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在经济学界挨骂最多的是黑板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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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宪忠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家“挨骂”的是与非之二

【凤凰网财经专栏/专栏作者 俞宪忠】对黑板经济学家的称谓经济学界并没有明确而统一的学术定义，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认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aose)“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厌恶他所谓的‘黑板经济学’，而热衷于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经济学。”[1]从各种不同的说法中作者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黑板经济学家主要是指那些侧重于从事经济理论的抽象逻辑演绎和规律性内在联系，并不直接从事经济具象分析和应用对策研究的经济学家群体。具体一点，主要是指那些在书斋中进行抽象的推理研究，并在黑板上给学生讲授经济学基础理论或基本原理的那些学院派经济学家。这些人很像是书呆子，充满了书卷气，通常是认死理，不灵活。这些经济学家似乎缺乏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用处，不能解决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顾名思义，黑板经济学家主要是指那些在大学从事教书生涯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其实，这些黑板经济学家最不应该挨骂，或者说他们最不应该受到指责。

让我们首先将学院派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作一个职业比较：学院派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不同，政治家做报告可以有一个文字和专业水平很高的秘书团队为其专门撰写报告文稿，有一个高度专业化和具有服从性格特征的庞大人群为之服务，并可以支配和使用相当数量的各种公共资源。而且报告文稿撰写好以后，报告人几乎都是照本宣科和逐字逐句地念一遍。因而在严格意义上几乎都是读报告或念报告，而不能非常笼统地称之为“做”报告或演讲，而只是公布某种政策取向或政治意向。而且，报告的内容大都是非常夸张的正面成绩，缺乏对现存负面问题的深刻探究，一味地迎合社会公众的心理需要，通常表现为对社会各界需求的政治综合或模糊概括。

让我们再来将学院派经济学家与纯粹科研机构的研究学者作一个职业比较：纯粹科研机构的研究学者被邀请在外面作学术报告，针对的通常都是非常陌生的特殊人群，而且通常都是仅做一次报告或演讲，很少是连续性地针对同一人群做多场学术报告。用博弈论的专业术语来讲，都是一次博弈，而不是重复博弈，相对而言，这是比较好办的事情。报告人或演讲者可以将自己所掌握的全部最精彩的材料，集中起来而一次性地将“包袱”抖出去，也最容易获得令听众为之喝彩的轰动效应和成功效果。如果连续地对同一人群讲述，其报告效果或听众满意度必定会呈现边际递减趋势，也就是听众感到越来越不好,一场不如一场。此外，还有一些纯科研学者不需要面对听众讲课，即使演讲和沟通能力很差，但只要聪敏勤奋、方法得当、长期坚持和文笔很好，能够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就完全可以胜任纯研究工作。不存在非常直接的听众检验或他人认可，职业模式的约束条件非常弱，在中国大陆尤其如此。

我们还可以将学院派经济学家与影视演员作一个职业比较：影视演员有作家写好故事情节，有剧作家加以改编，还有服装师、灯光师、摄影师、美容师、化妆师、发型师、造型师等为其设计，更有导演指导演出，还可以有替身替演某些高难和高危镜头；一旦实地拍摄的一段拷贝有问题或不能令人满意，就可以将其废掉而从头再来重拍；正式公开地进行商业放映前，还有专业团队进行艺术剪辑、配音编排和卖点炒作等。即便如此，导演和演员挨骂也是常有的事，公众也照样不买他们的帐。

