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百晓生”段嘉元：裁判的“正军师”：江湖之外的判决者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osouthnews/tszk/nfdsb/typj/200507090357.asp

段嘉元：江湖之外的判决者

2005-07-09 10:40:15   来源:南方都市报  


   

　　段嘉元是一个大师级人物，他不仅仅是“裁判问题专家”，规则、典故，还有与足球有关的许多运动项目知识，他都懂，他是一个体育百科学专家。　　本报记者姬东　摄



　　■版释·《江湖外传》
　　世界有多大，江湖就有多大。多少凡夫俗子都曾与体育结缘；在赛场之外，有多少与体育息息相关的故事。《江湖外传》要讲述的就是这些——那是一个平凡的世界。
　　
　　段嘉元是谁？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版面做这样一个人物？
　　其实只要你关心或曾经关心过中国足球，那么你就有很大的可能采纳过或听说过他的数据或观点，虽然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数据出自何处，也根本不知道段嘉元到底是何方人士。他从1970年开始收集中国足球、世界足球的资料。中国足协资料库里有的，他有；而他有的，官方资料库里可能没有。

　　他曾两次出任《足球》报“春来茶馆”栏目的主持人，就是那个“百问不倒、无所不通”的“正军师”。
　　他是“裁判问题专家淦耀”。中超或甲A每一轮联赛之后，你都能在第二天的《体坛周报》或《体育参考》上看到他评论裁判问题的文章。
　　他并非纸上谈兵的“裁判问题专家”，他曾是国家一级足球裁判。初中毕业的他靠自学获得英语专业自考大专文凭，成为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揭幕战现场英语主播。
　　1995年，他破格成为中国足协技术委员会委员。3年后的换届选举，他被刷下来了，原因是他仍说些足协不爱听的话。

　　在一些人看来，他书生气过浓，人情世故不太懂，“照段嘉元的才智和勤奋，他本可谋得更大的权势之位”；在一些被他批评的对象看来，他总是“胡说乱写”。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是一位“大师级人物”，一块中国足球的“活化石”。
　　他就是段嘉元，现任职于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是足球裁判学和足球社会学。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蓝云
　　
　　■人物档案
　　不做裁判员，做裁判评论员

　　1954年，段嘉元出生在哈尔滨，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广州人，后移居北京，两岁半时举家迁往江苏。他的父亲是位医学专家，懂得英文、俄文和拉丁文，因此常有各方朋友登门请教外语，其中就有位名叫邬敬忠的业余体校足球教练。看到小段缺乏足球运动的天赋，邬指导在他16岁进工厂后就说，你不如在足球裁判方面下点功夫吧。

　　从此在南京的学校、厂矿等业余足球比赛上，就多了个嘴含哨子的小个子的身影。

　　段嘉元走上翻译之路，也跟足球有关。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之后，邬叔叔给嘉元看了本次大赛的一部内部记录故事片，配音是英文。小段看到父亲向旁人实时翻译，而自己反复看了六七遍才勉强看懂，他就暗想，如果自己也懂英文该多好。就这样，小段和英语耗上了。

　　1982年，他父母作为专家被引进到暨南大学医学院，只有初中文化的段嘉元被安排到市中心体校当场地工人。艰苦的生活并没磨灭段嘉元的人生爱好，他顺利拿到了英语专业自考大专文凭、国家一级裁判证书，翻译小作也开始见诸报端，同时广州的国际足球裁判元老罗伯平、钟博宏也给予了许多业务指点，段嘉元的裁判之路似乎一片光明。不过，段某在拿到国家一级足球裁判证书之后，就自我宣布金盆洗手，退出了足球裁判一线。

　　20多年后，段嘉元回过头来解释了这个人生拐点上的决定:当时罗教授劝他，与其与众多裁判争走独木桥，不如发挥自己的优势翻译国外的足球裁判文献。何况从1983年起，小段已经在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的内部刊物《足球裁判员手册》上发表翻译的裁判文章或撰写的裁判技术论文。从1987年到1992年，他年年被国内的《足球世界》杂志评为十大作者。

