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产三结合”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教科产三结合”）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我省高等教育科学的传统研究课题。通过“八五”、“九五”、“十五”三个“五年规划”共计15年的立项研究，课题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收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发表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高教科研骨干，形成了一批以高校为主体的实验基地，确立了我省这一研究领域在全国的科研优势地位。进入21世纪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教科产三结合”的宏观背景，总结近年来高等学校推行“教科产三结合”的新经验和新趋势，揭示新形势下“教科产三结合”的新特点和新规律，解决现阶段高校在实践“教科产三结合”中遇到的新问题、新困惑和新矛盾，把“教科产三结合”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一、我省开展“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研究的回顾

　　“八五”以来，我省共承担有关“教科产三结合”课题8项，其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项，其他课题4项，共出版著作10部，发表论文多篇，多项成果获得各级奖励。课题组在15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系统揭示了“教科产三结合”的理论基础、本质特征、基本功能、基本原则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阐述了“教科产三结合”的宏观背景、发展历程、基本模式、管理体制、评价体系等各方面的实践问题，形成了完整的关于“教科产三结合”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课题组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理论背景深厚、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观点鲜明，这些观点已经成为“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研究的理论支柱，构成了“教科产三结合”理论体系的基本骨架，而且获得了国内这一领域专家的认同和赞许，由此形成了我省、我院“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研究的基本特色。以下根据本人的理解，选择代表课题研究水平的5个重要观点加以阐述。

　　1．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对此，课题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了深入的文本研究，这些文本包括马恩著作、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和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还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通过考察，得出了一条重要结论：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党的三代领导人对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理的论述，课题组将其概括为三句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改造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大工业的发展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大机器生产造成了工人的畸形发展，也就是智力和体力发展的畸形及其分离。针对人的这种片面发展，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密切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一结论的获得，使得“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的研究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深厚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旧教育遗留的弊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首次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课题组对其历史地位和首创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1958年，毛泽东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并且在《工作方法（草案）》一文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如何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了具体设想。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58年，我国掀起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大规模教育改革运动。这一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左”的思潮干扰下也出现了许多偏差。对此，课题组也给予了客观中肯的评价。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教育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作了精辟论述。早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的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方法作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一论断受到课题组的高度重视，课题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特别是对宏观领域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研究，就是以邓小平关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这一论断作为理论基点的。

　　在世纪之交，中央做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江泽民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对新世纪教育的宗旨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两个服务”和“两个结合”的论断，并在十六大报告中作为教育方针正式提了出来。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题组敏锐抓住中央关于教育方针论述的新发展，提出“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研究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观念、新任务的需要，在“十一五”期间及时调整“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研究思路的想法。

