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围绕小岗村的美丽谎言与恶毒流言

戳穿围绕小岗村的美丽谎言与恶毒流言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了，总是要拿出点东西显摆一下的，巴菲特有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也许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也许脓包正是出头之时，在三十周年纪念时，能拿出手的东西是不多的，国企改革失败了，仅存的国企也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平台，而成了习惯于向人民伸手加价的垄断组织，本来这才是改革最关键的重点，本来成功的国企改革才是初衷，但现在却没有值得炫耀的，所以颠来倒去，那个改革发韧之地的小岗村就不得不用金纸包装了，砸着唾沫星子不停添油加醋了，似乎中国人的肚皮温饱都与小岗村相关，只有相信了小岗村的改革，人民才能真正地感谢他们。似乎只有这样宣传，改革的显摆才有逻辑。

喜欢嚼舌头的新闻媒体与无耻经济学家一样每每谈及小岗村人当初所谓签字画押时的勇敢行为时都念念不忘提及一句重复无数遍的谎言：1978年冬天，出于求生的本能，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在一间茅草屋里签下了“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这些年来，一些无耻政客总是以类似语言来抹黑那个伟大时代，因为只有将毛泽东时代描绘成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将那个时代描绘得杀人如麻，听起来让人恐惧得尿裤子，再重复千遍万遍才能让后人相信，才能证明改革的伟大。但事实并非如此解构就能让人可以轻信。如果说小岗村的这十八户农民当初真的是“冒着杀头的风险”，有哪些法律政策当时规定犯此类问题将有杀头之祸呢？找不出。文革期间对现行反革命的镇压也是有一定的政策依据的，尽管现在看来有些过份，但是将分田到户的人处以极刑的规定至今谁都没有找到过理论依据，就是当时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连党籍都还保留着，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么？但这类的险恶之言在中央电视台这类媒体已成信马由缰的习惯之语。如果真的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必定是一出来就会遇到社会的惩罚，至少也要经历大事化小的过程，然而传到省委书记万里那里最后传到中央这十八户人家也没有被怎么样，那时是没有哪个有多大的胆量包庇犯罪份子的，既然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必然就会遇到来自政权的镇压，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连轻轻的皮鞭都没有落下，这风险何来？如果没有法律政策依据，至少也要找点事实依据吧？到现在为止，有谁听说过在新中国因为分田到户而掉脑袋的先例？没有！我们倒是看到过孙志刚因为没有带身份证而被关，并被打死在收容所。我们能因此就指责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不带身份证就有被关、被打死的危险吗？显然不能这么说，这仅仅是个案，但说谎者对那个时代显然没有一点大量。对分田到户的处以极刑的连个案都未曾有过的，却被作为口实让权威媒体抖落了二十多年，现在有人老爱说毛泽东时代是对人洗脑，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洗脑，是把真实的洗掉涂改成不真实的才叫真洗，否则洗脑有何作用呢？

现在媒体一再宣传是因为有了小岗村的大包干中国人才吃得饱饭。这是十足的流氓说法。南街村没有大包干，华西村没有分田到户，反而搞得比他们好。2008年有农民的苹果8分钱都卖不出去，这类事实同样证明搞单干是没有前途的。在小岗村，有农民也承认黑豆价格的起伏存在风险，而这类风险是农民很难预测的，如果是毛泽东时代，有谁会有此类担心呢。1978年不少农民愿意单干，是因为他们看不惯当官的不好好干活，而分配所得比他们要多，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原始正义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自私、短视与局限。现在的他们才发现，现在剥削他们的手比过去更多更强大了，他们出售的产品往往连市场价格的一半都达不到，赚钱的不辛苦，辛苦的不赚钱，比当年感受的不公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分田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在访问南街村时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现在的小岗村党支部沈浩也说：““要发展现代农业，就牵扯到土地的问题，过去是一家一户的种植，村民感觉这样已经到了尽头。下一步发展现代农业怎么办？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引导农民进行改革。”，而他在参观南街村时同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作为过来人与局中人说出这番感慨，不比镀金的话筒更真实更有力量？当事人所经历的事实，难道不比信口开河更有说服力？早知如此，何必不初？已知如此，何必再骗？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官员如今的认知能力竟还不如一个农民，我们还能指望他们真的三个代表吗？

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说当年大包干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要么是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国情，要么就是存心说谎。在上大学时我的山西同学家那里正在搞分田到户，当时他就说这是在折腾。大田改小田，农业机械反而用不上，又分不了，机器就锈在那里，这叫解放生产力吗？在毛泽东时代以前，农民在农闲之时是没有多少事的，在北方叫猫冬，在毛泽东时代，在农闲时节搞大规模的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林县的红旗渠，堪称世界奇迹，大寨的改天换地的志气，引来世界的瞩目，生产力真的被束缚了吗？如果说其受到束缚，也仅仅是GDP被束缚了，那时不重视GDP，农民的大量劳动成果，并没有计入GDP中。反观现在，几千万的失业人员，几百万的失业大学生，连受剥削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还不是生产力的毁灭么？重复建设，相互压价，昨天是国企倒闭，今天是民企败产，昨天是政府打白条，今天是外企卷款而逃，到底是谁在摧残生产力？到底是谁在束缚生产力？如果农业不搞科技，没有水利设施，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正是毛泽东时代才给了这种空间。