　　1984年亚洲杯预选赛在广州举行，他担任阿富汗队的翻译联络员。1988年国际足联广州女子足球赛前，他被当时的国际足联技术部主任瓦尔特·盖格指定为天河体育场的英文播音，而4年前这一角色是由现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担任。1991年11月16日，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中国队对挪威队，马莉近距离头球破网，此时一个男中音通过麦克风在天河体育中心上空响起，“Thefirst　goalofthefirstmatchofthefirstFIFA　worldcupforwomens　’soccerscoredbya　Chinesegirl　！”(中国女孩打入首届女足世界杯首场比赛首粒进球！)段嘉元承认这个时刻是他人生中一大辉煌点，“现在有球霸，我是那时的咪霸！”

　　崭露头角的段嘉元1985年被调到广州市足球办，1986年再调到广州市体委机关科研室(即现在的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正如《英语九百句》所说的，爱好就是职业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老段一直干到现在。
　　
　　正军师权威足球资料库

　　笔者这些年和段老师的工作交往不少，但都是靠电话联系，从没见过面。今年6月7日一见面，笔者就紧紧地握住了段老师的手:“你就是我心目中向往已久的‘正军师’！”

　　老段赶紧摆了摆手:“我是当过‘正军师’，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爱看报的球迷应有印象，《足球》报曾有个版面叫“春来茶馆”，专门回答读者各式各样的问题，主持人就叫“正军师”。1979年的首任“正军师”是时任《足球》报总编辑严俊君，接着是广东足坛元老杨霏孙。1988年女足邀请赛之后，段嘉元应严俊君的提议充任“正军师”，第一年没有任何报酬，因为那时广州市体委是报纸的联办单位之一，段嘉元作为刚刚转干的员工就不拿额外报酬；第二年起，每期60元。刚开始，由于不太熟练，每期得干3天，关键是查找资料核实数据。后来熟了，每周两期甚至3期也能应付了。

　　“正军师”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每周二和周五(后来是周一、三、五)段嘉元去报社取读者来信，每次都有200封，用塑料袋装回单位，快速阅读，挑选出有代表性的问题；通过大脑记忆或是“段氏资料库目录”，找到答案；手工输入电脑，再将软盘在下次取信时交给报社。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讯饥渴的年代，一个球迷要想知道数年前一场比赛的比分，或者是心仪偶像现归何处，除了向别人请教，几无他路。“春来茶馆”的诞生缓解了这个矛盾，只要你有问题，你都可以写信去问。小小的一个版，信息量很大，容得下十来个问题，还有一堆知识讲座。说夸张点，“春来茶馆”是原始的足球版Google　。那时，无所不通、百问不倒的“正军师”俨然一个大英雄，其地位不亚于一个明星。

　　老段的“正军师”角色一直扮演到1990年世界杯前。因为报纸版面调整，这个栏目停了一段时间。1995年11月到2000年2月，老段二度出任“正军师”。

　　老段主笔时期，“正军师”不仅是个“万事通”，还是个幽默调皮的角色，时不时会拿中国足协开涮一下。再加上段嘉元通过其他报刊发表了不少批评足协的文章，有人坐不住了。足协一位高官就曾半开玩笑地对段嘉元说:“笔下留情啊，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说是“一家人”呢？因为在1995年，经足坛元老陈成达的推荐，段嘉元被选为中国足协技术委员会委员。

　　可是老段本性难改。足协那边彻底不高兴了，于是在1998年技术委员会换届后，就没了老段的位置。“哈哈，我等于被除名了。”

　　35年下来，老段有一个自制的资料库，上百本国际足联和亚足联官方刊物，25本资料剪报，塞满500万汉字字符的数据光盘。拿他这个土制资料库和Google　相比谁厉害，他认为，不太好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你在网络上搜索到的是五花八门的数据，甚至是错误的数据，而他提供的是一种经确认的、经整理归纳的、惟一性的数据。

　　去年，围绕“郝海东代表中国队在国际A级比赛打入100球”的问题，几家专业报纸和电视台竟然有多个不同版本，一时争论不下。这时老段跳出来了，道出一个答案，并以网络上也查不到的新中国足球队所有国际A级比赛的比分和进球者数据库为据，就是郝海东母亲打电话来核实，老段也从容不迫对答如流。

