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演讲：中国文化吁天录（下）

中国文化吁天录

时间：2007年4月

地点：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续前）

在毛的时代，身体被视为灵魂和革命的敌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这个误解导致了身体长期受到打压。直到一九七六年以后进入邓小平时代，文化终于解冻了。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这张照片是当时的五巨头，从左到右是华国峰、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当时的“大内总管”汪东兴。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也是当时“北京政变”主要的执行者，如果没有他，这场政变是不可能实行的。推翻了四人帮，逮捕了所有主要毛派成员。但是政治的解决不等于文化上的解决，实际上一九七六年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整个中国还是处在后文革时期，也就是仍然处在中山装年代。

一直到八一、八二、八三年，文化的解冻缓慢开始了。最早在中国电视上露面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是《上海滩》，在银幕上露面的日本电影是《追捕》。这两部影片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主人公不再是我们过去所看见的革命英雄形象，而是那种含义更加复杂的流氓英雄。这个许文强本身是一个黑帮成员，可是他是一个有人性的、有爱欲的、有道义感的流氓，所以我们称之为流氓英雄。他是流氓和英雄的杂交。《追捕》也是，主人公高昌健是被警察追捕的囚犯，同时他又是个正义的好人，所以他身上也有复杂性，更符合人性的本来面貌。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受到了巨大的欢迎，而且特别受到女孩子的青睐。周润发第一次在大陆受到女粉丝的接纳，此后是一个漫长的、经久不息的崇拜运动。而这些流氓英雄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道具——墨镜。于是全中国，从上海开始，掀起了一场全体男青年戴墨镜的运动。那个年代满大街全是墨镜。那墨镜其实都是乡镇企业做的，可是上面都有一个标签——MADE IN HONGKONG、MADE IN JAPAN、MADE IN PARIS、MADE IN U.S.A，就是各种各样的来历，表明它是一个舶来品。这个商标还不撕掉，一边一个，贴在镜片上，看起来就跟白内障似的。这是男人的黑色时尚。

而女人呢，女人流行的是踏脚裤。你们现在看到的踏脚裤（照片），是现在流行的、经过改造的踏脚裤。当时可不是这样的，当时的踏脚裤材质没有那么好，颜色也很单一，是黑色的，还有这个踏脚带。为什么要踏脚带呢，因为它是一种弹力裤，是要强行拉扯后才能把腿型表达出来。身体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安全的表达自己的方法。什么是安全，如果你坦胸或露背，当时肯定会作为流氓罪被定罪。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穿着裤子，包得严严实实，却能够充分地展示大腿的线条。当时女孩子特别喜欢穿这个，因为整个线条一出来，就显得很性感。可是那些中老年妇女，大腿臃肿得很，她们也凑热闹穿。

另一方面，踏脚带这个东西是一定要被遮蔽起来的，一定要穿中帮以上的靴子把它遮蔽起来，否则露在外面，跟你赤脚穿皮鞋是一样的，显得很粗俗。当时的中国人民还不懂这个，全是穿低帮的鞋子，所以满街都是踏脚带。从老到少，不分年长年幼，只要是个女的，全是踏脚裤。这个热潮从上海开始、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一直扩展到了像西藏拉萨这种内陆腹地。十几年经久不衰。我问过我班上的女同学小时候穿过没有，基本上都举手了。我猜你们在座的同学，小时候肯定也穿过。这是中国的女性集体卷入的最大规模的时尚运动，但它确实带来了一场空前的视觉灾难。要知道时尚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穿最适合你的，寻求个性和差异性。而踏脚裤正好相反，它像制服一样支配了我们的趣味。

还有一种新时尚在当时流行起来。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化妆品品牌——霞飞，上海一家残疾人工厂生产的，它弄出了“霞飞增白美容霜”。这个创意当时很牛，它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女孩子要求变白的这么一个内心欲望，然后在全国推广，卖得好极了。这是当时风靡全中国唯一产品，此外没有第二家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气候相对寒冷的中国北方。但是，它虽然点燃了增白的欲望，却达不到增白的效果。就两三块钱的东西，增什么白呀！于是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女性找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直接把脂粉涂在自己脸上。所以在八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北部，尤其是在青岛以北的，女孩子从冬天到夏天都涂着厚厚的脂粉。这个脂粉涂起来是这样的，它以这个下巴为线，上面全是脂粉，下面一点都没有，所以就变成一个白黄分明的面具。当时我去中国北方开会，看过到这种场景，感到非常恐惧。她们很像日本的艺妓。这其实也是一种畸形的时尚。

