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视纪录片《新中国》　　第十五集

大型电视纪录片《新中国》　　第十五集　　

　　1993年11月2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飞越太平洋，参加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会议发言中，江泽民向与会各国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是和平与繁荣的世界，还是动乱与贫穷的世界？

　　在20世纪90年代，和平与繁荣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肩负着尤为重要的使命。

　　江泽民与克林顿的会晤受到舆论的特别关注。这是自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之后，两国元首的第一次握手。江泽民告诉克林顿，中美两国都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首脑在西雅图的会晤，实际上打破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政府宣称的不进行高层接触的僵局。半年后，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在白宫宣布，再次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还申明说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

　　到1994年底，欧盟组织也正式宣布，取消除军售以外的所有对华制裁措施。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为了促进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的的趋势，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许多国家的首脑也纷至沓来。中外在科技、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趋扩大。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1993年5月13日，一批著名的国际政治活动家汇聚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他们大都是各国退休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会议特别邀请刚刚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会阐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目前的经济形势。当时中国的经济过热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朱镕基表示：中国政府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有信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面对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课题，一些人、一些地区还没理清发展思路，就盲目地“大干快上”了。1993年留给人们记忆最深的是这些炽热的场面。

　　在当时，似乎人人手中都握有钢材、汽车、家电、化肥等紧俏商品，一经转手利润倍增。钢材的价格几经炒作短时间里就涨了四倍多。

　　广西北海是一个仅有10多万人口的城市，这时也刮起了房地产旋风，全国的房地产投资商云集此地。

　　据说是2010年，全世界前十位大城市，有北海一个，这是有点太头脑发热了。

　　小小的屋仔村，仅1992年就集聚了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陆地上的地被炒光了，人们就想在海上造出一块地来炒。

　　199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高达13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61.8％，这样高的速度是我们的国力所不能承受的，房地产、开发区和股票市场等方面的过热，导致了通货膨胀达到21.7％。需求过大造成供给不足，为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说：“乡里搞开发区，你想想有人来吗？人大常委会汇报找我们去，有的常委很严肃的提出来，物价涨得这样高，通货膨胀这么厉害，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对有关负责人进行弹劾，我压力很大，弹劾，能弹谁呀！只能弹劾我。那时我非常着急，想办法把物价降下来。我在北京跑很多地方，包括北京大学里面的粮店我都去过，非常焦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四次周期性波动，前几次都有一个紧缩调整阶段，但都没能同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通货膨胀。

　　面对新的经济过热，能否使中国的经济不出现大的震荡，平稳回落，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领导人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陈锦华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们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清醒的，1992年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全党注意。大概过了两个多月，那是叶利钦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指定让我陪他。那时我还是体改委主任。中午江泽民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叶利钦吃饭。吃饭时，他说我马上要到京西宾馆去，全国计划会议在那召开，去讲讲经济过热的问题。后来大概又过了三个月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了，会后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朱镕基同志，又给大家讲这事情，不断讲，到了后来我记得是5月19日晚上，我印象中他要出访了，他离开北京以前大概深夜写了一封信，给国务院邹家华副总理又提出这件事情。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不抓住机会，注意这种事，机会稍纵即逝。在他讲的同时国务院就开始操作了。”

　　在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下，国家计委组织了七个部门奔赴全国14个地区展开调查，并汇同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意见。从1993年5月下旬至6月初，中南海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经济过热的措施。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下发全国。

　　中央领导人在以极大的精力解决经济生活中的过热现象的同时，仍然以坚定的决心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进程。这一次，重点放在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一位作家曾这样说过，具有现代地理眼光的人，一定会看重上海。它面对一个浩翰的太平洋，它的背后，则是横贯九州、气势不凡的万里长江。

　　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是中国开放程度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一度曾经是亚洲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与沿海一些地区相比，上海的发展速度渐渐迟缓了。

　　浦东的开发开放，使上海获得了重振雄风的机会。和十几年前创办经济特区相比，开发开放浦东的举措，意味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更加有力地向前迈了一大步。

　　晚年的邓小平曾七次在上海过春节。他曾遗憾地说上海开放晚了，他为这座城市今天的发展而欣慰。

　　离开上海后的江泽民，也时时惦记着这座城市的发展。1993年5月，他来到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对上海市的负责人说：“中央对于上海未来的发展寄予很大的希望。”