　　老段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虽然坚持不用手机，但电脑比谁都用得早，1988年就在同事的指点下“触电”了。他最常去的7个网址，就是国际足联和6大洲足联的官方网站。

　　段嘉元自己建立了一个详尽的足球“资料库”。　本报记者　姬东　摄


　　淦耀裁判问题专家
　　早在1983年，还是一线裁判的段嘉元就违背《国际足联比赛官员条例》，开始在报刊上对裁判“评头论足”，不过主要是以翻译英国《世界足球》上的文章为主，被骂的也是外国裁判。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羊城晚报》、《足球》报上。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段嘉元将视野转向国内足坛。特别是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的启动，给他提供了广阔的素材。刚开始，他的胆子还不怎么大，不点裁判的名，只说“执法某场比赛的某某裁判”。在新华社《体育参考》上写了几篇下来，段嘉元发现不点名还是等于点名，都是公开的比赛，被批评的裁判很容易对号入座，不得罪人也得罪人了。更重要的是，段以前翻译文献最多的英国《世界足球》杂志时任总编凯尔·拉德基的文章给了他借鉴和勇气。“他能犀利地、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本国的或世界著名的裁判，为什么我就不能？”国内的裁判从此发现，他们的大名经常出现在《体育参考》或《羊城体育》上。很快，中国足协办的《足球世界》就不再找段写稿了。

　　正如物理书上说的那样，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中国的足球裁判能够听从他们的师长或上司的批评，但是一个只取得过一级裁判称号的小子来说三道四，那是不会服气的。1994年2月，当时的中国足协裁委会负责人蔚少辉带着陆俊等十来个国际级裁判在一次会议之后堵住了段嘉元要去拜见中国足球理论界前辈尹怀容老师的路。事隔11年了，老段还能清楚地记得，地点就在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北门，“说是不期而遇，后来听说是计划好的。名为业务讨论，实际上是论战”。有的裁判脸红脖子粗，“你，你，你，怎么有资格这样写？”有的还算客气，“你说国际足联这样规定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当然围着不吭声的最多。

　　“业务讨论”结果如何，记者问。老段哈哈一笑，“算是足球现代版的诸葛亮舌战群儒！”其实，最后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老段依旧我行我素，只要看到错判漏判照样一针见血。当然他也如凯尔·拉德基所言，不与可能被批评的国内裁判界人士交往，其实这种交往原本就不多。

　　从1999年起，段嘉元应邀为《体坛周报》裁判专栏撰稿，点评每一轮联赛的裁判判罚，署名是“淦耀”。每逢世界杯、欧洲杯等大赛，老段是广州、北京多家综合性日报裁判问题的主笔，“淦耀是我的字，在你们《南方都市报》，我用的笔名是雪翔。雪翔是我从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按球迷岳父的意思，希望中国足球纯洁向上”。

　　借助于各方传媒之力，老段走红足坛。如果你在Google　里键入“裁判问题专家”，搜出的网页99％与他有关。

　　在《体坛周报》编辑黄澍捷看来，“段嘉元是一个大师级人物，而且他不仅仅是‘裁判问题专家’，规则、典故，还有与足球有关的许多运动项目知识，他都懂，他应是一个体育百科学专家。”他透露，段文给报社带来的最大压力不是来自足协或者当事裁判，反而是读者，“球迷往往感性成分强一些，现在裁判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又不是太好，而段老师在一些焦点判罚上却是实事求是支持裁判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此也有点不认同，但是我们相信他内心是公正的。”

　　其实老段并不乏竞争者，比如专业媒体的一些资深记者、退下来的一些国际级裁判，但就综合优势而言，无人能出老段其右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裁判问题”有点类似中医行业，经验和积累至关重要，越老越吃香。就如黄澍捷所言，只要中国还搞足球联赛，他们这个裁判专栏就不会停，“主笔的仍将是段老师，只要他愿意写下去”。

　　段文获得了媒体和球迷的共鸣，但在裁判圈内，似乎杀伤力不如从前了，这也许和中国裁判这一特殊群体经历阵阵风浪后，心理素质和承受力提升了大有关系。“这几年看来还得接受段嘉元的监督，只不过骂多了也就习惯了，其实我已很久不看报了。与外界声音相比，我们更看重的还是上面的批评。”国内一位常执法中超、中甲的裁判对笔者说。
　　
　　■问答
　　“我从不搞人身攻击”

