我无意贬低。但是，老行当的岁月挽歌，总让人惆怅万分。
　　
　　
　　此后，世间再无老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