小岗村有什么好学的？官方媒体在谈到小岗村时，总忘不了提及小岗村人那段要饭的光荣历史，因为只有提及那时的要饭，才能凸显今天的进步，只有强调78年人均22元，才能凸显今天的伟大事业。如果是有思考能力的人，这类的灌输只能反映其对历史的无知，是对智慧的侮辱。小岗村的穷不能归咎于集体所有制，首先应当归咎的是当地干部的落后、自私与懒散，如果不是他们的思想落后，小岗村农民绝不会对生产是如此没有积极性。小岗村农民的民风也是有问题的，人均土地4亩半，只能从每亩土地中取得5.5元的收入，这是十分可耻的。想想当年的大寨，当年的兰考，都是凭着改天换地的干劲使家乡大变，而小岗村不论怎么讲都比兰考、大寨自然条件好，却宁愿讨饭也不愿用勤劳的双手改变家乡的面貌，现在官方媒体将他们吃不饱饭的原因不是归咎于他们的懒惰，而是归咎于集体制度，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在《小岗村——光环闪耀的日子》我们看到介绍说“改革开放之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出了名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三靠村”，当时号称“一亩地种下20斤种子，只能收18斤，收的时候不用镰刀用手拔”。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间，小岗没有向国家交过一粒粮食。”，如果照此逻辑，不用吴敬链、新闻媒体的抹黑，不仅是中国的城里人，就是中国人也早就饿死了，小岗村还到哪里去讨饭呢？作为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却乞求别人去养活他们，世界上还有比此更可耻的吗？而改革开放者的喉舌，不是谴责这种可耻的民风，而是谴责集体制度，是相当可笑的，如果不是有当时的社会制度，谁来救济他们，谁来为他们贷款？谁来为他们返销？当时中国的社会积累相当部分来自农业，其他的农民都在为建设国家而奉献，而他们却在消耗当时很薄的国家底子，对共和国起着蛀虫的作用，现在居然成了进行对比的功劳薄了，难怪这些年要流行“太CCTV”的笑话。对比现在的制度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穷人，你有贷款的信用吗？前不久一部《十万人家》电视片就有韦娟这样的台词，我有钱时，银行的人追着你的屁股死乞百赖地求你贷款，当你真正遇到困难，真求他们时却贷不到款。这位曾给过这家银行好处的韦娟的气愤之语绝不是个案。在如今的中国，连干了活都拿不到工钱经常拿白条，许多失业工人都拿不到救济，而从1958年起就没有向国家交过一粒粮食的小岗村却还能从国家取得救济与贷款，说明毛泽东时代是多么慈悲，凭什么还要这么恨之入骨呢？没有道理呀！

通过官方媒体我才知道，1978年小岗村遭遇了大旱，而刚一分田到户就下了一场雨。现在靠天吃饭的农民还有很多，照样有颗粒无收的光景，是不是也可以拿毛泽东时代丰收年份与现在相比来证明现在的退步呢？以这样的对比来证明改革开放的成就本身就显得心虚！

大家知道，布票粮票并不是改革当年就取消的，而是经过十多年就取消的，如果大包干这么神奇，应该是当时就能让中国人吃饱肚子，应当是当时就立竿见影，为何要等十几年呀？传统的农业技术存在了几千年，要提高产量是很难的，没有毛泽东时代引进的化肥设备，没有毛泽东时代对农业科技的重视，没有毛泽东时代对农田水利的大量投入，粮食产量如何能提高？没有毛泽东时代引进的化纤设备，仅靠农田生产的棉花，如何能同时满足吃饭穿衣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经济发展与自然条件的不平衡，人民的收入与所得显得不平均，这是很自然的事，一些地方的百姓吃不饱饭不是制度造成的，一些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一些要从自身上找原因，像小岗村人均4亩多地，却要长年乞讨，能怪制度吗？要怪制度只能怪他们为什么要让小岗村成为“三靠村”。在毛泽东时代有不少地方与不少人还是吃得饱的，现在官方媒体一口咬定30年前中国人吃不饱饭只不过是一种以偏概全。如果去访问那些长年失业的职工，如果去访问那些半老却被迫卖淫地妇女，他们所过的日子是不是也能作为现在整个中国的写照呢？

