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中国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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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中国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2006-04-27 20:28:50)   分类:文化时评  罪与罚:中国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 
为进一步表明我本人关于政治忏悔的意见,这里再附上一篇写于2001年的旧文作为参照--- 中国大陆文坛最近爆发的有关“忏悔”与“反忏悔”的风潮,显示文学批评正在从80-90年代的先锋文本主义,大步跃回到激进伦理主义的立场。这是用忏悔伦理学的方式解决作家(知识分子)良知危机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一个罪恶丛生的年代,中国知识界的道德问题,正在受到来自知识界内部的犀利挑战。
 不妨回顾一下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的中国文坛。在“伤痕文学”的导引下,人道主义反思一度成为文学以及整个文化批评的基本母题。在邓小平路线的引领下,忏悔的呼声响彻云霄,而忏悔者的沉痛告白也成为动人的灵魂哀歌。
 周扬和戴厚英是这方面的两个最突出的代表。周扬在全国文代会上向受害者(如胡风和丁玲)作出公开道歉,而戴厚英则通过其长篇小说《人啊,人》和《诗人之死》抒写忏悔恨心结。这两个“知识罪人”的忏悔,消解了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恩怨。由于忏悔话语的“繁荣”,长达十年(1976-1985)的文 革反思运动宣告结束,中国大陆文学由人本主义的“伤痕时代”,转入文本主义的“实验时代”。
 然而,周和戴(也许还应当加上巴金)的忏悔,产生了一个令人深感意外的结果:它掩蔽了更多“知识罪人”拒绝忏悔和保持道德沉默的立场。一些人并未通过“自我救赎”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是变本加厉地从事“投机”与“献媚”。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在大肆缅怀和颂扬陈寅恪与顾准的“高风亮节”,但相反的声音却在沉默了十年之后卷土重来,变得更加嘹亮,并在九十年代后期达到激动人心的高潮。知识分子重新面对着道德危机。这情形已经表明,八十年代前后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反思,可能是一场彻底失败的运动。
 最近由一些文 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批评家发动的新道德净化运动,成为对抗这种思潮的一个重大事件。尽管那些要求进行“忏悔补课”的呼声集中于一两个当红作家身上,却具有极为广泛的指向性,显示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正在以“忏悔意识”和“灵魂拷问”为契机,重设中国知识分子伦理学的良知底线,以及,重新定位个人与国家、民众和市场的伦理关系。
 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首次由民间知识分子自发的道德清洗运动,我注意到了它的某种双刃剑特性:一方面显示着令人钦佩的道德批判的非凡勇气,一方面又沉陷于“毛语”(MAO SPEAK )的暴力之中。由于大量诸如“文 革余孽”和“文化流氓”之类司法审判语汇的涌现,令“忏悔伦理学”看起来更像是“仇恨政治学”。这无疑是文学批评的一个不幸状态。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点成为对手发动反击的武器:你说我是文 革派,惟因你采用了文 革方式,故你才是真正的文 革派。“文 革”最终成了双方互相抵毁的共同武器。仇恨政治学的逻辑怪圈就是如此。
 作为文 革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新生代批评家们倚仗着某种政治纯洁性,展开激烈的道德追击;而面对“知识罪人”的沉默和反诘,为了施加道德压力并逼迫其就范,新生代批评家也不得不逐步加强话语暴力的级别,从最初的温和揭露,发展为声色俱厉的声讨;在一个充满焦虑和紧迫感的时代,那些现成和运用得最熟练的话语体制才是最实用的武器。这导致新生代批评家逐步陷入“文 革话语”(毛语)的历史圈套。
 是的,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哪一种话语像“毛语”那样,既耳熟能详、通俗易懂,又洋溢着罕见的暴力激情。“毛语”的魅力跨越“后毛”和“后邓”时代,成为文化批评中最有力的用具。这便是新道德主义批评所面对的严重的话语困境。在我看来,批评家只有首先进行自我“话语忏悔”,检讨语言程序,清除“毛语”暴力的影响,进而建立批评伦理学的良性框架,才能令这场道德清洗运动获得一个健康面貌,并争取到知识界和民间更加广泛的支持,否则,就只能是一场恶性循环和毫无出路的道德噩梦。
 而在另一方面,新生代批评家的道德批判仍然包含着需要我们声援的因素。由于这场论争,终止了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伦理探求再次获得了“解冻”,而在这到处弥漫着献媚气息的时代,如果没有必要的历史清算,对“知识罪恶”的批判、“正义话语”及其与知识分子伦理的重建,都是无法想象的。无论有关“忏悔”的道德动议是否被接受,历史的真相必须被追问。这并非只是一种官方钦定程序,而且是任何普通人都拥有的权利。我确信,在经过反省与修正之后,新生代批评家将找到更加合理的话语策略。
 在文学日趋肉体化的时刻,文学批评却要从事一场艰难的道德战争,这一企图充满了不合时宜的色彩。一方面是少数批评家的孤寂声音,另一方面则是流行作家、公众和官方的联合抵制,这种力量悬殊的搏斗态势,将使知识界摆脱良知危机的努力变作泡影。但新伦理主义批评对“知识罪人”所构成的道德压力,却会成为影响新世纪文学生长的一个戏剧性要素,并向整个知识界提供道德化的一个激进样本。 (作者:朱大可,2001年5月写于上海,原载香港《亚洲周刊》)  本文题图:李路明《中国手势》