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社会改革对亚洲有何启示

常修泽教授（左一）在拉美出席国际研讨会
中评社香港9月8日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在《中国评论》九月号发表专文《拉美经济社会改革及其对亚洲转型国家的启示》，作者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兴发展中国家如何推进自身的经济社会改革？这不仅是中国、越南等亚洲转型国家关注的问题，也是拉美国家正在探索的问题。”文章内容如下：
前些时候，笔者对拉美玻利维亚和智利两国进行了实地考察。玻利维亚是上世纪著名革命者切.格瓦拉曾经转战并为之献身的地方。智利则是当代拉美经济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廉洁度最高的国家。考察这两个国家有其典型性。恰好在我到玻利维亚达圣克鲁斯1的当晚，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以当地为中心的玻利维亚东部地区动乱。这一不期而遇的情况，使我能在第一时间而且是在前沿对该国的经济社会进行观察。离开玻利维亚后，继而对智利巴切莱特总统执政后的体制演进情况，特别是土地制度问题进行考察。这一亲身经历和考察，引起我对南美经济体制模式的思考。最深的体会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改革 ，应努力寻求社会公正与经济市场化之间的最佳均衡点。
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条路都走不通
通常，人们把南美看成“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典型。经过考察我感到，这个界定是不够准确的。从我所瞭解的几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变迁看，南美八九十年代曾经实行的不是一般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国家甚至是“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不仅实行过“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还实行过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20世纪人类两种极端的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南美都先后尝试过。实践表明，上述两条路都走不通。
（一）计划经济体制　死路一条
南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效法前苏联，一度实行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方面，前苏联树立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智利，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在南美期间，我有幸来到位于智利首都圣地牙哥市中心的总统府地区，看到了阿连德总统当年演讲的阳台。1970年，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组成人民联盟参加竞选获胜，同年11月上台执政，在前苏联的影响下，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1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疾风暴雨式的国有化”路线。据资料记载，在阿连德总统执政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采取疾风暴雨式的方式，连续颁布十来项“国有化法令”，把包括外国资本掌握的五大铜矿在内的主要矿山、工厂、流通企业和大部分银行收归国有；在农村，征收 3500个大庄园主的 530 万公顷土地（平均每个庄园1500多公顷），广泛建立国营农场、合作农场和“农社”。
2 、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模仿苏联的做法，实行严格的政府价格管制和计划供应，据瞭解，政府控制价格的日用商品有两万多种。
3 、在分配方面，在提高人民福利的口号下，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制。
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打击了大资本家和大庄园主的利益，在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但是随之在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一是国有工商企业管理混乱，连年亏损；二是国营农场和农村合作社缺乏激励，生产效率下降；三是商品匮乏，供应紧张，导致物价上涨。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广大中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给军队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轰炸总统府，阿连德总统遇难身亡。
在阿连德总统生前发表演说的总统府前，我久久不愿离去，内心深处尤感疼痛：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人类20世纪的“幽灵”，不仅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对智利这样的拉美国家，以及它的人民、它的领导者，也是“死路一条”。
（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难解社会公平
从70年代末开始，智利皮诺切特政府完全改变阿连德政府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自由市场政策，尤其是80年代以来，接受“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采取更加自由化的政策。而且，皮诺切特实行的这种自由市场经济，是与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据介绍，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先后有13万人被捕，6.5万政治犯失踪，上万人流亡国外。我把它称之为“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1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对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矿山、银行实行“全盘私有化”，已建立的农村合作社也实行“土地私有化”。
2 、在价格体制方面：取消价格控制和政府补贴，据有关资料，政府控制价格的日用商品由计划体制时期的两万多种减少到只剩8种。
3 、在金融体制方面：实行“银行私有化”，金融机构的利率完全自由化。
此外，在财政体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强力缩减公共性支出的措施。
这种政治强权加经济自由的体制，使智利急速地成为拉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于这种极端市场经济模式，在我参加的国际企业会议上，玻利维亚前总统兼历史学家卡洛斯?梅萨山（Carlos Mesa）曾做过分析，他指出：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的自由市场改革，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2。
出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
拉丁美洲向何处去？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应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种模式，拉丁美洲国家都采取过，但都不成功；近年来，某些国家的新“左翼社会运动”又带来“另一种利益失衡”。拉丁美洲有的思想家已经有新的思考，例如，拉美著名政治分析家（阿根廷籍）安德鲁斯（Andres）说：拉丁美洲曾采取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采取过极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看来这两种模式都不灵，出路在于要超越单一模式，采取综合的方式。
我在考察中发现，智利在平衡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进行的探索，值得重视。
我在智利考察时，恰逢该国建国198周年，首都举行各种国庆纪念活动。从我瞭解的情况看，一是近几年经济稳步增长（5%—6%左右），发展水准较高，全国1600多万人口，2007年人均GDP一万美元，在世界180个排名国家中居52位，相当于同年中国大陆人均GDP2460美元（排在104位）的4倍。二是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类似玻利维亚的骚乱。从电视中看到，女总统巴切莱特和民众在街上一起载歌载舞，气氛比较和谐。第三，政治比较廉洁，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印象排行榜”，智利是拉美地区唯一进入世界相对清廉前20位的国家。
