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建国大业与1949年知识分子的抉择

章立凡：建国大业与1949年知识分子的抉择

从19世纪下半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士大夫逐渐演变成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的对撞，造就了一代新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有儒家群而不党、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同时又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宪政、人权等西方文明理念，因此，近代知识分子是不同于前辈的新生代。1949年后60年的历史变迁，这些前辈都已谢幕，他们的理念也给后人留下思考。

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三次分化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三次分化。

第一次分化是君宪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选择立宪还是共和、改良还是革命，这是一种竞赛，最后革命跑在了前面。

第二次分化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归结来说是“问题”与“主义”的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从政，这些人分别参加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各持认定的主义；另一部分对主义比较疏离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学术道路。中国近代政党有很多会党色彩，所以有一部分从政知识分子又回归学术，例如陈独秀，但没有放弃政治主张。学者中相反的例子是傅斯年，他对政治很有热忱，多次抨击孔宋等豪门资本。总之，问题和主义虽然有分化，但不是很明确，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有时还是两者兼顾的。

第三次分化是比较彻底的分化，内战爆发，国民党弃守大陆，知识分子必须做出选择，选择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选择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是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五四之后问题与主义的分化，最终变成主义的选择了。

国共两党及中间势力

在国共两个主要政党之外，存在着中间势力，即所谓“第三方面”，他们希望在国共两党之外走第三条道路，建立第三个大政党。

第三方面有很多小党，比如说邓演达的第三党，演变成农工民主党，国家主义派后来成了青年党，梁启超的追随者后来演变成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这些政党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实现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但没有自己的武装。这些党派在抗战期间有了一个联合，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三党三派组成，即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救国会派、乡村建设派、职业教育社以及个别的国民参政员，这是第三方面的一次大联合。1942年改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员均以团体方式加入；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允许个人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套理念提出来了，但是又从当时抗日大局出发，提出力促蒋介石“领袖地位之法律化”，希望尽快结束训政，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表态说，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重庆谈判期间，毛的个人魅力风靡了山城，与蒋介石刻板的军人形象形成对照。从“窑洞对”开始，第三方面在国共两党之间起了重要的调停作用。

1946年1月31日，国共两党、第三方面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政协通过了五个决议，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等，“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这就是所谓“旧政协”，是相对于后来的“新政协”而言。

社会各阶层对政协的决议是满意的，但国共两党军事摩擦不断，内战最终还是爆发了。

国共内战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从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知识分子的分化就开始了。

形势比人强，很多事情不是按照良好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大形势迅速发展，将一切人、一切党派都裹挟进去了，不得不跟着形势走。这时，民盟内部出现了分裂，青年党和民社党出席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民盟是主张一定要实现政协决议，以此为底线才能开国民大会。青年党一向要求在政府里有官做，民社党的张君劢也面临抉择，他所起草的宪法将要在国民大会上通过，宪法起草者及其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有一个政治信用和政治伦理的问题。罗隆基几次去找张君劢谈，劝说民社党不要参加国大，张君劢表示个人坚持操守，但追随者跟我苦了这么多年，他们要吃饭，我不出席大会也不加入政府，但民社党还是要参加的。这两个党就被民盟开除了。

内战打到1947年，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了。中共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对此的回应是宣布民盟非法。民盟在压力之下，于当年10月27日宣布自动解散。

民盟的解散使毛泽东的想法起了变化，他在1947年11月10日致电斯大林：“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过去几年始终试图找到一种既区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说在香港的李济深和美国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处于对立的地位，甚至同情共产党，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他们从不抱太大的期望，更不指望利用他们来帮助中国革命。中国最大的中间党派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毛泽东主张：“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

内外的形势都朝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一是斯大林认为要搞联合政府，二是中间势力被国民党打压无法生存。这些与中共合作的党派，后来就被称为“民主党派”。民盟中的左派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重新恢复活动。此后，民盟放弃中间路线。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分裂了，何香凝、李济深等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未来的权力架构就要产生了，各方面都有很多利益上的博弈。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提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召开新政协。

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抉择

首先是国民党从政精英的分化。刚才提到，国民党里原有的反蒋势力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成立了民革，还有一部分党国忠贞之士对前途完全失望了，当时戴季陶、陈布雷选择了自杀。后来，一批知识型的管理专家，如原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钱昌照这批人先后投共。吴国桢、雷震等去台后成为反对派，雷震在胡适的支持下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为此被判刑坐牢十年。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有了下一轮的争夺战，不是抢运黄金、文物，而是要抢运一批人。1948年1月，在蒋介石授意下制定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拟定的“抢救人员”名单包括四种人，一是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是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四是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这四类人员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

