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一个记者的光荣与梦想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8-12-23 09:43    网络编辑: 刘京钊   字体显示：大中小[我要评论]
作者:■解玺璋



1.
我是一个记者，以记者为己任
有一次，凌志军做客新浪网，主持人和网友都称他为“畅销书作家”，他说：“其实，我更愿意大家叫我记者，因为我本身的职业就是新闻记者，我也是以记者为己任的。”
我想，这不是一个关于职业与身份的简单声明，其中肯定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凌志军的确是个记者。自1978年夏天始，迄今为止30年，他的记者生涯恰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在新华社，他从军事记者做起，上世纪80年代初读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生之后，他来到《人民日报》农村部，做农业记者，以后又扩展到其他经济领域，继而还扩展到时政领域。他的记者生涯是名副其实的。
不过，对凌志军来说，记者这个职业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我也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选择读新闻系的，我们曾一起谈到当记者的理想。他首先提到了范长江和邹韬奋，他说应该还有费孝通和李普曼，以及《光荣与梦想》的作者，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这些人都是那个年代年轻记者的偶像和楷模。这些名字让我们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更加切实也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记者是做什么的？他一再地问自己。但答案不是现成的，是要我们用心血和生命去实践和书写的。1985年，他的父亲，一个身患肝癌的老记者，在生命弥留之际，用枯瘦如柴的右手拉住他的衣角，好不容易开了口：“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
他没有回答父亲的最后一问。过了许久，他写道：“那一瞬间，他深陷的眼睛里有一滴泪，既纯净又混沌。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在哭。我来不及细想他的话，只盼他的眼泪能流下来，因为怕他把泪水带进坟墓。可当时他躺在病榻之上，仰面向天，所以眼泪并未夺眶而出。他就这么走了。我去八宝山公墓为他送行，看着他的躯体和眼泪在火焰中化作一缕青烟，然后又到他的办公室去收拾遗物，有些文件，有些信函，有些书籍，有些会议记录，最厚重的一沓稿纸居然都是他的检讨，其中一份的题目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那是他在18年前写的，竟还留着。我在他的桌前坐下，只看了第一行，已是泣不成声。”
凌志军的父亲凌建华，原名林烈辉——这两个名字在Google或者百度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凌建华出身广东一旧式农家，年轻的他向往新的生活。1941年，年仅17岁的他离家出走，投奔共产党，在革命大熔炉里历练多年，直到做了《新华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后，担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后调《人民日报》任职，从记者、评论员、总编室副主任、科教部主任，一直做到编委，去世时只有62岁。那天的最后一问，是他留给凌志军最重要的遗产。在那一刻，凌志军似乎明白了自己的职责和肩上的重负。很久以后，当他功成名就，著作等身，被人尊为“中国时政作家第一人”的时候，终于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出了他的答案：“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敬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
2.
数百万字记录30年风云变幻
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悬念和戏剧性的舞台，它的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具有一种不可抵御的魅力，诱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要做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怀抱这种梦想的记者是很多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关注、追踪、记录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凌志军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有一次，在北京市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美国女作家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和他相对而坐，她曾是他过去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但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当她面对一个以记录中国当代历史为使命的记者时，她问了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问题：“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凌志军回答：“我正在努力。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
他所说的“我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也曾就此向他询问。他给我讲了2005年的某一天，他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间看到的情景，以及他的感受。这间屋子里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他说，此前他曾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间’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从这里我也看到了他所谓的“我自己的方式”，就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的生命搏动中寻找灵感。
这些年，凌志军一步一个脚印，已经写了9本书：
1996年，《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1998年，《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与马立诚合著）；
1999年，《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与马立诚合著）；
1999年，《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
2000年，《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
2003年，《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2003年，《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
2005年，《联想风云》；
2007年，《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把这9本书串联起来，我们就会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即他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记录和思考。从思想界的交锋，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变化，从解剖微软、联想这两只麻雀，到描绘一幅中关村的历史画卷，他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恒心。我知道，这件事要坚持到底实在是太难了，既要付出很多代价，又要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有许多人，就是因为不能坚持，陆续退出了，想想真的很可惜。杨浪在一次会上说，凌志军善于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演变、中国的政治进步，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然后通过生动的故事和细节来建构完成自己的宏大叙事。这在当代中国众多的新闻记者中，是不多见的。
其实，凌志军所谓“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记者的方式。作为记者，书写亲身经历的历史，确有其不同常人的优势。有一次，他回忆起刚做记者的时候，一位前辈告诉他：“新闻是瞬间的历史。”他一直记着这句话，并把它作为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贯彻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它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作者在无数人物和场景的细节描写中，始终贯穿着历史重大事件，显得通俗、生动而又真实，既有记者的敏锐，又有史家对事物本质的把握。这些话本是资中筠先生赞美《光荣与梦想》的，把它转赠给凌志军，我想也还算是贴切。
3.
