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历史切片：“第一生产力”的动力学

关键的历史切片：“第一生产力”的动力学
特约记者 刘西曼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丘慧慧 深圳报道 2009-09-25 23:27:23
编者按60多年前，英国人李约瑟撰写了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客观”的叙述展示了中国科技数千年历史画卷，以西方人的视角颠覆了西方世界对古代中国科技的认识。
今天，告别李约瑟的中国千年广角，在60年的尺度上，重新审视、梳理、聚焦中国建国以来的科技竞争力及其发展史，并非为了颠覆西方人对中国当代科技的认识，而要刷新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
历史并非一部单纯的言说史，何况面对浩如烟海的内容、不一而足的言说视角。我们多数人经历过这60年当中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片段，本身尚属历史的一部分，无外在的参照系，亦不能站在更长的历史坐标之上来俯视，我们必然无法“尽言”。
我们只能力求取出更多精当的历史瞬间，聚焦中国60年科技竞争力的动力系统，从这个维度横向剖出历史切片，在钩沉之中探幽，在反思之际重构。并以此为殷鉴，解决未来的问题。(丘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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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科技发展史，约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建国到1966年的重大成功奠基期，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破坏期，1977年到1992年的改革开放前期，1993年到2006年的市场经济形成期。从动力形态上看，显然前两个阶段和后两个阶段的区别甚远。
1949－1966年：少数人创造的国家事业
在第一个周期，左右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国家意志、科研带头人的爱国激情、精英团队与大师治学相结合的机制。
1949年6月，全国尚未解放，中共中央就开始派陆定一筹备建设科学院，曾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便是参与者之一，周恩来给予了全程关注。9月，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建设中国科学院的提议，首任院长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为副院长。
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中国经济更是百废待兴，一穷二白。解放初时，专职科技人员的数量是500人左右，中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为6％，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科研力量可谓从零开始。怎么办？
在研发人员有限、资金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当时由国家意志主导，形成了“国家-科技”主从机制，主要的科研人员都被集中到了军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等攻坚性领域，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抉择。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的一个要求就是：暂时以自然科学为重点，随时按国家建设需要确定各学科研究重点，“理论联系实际”地集中力量、解决实际问题。1956年，中央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当代科技开始了竞争力的飞跃。
此后，人所共知的“两弹一星”、寻油工程、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重大项目都源自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意志不是科技竞争力本身，国家意志还必须通过人才和机制来体现。解放之后，大批曾经在海外留学、漂流的爱国科学家纷纷克服各种困难回国，并培养了大批后续人才，如顶尖物理学家钱学森和王淦昌、地质学家李四光等，其爱国热情和巨大贡献不可磨灭。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国科技精英之所以能迅速组织起来，实现“两弹一星”等重大系统工程，与当时主流的“大师治学”体制有关。物理所的钱三强、应用物理所的严济慈、实验生物所的童第周、数学所的苏步青、地理所的竺可桢、红外物理专家汤定元、中国计算技术的创始人王正等，无一不是行业公认的带头人；而当时行政机制还较弱、项目型工程的科学家们有话事权，这种模式组成的科学家团队非常利于攻坚；在科研院所和高校间，都是和中科院模式接近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模式，结合紧密。
否则，像发射卫星这样的系统工程，不单单需要导弹技术、通信技术，还有很多相关支撑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中国20世纪60年代自主研发的计算机“109丙机”就是重大突破，在全球影响巨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机制，是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多个领域的系统性突破的。
文革前，中国科技竞争力获得了一种不均衡的跨越式发展：在军工、重大民生工程等最难突破的领域，却最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无愧于“少数人创造的大事业”，这与当时的动力机制休戚相关。
此后，随着文革的开始，中国的国家意志虽然依然重视科技，但是科研人员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对原有的“大师治学”体制进行了极大破坏，多数地方形成了行政和学术两套班子、但政治挂帅为主的“政治-科技”主从机制，很多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改造”，中国的第一波科技创新高潮开始衰落。
1977－2006年：多数人的个人事业经历了文革的重大破坏之后，除了航天、航空、造船等少数军工相关领域之外，很多科研基础都遭到较大破坏。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隆重举行，邓小平直接关注，并自命为“后勤总管”，提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意在修复被破坏的机制，以科技现代化带动“四个现代化”，其历史使命与1956年的号召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此次大会，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继续将科技竞争力作为国家意志，以“四个现代化”的方针落实下来。此后，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持续关心和指导下，相关部门同样也开始了育人与机制建设。
