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如何过国庆

         近距离感受革命者高洁人格  　　提起为新中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勋的父辈们的精神气节，他们的表情生出严肃。那是个人需要传承的家风，也构成了中华民族之伟岸脊梁。　　　　伯父首先是国家总理，并不因为他是我的伯父，就能和我们近一些。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多，我父母也属于一般的工作人员。总理就说，“既然这样，我和邓颖超工资比较多，我们来帮助你们，这样你们就不会给国家增加负担。”我小时候能经常去他那玩，大了反而不行了，他要求我们一定要自立，不能靠这个靠那个，尤其是可能因为家里有这么一层关系，就会胡来，这是一定不允许的。　　———周恩来侄子周秉华　　从1950年1月15日到1980年1月11日，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的任上一干就是30年。1989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4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他的遗愿就是，尽早实现中国人民“建立强大海军”的崇高夙愿，保卫祖国，实现国家统一。　　父亲的忠于职守，对子女们无疑有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父亲对子女个性和个人选择的尊重，也让我感觉到一种平等和关爱。　　———肖劲光之子肖伯膺　　父亲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位“谆谆长者”，平易近人，富有亲和力，工作方式也很人性化。不少老同志说，当年和父亲在一起，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　　父亲要求我们，随时要成为普通的一员参加到祖国的建设中去，踏踏实实地干一件事。父亲总是打这样一个比方，说现在社会主义建设就像盖一座楼，等楼建成后，你应该问，这座楼哪块瓦是我盖的，哪块砖是我砌的。　　———张云逸之子张光东　　父亲是一个单纯、正直的人，属于技术人才。我上高中时候，就对他有了一句评价，直到现在也没改变过：“春蚕到死丝方尽。” 父亲经常深夜也要出去，整天忙得不得了，一点也闲不住，报纸上几乎隔天就会有他的名字。那时候我的同学来我家，想见见父亲，总是见不着，后来他们和我说，你父亲好像生活在外星似的，一心扑在技术上。我说，他这是谋事不谋人。　　———李强之子李延明　　早在淮海战役时，我就和粟裕有过接触。有一位老将军这样评价粟裕的作战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机断专行，出奇制胜。我深表赞同。粟裕还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儒将，具有卓越的智慧才能和超人的勇气。　　粟裕对指挥员要求很严。每次交待了作战任务和作战时间后，都要加上一句：“你敢立军令状吗？”之后，常说《三国志》里的空城计、斩马谡等故事，以告诫大家。粟裕对参谋人员提出过这样两点具体要求：一是当秘书当参谋的，不能当“收发”，对文件、报告必须做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再汇报；二是经常让参谋、秘书做调研，到陆、海、空三军部队调研。1952年的时候，我就被派到朝鲜战场上去见学。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有一位同志曾向粟裕反映：有些人员议论，粟裕可评元帅。粟裕却回答：你听这些消息，是低级趣味。让人叹服！　　———曾任粟裕参谋、秘书的张剑　　谭政高洁的人格让人钦佩。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很有思想。在背后说到别人时，从来只提优点，不提缺点。哪怕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是不说别人一句“不好”。               ———曾任谭政秘书的乔希章　　难忘父辈对党的忠诚。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曾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参谋。