用7年时间跨出历史书写第一步
凌志军书写三十年历史风云，是从“有意识地研究农民问题”开始的。他的第一本书《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所记录的，正是发生于中国，历时27年的一次伟大社会实验，从兴起到失败的历史过程。在这本书了，他以一种深邃的目光，审视并描述了这场蔓延在数亿人口中的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这本书出版于1996年，而他的研究却是从1988年就开始了。那时，他恰好是一个专跑农村的记者。这个身份肯定给了他许多方便，广大农民被改革激发起来的劳动热情，也给了他很大的启示。据他讲，最初，他所关注的焦点就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上。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一改革的渊源，也即人民公社的历史，较之改革过程本身更加惊心动魄。于是，在经过认真思索之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兴亡。这一脚迈出去，花了他7年时间。
对任何一个研究者、写作者来说，人民公社都是一块硬骨头。这些年，不乏想啃下这块骨头的人，但少有成功者。凌志军既有志于此，他也就顾不得“骨头”是软还是硬了。后来他回顾这段经历时还说：“资料的来源比我最初想像要多，困难在于寻找这些资料并加以鉴别和取舍。我寻找这些资料的途径，主要是当事人的回忆、已经出版的文献以及公开发表的报刊。访问查阅誊抄比较以及鉴别……所有方法都很原始，更由于内心里面时时想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地步，所以工作进程很慢。好在经由官方发表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有些虽然不能完全一致，但能够彼此兼容，反映了相同的趋向。”我为凌志军做过一个小小的统计，为写这本书，他阅读的主要参考书，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多达56种，其中有亲历者的回忆录、各种文献汇编、原始档案资料和社会调查报告，以及各种史传和研究成果，总计大约有近千万字。他就是这样，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谜团中，老老实实地做慢功夫，条分缕析，提要钩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在写作这本书的7年里，他的初稿经4次大删大改，成稿时仍有四十余万字。最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又删掉三分之一，只保留了24万字。
有人把这本书称为凌志军的“巅峰之作”，他并不认同，他觉得，不如说“处女作”更接近事实。后来，回忆起最终完成书稿的那个下午，他说：“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那时，他已年过四十，到了孔子所谓不惑之年，似乎觉悟得有点儿晚了。但在他这代人里，却又算不得什么，所以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4.
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老老实实留下来，不愧对这个时代
初识凌志军，是在10年前。1998年春节刚过，朋友送我一本新书，即凌志军与马立诚合著的《交锋》。这是我第一次读凌志军的作品。叙事的锋芒和思想之锐利，使得我在阅读这本书时，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写得好啊！读着过瘾啊！我在心里不由地赞叹。那时他的《历史不再徘徊》已经出版，可惜，当时我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书。他又远在上海，我们见面也还要等到一两年之后，但我早已把他引为知己。
果然，时隔不久，《交锋》就被读者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有报道说，包括盗版在内，该书海内外发行总量超过了200万册，有上千家报纸和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评论、转载或连载。恰如它的副标题“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所示，有人指出：“《交锋》是一部20年思想解放史，是一部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它冲破了重重禁区，表达了许多人的内心诉求，但也深深刺痛了一些人。所以，该书出版以后，很快就在上上下下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有关《交锋》的交锋持续了数年之久，种种争论至今仍未完全止息，其间甚至闹到双方对簿公堂，被称为“中国第一次使用法律解决理论争端的案例”。事实上，围绕《交锋》的争论，已经成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一部分。该书出版不久，1998年4月8日中午，时任海协会会长的82岁的汪道涵，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台湾政要及文化界人士。据参加这次宴请的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创办人高希均先生见告，餐叙中，汪道涵打开一袋书，对大家说：“我要向各位推荐一本书，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重视的书，书名是《交锋》，讨论20年来我们的三次思想大转变，很值得你们带回去看一看。我对这本书有些观点还不能完全赞同，但这本书能够帮助你们了解大陆当前的情况，增加两岸的了解与沟通。这本书能够出版，说明大陆的进步。希望你们时时关注大陆的进步。”在汪道涵的推动下，《交锋》的繁体字版于1998年6月20日在台湾出版。
让凌志军十分感念的，还有万里同志的关心与支持。1998年4月28日，读罢此书的万里在中南海接见凌志军，说了一番至今让他铭记于心的话。他说：“改革哪有不交锋的？改革必然交锋，必须交锋，交锋得好，改革好。交锋不够，改革不够。二十年改革，交锋二十年。没有交锋，就没有进步。我是鼓励交锋的。互相敌对的交锋，我不赞成，讨论问题的交锋是非常好的。”很显然，凌志军由此受到了某种激励和鼓舞。顶着巨大的压力，1999年，他与马立诚二度合作，出版了《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一书。然后，再接再厉，他又推出了自己的专著《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关于这本书，据他自己“交代”：“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只是作为私下的手记，如书名所述，是为了‘备忘’。这件工作我已经做了九年，从1989年至今，每月每周，或多写或少写，没有间断。”他以这种方式积累起数十万字，就是要“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老老实实留下来”，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愉快”。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在出版之前读了他的这些“手记”，说了一番十分感慨的话，他说：“凌志军同志以一位青年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以一位职业记者敏锐的目光和写实的功力，每月每周，真实记录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事、他所接触到的社会反应以及他自己的评议，九年如一日，终于积累下这本数十万字的书。仅以作者这种有心人的毅力，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5.
