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运动员长期的集体生活，让这些冲动的年轻人崇尚义气，崇尚暴力，在球场内外都习惯用一种直线思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年少多金的职业球员把酒吧、桑拿、夜总会作为主要的消费场所，遇到冲突，经常非常霸道，不尊重别人、不懂得谦让，以强人角色自居，很容易引发恶性的治安事件。

乌 鸦 一 般 黑

十年来，NBA最野蛮的球队是哪一支？在九十年代后期，公推纽约尼克斯队和迈阿密热队，双方的比赛经常上演精彩的“全武行”。但自从2004年11月以后，印第安那步行者队和底特律活塞队粉墨登场，以一出奥本山宫殿斗殴事件的精彩 “享誉”美国篮坛，这其中步行者队又以阿泰斯特、斯蒂芬·杰克逊的“出色”表演，成为NBA最大的一支“野兽”球队。

今年10月4日晚，步行者队的麻烦又来了。杰克逊、廷斯利、丹尼尔斯和本赛季的新秀亨特，去印第安那玻利斯市城西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闲逛，他们与另外一些游客发生了口角，杰克逊的脸挨了一拳、嘴唇被打流血了，因为舞厅太小，施展不开拳脚，冲突双方决定，在室外一决高下。杰克逊刚到停车场，就被对方用车撞倒在地，身强体壮的杰克逊马上爬起来，从自己的车里取出来一部手枪，向仇家逃跑的汽车连发五弹，幸好没有人员伤亡。警察赶到后，检查了杰克逊的汽车，在副驾驶座位底下发现了少量大麻，经调查属于廷斯利的。在整个过程中，杰克逊等四人出入色情场所，并没有触犯美国的法律，杰克逊开枪也属于正当防卫，廷斯利携带大麻仅仅被认定为行为过失，罚款100美金了事。但是，这样的事件对本来形象就不怎么样的步行者队更加雪上加霜，也相应地使NBA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这当然是致力于海外扩张的斯坦恩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任何职业联赛来说，它的发展要素都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层面。硬实力是指投资商实力、联赛规模、各俱乐部收益等指标，而软实力指的是由球员和管理者共同构成的公众影响力。如果球员的社会形象不佳甚至是恶劣，那么联赛在软实力受损的情况下，必然会影响到长远发展，这一点最明显的反例便是我们的中超联赛。假、赌、黑、黄、恶再加上人见人恨的毒，这几乎便是中超球员留给公众的最直观印象。中国足球整体如此低迷，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中国足球形象不佳，而这个形象的主体是谁呢？当然是球员。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球员的社会影响力并不高，甚至还有些被歧视的色彩，那时流行的一句话叫“流流氓氓干体育，不三不四搞文艺”，虽然有些偏颇，但在反映球员文化素质低下这方面还是很准确的。后来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球员在声誉鹊起之际，也拥有了大量财富，他们在职业联赛初期涌现出很多城市英雄，也造就了大量一夜暴富的神话。然而，他们的个人素质并没有随着收入的提升而提高，暴富之余，一些劣根也随之暴露而且扩大。所以，当职业化的春天已然逝去，城市英雄渐渐成了遥远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在媒体的放大效应下原型毕露的这些低素质的富人。这一规律不仅仅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的联赛在职业化初始阶段，都有类似的问题，而且球员这一特殊群体，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像上面提到的杰克逊枪击事件，在英格兰超级联赛就曾多次上演过类似事件，而同样的事件拿到我们的中超也毫不希奇，甚至尤有过之。就在杰克逊事件的同一天，万里之外的中国大连，就发生了国奥队球员权磊身中数刀、险些命丧职业杀手手下的血腥新闻。