智利是如何做到上述诸点的呢？从调查的情况看，这与该国近年来在改革中所遵循的价值取向有关。2006年，社会党人巴切莱特带领“中左联盟”执政，成为智利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她在上台时表示，一定要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其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试图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再加上在政治领域推行廉政建设，努力打造“市场——扶贫——反腐”的金三角体制结构。
第一个“金角”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
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公有共存的混合经济。例如，智利的土地既有国有，也有私有。据智利农业部政策研究室介绍，该国的国有土地包括：海岸线宽度为30米的海滩，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用地，政府所有建筑和设施用地，全国的城市公园用地，国家森林公园用地，生态用地，安第斯山脉及其他水资源地等。除此之外的农业用地，大部分为私人所有，包括 2万多个大中农场主和接近28万个小农户。
二是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土地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转，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确保要素的供求双方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直接谈判。特别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政府管理部门不直接参与土地流转，只作为市场监管者对流转过程进行监管。如果确需征用农地建设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时，由建设单位与农户谈判价格。如果谈不拢价格，就必须另选地址，从而使市场的自由交易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价格，智利实行灵活浮动汇率制度。
三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智利年出口值为500-600亿美元，其中铜出口量占世界第一位，木材在拉美占第一位。进出口比较发达。
总的看，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巴切莱特总统延续了前任的经济政策，保持了市场取向改革的动态一致性。
第二个“金角”是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实行向公平方面倾斜的社会政策
从瞭解的情况看，智利在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减少贫困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智利有 7 个少数民族，其中马普切族的地位最为重要。“马普切”是西班牙语，意指“土地的主人”。法律规定，马普切人拥有的土地只能在马普切族内部流转。如果想使用马普切人拥有的土地，建设单位就必须出资先购买比现有土地更好的土地，建设比原来更好的马普切人新居住区，才能动员马普切人搬迁。
其次，扶持处在弱势地位的小农户。鉴于在土地流转自由的情况下，智利小农户在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资金等多方面处在弱势地位，因此该国向小农户（耕地面积12公顷以下者，约占农户总数的85%）倾斜，向其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包括提供农业生产服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引导建立农民协会，提供贴息贷款等。智利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为小农户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政府机构，在全国15个地区设有111个办事处，拥有1500余名雇员，每年安排财政预算2亿多美元，已为10万左右农户提供支持。该国农业发展局详细介绍了其做法，我感到很有章法。
此外，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发展教育医疗等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
第三个“金角”是切实建立反腐败机制
鉴于南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智利近年来注重反腐败，特别是注重建立防范腐败的制度和机制。座谈中，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事业单位，都强调这一点。
一是加强反腐立法。智利出台了《行政廉洁法》、《政党筹资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倚重制度来预防和遏制腐败。
二是打造“阳光政府”。巴切莱特执政以来，实施了包括“官员财产据实申报制度”和“确保公民获得信息权利”在内的5项反腐措施。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也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相关信息，与公民互动。
三是加大权力制衡。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探索建立严格的权力制衡机制，还通过公民参与、新闻媒体等方式实行社会监督。
当然，智利也有自己发展中的问题，街谈巷议中也有对社会治安、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种种非议，有的非议还比较严重，但他们尝试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极力打造“市场——扶贫——反腐”金三角体制结构的做法，不无参考价值。
拉美国家的改革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拉美改革进展对亚洲转型国家改革的启示
通过对南美改革的考察，给我最深的启迪是，亚洲转型国家 的改革，应努力寻求社会公正与经济市场化之间的最佳均衡点。围绕此，有以下四点启示：
一，亚洲转型国家在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下切实把握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南美朋友提出，要 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是把经济市场化作为两个“立足点”之一的 。此次在拉美的考察，我再次看到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经历的由生到长、由盛而衰的 “倒U 曲线”：在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南美有的国家曾经效法前苏联，一度实行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之后，计划经济体制明显走向衰落。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遭到如此“厄运”呢？这是与其本身存在的弊端联在一起的。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优越性，比如，它具有强大的激励功能、信息传导功能、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的功能等。当然，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它难以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分配结果的不公平等等。
拉丁美洲国家的实践表明，就整体而言，市场化改革的收益超过改革的成本，或者说改革的“净收益”为正。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以智利为例，本来经济不够发达，但为什么在经济方面发展到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水准？与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在所有制方面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公有共存的混合经济，还是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推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转（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以及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以实行市场经济作为价值趋向的。