在时尚解放的初期，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互相模仿，最后酿成了白色灾难。男性是黑色灾难，女性是白色灾难。这两场灾难，实际上就是中国大众走向时尚的代价。但经过这一场灾难之后，我们的时尚观念，我们的大众的美学理念，逐渐地走向了成熟。

今天我们面对着小资成长的时代，小资的概念是什么？用最省的钱穿最好的衣服。这个好不是指它价格昂贵，而是指它能够最好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气质。现在的女孩子要看见同学跟自己穿一样的衣服，肯定就不再再穿它了。就是这样，生怕重复，生怕跟别人雷同。而我那个时候，却是生怕跟别人不一样。这是完全颠倒的两类时尚。

我们现在要回忆一个更重要的突破，身体语言的突破，就是邓丽君。今天我看了一条新闻，一个昏迷了很久的植物人，家人不断给他放邓丽君，结果把他给救醒了。这是个医学奇迹，反过来说，它证明了邓丽君歌曲是有治疗功能的。治什么病呢，想一想吧，当时我们的人民是唱着什么歌走出文革的：全部是革命歌曲、战斗歌曲，全部是进行曲，充满了斗争和暴力的色彩，可是突然间走来了邓丽君，柔柔的，低低的，在你耳边耳语，用气声，用喉音，这些东西都特别地性感，所以整个钢铁中国完全被她一个人软化了。

当然这种软化在开始时也是很艰难的。当时的行政机构非常保守，谁听邓丽君，谁就得倒霉，处分，记过，开始的时候据说还有为此蹲监狱的。最后当然都是不了了之了。因为这个民众的力量太强大了，法不责众啊。所以虽然官方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正式承认她，可是她在民间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了。那些歌厅里的曲目，保留了大量的邓丽君歌曲。势不可挡。邓丽君治疗了当时中国人非常严重的心理痼疾，给他们带来了爱的语言、爱的宽慰，帮助我们完成了人性的治疗和康复。

还有一个能跟邓丽君相提并论的，那就是崔建。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歌唱爱情的，即用一种流氓的方式。什么叫流氓方式？我的流氓概念不是我们的司法概念，千万不要跟它混淆在一起，我的是广义的流氓。广义的流氓就是丧失身份的人。我们从社会身份的理论来推演出一个新的概念，从新定义流氓。丧失身份是八十年代人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本来是非常坚硬的，它却突然解构了，乡村和城市突然变得非常松动了。农村的人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之间人口互相流动也非常厉害，出现了所谓的盲流。这个词现在已经不用了，可是在八十年代，盲流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文化现象，这些人我们称之为“流氓”。

崔建的代表作《一无所有》，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十八次提到了走啊走、走啊走，就是不停地流走。他在流走当中寻找着自我的价值。这种流走不仅仅是从农村到城市，而且像上海很多青年，跑到深圳，当时深圳是全国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后来又从深圳跑到了海南，海南又代替深圳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哨，大规模的人才的流动。所以崔健的歌折射了那个时代，暗示了一个动荡的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这个时期中间文化突然被打断了。1989年之后有一个知识分子死亡的多米诺骨牌。这个骨牌是从海子开始的，海子在1989年的3月，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附近的一条慢车道上卧轨自杀。死了以后解剖他的胃，发现里面只有两枚腐烂的橘子，他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然后，五月在天安门广场上，骆一禾——海子的亲密战友，在那里突然中风——一个年轻人突然中风，这很奇怪，几天后在医院里去世。然后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死亡，有跳永定河的自杀，叫戈麦，也是北大的，他先焚烧了自己的诗，然后就跳河自杀了。还有一位是顾城，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在新西兰激流岛，他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在自己家门口的树上吊死了。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文革时期，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密集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链锁最后一个一环，落在我的朋友身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青年文学评论家——胡和清，他住在戏剧学院后门李鸿章的旧宅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楼上跳下来，死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死，没有人知道任何直接的诱因。他生前只是说了两个字——“无趣”。为什么会觉得无趣，跟现在这个娱乐狂欢的年代截然不同。

