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艺沧桑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6 13:43:46
近代文艺沧桑记(一) 1949年共和国成立,需要自由创作环境的文艺界人士离开了中土。他们的“远离中土”基本分成三条路线:一路人转移到当时仍然是租界地的香港,一路人逃跑到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另一路人则直接或间接流亡到欧美国家。这样发展的最后结果是,在1980年代,香港电影演变成中国电影的代表,台湾则成为华语歌曲全球主要的输出基地,而身为文化母体的中土,却在共和国建立后一段时期内自溺在文化地域的空间里,谢绝美元和帝英文明,切断了民国时代已有发展的文艺基础,陷入孤芳自赏完全不可自拔的状态。这种情形一直要到经济大改革,国家逐渐开放多元,创作环境放松之后才好转。

在30年代,上海的影业市场逐渐形成由联华、明星、天一影业公司盘据的三足鼎立局面。天一影业公司便是后来的邵氏影业,在新中国成立后,邵氏兄弟将市场重心转到香港,把“天一香港分厂”改组成南洋影片公司,再改成邵氏父子公司,以摄制国语片为主。在上海时期,天一影业便以拍摄武侠片闻名,专门改编中国民间传统故事为主要影视产品。1950年以后来香港电影将武侠电影传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邵氏公司可说功不可没。不过邵氏早期的长项是电影院网络的购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渠道。邵氏的发家先是从南洋地区拥有许多戏院,才“渠道优而导”,形成产销一条龙的生产炼。在香港早期和邵氏分庭抗礼,形成竞争局面的还有永华、电懋.长城、凤凰、新联、新新影业公司等等。永华经营不善闭厂,长城、凤凰、新联(合称长新凤)是输出左派观点的赤色电影代表,凤凰公司这个名子大家并不陌生,现在的凤凰卫视其名便是源出于此,可见其隐藏在背后真正的信仰。老的影业公司其中,电懋是实力唯一可以稍和邵氏对抗的影业公司。电懋的著名制片人也是从上海逃难南来的红学家宋淇,便是发掘张爱玲的伯乐,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一个发掘、一个推荐,将张爱玲推上了正统的文学殿堂,留下了不朽的传奇。

当时以香港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制片水平有许多杰出的成就,比如电懋拍的《四千金》获得第五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邵氏出品的《江山美人》(本片已于去年重拍今年三月上映)获得第六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的成绩。由于中土不能接受香港右派的国语电影,在丧失这个广大的市场之后,电懋、邵氏便积极和台湾建立联系,邵氏派代表每年还去参加“蒋公诞辰”、“双十国庆”等活动,以海外华人身份向台湾的“中华民国”输诚,以顺利进入台湾市场。

早在30年代,国语歌曲就已有成熟的发展,当时百代唱片(法国人开设,名为Pathe’s)已经在上海成立,初期以制作戏剧唱片为主,后来诞生了一批Pop Song Singer,像是周璇、白光、李香兰等早期歌星,也催生出一批作词作曲家,这批文艺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跑到香港观望局势。但是为什幺后来是台湾继承了上海国语歌曲的事业?

部分原因是由于语言习惯和市场特性。国语歌在香港其实象普通话一样难以推行成效缓慢,国语歌产品只能流向台湾,虽然一批最优秀的创作人如流行歌曲三大名家海派才子黎锦光、陈歌辛、姚敏,除陈歌辛(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花样的年华都是陈歌辛的名作)留在大陆在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外,黎锦光、姚敏、李隽青都转移到了香港,但是由于市场的问题,国语歌的生产基地逐渐从香港转到了台湾,以便更紧密地将产销供应炼连系在一起,于是最终是台湾继承了上海国语歌曲的人才、生产技术和设备等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带到台湾的八十万军民同胞也发挥国语歌曲承先启后移花接木的作用,像京派才子庄奴(甜密密、小城故事、又见炊烟、冬天里的一把火为其名作)是直接从大陆到台湾的,他一度培育了邓丽君、周传雄(小刚)这样的艺人,为台湾的国语歌默默奠立了基础。我在1990年采访过庄奴,当时他已有七十高龄,当时仍为提携后人小刚到处配合宣传勤跑媒体演播室接受采访。 近代文艺沧桑记(二)

碼亚细亚的孤儿

 

亚细亚=Asia

黄色的脸孔=中国人、殖民地上的台湾人

红色=血腥暴力、共产、苏共、红色中国

白色=白色恐怖、白人、国民党

西风=西方的制度、文化、价值

玩具=自主权

孤儿、孩子、多少人=中国、台湾、拥有台湾自主意识的人

母亲=中国

 