　　2．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高等学校贯彻落实“教劳结合”方针的基本途径。“高等教育与科研、生产相结合”作为一种命题，最早提出于建国初期。1958年起，一些高等学校为落实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口号。1959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教学、生产、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社论，指出高等学校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时，必须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1959年6月，教育部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高等工业学校教育计划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要“加强生产劳动教育，把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并且以教学为主，使教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推动下，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经验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但是推行中也出现了许多偏差，主要问题是生产劳动过多，冲击了教学为主的地位，降低了教育质量。课题组总结了历史上开展“教科产三结合”的经验和教训，并从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和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三项基本功能出发，指出“教科产结合”是高等学校贯彻“教劳结合”教育方针的特殊形式，并且根据目标和任务的不同，形成了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任务的“育人主导型”、以发展科技为中心任务的“科研主导型”和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的“生产主导型”三种具体类型，从而为高校自觉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促进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的密切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3．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教科产三结合”不只是国家的意志和党的要求，它本身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课题组考察发现，在世界上，“教科产三结合”发展已经经历了14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初始、探索和发展三个阶段，目前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发展趋势。第一阶段以莫雷尔法案的诞生为标志，包括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40年的时间。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著名的《莫雷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拨给各州3万亩土地，作为开办工学院、农学院的基金，资助他们培养工农业发展急需的人才，这些学院史称“赠地学院”。赠地学院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大学单纯传授知识的办学传统，首次把大学的教学、科研直接与工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使得美国大学摆脱经院式办学传统，形成了今天高校教育、科研、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和教科产相结合的办学途径。第二阶段以著名的“维斯康星思想”的形成为标志，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至二战结束。维斯康星大学是莫雷尔法案的受惠者，它所坚持的大学应当“帮助把知识传递给农民”、“服务应当成为大学的唯一思想”、应当“为全州服务”的办学宗旨，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大学所接受，史称“维斯康星思想”。这一思想的广泛传播，使高校走出了“象牙之塔”，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第三阶段形成的标志是“硅谷”的诞生，从二战结束开始至今历经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高技术开发区——斯坦福工业园区，即闻名世界的硅谷。在硅谷，美国企业与斯坦福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借助他们的研究力量和人才，在几十年里发展成为美国最具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形成了世界大学纷纷仿效的办学模式。历史表明，高等学校从单一的教学，发展到教学、科研相结合，再到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功能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这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教科产三结合”必然成为国家、社会乃至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4．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研究表明，“教科产三结合”涉及教育、科技、经济建设等不同的社会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根据教科产结合的不同目标和任务，分别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形成了以“事业适应型”、“办学合作型”和“过程结合型”三种模式。具体说，首先，在宏观领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建设三项事业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从而形成了教科产相结合的“事业适应型”模式。“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就是这种结合的具体体现。其次，在中观领域，以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为目标，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之间加强联系和合作，形成“办学合作型”模式，比如以硅谷为代表的大学科技园的兴起，就是这种结合的典型形式。再次，在微观的教学领域，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充分利用教育、科研、生产、实践等教育资源，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形成人才培养的“过程结合型”模式，比如实验、实习、社会实践等等都是具体体现。

　　5．在21世纪，高等学校“教科产三结合”办学模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进入新世纪之后，高等学校办学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课题组指出，在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知识经济前景”、“科教兴国战略”和“市场经济体制”是影响“教科产三结合”办学模式的三大宏观环境。宏观环境的变化，使“教科产三结合”办学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一些传统的办学模式，如“教育科研生产联合体”模式、“产学合作”模式、“校办产业”模式、“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模式、“大学科技园”模式以及“三明治”式、“分段式”等模式获得了新的涵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模式。“十五”期间，课题组分别对高等理科教育、高等文科教育、高等工程教育、高等师范教育、高等农业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同科学技术、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不同特点与具体形式进行了系统研究，我省高校在课题组的协调组织下也进行了实验研究，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比如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实施的“工读交替制教学模式”，吉林农业大学实施的“二级学院董事会办学体制”，长春中医学院实施的“产学合作人才培养模式”，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实施的“校银结合办学模式”，吉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实施的“产学研相结合培养人才模式”等等，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效益，也为更进一步开展“教科产三结合”实验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十一五”期间“教科产三结合”研究的展望

　　在此前15年的研究工作中，课题组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许多令人遗憾的问题。特别是当前高校推进“教科产三结合”的宏观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研究工作也要与此相适应。在“十一五”期间，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才能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此，提出以下4点建议。

1．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十一五”期间“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的研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教科产三结合”研究中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就是要以培养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教科产三结合”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国家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规格的实现，很少关注学生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必须转变，把”以人为本”作为“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研究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过整合学校教育、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等资源，着力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坚持统筹兼顾，是“十一五”期间“教科产三结合”研究的切入点和现实途径。统筹就是为了兼顾，统筹就是为了整合，统筹就是为了协调。“教科产三结合”是一个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利益主体、不同运行规律、不同价值标准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用统筹的思想看待问题，正确处理三结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关系和矛盾。