　　从那时起，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焕发了往日的朝气，增添了新的光彩。

　　对中国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和上海浦东的大规模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表明曾困扰中国几十年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经济怪圈，被打破了。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细心的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十四大以后，人们习惯的“国营企业”一词被“国有企业”取代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说：“国有企业这一提法代替国营企业，一字之差是很大的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有国营，所以当时叫国营经济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在改革以后80年代开始，先后提出政企分开的问题，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问题。在实践当中采取很多具体做法，在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确认。”

　　1985年，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对中国和日本的企业作了一翻对比研究，他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认为中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这个结论尽管不客观，但却足以提醒我们去认真审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1993年，中央决定，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理论上是个重大突破。另外一方面，在实践上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我们进行了十几年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其中包括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包括承包制、分税制等等。这些对搞活企业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对国有企业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说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国家还要负无限的责任。这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就要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就是企业制度的创新。所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也是个系统工程。企业本身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人多、债多、社会包袱重，这是历史上形成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企业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所以经济体制的转换也需要一个过程。”

　　面对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崭新的课题，许多企业的经营者开始艰难的探索。这时候，一条新闻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河北省南部的古城邯郸。

　　1994年我国钢材市场价格大幅下降，而原材料价格却迅猛上涨。一时间许多钢铁企业纷纷落马，而邯郸钢铁总厂却出奇智胜，不但没有亏损，相反实现了利润7.8亿元。

　　邯钢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们通过模拟市场核算，抓住降低成本这个关键，实行全员全过程成本控制。

　　原邯钢一分厂生产计划科科长石忠民说：“当时分给生产科最多，他们是每吨钢840元的铁水消耗。我们作为原料科还是比较大的科室，分了是每吨钢81.15元的原材料费，当时我一看到81.15元这个指标，我的脑袋嗡的就炸了。所以我思想当时压力很大。”

　　工人甲：这压力怎么很大呢？一边干活，还一边算帐。如果你算计不到，你指标超了，你奖金就会被否决，甚至工资都被否决。
工人乙：这样一看，领导动真格的了，所以这开始以后，慢慢逼着你走向市场，你不算也得算。
工人甲：小的螺丝都要算账，怎么算账呢？我需要四条螺丝的话决不拿六条螺丝，我拿六条螺丝，剩下两条我都送回库去。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章说：“这样形成邯钢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这个力量可了不得。”

　　成本否决法带给企业的决不仅仅是成本核算方式的变革，而是以市场为轴心全面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成功探索。这样的企业并不止邯钢一家。

　　当海尔集团总经理张瑞敏被美国哈佛大学邀请前去介绍企业成功经验时，他感到了一种自豪，因为他是来到哈佛讲台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与此同时，四川长虹、江苏春兰、安徽荣士达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中都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当我们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了300多年的探索。差距是不言而喻的。以1994年为例，我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是何等艰巨。

　　在1994年1年里，40多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在鲜花和微笑中，世界与中国紧紧联在了一起。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领导人的身影和声音也显示了越来越重的份量。为了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促进国家、地区与全球性的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合作，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

　　1995年5月9日，50多个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江泽民说：“站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纪念馆面前，历史的画卷令人激动。历史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侵略扩张导致灾难，和平发展才能带来繁荣。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世界和平的明媚阳光之下，人类崇高而远大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1995年10月，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江泽民作了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演讲。短短四天里，他还会见了17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接受了国外新闻媒体的三次采访。

　　1996年4月25日，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天，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5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个协定，标志着中国北方数千里边境线从此将沐浴在和平与合作的阳光下。

　　中国领导人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们的足迹更遍布国内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央确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总方针指引下，从1992年到199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了12.1％，成为历次“五年计划”中速度最快的五年。通货膨胀率已从几年前的21.7％降到了6.1％，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世人瞩目的“软着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跟1984年、1985年那时候有所不同，我们是从金融着手。因为93年这种过热它有一种特点，就是从银行里把资金拆借出去了，大量的票子出去了，所以要治理当时某种程度的过热必须整顿金融。所以，16条里面有7条完全是金融方面的规定，有五条也是跟金融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提出约法三章，不许拆借，拆借的钱都收回来，不许高利息储蓄，不许放贷等等。另外银行本身不许向有关系的机构贷款，把金融给抓起来，这就抓住了关键。当时实际上只有两个月就把这个现象给制止了。中央这个政策经过实践考验是完全正确的。把这些问题纠正过来了。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叫软着陆。”

