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改是成功的”

　　文/图　长江商报记者　刘渐飞　发自杭州

　　——　核心提示　——

　　“很多媒体的报道是失实的！杭州车改不会停止，也不会走回头路！”8月14日，陈章永语气坚决，手在空中用力一挥。他的身份是杭州市纪委副书记，也是杭州车改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

　　当天，距杭州车改刚过百日。

　　今年4月16日，杭州市政府出台《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1＋6方案》，方案提出，3年分3批完成车改，首批确定21家市直机关试点，5月1日实行。

　　“公车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陈章永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他所说的“大势”即国务院近几年一直将　“探索公车改革试点”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根据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的调查结果，截至2007年11月30日，中国公务车共5221755辆。这些车一年共消耗4000多亿元。因计算口径不一，不同专家所采信的数据不尽相同。但近4年来，见诸媒体的中国公车总开支横跨3000亿至6000亿元。“节约行政费用、杜绝公车私用，这是改革最显而易见的成效。”

　　杭州车改由市纪委与市发改委牵头。

　　杭州市纪委副书记，也是杭州车改领导小组重要成员之一的陈章永清楚地记得杭州车改的每一次步伐：

　　2002年，该市余杭区黄湖镇，西湖区三墩镇、翠苑街道等地自发开展了公车改革试点。次年2月，市纪委提出要积极探索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并第一次把抓好公车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作为重点，要求西湖区继续搞好试点工作。自此至2005年，该市区级车改逐步铺开。

　　接下来的2007、2008年，陈永章频繁参加车改工作会议。2009年5月1日，市直21家单位车改拉开帷幕。

　　“车改解决了纪委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杭州市纪委宣教室翁先生说，车改后，纪检部门再没接到过区、县（市）以及车改的市直部门公车私用的举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没车改的单位一到节假日举报信就来了。”

　　“7年以来，杭州是自下而上的车改，基础扎实、效果明显。”陈章永对此次车改很有信心。

　　“副局”赵清平离开公车的日子

　　“我们现在里外不是人！”8月14日，杭州市城管局办公室内，赵清平听说记者要采访他关于车改的看法，赶忙摆摆手：“这个话题现在蛮敏感！”

　　他是杭州市城管局党委委员、纪检组长，副局级干部。按照车改规定，他的公车已于5月1日上交了。目前，他开着私家车出去开会、检查工作。“开始很不习惯，但现在逐渐适应了。”

　　公车取消后，赵清平出门上班、下班回家的时间分别提前、推后一个小时。“以前要去哪里，提前告诉司机准时来接送，我在路上还可以休息下。”车改后，为了给路上堵车、找车位留下充裕时间，他必须要打好提前量。

　　城管局是21家参加“车改”的市级机关之一，　包括领导专用车，监察室、综合处和办公室等机关科室公务用车等等在5月1日前全部移交了，赵清平以前的司机也调走了，他每月领2200元车贴。

　　考虑到城管局还需行使执法职能，车改中保留了局下属三个直属单位公务车。因此，城管行政执法支队直属大队、城管行政执法投诉受理中心和城管行政执法信息中心未受到影响。

　　“车改有利有弊，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赵清平算账说：车改可以节约司机的工资支出开支，车辆支出也省了。一般平均一辆车一年的花费要两万元左右。“只是我们比以前感觉要累一些了，自己驾车总感觉神经崩得紧紧的。　”

　　城管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称，相比于副局级以上干部而言，处级以下工作人员可能更赞成车改。“公车总量有限，一般要优先安排领导使用，我们以前也基本没有用车。车改后处级以下干部还能每月拿到车贴，我觉得是好事。”

　　“5公里内，非执法、非紧急事情公务外出，一律提倡骑自行车！”早在车改之前，杭州市环保局已率先倡议。　唯一例外的是环保系统内的执法、应急用车，则随叫随到。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环保局将10辆自行车放在传达室，专供近距离公务外出使用。

　　杭州市环保局局长何荣坤说，车改后，离单位5公里内的公务外出一律提倡骑自行车，“我也不例外。”

　　自负盈亏的公车服务中心

　　忙！

　　这是何青提得最多的词。她是杭州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分管此次车改的重要机构——公车服务中心。“时间紧，没有前例可循，又不能耽误政府部门正常运行，难度可想而知！”

　　5月8日，车改后的第七天，杭州市公车服务中心开始运转。

　　位于德胜路上的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扮演着杭州市政府机关的“小车班”的角色。不过，这个“小车班”更像一个出租车公司——干部坐车需按时间、里程长短收费。

　　这个特殊的“小车班”负责车改单位重要公务接待、统一集体活动、大型执法公务活动、应急突发事件处置等公务用车。除此之外，机关个人公务用车也可以通过电话和服务网络进行预约。

　　“不过，公务员因私事叫车，收费比打的士还贵”，何青说，他们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来杜绝公车私用。

　　最先，这个中心只到位了19辆车，目前已增至100辆。所有司机都是清一色的白衬衣、黑色西装长裤。“这是我们的工作制服”，　司机朱桂忠笑着说，他们出车时，人手一只刷卡机，根据里程按时、按里程收费。