张家口失守后，他搭乘美军飞机在邯郸着陆，由八路军派骑兵护送到新四军防区，父亲一路走一路留心观察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去向，写下了一本国民党一百个军的团以上战斗序列表和师以上主官姓名录，带回华中野战军。粟裕知道后，欣赏父亲的胆大心细，此后将父亲调至身边，担任参谋。　　当年在军调处任职时，有一块标明身份的标牌，父亲视若宝贝，从不离身，直到临终。                           ——— 金子谷之女金真            60年一甲子。　　10月1日，一个家国同庆的日子。　　记者走近开国将士的后代子女，听他们讲述他们的国庆记忆。　　革命家庭的朴素国庆　　“父亲很忙”、“家里过国庆时很简朴”，是他们提到国庆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句话。然而，这简单的两句话中却蕴含深意。那是革命家们的无私奉献，以及他们高洁却又质朴的家风……　　　　“我们家的国庆节很简单。国庆节前夜，国家常常要设国宴，外国友人齐聚。父亲当时作为外贸部副部长，几乎每年都要参加国宴，在家的时候很少。我那时候还小，几乎每年过国庆，白天不能出去，晚上可以由父亲带着去天安门观礼台看焰火，这是我对当时国庆最深刻的记忆。”李强之子李延明回忆。　　“父亲当时在救济总署工作，宋庆龄从国际社会争取来的物资，都经由他们分发到各处。妈妈也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见到。由于实行供给制，我和姐姐都要和公务人员一起吃大灶，很难和父母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家过国庆节，吃饭没有什么特殊。”熊瑾玎、朱端绶之女熊畅苏说。　　同样过朴素国庆的，还有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华。“总理对于很多人的感觉是非常亲切的，但对于身边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亲属，他要求很严。国庆也就像平常一样，不会有特别的准备，加菜也不会的。”小孩子都喜欢凑热闹。周秉华回忆，国庆节老大早，小孩子就带个小板凳，到长安街上去看游行。很早就去看，然后就等着。“我的记忆中也就两三次，七妈（邓颖超）会招呼我们，等我们在家吃好饭，跟她一起散步，一直到中南海边上，观看焰火，但不能上天安门，不能上观礼台，近一点的地方也不行。”　　后来，“条件好了些，每逢国庆，家里的饭菜总会比往常多些，就算很少，但也会给大家准备得非常丰盛。”谭震林之女谭泾远告诉记者，原先由于实行供给制，谭泾远从1946年起就开始要在食堂和士兵一起吃大灶的，一家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　　从陈赓的日记中，可以寻找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一个个仍在战斗中的国庆节。1950年，“国庆日，北京及国内各地均欣喜若狂……黄昏后，我警卫连及当地群众开会庆祝国庆，并大扭其秧歌。”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我仍是紧张地工作。美敌企图控制驿谷川东及东南地区，以掩护其铁原至涟川交通。数日来向我猛攻。夜月山战斗敌死伤惨重。今日攻势渐停。我写成两个电报发19兵团及47军，给以基本指示。”　　张云逸全家1954年也来到了北京。“北方逢年过节都要吃饺子，国庆节也不例外。”张云逸之子张光东说，“那时全家十几口人在一起吃饺子，总共才吃了一斤的肉，现在一个人就能吃掉一斤肉啊。”　　难忘国庆大联欢　　国庆游行，群众联欢，和伙伴们一起练，一起唱，一起跳……说起这段日子，已经生出白发的他们笑得依旧单纯。　　　　左权之女左太北，小时候国庆观礼，会和伙伴们一起跑到金水桥那边去等毛主席。“等结束了后，往地上一看，呀，满地都是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踩掉了的。”左太北笑了。　　左太北参加过国庆游行，跳藤圈操，还打过快板。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那是很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跳累了，大家就一起唱歌，那时候流行的苏联歌曲，我们都会唱，还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感觉欣欣向荣，阳光灿烂。”现在回想起来，左太北依旧神往。　　1959年以后，每逢国庆节，肖劲光之子肖伯膺也参加了群众游行。肖伯膺回忆：“男女生要结伴跳集体舞，就是向苏联学的那种舞蹈。