　　1996年，如果你又一次来到了浦东，你会发现上海变得越来越年轻了。几十家外国金融机构已落户上海，五百家全球最大企业中有100多家扎根浦东，从1992年到1996年，浦东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整个上海在这五年中平均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以上，比上一个五年快了一倍。

　　高架桥和地铁的出现，为上海的现代化建设拓展了新的空间。美丽的外滩曾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象征。今天，在它的对岸，矗立起了新中国自己创造的辉煌。

　　悠悠流向大海的黄浦江，仿佛把两个世纪、两种文明融合了起来，仿佛在叙述着一个20世纪东方大上海的故事。

　　为筹划下一步的发展战略，1995年9月底，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必须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还阐述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概括。

　　1996年5月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经济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要鼓励探索，允许实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

　　要有所作为，除了企业制度的创新，还必须通过资产重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淘汰一批已经失去了市场竞争力的老企业。

　　90年代以来经营状况举步维艰的中国纺织行业，率先迈开了这历史性的一步。

　　有100多年历史的上海申新纺织九厂不得不作出了最痛苦的选择。

　　中国纺织总会会长石万鹏说：“我宣布，全国压缩淘汰落后的棉纺锭1000万正式开始。”

　　这次报废回炉的12万锭棉纺设备来自已有120年历史的上海申新纺织九厂等5家企业。其中55000锭是二、三十年代制造的设备。

　　陆捌冰就是当时砸锭的第一位师傅。他回忆说：“当时我举起锤子的时候，心情非常难过，砸不下去。这一锤子下去等于把自己的饭碗砸掉了。”

　　上海申新纺织九厂职工王淑云说：“进这个厂我是扎着小辫子进这厂，没想到今天我会把这机器敲掉，心里真的很难过。”

　　据了解，棉纺行业总量过剩和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纺织工业走出困境的重要因素。1997年全国棉纺生产能力达到4171万锭，而市场需求仅为3000万锭。为此，纺织总会要求压锭工作中要坚决将总生产能力压下来。

　　从此，申新九厂3000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上海申新纺织九厂干部宋琴芳说：“这产业结构调整，肯定有一部分人做牺牲，而且化代价的。那么我们的责任来说，就要把这种牺牲，把职工的牺牲降到最低限度。那么，我们当时就成立了再就业领导班子，从几个方面安置职工。”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而引起的职工下岗问题，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被摆到了议事日程的头等重要位置。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联合召开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高度评价了广大国有企业职工几十年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布署了解决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一系列积极措施。

　　江泽民在会上说：“但是要充分看到，搞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这些工作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是现实的紧迫问题，也是长远的战略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1998年1月4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下岗职工作出了“只要不挑不捡，立即让你就业”的承诺。

　　大连市职业介绍中心管理部长刘晓晖说：“这个大厅就是大连市中心劳动力市场，它主要是为下岗职工和失业职工提供即时服务的一个场所，一方面它是一个信息的管理机构，所有信息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由这里实施统一的管理。同时呢，又是一个信息的发布机构，在这里把各类即时服务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到社会上，供广大下岗职工选择，从而实现再就业。”

　　大连市市长薄熙来说：“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很多下岗职工，他们对城市是很有责任感的，我们政府应该对他们有强烈的责任心。作为人民政府既然是为人民服务，他应该是非常具体的，应该为这些下岗职工多尽一份心，多尽一点责任。”

　　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转变就业观念，重新鼓起勇气，开创出了新的天地。

　　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是江泽民始终牵挂的问题。5月28号下午，江泽民专程前往武汉再就业服务中心了解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并与再就业职工代表座谈。

　　今天，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了为下岗工人服务的职业介绍所和服务中心，下岗工人们已不再孤独。当然，解决他们再就业的任务依然是艰巨的。