　　“我们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何青说，这就决定了公车服务中心不可能亏本为某个领导提供专车服务。按照该市的设计，下一步公车服务中心将彻底社会化，“不仅可以为公务员服务，也可为社会上其他单位和个人服务”。

　　“我们的补贴标准属于中等偏下”

　　杭州车改办相关负责人称，按照“整体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他们预计在三年内，即2011年前完成市级机关公车改革的工作计划。车改的范围包括市级党政部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与市级机关合署办公（人员、经费、车辆统一管理）的财政全额拨款（财政补助）事业单位。但公检法三大系统暂不参加车改，城管局等承担执法任务的下属单位也不参加车改。

　　根据“自愿性”原则，第一批21家单位参加了车改。“车改前，在各单位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几乎100%赞成进行车改。”

　　陈章永回忆，车贴的标准问题是最困扰车改小组的问题。

　　“总的原则是坚持社会承受能力与适当调动工作积极性相结合。”陈章永承认，最佳的方案是按照每名公务员用车的实际需要确定。然而，这在理论上可行，实际无法操作。　因此在补贴标准出台前，车改办进行了测算。其依据为：

　　参照已车改单位干部的实际支出为基准。已车改的7个区的　标准经实践检验，既保证了单位和人员正常的公务出行，又避免车贴节余过多或贴钱过多。

　　为精确起见，车改办做了三个测算模型：首先以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普通干部为例，测算他们在过去一年里因公务出行的次数，由此推断每月需要的交通补贴。其次是计算一辆车一年所需经费，按处级干部用于公务的比例计算出每月开支金额。另外还参照乘坐的士的费用。　老城区内单趟车费在10至20元，根据领导干部每月公务出行次数计算出费用额度。

　　“带头不冒头”，这是杭州车改不成文的尺度。他们参照全国各地车改的标准，最终决定实行按职级分9档补贴，每人每月最高补贴2600元，最低补贴300元。“这个标准在全国来看属于中等偏下。”

　　记者注意到，第一批参加车改的单位中，本次车改的两大主导部门——杭州市纪委、市发改委没有参加。对此，陈章永解释：这是为了保证车改的公正性，避免因自身参与而影响决策的公正。“下一步肯定会涉及这两个部门。”

　　“我担心舆论会扼杀这场改革”

　　尽管车改不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并取消了购车补贴，但让车改办没有想到的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购车潮”，正在当地公务员当中蔓延开来。

　　陈章永为记者提供了一份刚刚出炉的调查结果：　在尚无私家车的市管领导干部中，准备购买私家车的占71.9%。当地媒体的调查称，杭州近七成经销商称“车改拉动了汽车销量”。特别是一些车贴在1000元以上的公务员更是倾向于买车：“因为养一辆私车月开销也就千把块钱”。

　　8月13日至15日，记者先后在萧山机场、杭州市政府、杭州火车站附近随机采访了10名市民。其中过半数市民表达了潜在的担心：车贴会不会成为一种变相的福利？变成发放奖金的借口和形式？

　　“杭州模式有有效的监督。”车改办对这一点很有信心。

　　“公车出行对道路的影响大于私车，公车动态占有了道路资源的80%，公车的出行频率却远远高于私车的出行频率，成为道路拥堵的主要原因。从杭州目前已车改区、县（市）的情况来看，车改有利于减少城市的道路压力，缓解行车难问题。不仅能使杭州更加廉洁，也能使杭州更加清洁。　”陈章永向记者出示了一份车改推行100天后，该市调查统计出的最新数据——79%的市管领导干部表示支持，只有21%的市管领导干部表示反对。

　　“这说明了车改的进步。但我担心舆论会扼杀这场改革。”随着杭州车改的逐步推进，媒体对这场改革也越来越关注。其间，叫好叫座的有之，挑剔批评的更有之，密集的舆论让陈章永备感压力。

　　已有媒体质疑，杭州车改开始走上“回头路”。因为有消息说，杭州第二批车改将实施新模式，局级领导干部中开展包干使用公车探索，即本人不领取车补，所有公务用车由公车服务中心提供。

　　“这只是一种构想或谋划，并不一定会真正实行。”陈章永说，如果因此就说杭州在走回头路，“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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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车改浪潮

　　1993年，广东开始公车改革的试点，东莞沙田镇等单位开始取消领导干部公车，改发交通补贴。

　　1998年，国家体改委制定《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部分中央部委进行车改试点。同时，黑龙江、浙江、重庆等省市部分地区也启动试点。其中，最出名的当为大庆车改。此为中国车改的第一次浪潮。

　　到了2001年，江苏省从单个乡镇车改试点起步，扩展到300多个乡镇。此后，湖南资兴、浙江杭州、义乌，江苏的江阴等地，都相继加入。

　　第三次浪潮，则于2004年6月在全国掀起。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国家机关，及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20多个省市进行公车改革。

　　“这说明了车改的进步。但我担心舆论会扼杀这场改革。”

　　——陈章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