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使得市场经济理念受到新的质疑，甚至有朋友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已“陷于绝路”。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应该汲取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加强宏观调节，如何进行市场监管，这都对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挑战，世界应该运用新材料进行“反思”，但从实际看，市场经济体制并未“陷于绝路”。当然，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价值趋向，不能采用“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应实行 “与社会公正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市场化改革是亚洲转型国家 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路径。以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先后曾提出过“五种构想”，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直到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才明确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 此战略取向 ，在微观经济基础、市场体系、政府管理、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推进改革。经过 30 年的努力，如今已经从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变成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不少领域已经开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中国，越南、老挝等国家也如此。 我在几次赴越南交流的过程中瞭解到，越南将改革的目标模式称做“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所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当前特别具有意义。 在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下，中国、越南、老挝等亚洲转型国家 应继续把握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不应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
二，注重社会公平　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从理论上说，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但是，也要看到，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的能力和各方面情况不同，分配结果会造成不平等。前些年，拉丁美洲国家社会公平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因此才逼迫他们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的“均衡点”。 从在智利瞭解的情况看，他们在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减少贫困方面，特别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倾斜方面，政策比较具体，工作也比较扎实。
近年来，亚洲转型国家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同程度存在收入差别过大问题。2008年笔者第6次去越南考察时感到矛盾比较尖锐。中国也深受此问题困扰。从实际情况看，虽然GDP总量和人均GDP 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与人直接有关的“两个比重”，即“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则是下降趋势。城乡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扩大的趋势尚未遏止。一部分利益受损者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还有一部分虽然既有受益也有受损，但对利益损失的“忧伤”超过对改革收益的“欣喜”，加之那些在财富分配上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使现实生活中的利益矛盾比较突出。
在此情况下，亚洲转型国家 需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通过相应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缓解社会财富向某些方面不合理 “倾斜”问题，以切实改善收益的分配。同时，针对各自国家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迅速上升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加强公共服务，尽最大可能保障国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这都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实际步骤。
三，注重维持变革社会中的秩序　保持社会稳定
我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亲身经历的动乱，促使我思考，中国、越南等亚洲转型国家 如何避免类似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所遭遇的转轨型“内斗”和剧烈的社会震荡？由衷感到，转型 国家在改革中，一定要有基本的社会秩序、基本的社会规范， 必须保持国家的统一性和社会的稳定性。没有基本的秩序和规范，改革无从谈起， 不仅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会被打破，而且社会公正这个“鸡蛋”也会被打破。这就应了中国伟人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
在所有稳定中，最关键的是政治稳定。玻利维亚发生的不稳定事件，有个新情况：它不是传统的由贫苦大众向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政府游行抗议，而是由中产阶层向代表农民的中央政府游行抗议，这种情况在 2008 年的亚洲特别是泰国也同样出现。关键是政治更迭过于频繁，同时利益关系没有摆平。这一新的实践表明，转轨期间，如果政治更迭过于频繁，而且利益关系没有摆平，社会的震荡就不可避免。
中国、越南、老挝等 国自上世纪70 年代末相继改革以 来，虽然在某段时间内也曾发生过不安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政治上是稳定的，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整体变迁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国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荡。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源于政治路线保持稳定、领导核心保持稳定以及基本政策保持稳定。在新的改革阶段，几个国家的决策层需要继续稳健 地 推进改革的进程，使之在方向上不发生偏离和波折。不久前中国提出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箴言，值得兄弟国家借鉴。
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倾向　 特别是“权贵”倾向
拉美提出 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是很有见地的。但真要跳好，根据观察， 在改革操作中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一方面，要推进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一方面，要寻求并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
拉美实践表明，这两者现象是互为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实行的集权（“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对此前社会上“民粹”情绪的反弹和压制。正因为社会党人巴切莱特总统对 “权贵”问题有切肤之痛，所以智利才采取严厉的举措，惩治出现的腐败问题，并取得一定成效。
中国、越南、老挝等亚洲转型国家在 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中，也应注意防止“权贵”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如何摆脱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以及严厉惩治腐败。同时，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也不要“吊人之胃口”、把群众引入“民粹”的误区。但二者相比较，主要是防止“权贵”问题。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避免两种倾向，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值得重视。
注释：
1圣克鲁斯市是玻利维亚东部省份圣克鲁斯省的首府。该省在全国面积最大，盛产石油天然气，主要为欧洲移民后裔。
2卡洛斯?梅萨山：《执行自由市场的优劣》，“企业组织国际网路第 22届年会”报告（ 2008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