一个社会是需要组织的，如果个个单干，这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就会沉沦，最后不成社会。社会越是发达与发展，越是需要更高度的合作，搞单干本来就是倒行逆施，试想个个单干，工厂如何运作？政府处何存在？社会如何组织？毛泽东时代促使人民思想上进，克服自私自利思想，走集体化、公有化的道路，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国家有凝聚力，执政党有号召力，道德有示范感召力，所以毛泽东时代道德高水准，政府有威望，共产党有权威，人民有希望。而改革的始作俑者却是顺应落后的思想意识，大开历史倒车，搞得社会混乱，思想混乱，道德沦陷，官场腐败。

小岗村不具有可复制性。毛泽东时代树的典型，不论是雷锋、王铁人、陈永贵，还是大庆、大寨，都具有可学性，可以推广带动的进步效应，而小岗村显然没有，更多带有保育、包装的特点。可是奇怪的是，毛泽东时代树立的旗帜最后都被拔除了，而小岗村这样的典型却被一吹再吹。从中央台《光环闪耀的日子》与有关小岗村的介绍看，与其说是小岗村创造的奇迹，倒不如说是政治需要涂抹出的奇迹。现在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沈浩是5年前从省财政厅空投来的，据说大变化也就在这5年，如果在5年前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又如何呢？沈浩是不是还带来了一些关系渠道呢，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国的国情我是有依据想像的。如果不是改革的典型，沈浩会空投到这里来吗？显然不会，中国像小岗村这样级别的单位据说有90万个，如果空投这么大的队伍国家做得到么？小岗村盖了不少楼房，当事人讲其实她们根本用不上，一层楼就够了，还有村民讲，为了拿到这两万元的政府支持，一些人借款盖楼。安徽并非是个富省，凤阳并非是个富县，之所以热情资助，完全是为了胡总书记有个宣示政策的好背景。如果对中国的农民都进行这样的资助，中国政府拿得起么？即使中国政府拿得起，他们又愿意拿么？中国相当一部分人还住不起房，却让中国有房的小岗村村民拆得房屋盖新楼，到底是谁爱折腾呢！这几年来，一些企业到小岗村投资，显然受到了政府的引导与鼓励，但这种政府背景中国有多少村子可以得到呢？如果这是一种典型，可学之处又在哪里呢？

现在的一些学家与主流媒体一再重复这类的谎言，如果说改革开放不好，有谁愿意回到三十年前过那样的日子？那时家家有电视吗，有电话吗？有电脑吗？试图用这类的说辞来掩盖现在的诸多不是。毛泽东时代就不会前进吗？毛泽东时代就不能发展吗？毛泽东时代就注定是永远停留在那个水平吗？事实与理论上都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任何依据。毛泽东时代是苦些累些，但大多数人当时并不感到苦与累，为什么？比过去好，有前途有奔头，社会积累创造的财富可以由子孙们来享用。正是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才挣下国家的底子，才有了工业门类基本齐备的制造体系。事实是看得到的，在毛泽东时代，高积累用于搞政绩工程了吗？搞大吃大喝了吗？将高楼拆了去复古、去一重复地搞城市的穿衣戴帽、灯光工程了吗？都没有。毛泽东时代搞的都是实事，官员们必须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社会的财富都用于建设工厂、铁路、公路上了。97年我在广州与一位北京人交谈，谈到我父亲再回北京时的感受，这位北京人讲，拆掉一些古迹是没有办法的，为了百姓的居住与城市交通，不得不拆除一些古建筑。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是为了百姓，而现在百姓住房并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将百姓迁移占用国家资源去建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仿古工程，两个制度，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钱，到底谁的境界高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是毛泽东的时代，出不了所谓的富翁，不会盖豪华办公楼，决不会让官员作威作福、花天酒地。决不会搞得几千万人失业下岗，生活维艰；决不会让百姓看着官员、资本家的脸色，去乞求恩准、去乞求饭碗；决不会将国家搞成外国人的加工厂，为子孙留下环境债，大部份人一生下来就是给资本家当伙计的命。如果在毛泽东时代，科技一定比现在进步，不会象现在多个领域被印度所超越；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道德决不会如此沦丧，中国的官员决不会如此没有志气，让中国人的形象在国外如此没有信用。前不久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全世界只有5台电脑，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那时是没有这些玩艺的，是不是更应当与那时相比更显然心安理得、更显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呢？衡量一个社会的好坏，离不开对分配制度的衡量，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与人们思想机制，决定社会的公平公正，决定人心的正义情感，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前不久看了电视连续剧1895，小小的日本竟能打败中国，决不是偶然，他们是君民一心，王后的首饰都捐了购买军舰，一心为了压倒中国，而中国这边慈禧太后却是在关心建她的园子，她的寿诞，她的权力，大臣们勾心斗角，互相算计，互相拆台，这样的官场，这样的世道，中国不败才真的是怪。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哪个腐败的王朝不是败在莺歌燕舞中？哪个衰败没落的政权不是坍塌在对人民的漠视与欺压之中。如今买办的媒体、太监文人不是用真诚的眼光借鉴历史，而是鼓噪如簧的喉舌去欺骗人民，相信觉醒了的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