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亮之好猫笔谈

应亮之好猫笔谈

注：这个笔谈是通过邮件完成，时间是2009年5月下旬，以下回答部分的文字为应亮所写。今年9月在平遥、10月在南京我又有两次和应亮相遇，陆续（和我或他人）有过一些问答，也用注的形式（斜体字）放在下面，这一部分凭记忆记录，未经应亮导演过目。

卫西谛：片头，出现的“纪念我在四川的七年”，是否意味着你的下一部电影将离开自贡？我知道你的家在上海，为什么选择在自贡拍片多年？除了私人原因之外，拍片便利的原因，自贡给你的感受更多是中国的典型性中等城市，还是它的某种特性。

应亮：你不是第一个误会的，看来是我表述不好，问题在我啊。我的意思是：七年会痒一痒，是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所以纪念一下，总结一下。片子里有非常多我见过的人、经历过的场景以及朋友经历过的场景和说过的话等等，那些都是00年-07年这七年间四川给我的。现在09年了，已经是我的第9年了，又有了很多新的不同的经历和东西。

这部片子肯定不是我在四川的最后一部，《好猫》之后，我又拍了四部短片，剪辑出了三部，第四部发展成了一部长片的一个部分，现在我就刚刚拍摄完这部新的长片。

自贡是典型的不够好的二级城市，这座城市有非常值得炫耀的历史，而本地人并不在乎，孩子从小被父母教育：死也要死在外地。自贡边上就有不错的二级城市，比如宜宾、绵阳、泸州等等。而当代的自贡完全没有值得骄傲的理由，没有支柱产业，大量人才外流等等。当今比较发达的行业，地上的是化工和房地产，地下的有高利贷和赌场。

而四川的特殊性又赋予了自贡很有趣的、很欢欣的一面，比如尽管大家都比较悲观、也没什么钱，但逍遥享乐依旧是生活的主流，吃着300元一月的低保每天打麻将的人是非常普遍的；再比如，自贡的贫富分化一样很严重，但因为城市不大，四川人的家族感又非常强，所以阶级性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假设我是身价上亿的房产老板，非但不会因为有个小舅子是街头擦鞋的而感到没面子，而且关系还会很好，经常在家族的聚会上喝酒等等。

——自贡这座城市包含了太多类似的悲观因素和欢欣因素，或者悲欣兼有的因素。而我这个人可能天生比较边缘些，从小并不喜欢上海那样的大地方，对自贡这种非中心地带反倒是挺满意的。虽然有时会比较孤独，但很自由。这种自由感、边缘感，一般会让初到自贡来的人感到特别兴奋和喜悦。

（在平遥，我问应亮目前有没有打算在别的地方拍摄新片的计划，就好象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之前一直在工业城市瑟兰拍片，但当所表达的超越了地域性之后，他们也选择去别处拍摄。应亮回答没有打算，他还有好几个计划都是在自贡。）

卫西谛：好猫》的拍摄周期大概是多久，我记得你的上一部电影的成本在5、6万，这部我查资料好像接近10万？成本主要增加在何处，是外景么？还是演员？

应亮：《好猫》的拍摄是45天，对我来说是挺快的，30天的时候几乎拍完了所有的内容，只剩下四场有乐队出现的戏，那四场从准备到拍摄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好猫》的成本是10万，是我的一个纪录，而前几天刚完成的新长片的成本也只有4万5千元。《好猫》的钱主要花在了较多群众演员的报酬、较远的外景交通和乐队的拍摄方面。

我没有任何想破这个成本纪录的企图，可能再也不会拍比《好猫》更大的电影了，因为这次玩过了，就没必要重复了。

（在很多地方，都有观众或同行向应亮发问，有没有可能在成本上更上一个规模，以让他的作品在技术层面上更上一个层次。应亮的体会是，目前的投资规模，让他感到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是独立创作最重要的。而大投资必然限制这种自由。）