这时，学术精英也分化了，追随国民党的只占很少比例，多数人选择了合作或留在原地。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全院单位的14%，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大陆。全院81位院士中，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大陆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

当时不同的人心态是不一样的，例如书籍资料带不带得走，到新地方后能不能从事研究、研究的条件怎么样。有些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实验室，学者就要考虑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曾看到资料，有学者初到台湾之后住在铁皮房子里，热得不得了，条件非常简陋，有的人一听就说不去了。我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吧。还有像傅斯年就有一种“遗民”的心态，不愿为新政权服务，同时也有保存文化薪火的坚守。

邓广铭说：“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陈寅恪曾对邓广铭说：“其实，胡（适）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最后陈先生还是落在广州了，没有去台湾。

有相当多的人对新政权寄予希望，他们被国民党折腾烦了。请一个公仆来管家，管了多少年都管不好，是不是能换一个？觉得换一个可能比较好。当时，在香港有几十位民主人士发了一封公开信，讲了这么一番话：“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

我的父亲章乃器当时在《华商报》新年献词里讲了这么一段话：“老百姓豢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新政权方案的磨合

我在北京看了《建国大业》这部电影，个人的观感像是一场堂会，各路明角大腕都去祝寿。新政权建立的过程，并不像影视作品描绘的那样一致拥戴，而是有很多磨合。历史没有细节，读起来会很枯燥，我还是从细节上还原一下。“五一口号”发布之后，民革和民盟都发表了赞成召开新政协的声明。民革的声明认为共产党的主张符合本党孙总理以往的教导。民盟的声明也认为民主协商的方式符合自己一贯的主张。

当时，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在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方面有共识，但并不是说没有利益上的博弈。1948年6月，国民党内的一些民主人士发起和平运动，提出一个“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方案，要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领导下复兴国民党，以解决倒蒋、结束内战和成立联合政府后的问题，主张要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毛泽东最关注的则是革命领导权问题：“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他曾谈道：“李济深说我们不大方，逼我们让权，我们现在不必理会他。傅作义比较规矩些，就是因为被我们打掉了12个师。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这些人也还是不会真心认为我们伟大的。”这段话的意思还是要凭实力说话。

1948年9月，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秘密北上，抵达哈尔滨。当时曾准备在哈尔滨开新政协，甚至曾有定都在哈尔滨的想法，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放弃了。中共在哈尔滨提出了一个新政协的方案，请大家座谈并作了修订，又发给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讨论。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磨合，我想会涉及各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乃至比例。

方案确定后不久，民主人士分五批先后到达东北。毛泽东这时并不放松，要求明确表态。他在1949年新年献词里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他要求每一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主张“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很快有三件大事在1949年1月21日这天发生，一是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结束；二是蒋介石宣告“引退”；三是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及民主人士郭沫若等55人，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民盟里的一部分人，如张东荪、张申府、罗隆基等，还是有自己的保留意见。还有像民革的陈铭枢，主张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很多人不赞成“一边倒”，主张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的等距离外交。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强调专政的必要性，还连续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四篇文章，针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这些观点提出批评。1949年之后的一些分歧，在那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随着中共的军事胜利，大中城市几乎都发生了干部听任甚或鼓励工人、店员向厂主、店主开展清算斗争的情况。1945-1947年占领张家口、哈尔滨乃至石家庄时，干部到处鼓动穷人去搬东西，开展清算斗争，讨债复仇。占领天津后一个月内发生53起清算斗争，许多资本家逃往香港，几个月后，天津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仍不足30%.

民建主要是由工商业者组成的政治团体，他们对当时城市中过激的阶级斗争政策有疑虑，对新政协的表态比其他民主党派要晚，希望能够不左不右最好。黄炎培提出过“江南无封建”，不赞成暴力土改路线。民主党派里很多人也持这种观点。

这时要在全国建立政权了，城市政策不能不调整。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双清别墅与民建领导人谈话，鼓励为接收上海出力。还有同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发表“天津讲话”谈道：“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资本家不仅不应作为斗争对象，而且应成为争取对象。特别是他讲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这是中共从来没有说过的。

同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由陈云主持成立，是先于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成立的。当时已接管了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中财委请了很多党外专家参与经济工作。米高扬在1948年3月以联共特使的身份访问西柏坡时，毛曾向他解释不急于占领大城市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济干部。与民主党派合作，也有利用知识分子专家管理经验的需求。当时的城市政策，对于所谓“旧人员”，就是原政府里的人员，一律保留，然后再慢慢换血。因为城市的管理跟农村不一样，一旦供应中断的话，整个城市马上会陷入混乱。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式上讲话结束时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中共代表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基本上体现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则。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建立新中国的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