育人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继承以前留学成功的经验，1978年就提出选派3000人留学，1979年则派出10000人。据载，在1979年邓小平那次著名的美国之行中，6个协议全部是科技相关的协议，代表团成员科研人员比例很高。在普及基础教育方面，中国更是通过15年走过了其它发达国家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进程，其意义深远。在机制上，当初比较成功的项目型机制依然部分得以保持，最典型是“863计划”的出台。当时，美国掀起的“星球大战”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竞争计划，更是一个全方位的科技提升计划，原苏联、日本、欧洲多国都提出了相应计划，当时已经年老的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四位老院士致信中央，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最终付诸实施，确保了中国在一些尖端领域的持续跟踪，在航天、原子能等强势领域保持竞争力，部分动力机制继续生效。正负电子对撞机、“歼十”等项目是其相关性成果。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动力机制和话语体系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原有的“政治-科技”主仆体制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步淡化，但新体制尚未建立，也无法回复到解放初期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时，市场机制开始逐步引入，很多科研院所均有大批人员“下海”，今天的联想、华为、中兴等企业均为1984年后几年内由曾经的体制内科研人员创立的，经济大潮的发展自外向内改变了原有机制，个体创业成为时代重要的潮流。
而1992年后，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确立，中国的普及型教育基本完成，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一般人才基数呈倍速增长。这种基础人才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造就了中国接下来为期逾10年、极其迅速的重工业化进程。与80年代的自发性动力机制不同，这种市场机制是自觉的，企业逐步成为社会的磁力中心，经济利益导向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志，一些行业、成功企业的科技竞争力获得增强，客观上强化了国家的整体科技竞争力。
容易被忽略的是，正因为科技动力机制的转换，所有与此相关的原有体制也都遇到了挑战。中国的科技力量80年代自发地从原有体制流出，向民间尤其是企业转移；在90年代之后，企业快速成为多数应用性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其对面，原有的科研院所生存模式则遇到了市场的冲击，高校的机制也与市场导向的机制纠结在一起，在研究型、应用型、市场型之间游移。
在这个过程中，科技相关动力机制“转轨”是，“多数人的小事业” 以创富为核心，“市场-科技”主从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重大项目则部分继承了“国家-科技”主从机制，某些政府型项目则混杂为“国家-市场-科技-个体利益”复合机制，动力机制错综复杂，从而也削弱了来自体制内的科技动力。
2006－未来30年：重构科技动力系统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6年制订完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并发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和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这一号召是1956年、1978年两次大会的升级和延续。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综观我国的科技竞争力，通过国家意志主导的机制，进行优质资源的大集中，在军工、航天、育种等领域实现了较好的奠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配置，基础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让企业作为多数应用性创新、少数原始性创新的主体，在众多应用性、民生性领域实现了科技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科技竞争力方面也遇到了挑战。
首先，企业维度不能解决所有的创新挑战。企业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创新只是其实现利润的手段，没有一个企业是为创新而生存的，这意味着大多数企业未必会将创新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同时，很多行业竞争已非常激烈，一些海外巨头已经形成了技术上的巨大先发优势，导致创新的成本极高，比如在芯片、医药、发动机等领域，都是如此。
其次，较之美国、日本，中国围绕“官、产、学、研、用”合作的创新机制，还远未理顺。比如，让部分科研机构市场化确有必要，市场化成功的前提均以生存为基础，而某些领域靠研究并不能独立生存，但不意味着这些技术不重要；再如，很多高校已经“做大”，但大而不强，基础学科既脱离实际，又不前沿。因为这些不同环节之间的利益模式、运作规律并不一致，因此，完全以市场为导向，或者完全以行政为导向均不可行。
第三，未来的科技创新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下一代的颠覆性技术亟待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积累对“大师级”人才需求度极高。经过文革的人才断层、市场化对基础研究的冲击，中国在这方面的储备不足。中国台湾从代工制造起家，上世纪80年代转向创新性企业群体的爆发，依靠的就是80－90年代一批海外兼具科学家、企业家双重气质的人才回流；而反面的例子是，当初日本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模仿，紧追美国，但一旦到了信息化革命，却因基础研究的欠缺而遇到瓶颈。
诸如此类的挑战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原有动力机制无法完全自发解决。市场能筛选出优秀的企业，但在全球化的竞争下，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能创造出优秀企业，尤其是一群优秀企业。譬如，中国已经诞生了在全球初具竞争力的华为、中兴，但现在看来，华为、中兴之与中国科技产业，只是个体、偶然现象，而非必然；在国家创新机制缺席的前提下，占据资源、政策优势者，不一定能成长为科技巨人(譬如一大批国企)，政府能够通过国家资源配置、利益分配，突破重大科技项目，但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托管一切。在这二者形成的主轴之下，如何探索、建设研究所、高校、独立研发机构、产业基金等等一系列配套性制度，是整个动力系统构建的必要支撑。重温历史钩沉，在重温与反思的基础上，追寻中国的“科技大国”梦——这当是未来30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提升的最重大挑战，也是追求“现代中国”最不应该绕过去的话题。在这个寻梦的过程中，重构中国科技竞争力动力机制，是一项重要的持续性任务。【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9-28/HTML_Q6LPT8VNR8O8_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