出了这种事情，很难用“偶然”两个字来解释。中国警察界有一句俗语：没有冤枉好人的。如果你平常是一个洁身自好、尊重他人、文明有礼、充满爱心的人，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概率会很小很小。球员的身体素质要好于普通人，他们的荷尔蒙分泌也要强于普通人，如果运动还不足以使他们得到正常的发泄，那么旺盛的精力难免会滋生一些事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素质还不足以使他们非常平和地消化这些荷尔蒙，一有冲突，这些身强力壮的家伙极容易陷入强人意识和暴力解决的旋涡——这一点东西方并没什么不同，说得过一点，便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球员的出身往往对他们的后天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以杰克逊为例，他自幼家境贫寒，小时候辍学在餐厅打零工，后来上了中学，他因为学习成绩太差，没有收到任何一所像样大学的奖学金，只能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大专中栖身，后来为了谋生，他又辗转于美国各个低级联赛中打球，一直到2000年才在NBA站稳脚跟。自幼贫寒、受教育不足，过早地混迹于社会，这都是杰克逊暴力倾向的源头，而这三点与中超球员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中国，很少有家境富裕、很有文化的家庭会把孩子送去踢足球，而走上体育这条道便意味着教育、甚至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缺失，由此造成的文化素质不高也使他们接受社会阴暗面的能力和速度惊人，底层的江湖气以及用潜规则解决冲突而不是诉诸规则和法律，往往这些理念极容易得到球员的认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促使社会对球员的认识趋于妖魔化。于是，近年来中国球员的形象一年不如一年，甚至有向“过街老鼠”转化的趋势。

上述出身的球员在青年到成年的关键过程中，根本没有形成健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面对复杂的社会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另外我们国家运动员长期的集体生活，让这些冲动的年轻人崇尚义气，崇尚暴力，在球场内外都习惯用一种直线思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年少多金的职业球员把酒吧、桑拿、夜总会作为主要的消费场所，遇到冲突，经常非常霸道，不尊重别人、不懂得谦让，以强人角色自居，很容易引发恶性的治安事件。

在媒体上曾经爆光过的几位中超球员的电话号码本，就非常典型，极具说服力。一般来说，电话本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交往，他交往什么样的人，直接决定了本人的品位与价值取向。这些球员的社交圈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权派人物非常集中。这些人官职并不高，但却掌握了一定的公共权力，云集在政府直接接触社会的部门，因而成了球员的主要结交对象。比如公安和交警，这些人往往能在关键时刻给球员“排忧解难”。本来作为球员，他们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安全感，但是大量结交这些实权人物，却说明他们非常缺乏安全感，根本原因是不少球员经常游走在罪与非罪的边缘，经常触及法律的底线，所以他们特别需要这些实权派人士的庇护，以体现自己的特殊。第二，中高端人士缺失。这类人往往是社会的精英白领，文化修养较高，拥有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像金融界人士、律师、IT从业者等等。这些人往往非常轻视文化素质不高的球员，甚至把他们视作社会异类，而球员因为文化情趣等方面的原因，也不愿意主动和这些高端人士接触，所以当球员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身边的朋友很少能提供符合社会规范的帮助，这使他们要么无所适从，要么用暴力的方式解决。第三，电话本上有一些三教九流的神秘电话，不是所谓的大哥，便是领班和小姐，这些人直接与黄赌毒挂钩，有些还带有黑社会背景，这是球员社会交往中负面作用最大的群落，正是这些人左右了球员的价值取向，并带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深渊。球员的交往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高端人士局限在喜欢足球或者投资足球的企业老板，低端人士遍及各个行当，文化素质较高的朋友则是球员社交圈中的稀有品种。

球员身上的问题其实主要是教育缺失的问题，这在中国尤其严重：进入体校乃至职业队以后，除了正常的训练，球员与文化课几乎彻底绝缘，没有哪一个俱乐部或体校负责任到关注球员心理成长的地步，而这一阶段又恰恰是球员求知欲最旺盛、好奇心最强、最渴望接触社会的时候。当此之时，快意恩仇与横流物欲，对球员的直观刺激最为强烈，一步走差，便有可能陷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无法走出的泥潭。

所以，球员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应该作为社会问题来对待，国家一直倡导的“体教结合”，为什么迟迟发挥不了作用？把“体”放在“教”前面，那么基层执行者的理解永远是以“体”为主，以“教”为辅，在资源紧缺、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肯定会舍“教”而就“体”。其实，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教体结合”，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如果忽视了“体”，仅仅是错过了成为优秀运动员的机会，可是如果忽视了“教”，则有可能使他们无法作为一个正常人立足于法制社会。孰轻孰重，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