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同志谈1929年时的中共江苏省委

                                                                                    李维汉同志谈1929年时的中共江苏省委    一、“六大”前后党中央在上海的几个机关
   
    1927.10.党中央机关迁到上海以后相当多的中央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爱多亚路以南是法租界，以北是公共租界。俺到上海以后开始住在爱多亚路以北的淡水路上，附近都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从俺的住处往西走，是瞿秋白同志的住处，再过去是苏兆征同志的住处。爱多亚路南面有中央农委机关，从中央农委机关往东，是中央秘书处的机关。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多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
    开始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经常在秋白同志住处开会。那里是整幢房子，楼上开会，楼下住何家兴、贺稚华夫妇（8801注：这一对狗男女后来出卖罗亦农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被中央特科镇压。俺将专文叙述）。大概在1928年上半年，党中央在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房子的楼上（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设了一个机关，中央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开会。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的云南路的一座楼梯上去，直接就到了开会的房间。当时，做会议记录的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同志（后为黄文荣同志）。那时住机关的是熊瑾玎夫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要分配我工作，恩来同志就是在这个房间同我谈话的。后来，大概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解放后，1952年毛主席在杭州起草宪法，通知小平和我去那里商量。小平对我说：“罗迈，俺们两个到上海去看看那个老地方吧！”俺说：“中！”跑到那里一看，房间的样子没有变化，但已变成卫生站了。这里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的一届、“六大”后的一届工作过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长期没有受到破坏的秘密机关（8801评：看来是顾顺章积了口德，留有余地）。
    “六大”以前，党中央在静安寺路哈同花园附近开设了一个古董店，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在那里开过会。店老板是朱锦棠。他是湖南人，原是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干部，大革命失败后在湖南站不住脚，到上海找党中央，中央派他开设了这家古董店。“六大”期间，朱竟卷款潜逃，随即古董店也关闭，但这个地方没有遭到破坏。
    “六大”期间，俺先住在静安寺。那时，每天上午任弼时同志、小平和俺要碰一次头，商量工作。参加碰头会的还有熊瑾玎同志和一位内部交通员，俺们大多在二马路的一个酒楼上碰头。俺觉得静安寺离二马路太远，来回不方便，就由中央秘书处在五马路转角清河坊的纸烟店的前楼布置了我的住家。这个地方小平也去过。但不久，在六大开会的人没回来之前，俺就搬家了。因为俺曾接到流氓敲竹杠的匿名信，怕出意外。（8801评：卧槽！俺党咋能受这些腌臜瘪三们的气？咋不叫陈赓带几个弟兄做了他们！！）
    六大以后到1930年，戈登路（今江宁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口有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也是党中央的一个机关。那里不供开会用，而是中央负责同志看文件的地方。六大以后，我还到那里看过文件。在那里住机关的是聂伏明同志夫妇，1930年他俩调到武汉长江局任弼时同志处工作。以后，聂伏明不幸牺牲。
    我没有参加六大。党中央决定由弼时、小平和我在上海留守。江苏省委留守的是李富春同志。大概在1928年年底，新的中央负责人陆续回国。我记得回到上海的有恩来、李立三、向忠发、澎湃等。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李立三是宣传部长，恩来是组织部长，他们三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1929年时的中共江苏省委
   
    六大以后，中央派我担任联系上海工作的巡视员。那时，俺到过上海的每个区，参加了十几个工厂党支部的会议，如沪东的怡和纱厂、恒丰纱厂、英电公司；闸北的商务印书馆、邮政总局、丝厂；沪西的统益纱厂、日华纱厂；浦东的英美烟草公司；法南的法商水电公司等。支部会议，有的在厂里开，有的在工人家里开。恒丰纱厂的老板聂云台是湖南人，厂里工人很多是湖南籍的，俺们就以同乡关系为掩护到工人家里开会。有的是在工人放工以后，俺们到厂里去开会的。商业方面，沪中的估衣业党支部当时工作基础很好，我也去开过会。那时，俺每开一次会，就写一次报告，用复写纸写，一式二份，上报党中央和共产国际。这些材料的珍贵之处是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工人的情绪、要求和斗争动态。1931年我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要卢竞如和我去整理中共中央的档案材料，我还看到过这些复写的报告，现在不知是否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党中央迁到上海以后，江苏省委书记先是邓中夏，之后可能是项英。六大以后，有个提拔工人干部的风气，要拿工人出身做招牌，向忠发当了中央总书记，徐锡根当了江苏省委书记。1929年上半年，江苏省委改组，罗登贤任书记，任弼时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但罗很快就调离了，任弼时接任书记。任不久又调离了，由我接任书记。从这时起一直到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都是我任江苏省委书记。我之后是王明接任。王明之后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当时，省委委员有康生、李富春、陈云、夏采曦、徐锡根、王克全等。康生是组织部长。李富春先在法南区任区委书记，后是省委宣传部长。1930年，李富春调香港任华南局书记后，由夏采曦接任宣传部长。徐锡根、王克全先后负责上总党团。省军委书记先是中央军委的彭湃兼任，彭湃牺牲后由李硕勋接任。以后李调海南岛工作，不久在琼州牺牲。他的爱人是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现还在。