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一个大众文化还没有确立，而精英文化被强行打压下去的年代。通过这个艰难的转折点，我们才走到了1993年以后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又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那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中国都置身于一个新的文化浪潮之中，但这次的主题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时尚革命。地点跟第一次改革开放也不同，它不是从北京开始，而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当时进行了一个殖民地文化的清理，推出了月份牌。九十年代，上海所有餐馆墙上都挂着月份牌。这其实是三十年代的广告(照片），你们看，它的女主人公都是情欲的象征，能够集中表达当时男人对女人情欲的投射。右边这个倒是像个淑女，像一个女学生的装束，它也是男人对处女的暧昧愿望。你们再看看这两个女孩，都是以阮玲玉为原形的，眼神都是空的。你们看到三十年代的时尚了么？她正在打高尔夫球，后面的背景是扬州瘦西湖。为什么上海女人要放一个扬州背景呢？是因为那里曾经是中国妓院文化的最高代表。同时瘦西湖的亭台楼阁也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象征。这些女人背靠民族文化，却面向未来世界，充满着对现代性的憧憬和想象。

这些月份牌女人穿的是什么呢？旗袍。所有这些绘画都有一个核心元素，那就是旗袍。让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旗袍吧。它其实跟旗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说旗袍是满州人发明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满州人的旗袍跟这个无关。那个也叫旗袍，只不过是同名而已。那个旗袍是怎么做的呢？一个大袍子从头罩，跟乡村制服没什么区别。但是上海人借用了这种名称，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时装，用来表达江南女人的身体线条，东方人的线条。这个线条不能太夸张，西方人的线条太夸张，旗袍是不能容纳的。它要东方人的那种含蓄的美，而旗袍是最适合表达的。裁缝定做旗袍，要测量三十六个数据，这意味着旗袍非常在乎女人的身体，要对它进行一种史无前例的细致的描述。它就在上海这样的地方诞生了。它把亚洲女人的身体魅力充分展示了出来。九十年代的那种殖民地怀旧，就是企图重新找回身体解放的元素，通过记忆把它发掘出来，来改造我们当下的乏味生活，同时也把它当作未来都市的生活样板。

这场新的翻身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国人往往都喜欢走过头，走到事物的反面去。身体不断解放，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它最后又解放过度，矫枉过正。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国人身体解放到这个惊人的程度。1996年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千万黄色娘子军》在大陆崛起。什么叫“黄色娘子军”，就是妓女嘛。我们不是有过一个样板戏叫《红色娘子军》吗？这个词就是从那里来的。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反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庞大的身体服务的产业群。从歌厅、浴场、洗头房，一直到洗脚房。我就举个例子，西安有个区叫咸阳区，就是秦始皇陵墓的所在地，整个咸阳区有上千家足疗店。这里面的服务内容形形色色，非常暧昧。但它的区政府规定，当地警察不准进去查抄，它要保护当地的足疗产业。因为这是当地第三产业的基本支柱，掌握了整个城市经济的命脉。咸阳只是很小的一个地方，但它过去曾经是专制帝国的心脏。现在，全中国每个城市都充满了洗脚房。这就是伟大的中国特色。

刚才我讲了一段很简略的历史。下面我来跟同学们简单描述一下大众文化的现状。也就是简单地描述一下它在四个方面的变化。下半身的解放，从文化的角度说，首先出现在小说里，也就是出现在虹影的《英国情人》里。在这之前，男性作家经常描写性生活，比如贾平凹的《废都》、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都有直接的描写，男性作家比较皮厚，比较无耻。女性作家一般都比较害羞和含蓄，只有虹影开了先河，然后她就被告到法庭上去了，当时长春市中级法院宣判她有诽谤罪，说她是以某个名人为原型的，所以名人的后代就来告她。同时还判她有淫秽罪，后来在辽宁省中级法院，这个案子给翻了过来，二审的结果是诽谤罪还在，但把淫秽罪这一条给去掉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纠正，诽谤罪只涉及作家个人，而淫秽罪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虹影之后出现了卫慧，一个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写了《上海宝贝》。而后又有个女作家写了《乌鸦》。出版商居然以“妓女作家”和“妓女文学”来炒作她，这一下就把《乌鸦》给毁掉了。其实《乌鸦》比《上海宝贝》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可是她一下子就被钉死在了“妓女作家”和“妓女文学”的耻辱柱上。九十年代末的那种出版社的恶性炒作，给文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身体解放做进一步推进的是木子美，博客出现以后，她第一个在上面写自己的日记，而且把个人跟男人的性生活隐私公布在博客上，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到了木子美，大家都想可能已经到头了，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狠的。那就是竹影青瞳，她是广州的一位大学教师，她直接把自己的裸照放到网上。但她很聪明地把头给切掉了，警察无法追究她，她说这不是我的，你凭什么说这个是我的。这是她聪明的地方。虽然据说竹影青瞳在学校里被处分了，好像是辞职了，但是据说她没有受到警察的骚扰。这时大家想，竹影青瞳已经登峰造极了吧，你还能怎么着？不料又出来一个芙蓉姐姐，她用她的S型造型来描述自己的身体，给她自己的身体下定义：除了貌若天仙之外，还有她丰满的胸部和美丽的臀部。你们看，所有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身体，没有其它别的任何东西。身体是大众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无论这个身体是美的还是丑的，它都在经受我们的检验，由此产生了全民狂欢的效应。 