但大学教授不是这样，在大学里教书的经济学教授看似很好做，其实真正受大学师生欢迎的经济学教授最难做。几乎所有的一切教学环节都是靠教授一人自己独立地去完成，老面孔还要连续地讲好每一堂课，几乎没有办法可以藏拙，一切都暴露在学生面前，一切后果都要由教授自己承担。最要命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可逆性，每次课都必须一次成功。如果一个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一堂课结束时告诉他的学生们：“同学们，对不起，我今天讲得不行，全都错了，下一次课我们需要从头再来！”，这将是摧毁他职业生涯命运的灾难性事件。当然，由于中国大学制度的特殊性，经济学教授队伍中也有一些因不学无术而靠念讲稿课件混日的酒囊饭袋，也有一些不遵守职业伦理的道德败坏者，学不高且身不正，“学术”上靠抄袭剽窃或跟他人挂名为生，对这样误人子弟的“经济学家”就理应大骂特骂，因此而需要对大学教授实行严厉打假。但学院派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模式，有着非常严苛的工作约束条件，远非其他职业的人们所能理解。

但总的来讲，要做一个称职的黑板经济学教授也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对学历学位、学术职称、个人能力、职业伦理、岗位特质和专业素养要求极其严苛的领域，硬性约束条件非常多，其职能就是既要完成经济学有用知识的课堂阐述和广泛传播，又要跟踪理论前沿和从事学术研究，正是这样一些传播知识火种和传承思想火炬的人，合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发展。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Hayek)就曾经认为：“就对当今事务的直接影响而言，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当他的思想通过历史学家、政论家、教师、作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的著作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时，这些思想就会有效地影响社会发展。”[2] 哈耶克(Hayek)还又指出：“从长远观点看，正是思想以及使新思想传播开来的人决定着进化进程；”。[3]正是由于这个主要原因,人们才赋予在黑板前讲课的教师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

这些黑板经济学家们与那些并不直接教授学生而又与市场时刻联系紧密或对金钱非常务实的经济学家不同，虽然他们向学生讲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基础知识，在大学里还要求课堂教学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但他们大都挣钱不多且非常辛苦，通常都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既要课堂授课还要从事学术研究，课堂教学也大都具有较大的学术成分。听课的学生和老师对其有无水平一听便知，不受欢迎的老师很容易被赶下讲台，此外还附加了很多的课堂纪律，他们最不应该挨骂。有很多人因为受到了黑板经济学理论的学术熏陶，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毕业后而成为了著名政治家、显赫企业家，或者是成为了富有理论建树的经济学家，因为这些人最起码都接受了正规的大学高等教育。如果不信的话，让那些骂黑板经济学家的人走到黑板前去试讲一下，看一看能否受到青年学子们真诚而热烈的可持续性欢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所有得主，几乎都首先是大学教授，他们首先都是给学生以理论思想而不是具体方法的黑板经济学家。学院派的黑板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不应因现实远一点的职业特点而挨骂于天下，离经济现实最近的只能是企业家、经纪人、推销商或消费者。可以骂那些丧失良知的黑心“经济学家”,而不应该骂那些辛勤耕耘于讲台的黑板经济学家。

社会越是发展，职业模式就会越是多样化，因分工细化而出现的经济现象就越是复杂，而纷繁复杂和千变万化的现实经济现象，只有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序列沉淀和发展过程检验，并经过经济学家的理性观察和科学梳理，才能概括和描述出隐藏其背后的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规律。可以这样讲，虽然不能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当远离经济现实，但在经济热点和焦点上“摸爬滚打”的那些“经济学家”，固然可以成为经济名人或有钱的富翁，但很难成为真正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学院派中有思想的经济学教授反而可以精心观察和静心思考，摆脱那些杂乱经济现象的即时“骚扰”或随时干扰，从而具备成为真正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离经济现实太近的那些人很少是真正有思想的经济学家，起码不是造诣高深的经济学名家，而通常是企业家、政治家、推销商、经纪人和消费者。尽管他们在市场上可能很活跃，知名度也很高，似乎也有着轰动性的影响力，但他们繁忙的活动都不是与人和思想打交道，而是与市场和金钱打交道，这样的人永远进入不了跨越时空的人类思想隧道。

[1] 张五常著：《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P419。

[2] [奥]哈耶克(Hayek)著：《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162。

[3] [奥]哈耶克(Hayek)著：《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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