    当时，江苏省委直接管上海市的工作，没有另设上海市委。上海划分了六个区委：沪东、沪西、闸北、法南、沪中和浦东。沪东是提篮桥以东；闸北是苏州河以北；法南是中国地界；沪西以曹家渡、康脑脱路为界；沪中是公共租界。
    我到江苏省委以后，建立了一个省委常委碰头商量工作的秘密机关，地点在北四川路上，离邮政总局不远，是一幢坐西朝东的三层楼，机关设在楼下的写字间里。这个机关一直到1931年都没有被破坏。省委和上海各区委的联系是通过每周一次的碰头会，由各区委书记参加，我主持会议。有时其他省委常委也参加会议或主持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传达中央指示，谈谈日常的斗争，如那个工厂、学校发生了什么斗争、情况怎样等等。那时，俺们找热闹的地方碰头，记得有一次在五马路青云里附近的酒店楼上开会，四周都是流氓、妓女，乱七八糟的，俺们在此碰头，人家不会注意。
    有三个会议值得提一下：一个是1929年春，江苏省委改组后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一个是1929年冬，召开的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这两次会议反映了当时江苏、上海党的组织情况和贯彻中央路线方针的工作情况。另一个是1930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各地都来人参加，会议由李立三主持。我没有参加，但中央指定我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介绍上海的斗争和工作情况。
    1929年党内还有件大事：即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思想是一贯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两次革命论”。陈独秀的主张和托派的主张并不一样，托派主张“不断革命”，同“两次革命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所谓反对“干部派”，也就是反对斯大林，反对斯大林所代表的路线方针。据我所知，他们是在这个共同点上结合起来成为托陈取消派的。当时，他们称中共中央为“干部派”，而自称“反干部派”，陈独秀接受了托洛斯基的主张。“八.七”会议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怎样走，党内意见不那么一致，左的和右的倾向都有，议论纷纷，革命有困难。陈独秀他们利用了这种情况，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有个阴谋要打进上海的党组织里，除了个别街道支部受到一些影响以外，上海党的组织抵制了这种分裂活动，从整体来说，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陈独秀他们把各省的支持者近百人招来上海开会进行反党活动。党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之后，他们还发表“八十一人宣言”，公开与党分裂。
    “六大”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苏省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上海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都有所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也逐渐复苏，日常斗争取胜的较多，如英电、法电、邮政、怡和纱厂等基层的罢工都取得了胜利，丝厂的罢工规模很大。红五月运动也是有成绩的，当然，做法是否妥当值得研究。秘密机关比较稳定，破坏比较少，任弼时被捕，彭湃等被捕，我们都没有大搬家，也没有遭到破坏。外县工作也有了开展，省委建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在南通地区组织了红十四军、红十五军。在徐海蚌地区即在蚌埠、徐州、连云港等地都开展了工作。京沪线上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一带也都有了党组织，开展了斗争。在敌人的监狱里我们也建立了党支部，工作是好的。
    上海的工作怎么会得到发展呢？俺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在全党来说是最有基础的。从建党以后，经过五卅大罢工、三次武装暴动等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上海的党组织在工人中的基础很广，也很深厚。尽管由于反动派的4.12政变，白色恐怖严重，加上我们受到盲动主义的影响，搞过红色恐怖，遭到了一些挫折，但党组织没有被搞垮。我们江苏省委就是在这样一个好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恢复和发展。
    第二、江苏省委和上海的工作，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当时党中央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第三、江苏省委有个集体领导制度，省委一星期开一次会，碰几次头，集体领导。省委内部比较团结一致，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大的原则分歧。集体领导还贯彻到了区里，省委委员分工联系各个区，每周开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上下通气。支部一般每周开一次会。由于从上而下地坚持了集体领导，党的组织生活是正常的。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的努力工作。没有他们，什么工作都搞不起来。
    关于当时各区委的负责人，我记得沪东区委先是毛春芳（后在武汉牺牲），后是恽代英；沪西区委由刘仁、赵和尚、林仲丹（即林育英）先后担任过；法南区委书记曾由李富春担任过；沪中区委书记曾是何孟雄、游无魂；闸北区委书记曾有陈云兼任过，余飞、黄理文也担任过；江苏省委的秘书长是小阮。             
    三、江苏省委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六大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苏省委的工作虽然有发展，但是基础不牢、不足，缺乏广泛、巩固的群众基础。这说明了六大以后城市工作的路线、策略并没有正确解决，在战略上和策略上都存在左倾错误。战略上是城市中心论，策略上是不断斗争观点。