　　问:你点名批评中国足球或裁判，足协官员和裁判有何反应？
　　答:温和一点的，比如马克坚老前辈，会借开会之机劝我“笔下留情，记住是一家人”。
　　粗暴一点的就是1994年的那次“论战”。一位领头的当时凶神恶煞，说我批评中国足协和裁判，那就让你老段来吹哨，到北京来上班好了，话很难听。我心里想，我两年前去北京开会，王俊生看到我写的论文中批评中国足协的字句也没说我没有资格。于是我就反问:第一，裁判是不是不能批评？第二，是不是批评你了，你在运动员中就没威信了？(最后结果如何，他们服吗？)这个也不要吹，说多了伤了裁判员的自尊。因为足球裁判员毕竟付出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在球迷的压力下出现差错也是必然的，关键是有人为你指出就能使你避免重犯错误，我的这些评议实际上是在为祖国的足球运动义务劳动。最后还是那个领头的出来圆场:老段，老段，有话好好说，他们文化没你高。我说，足球裁判可不是文盲就能当的。我当时也争强好胜，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大家都是学术交流，就是争个脸红耳赤也不怕。

　　我习惯深居简出，1986年底开始就不再参加任何裁判活动或聚会了。现在新的裁判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不认识，也就没了人情负担，评议起来就客观些。据说很多裁判看了我评议他们的文章，都说我讲到点子上了。

　　问:有没接到过恐吓电话？
　　答:没有，绝对没有，这个倒要实事求是！个别裁判通过各种途径表示，要跟我沟通、探讨，说得很真诚，我对这些要求都是谢绝，一概不交朋友。

　　问:你这是“三不政策”，不见，不谈，不交。那你怎么搜集他们的情报？

　　答:我的渠道有四。一是全球公开的裁判个人信息，根据国际足联选拔裁判条例，所有待晋升为国际级的裁判，他的简历在每年10月31日前须经所在国(地区)足协领导人签名担保后报给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比如我在陆俊的简历children(子女)栏就能看到“一个儿子”。二是任何裁判执法国际比赛，如有重大失误，英国《足球裁判员》杂志都会备案并公布。三是我的个人资料库，每一名国内裁判我都在电脑上建立了一个文件，一有重大失误或优异表现，我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比如前几天引发“新乡中甲赛场流血事件”的主裁判孙兵，他在我的电脑里就加上了一段并非光彩的记录，但是他判罚点球是对的。四是从1970年起我就养成了剪报的习惯，分门别类，整理成25本；前9年都是别人的文章或数据，1979年起就有了自己的“豆腐块”。

　　问:有没想到过会惹来笔墨官司？

　　答:也想过。我迄今发表了1725篇文章，500字以下的就不算在内，其中731篇是批评裁判。我会批评足协的不是，会指出裁判的失误，但我从不搞人身攻击，都是就事论事，所引用的事实都是发生在公开场合，或公开报道的、当事人未予反驳的。

　　我认为从法律角度上分析，媒体是没有权力去侦查足球裁判、足协官员的，也不具备技术条件，道听途说是要不得的。比如说，一个裁判，第一职业收入并不高，当裁判也没几年，却能开着豪华轿车上下班，哪来这个钱？但是这就是现象，你没证据，也不可能取得经得起司法论证的证据。

　　我的文章都是对具体裁判过程的批评，对中国足协的批评主要是分析历史。比如说足协宣称“1955年至1958年是新中国足球的第一高潮期”，那我说，不对！不能说你到匈牙利留学了一年半就是高潮，在正式国际比赛中连印尼队都打不过，而且印尼队是华裔业余选手为主。你不能说毛主席、刘少奇、贺龙等同志去看了比赛就是高潮。

　　我还坚守一个原则，中国足球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龙哥(张吉龙)有次开大会时提到了亚足联刊物上有中国人写批评中国足球的文章，我说那篇文章绝对不是我写的，那不是我的文风，英文也一样。

