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周刊 布什“牛仔外交”告终？

白宫西配楼最近可说是忙得焦头烂额。全球数个区域冲突热点在近几周内不约而同地逼近爆发边缘：先是朝鲜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当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紧接着巴以问题也由巴勒斯坦劫持以色列人质事件，演变成以色列同巴国和黎巴嫩的全面交锋；此时，伊拉克安全形势亦无好转，内战似乎一触即发；阿富汗战争也出现危机，塔利班分子在境内数个大城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冲突；伊朗变相拒绝美国和欧洲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核危机俨然成形；伊斯兰基本教义分子重新夺下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暴力事件时有所闻。就连美国后院墨西哥都不平静，墨国总统大选结果至今仍争议不断，政局能否在近期稳定下来还是个未知数。
布什总统放眼全球，危机重重，美国国务院背着灭火器，四处奔波“灭火”。华盛顿观察家发现，以往那个倡议“单边行动”、“先发制人”，强调“行动胜过言语”的总统，突然变得温和了许多，现在挂在嘴边的尽是“多边机制”和“外交途径”，具有布什特色的“牛仔外交”（cowboy diplomacy）反而被“现实主义”取代。有人甚至预测，充斥布什第一任期的新保守主义已经彻底失宠，布什将重回老保守派的怀抱，试图用老办法来平息全球范围内的这场“外交完美风暴”。
“我或许不会称它为‘小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的终结，但它的确代表了布什在外交作风和内涵上的重大改变（significant shift）。”乔治敦大学教授，也是著名战略问题专家查尔斯·卡普乾（Charles Kupchan）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说道，“布什终于明白了一个不愉快的现实：伊拉克战争不但让美国陷于苦战，也让世界其他国家与之疏远。而现在布什重新发现外交手段原来不可或缺。”
“伊拉克效应”主导政策转变
“我实在想不起来在现代历史上，美国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般，同时面临如此多的挑战。”美国国务院前政策制定主任，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如此评论道，“这个危险在于，布什将留给继任者更少的资源去应付一个更加混乱的（messier）世界局势。”
深陷伊拉克战争多年的美国突然遭遇一连串世界危机，许多专家称这正是迫使分身乏术的布什转向寻求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转折点。然而，卡普乾认为，布什早在2005年春，也就是第二任期上任之初，就已经展现出这番转变。
“当时，布什不仅同欧洲国家修补关系，也联合欧盟一齐在伊朗问题上出手，显现出他对外交手段展现新的认识。现在布什面对全球危机频仍，继续采用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证明布什的外交政策有明显的改变，”卡普乾评论道。
布什何以醒悟到外交单边主义、以军事行动推广民主的不可行？卡普乾毫不迟疑地将之归因于伊拉克战争的阴影萦绕不去。
“布什第一任时为侵略伊拉克所需付出的代价，我们现在终于看得比较清楚了。”卡普乾说，“布什当时对伊拉克战略雄心勃勃，以为从此就能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没想到只是捅了个马蜂窝。”
伊拉克问题成了美国政治中的“流沙”现象，布什政府全副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无底洞里，抽不出身来，其他外交问题也乏人问津，部分问题不知不觉地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演变成今日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卡普乾指出，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副作用”更是影响广大。
“布什第一任时，美国一心对付伊拉克，未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更为迫切的问题上，例如伊朗和朝鲜，我还会把阿富汗包括进去。”卡普乾表示道，“布什政府高估武力的胁迫能力（coercive power）。他的基本态度是，侵略伊拉克就可以让人警惕到：别轻易地同美国过不去。现在，美国终于意识到军事力量只能走这么远。看看朝鲜和伊朗的例子，他们不仅没有如美国所愿，反而走上相反的路：前者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后者更是不顾一切地要发展其浓缩铀项目。”
现实主义抬头，新保出局？
卡普乾认为，学到教训的布什政府开始转向中间路线，回到外交现实主义的老路上，远离过往新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强势作风，而这个转变幕后的最大推手不是别人，正是布什十分信任的左右手－－国务卿赖斯。
“赖斯无疑是影响布什做出转变最重要的人物。”卡普乾评论道，“她的声音在布什第一任时被鹰派抑止住了。直到她出任国务卿后，带进了一些支持现实主义的官员，例如（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和（现任国务院次卿）尼古拉斯·波恩斯（Nicholas Burns）等人。”