    策略性的错误，首先表现在群众斗争方面。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组织是要在斗争中产生、发展、巩固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俺们党的群众路线，是发动群众自觉搞革命，但是究竟怎样斗争，怎样革命，这里就有一个策略问题。策略问题必须注意。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提出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革命要彻底，要把敌人全部打到，总有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具体斗争应该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要有理，要取得群众赞成和社会同情；要有利，注意时机、条件；要有节，适可而止。但当时我们并不懂的这些原则，而是强调“斗争第一”，一有机会就搞斗争。一斗争总得有群众领袖和骨干出头露面，结果往往是斗争“胜利了”，但总有一些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被开除。由于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站不住脚，工作基础、组织基础就巩固不了了。
    其次，对待黄色工会的态度也有错误。六大决议虽然提出了要争取黄色工会里面的群众，但又说共产党员绝不能到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去工作，只能在基层作争取群众的工作。六届二中全会前进了一步提出要去做有群众参加的黄色工会的工作，但还是坚持了一条：做黄色工会的工作的目的是要把黄色工会转变成赤色工会。所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共产国际要搞赤色工会，据说赤色工会国际的总书记罗卓夫斯基曾经和刘少奇同志争论了整整一天。刘少奇同志不同意在中国搞清一色的赤色工会，但罗卓夫斯基坚持要这样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当时工人为贵族把持，那些国家还有点资产阶级的民主，工人阶级组织赤色工会还可以公开、合法，当然可以提争取赤色工会的口号；而我们中国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反动统治下，一星半点的自由民主都没有，不许也不适合成立赤色工会。当时成立的赤色工会，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加一些积极分子，团结群众的面非常窄,搞的是关门主义。
    再次，还有个“红五月”的工作错误。当时，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没有民主自由，上街游行示威很困难。但我们规定“红五月”运动非得上街，非得搞游行示威不可。江苏省委的“红五月”运动的工作计划，中央是要过问的，要报经中央批准。上海除了“5.1”，还有“五卅”等节日或纪念日，都要有所行动。以后发展到要想“占领南京路”（在南京路上，一声哨子响，就把电车拦住，然后集中搞示威游行），占领大戏院等等，完全是盲动冒险。1930.5、6月份在二马路一个大戏院里，我们去占领了舞台，不让人家演戏，开了一次大会，结果二十余人被捕。
    这些缺点错误是策略性的，策略性的错误是由战略性的错误而来的。
    战略性的错误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不认识大城市的客观环境和斗争特点。拿上海来说，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最集中的地方，是全国反动统治的支撑点。但是，当时俺们就是不懂得要在这个据点中隐蔽下来，做长期打算。那时，中国革命的道路还在探索中，中央也没有很好地解决道路、路线问题。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农村里应当利用敌人的空隙、矛盾，采取进攻的路线；而在大城市里，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反动统治的据点里，革命力量应当采取防御的方针。而我们却不认识这些特点，工作路线、策略一直不能转变过来。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了敌占区地下斗争要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才正确解决了大城市中的斗争路线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正确贯彻了这一路线、方针，工作就很顺利，搞得比较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不要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不论哪个历史时期，革命的成败都同要不要统一战线有关。俺党一成立就搞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迎来了大革命。后来由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葬送了统一战线，大革命也失败了。进入土地革命阶段，我们却是以不要统一战线的左的倾向开始的。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中间力量。我记得在“八.七会议”上，有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只有打到资产阶级，才能打到帝国主义。“六大”决议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也没有正确解决。后来，毛主席才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上两个错误，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懂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我在上海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这两个错误都存在。左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存在。所以，以后发生的李立三左倾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
---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部发行） 定价：0.5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