亚细亚的孤儿

词,曲,唱:罗大佑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亚细亚的孤儿》原本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一位文艺青年吴浊流写的小说,小说透露日本殖民者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显露出殖民地上台湾人身份的尴尬与悲哀。这本小说被大陆认定为爱国作家写的爱国小说(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却同时被一群台湾人士认定是启迪台湾自主意识的作品,被他们编入必读经典。

 

德建拒绝成为宣传工具

 

罗大佑、候德建两位流行歌曲创作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离开了台湾,候德建回归中国,罗大佑以香港为基地两人继续文艺生涯,候德建在北京引领制作了内地第一只MTV,罗大佑在香港创作了东方之珠、皇后大道东、恋曲系列和爱人同志等等作品。

 

 

八0年末的北京风波后,身为广场上活跃份子的候德建潜离出境,两岸浮沉的种种经历后,他开始专心研究起《易经》,开悟自已启迪他人,一直到近年才获准回到北京(据说还在新浪开了博)。同样是据说,他正在制作动画片《白蛇传》忙碌着。

 

候自承过去在两岸间成了电灯泡,在两岸间找不到容下他的地方,处处显得格格不入。他的自传,吐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掌故。

 

以下摘录侯德建的自传《祸头子正传》:

 

宋楚渝先生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时候,曾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过一次,告诉我他在“龙的传人”的第三段后面加上了一段歌词,大概是什么“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类的话,没几天后,先生就以“龙的传人”为题,在成功岭向正在集训的大专学生演讲,由于报纸、电视等媒体争先恐后地报导,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我当时也极感备受礼遇,心里面美滋滋地。

 

好景不长,没等两天,新格唱片公司便接到来自新闻局的电话,说什么要求重新录音,把先生的新词灌成唱片,新格为尊重原作的意见征求我的同意,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便明确告诉新格我不愿更改歌词,先生因此请我和我的老师及几位学者专家在希尔顿吃饭,饭局中,我再一次明确婉拒了先生的美意,并建议先生可另外再写一首新曲,在新曲中传达先生的意思,这一段新闻,或许有些读者还有印象。

 

我之所以拒绝更改歌词的原因,主要是独立个性使然,倒并非认为先生的词写得不好,或是我不愿意庄敬自强,不愿意处惊不变,只因这两句话是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口号,而我无意把自己看待成宣传工具罢了。结果,引起了许多传统、保守、王道人士自动自发的抨击,从“龙的传人”这首歌有多不好,最后评到写这首歌的人有多无知等,我则一来接到许多支持不改歌词的人的慰问信,二来当惯了独行侠,不太需要社会大众的肯定,心里不曾因此而感觉到如何难受,唯一的反应是发了几顿牢骚,借题发挥跟女朋友撒了几顿骄,成就了自己被压迫的英雄形象,满足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侠客风范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感。

 

后来,真正让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文工会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与其它几位作曲界老前辈的早餐,在当时刚开业不久的来来香格里拉饭店,会中,国民党文工会的负责人向我们发出了征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的邀请,主任的礼遇与抬举,其实让当惯了游侠的祸头子左右为难,文工会并没有强我所难,难在我自己取舍两难,我自“龙的传人”走红以来,名气不小,却没得到什么经济实惠,加上脾气太倔,与电影、广告合作不易,生活不单不宽裕,反经常入不敷出,着实头疼,不少朋友劝我识抬举,抓紧机会往上爬,千万别错失许多人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把个性收敛收敛,千万别再犯上回不给先生面子的错误。

 

祸头子尽管天生叛逆,却的确与国民党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怨仇,祸头子在学校里虽然总摆出一付爱搭不理的反对派姿态,却始终不曾与当权派有什么大不了的实质冲突,因此,祸头子唯一得以抗拒文工会的美意的武器,仅天生的独立性格而已,若再有些什么,则是当时还十分模糊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自恃罢了。

 

终于,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祸头子尽管没有足够的勇气当面回绝文工会的美意,却私自作下暂时离开台湾回避的决定,祸头子本有意出国深造,下定决心以后,便积极着手联系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作曲系,今日旧事重提,绝非说明宋先生、新闻局、文工会乃促使我去大陆的根本原因,却的确让我作出了暂时离开台湾的决定。

 

七年过后,大陆来去有感,不论在何处,不论是那个党领导,中国知识分子想要独善其身,保持独立超然的立场与判断力实非易事,不单要扛得住压力,还得要禁得起诱惑,不单要耐得住打杀,还得要挡得住捧杀,真乃步步都有杀机,路路都有陷阱,在这个一贯依靠政权肯定自我的御用文人传统下,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超然的立场与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依附政权而能建立自信,不随庸俗而能自我肯定,这滋味虽不好受,却是越嚼越有味,而其中滋味,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难相告。

 

 

Photo by 鲍昆,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