　　比如1991年我在女足世界锦标赛上碰到亚足联裁委会主席布佐将军，谈起规则与裁判问题，他奇怪地问我，你怎么不当裁判？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我指了指我的眼镜，说我眼睛近视了，只能当裁判的裁判。

　　问:1998年发生在广州的“陆俊事件”，你有没有被牵扯进去？

　　答:我没被牵扯进去，官司与我无关。我的确在《体育参考》上撰文，指出陆俊3处严重失误。有句话很不好听，“作为一个刚刚被评为‘中国金哨’的裁判，出现这样的疏漏是低级的，不可原谅的”。这样的评议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也经得起规则和裁判指南的核对。报道“陆俊受贿20万元”的是羊城另一家媒体，该报因此惹上官司并输了官司。

　　问:你个人认为，国内那么多裁判，谁的水平最高？
　　答:这几年要算陆俊。如果从中国1979年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席位说起，还是张大樵、陈胜才、李英明厉害。中国裁判水平目前在亚洲属一流水平，与中国足球竞技水平基本吻合。

　　问:陆俊之后呢？还有，龚建平的水平到底如何？
　　答:我不想点现役足球裁判的名，怕他们翘尾巴(笑)。因为评议裁判的行规就是无过就是功。观众到场看球不是去欣赏裁判掏红牌判点球的。如果非要说，我看好周伟新、黄俊杰、杨志强、陈国强等。龚建平的水平算中上等。
　　问:杨志强，可是有网友说他是出了名的“摇摆哨”啊！
　　答:对，他是闹过大笑话，判了点球，又改，再改。但是，真正优秀的裁判一定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经过那场风波之后，我发现杨志强变得更坚决了。还有，在重大判罚前，他学会先用眼睛扫一下全场，这很重要。

　　问:广州籍的国家级裁判周伟新你认识吗？
　　答:我知道他，他也肯定知道我，但是我们从没见过面，也没打过电话。当然，他的老师李少峰我熟识。
　　问:你做“裁判的裁判”这种角色将扮演到什么时候？

　　答:无形中我压了一些年轻人。但是足球运动就是公平竞争，我希望看到更好的评议裁判的文章。
　　问:最后一个问题有点八卦，能否说说你的家庭生活？
　　答:我们家太太说了算(笑)。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所说的，一个家首先是由女性组成的。我母亲早就要求我结婚后工资就上交妻子。后来有点稿费，也习惯由太太支配。她知道我半夜写稿辛苦。我最常干的家务活是洗碗，因为洗洁精对女人手的伤害肯定会比男人的大，太太的手宝贵(大笑)。我们有一个女儿，在广东某高校就读。作为足球爱好者我不抽烟、不喝酒，业余最大的爱好就是足球。当然在妻子批准的情况下，我购买了上千张古典音乐CD。踢球的年代我还拉过小提琴，音乐老师也说我没有发展前途。

　　段嘉元家住天河北闹市区，城市的喧嚣并没有改变他对足球研究工作的热爱和真诚。本报记者　姬东　摄
====================================================================================================

　　记者手记
　　身处闹市，心存海洋


　　老段是一个很谦和的人。
　　一位认识他十几年的朋友说:“100个采访对象里，他是最好接触的那一个。”
　　他个子不高，不到1.70米，戴一副眼镜，平头。随身总是带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有最新的中英文体育刊物。
　　他的家就在天河体育中心北边，宽泛点说那属广州CBD(中央商务中心)。但他与世俗社会接触不多，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在外人看来单调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乐趣，正所谓“大隐隐于市”。自1986年公开宣布与裁判界不再往来之后，他真的与这个群体“决裂”了，而他青年时的梦却是想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笔者比他小二十来岁，很尊敬地喊他“段老师”，他会真诚地回一句“蓝老师”。他回应其他人，也是如此。

　　谦和的段嘉元，温顺的段嘉元，与世无争的段嘉元。但这只是他的一半。
　　只要他拿起了笔，现在是坐在电脑前，他就不再是“羊”，而是一头“狼”，一头原始野性被唤醒的“狼”。这时的他多了份见魔就斩的杀气，多了份快意江湖任我驰骋的豪气，多了份“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霸气。