　　2．更加关注高等教育与实践的结合，着手开展“教科产实四结合”研究。在世纪之交，中央提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方针，是教育方针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知道，建国初期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针对旧式教育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劳动人民的弊端提出来的，因而这一方针包含着三大任务，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在几十年里，人们往往习惯于把生产劳动理解为体力劳动，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为对学生进行劳动锻炼甚至劳动改造，而大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社会实践、勤工俭学、军事训练、社区服务等等行之有效的实践活动，因为不能包含在经典的“生产劳动”范畴中而得不到广泛认可和重视，因而出现了忽视甚至轻视其他实践形式的情况。这种过高估计生产劳动的教育价值，过分扩大生产劳动外延的做法，客观上淡化了生产劳动的内涵，消解了生产劳动的作用，因而已经不能满足新世纪的要求。实际上，早在“八五”期间，课题组针对“教劳结合”方针忽视实践问题的现实，申报并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重点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与实验”，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十六大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和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十一五”期间的课题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要以先前的研究工作为基础，把着眼点放在“教育与科研、生产、实践四结合”上来，认真回答新世纪贯彻落实教育方针的一切理论与实践问题。

　　3．“教科产三结合”研究的重点应回归于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服务。“教科产三结合”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传统认为，“教科产三结合”具有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研水平和提高生产效益三项功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高等学校当前的办学环境发生了变化，因此“十一五”期间“教科产三结合”的研究重点应当放在人才培养上。理由有两点：第一，“教科产三结合”说到底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在高等学校的具体落实形式，是用来指导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的。过去的研究把视野扩大到办学层面甚至社会发展层面，是与当时教育领域所关注的热点相联系的。一方面，在最近十几年里，高等学校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纷纷推墙入市，举办了许多校办企业，尤其是高校举办的高新技术企业，比如北京大学的联想集团等，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经济支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深入，校办企业逐渐从高校剥离出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高校也逐渐退出原先的经营领域，而把办学重点放在教学和基础研究上来。实际上，校办企业包括高校高新技术企业有成功的典型，也有许多失败的案例。高校的主业是培养人才，如果高校跨领域从事生产经营，必然因为缺乏人才、资金、市场等而陷入困境。而且，衡量一所高校的办学水平，其主要标准是人才培养质量和数量。因此“教科产三结合”的研究要为人才培养服务。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学研结合”一直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五大模式”之一而受到广泛关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目前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产学研结合也已经作为一种常态的办学模式被坚持了下来，因而对它的关注程度也随之回落到了应有的位置。因此，今后的“教科产三结合”研究工作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推动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来。第二，如何有效发挥“教科产结合”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仍然是当前研究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我们知道，我国提出“教劳结合”教育方针，目的在于指导学校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工作。高等学校也一直把“教科产三结合”作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教科产三结合”运行机制的缺乏、政府职能的缺位、企业短期经营行为导致的动力不足等等，使得“教科产三结合”应有的巨大威力没有发挥出来。相反，其中的一些弊端却不时地动摇着广大高教工作者坚持推进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坚定信念。而且，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关于“教科产三结合”重要意义的认识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至今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教科产三结合”人才培养制度，各高校对这项工作的开展也始终处于自发状态，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4．“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研究要更加注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在过去15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坚持理论研究和行动研究相结合的途径，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这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都要继续坚持下来。同时，根据任务的变化，还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努力扩大课题研究效益。第一，“十一五”期间“教科产三结合”研究要切实加强与高等学校的合作。特别是随着研究重点从注重宏观研究向微观的教育教学过程转移，应当与高校的教学成果奖励立项工作结合起来，提升“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的层次。我们知道，“教学成果奖”是由国务院主持的一项相当于科技进步奖的奖励活动，在我省也设立了由省政府主持的省级教学成果奖奖励活动。这项奖励既注重理论研究，又更加重视实际效果，在高校教师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各高校都投入巨大精力推进这项工作。要借助专业高教研究机构自身的理论研究优势，寻求与高校在“教科产三结合”研究这一领域的广泛合作。第二，“十一五”期间，“教科产三结合”研究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研究水平。随着我省教育科研网的开通，可以在教育科研网上筹建“教科产三结合”研究专题栏目，扩大我省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影响，同时也扩充课题研究的内涵，拓宽信息沟通渠道，努力实现“教科产三结合”课题研究的现代化、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