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部出版”现象

以不公开形式出版发行书籍、报刊、杂志，相信在世界各国均有先例。不过单以控制舆论视听而直接关系时政管理需要，和以非法获取版权不能及之国外著作物为目的的“内部出版”却是中国的独特……
以不公开形式出版发行书籍、报刊、杂志，相信在世界各国均有先例。不过单以控制舆论视听而直接关系时政管理需要，和以非法获取版权不能及之国外著作物为目的的“内部出版”却是中国的独特。
远不说，只看五十年来，从最早新华社专供高级干部实名直线发行的《内部参考》（俗称“大参考”“内参”，大概相对于后来公开发行的小报《参考消息》而言），到各地方政府各自为阵出版的《××情况》（如《陕西情况》等）等是属前例。而后者大抵分五类：一是中共党史争议人物著述，如《中共五十年》（王明著）、《我的回忆录》（张国焘著）等；二是国内民主党派编撰的出版物，如《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及各省政协编纂）等；三是中国历代禁书，如1984年前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开本仿线装《金瓶梅》，仅出版200册等（虽未标明“内部出版发行，但严格限定销售对象为高级干部及党政单位图书馆”）；四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俗称“社会主义大家庭”）学者及高官所撰写著作，如《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著）、《社会主义与战争》(南斯拉夫卡德尔著)等；五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人物及学者所撰写，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著）等。
所谓“内部出版”物的发行年代是自五十年代起就已开始，如新华社《内部参考》始自1953年5月，初期仅实名直投入户发行693份，阅读范围限定为地委常委一级以上的党内。《内部参考》是发行时间最长的内部资料刊物，至今仍在发行。而各种以图书形式发行的出版物最盛年代在我记忆里是在文革中期，那时候每个城市都有依附于当地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或者叫“内部发行处”等。文革结束后，行业内部出版的“内部发行”物又曾盛行一时，这些刊物或者报纸虽无内容上的巨大建树，但满足了有限范围内的自我团体需要，直到后来发展到走向社会，成为商品经济活动的利益载体，后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历次打禁而衰微。
凡被列为内部出版计划的图书，一般会在封底标记价格的地方有黑体字标明“内部发行”或者“内部读物”。时政参考资料如新华社《内部参考》则于首页（无封面和封底，类乎白皮书）有赫赫然黑字“绝密”标明，且有详细保密要则条款。
最早发行的新华社《内部参考》每日资讯量巨大，记得1979年前后每每去父母家翻阅，见的是厚厚一册，估计在200页左右，字大如牛，楷体印刷，据说为老年干部眼力方便之用。单册200页之巨不论，每日上午出版一册，下午又出版一册却是令人惊讶不已！再早的《内部参考》是由邮递员直接送达门户，好象挂号邮件。并且于隔日后随时回收到出版单位造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社会资讯渠道的开放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内部参考》的篇幅亦逐年递减，到今天已成一般不足60页码4印张的薄薄一册，一天一册（不再分上下午各出版一次）。虽仍在首页明显标记“绝密”，也依然实名制发行，但我时常见有干部成捆出售给废品收购游贩，似乎阅后回收一说已名存实亡。互联网的发展使“绝密”出版物的神圣感已暗然失色。
至于由新华书店内部发行处或者书店发行的“内部出版”物也有独特规矩，但凡前往购买，须得出示证件以说明身份，而干部一般不做读书，来的却都是膝下正求知欲强烈中子女，子女亦有好友、同事、同学，好友、同事、同学又波及更大范围人事，难以估量。最终持13级以上干部身份证明信的子女们就权做地下发行员一样把“内部出版”物源源不断地输送至社会各个阶层角落，使秘密不再秘密。而发行部工作人员也睁眼闭眼，装做不知。虽不是市场经济促使，但人之本能中的商业意识，诱使他们也要做大进大出的畅销作为。
