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公共知识分子吗?

杂谈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大陆有没有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社会良心，为广大普通的群众作代言人？坚定不移地维护着真理与公义。对此，我是持有限乐观态度的。即便退一步，说有，也是凤毛麟角，或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只能说是“疑似”，而非货真价实，根正苗红。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敢说话，能说话，说话又能够产生相当影响的知识分子是颇有一些的。至少他们在造成社会舆论方面是不能被忽视的。可是，这些人在我看来，也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以为，他们从主观上讲，可能不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想望与良心。而客观上，这样的想望与良心又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者说，没有完全实现的可能。这是我对中国大陆究竟没有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持谨慎态度的原因所在。我下面说说这个“客观”，根本性的有两条。

首先，从政治上讲，中国大陆目前是一家独大，万马齐默，这种先天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话，或者说可以自由说话的空间趋近于零。而当路者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贯的猜忌防范的传统的。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发言。1949年以后三十年的历史已经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不仅是言路被断绝，而且，生活上被禁锢，精神上被摧折，政治上被歧视，总之，知识分子的一切都被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边缘化，小丑化，敌对化，甚至是妖魔化。三十年前，政治解冻之初，又有一种官方说法，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提法曾经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人们为此感激涕零，扬尘舞蹈。认为终于找到自己位置了。实际呢，我们现在冷静思之，知识分子怎么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知识分子哪点象工人阶级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有什么关系？我深切怀疑，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一种权谋而已。意味着，你仍然是被领导的。你无论在组织上，政治上，人事安排上，社会生活上，等等，都是没有任何独立性的。就因为你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如果真正想给知识分子一个自由发挥的平台、空间，就应该给他们一个独立的政治或社会的“身份”。即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而非什么什么的一部分。近一些年来，虽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大听得到了，可是，这一思路却还在有意无意地延续着。就是说，在人们心中，至少在一部分人心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因之，他们没有独立发言的资格，他们的发言也没有什么公信力。更或者，当路者也不愿意看到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吧。

其次，由于第一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籍以发言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甚而至于連精神基础、精神资源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身后，缺少一支独立的、相对强大的(至少可以自保)、只属于他们的力量支持、支撑他们的发言。这是由于他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社会阶层所致，即，他们不知道自己“起码”要代表谁来言说。没有根据地，没有物质的、精神的后盾，没有硬的、软的的倚靠，说起话便不那么有底气。于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皮里阳秋，指东打西，正话反说，阴阳怪气，玩世不恭，佯狂疯癫，等等，就成了一些或大部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典型表述方式。另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还有一条，你首先要代表本“营垒”的人说话，在“能够”“可能”代表本营垒的人说话的前提之下，你才能有“余力”代表比自己的社会阶层低的阶层的人说话。不然，就是不自量力，就是荒谬加荒诞，可悲复可笑。不是么？比如，让农民中的某些分子代表白领阶层发言，以维护白领们的利益，这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们的营垒在什么地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们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困境大概是没有归属感，社会意义上没有归属感—--他们被分散、分配到各个单位；他们精神上也没有归属感，信什么？或者信还是不信？或者敢信还是不敢信？这是三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可以修齐治平，还可以立心立命继往开太，还可以寄迹山林，可以琴棋书画，可以逃酒逃禅，可以什么大隐、中隐、小隐，由着性子来，现在呢？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们在社会身份的归属上有一个“士”在后面扛着，出与入，行与藏，语与默，浮沉，穷达，隐显，等等都不失为士。而现在的知识分子算什么？

既有知识关怀，也有社会关怀，这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前者，没有后者，不能称之为“公共”。只有后者，没有前者，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既对纯粹的知识学术情有独衷，也对社会事物保持高度热情。既专注书本，又心怀天下。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双重”存在方式。其实，中国并不缺少这样的传统，而西方现代文明社会中，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更加地普遍。典型的，比如英国的罗素，法国的萨特。他们真正是学术研究、社会关怀两不误。

当然，说来说去，知识分子的存在及言说状态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也许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但绝对有相对缺点比较少的政治。那么，我们不妨把世界上的政治形式简单地分为两种：缺点相对比较少的政治和缺点相对比较多的政治。而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怀主要体现于他们对社会事物的批评上的。而所谓社会事物，其中最大的一宗是政治事物，包括政治表现和制度运行等。对社会事物的批评，是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或唯一的言说方式，如果反过来，知识分子一味地对社会事物大加揄扬，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基于以上对于政治的分类，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相对缺点比较少的政治体制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要相对多且纷杂且全面且犀利；在相对缺点比较多的政治体制中，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有的话----的言说要相对少且单纯且狭窄且柔和。这个区别是耐人寻味的。相应地，知识分子的言说自由可以用来判断一个政体的文明程度。知识分子的言说自由越大，他们存在于其中的政体的文明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不过，除去客观因素外，也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操守问题。说起操守，其实是复杂的。其复杂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更毋宁说它绝大部分属于社会问题。公共知识分子既有知识关怀，也有社会关怀，而我们讨论的问题偏重于他们的社会关怀，那么其知识关怀方面的操守可以略而不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操守问题总括来说不外两个：为谁说，敢不敢说。“为谁说”容易界定，凡是为邪恶、腐朽、落后势力言说的人，都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这些人都是操守上不能让社会信服的人。相反，凡是对邪恶、腐朽、落后势力进行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操守上值得依赖的人。

“敢不敢说”比较难于分别。在一些特定时期，我们不能强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林昭、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而且，我们不能因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在那样的特殊时期没有象林昭们那样发言，就低估、怀疑乃至指责他们的社会关怀。也许，更合适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不要看他们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们没有做什么。甚至，在那样的时期，連他们的言说内容也不能简单拿来用作评判他们的材料。英雄大多不得已。当然，在政治稍稍有些“轨道”可循或可寻的情况下，衡量知识分子敢与不敢的操守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一是他们说了没有，一是他们说的是什么，一是他们说的方式，一是他们涉及问题的浅深。用这四条来衡量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群体，就基本上可以判断我们国家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小，成色如何了。我在文章开头之所以对中国大陆目前有没有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持相对保守态度，就是基于这四条标准下，在公共知识分子“敢与不敢”的操守问题上不让人满意而得出的。不过，这又怪得了谁呢？

我相信“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绝没有绝迹，只是形格势禁，他们只能以各种各样的隐忍方式，巧妙地传达着那些更接近真理、正义与公理的声音。即便如此，他们已经足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与憧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