在2005年，湖南卫视推出了超级女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跟刚才我讲的芙蓉姐姐事件，构成了中国媒体的大转变。上海有一家报纸，一天之内以八个版的篇幅，来炒作芙蓉姐姐，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超级女生更是如此。所以我把2005年称之为娱乐元年，今年则是娱乐三年。在娱乐三年里出现了什么新人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那就是娱乐业的彻头彻尾的牺牲品——杨丽娟。以超级粉丝的身份，狂追刘德华长达十三年。在她15岁之前，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学生，品学兼优，可是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刘德华的照片，从此她就变成一个疯狂的粉丝，变卖家财，进北京六次，香港三次，最后一次他们全家进香港，这次他的老爹受不了了，跳海自杀了，引起了整个华人世界的震动。直到现在，媒体还在大规模地炒作这个案子。这是在身体娱乐化之后，大众文化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揭露了娱乐工业背后的残酷性。

戏仿也是娱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它跟一般的娱乐又不完全一样。它是一种对既有文化价值的反叛。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胡戈用来戏仿和反讽《无极》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时陈凯歌勃然大怒：人不能这样无耻。然后这句话就被全体人民所津津乐道。《无极》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是一部拍得很糟糕的电影。其实陈凯歌的早期电影还是很不错的，他拍过《黄土地》、《孩子王》什么的。他拍的最好的片子当然是《霸王别姬》，还得过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大奖。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他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连讲故事的基本能力都丧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去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梨花派和韩寒的口水大战，一个叫赵丽华的中国作协会员，还是某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她写了一些口语诗，结果被网民贴出来，大加讽刺，这就是所谓的“梨花体”。韩寒在他的博客上开骂，这种叫文学？你们的主流文学就这个样子？所有的八十年代的先锋诗人都站在赵这边反击，还在北京开了一个“保卫诗歌大会”，他们就在那里朗诵诗歌，挺好玩的。但中间出了一个插曲，有个诗人一激动，上就脱裤子，全身脱光，马上被人拉下去。拉下去以后媒体就写文章报道出来，然后韩寒又写文章开骂。十多天以后警察才回过神来，这个人应该抓起来啊，他犯了流氓罪啊。于是就把他给拘留了，行政拘留了好些天，好在看守他的狱警是他的粉丝，给他送吃送喝，所以没在里面吃什么苦头。这当中的故事很有意思，都可以拿来写小说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性。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今天文化的功能都在不断趋向于娱乐化，哪怕是文学之间的那种纷争，也变成了公众娱乐的焦点，只要两个人在打架，大家就起哄架秧子。后来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哄客理论”，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演员只有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人扮演的是“哄客”的角色，在一边大声起哄。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哄客，有一种是“赞客”，他就在那边一直赞美，说各种好听的话，要不久鼓掌，摇旗，晃灯。还有一种是“笑客”，对那些丑角的表演，哈哈一笑，觉得很好玩。第三种是骂客，怒目金刚，在网上开骂，用最脏的、最龌龊的话来进行话语批判，充满了语言暴力。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匿名的“哄客群体”。这个匿名状态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本来是言论自由的重要保障，但现在有人提要搞实名制，因为这个乱哪，不实名不行啊。我本人是坚决反对所谓“实名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匿名状态下的道德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因为自己匿名，人家不知道你，就在网上乱骂，甚至进行诽谤和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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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篇幅关系，此处作了大段删节）

最后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在整个转型时期，大众文化确实是无限繁荣了，但我们的精英文化，尤其是那种精神型文化，却出现严重退化的迹象。文化的核心被丢失了，它包括道德、教育、个人信念、普世的核心价值等等，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危机，我称之为脑萎缩综合症。这种综合症不仅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也发生在知识界，发生在精英作家身上，它是一个全民性的疾病。