　　中国顶级足球裁判，几乎没有未被段嘉元点评、指责过的。即使贵为中国、亚洲的“金哨”陆俊，也曾被段怒斥道“出现这样的错误，真让人无法原谅”。正由于段嘉元与裁判不打交道，他就没了人情负担，该说就说，要多狠就能多狠。
　　他曾是许多裁判眼中的钉子。但在大众眼中，他是尺子，一把尽量逼近公平、公正的尺子；他是“牛虻”，“叮”裁判的血，但反过来刺激裁判界的良性发展。有位网友写道，如果没有段嘉元和相关媒体的舆论监督，中国足球裁判界只会更烂、更臭。
　　当然，老段并非那种歇斯底里的批判狂。
　　他对笔者说，中国这6年水平最高的裁判，“实事求是地说，正是陆俊”。他也承认，评论裁判，也有偶尔看走眼的时候；单凭记忆引用资料，也会有摆乌龙的时候。所以每当他看足球比赛时，家里的两台录像机就会同时开动起来。
　　“裁判问题专家”、“正军师”之外，他还有自己系统的足球观点。从学术层面说，他是中国最早一批提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人；当8年前“中国足球二流论”甚嚣尘上时，他也是第一批站出来反驳的学者之一；批评阎世铎的“足球行规论”，他又站在最前列。在中国体育运动学术权威刊物上，他有11篇论文问世。

　　活在尘世间的段嘉元也许有点逍遥、避世、无为；在纸上重生的段嘉元却是那样积极、入世、有为。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段嘉元也有两个“自我”。“外在自我”展现于客观世界中并适应于客观世界，往往并非本真的自我；而“内在自我”则是真实地面对个体灵魂的本真状态的自我。当两个“自我”不一致时，生命只能在矛盾中达到一种平衡。

　　段老师原本并不愿意接受这次采访。他反复强调，他只不过是做着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并非什么人物；中国足球运动要进步，主要还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足协领导者实干出来的。段嘉元作为一介书生，能挥斥足球，毕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其实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是片海洋，只不过外人不知道而已。
　　


　　1996年1月，段嘉元执法中国女足与山东女足的一场训练赛。
　　图片提供:段嘉元
===================================================================================================
访谈“足球百晓生”段嘉元：裁判的“正军师”
2006-06-03 14:39:04　来源: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段嘉元是谁？

他从1970年开始收集中国足球、世界足球的资料。中国足协资料库里有的，他有；而他有的，官方资料库里可能没有。他曾两次出任《足球》报“春来茶馆”栏目的主持人，就是那个“百问不倒、无所不通”的“正军师”。
 
 


他是“裁判问题专家淦耀”。中超或甲A每一轮联赛之后，你都能在第二天的《体坛周报》或《体育参考》上看到他评论裁判问题的文章。

他就是段嘉元，现任职于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是足球裁判学和足球社会学。他是一个大师级人物，他不仅仅是“裁判问题专家”，规则、典故，还有与足球有关的许多运动项目知识，他都懂，他是“足球百晓生”。

爱世界杯从一部纪录片开始

记者:段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看世界杯？

段嘉元:1970年。当年的世界杯之后出了一个纪录故事片，先讲一个巴西少年，当他得知巴西队将到墨西哥参加世界杯之后，就一路打工，走到墨西哥，观看世界杯比赛。后面的部分就是纪录那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和现在的纪录片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还处在“文革”时期，还无法看到世界杯，这个纪录片相当难得。

记者:从那时就喜欢上世界杯了？

段嘉元:1974年，当时的《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三篇当年联邦德国世界杯的文章，包括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的都有。那些文章我都剪下来了，一直收藏到现在。不过真正喜欢上世界杯的，还是两年之后所看的一部内部纪录片上开始的。

记者:两年后？

段嘉元:1974年世界杯，德国方面请了一位著名的导演，拍了一部纪录片。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我们在两年后才能看到。

记者:那一届世界杯很精彩……

段嘉元:那部纪录片拍得很成功。开头是这样的，宇宙中一个混沌初开的地球飞过来，变成了一个足球，来到了世界杯比赛现场。那一届世界杯决赛荷兰对德国，前面47秒，荷兰一直控制着足球，他们在不停地倒脚，但克鲁伊夫被德国人看得死死的，他只好退回本方半场，但是内斯肯斯突然将球传到前场，克鲁伊夫带球突破，被德国队员绊倒，点球！