我们北京五中的男生和女二中的女生跳。”有趣的是，“那时的人都比较害羞，男生不好意思主动上去拉女生的手，班干部只好带头示范。”肖伯膺笑了。　　“在上海参加国庆游行的时候，我在市三女中读书，有一次我们用彩纸当蝴蝶结扎头发，结果那天下雨了，白衬衣都被染花了。”谭泾远说，“后来到了北京，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每年学校都组织我们参加‘五一’、‘十一’游行。在师大女附中时，游行时我们会表演藤圈操、旗语操，就是模仿海军的动作。晚上，我可以先跟着爸爸上天安门看焰火，然后到天安门广场上狂欢到深夜。在大学时，国庆节我们就有了更多任务，比如有人要负责放气球，前一晚就要等在天安门附近整装待发；有些人要抬重机枪，练好几次手都肿了。国庆游行很累，但大家的热情始终非常高。”　　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　　国庆节，也是孩子们看到领袖们的绝佳时机。没想到，原本心目中“高高在上”的领袖们，竟是这般和蔼可亲。这成了他们国庆的又一难忘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国庆在天安门上看焰火，我和几个小朋友在一棵松柏边上捉迷藏。不想，玩在兴头上没注意身边的人，差点与周总理撞个满怀。”年幼的肖伯膺吓了一跳，不想，周总理却亲切地笑了，问道：“你是哪家的孩子？”肖伯膺只好老老实实地说：“肖劲光家的。”总理却又笑了：“小心点，注意别撞上外国人。” 总理的和蔼可亲让肖伯膺印象深刻。   　　杨勇之子杨小平，也深藏着几个和领袖有关的国庆记忆。“有一年国庆，父亲带我去看焰火，城楼上前排坐着党和国家领导人，茶几上还放着茶水瓜果。一开始我跟在父亲后面，看不清焰火，趁父亲不注意，我一下子窜到前排。有位老伯伯拉我过去，把我抱在膝盖上，说：孩子娃，一起看！我美美地享受一番‘高级’待遇。不一会儿，父亲找来了，向老伯伯一个敬礼，‘朱总司令好！’一把拉我下来。原来，我是躺在朱德身上看焰火。朱伯伯乐了，抓起一把糖，塞进我的裤兜里。”杨小平说得很投入，手下意识地伸进裤兜里摸一下。  　　国庆10周年，杨小平参加了游行，北京101中学是个独立方队。他回忆说，那天凌晨4时，同学们都在东四大街集合，一直等到中午11时左右，才进入天安门广场。队伍解散时已下午1时，同学们都饿得肚子咕咕叫。　　斯夜，杨小平随父亲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调皮的他心里藏着个小秘密，要和毛主席比身高。理由很天真，因为他在班上属高个子，身高1.77米。“我先溜达到前排，看见多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见到毛主席和他们谈笑风生。瞅着一个机会，我赶紧上前问候，‘毛主席好！’主席和我握握手，‘你是哪家的？’我忙答‘杨勇家的’，‘哦，杨ying家的，长这么高了。’（湖南话勇字发音为ying）主席的手很大也很柔软，我一时非常兴奋，立马去告诉父亲，‘好家伙！毛主席比我还高！’不料被父亲训斥一顿，‘有你这么说话的嘛？！’”  　　张云逸之子张光东记得，小学六年级那年国庆节，父亲带他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晚会、群众联欢。“城楼上都是孩子，调皮得到处乱窜，这时毛主席上来了，孩子们都跑上去围着主席转，主席左一个拉拉手，右一个拉拉手，还摸摸我们的头。”张光东回忆说，毛主席给人的印象特别慈祥、随和，很喜欢孩子。　　陈赓之子陈知健补充了一个细节：国庆节的晚上，主席总是被缠得够呛。他每次来得晚，大家就都围在电梯口，主席一来就全涌上去，和主席握手。　　1958年—1968年任杨成武办公室副主任的张剑回忆了杨成武将军这样一件往事。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成武代养了许多战友部下的子女，还收养了一些烈士遗孤，每到节假日等，住校的孩子们都回到他的家中，有时多达一二十人。每当“十一”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时，他都把这些孩子带上天安门城楼，让他们近距离地看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美丽焰火，过一个幸福愉悦的夜晚。“这些孩子长大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讲得最多的话是：‘儿时，虽然我们很少生活在父母身边，但是我们也同样有一个幸福欢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