　　如果你从北京朝阳门外走过，你一定会注意到一组英雄群像。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战士、干部、知识分子，在普通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的高尚情操装点了这个伟大时代。

　　新中国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体内容的宝贵精神财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需要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也需要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改革开放为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更强大的物质基础。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任务。

　　1986年和1996年，中共中央两次通过了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国家有关部门还制订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最近20年来，国家投巨资兴建文化教育设施，扶持文化教育产业，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高潮迭起。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了起来。

　　在曾经被认为是“经济热土，文化沙漠”的经济特区，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王京生说：“深圳这20年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叫建特区，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建城市。要搞一个国际性的城市，那么国际性的城市和搞一个特区就完全是两回事，这里边很重要的对一个城市的来讲，一个城市品味的高低，影响大小，文化起相当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深圳很多的决策，包括发展都是首先考虑它的文化档次和文化品味。最终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文化名城。”

　　今天，一座座高品味的现代化城市如明珠般镶嵌在祖国的东部沿海。这里的人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优美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

　　精神文明建设的回报也是丰厚的。1993年，欧洲最大的毛纺织商克劳斯兄弟准备在中国投资办厂。从南到北，考察了十几个大中城市，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投资场所。经人介绍，他们来到了长江边上的小城张家港市。这里优美的环境和井然的秩序深深吸引了他们。仅仅参观了一个小时，他们就作出了决定：在这里投资8000万美元，建设欧洲精纺城。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根据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1995年，江泽民提出了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如今，以整风的精神，对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进行“三讲”教育的活动正在进行。

　　与此同时，在全体公民中进行的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也在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着。

　　电影故事片《秋菊打官司》曾经在全国引起了热烈反响。秋菊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普通农村妇女，为了替被村长踢伤的丈夫讨个说法，一趟又一趟地走进执法机关的大门，直到法律最后给了她一个公正的说法。

　　法律意识在公民中的普及，是2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收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法制经济。

　　从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立法机关通过并颁布实施的法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

　　六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37部，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26件。
　　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59部，有关法律的决定27件。
　　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85部，有关法律的决定32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说：“我们今后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要加强立法，总的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为此，做到年度有计划，一届人大有规划，到2010年有纲要。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加强监督工作，因为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利。我想，进行这个工作有一点很重要，自己本身也需要依法监督。所以，我们要起草监督法和若干关于监督问题的单行法律。”

　　从1994年12月开始，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8次听取了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

　　1996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得到了确认。

　　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和完善了这一政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统一战线有了新发展。统一战线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是明显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最广泛的一个联盟。用我的来说，叫一个最广泛的联盟，‘三个圈’。所谓‘三个圈’，就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的团结；以拥护和平统一祖国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和港、澳、台同胞的团结；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所有的中华儿女的团结。二是统一战线的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过去主要为阶级斗争服务，转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上来。”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政协切实地履行职能，有利于广开言路，集思广义，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及时和有效地改进工作；有利于求得共识，协调步伐，推动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是走向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在一个制度完备、依法治国的现代国家，各种腐败行为将越来越缩小其活动的天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与各种腐败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江泽民在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说：“腐败现象是侵入我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魔，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是绝不允许出现这种后果的。”

　　中纪委二次会议以后，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断加大，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一批腐败份子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尉建行说：“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正在找到一条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路子。”这条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探索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路子，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二是形成了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待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是风气问题，一是惩处腐败分子问题。努力做到关口前移，牢固树立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三是形成了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对策。

　　四是形成了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上分阶段部署，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积小胜为大胜的工作路数。

　　五是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体制。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尽管当前有些腐败问题还很严重，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但我们相信，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遏止’这一目标。”

　　从1992年到1996年的五年间，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拓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越走越宽。

　　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了这一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城市数量已由1979年的193个发展到1997年的668个。第三产业的兴起，使城市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劳动合同制的实行，使年轻人更加勇敢地告别铁饭碗，可以凭兴趣和特长选择职业。市场物价悄悄地在回落，超级市场使人们购物随心所欲。随着打假呼声的高涨，中国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喜欢洋货的人们一不小心就从国外买回了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外出旅行中，更多的人开始乘坐飞机，这使得铁路部门下决心提高列车时速。

　　1996年9月1日，我国又一条钢铁大动脉开通，人们称它是大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