记者:荷兰队13次倒脚，德国队一次球也是没碰到，就送了一个点球……

段嘉元:罚点球时，镜头突然一转，转到看台上，那是荷兰队员的家属，美女太太们都在那里，但是内斯肯斯的金发太太不敢看这个点球，太紧张了，她背过身去，只听到全场轰动，球迷在欢呼。当时的解说员说:“内斯肯斯太太错过了这个镜头，我们不能错过！”镜头指向点球场面，内斯肯斯没有助跑，踱了两步之后起脚射门，球直挂死角……然后从头开始，纪录这届世界杯。

看了之后，想不被迷住都难。现在来看，这个纪录片也仍然很精彩，我后来又看了很多次。深深被吸引住了。

记者:当时的媒体如何报道世界杯的？

段嘉元:1974年世界杯，当时的《体育报》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体育报》都没有报这些消息，国内其他媒体也没有，可以说是一空二白。

记者:这种局面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改变？

段嘉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据《参考消息》报道，当时在邓小平同志的过问下，中央电视台转播了那届世界杯的三四名争夺战和决赛两场比赛，其他的比赛都有报新闻，能看到一些镜头了。当时我在南京也有电视看了，而《体育报》也开始有世界杯的报道。

记者:那你的世界杯研究有什么变化吗？

段嘉元:1978年世界杯之后，我的足球启蒙老师邬敬忠老师从广州体院带回一本英国出版的《世界足球》杂志，开始翻译其中的文章，上面有许多世界杯的最新报道，我们以两个人的名义，将翻译的文章发表在《南京日报》和《新华日报》上。

记者:从那时开始投稿？

段嘉元:当时已经有了一些体育版面，也有人来约稿。而1982年那届世界杯，随着中国队参加预选赛，报道世界杯的媒体和版面就更多了。我是在那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从南京来到广州的，开始向《羊城晚报》和《足球》报投稿。

从翻译稿件到两媒体争抢

记者:听说当时的著名体育报人苏少泉老师对你有知遇之恩？

段嘉元:那是1986年世界杯前，老苏当时已经知道段嘉元这个人了，当时他的得意门生范柏祥特意到流花路广州体委办公楼来找我，大家开始认识，他开始让我做通讯员，为《羊城晚报》写稿。那时还是以翻译为主。

记者:那你为《足球》服务又是怎么回事呢？

段嘉元:《足球》报的严俊君，你不得不佩服他的胆识过人，他虽然不太懂足球，但是他认识到足球热潮在中国拥有广阔前景，千方百计办起了《足球》报，做了一个开创者，这种胆识和眼光是没人能比的。1988年10月，严拉我去《足球》做版面，做《春来茶馆》的“正军师”。因为我的身份是广州足协的，也就去了。之后停了一段时间，但是1994年到2000年又做了6年。

记者:听说后来《羊城晚报》和《足球》都在争你？

段嘉元:我当时的优势就是懂外语，自学成才，靠英国的《世界足球》和维拉潘寄过来的《亚足联杂志》、《手册》等，比一般国人多一些资料，消息全一点，有独家的味道，他们比较看重这一点。客观地讲，我的一些文章对晚报的发行是有一定的正面影响的。老苏对我有知遇之恩，1990年、1994年、1998年世界杯我都是在晚报度过的，不过严俊君也来找我，每期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那时我一个人做两份工，既要写裁判文章，也要准备“每日之星”等一些栏目的资料，我就先翻译出一些有可能会用的文章，存在光盘里，比赛过后，找出对应的那部分就行了，很累，也很充实。

记者:看了这么多年足球，你自己喜欢哪支球队？

段嘉元:从技术流派来说，当然是巴西。但是从激动人心的记忆来讲，意大利的罗西那一届(1982年)都令人难忘。世界足球发展很快，每一届比赛都有不同的兴奋点。而国际足球也提倡百花齐放，不会特别倾向于哪一种流派，希望各种风格都得到发展，作为一名足球研究工作者，我也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