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臭老九”正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羊城晚报》大胆破禁，不遗余力地为“臭老九”正名，大力推动为“文革”中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右边这张富于时代精神的照片，刊于1983年10月10日《羊城晚报》一版，莘莘学子灯下苦读 的场面，调动起读者对知识、对求知者的崇敬之情。

金秋访九嶷山学院　蔡俊荣　摄

传奇，总是书写于大乱大治的年代。

上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风云际会，在《羊城晚报》的舞台上，一群能重新拾起笔的报人尽情挥洒自己的才华与汗水，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对比自身的如鱼得水，羊城晚报人也格外理解当时社会上一批老知识分子的苦闷：背着“左”的包袱，想干事业，有职无权；想出成绩，无用武之地。

纵观上世纪80年代初，《羊城晚报》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头报道推出。吴鲁（羊城晚报复刊后首任总编辑吴有恒的笔名）、微音、刘婉玲、王华基、刘星等名字，随着这张报纸的一纸风行，也深深地镌刻进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心里。

摆渡船上采访“星期六工程师”

为“臭老九”鼓呼的报道中，刘婉玲的“星期六工程师”系列报道影响极为深远。

1985年某个周末，刘婉玲在中山大学采访完，见到校外多辆小车在接人。一打听，才知道是接老师们下乡帮忙解决技术难题。当时，珠三角乡镇企业大多正处在起飞阶段， 人才奇缺。以佛山为例，近万家乡镇企业，平均50家只有一名在册的技术人员，一项小技术有时能救活一间厂。相比之下，广州有的研究所，十几名科研人员设计一张图纸……当其时，社会上对业余兼职的活动有许多非议，有些科技人员因兼职挨整甚至坐牢，“炒更”是个敏感话题。

为了“挖料”，刘婉玲在顺德龙江镇的渡口守候了两天，等候摆渡过江的“星期六工程师”，与他们一起渡江聊天，两岸不知来回了多少次。有的科技人员流着泪接受采访；有的几年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名；有的则分文不动兼职的微薄报酬，生怕“东窗事发”，“秋后算账”。

苦心酝酿，刘婉玲写下了具全国影响的“星期六工程师”系列报道的开篇之作。当时即使在报社内对这种现象也有不同意见。有种声音认为：科研人员吃的是“皇粮”，有精力大可为本单位做更多贡献，凭什么在外“炒更”？

不过，在大量采访、掌握了充分背景材料后，《羊城晚报》决定对“星期六工程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发展和科研改革的促进给予肯定，微音写下多篇“街谈巷议”“撑”他们，认为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为乡镇企业贡献智慧，合法合理。

后来，全国各地相继有20多家报刊报道，“星期六工程师”终于开始堂堂正正地开展工作。国家科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说：“星期六工程师”，是广东的一大发明。

为文有锐气，为人有骨气

和不少老晚报人一样，半路出家的刘婉玲身上，能让人感受一种浑然天成的“报人”气质。

据说，她开会总坐最后一排，发言很少超过十句，走路风风火火。

有人说她“酷”，有人说她低调。但提到新闻采访，她就像换了一个人。

46岁才当记者，恨不能将“文革”耽误的青春补回来。她说，记得初入晚报头三年，几乎没怎么休息过，某年大半年没回娘家，年初一回去吃餐团年饭，才动筷子，被报社的同事找上门，又去忙工作了。“当时我们那批人，都是这样的。”每天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刘婉玲在那个年代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听一班老知识分子倒苦水，有时明知不能见报，也一坐就是半天。她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他们在文革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听他倒几个小时的苦水又有什么呢？

著名的中西医结合肿瘤学专家林日省，正是在《羊城晚报》报道后“出山”发挥所长的专家。他深情回忆：当年《羊城晚报》记者们很善于与采访对象交朋友，像刘婉玲，甚至连婚姻大事都帮忙介绍，两人至今还时常联系。

为文有锐气，为人有骨气，以批评报道和观念更新报道见长的刘婉玲时常要承受压力，“晚报历任的领导，都是我的保护伞，为我挡了很多风雨”。刘婉玲说，正是如此，一批批名记在新闻的路上风雨兼程，一篇篇新闻佳作喷涌而出。不过，她也说“我不是个听话的人”，因为业务分歧，她会与老总争得面红耳赤，她总认为，“在新闻单位，不是官大就有真理，我和你是平等的”。

重温经典

《陈华泉调到新单位工作要背“文革材料”十一斤》

刊于1981年9月28日一版,记者刘婉玲

前言后语

《羊城晚报》复刊的1980年初，因为“左”的阴影，不少人的人事档案中还留着被错误批判的“文革材料”。工人陈华泉调动工作，竟有一大捆“文革材料”跟随着他，其中有许多诬陷不实之词。《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抓住这一极为典型的事例作了报道，见报时配发了微音的“街谈巷议”。

报道写道———

可是，送材料的单位的领导至今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心：这到底是一堆没有什么价值的“死材料”，还是尚能“参考”的“活材料”？新单位如果接受了“材料”的观点，那么，对陈华泉的看法又会带来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