我还没达到曼彻斯特的十分之一
接下来的数年里，凌志军将目光从宏观的历史书写，转向了微观的历史文化考察。在此期间，他连续出版了《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等4本书。按照他的解释，写下这些文字，其实“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有趣的是，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中关村这个改革开放历史洪流的旋涡中心。他在新著《中国的新革命》中写道，中关村的故事，构成了这场革命中最有生气的那一部分，或者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当年小岗村的农民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的话，那么，1980年陈春先自行其是地创办了中关村的第一家公司，则意味着这场新的革命已经在中国的城市开始了。这使得中关村早于上海，甚至深圳，成为这场伟大革命的先行者。所以，他给自己的新书增加了一个十分显赫的副标题：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
我们从凌志军的写作中一再看到威廉·曼彻斯特的影子。事实上，这一代记者很少没有读过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这部书的。凌志军也承认：“《光荣与梦想》对我的影响最大。”据说，他佩服曼彻斯特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光荣与梦想》给他一种天地洞开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啊”，他有一点儿惊叹；其二是曼彻斯特对材料的把握和驾驭，他说：“以前一直以为他背后有个写作班子，帮助他搜集、整理资料。后来，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一个研究员聊起来，才知道他就是一个人干。我想，既然别人能做，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呢？虽然在中国积累资料要比美国难。”看来，在他心里，这会儿已经把《光荣与梦想》当作一个终极目标来追求了。
有一次陪记者采访他，有人问，能不能称他为中国的曼彻斯特？他连忙摆手，说他还没达到曼彻斯特的十分之一。他敬佩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中，到处都是令人向往的迷人的细节和令人激动的宏大叙事场景。这一切都让他着迷，他对记者说，细节是魔鬼，细节对他来说，比一个女人对男人的吸引力还要强烈。他着了魔似的追踪历史中的细节，写《中国的新革命》时，在交出第四稿后，他忽然想到，李彦宏到底有没有绿卡还是个问题，虽然在这本近50万字的大书中这是真正的细枝末节，但他还是给中关村管委会发了电子邮件，求证此事。他坚信，只有细节准确的叙述，才能让读者信服。细节越具体，对读者的影响就越大。直到新书出版后，他还在担心书中对细节的描写能否万无一失。他说，记者干了30年，下笔依然如履薄冰。几个人回忆同一件事，说法却是不一样的，有的甚至南辕北辙，这就需要反复求证。这次在中关村，他前后采访了300多人，阅读档案材料超过一千万字，还不包括百余本科技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书。有时，一本书中，有用的就是一两个细节。他说，写高科技，我是外行，没有知识准备，也没有积累、消化的过程，我必须小心谨慎。后来他承认，《中国的新革命》是他写得最累的一本书。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则认为，凌志军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他“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凌志军有时也感到很“孤独”，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快餐、娱乐盛行，但我一直坚信，社会还是需要严肃的东西，而且，我想把严肃的东西写得好看。”这是他的一个心愿。他希望新闻能成为历史，而历史的书写，又能像散文一样美丽。按照他的妻子赵晓东对他的描述，他这个人“爱较真儿，追求完美，一旦决定了写，就心中有数”。而他的回答仍然是：“我有我的方式。”在这里，这种方式就是：独立写作，个人立场。这种话，说说可以，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你所要写的，距离你太近了，他们是一些仍然在前台活跃着的人，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还不能盖棺论定，或褒或贬，都不好把握。然而，凌志军就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真实的面貌写了，他写了他们的成功，也写了他们的失败，写了他们的光荣，也写了他们的耻辱。他说，我是个记者，我只能根据记者的本能和良知来写，我记录下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读者自然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纪世瀛是中关村的一个见证者，他读了凌志军的书，得出一个结论：“看到这本书有如看到一部中关村的历史。”他说，凌志军让他“非常非常感动”，“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关村，但从来没有人像凌志军这样，坐在那里几乎整整一周的时间，天天按时上下班，一个资料一个资料地仔细看，包括我们的工资表、我的聘书，他全部复印了”。凌志军用他追求真实细节的写作态度和精神，征服了他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