我没有时间来具体分析，在这里只想说一个例子，那就是苏童，他曾经是中国最好的当代作家之一。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碧奴》，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神话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写一部可以被全世界读者阅读的神话。苏童选择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但这部小说的最大问题是，第一它没有心灵，第二它没有真神。里面的孟姜女很能哭，不仅眼睛能流眼泪，头发也能，胳吱窝下，到处都能流泪，整一个泪人儿。这点很有想象力，起初觉得还很不错，但再看下去，所有地方都在流泪，只有一个地方是不流泪的，那就是心。心没有流泪！苏童忘掉了一个最关键的器官。而且在这个神话里，我们也找不到神的踪迹。无独有偶的是，陈凯歌在电影《无极》也伪造了一个“满神”，那就是他老婆扮演的，显得很可笑，一看就是个假货。这两部作品是有代表性的。它们从反面暗示着一个民族所严重匮乏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是充满了鬼怪，但是没有真神，没有真正的终极信仰。所有的精神性信念都已经崩溃。

解决的方法，是重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修正大众文化的方向，扶持精英文化的发展，来探求一个全民族的终极价值的崭新空间，这里面有几种途径，但也只是我个人的方案，其实没有根本性的作用，只能在这里给你们讲讲而已。最终的方案，取决于制度变革的层面。文化的问题，最终要在文化以外解决。

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对文化的焦虑当中。我们在守望文化的最后领地，并且为文化的修复而大声呼吁，我们能够感到自己使命的艰难，并且诚恳地邀请你们和我们同行。谢谢大家。

同学提问：

提问1.朱老师您好，我们知道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经碎的复兴，那么现在我们有一句非常响亮的政治口号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抛开这句话的政治性或其他功用，您认为我们中国文化需要一种复兴吗，我们能够复兴的是什么？

我曾经拜读过您的一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的中心论点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个倒退的过程，其实在我们诸子百家时期中国文化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那么现在我们社会上行起了国学热，请问您认为国学的再兴起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答：你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下子切入了文化的本质。文艺复兴这是我们大家都渴望的。《南方周末》最近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谈论这个激动人心的话题。文艺复兴的愿望是好的，很重要，我也希望它能够复兴，但是今天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我想问的是，文艺复兴的种子在什么地方？它的土壤在什么地方？谁是推动这场复兴的主体？西方的文艺复兴需要一个自由的体制来加以推进。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连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一下五十年代的京剧演员生活，都要被下令查禁。我们还有什么有什么文艺复兴的基本自由呢？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壤。

而种子又在哪里？这个种子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我们复兴什么东西？先秦的文化能不能复兴？这个种子适合不适合在一个现代性的语境下加以复兴？我看非常难。它们之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限珍惜生命，可是先秦人对生命是极其鄙视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向任何人，哪怕是陌生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轻生是先秦的人性特点。这个特点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魏晋南北朝的人都怕死，那个竹林七贤总是装疯卖傻，那是因为怕死。可是在先秦，伍子胥出关的时候舟子渡了他，伍子胥怕他走漏风声，舟子说你不放心的话我就死给你看，当场就自杀了。又碰到个洗衣服的给他指了一条路，他又担心人家泄露他的行踪，结果那个洗衣服的当场就跳河自杀了。这一路来死了好几个，都是为了义而轻生的。这就是先秦的人文精神，很伟大不是吗？但你现在要怎么复兴呢？这个种子跟当前的土壤是不接轨的。整个西方的现代性主题，就是爱惜生命，把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放到最高的地位。

我不是说先秦不好，先秦非常伟大，可是它跟现代性有冲突，这个矛盾到底怎么解决？不先解决这个种子和土壤的对立关系，我们就无法开始文艺复兴的实验。但这还是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复兴的主体严重缺席。谁来复兴？我们这个民族哪里去找达芬奇这样的全能的文艺天才？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太弱，连独立的立场都没有真正确立，更不要说建立天才性了。对这个问题，我很悲观。

第二个问题，你问国学的兴起，它能不能作为文艺复兴的一部分？我认为完全不可能。因为今天的国学是伪国学。在去年和前年兴盛的新儒学，要成立儒学院，来代替中国社科院。要成立一个三位一体的权力机构代替人大，法院和政府，甚至还主张成立了一个儒学的遗产委员会，所有写的跟儒学相关的书出版都要向他们交钱。孔子是一个公共财富，怎么可以向你一个学术机构来交钱呢？你有什么资格来收这个钱呢？所以他变成了拿着孔子和儒学的名义来敛财的一种手段。