赖斯如今在布什面前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一位白宫幕僚在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时便称，布什宁愿听从赖斯的建言，采用外交工具来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为“布什完全地信任她。”《时代》杂志并指出，赖斯目前已经赢得不少关键辩论，包括劝布什同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直接同伊朗政府谈判，也成功说服布什同意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然而，布什求助于外交手段解决目前面临的世界危机，放弃以往推行民主至上的做法，虽然获得不少外交现实主义者，如保守派的哈斯和自由派的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等人的称许，但赖斯的外交现实政策至今仍“表现平平”，并没有真正突破任何棘手的外交困境。新保守派人士此时也“看衰”外交途径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新保派的代表人物——《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便表示，伊拉克问题让布什政府在面对其他威胁时太过被动。
“当你失去选择时，你寻求外交过程，然后称事情有所进展，”华盛顿深具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副所长丹妮尔·普莱特卡（Danielle Pletka）如此评论道，暗示赖斯“为外交而外交”的策略不过是自欺欺人。
布什能否顺利脱身？
美国重返多边外交机制，试图通过协商谈判取代军事行动的努力至今没有开花结果，追根究底，还是同伊战脱不了关系。伊战和反恐战掀起的暴力血腥在全球都不得人心。而布什第一任期时全神贯注于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反恐战，忽略了他同其他国家的联系，此时，亚洲、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以及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都经历了势力版图的重组，而美国的影响力也开始逐渐衰退。
此外，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优先顺序不同。美国将反恐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一厢情愿地期盼其他国家也能站在同一阵线，殊不知在欧洲、亚洲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医疗、教育、环境等国内问题更为紧迫，让这些国家同美国在合作反恐上无可避免地形成“同床异梦”的窘境。
卡普乾对于美国在必要时无法游说其他国家加入阵营，甚感忧心。
“现在还不算太晚，我们还是可以做出必要的行动，虽然伤害已经造成，美国的国际名声也受到不小的伤害。”卡普乾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我很担心的是，现在就算是美国做对的事情，也无法挽回我们以往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的认同。”
卡普乾也指出，以全球目前爆发的危机数目来看，到布什第二任期结束之前，恐怕难以完全获得解决。巴以地区的冲突或许可以平静下来，但伊朗的形势则犹如定时炸弹，恐有全面爆发之虞；伊拉克问题在布什下台前也难见转机。卡普乾因此冀望“后布什”时代能使美国突破现存的外交难关。“当政权转移时，事情或许会出现转机。例如，布什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关系就不好，现任总理默克尔上台后情形就有好转，”卡普乾说道。
卡普乾不忘强调，要重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是十分困难的事。“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充满不确定（fluidity）的时代，世界不再是由单一强国所掌握，而是数个大国同时并存。中国、印度正在亚洲崛起，俄罗斯也在‘去粗存精’（refining itself）当中。就算美国重新回到中庸之道（centrism），美国也会面对一个十分不同的国际环境。”
著有《美帝国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一书的卡普乾，目前正在着手撰写两本新书，一本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敌国之间成为盟国的经历，另外一本则专注在“布什信条”的兴衰，轴心问题是：布什上任后推动以先发制人、推广民主为核心的“外交革命”，究竟是一时的偶发事件，还是会成为美国长此以往的战略主轴？卡普乾的回答是：今后美国虽然不见得会重回“小布什主义”的老路，但是美国的确面临着一连串的深刻改变，包括美国国内的两级化（polarization）、外交双边主义（bilateralism）的消逝，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布什信条的形成显然不是意外事件，未来美国将出现更多争论，找寻其特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