宗教图书也值得在此一说。尽管国家对宗教信仰持保护态度，但莫名其妙的是对宗教用书的发散传播却如临大敌。似乎只有圈内人员可以购买和阅读，圈外则不可，不知宗教思想是否与生俱来，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可读者，而后来者或后发展者则是平空产生宗教思想，宗教真的像文物，是要保护那来自解放前的人和东西，无须发展。
国内于八十年代有专门出版《圣经》等宗教读物的出版社：南京“金陵学院出版社”。那些年我做书店生意，书店里仅只有《圣经故事》一类的小书销售，应广大学者深层求知的要求，我多方打探拓展书源，后就有了从西北大学中文系套取证明信前往教堂购买“内部读物”《圣经》的经历。若是那时候就有了街头的制证小贩，想必做起来简单一些。《圣经》本无价，也不标价格，是供信徒取阅，不得出售，言曰“请《圣经》”。由此我也懂得了为什么文革中不言买毛选而称“请毛选”、“请毛主席像”的意思来源。不过我们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是商人。因此与教堂商议的18元一册《圣经》到我的货柜上就有了36元的标价，虽价格不菲，但深受读者欢迎，因为稀罕。但那些年我的行商经历就绝对相似于上海白区地下工作者的惊险了。
“内部出版”在现今是否衰微了呢？这是近些年一些人的看法。但我不认为，单只从大量的海外出版物在国内的畅行就值得令人怀疑。上世纪末这样的情形似乎更盛，尤其是港台武侠小说作品被大陆疯狂盗印。这些年情况好转，接续就又出现了“新内部出版”物，那是穿着文明花衣的聪明人作为。说是作为“研究”、作为“局部范围阅读”、作为“教学参考”，理由五花八门。
至于时政资料的内部刊行，与当年的内部参考对比看，则内部不“内”，消息的真实度大大衰减。五十年代，以至后来的多年，新华社《内部参考》以及“地方情况”、“行业内参”是以反映公开报刊不能公开的内容而存在的，它的内容可说是社会阴暗一面的披露，也就真实。从几例重要事件可见一斑——
□ 2002年3月24日《测绘内参》(总第179期)刊登了马献忠文章《郑州古玩城出售绝密军事地图》，获得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作品评选优秀作品奖；
□ 1992年，《内部参考》反映广州市逮捕一例男性同性恋当事者两人，并关闭事发公共场所事件，后引发各界关注，作家著述，学者研讨，一时间社会呈现对同姓恋者的理解趋势。同期发生的安徽两名女子同性恋者就受到了警方赦免，作家箫乾关于对同性恋者持宽容态度的文章以及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关于科学界对同性恋宽容的建议，以及官方报纸《中国青年报》关于同性恋的正面报导和包括警方的支持，均营造出了一个极其宽容的小环境。这与内部资讯的披露不无关联。
□ 日本在华遗孤原博文私通日方外交官员，出售新华社内部发行的秘密资料《经济决策讯息》、《内部参考》、《国际内参》等资料于日方，换取一次十万至二十万日圆（约六千五百至一万三千港元）的奖酬事发，后被中国逮捕并判刑七年一事曾轰动一时。其中足见“内参”的含金量。
□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某部川籍正部长，于短短数年，被突击提拔，从一地方县级干部火箭式登爵，到任后亦因业务隔膜，完全是一外行而遭业内人士排斥，导致后出大错……此事亦为《内部参考》以法新社消息（参考）报道，其直言胆魄快慰人心。
……
中国的“内部出版”现象还会存在下去吗？当排除了版权因素，当排除了公众信息知情权的是与否因素，“内部”可以休矣。但那显然不大可能，总会有一些消息是要永远隐秘着的，那也许是执政者管理的方式方法和策略。但“少说一些于社会公众”与“不说或者干脆隐瞒”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涉及到公众安全的战争预警、自然灾害、人畜疫病等，那是要看出来政府对待人民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