卫西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估计你也已经回答了多遍，我还是想问一下：这次怎么想到用“死亡金属音乐”？你怎么看自己电影里的超现实部分？除了歌手的出场之外，包括那个罗亮最后被刺的场景，以及那个巨大的佛头。

应亮：其实所谓的超现实，在我眼里都是现实的。比如那个佛头，那是彩灯灯组里的雕塑，在自贡是很容易看到的。我在拍《背鸭子》的时候花700元买来做了道具，观众还以为那是石头，现在好了，我在《好猫》里告诉观众：这个东西两个人就能抬上车，反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这些现象真的很有趣。

自贡的经济相对低端，房地产也来得很晚，大约02、03年才开始的，但来得特别迅猛，一批新资本家从乡村、县城站了起来，原来的一线生意人，比如做电器的、贩服装的等等全部完蛋。当我看到自贡的街头忽然房产广告林立，上面写的都是类似“云顶豪宅”、“地标级府院”、“塞纳河畔”的时候，那种极致的疯狂、极致的现实（也是极致的超现实），深深地刺激了我。

我觉得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表达，于是想到了乐队。羔羊的葬礼是一支本土乐队，他们的歌是先于我的片子存在的。他们歌词，我很喜欢，都是关于鬼魅啊，死人啊的，那些鬼魅和死人都很痛苦，都想要超脱，想要离开死国，而这和我片子里的那些活人很类似，只是活人们想要离开的是活人的世界而已。

这支乐队现在已经解散了，我的这些朋友坚持了不少年，但最终还是不行，他们的结局也反映了这个区域的生存和文化状态。

（在平遥我曾问最后那个罗亮被刺的场景，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红色造型的那个空场地，是否经过剧组加工。应亮说是完全没有，那个场景是他看景时发现的。）

卫西谛：剧情基本是根据罗亮这个人物的人际关系搭建的：老板、老板的副手、妻子、妻子的家人、父母、朋友等等……，是否有意识得形成网状？就人物关系来说，是你作品里最复杂的一部，有点社会全景式。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应亮：《好猫》的“企图”比较大，当时自贡环境的变化特别大，我身边10个人会有八个人与建筑、房产有关联（包括在工地上做工的），演员罗亮本人和这个人物也有非常多的相似处（按辈分，他是彭姗的外甥），我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罗亮的背景。从这个人物入手，以房地产业为活动中心，带出一个自贡的社会图谱，这是我做剧本时的“企图”。

卫西谛：你很多次的运用画外或画外广播、电视的声音，几乎成为你的作品的一个有趣特征。对这种官方的、新闻播音员的声音，你有着怎样的体验和兴趣？或者说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性质。

应亮：这种广播是荒诞现实的一部分，而且已经荒诞到了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的“常态”了。

几次有国外观众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发现你用的广播与你拍的内容是反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感慨，因为我片子里的广播确实大多是反用的，比如说洪水来了，广播会说抢险多么多么有成绩，比如化工泄露了，广播会说已经没问题了，比如火炬传递了，广播会说传递很和谐等等。但目前我还没碰到一个中国观众说：哦，都是反的啊。可能是咱们身在其中的人都逆来顺受惯了。

卫西谛：你有着丰富的独立电影制作的经验，对业余演员的控制、真实场景的选取，以及光线和收音肯定都有很多心得。我想简单问一句，你觉得这会是一个新的电影美学方向么？或者你自己会坚持往这个方向发展么？

应亮：我不清楚方向性的问题，只知道这种方式是不受工业的限制的，没有资本家管束的，没有政治审查的，是我喜欢的状态。

也谈不上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不需要坚持的。如果有一天对电影的追寻不能再给我今天的快乐，甚至给予我的是痛苦的话，我会放弃的。我愿意保持我与电影现在的这种“纯友谊”的伙伴关系，也是“纯业余”的关系。我也算不上个导演，只是拿DV拍些东西的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