国学首先名称就错了。什么叫国学？是“国家之学”么？还是我们以前叫的“汉学”？汉学也不对，因为汉学只是汉族之学，现在还要加上藏学，都要纳入整个国学的范畴，但实际上它讲的还只是汉族之学。这些东西零零总总的加起来，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今天的国学只是一个口号，还处在连文本阐释的基础都没有确立的状态，更不要说把它的价值加以弘扬。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最美好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通常是最脆弱的。

我举个例子：古琴。现在很多人也听古琴，弹古琴。可以到网上去下载那些音乐，包括超市里买的的古琴唱碟，拿来一听就晕了，因为全是垃圾。真正的古琴大师基本上都已经死光光了，九十年代初上海音像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八张的古琴大碟，把所有中国古琴家，一流大师级的东西集合在一起，那都是非常美妙的东西，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那些弹古琴的人，包括他们的弟子，很少有人真正表达古琴的精神。古琴是中国音乐的最高代表，现在却要用古筝去代替它。所谓的国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那里作民族乐器合奏，也都是错误的复兴道路。中国的乐器是单体乐器，就像古琴一样。如果你弄了一百架古琴在那里弹，肯定是一场听觉灾难。国乐团就是这样，中国国乐团在维也纳演奏的效果是一团吵闹，全是噪音。因为中国的乐器定音不准，把位不准，乐器之间的协调性很差。现在我们按西洋乐队的建制把它们弄在一起，但就是难听。我有个朋友是搞音乐的，他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音乐，他说他当时的感受是恨不得地上有个洞可以钻进去。这样来弘扬中国文化，只能是对文化传统的践踏。谢谢你的提问。

提问2.我就想问您是如何看待经典作品平民化的现象？谢谢！

答：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且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问过来。这两位我都很熟。这个我可以回答你。首先，易中天和于丹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正因为太少在中国他们才会那么红。于丹一个人的书可以买到一百四十万，完全疯掉了。这跟那个踏脚裤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就是踏脚裤效应。全体人民只吃一样东西，只穿一样东西，这是一种灾难，说明我们可选择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虽然有那么多的书出版，但是能够有效解读中国古典文化的为数太少，所以于丹也好，易中天也好，只是一个开端，应该有许多这类人出来。这是第一。

第二，也不能排除里面有大量的盲从。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跟风了。买了以后不一定看，放在家里，觉得我占有了它，心里面就有了一种安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第三种情况是，对于丹本身来讲，她也需要不断完善。她的观点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专家也指出有许多硬伤。举个例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什么意思呢？为了把它跟现代性拉近，为了掩饰孔子学说里的道德难点，就说这个女子和小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这里的小人不是坏人，而是儿童。孔子说女人和儿童难养，意思就是应该好好对待他们，重视他们。你看，这样一来，儒学的硬伤、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歧视妇女的问题，就给轻易解决掉了。但这种解释完全是错的。因为在孔子的语汇里，小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道德低下的坏人，而跟儿童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歧视妇女恰恰是儒学的重要立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建立在歧视女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你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我在中央台作节目的时候跟他们建议，你们应该成立一个于丹小组，找一些专家来帮她写，把那些硬伤去掉。于丹只是一个公共形象，她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支撑。那些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背后，都有很好的的策划班子。于丹也需要一个优秀的策划班子。只有这样去做古典名著解读，百家讲坛才能健康的长期的发展下去。

提问3.五四运动在提倡中国应该怎样弘扬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应该怎样改变。五四以来中国所有大学者都在否定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现在大学生感到心里很迷茫，感到找不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觉得我们每个人，每个阶层的人应该为文化复兴做点什么？

答：你的问题太大了。时间有限，我只能简单的回答你。第一，文艺复兴不是不可能，只是在当下这个状态不可能。那么文化的问题要有什么来解决呢？不是由文化自身来解决，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好，他们都没有解决文化问题。现在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文化的问题必须在文化之外来解决。文化之外是什么呢？那就是制度，解决了制度的问题，文化就迎刃而解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说中国的文化大师对传统文化都持否定态度。也不尽然，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些大师。从来都是有两派，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有两派。像鲁迅，对中国文化，他也是很矛盾的。对中国的国民性他是极度绝望，彻底否认，但是同时他又热爱中国的精英文化，他对魏晋的风度是非常激赏的。鲁迅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更不要说其他的知识分子，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确实需要重新的界定和判断，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不是整体一块的，他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今天我们文艺复兴，虽然不能做大，但是我觉得至少得以做到文艺复苏，我们不要搞什么复兴了，先复苏起来再说吧，连复苏都没能做到，又谈何复兴？谢谢你的提问。

（特此鸣谢华东政法大学学生会学术部同学的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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